杨继绳

6..4 事件是文革之后，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历史转折点。通过对 6..4 的了解，大伙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朝廷的真面目，知道它有多么残忍、阴险、狡诈。

作者： 启风  |  评论(0)  | 标签: 淡定 , 年轻人 , 奋斗 , 香港 , 文化 　 ——读许骥《同胞，请淡定》 　 杨津涛 　　 刊于2012年1月30日《渤海早报》 　　 　　 曾经作为新一代年轻人的“80后”，如今年岁大的都已年将而立，事业有成；即使是1989年出生的殿后者也都要走出大学，面临就业与结婚的双重压力了。在 读过青年作家许骥的《同胞，请淡定：我们香港的蜗居、蚁族、富二代》一书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这些问题在香港也都一一存在。 　　 　　 许骥出生于内地，少年时负笈香港，后又回杭州上大学，现在则任职香港《明报》，在内地与香港间两进两出，自称是“一手福建人，二手浙江人，三手香港人”。 许骥策划采访了十位香港文化名人，让他们每人谈了一个内地青年所关心的话题。在书中，欧阳应霁谈“蜗居”、马家辉聊“蚁族”、邓小桦说“拆迁”、林奕华关 注“剩男剩女”、邓小宇言说“富二代”、汤祯兆指引“创业”、许子东纵论“考研”、李照兴大侃“微博”、廖伟棠关心“信仰”，最后以梁文道谈“粉丝”收 尾。 　　 　　 这本《同胞，请淡定》的选题显然是有趣且有益的，因为今天的内地某种意义上的确正处在香港曾经走过的阶段上：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日益“贬值”的大学毕业 生在就业、买房、结婚上的压力陡然增大……相对于大陆青年的焦虑，香港人则要淡定许多，因为他们对此早都习以为常。让内地青年看一看港人在面对高房价、就 业难、理想失落等问题时的心态与对策，正是很好的借鉴。这就难怪，为什么许骥当初拟定书名的时候，想将自己这本书叫做“告大陆同胞书”了。 　　 　　 诚然，香港不是所谓的“文化沙漠”，但肯定也非某些媒体自诩的那样，可以跻身“人文城市”前列。香港评论家林沛理在《反语》中曾谈到香港的现状是“楼市如 暴走列车般奔向群众，阶级、贫富和不同利益的矛盾越演越烈”，而港人却依旧只懂得“用金钱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赚钱享受为生命至高无上的目标”。—— 当下的内地不也是如此吗？ 　　 　　 许骥谈到杭州最便宜的房子也要一万多一平米，随便买一套就要一两百万的时候，邓小桦回答说，“一万多一平米，那很便宜啊！”原来香港房价虽然很高，但港人 开口要买的通常只是30平米而已。欧阳应霁在大学时租的地方就只有10平米，走入社会后买的第一套房子也不过30平米。从“蜗居”起家的欧阳应霁与妻子一 步步努力，才住上了在香港已如“豪宅”的140平米大房子。欧阳应霁的经历其实也可佐证马家辉对“蚁族”的独到看法：“‘蚁族’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它只作 为一个现象存在。”既然连问题都不是，那自然也就谈不到解决，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应对而已。 　　 　　 香港社会固然有明显的拜金倾向，但内地学生赴港留学却也成为新的潮流，在我的同学中，就有不少选择到香港读研。香港高校在亚洲的排名向来是名列前茅的，然 而在许子东教授看来，“香港学生考研就是为了赚钱”，这基本与内地相同，在硕士学位大众化的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考研不是准备投身学术，而仅仅是希望未来能 找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相比于内地，香港的经济压力只能更大，年轻人也只会更现实。 　　 　　 《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的作者杨继绳先生曾指出，“权力市场经济”使中上层职位为拥有权力、财富和声望的家族所垄断，导致中国下层民众的上升空间大为缩 减，让“知识改变命运”变得可望而不可即。其实在号称阶层间具有很高“流动性”的香港，社会阶层也早已固化。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我们一方面需要思考问题 成因，一方面却也不得不以香港同胞为榜样，怀着一颗淡定的心，踏上奋斗的征程。 　　http://newspaper.jwb.com.cn/bhzb/html/2012-01/30/content_761182.htm

杨继绳：邓小平的最后一搏——邓小平南巡二十年回望 进入专题 ： 邓小平 南方谈话    ● 杨继绳       南巡背景：改革面临挑战          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以后，大批外国投资者离开了中国，1989年七八月间，我与同事叶奇元到天津开发区采访，若大的开发区宾馆只有我们两个人住，整个开发区没有见到一个外国人。在对外开放面临困境的同时，批评改革的声音也很强烈。     当时有的报刊批判改革的政策和方向：说改革的“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说“市场化”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内容”；说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形式；说“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违背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则。这这些批判文章还把这些年出现的一些问题都归结到改革头上。在实际工作中，改革也出现了停顿和倒退。     面对改革形势的逆转，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乘专列抵达上海。他在上海进行了多次视察，针对上述批评发表了一系列谈话。他说：“有些同志总是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他说：“我们在开放问题上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九十年代上海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些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2日、12日，4月12日，上海的《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位置，以“皇甫平”的署名，连续发表了三篇评论，转述了邓小平春节在上海谈话的内容。北京的报纸应当知道“皇甫平”几篇评论的思想来源，但不加理采。有的报刊还组织了批判。针对邓小平谈话中不要“囿于‘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难”的说法，有人提出了“两种改革观”的问题，认为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也有“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号召人们要对后一种改革作坚决斗争。有一篇题为《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的文章第一段就说：“实行改革开放要不要问一问‘姓资还是姓社’？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论者把‘姓资还是姓社’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资还是姓社’究竟该不该问，还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现实问题。”这篇文章的结尾直指邓小平：“对于那种不许问姓资姓社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高声呼唤“姓资姓社”，在强调“两种改革观”的同时，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有人认为应当将“反和平演变”提到和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地位。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经济建为中心”应当变成两个中心，“反和平演变”也应当成为一个中心。中央党校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中央部长。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反和平演变将要压倒改革开放。“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面临挑战。     这些，实际是新一轮批邓潮流。面对这一潮流，他最担心的是改革开放事业夭折。          南国卷起“邓旋风”          邓小平不能不迎战这一潮流。他88岁了，来日无多。他要最后一搏，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的批评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邓小平知道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他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     南巡时邓小平对企图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人发出警告之后，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针对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一年前在上海的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批评了左派理论家，他说：“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支持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主持军队工作的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2月1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二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春节。”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媒体的着意宣传，是显示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保驾护航”。     南方?起了“邓旋风”。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道。可内地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南方传来了大量的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春节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人们传阅2月4日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肯定了邓小平南巡讲话。     在1990年、1991年反和平演变中受到压抑的改革派开始了全面反攻。北京的理论研讨会又多了起来。坚持计划经济的人沉默了，“反和平演变”的风潮平息。改革派接二连三地“收复”了北京政治风波以后的“失地”，精神振奋。他们认为，这是继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第二次思想解放。市场派的经济学家们忙得不可开交，他们到处作报告，大量发表文章。思想界、文艺界、新闻界的名人们都站出来写文章、作演讲，对左派进行讨伐。     邓小平南巡的冲击波改变了北京政治力量的对比。2月28日，中共中央整理了这个讲话的要点，以中共中央1992年2号文件下发到县团级党委，要求传达到全体党员。中共中央认为，这个讲话，不仅对当前的改革建设，对开好党的十四大，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实际上，这一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就是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指导思想。          邓小平南巡的两面影响          邓小平南巡阻止了经济改革的逆转，加快了向市场化推进的速度。另一方面，邓小平南巡在政治上完全放弃了他在1980年和1986年关于政治改革的承诺。放弃了他在1980年的“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的提法。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只二十年。”针对有人对“六四”事件的批评，他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党内传统力量借邓小平这些谈话，使改革倒退：“政治改革”成了敏感的词语；差额选举变成了等额选举；各省人大主任由省委书记兼任，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职能实际被取消；经济工作中行政干预进一步加强，市场化程度削弱。     邓小平南巡讲话有两个相互矛盾的结果，一方面使经济体制向市场化大步推进，经济高速发展，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原有的权力结构不断强化，群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减少，对公共权力的制衡的力量越来越弱。这两方面造成的结局是：“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加上缺乏制衡的政治权力”，也可以称为“权力市场经济”。权力操纵、控制市场运行，权力进入市场交易。权力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是社会不公正，社会分裂为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权力和资本结盟的群体。少数权势家庭占有社会财富相当大的部分。弱势群体受到盘剥。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至今成为困扰中国的难题。          来源: 中国经营报    进入专题： 邓小平 南方谈话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536.html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的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批毛派和拥毛派的长期大辩论。海外对此提出的数字，从二千万到四、五千万，而中国内部披露的数字，也至少有几百万。 **大饥荒饿殍知多少？** 最近，曾撰写文章大力呼应邓小平南巡改革说法的前《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撰文披露“大跃进”时期饿死3千多万人，海外有报道说，这是中共核心媒体负责人首次公开承认这一有争议的数据。 周瑞金15日在财经杂志上发表题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的文章，文章中提到“想一想1958年我们为1070万吨钢，动员了9000万人土法炼钢，炼出400万吨是铁疙瘩，更严重的是让丰收的粮食烂在地里，造成后来的大饥荒，饿死3000多万人。” 有不少媒体转载了周瑞金的说法。在周瑞金发表这个观点之前，中国几乎没有高级官员公开承认大饥荒饿死人的情况，更鲜有相关的数字披露出来。不少学者研究得出结论，发生在上世纪60年前后的大饥荒，起码饿死了“成千上万”。 上海交大曹树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940万；2009年4月8日，《广州日报》采访袁隆平时，这位中国“水稻之父”表示“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几千万人啊。“大跃进把树都砍了去炼钢铁，把生态破坏了，1959年大干旱，一年基本上没有收成，饿死了四五千万人啊。” 海外学人曹长青说，另一位中国学者金辉从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升降及调查推算出，当年那场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在4,040到4,319万之间。 而周瑞金的这个数字，是第一位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公开发表的。周瑞金的数字，没有任何调查过程和结论来支撑，仅仅是一个数字而已。 *杨继绳：周瑞金的数字影响力有限* 对大跃进时代各种数据进行过一手调查的前新华社资深记者、现《炎黄春秋》杂志的副主编杨继绳认为，周瑞金透露的数据并不是他的研究调查，影响力有限。 杨继绳说：“我觉得他不可能有自己的研究，有很多地位比他还高的人也都讲这个数字，但没有说数字是从哪里来的，他们也都是听别人说的估计。周瑞金是一个退休了的副部级干部，他的话的份量也是有限的，不能代表官方观点，只是个人看法，就是一般知识分子的文章吧。” *杨继绳：大饥荒死亡3600万* 杨继绳花了10余年时间进行一手调查，于2008年写成《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在香港出版，书中公布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 *为改革造势，周瑞金是改革派* 周瑞金在邓小平92年南巡讲话前一年曾以“皇甫平”的名字发表系列评论文章，首次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为邓推进改革开放造势，引发国内外强烈反响。邓南巡谈话20周年之际，周瑞金重提改革，呼吁应当“重振改革勇气，再造改革动力”。周瑞金在文中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一些迫切的“发展以后的问题”，其中包括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事业滞后、公众幸福感下降、环境污染加剧、以及社会腐败纵深发展。 *高瑜：邓小平改革模式不可取* 中国新闻工作者高瑜认为，周瑞金所拥护的邓小平南巡时的改革模式坚决不可取。她认为，邓改革的后果是使权力直接进入市场，而人民没有权力也没有监督。 高瑜说：“你们想想南巡讲话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就是停止政治改革。(邓小平)指的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经济改革，经济改革的利益、改革的资源，基本上就是被政府垄断，也就是被中国共产党垄断，还用邓小平那个方法能解决吗？邓小平已经造成了这五个方面，你还用他的方法来解决？历史不会再给你20年机会。” 高瑜说，周瑞金现在所指的改革也并非政治改革。而若非政改，什么改革也救不了中国。

海外新闻网站博讯推出了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中国的毛派乌有之乡网站也推出了2011年的“十大汉奸”评选活动。 *博讯的公共知识分子评选活动* 2009年以来，博讯一直在评选百大公共知识分子。2011年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基本和去年的差不多。 不过，博讯的评选和公布方式，今年和去年有所不同。去年是按照行业来划分的，比如，维权律师维权组织；新闻和传媒界；作家、记者；学者；政界人士；网络人士；等等。而今年则按拼音排列。去年第一位是莫少平，第二是滕彪。今年第一位是艾未未，第二位是艾晓明。 *中国国内的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国内的知名人士如刘晓波、贺卫方、崔卫平、茅于轼、杜光、杜导正、江平、焦国标、辛子凌、吴稼祥、陈子明、夏业良、徐友渔、刘军宁、袁伟时、鄢列山、于建嵘、余世存、应克复、周瑞金、张思之、资中筠、沙叶新、张鸣、周志新、任志强、胡舒立、等均在名单上。 *海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许多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如胡平、蔡楚、陈破空、何清涟、廖义武、廖天琪、李剑芒、李晓蓉、刘亚伟、苏雨桐、吴国光、王军涛、王澄、万延海、萧强、夏明、杨恒均、杨建利、冯崇义、陈维明、郑永年、张裕，陈志武，陈丹青也在名单之上。 *港台公共知识分子* 另外，香港的北风、长平、陈平、金钟、闾丘露薇、钱钢、张成觉以及台湾的龙应台也被列入名单。 *CCTV的公共知识分子* 值得一提的是列入名单的几个在中国大陆的媒体人：柴静、韩寒、李承鹏、刘苏里、王克勤、五月散人、熊培云、笑蜀、杨继绳、周志新。特别是柴静，是中央电视台的知名记者。 *方舟子首次进入排行榜，但“绝不接受”称号* 还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今年也登上了博讯百大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方舟子对美国之音说，他并不知道这个网站，不认同这个说法，也不同意被列入这个排名榜：“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号在国内已经坏掉了，被一些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把名声搞臭了。我绝不会去接受这样的称号。” 方舟子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学拿到了生化方面的博士学位，是美国互联网站‘新语丝’创办人。 *乌有之乡网民选方舟子入十大“汉奸”行列* 方舟子虽然被列入了博讯的百大公共知识分子排行榜，但是，毛派网站乌有之乡也把方舟子列入“十大汉奸”候选人。乌有之乡12月20日推出评选“十大汉奸”活动，公布了一份候选名单，其中就包括方舟子。当然，这个名单还包括了也在“百大公共知识分子”名单上的贺卫方、辛子凌等人。 乌有之乡一网友(galysw)在评论方舟子时说：方舟子的主要“罪状”就是他“打击了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文中说，方舟子的真名就象他的国籍一样，很多人并不清楚。文中说，“此人在1990年为达到出国目的，伪造直系侨属证明，欺骗学校和政府，并因此赖掉了应交的12500元培养费。” 这名网友说，方舟子“此人在美学习一无所长，回到国内呼风唤雨，高举学术打假大旗，诬陷一批中国的科学家，打击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同时极力推销转基因伪科学，误导中国人食用转基因毒素，妄图毁掉中华民族的血脉传承，让中华民族亡国灭种，实现其主子的邪恶目的。” *乌有之乡：CCTV白岩松也列入“汉奸”行列* 乌有之乡虽然没有把“百大”之一的CCTV的记者柴静列入名单，但是，把柴静的同事白岩松列入了，排名第二。该网友的评论说：“白岩松，一个板着一副面孔夸夸其谈的伪君子，占据着电视媒体的黄金时段，不断向国人灌输奴化思想和汉奸思维，吹捧洋奴哲学，压制民族精神，妄评砸“日本开拓团”碑不值、不用、也不提倡，反对抵制家乐福称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此人尽管没有很突出的汉奸言行，但他利用央视平台对国人进行汉奸教育，危害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