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

　　1、苏区大肃反：（参考高华：《毛澤東在江西苏区”肃ＡＢ团”的历史考察》等）：30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產黨人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殺。毛澤東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 　　事发的起因是毛澤東反对李立三中央进攻武汉、长沙、吉安等大中城市的战略方针。这在中共红一方面军内部有不少争议，出现了”骂前委对抗中央”的言论以及不满前委领导的情绪，毛澤東认为这就是”AB团”的进攻。 　　打AB团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澤東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黨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毛澤東在给上海黨中央的信中说，一个月的工夫，在他的管辖下，整个”红军中破获AB团四千四百以上”. 　　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澤東便着手对付江西共產黨人。1930年12月3日，毛澤東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 　　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澤東指使，是毛澤東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黨，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澤東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澤東：”毛澤東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 　　毛澤東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澤東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澤東，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 　　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黨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殺，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產黨员比死在国民黨手中的共產黨员多得多。 　　1935年，遵义会议决定张闻天接替博古在黨内负总责，成立由周恩来、毛澤東、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任团长，毛澤東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但是毛澤東反客为主、反臣为君，篡黨夺权长达十年，直到1945年才名正言顺地成为”中央政治局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趋于平静。不过，中國并未因此而太平，反而出现大批人员“非正常死亡”。所谓“非正常死亡”，指的是冻死、饿死、自杀、在战争中被杀、在斗争或刑讯中被打死、在监狱或劳改中被折磨死等情况。抗战胜利后，中國非正常死亡数字一直乏人统计，被我们这个自称注重历史的民族所忽略。 　　1945-1949：国共内战 　　到底有多少人在国共内战中死亡？根据大陆历史教科书的记载，解放軍一共“消灭”国民黨军队807万人，平民估计死亡300万人，合计1，100万人。这一数字来源于中國人民解放軍《1946年7月至1950年6月战绩总结公报》的统计。另据近年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各野战军战史资料》统计，解放軍“歼灭”国军人数总计1065.8万。“消灭”和“歼灭”都是非常模糊的概念，是否包括受伤和被俘者，语焉不详。那么，不计国民黨军队消灭解放軍的数量，就有1100万至1400万中國军民在国共内战中遇难。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写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战史》记载，“据不完全统计，中國军民在战争中伤亡达２０００余万人（包括我军和国民黨军的伤亡）”。 　　内战不仅会直接造成平民伤亡，还会间接致人非命。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1949年前中國平均每年有300万-700万人死于饥饿，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人口平均寿命则不足35岁。 　　1950-1951：镇反运动 　　所谓“镇反运动”就是“鎮壓反革命运动”。建国初期，新政权的权威尚未树立。土匪、特务，国民黨残留分子、恶霸、反动会道门和黨团分子威胁了新政权的存在。于是，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鎮壓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随后2年，镇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1950年12月，刘少奇曾有指示说，“匪特分子，包括首要分子在内，既已向我自新投诚，不再进行反革命活动，即使过去负有血债，亦不应杀。”但是毛澤東将这个批示改为：“如果血债重大，群众要求处以死刑，并估计情况在处死之后比较不处死更为有利时，亦可以处以死刑”。毛澤東还为一些地方下达了杀人指标。他说，“上海是一个600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照上海已捕二万余人，仅杀200余人的情况，我认为1951年内至少应当杀掉罪大的匪首、惯匪、恶霸、特务及会门头子3000人左右。而在上半年至少应杀掉1500人左右”。在毛澤東的建议下，中共中央开会讨论杀人比例问题，“决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的中國人口是5亿5千万，千分之一的一半就是27万5千人。 　　“镇反运动”按比例杀人，到底杀了多少人呢？根据中共中央1951年5月底公布的数字，当时全国已经捕人150万，已杀50万，达到了毛澤東要杀掉全国人口千分之一的目标。于是，毛澤東指示全面收缩。但是杀戮在惯性作用之下并没有停止。从1951年5月到1953年秋季镇反运动结束，又有20万人被杀。时任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在1954年的一份报告中说：镇反运动中，全国共逮捕了262万人，其中杀了71.2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千分之1.31；判刑劳改129万人；管制120万人；教育释放38万人。北京大学教授、中共黨史研究专家杨奎松认为，“如果注意到1951年4月下旬毛澤東及时刹车并委婉批评一些地方太过强调多杀，以至有些地方明显地出现了瞒报的情况，故实际上全国范围实际的处决人数很可能要大大超过71.2万这个数字”。 　　1955-1957：肃反运动 　　“肃反运动”即“肃清反革命运动”，发端于 “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斗争胡风使人认识到：在黨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黨派内部隐藏有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随后肃清暗藏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毛澤東划定了好人和坏人比例，他说，革命队伍中的好人占“百分之九十几”，反革命分子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因此，在肃反运动中，就以“大约有百分之五左右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规模进行“肃反”。各单位如果达不到这一指标，就会被认为是“右倾”。 　　历时一年多的“肃反运动”成绩如何？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工作报告中说：全国规模的内部“肃反”在1800多万职员中开展，共查出10万余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其中混入黨内的有5000多名，县级以上领导干部260名，混入共青团的3000多名。根据解密档案：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1957-1958：整风反右运动 　　所谓“整风反右运动”，是指在“整风运动”过程中又掀起了“反右运动”。“整风”是共產黨的整风，“反右”是给黨内、黨外人士确定“右派”身份，并进行打击。 　　1956年，毛澤東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鼓励知识分子们自由发表意见。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刊载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黨开展“整风运动”，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同时号召黨外人士进行“鸣放”，帮助共產黨整风。知识分子们便开始向黨和政府表达不满或提出改进意见。新闻界也刊出各种声音，运动进入 “大鸣大放”时期。在大鸣大放后期，一些对黨和政府的批评十分激烈、尖锐，为黨所不能忍。1957年5月15日，毛澤東撰文《事情正在起变化》发给黨内同志阅读。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6月14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一篇据说是毛澤東亲笔写的社论，指出：“让大家鸣放，有人说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也有人认为，“引蛇出洞”、“阳谋”只是后来的托词。李志绥说：“毛这步棋估计错了。最后毛几乎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精神抑郁，患了感冒，把我叫回来。睡眠更加不规律。毛感觉上了民主黨派的‘当’，自信心受到极大挫折，因此毛准备狠狠‘整’民主人士。”“反右运动”由此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右派分子”？根据1958年5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数字：定性为右派分子317.8万人；定性为右派集团22071个；定性为反黨集团4127个。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根据1978年55号文件对右派进行“平反”，共摘掉右派帽子552973人；予以“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96人。错划率为99.998％。至1986年，全国约剩右派5000余名。消息人士称，至90年代中期，全国只剩下不到1000名“右派”。其中中央级“右派”只剩五人。 　　根据上面数据：1957年，全国317万右派知识分子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 　　1958-1962：中國大饥荒 　　人们会有这样一种印象：1958年至1962年间，中國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以致大批人被饿死。一些学者研究气象日志后却指出：气候最恶劣的是1954年，而非三年困难时期。中國大陆拥有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面积，跨越亚寒带、温带、亚热带、热带等几个气候带，自然条件非常多样化，正常情况下自然灾害只可能是局部性和暂时性的，发生连续三年的、全国性灾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而且在中國有文字记载的2000多年历史中也从未发生过。“中國大饥荒”的另一个托词是苏联逼债，但是有谁曾出示苏联逼债的证据吗？恰恰相反，当中國发生大量饿死人的惨剧以后，苏联政府和赫鲁晓夫闻讯以后，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國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当赫鲁晓夫兴冲冲地让苏联驻中國大使向周恩来沟通，准备就援助中國事宜与中國协商。周恩来与苏联驻中國大使谈话以后，马上向毛汇报，但是，被毛一口回绝。毛说什么“哪怕把全中國人都饿死也不要赫秃子的一粒粮食，中國黨和政府是有志气的。我们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而且还要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更加令人惊诧的是，中國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不仅没有接受外国援助，反而进行大量粮食输出和对外援助。根据外交部解密档案，1960年4月，外交部决定以政府名义，无偿赠几内亚大米1万吨。除对几内亚的援助外，1960年还有15000吨小麦支援阿尔巴尼亚。1961年8月，老挝来函要求支援稻种。中國也决定援助15吨。张戎在《毛澤東：鲜为人知的故事》中指出，中國的粮食出口仅1958、1959两年就高达700万吨，可以为3800万人每天提供八百四十热卡。这还不包括肉类、食油、蛋品等大量的出口。 　　中國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到底饿死了多少人？各方对此数据一直存在争议。国家计生委和国家统计局曾为此下达国家级课题，课题负责人蒋正华的计算结果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國饿死了1700多万人。这个数值已经是各方数据中很小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國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國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國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著名黨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世纪中國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國“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國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 　　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当时周恩来让各个省市统计，统计完了以后把数字全部销毁，而且还亲自打电话一个个问，是不是都销毁了？这个材料只给两个人看，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毛澤東。这个材料在中央档案馆保管，现在已经解密了，现在是可以讲的了”。3756万是一个什么概念呢？“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1949年为止，干旱水灾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加到一块死的中國人是2900万”。根据2005年解密的《五九年至六二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1959年全国17个省级地区，有522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95.8万人；1960年，全国28个省级地区，有1155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72万人；1961年，全国各省市有1737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211.7万人；1962年，全国各省市有751.8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107.8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全国1958-1962四年中被饿死的总人数为3755.8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上述解密数据中，少统计了1959年12个省区的数据，以各省饿死平均人数进行修正，1959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890万人。那么，全国在1958-1962四年间实际饿死人数应为4165万。 　　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國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 　　1966-1976：纹化大革命 　　毛澤東认为，社會主義社会仍然存在着階級、階級矛盾、階級斗争以及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此基础上，毛澤東发展出在无产階級專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他发动纹化大革命的思想依据。有人认为，毛澤東是要借助纹化大革命铲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员会通知》，标志着文革的开始，1976年，毛澤東去世并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革结束。 　　纹化大革命中，民族菁华，付之一炬。受迫害致死者有：陈寅恪、张东荪、顾准、李达、赵树理、施今墨、田汉、钱海岳、向达、杨端六、贺龙、刘少奇、陶铸、陶铸、陈克礼、遇罗克、林昭、张志新等；自杀身亡者有：熊十力、陈梦家、翦伯赞、刘绶松、吴晗、杨朔、老舍、李平心、黄绍竑、傅雷、刘盼遂、刘永济、罗广斌、邓拓、顾圣婴、沈知白、焦启源、上官云珠、严凤英、赵九章、叶以群、李立三、陈昌浩、万晓塘、阎红彦、周小舟等。文革中，凡有骨气的学者、政界人物，尽数折损；残存者基本学会了明哲保身、阿谀事上的生存之道。如果说，“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备受摧残，那么，在“文革”中，知识分子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被消灭了。文革期间还提出了“破四旧”、“批林批孔”等口号，他们威风凛凛地捣毁文物古迹，焚烧古典书籍，犯下了中华民族数千载未有之大罪。至此，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被破坏殆尽，陷于不传之境。 　　文革期间，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处于不同程度的混乱状态，真实的死亡数据难于统计。有国外科学家依据国内出版的县志等资料，计算出1966-1971年间中國农村地区有50万到200万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据很小。R.J.Rummel教授在其专著《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则认为，文革丧生者约为773万人。1980年鄧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國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上面，仅仅是摘取了历史的几个片段，把它们加起来，非正常死亡人数已经在6000万到1亿之间。《维基百科》记载说，“有约600万犹太人因为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而被屠殺”。中國却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仍然出现数十万、数百万、数千万人口规模的非正常死亡，使父老乡亲蒙难。这是为什么？ 　　来源：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dfab2b1e49e07d3e 　　作者:信力建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06.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1945年后中国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历史长河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骆驼的悲哀——甲申再读之三 (9) 青春祭 (17) 阿富汗战争的历史价值 (0) 重温人亡政熄的历史教训 (1) 透视９·１１：历史的分水岭还是一次小插曲？ (0) 追认前清政权为纳粹式政权的倡议书 (18) 追查杀害严凤英的刘万泉 (1) 近代国史漫谈 (0) 迈一小步要用１００年 (0) 质疑两炮论 (2) 贞观王朝因何成为中国的黄金时代？ (0) 谈袁伟时教授对历史教科书的评论 (1) 试论明王朝对东北女真人的民族政策与其覆灭之关系 (15) 老三届人，别自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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