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麟

“高级五毛党”、“为政府说话”、“没有脊梁”……诸多骂名背后的阮次山，站在愤青的对立面，主张像对待信仰一样爱国，却因为美籍华人的身份以及对“中国模式”的推崇等原因备受争议。 　　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 　　网上有段子这样调侃阮次山。 　　寥寥数语，不无质疑之意，却也勾勒出阮次山的基本人生经历：大陆出生，童年曾在越南，后在台湾成长，留学美国后变身美籍华人。 　　阮次山，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曾访问过江泽民、科菲·安南、希拉里、鲍威尔、托尼·布莱尔、卡扎菲、内贾德等多国政要。 　　这些经历为他在国内积累了影响力。但也因为一些言论，他被网友冠以“高级五毛党”的称号，被指“为政府说话”，骂得难听的，说他是“没有脊梁的走狗”。 　　阮次山的自我定位也是耐人寻味：在业务层面，他视自己为“新闻资讯的提供者”，“不提供答案”；同时，他站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立场上，呼吁青年人爱国，拒绝从愤青的角度看问题。 　　9月1日下午，当学者秦晖、孙立平、展江等对“中国模式”进行讨论的同时，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北京分部的办公室接受本刊专访。谈及他所推崇的“中国模式”，阮次山赞叹中国高铁的效率与成就，即代表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一例。 　　“可是呢，你问执政者，你问官员，什么是‘中国模式’，他也不知道。这叫摸着石头过河。”阮次山说。 　　争议 　　在中国的电视人当中，阮次山有其独有的特殊地位。在凤凰卫视《风云对话》节目里，他常常与各国政要握手言谈。即便在中国内地，他也扮演着颇让人意外的角色—为宣传体系做人才培训，甚至充当智囊团。 　　一个例证是：阮次山经常为广电总局或新闻出版总署举办的各省地市中高层宣传人才培训班讲课。2003年，在首期中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中，包括前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在内的74名部委发言人，聆听了阮次山等人的授课。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曾旁听过类似的培训，“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的现场是很特别的，凤凰卫视的阮次山，说起来是一个美籍华人，（凤凰卫视）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媒体，但是他却在给宣传体系最内部的这些人士讲课。有时候讲国际形势，讲中国媒体，讲海外媒体，讲中国媒体的对外传播，讲海外媒体的中国问题分析……” 　　徐帆的这番话在一定程度上传达着某种普遍的疑虑，甚至是质疑。 　　“我以前在国新办第一届新闻发言人训练的课程上，跟他们讲，不要怕媒体，必须要让政府跟民众之间有媒体做桥梁。我们过去是闷着头干，到现在还是这样，其实政府做很多好事，你不知道。”阮次山主张政府要建立跟媒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而正是因为这种看似站在政府立场想问题的思路，阮次山屡屡被网民指为“为政府说话”。与此同时，外界还将矛头对准了他的国籍—拥有美国国籍，却高呼“爱国”口号；爱的不是美国，而是中国。 　　阮次山努力将自己的爱国观念通过多种途径传达出去，他在多个高校演讲，被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海南大学等超过十所大学聘请为客座教授，他呼吁年轻人们不要做愤青，要看到国家的进步。 　　他公然站在愤青对面的立场，也招来骂声一片。在百度贴吧、新浪微博以及香港某些论坛中，网民直接称呼他为“五毛党”，言语很不客气。 　　2011年3月，阮次山开通新浪微博，才发第二条，便被转发九千多次，铺天盖地的唾骂声。到7月，阮次山请助手针对微博评论进行了统计分析，“我一个微博放出来，有多少人是骂你的，有多少人意在宣传，很明显能看出一个趋势。” 　　根据助手的分析，在阮次山的微博评论中，“40%是邪教分子，10%-20%是愤青，还有30%-40%是靠境外人士出钱在网上翻云覆雨的人。” 　　阮次山认为这么多人骂他，原因不仅仅在于他的某些言论得罪了太多愤青，还在于“网民的复杂程度超出你的想象”。他觉得这也能大体反映现在的网友成分，并把分析结果传达给“有关当局”，“我说这是我的判断，你们以后必须要小心这个东西。” 　　“你必须要审查，可是你有时候审查来不及，最快也要半分钟，一秒钟、十几秒，它已经出去啦……所以你看我以前发出一条东西，反应一面倒。现在有我的粉丝出来对骂。现在新浪啊，为我这个微博，有五六个人在替我删—所以这是一场战争。” 　　近两年凤凰卫视将《风云对话》、《新闻今日谈》两档节目的制作总部搬到北京，也是阮次山的建议，“所谓他‘亲中’的言论，并不是一个空头的言论指向。他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言论的传播，也在生产机制上有些调整。”中国传媒大学电视系讲师、博士徐帆这样评论阮次山带随节目搬至北京。 　　北京有大量的外国使馆和外国机构驻华办事处。节目组可基于这些外交资源，获得更多、更有效、更直接的政治接触。对此，原凤凰卫视执行台长刘春印证说：“阮先生曾在北京举办一次酒会，来了8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外交部长李肇星也过去了。” 　　《风云对话》制片人周周也透露，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做一些国际重要政要专访时，有时会有中国外交部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候，了解某某到底说了什么。 　　“所以说他们（凤凰卫视）还是一个国家立场，而阮次山跟这个台的总体立场相对来说比较匹配。同时他的声音和形象又给人一种外来的这种声音和形象的感觉，所以他这个角色一直在凤凰生存得不错。”据徐帆说，他曾听凤凰卫视前节目主持人杨锦麟说过，“其实中国的很多中高层官员，从地方到中央的，这些评论员的观点对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也因为此，阮次山一直都很安全。基本上他在中国的评论，很少受到高层的点拨。” 　　所谓“高层的点拨”，便是杨锦麟常遭遇的“迎客松”—遇到讨论敏感问题，便插入迎客松画面进行屏蔽。阮次山几乎没有这方面的困扰，这让他对当局立场的把握看起来比较娴熟。 　　阮次山有句口头禅是“我们中国是一个大国”，这被许多人批评为一种盲目的“大国情怀”—批评者认为他对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种种灾难、不堪视而不见。 　　阮次山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自己不同于“没有脑筋”的“匹夫”，“你看到问题，你认为它是病入膏肓，我看到问题我认为它是进步。贪污腐化，你不要以为美国没有耶，我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那么久，哪一样没有贪污腐化，只是人家贪污腐化包装得很好，我们的官员刚刚开始贪污腐化不会包装，只能这么说。” 　　阮次山《风云对话》栏目访问各国政要，从左到右别为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巴基斯坦外长希娜、伊拉克总理马利基、罗马尼亚总理博克、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老华侨 　　阮次山职业生涯中最得意的事，是2004年专访美国原国务卿鲍威尔时，促成鲍威尔公开宣称美国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表态，称台湾不是独立的，它没有作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主权。台湾股市曾因此大幅下跌。 　　“对台湾来讲，我算是出卖它。”与台湾的关系，对阮次山来说，是一个隐隐作痛的话题。他也这样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脱离台湾，入籍美国。 　　1951年，身为国民党军官的父亲从家乡海南败走越南，阮次山一家变成无国籍难民，被关在法国人的难民营中。后经富国岛退往台湾，几经辗转终于在高雄定居。 　　两年后，阮次山考上高雄中学，这段时间往后的经历，被阮次山形容为“辉煌经历”—在高雄中学，他享受到整个台湾都不多见的开放气氛，图书馆里藏有戴东原的《哲学》、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外面禁止的书。他读过胡适之，读过陈独秀的《最后的自白》，在美国新闻处开放的图书室里，也有令他着迷的海明威、杰克·伦敦等人的原版着作。“对我的价值观没有什么改变，可是呢，语言视角方面开放了很多。” 　　从初一到高三，阮次山投稿赚钱，学校还会给予与稿费同等的奖励。那时候写的都是散文、诗歌、评论，深论也不过是“为什么要遵守交通规则”之类的话题。“我们为什么要爱国？写这个是不可能的。找死嘛！” 　　阮父被在台的国民党队伍收编，经分配负责组织工作，对阮次山发表在报章的作品，“没有启发，也从来不会说做得好”。阮父把孙中山、蒋介石“当神一样”，阮次山不认同他国民党那一套，“有时候跟他争，父子之间就红了脸。他说：你懂什么？” 　　因为自信满满，大学联考本可报一百多个志愿，阮次山只报了十个而落榜。当时已经19岁半，只好去当兵，目睹了最后一次视察金门的蒋介石，坐在山顶远眺大陆，“四个钟头动都不动”，这让他印象深刻。 　　退伍后，阮次山再度报考当年的第一志愿：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老师们都对我很头疼，写新闻没有我多，文字功底没有我好，采访没有我多。”他旁听政治系的课程，从中风的邹文海老师那里习得西洋政治、思想史的“哲学”。 　　课余的阮次山“一腔热血”，大国梦在当时就留下了“案底”。 　　1970年，台湾爆发“保钓运动”。阮次山的同学临时抽退，因为同学的父亲是国民党大官，知道“党中央的政策”。“到我这儿，怎么可能抽退？我是政大学生代表，主要成员。我们这边支持台湾同胞保护钓鱼岛。”有从美国回来的年轻老师，“充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上拿着麦克风喊：“当初孙中山做革命时也没有理智过……”阮次山等人于是举着旗帜上了街。 　　毕业后，阮次山同时在《中央日报》与“中国广播公司”任职，两年后赴美留学，在纽约St.John’s大学东亚研究所做中国研究，读遍了图书馆里的“几千本中文书”。在纽约一家中文报社工作时，他遇到前来面试校对一职的作家刘宾雁报告文学作品《第二种忠诚》的男主角倪育贤，倪在书中说过一句话：我爱我的国家，我的国家爱我吗？ 　　“我说，里面这句话我要纠正你。国家永远爱你，你要把国家、党和政府分离。国家永远是国家。” 　　不久后，母亲过世，阮次山回台签证受挫，利用私人关系找到里根幕僚，才得以回台。1985年，他取得美国国籍。1999年，阮次山回到台湾，任创刊达50年的《CHINANEWS》副社长兼总编辑。不到半年，报名更改成《TAIWANNEWS》，老板更是易帜，背叛“不搞台独”的承诺。 　　阮次山因此辞职，转赴香港。不久，在曹景行邀请下，加盟凤凰卫视。 　　在刘春看来，正是“老华侨”这一身份赋予了阮次山有别于国内人士看问题的角度。“他那一代人在美国的年轻时候，遭受到种种歧视。像我们在中国，有时候对我们国家过于追求GDP发展带来的问题看得更透，而他们对改革开放后中国地位的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这些事情看得更多。” 　　安全阀 　　在中国人民大学北门对面，有一座六层小楼，便是凤凰会馆。凤凰中文台几档口碑不错的节目，如《冷暖人生》、《锵锵三人行》、《凤凰大视野》、《社会能见度》等，制作总部都设在这里。 　　阮次山的办公室位于凤凰会馆五楼一角。记者正是在此，采访了刘春眼里“永远文质彬彬，衣着整齐，非常有仪式感”的阮次山。 　　阮的桌上堆着一尺多高打印出来的资料。从日历上的圈点看来，9月份里，他要跑乌克兰、西安、四川等多个地方，而《风云对话》接下来预约的两个重头采访，分别是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以及泰国总理英拉。 　　凤凰内部有几位“长者”，如阮次山、何亮亮，包括已经离开的曹景行、杨锦麟，一度构成了一道“老头子”风景线。有知情人士这样观察阮次山，“在凤凰卫视内部，大家习惯把阮次山叫阮先生。杨锦麟就会叫杨老师啊，曹景行就曹老师啊。但对于阮次山，叫他阮先生……他毕竟是在台湾长大的美籍华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阮次山离开《国际日报》，开始为“全世界的中文报”撰写时事评论，比如新加坡《联合早报》，马来西亚《星洲日报》，《香港经济日报》、《亚洲周刊》等，后也被内地的《参考消息》转载。 　　“我还没有到凤凰工作时，在内地已经很出名了。《参考消息》很多人看。后来到了凤凰，名字跟人对上了，回来就更受到欢迎。” 　　阮次山在凤凰卫视一直负责两档节目：《新闻今日谈》与《风云对话》。在前者中，阮次山作为评论员对当下社会热点新闻发表看法；后者则是一档对国际高端人物的访谈节目。 　　《风云对话》体现出阮次山对节目的控制力。徐帆在对凤凰卫视进行调研时了解到：“阮次山是比较个性，对这个节目有决定性的把控力。他的制片人仅仅是负责业务上的一些外联啊或一般的电视事务。” 　　这也或多或少印证了一点：在行事风格上，有些凤凰同事私下认为阮次山是那种自视甚高的人，“认为他的意见别人包括高层都应该听。”对此，阮次山回应，“他有他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这是做人的原则。所有的考验都在公众，我何必要改变他们呢。” 　　制片人周周去年年初接手《风云对话》，基本是顺着阮次山的思路做节目。制作团队有时也觉得阮次山的言论“是不是太靠近上面的思想，比如他听到一些观点以后，我们会有疑问，哪里来的？是不是应该朝这些方向去宣传？如果我们朝这个方向宣传的话，是不是有些部门就会觉得是对的方向？” 　　2010年8月菲律宾人质事件中，阮次山在评论中为菲律宾警方开脱，又批评香港特首曾荫权致电菲律宾总统的行为属于“越权”，引起了不少香港市民包括在港菲籍人士的强烈反感。凤凰卫视除收到大量电话投诉外，并迫于压力让阮次山暂停参与《新闻今日谈》两个星期之久。 　　有凤凰卫视内部人士提到，他们多以《阳光卫视》为诫，不能因为言论过激而完全丧失传播的空间。有些同事感到不妥，认为阮次山的表现“有一点影响到凤凰卫视的声誉”，外界也有批评认为阮次山的一些言论“没有照顾到大家的情感因素”。“他们叫这个山鸡台嘛。凤凰就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可能香港有一部分观众对这种有内地背景的台不是太信任……” 　　但也常有戏言，称阮次山的存在让凤凰卫视的处境变得“更安全”，增加了做新闻的空间，起到一个微妙的相当于“安全阀”的平衡作用。 　　“我的原则就是，我只就理说话，我不在乎情。不会在乎香港人的感情啊、网民的感情啊，我只在乎理，感情不是我的事儿，是吧，我们作为评论员，评论一个事情，我只站在大是大非的角度。”阮次山回应。 　　南都周刊x阮次山 　　我没有为政府说话 　　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 　　南都周刊：网上流传你的段子，“名字像越南人，长得像日本人，口音像台湾人，护照是美国人，其实是党的人。”你怎么看？ 　　阮次山：国籍问题我过去讲了很多次。比如讲，以色列建国以后，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去了，或者捐钱。在此之前，有些人只是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但从来没有回国一次。这种浓浓的爱国心，你说他爱什么国呢？他们是犹太人么，流浪各地。犹太不是人种，是个宗教。我不是在国内体系长大的，为什么我爱国？这是中国，这个国家，不管上面政权是什么，领导它的是什么，我爱的是这个国家。 　　南都周刊：也是一种信仰？ 　　阮次山：这是个（对）国家的感情，一种理念。美国肯尼迪总统在就职演讲时说：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了什么，要问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什么。不是因为我是共和党或民主党。所以有很多人在这个方面不理解。你对国家的感情，不会因为你在哪一个空间哪一个地方而有所异。比如说肖邦，离开波兰的时候，为什么把国土带着？为什么每次演奏钢琴要把这国土放在那里？那国土就是国家，那时候波兰是一种独裁政权，不一样，他爱的就是这国土。我们有很多人在这方面不能理解。那你去问肖邦，那土地代表什么？对我来讲，一样的感情。这立足点还不够吗？ 　　南都周刊：在凤凰卫视内部，你也会遇到和自己观点完全不一样的情况？ 　　阮次山：不是观点的问题，有时候是分析的深度。这个就是多元化的好处。它有灰色有黑色有白色有红色，观众自己去作判断，这就是媒体的目的啊，我不是强制你要做什么。所以最近我的宣传片就讲了，评论不是结论，而是另外一种看问题的方式。它提供很多方式，你同不同意那是两回事。#p#分页标题#e# 　　南都周刊：在媒体对话题关注趋同性的前提下，你的节目特殊性在哪里？ 　　阮次山：我的特殊性，第一，没有把握的问题我绝对不讲。所以我的评论节目，《风云对话》是没有人可以复制的。多年以来我养成了一定要做到深入。第二，要提供我们国内的看问题的一个角度，这个角度不是你随便说的。我们的观众都是专家，有很多上层人士，我的最大前提是，要让我的评论让专家让这群人都服气，要不然，别人说你外行。为了达到这一点，我常常做节目不是光看材料，还打电话去各方查证、交流，美国的官员、欧洲的官员、台湾的官员，各派人，我都跟他们交流。 　　南都周刊：《环球时报》也因为立场问题备受争议，你怎么看待这份报纸？ 　　阮次山：我天天看，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争议。我认为他们的角色是对的，比较开放。可是有一点，我觉得这个牵涉到中央对它角色定位的问题。它转载很多东西是内地禁止转载的其他媒体的东西，比如，美国之音、台湾《自由时报》、美国《华盛顿时报》。我们正式的管道，央视、新华社，包括我们凤凰卫视，都不能报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就不知道。这些（媒体）尤其是美国之音、日本《产经新闻》，常有恶意的歪曲。《环球时报》原封不动转载。这不是我们能理解的。 　　南都周刊：以你的经验，跟当局的互动，怎么把握分寸？ 　　阮次山：多沟通吧，有疑问，我这个人不会猜，就打电话去。打到部门、朋友都有。国台办、国新办、外交部、卫生部，多了。也有过有关方面打电话来，说你是对的，理在你这边，算是私人鼓励。我所把握的最大尺度是，我相信有关单位对我的认可，第一，我都站在中国利益的立场，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问题，而不是愤青的角度，所以我的判断很少失误；第二，我很少被“迎客松”，因为我绝不会逞口舌之快，所有的建议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从政不合我的兴趣 　　南都周刊：你敢说出自己的想法，但大家批评你为政府说话。 　　阮次山：我没有为政府说话。我觉得他们这些人看问题太肤浅，我没有为任何政府说话，也没有为党说话。我提供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换句话说咧，如果政府做了对的，你为什么不能替它说话呢？我觉得国内太多愤青思维，你稍微讲一点不属于负面的东西，他们就认为是替政府说话，这是不对的。我这么多年来，常跟学生探讨问题讲，看问题一定要从另类的观点来看，不要从愤青的观点来看，很多人觉得你如果不骂政府，就是替政府说话。 　　南都周刊：比如你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就很受争议。 　　阮次山：“中国模式”不是我创造的，而是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想找出“中国模式”。在这种体系之下，你有目前的成就，很明显你能用你自己的模式来调度你的资源，来发展。比如像高铁，如果没有“中国模式”，绝对没有今天的高铁。出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可是高铁今天的成就，改变了中国的文明，也改变了世界文明。中国以后的经济发展会因为高铁而有大不同。我最近到二三线城市，你看公路的建设已经超越美国啦。如果没有“中国模式”，这做得出来吗？我在洛杉矶住了25年，两条地铁，到现在只造了一条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是“中国模式”，它是“美国模式”，要通过议会审查预算，议会争辩不休。我们的“中国模式”就是国家所有，计划经济，我们觉得对的就去做。因为我走过了世界，经历了美国的政治、国际政治，拿这些来比较，就知道中国伟大在哪儿了。 　　南都周刊：在一些学者眼里，“中国模式”和“西方模式”是两个既成的概念，而在你的眼里，“中国模式”是正在进行的，没有定型？ 　　阮次山：对，90%的人看贪污腐化，是从愤青的角度看；我看贪污腐化，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为什么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你看你生病了，所有医学界的发展都是有病才发展医药。没有可能说我发明了药物，预测十年后会发什么病。有SARS紧急地去研制的，有禽流感紧急去研制的，换句话说，有了毛病，你才能找药。从另外的角度看，这就是进步，所以你不要把毛病变成膏肓。毛病是促成一个社会进步的根源，你有了毛病，贪污腐化，我有法律马上治他。你逃税漏税，我有法律治他。法律规章永远滞后于社会现象。所以，我们中国有毛病，对我来讲，是一种进步的象征。我们如果这个社会没有进步，你永远不会有问题。 　　南都周刊：你支持自上而下的改革？ 　　阮次山：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这不是问题。不管你是谁，今天发生矿难，你赶快去解决矿难；今天渤海的油田漏油，找出办法来解决，这是进步。是谁去解决，民意，还是政府，这都不重要，只要有解决的管道。 　　我们在美国上政治学的时候，我跟学生讲，我从外国人的角度看美国政治的可爱之处，它永远犯错，可是它永远有纠正错误的过程。我们现在就是这样，你只要有纠正错误的过程，而不要像卡扎菲啊像非洲的一些国家那样。 　　你们这些年轻的脑筋啊……我说你们爱国，满腔热血，可是如果爱国没有脑筋，你就是匹夫。尤其忌讳用愤青的方式看中国社会的问题。所以他们讲我这个节目爱国的程度比内地的人还高，说你要爱国不如加入共产党。我说你们弄错了，我同样爱国，可是我的出发点跟你们不一样。 　　南都周刊：你也提到现在很多人用愤青态度看问题，能否结合你倡导的“大国民运动”谈谈你的看法？ 　　阮次山：“大国民运动”跟现在网民对此的反应，是两回事。我们这个社会，太多的网民反应都是直接的，没有用思考来反省事实。我为什么不常看网络？我觉得有时候啊，我是无辜的牺牲者，所以我最近自己在新浪设了一个微博，现在已经有63万粉丝。我要自己变成有牙的老虎，如果哪一个人说得不对，我会在微博上回击你，63万粉丝，是吧，我应该有保护自己的责任。 　　南都周刊：“大国民运动”的内涵是什么，怎么样实践？ 　　阮次山：我有两个口号，一个口号就是“手上的火把”，是大我。有大我有小我，大我的火把第一个要爱国，第二个是关怀社区，守法、勤奋；小我是你的内心要做到的感恩、孝顺，这是小我，是我们“心中的蜡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么大的国家，其实国民是很散的，不像美国，美国从小就教育孩子要爱国，我们这边是没有的。相反的，我们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受到各种愤青的影响，奇奇怪怪的言论，对国家的观念是模糊的，而且是不爱国的。我提倡爱国有多少人骂我，冷嘲热讽。 　　南都周刊：你有想过从政吗？ 　　阮次山：我不想从政。 　　南都周刊：为什么？ 　　阮次山：在台湾我有大好的机会，如果我当年继续在台湾，我现在可能是什么部长。我从来不想从政，因为这不合我的兴趣……我不想在这个地方局限我自己。 　　南都周刊：会带来什么样的局限呢？ 　　阮次山：你进，就是过河卒子了。政治有很多潜规则，有它的终极目标，我如果一身陷下去了，我现在走到什么路，我都不知道。

原题：风暴眼中的胡锡进与“环球”舆论场 南方人物周刊201121期封面 锡进（梁辰 摄） 6月20日，拍摄于环球时报会议室 《环球时报》办公楼（梁辰 摄） 是否确定拿胡锡进先生与《环球时报》的话题作封面报道，一度让我们十分纠结。 必须承认，同样作为新闻纸，本刊与《环球时报》在新闻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有着相当差异。作为一份号称“单期销量过百万”的报纸，《环球时报》在中国拥有较大的影响力是一个客观事实，其所宣示的立场、对公众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对一切客观存在，只要其构成了相当影响，理所当然地可以列入新闻选题，无论你对这种现象持何种看法。 今天的《环球时报》被贴上了越来越多的标签“愤青大本营”、“爱国贼老窝”、“商业民族主义”……但正如我们在报道一位日本“右翼”、“反华分子”、“野心家”时所说的，在对人对事评判、贴标签前，先给予充分的了解认知，才是正途，我们的封面报道，力争呈现一个真实而复杂的胡锡进和《环球时报》，以及作为背景的近二三十年来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等主要社会思潮在中国的纠葛。 报道一个真实而复杂的中国，这是不少有雄心媒体的追求，胡锡进先生和他领导的《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但是，各家媒体抵达“真实”的路径却大相径庭，有的媒体长于口号与立场的宣示，却短于论据和逻辑的展开，有的则相反。口水活与智力活的取舍，避重就轻与迎难而上的抉择，是媒体的专业水准与责任的试金石。 《环球时报》无疑是一份拒绝平庸的报纸，这一点，遍布其版面的高强度高分贝的标题已展露无遗《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希拉里莫辱没自己的国务卿之尊》……再如涉及国内事务的标题：《是谁在严重违背法律精神》、《中国总能撞碎“拐点”的障碍物》、《中国应理直气壮发展网军》、《独立参选人应从微博回归现实》…… 《拒绝平庸》是今年某省高考的作文题，但正如一位论者所说，在今天的中国，拒绝脑残，比拒绝平庸重要得多、急迫得多。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环球时报》一向被视为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但是，当其掌门人胡锡进走进微博，却遭遇网民围攻，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本刊记者 徐梅 发自北京 图/本刊记者 梁辰 1993年1月3日，《环球时报》的前身《环球文萃》创刊，4开8版，每周一期。女明星巩俐的大幅图片占据了创刊号头版大半个版面。 促成这张报纸诞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民日报》社内部改革，“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所属各部门奖金由部门自己解决。“穷”得发不起奖金的国际部申请创办一张子报，以期在这个新的平台上整合闲置资源，提高记者们的福利待遇。 彼时，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4年的胡锡进即将作为《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派驻前南斯拉夫。这位空军尉官在硕士毕业当年脱掉了军装，11年的军旅生活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 他在微博中写道，“我(从)18岁上军校(算)起，当了十一年兵。老政委第一次讲话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大家哄笑。三十多年后想起来，军队的那一段，对我对国家的认识垫了一块基石，我毕业后在山里的基层部队待了三年，那时的中国很穷苦，军官们抽烟卷烟叶，周围农民来偷我们的取暖煤，我那时以为一辈子都会这么穷。” 这段经历也直接影响到他的新闻理念，“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中国各种力量跟西方相比，舆论力量是最弱的一环。有时候会自觉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1 当胡锡进穿行在塞尔维亚、黑山，深入前线报道波黑战争时，“三星(歌星、影星、体育明星)高照”的《环球文萃》正尝试着以一种全新的新闻姿态来争取自己的市场份额。它不可能像母报《人民日报》那样，凭借自己党报的龙头地位获取政治优势和经济支持，而必须靠吸引读者、服务读者赢得生存空间。“那个时候报纸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老百姓喜欢什么我们就登什么。”胡锡进在一次访问中这样说。 1996年他加盟《环球文萃》，担任副总编辑，时任总编辑为何崇元(现任《人民日报》社副社长)。当时这张报纸的发行量已经从创刊之初的两万份增至15万份。1997年，报纸更名为《环球时报》，从人物新闻、社会新闻转向国际时政新闻。 1999年5月，中国驻前南斯拉夫使馆遭遇北约轰炸；7月李登辉抛出“两国论”，在国家外部矛盾凸显、民众情绪激愤的时局之下，《环球时报》一纸风行，发行量从1998年的44.5万份，激增到148.5万份。2001年他们对“9·11”事件的深度报道，单期发行量曾高达199.6万份。 胡锡进坦言包括自己在内的早期创办人，并没有料到《环球时报》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张报纸被时代大潮冲刷着前进，我们最初只是尽量想把报纸做好，没想特别多。后来这个社会在变化，中国变得很重要，逐渐地，这个社会在推动着你，很多报道越来越政治化，有时候感觉像是被这个时代抓了壮丁，它要求你一定要在政治上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做社会变化很纠结的参与者。” 1993至1996年间，他在前苏联和东欧的3年采访游历，是辨识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路标。 “1989年我天天在广场上，跟大家一样喊。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我去了苏联和南斯拉夫，看到了那些国家的变化，他们的目标跟他们的实际效果正好相反。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令他记忆深刻的还有在南斯拉夫萨拉热窝的采访经历，“那里曾经举办过奥运会。我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 他在贝尔格莱德街头，看到两个俄罗斯人卖唱，“他们来自新西伯利亚，那里曾经是科学城啊，非常发达。他们俩过去在那里工作，现在要饭要到东欧了，一个人拉手风琴，一个人唱，天气很冷，我把他们带回了我家。他们说感谢苏联给我们留下了几首全世界都能听懂的歌。” 这段经历让他向西走，向左转。“西方民主实践会提供经验，帮助我们前进，处理不好，就会引起动荡。” 当他成为《环球时报》的操盘手之后，他的政治观深刻地影响到这张国际新闻纸。“《环球时报》是一张爱国主义的报纸，我们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参与者和拥护者，我们有牢骚但更有信心。国家发展的机遇一旦失去，一下子就没有了。总体上，政府的权威对中国很重要，中国太大太复杂。” 2 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周边地区安全问题是《环球时报》最为关注的几大焦点。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曾以《环球时报》2004年1月至6月的头版新闻为分析对象，对其新闻关键词、新闻议程及新闻语境进行剖析： “78条头版新闻中，有关台湾问题的占38条，约占半数。有关中美关系问题的报道有16条，屈居第二，而且在中美关系问题报道中11条涉及台湾事务。” 敏感瞩目的报道内容、百万级的单期发行量和“特立独行”的新闻姿态引起了官方和民间对这张报纸的共同关注，在不同话语体系、评价体系下，《环球时报》的公众形象也是纠结的。 一方面，它被视为“把媒体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紧密结合”的典范。作为体制内最具盈利能力的媒体之一，有许多传媒学人聚焦、总结其成功经验。在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环球时报》研究”，可以看到全国各地新闻院校的师生在各类新闻业务研究杂志上发表的对该报“办报智慧”的高度评价。其中有人称赞《环球时报》通过报道国际事件，达到塑造中国自身议程、中国政府执政形象的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副教授张晓红，常年关注党报党刊，她在该校党报党刊研究中心办公室接受了本刊采访。在她看来，《环球时报》毫无疑问是党报子报“导向性与可读性”高度结合的一个成功典范。 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对他们的办报理念提出质疑。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展江曾公开批评《环球时报》中文版在国际摩擦报道中或断章取义、或歪曲原意，表现出过于强大的民族主义，认为其操作手法击穿了客观、公正、追求真相的职业底线。 历史学者、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平时并不大看《环球时报》，而所见的有限文章，“水平之低，令人吃惊”。《环球》近日发表的一篇文章名为《西方国家会一一破产吗？》，其中称“公债是强权者向无权无势者借钱，是富人向穷人借钱，目的只是为了让富人保持他的生活水准。中国和欧洲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穷人和富人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富人不能强迫穷人‘自愿’借出。而欧洲长期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富人可以借助权势，逼迫穷人借出。”这篇文章还谈到，“西方国家的‘公债’、‘国债’制度也一样，当世界上不再有地方可以抢劫时，这个制度连同它的高福利、幸福生活和人权，都将一起完蛋。” 对此，袁伟时一连指出几条错误：首先，公债的定义很荒唐。概念的界定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忘了现在的中国政府也发公债(国债)呀。文革前，工薪阶层实际上人人都要按一定的限额买公债的。其次，缺乏历史常识。说中国很早就是平民社会，这已值得怀疑。他们忘了国民政府是常常向国民强迫“借债”的。例如，征收田赋，十多年后乃至几十年后的赋税已经“预征”了。这实际上是强迫“借债”。再次，说西方的国债是靠掠夺其他国家来还钱的，没有地方掠夺了，这个制度就要完蛋了。按照他们的逻辑，消灭帝国主义太容易了！第四，说西方国家的公债是还不起的，说中国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这些中国穷人的血汗钱会被赖掉的。这简直对外汇储备毫无常识。中国买美国国债是一种投资，因为它的国债回报率比较稳定；而且这些国债是随时可以自由买卖的。 “散布这样的言论是与执政党的外交方针唱反调。三十年来没有美国这样的大市场，中国不可能有如此快的发展。美国跟中国有很大的共同利益，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美国跟中国是战略伙伴关系。美国错误的举措当然应该批判，但你作为《人民日报》集团下的报纸，对世界一体化的趋势惊人无知，对执政党的外交方针惊人无知，实在令人震惊。”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中文版和英文版话语体系的差别也引起了受众的关注，今年3月30日，《环球时报》英文版以“Three outspokenacademics”(三个敢言无讳的学者)为题对张鸣、陈丹青和贺卫方作了报道。贺卫方先生在微博上感叹，“我们又一次看到，在中国，媒体管理尺度的‘内外有别’。该报中文版也能如此坦率真诚，尊重事实，遵循传媒伦理，那该多好。” 知名评论员、原凤凰卫视主持人杨锦麟认为，在中国官方话语体系的建构中，《环球时报》确实是个独特的个案，“是一个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媒体经营模式和新闻样态”。 他同时指出，《环球时报》并没有被排除在“喉舌”范畴之外，同时这张报纸身上还有很明显的“商业新闻学”的强烈痕迹，是另一种“苹果化”的行销和包装。 “它侧重于国际新闻，侧重于当下国际或境外新闻热点，擅长于新闻标题的耸动，对于危机事件的新闻处理，也常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意冲动。” 中国网络传播学年会创始人、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系主任杜骏飞教授解析《环球时报》时，指出它身上有着浓重的发展新闻学的特征。 “发展新闻学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抗拒发达国家新闻霸权而兴起的一股新闻浪潮，发展新闻学认为新闻报道应该着眼于有利于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事件，强调正面的、深入的和解释性的报道。胡锡进那种为中国打气、捍卫中国的面子、国家利益至上、一切以发展为主调的理念，在一些后发展国家新闻史上也曾有过，《环球时报》的新闻立场不算独创。” 在他看来，《环球时报》的新闻专业主义气质并不突出，“这张报纸的商业气质比较浓，强调市场。爱国当然没有错，但它的很多内容在迎合比较狭隘的民族主义。这种商业气质会使得《环球时报》迅速成功，迅速受瞩目，但不容易赢得专业尊敬。” 一位《环球时报》记者承认，他们经常遇到的评价就是“商业民族主义”。在不少同行眼中，这是一个比狭隘民族主义更让人鄙视的词汇，后者无论对错，尚不失其信仰，而前者则纯粹是操弄意识形态当作赚取钞票的工具。 3 人民日报社大院里，《环球时报》所在那栋小楼并不起眼。“既要努力开拓，又要十分稳妥”的大标语挂在三楼的楼梯口，十分醒目。 “这是老总编何崇元先生当年挂上的，这么多年了就一直挂在这里。”胡锡进站在这个灯箱旁边拍照，2005年起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的他雄辩、自信，也是一位每日更新的“微博控”，他称自己是“体制内的另类新闻人”。 今年2月25日，他在新浪开通微博。他在微博上这样自我介绍： 我是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当过11年兵，作为记者，在前线报道过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热爱祖国，懂得这个国家的艰难。作为总编辑，我希望《环球时报》说真话，不回避敏感问题，用我们所有报道的总和，展现复杂的世界和一个真实、复杂的中国。 开博半天时间他就收获了五千多位关注者，但留言中多数都是批评他和《环球时报》的。有网友称他为“义和团总教练”，还有网友断言，“(开微博)将是你今生最后悔的事情。” 网友“@灵犀青眼看世界”在他的微博后面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终于看到《环球时报》老大的声音了，展现了一个无比强大的中国是真，但说展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说来你自己也难相信。” 也有网友力挺他，“我觉得你挺难的，坐在这个位置上，既要说真话，又要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真的不易。” 开微博不到4个月，胡锡进的粉丝已突破百万。他发的微博可以轻易就得到数百条评论，其中批评、讽刺乃至谩骂的回帖占了一半以上。他的一位下属坦言钦佩他的承受力，“要是我早就关了。” 胡锡进保持着非常好的风度，颇具雅量地回帖给骂他的网友，提醒他们文明措辞，“我也可以把他们拉黑，但是我不想这么做。早就有人告诉我，上微博是要豁达一些的，否则别来。” 有的时候，他说自己会感到委屈，“现在很多人都立场化、简单化、口号化、价值观化，不去认真辩论和思考。说起什么事情马上就占据一个道德高地，以此居高临下。” 杜骏飞教授认为，胡锡进在互联网上的遭遇其实是《环球时报》的遭遇。一部分网民和胡锡进所代表的《环球时报》发生冲突，是因为彼此的爱国语境是不一样的。 “《环球时报》所说‘爱国’的‘国’，初看上去是指country或者是nation的整体概念，但今天的社会公众比较强调的是社群community，或阶层class。中国国力增长，国家整体是繁荣的，但是很多阶层处于激烈的动荡，甚至处于相对贫困当中。有时候，国家的整体利益与他们的阶层感受并不对称，‘国富民穷’，容易导致社会舆论的抗议。” 在杜骏飞教授看来，“受众和《环球时报》之间，对于‘爱国’的‘国’的概念，还可能存在更加严重的另一种差别，那就是‘爱政体’与‘爱国家’的差别。”#p#分页标题#e# “更不幸的是，胡锡进他们所强调的国家概念，其本质某些时候更接近于state，是国家机器、国家权力的一种延伸，而在公众心目中，爱国主义，通常只是爱country而非state。当有人打着country的旗号抒发对state的拥护时，政治学上所说的‘政治怨恨’就会因此爆发，这时，公众会把历史沉淀下来的政治怨恨发泄到任何为state说话的媒体或者机构身上去。” 4 5月2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评选出了年度全球最具影响力的100人，传媒人胡舒立是5名上榜的中国人之一，其他4位包括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国防部长梁光烈、时尚出版人洪晃等。 在谈到自己对事业的理解时，胡舒立说在中国推进自由主义的新闻理念，需要“坚信自己所做的，聪明地去做，并且永不放弃”。 耐人寻味的是，被外界视为与自由主义新闻理念格格不入的胡锡进也在微博中透露了自己的职业风险，“做媒体难，得担当，敢冒险，还得智慧有度。喜欢不喜欢，这就是中国媒体的现实环境。你要承受得起失手时必须付出的代价，以及完全不知道你苦衷的网友的指责。” 接受本刊专访时，他说，“我们发出自己的声音有时是和官方不一致的，我写过很多检查，也接到过有关方面的电话，希望我们不要谈某些问题，经常有这种情况。” 他认为《环球时报》在中国传媒业的共同限制语境下做了许多可贵的尝试，并坚信未来新闻史会给自己和《环球时报》一个正面的评价。 “这些年《环球时报》在国际报道领域突破的禁区，或许没有哪家媒体能和我们相比。我们这一两年不断触碰敏感话题，我们该说话的时候没有沉默，这需要勇气，这样做对于一点声音也没有，是一种进步。” 在外媒眼中，《环球时报》是一张“商业民族主义”新闻纸。英国《金融时报》称，其成功方式“部分在于吸引中国新的民族主义，为拥护军力扩张的声浪和对西方的强硬批评提供大量版面”。 刚刚结束的中德媒体论坛上，德国《世界报》记者这样形容胡锡进，“《环球时报》被认为特别爱国，但胡的表现完全不同于一个干部型记者。他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可以进行批评，我们也想改进体制，但是我们不想要混乱。’他戴着鲜艳的领带，发型让欧洲人想起披头士乐队，说话富于激情，不带讲稿。” 胡锡进表示自己留意但并不在意外媒对自己的批评，“《环球时报》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和中国崛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外媒态度可以看出，《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主流报纸。外界在批评中国的时候，把《环球》一起批评。就像我们批评美国时，经常连《纽约时报》一起批评一样，这恰恰说明我们和中国命运连为一体。这不是不好意思的事情，这值得我们骄傲。” 来自微博的批评也同样不能动摇他的自信，“《环球时报》这么大的发行量，这意味着大家在读我们的报纸，认同我们的立场。大多数人是支持我的。” 杜骏飞认为，胡锡进可能误解了“主流化”的新闻学意义，“首先，主流的，未必就是正确的；其次，对主流化的追逐，过去、现在、未来都永远不可能是新闻价值的本质。” 5 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兼执行总监、早期互联网的思想家之一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Negroponte)曾经预测说，互联网的全球化，将改变我们的国家观念。他预测，国家将会蒸发，“就像一个樟脑丸，从固体直接变成气体”，“民族主义将不会比天花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然而在中国，这颗樟脑丸挥发的速度似乎要慢许多。 杨锦麟先生笑言，“在凤凰卫视，我的同事董嘉耀所主持的《军情观察室》，在凤凰所有栏目中，收视率一直位居榜首，其他栏目再出彩再优秀，一般都无法超过这个节目的收视率。” 究其原因，他认为随着综合国力、国际政治影响力和崛起速度的递增，中国被激活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水涨船高，“他们需要一个情绪的宣泄口，需要不断被调动日益高涨的大国情怀，甚至也需要在虚幻或现实的政治情境中获得和平年代所无法获得的精神快感。” 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国家孤立中国，国内也呈现出不少社会矛盾，在一种有意无意的鼓励下，民族主义往往流于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氛围开始在中国社会升温，再经由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中国经济迅速成长、举办奥运会等负向或正向事件的发酵，民族主义在中国渐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势力，与自由主义、“新左派”鼎立为当代中国三大社会思潮。 对美国的态度是当代中国人民族意识的一个风向标。1995年5月至8月，《中国青年报》等单位进行了新中国历史上一次引起广泛影响的调查《中国青年看世界》，第一次通过对西方、对美国的看法，把中国普通青少年的国家民族意识反映出来。这次调查结果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青少年一代表现出了明显的反美爱国情绪。调查显示，87.1%的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同时超过57%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反感的国家是美国，美国高居最反感国家的榜首。参与此次调查设计的学者房宁评论，“这样的惊人数据，与人们对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政治观念自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印象大相径庭，大大出乎包括调查主办者在内的许多人的意料。” 2003年的一项类似调查中，日本取代美国被列为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最无好感的国家。 随后，《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等3本畅销书的问世，被看作中国青年一代民族意识新觉醒的标志。其中，《中国可以说不》据说卖了300万册，成为中国建国以来最为畅销的政治评论性书籍。但就是这本书，连作者本人都承认不够专业，有滥喊口号之嫌。“商业上的哗众取宠比较多。除了直接赚取人民币，还包括迎合意识形态，向上爬。”袁伟时说。 《环球时报》则构成了报纸的一道风景。《美国又叫嚷受中国排挤》、《日美相互怂恿防中国》、《美国你别瞎搅和》、《日本右翼人性何在》……尖锐耸动的标题一度引来多方批评。 2004年7月30日，在时任总编辑何崇元的主持下，该报社委会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何崇元称之为“报社历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会议”。会上，他要求采编人员转变思想，达成共识，“摒弃冷战心态，客观看待中外矛盾；避免情绪化，文章标题、内容、措辞要稳妥、平和、客观；消息和资料来源要真实、可靠”。 《环球时报》一个重要的议题是中日关系，其中对日本“揭露”、“抨击”性的报道和言论占了绝大多数。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存在着一大批仇日甚至逢日必反的国民，其中，历史问题的纠葛构成了对日不信任的基调。对此，袁伟时教授说，“应该将历史真相告诉年轻人。日本曾多次侵略中国，历史事实不容否定。但是日本也帮助过中国。20世纪初，中国在教育体制、司法体制上有过很大进步，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给过中国很大的帮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日本渐渐成为利益共同体，贸易量非常大，就不能再简单地鼓动对日本的仇恨。过去我们对日本的看法也是片面的，日本采用右翼否定侵略的教科书的学校只占0.47%，承认战争罪行的是主流。日本的《读卖新闻》特别组织了一个侵华战争的调查，根据这个调查还出了一本书，用客观数据承认日本的侵华罪行。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有不同的看法，比如南京大屠杀，咱们说是30万，他们认为是5万。我跟日本记者说，不要说是5万，就是杀了5个人也是不正义的，这些问题上应该毫不含糊。另外一个方面，不要老是纠缠这些历史问题。要看到世界发展趋势，中日合作是现在的大局，要促进中日的自由贸易，进一步促进东亚的自由贸易。以欧共体为榜样，走向区域联合，共同走向和平与繁荣。这才是一个媒体应该采取的姿态。” 杜骏飞说自己也常被这些“闪亮的标题”所吸引。“我想很多人跟我一样，看这张报纸的时候很分裂。”他认为互联网攻击《环球时报》的人中间，有不少其实是经常看《环球时报》的，“否则他们不会骂得那么准确，不会骂得那么熟练”。 “公众应该能理解《环球时报》在对外抗争上，采用发展新闻学的姿态，强调民族利益、国家立场，是有合法性和政治意义的。但是在国内报道时，中国有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社会危机和阶层冲突，这些在《环球时报》中甚少涉及，有时还在故意遮掩，读者就会不买账。因此，读者在读《环球时报》时，会假设其作为外交宣传的选择性发声有正当性，而同时也会认定：其作为内政新闻的选择性遮蔽有不正当性。” 记者随机在北京一家报摊采访几位《环球时报》的购买者，公务员徐先生表示自己经常看《环球时报》，“他们的军事报道很专业”，他也赞同胡锡进的报道理念，“西方的确没那么友善，个人的利益要想最大化，必须在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大前提之下”。 在读博士生小刘说这张报纸看得“很过瘾”，但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时候言过其实，甚至有些喜剧感，“总给人一种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感觉”。 杜骏飞说，一百万个读者并不能等同于一百万个支持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讲，群体心理是非常复杂的，瞩目不代表认同，围观不代表尊重，反对也不代表拒绝。胡锡进先生可能过于低估了社会心理的复杂性，甚至有意忽略了这种复杂性。” 杜骏飞寄望《环球时报》通过时间完成价值观嬗变，“我们没必要对它作标签化和污名化，在中国，成功的报纸不多，可以在国际上发声的报纸更不多，所以我真心希望它有一天能够成长为广受新闻业尊重的报纸。” 杨锦麟先生对此并不乐观，“两胡(胡舒立与胡锡进)两极话语体系迥异，各自对新闻价值取向和新闻事件的取态也不尽相同，我倒也希望两极两端或能互补，但看来希望渺茫。” 对《环球时报》中文版内容日渐增多的批评，显示出中国民间思想日益独立与多元。“我研究中国近代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负担，成了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中国落后、愚昧的东西不敢批判。谁敢批评中国的落后，就是汉奸、卖国贼。一个不接触国家机密、没有权力的平民百姓怎么去卖国？不要用政治帽子去压制人！”年过八旬的袁伟时言辞激昂。 6 战地采访的经历赋予胡锡进一种机动、实用的办报哲学，“死在阵地上的战地记者是最没用的，只有活着，才是战地记者的价值所在”。 他把《环球时报》生存发展的总钥匙归结为“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他认定备受争议的《环球时报》“一直在讲真话”，“我们在走一条自己的路，讲一些过去大家讲不出来的实话，过去不敢讲、不会讲、没讲过的真话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当前中国的很多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在做一种基于事实本身的判断。把世界对中国的真实看法告诉国人。过去我们印象中，国外报道中国好，表扬中国，现在世界对中国的所有批评在《环球时报》都能听到。” 针对“《环球时报》是否会误导青年”的说法，他在多个场合表示，这是杞人之忧，“《环球时报》不可能成为任何一个中国年轻人惟一的阅读对象，他们会阅读很多其他媒体提供的信息，包括网上的信息。” “你说我报道的不对可以，要说我误导了中国民众、误导了中国年轻人，这是天大的笑话，我觉得你太不相信中国年轻人，太不相信中国民众了，你太小看他们了，他们能被误导了？能误导中国民众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自己的微博上，作为《环球时报》中英文版两份报纸的总编辑，胡锡进把它们的风格进行了无缝对接。当他发出类似“中国是个堂堂正正的国家，不是地下国家。但我们的沉默和谨慎，仍像是地下党，不敢出声”、“清华大学应该就‘真维斯楼’给一个大方的道歉。这样道歉不丢人。……他们现在的表现更像小心翼翼的官僚机构”，“我们总被坏消息包围。光毒食品就够受的，我们的身体都成化学试验仓了。另外要还房货，应付办公室政治。我们还快乐得起来吗？”等等“正见”时，网友会跟帖说，“哎呦，胡总今天人品大爆发了！” 更有趣的是，还有网友认为给他贴上“大五毛”的标签是个误会，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卧底”。 “我不是卧底，我不想骗有这种想法的人。”这个“复杂中国”的报道者说，“我是个挺矛盾的人，因为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挺复杂挺矛盾的。我觉着这样挺真实，一点也不矛盾的人往往是装的。” 被贴上“愤青大本营”标签的《环球时报》编辑部同样显示出不能被一张小小标签覆盖的复杂性。细心的读者发现他们所刊发的《中国人是不是变刻薄了》、《中国人是不是太勤奋了》、《中国人真的很开放吗》等文章看起来也“不那么《环球时报》”。 还有一些更激愤的读者对他们表示不满。南京大屠杀70周年时，针对他们刊发的《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的社评，有读者愤怒声讨执笔者，“我要打烂你的嘴！” 在这个标签年代，人们似乎也没有太多耐心去关注每张标签背后的复杂多姿。《环球时报》带着属于自己的那张标签被编进一个流传甚广的段子：“《参考消息》：全世界都夸我们好；《环球时报》：全世界都嫉妒我们好。” (实习记者孙佳宁、吴鸣、易洁、李在磊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