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

网传“薄熙来手书” 极左挺薄寄望薄瓜瓜

在中国大陆注册活动,力挺薄熙来的极左派网站《红色中国网》日前刊出在薄熙来事件相关政治活动中出尽风头的北京教师王铮所撰写的《参加“坚决反对非法审查 薄熙来”的万民伞行动》一文,煽动民众参与为薄熙来鸣“冤”,并发表文章公开称十八大以“温党”的失败为结局,是左派的胜利,要趁热打铁。同时,该网站还 刊发了据称是薄熙来手书的文章《我自当尽力为百姓造福》。 全文如下: 我生命途中,开来伴我最长、最紧,是我忠实的、奋斗的伴侣。   当我十七岁之时,亲爱的妈妈即离我而去,她对我影响甚深,教我做一个正直的人,教我学武穆精忠。爸爸是我的人生导师,他是个伟大的革命家,虔诚的共产党人,他深刻、坚定、逆境中顽强,处事坦然,还平和、幽默,是政治家的典范。   他对我的言传身教形成了我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且矢志不渝。我不会辜负父母的养育之恩和他们的期望,因为他们是毕生追求真理的好人。   父母之后,生命途中,对我影响、帮助最大的就是开来。她虽然娇小,但英气勃发,眼界开阔,思想豁达,博古通今,既有女子的优雅,更有男子不敌 的刚毅和洒脱。为了共同的事业,涉及自己一帆风顺或如日中天之业均可毅然放弃,而再苦再险之举也在所不辞!回想这些往事,我内心只有深深尊敬!我为有如此 伴侣深感庆幸!不论此生多累,我为有这么好的爸爸妈妈,开来,真是感谢上苍了!我自当尽力为百姓造福,这也正是他三人之愿。耳顺之年,还望薄谷传人瓜瓜茁 壮成长。将前辈之事业发扬光大。 王铮撰文、拍照示范如何参加挺薄的“万民伞”行动。考虑到多数“薄粉”文化程度较低,还专门注明“只要用手机拍一张照片,注明真实姓名和省份发送给收件人即可,收件人会帮助你做成固定格式的图片,如不会上网,可让朋友代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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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香港传真: 极左政治不可能赢得历史的同情

重庆部分地区也传出治安开始变坏的消息。据亚洲週刊报道,重庆的出租车司机说,王立军下台后,交巡警平台的警察少了很多,抢钱、劫车的人又出现了,似乎重庆离开王立军,换了任何一任公安局长都好不了。有司机说薄熙来主政重庆,城市面貌几年焕然一新。儘管薄熙来及手下官员的贪腐案件已开始清查,曾对薄熙来抱有幻想的人也在慢慢清醒;但重庆民间对薄熙来曾经有过拥护是无可否认的。一位大连市民也表示:并不是说薄熙来把大连管得有多麼好,而是大连前后几任市委书记都不怎麼样,大家想来想去,觉得薄熙来也就不错了。 对比四人帮垮台当年,民间根本听不到这种「同情」。八十年代初期,上海某刊物曾发表一篇短篇小说,讲一个文革中受到折磨,但文革前也曾以高压手段欺负过群眾的老干部,后来重新上台,对自己过去的极左行為毫无反省之意,反而以一贯「正确」自居。该小说受到了批判,因為小说主人公產生联想并感慨:将来有一天,四人帮会不会受到「歷史的同情」?其实,该小说并非「政治不正确」,而是思想深刻,有前瞻性,告诫改革派和广大群眾:批判极左政治绝不能因人而异或推行双重标準。既然批判极左政治,就要批判它的整体及一贯错误。中国的极左错误绵延至今,生生不息,究其根本原因就是极左派以「红色」自居。而今这一点也正好可以解释,薄熙来﹑王立军垮台后,重庆社会出现「同情」他们舆论的原因。 学者荣剑在《回望重庆》系列文章中指出,对薄熙来与重庆来说,「红色成為其最安全的保护色,足以维持其党内正统地位,不会遭致根本反对。」但薄熙来的教训告诉中国,红色未必能保护所有人,一味纵容「深红」、「极左」,以「核心价值」、「独特性」拒绝普世价值,很有可能引火烧身。 红色的极左政治任意践踏人权及法律尊严,一直激起全社会的牴触和抗议。拒绝普世价值的举动违背民意,也重创民心。所以,极左领袖即使精通「聪明作秀」,向部分群眾输送经济利益,最仍难赢得歷史的同情。张春桥当年从食品﹑日用品供应方面「善待」上海巿民,甚至不惜引起外地群眾的抗议,但人民并不原谅他。歷史的同情是稀贵之物,绝非廉价品。毕竟,民主和人权才是价值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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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 大陆反日游行中出现极左和为薄熙来翻案标语

在多地示威中,有民众举出杀气腾腾的反日标语。网上流传图片显示,在一幅署名为“西安市浩帆水泥制管建设有限公司”的横幅上,印有“中国遍地都是坟,也要杀光日本人;宁愿大路(原文如此)不长草,也要攻下钓鱼岛”的字样。 多地示威民众手举毛泽东像,伴有类似“毛主席,想念您”等标语或横幅。还有示威者化妆成毛泽东,乘敞篷轿车参加游行。更为诡异的是,网络图片显示,多地出现身穿毛泽东时代旧式绿军装的有组织游行队伍。 令人瞩目的是,示威中开始出现涉及到大陆现实政治的诉求。在一辆“川M”(属四川省资阳市)的黑色越野车后窗上,张贴着“钓鱼岛是中国的,薄熙来是人民的”标语。而在其他场合的示威中,也有民众挂出一字不差的横幅。 但是,也有示威民众将矛头指向体制问题。一面横幅宣称,“要怎么收回国家领土——钓鱼岛?不如叫城管和中国的贪官去吧”。 另有上海和广州的现场目击者描述称,两地都出现有组织的年轻人示威团体,在进入地铁站时集体排队购买单张车票,而不使用沪穗两地城市居民通用的储值月票,令人怀疑并非本地居民,而是从外地统一组织起来的示威者。 另一方面,游行示威也出现了若干失控迹象,不仅有地区出现日本品牌警车被砸毁,中共深圳市委大院16日中午也遭到冲击,大院铁栅栏被推倒,还有示威者爬上深圳的标志性雕塑“孺子牛”踩踏。下午近三时,特警释放催泪弹,强行驱散示威者,造成相关人员受伤。 随着连日来示威活动的加剧,有观察者质疑,在不同地区都出现了人为操控的迹象,显示出事件背景并不简单。不仅多地警察对暴力破坏行为持消极放任态度,更有目击者用现场照片对比指证,可能有公职人员直接介入组织活动。更有观察者指,此次突如其来的大规模暴力示威,背后不排除有权力斗争的操纵因素。 耐人寻味的是,和此前什邡事件等不同,宣传部门对此次暴力示威信息保持高度警惕。官方媒体对暴力示威只字不提,新浪微博上发布现场图片往往旋即被删除,但由于相关图文信息流传极多,因此也不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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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传《北京日报》社长梅宁华政治极左 生活作风不正

北京日报党委书记梅宁华的几条料:一、在1974年批林批孔时,因批判揭发有功,曾受到江青召见。二、曾因极力反对胡耀邦先生,被邓力群相中,推荐给陈云当秘书,后因陈云觉得此人与四人帮有牵连,没有任用。 三、在任北京市文物事业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期间,因生活作风问题,差一点免职。 相关日志 2012/05/05 — 北京日报成笑柄 2011/10/18 — 戈培尔的名言大部分都被我党实践过了 2011/05/17 — 《岳阳晚报》曝光中石化岳阳个别加油站油质问题,遭全市通报批评违反宣传纪律 2010/12/15 — @yanghengjun 一位激动不已的朋友说现在的宣传部领导就如当年纳粹的戈培尔。。。我打断他说,戈培尔虽然邪恶,但他有信仰,他相信自己的宣传,当纳粹要完蛋时,他担心子女落到“新社会”手里而杀掉他们。我们的宣传部领导根本不相信自己的宣传,他们把子女送到海外,把国人留在中国受愚弄。 2010/02/08 — 湖南省委宣传部撰文删帖 宣传部一条龙控制舆论 2010/02/05 — TLF:云南真理部的那个伍皓还真是个250 2010/02/02 — 黑龙江信息港 网宣审查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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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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