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 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之一——”远去的老人”】 编者按：1982年，在邓小平的倡议下，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邓亲自担任中顾委主任。这是一个过渡性组织，但因其是诸多重量级中共元老的大集合而富有威名。它存在到1992年，包括邓在内的开国一代中共领导人们，借此逐步退出第一线，完成了执政党中央机构的年轻化。 如今，中顾委已撤销了近二十年。虽然机构不存，但这些威名赫赫的党内老人们，却依然发挥着隐隐的力量。哪怕有的已不能言语，其偶尔出现在报刊或网络上的文章，仍引发着激烈争议，提醒各方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近20年来，这些老人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不同的符号，他们的大多数人都关注历史真相，因为历史往往会影响现实。他们也仍旧勤于思考，仍旧坚持己见，甚至正面争吵，界限了然。而这些分歧，很多时候，恰恰代表了正在行进的中国的不同侧面。 据人民网统计，两届近300人的原中顾委委员，在世者已不足30人，仅存十分之一。我们在此时，回念和记录这些正在远去的老人——他们都已岁过耄耋，历经沉浮，从而洞察历史；其所思所述虽然交锋激烈，但都不容忽视——并期望这种对远去者的追忆，有助于当下的思考。 此为南方周末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系列报道的第一篇。 2000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委员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身为中顾委委员的任仲夷（左图）和于光远（右图）都曾是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并在退休后依然影响广泛。 （东方IC/CFP/图） 亮相与”归隐” 1993年10月19日，十四大闭幕后，第一大悬念才解开：邓小平来了。这位大会特邀代表，以接见全体代表的方式出现。《邓小平的最后二十年》写道：望着年富力强的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88岁的邓小平高兴地笑了。 1989年11月，邓小平辞去最后担任的中央军委主席职务。1992年，他”南巡”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无疑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退休之后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安排，特邀代表具有与正式代表同样的权利，也是党的老人们在政治舞台上少有的公开亮相。自1987年十三大起，每届党代会都会设40-60名特邀代表。 此前的中顾委委员们，在中顾委撤销后，以此身份亮相的，少之又少。 1997年9月，将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十五大的原中顾委副主任宋任穷，专门约见《人民日报》记者，表达”一个老党员的祝愿”。报道中说，越说越兴奋，宋老硬是要从轮椅上下来自己走走。 原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不仅是十五大和十六大的特邀代表，还以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身份，同在任领导人一起在主席台前排就坐。薄先后协助邓小平、陈云，连任两届中顾委排名第一的副主任。1999年，他还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50周年庆典。 在原中顾委委员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各省一把手，以原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最为人熟知。1985年，他选择一退到底，包括未出任省顾委主任。依照惯例，任仲夷没有被组织列入十三大（1987年）代表候选人名单，却意外被数百名党员联名推荐并全票当选，又高票连任至十六大（2002年），创下党代会正式代表参会次数和年龄之最。 2002年十六大，88岁的任仲夷在卫生间被中外媒体包围。他在会上重复自己在十五大时所引用过的邓小平的话：”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老人还不忘其一贯的幽默：”三个代表”要当一辈子，党代表不能只在开会期间当一次。任仲夷每次参会都被期待着发言。 或许是因为退休之后时间空余，这些老人们的兴趣爱好，也被充分发掘。 一些非政治性的”中”字头团体，有时可见老干部们的身影，或担任会长、名誉会长，或挂名顾问。 原黑龙江省委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曾担任”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理事长，而他的前任，则是原中顾委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冯文彬。 开国上将肖克还创造了老人中最显著的文学成就，作为诗人和书法家，他在战争年代创作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终于出版，更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荣誉奖。 上将吕正操则曾长期担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88岁时，他仍每周打四五场网球，每场一两小时，运动量惊人。 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研究玩学而自称”大玩学家”，他还曾倡导”健康、科学、友好的麻将文化”，举办”中华麻将公开赛”。 老人们还撬动了堪称”浩大”的文化工程。肖克发起成立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挂帅编纂《中华文化通志》，共101卷、4000余万字，由全国近200位专家历时8年完成，1998年出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该书题词并作序。 在党内，原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是较早主动撰写回忆录的中共高层官员。他1988年之后担任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把大量精力用于党史研究和著述，已出版《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91年上卷、1993年下卷）、《七十年奋斗与思考》（1996年上卷）等。前者是带有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涉及了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后者则是薄一波个人回忆录。 薄一波在玉泉山的”写作班子”至今仍在工作，类似的机构已有多个。在党内，领袖级人物（毛、周、刘、朱、任、邓、陈）的著作，在中央文献研究室都有专门的编研部（组）负责，而其他领导人，则可申请中央批准，成立专门的机构。 “二线”政治 中顾委在1992年的十四大结束使命撤销，绝大多数老人完全隐退。 但也有例外。 在十四大，两届中顾委委员刘华清以76岁高龄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成为江泽民的军事助手，直至1998年卸任。近几年随着中国制造航母的消息频现报端，这位”中国航母之父”再次受到国内外关注。 一些老人被安排进入政治性团体，以”半官方”或”非官方”身份继续活跃在政治舞台。原上海市长汪道涵1991年11月出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首任会长，直至2005年12月去世。他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的置酒言咏式的会谈方式，成为绝响。 原国新办（中央外宣办）主任朱穆之，因人权议题频繁发言，反击西方指责。1993年，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朱穆之出任首任会长，后任名誉会长。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朱穆之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没有主权，哪来的人权。所以还是邓小平说得好：’真正说起来，国权比人权重要得多。'” 1990年后，原中顾委委员邓力群担任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并参与创建当代中国研究所。邓力群曾任中宣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上世纪80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负责人之一。原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中顾委秘书长李力安应邓力群邀请，1993年至2001年任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 绝大多数人因年龄、身体或其他特殊因素，深居简出，但仍保持对政治和时局的高度关注。 上将张爱萍自1987年退休之后，几乎不再参加官方组织的任何政治性活动，喜欢谈诗论赋。他的儿子张胜在2008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中提到，1989年之后，张爱萍在报纸上看到重走集体化道路的河南南街村，创造”没有腐败”、”共同富裕”等奇迹，便给《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写信，《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来信，中央电视台却没有播出，于是执拗的张爱萍自己去了南街村考察。 张胜回忆说，父亲还给中央相关同志直接通了电话，但对方”没有明确的态度”。儿子跟他也有分歧：”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南街村）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张胜写道，”我觉得父亲真的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95岁的原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则对当下社会风气不满，据他的女儿汪延群转述，他觉得”时代是退步了”，人都”钻钱眼里了”。他最近也关注利比亚问题，”说帝国主义就是帝国主义，打人家国家还特别有理”。 汪东兴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从头到尾看，还有《环球时报》、《南街村报》等。这些”学习”每天会占据他4个小时。最近，汪东兴又在通读毛选。”他碰到问题会到里面去找答案”。 老干部们时常会受邀到地方”考察指导”，这使得他们的晚年活动在局部被公开。 汪东兴每年必定外出参加的活动，是在毛泽东诞辰日和忌辰日，去毛主席纪念堂。至于去地方上”考察”，汪东兴的女儿汪延群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从知道地方花了多少招待费之后，汪东兴再也不去了。 “到省里必须派个什么人来陪，吃饭也陪，做这个也陪那个也陪，这种规矩我爸就很反感。”他后来也不去公园散步了，老人对他的警卫需要买票进公园忿忿不平，在他的意识里，”公园是国家的，人人都应该平等”。汪延群说。 不同声音，同样执著 2004年3月，任仲夷突然吩咐儿子把院子里的门槛锯掉，原来，他的好朋友于光远要从北京飞来。 自从2005年起两度脑血栓之后，于光远才基本上停止外出活动。之前，他”坐轮椅飞天下”，平均每个月出差两次。于光远已退休的秘书胡冀燕至今每天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上班，”他（于光远）的事儿还多着呢！” 许多年迈的老人们，把晚年的大量时光，都用于公开的各种学术思想活动。 “任老在的时候，几乎每次研讨会他都参加。”广东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官员关山说，”有人说他高调，但我感觉这是一种使命感吧。”广东的许多年轻学者和新闻记者，都曾与之交流。 任仲夷善于把一些敏感议题变得富有弹性。如，他妙解”和谐社会”：”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而”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又如，他认为，稳定是动态的稳定，只能用改革来求稳定。 “不单对我，许多人在场时，他也不避讳，很坦荡，已经无所顾忌了。”曾为任仲夷做大量口述的关山说。 所有的议题都指向这个国家的出路，但由于对历史政治的不同理解，老人们形成不同的群体。 一些被认为是”改革派”的老人，经常在《炎黄春秋》杂志上发表文章。任仲夷关于邓小平与广东改革开放的一篇谈话，2004年曾在《炎黄春秋》等多家刊物上同时刊发，反响强烈。任仲夷认为，可以大胆”学习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政治文明。 原中顾委委员朱穆之，2009年则在《求是》杂志所属的《红旗文稿》上发表文章《关于中国模式问题》，称”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作为历史亲历者，他们更不时在一些党史细节上，或明或暗地指责对方有误，这主要体现在一些个人发表的回忆文章或传记中。 2006年，原中宣部部长邓力群出版了一本自述。他在前言中写道：”晚年了，忽然变成名人。一些说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国外的报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来作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语言是污辱性的。听到看到，一笑了之。” 邓力群自述的诸多说法，则在《炎黄春秋》上被反驳。这本以记史为主的月刊即将庆祝创刊20周年，它是1991年在中顾委常委、开国上将肖克支持下创办的，其4位顾问全都是原中顾委委员：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李锐。他们同时也是这份杂志的主要撰稿人。 肖克给杂志定下”求实存真”原则。杂志社副社长吴思说，老将军不过问杂志社具体事务，但会亲自审阅重要稿件。1994年，在他支持下，该杂志在中国大陆首次发表了纪念胡耀邦的文章。2005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座谈会，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90周年。 汪东兴的子女正在给汪做回忆录，已完成第一部。汪延群说，汪东兴直接参与了粉碎”四人帮”的行动，但他对”四人帮”的定性持保留态度，还批评有的人”把’文革’撇得那么清”。 作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办主任，汪东兴很在意社会对毛泽东的各种评价，却不在意自己的”凡是派”标签。”他承认自己有’两个凡是’的思想，但是他说第一我不是’两个凡是’的创造者，我也没这水平，发明人死了，你现在把那时候开会的东西拿出来，会觉得特别好笑。” 汪延群说，他们专门给汪东兴录音录像，以免”他百年以后有人说我们造谣”。 个人史，往往伴随着争议，但党史界认为，史料的增加有助于令真相”越辩越明”。 2004年，《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出版，再版时，出版社发表声明，”特向吴桂贤同志深表诚挚的歉意”。吴德在口述中称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跟着’四人帮’跑”，引发吴桂贤的不满，并诉至法院。 “两头真”现象 自从2008年老伴去世，杜润生基本一直住在医院，但仍在为农民发出声音。 2011年1月，《财经》杂志刊发了对这位98岁老人的专访，该刊记者在纸上提问：”您曾经说，中国要过两大关：民主关、市场关。在您看来，农民的出路在哪里？”杜润生用笔在”民主关””市场关”之后写下了三个字：”自由关”。 杜润生的秘书李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老头儿”的语言能力早就明显下降。2007年，当南方周末采访杜润生时，所有的交谈只能通过纸笔来完成，但他偶尔挤出的话语却清晰有力。记者递纸条问他：中国的改革最需要警惕的是什么？老人不假思索，用洪亮的山西太谷口音说：权贵资本主义。”早年实现自我，中间失去自我，晚年又回归自我。”这是2000年，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撰写《悼胡绳》时，援用蔡仲德评论他老丈人冯友兰的话，评价原社科院院长胡绳。《炎黄春秋》副社长杨继绳据此归纳出”两头真”——意即”年轻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这个词迅速成为党史研究热词。原中顾委委员、文艺理论家周扬等人，都曾被评价为”两头真”。 2004年，原中顾委常委、国务院原副总理张劲夫更主动”对号入座”，发表《我也是个”两头真”》：”年轻时，面对要当亡国奴的危险，提着脑袋找共产党，加入革命行列，真心抗日救国；年老时，经历了党内外诸多有疑问的事，真心反思，以求弄通，不当糊涂人。” 张劲夫是目前仍在世的唯一一个原中顾委常委。上文为其自编的《嘤鸣·友声》文集自序，其中收录了原安徽省社科院院长欧远方的3篇文章《前苏联垮台的教训是什么》、《封建残余是社会发展的障碍》和《反腐败呼唤政治体制改革》。 蒙受13年牢狱之灾的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反思文革时，也检讨自己：”我做中央宣传部长这么久，我的工作犯了很多错误，斗这个斗那个，一直没有停。许多是毛泽东同志嘱咐的，我照办了，我有对毛泽东同志个人崇拜的错误，也有一部分是自己搞的，当然由我负全责。” “……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讲话！……”1996年5月，病危的陆定一留下这样的遗言。晚年的陆定一，住在北京医院十余年。《陆定一文集》编者陈清泉曾回忆，1990年底，陆定一为这部文集写了一篇长达万字的自序，就此搁笔，至去世，这位担任中宣部部长长达22年的”党内才子”，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文章。 “他晚年对新闻工作不满意。”他的儿子陆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作为至今仍被大学教材采用的”新闻”一词的定义者，陆定一反对笼统提”新闻为政治服务”口号。 在陆定一去世10年之后，陆德整理发表了陆定一晚年的一些反思，其中提及：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自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核心价值部分，对自由和民主的分析，应是”扬弃”，而不是”抛弃”。 老人们还往往回溯到自己最初的理想上。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和他的至交好友经济学家于光远，都是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选择追随共产党。 2000年的一天，任仲夷和几个老干部吃饭，突然放下筷子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国并未因此而太平丵，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国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丵放军一共“消灭”国丵民党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国人民解丵放军《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丵放军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丵放军“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丵民党军队消灭解丵放军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国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国人民解丵放军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丵民党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丵动 　　所谓“镇反运丵动”就是“镇丵压反革丵命运丵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丵民党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党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丵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镇丵压反革丵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丵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丵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丵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丵泽东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丵泽东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丵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丵泽东的建议下，中丵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国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丵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丵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丵泽东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丵泽东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丵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丵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丵共党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丵泽东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丵动 　　“肃反运丵动”即“肃清反革丵命运丵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丵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党政机关、革丵命团体、民丵主党派内部隐藏有反革丵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丵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丵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丵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丵泽东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丵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丵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丵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丵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丵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丵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党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丵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丵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丵动”，是指在“整风运丵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丵动”。“整风”是共产丵党的整风，“反右”是给党内、党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丵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丵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丵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丵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丵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党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产丵党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党和政丵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丵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党和政丵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党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丵泽东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党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丵泽东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丵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丵主党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丵主人士。”“反右运丵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丵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丵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丵党集团4127个。粉丵碎四人帮后，中丵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丵反丵”，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丵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国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国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国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国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国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丵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国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国事宜与中国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国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国党和政丵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国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丵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国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丵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国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丵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丵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丵泽东。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国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丵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文化大革丵命 　　毛丵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丵泽东发展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丵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文化大革丵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丵泽东是要借助文化大革丵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丵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丵泽东去世并粉丵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文化大革丵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丵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丵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丵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国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邓丵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丵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丵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丵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丵剑英在中丵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 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 。《维丵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丵杀”。中国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然而，步入现代化的今天，当局不应千方百计掩盖这些历史事实，而应该正视这段历史，血债不应你们背负更不是你们背负得起的。在那个年代的所有拥护、沉默、坐视的全民对这笔血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已经无法一一追究。因此，在每个人都有罪的情况下，只能与历史和解，求得内心的宽恕，勇敢面对几十年来不愿揭开的伤疤，重新整装开始，走向文明社会，再也不能让我们的子孙们遭受如此惨痛的磨难！ 类别： 默认分类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