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

　　这篇文章早就想写，但没找到机缘。 　　还是2011年4月为纪念胡适诞生120周年在南大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台北的朋友告诉我，刚出版的江勇振先生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对我的《瞧，这人——日记、书信、年谱中的胡适》提出批评。恰巧，在美国教书的江先生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期间，我自己主动向江先生提及此事。江先生很绅士，打着手势：当然，这只是学术层面上的……（后面的什么词我忘记了）。我点头称是，某种意义上，书就是用来批评的。然而，此刻的我关心的不是批评，而是批评了什么。江先生当时只提出一点，让我只好说惭愧。 　　在《瞧，这人》的“内容提要”里，我这样写道：“胡适是20世纪的一个文化坐标，一种精神象征，一条思想脉络。即使放在21世纪的今天，胡适和他所代表的思想依然是普世意义上的一种价值选择。基于此，本著试图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重在挖掘、梳理和呈现胡适一生的思想脉络，把握其思想的形成、发展与变化。更关注在他的思想语境中，作为知识分子的他对社会事务的关怀和他在公共领域中的表现。同时，以人带史，由此折射胡适所身处的那个波诡云谲的时代。”其中，从资料本身形塑胡适，并梳理其思想脉络，乃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但，江著正是在这一点上指出了我的问题。 　　不言而喻，胡适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思想，作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知识代表，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当然是我关注所重。在《瞧，这人》之前的《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中，我已经感觉胡适前期在自由主义上的偏差，比如莫斯科三天，胡适就没有把持住自己，以致向斯大林体制表错了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舛，我的判断是，胡适只是接受了19世纪密尔的新自由主义，对密尔以前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缺乏了解。因而，到了《瞧，这人》，我根据我对胡适留美期间日记的阅读，作出了一个知识性的判断，即胡适没有读过洛克的《政府论》。书中我是这样说的：“就自由主义而言，胡适肯定是密尔式的，但未必是洛克式的，在他的日记中，我尚未发现胡适读过洛克，而洛克被提及，也是在一则‘近世不婚之伟人’的日记中，他（写作‘陆克’）和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康德、霍布斯、斯宾塞等人排列在一起。”（该书第88-89页） 　　虽然那天和江勇振先生有过面对面的交流，但毕竟手中无书。后来一位读者朋友寄一本送我，并告知江著对我提出的批评，书中约有四、五处。江著厚厚一本，有如砖头，这是它的份量。但胡著写完后，我自己兴趣有所转移，大体停止了对胡适的关注（《瞧，这人》只写了胡适的前半生，等于才写了一半，呜呼），对这样一个六百多页的大厚本，不免有一种阅读的畏惧。因此，书到手后，随手翻翻，居然没翻到对我的批评处，就丢了下来。这一丢就是很长时间。至于今天提笔写这篇文章，只能说是一个机缘。今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辞世50周年。《南方人物周刊》要推出他们的纪念文章，该刊记者约我为这组文章做一个对话笔谈。看得出该记者很用心，约我笔谈前，看了江先生的书，也看了我的书。稿子完成后，电话来会通，其中问我是否知道江著对我的批评。我心中一动，说知道，连忙问她在哪一页。听到电话那头她去拿书，过来告诉我是263页，还念了其中一段。此刻，我也拿过书来翻到此页，同时在电话中告知她，我去年见过江，还扼要说了当时我和江交流时的情形。 　　针对我所说的“相信胡适读过《政府论》就不会走到自由主义的反面”，江著非常明确地告诉我：“念西方哲学的胡适，在选课的时候一定会读到洛克，这是毋庸置疑的。现在，我们知道胡适在‘哲学30：经验论与唯理论’这门课读了洛克。此外，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的‘胡适档案’里，就有一篇胡适的读书报告，写的就是邵建所谓要了解自由主义的真谛所必读的《洛克的研究》（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我一边听电话，一边看这段文字，虽然我早就知道有这一处批评，但直接面对，还是惭愧不已。我所面对的材料，来自胡适的日记、书信和年谱，但这并非是材料的全部。台北的胡适纪念馆里，大陆这边的近史所里，都还有大批胡适的资料（英文的、中文的）没有出版。我并没有穷尽材料，怎么可以断言胡适没有读过《政府论》呢。 　　记得南京一位朋友（邓伍文）不止一次说过，历史研究说有易，说无难。当时听了也就听了，此刻，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含义。是啊，你没见到的东西多了去，怎么可以断定它就没有呢。何况有是可以证明的，无则难以证明。这是一个硬伤，知识硬伤。在硬伤面前，我所能做的，第一是向已故的胡适先生道歉（正如把没有说成有是诬枉，但把有说成没有，虽反向之，亦迹近之），当然宽容的胡适先生已经无法接受我的道歉了。第二是要向江勇振先生表示感谢，感谢他对我的批评，还感谢他等于为我找到了胡适读洛克的证据，于是我便知道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并非陌生（因而，我对胡适自由主义的批评，还要重新审视并解释）。 　　做一个人的研究，哪怕是思想研究，都要尽可能地穷尽材料。就此点而言，我实在用力不勤劬。记得当时江先生告诉我胡适读过洛克时，我即问出处，江告诉我，出处在北京近代史研究所里的“胡适档案”，他是从那里抄出来的。胡档就在北京，它就睡在那里，我并非不知道，但却从没有动过要去抄书的念头，甚至不知道它是否开放（我的胡适两本书，材料依据都是根据公开出版的胡鲁著作）。江先生远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德堡大学，却能跨洋过海，不止一次到台北和北京来坐冷板凳。两相比较，这是什么精神。当然，江勇振对材料的用力，我早就感知，大约是07年吧，台北一位老先生寄给我《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就领略了这位哈佛历史博士的材料功夫。材料是史学的功底，甚至胡适的弟子傅斯年说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的朋友中多位写作走的都是傅斯年的这个路，我则常以我的兴趣是思想史或观念史而自我开脱，所以这次就跌了跟头。 　　去年12月中旬是胡适120周年的诞辰，杭州的傅国涌约了几位朋友去他那里一道做个纪念。离杭那天，几人同车，我坐在前面副驾的位子上，听后面几位聊天。话题游走，却不出各自的兴趣。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材料，坐中谢泳、傅国涌等都是材料高手，都肯在材料上花大功夫。比如就是这次傅国涌送我的《辛亥百年》上下册，全书共八篇，每篇之后，材料出处的注释基本都是三百多条。两册之后亦都附有参考书目，我看了一下，包括日记书信口述回忆录年谱当时报刊文章等，参考文献有三百多种。国涌正是凭靠这样一个体量，才左右逢源，完成了“重建辛亥叙事”。因此他们聊天，我无从插嘴，我就不在这道上。似听非听时，听得谢泳接了国涌一句：别人用过的材料就不叫材料。很漂亮的一句话，它是追求文献的初始发现和第一次使用。我相信，以上江勇振从故纸堆中抄出的那份英文胡档，就属于这种。 　　这里我还必须自领一次粗疏。先感谢江勇振在书中为我圆场，说：“邵建不是不知道胡适在《留学日记》里是不记哲学的。胡适解释了他在日记里不记他所读的哲学的原因”接着，江著引了一段胡文：“或问吾专治哲学，而札记中记哲学极少，何也？则答之曰：正以哲学为吾所专治，故不以入吾札记耳。吾日日读哲学，若一一以实吾札记，则篇篇时日皆有所不给。且吾之哲学功课，皆随时作记（notes）；其有系统的思想，则皆著为长篇论文，如前论墨子、康德（kant）、胡母（hume）[休谟]诸文，皆不合于札记之体例也。且吾札记所记者，皆一般足以引起普通读者之兴味者也。哲学之不见录于此，不亦宜乎？”这里的札记即日记，应该说这段文字我知道，而且其中的休谟亦为古典自由主义之代表；但实际上却变成了知而不道，或曰，视而未见。胡适既然有了这样的自述，何况如果我细敏，胡适否定遗产权时还率先肯定了“财产权起于劳动”，这正是洛克《政府论》的观点，我为何还要推断他没读过该书呢；尽管推断的语气并不绝对，甚至带有一点悬拟。 　　电话中，我告诉南方人物周刊，当我知道胡适读过洛克后，很自然提出了疑问，即如何解释胡适后来出现的自由主义偏差。本来倒是想探讨一下的，但，江勇振很直接：到时我自然会作出解释，一边说一边伴以神情和手势。这话题便到此为止。江著第一卷只写到胡适1917年回国，胡的问题要到1920年代才出现。江要解释，也要等到二卷吧。回叙完毕，我和江没完成的话题，倒变成了我与这位记者的继续。看得出，该记者对胡适很感兴趣，她本是理工出身，却转过来吃文字饭，我只能在电话中称说不简单。从哲学理解的角度，比如康德不太容易懂等等，她说了她的理由。我的看法是，如果胡适读过洛克，他的问题恐怕更严重。这倒不是康德难读，毕竟洛克不是康德，很容易把握。如果把《政府论》概括一下，说到底就是人们所以需要国家（政府），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可是，胡适恰恰在产权问题上摔了两跤。一次是在美国念书时不赞成美国的遗产制度（遗产即财产），认为应该取消（即“宜去”），这等于是剥夺财产所有者对于自己财产的处分权。一次是20年代路过莫斯科，为苏俄体制辩护，认为剥夺私人产权的苏俄“共产制实在不成什么问题”，而且认为只要肯“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我所以两本书中都抓住胡适这一点不放，实在因为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对自由主义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什么比私人产权的失去更能危害人类的了。20世纪前五十年的中国自由主义基本上在这个问题上不及格（除了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等少数人外）。只要自由主义不根基于私人产权，无论其他什么自由，如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统统hold不住。而且极权主义正是从私人产权的门限里破门而入，将魔掌伸进言论结社迁徙信仰等领域，最后肆孽于整个社会，乃至它的每一个角落。因此，完全可以说，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没有私人产权，就没有自由主义；正如没有私人产权，就必然导致极权主义（目下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研究，似乎还没有延伸到产权这个最根本的层面上）。鉴于对此问题的严重体认和我们自己还在经历着的历史，我自然无法放过胡适自由主义乃至中国20世纪自由主义的“阿喀琉斯之踵”。谁让胡适您是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呢。胡先生，抱歉了！ 　　因为一通电话，便有了这篇文字。记得当时电话中，无法展开谈，我大概说了我的看法：假如胡适了解古典自由主义，那么，他一定是受了那个世纪流行的进步论的影响，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而俄苏那一套是后起的、新的。那个时代的人往往唯新是求。不独胡适，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团体，当时所以接受苏俄那一套，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它新（古典自由主义反而成了守旧和落伍的对象）。上个世纪的唯新是求应当与严复翻译的进化论有关，在当时一味求新的语境下，进化论变相为进步论，而这个进步论真的害人不浅，害世纪不浅，至今我们还没完全给它祛魅。当然，电话中没说的另一原因也可能是中国士子遗传性地对财产的轻视。 　　放下电话，继续读江。看到这样的表述：“如果胡适作出了与古典自由主义不合的论点，那绝不是像邵建所说的，是因为胡适‘对古典自由主义生疏’，而是他站在了解的基础上来批判古典自由主义。”是这样的吗，至少胡适批判古典自由主义的表述，我尚未见到（也许又是我粗疏了）。下面的表述更加有意思（刚才那位记者还特地念出来听），它针对我，又不止针对我：“所有研究胡适的人都必须先抱持着一个态度跟一个假定。那个态度就是虚心：我们所面对、所分析的，是一个天才，他的天分跟努力是我们望尘莫及的；那个假定就是：如果胡适敢谈任何问题，我们必须假定他知道他在说什么。我们必须假定该看的书，他都已经看过了。”这段文字是有表情的，它让我莞尔。不禁想到2009年五月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开会时，江先生有过一次胡适的专题讲座，这文字就让我联想到他那次谈胡适时的神态，像极了。 　　只是我尚不清楚江勇振先生在二卷中将如何解释对古典自由主义不生疏的胡适，为什么会出现自由主义的“变节”，这对我是一个很重要的关注点；正如我更关注江著第一卷中提到但并没有给我们呈现的那份编号为E060-012的“胡档”（ A Study of Lock’s Two Treatises on Government）。年轻的胡适在这里说了些啥呢，愿江先生二卷中能为我（们）释疑。 　　

煽动仇恨是制造沙子化社会的重要手段 从秦晖论土改说开 作者：宫岭   　　长期以来，对于土改，一般都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理解，认为土改就是为了消灭地主的土地兼并，实现平均地权，保障耕者有其田，进而提高农业生产力。因此，对于土改中发生的暴力行为，基本上也只是当作一种“左”的偏差、错误、过火行为来理解，至多认为是革命意识形态的缘故导致工作中出现的极端主义倾向。与此相关的就是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土改使农民获得了土地，因此赢得广大农民的衷心支持拥护，翻身农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踊跃参军或支前，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奠定强大的社会基础。 　　这样的观点表面上看似乎合情合理无懈可击，再经过当局长期的宣传，早已深入人心，包括笔者也一直对此深信不疑。连许多对共产党的政治传统持批判态度的人，也不大怀疑土改本身，除了批评其中存在的“左”的暴烈残酷之外，最多只不过认为土改是骗局，因为土改完成不久又立即以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集体化的名义，重新剥夺农民土地收归“集体”，农民空欢喜一场。也就是从后来共产党政策的变化来解读土改，而不是从土改本身来分析。对于土改本身，迄今几乎没有人提出根本的质疑。 　　然而秦晖的研究却为我们揭示了土改最真实的秘密，彻底颠覆了上述长期被我们深信不疑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不得不佩服秦晖的目光是相当犀利的，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揭露、历史资料的分析研究，他不仅令人信服地向我们揭开了土改的真实面目，而且点中了共产党政治运动(包括土改)最深层、也是最真实最隐秘的本质。原来， 土改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平均地权，更不是为了什么发展生产力。 因为当时中国广大农村的土地兼并问题并不严重，农民与地主的矛盾并不尖锐。 　　土改的最真实目的，是为了彻底消灭农村传统的一切社会纽带，也就是秦晖所说的“小共同体”，使广大农民变成孤立无助的一盘散沙，而后就可以很方便地建立起党对农村的全方位的严密控制，也就是极权主义体制，秦晖称之为“大共同体”。(当然，这种极权主义体制是否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共同体”，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但本文不拟讨论这个问题。)在战争年代，仅仅靠分给农民一片土地就指望农民能积极踊跃地为你上前线抛头颅洒热血，完全是不现实的。毕竟上前线意味着拿身家性命冒险，没有人会为了一块不大的土地而积极主动地去当炮灰。所以，所谓分得土地的农民翻身做主，积极支持革命战争，这个长期流行的说法纯粹是一种宣传，而不是事实。 　　只有在真正民主选举的社会里，才会发生人民因为得到好处比如土地而支持某政党并投其票的事情，(例如台湾南部农民曾经就因为得到陈水扁政府的政策好处而投陈水扁的票)因而也只有在这样的民主政治下，才会有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事情发生。而在战争状态中，胜败并不直接取决于民心，决定胜败的重要因素乃在于动员力量。土改的直接目的、意义就是战争动员。而土改之所以能极其高效地实现战争动员，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分土地给农民赢得民心，而在于人为地在农村中制造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有组织有目的地发动农民对农村中的士绅、地主之类传统乡土社会精英开展残酷惨烈的“阶级斗争”，直至造成一系列人命血案。这样，广大农民与士绅、地主甚至相当部分富农、中农之间，就结下了血海深仇。 　　如果将来共产党被国民党打败了，农村重新落入国民党手里，那么，这些双手沾满地主士绅鲜血、犯下命案的农民，就难免面临同样残酷惨烈的报复清算。正是对遭受这种报复清算的极端恐惧，才驱使着千千万万“解放区”农民积极主动地支援共产党的革命战争，踊跃参军、支前等等。由此可见，土改表面上是分地，实际上不过是借分地的机会，人为地在农村社会内部制造相互仇恨、仇杀，一方面彻底毁灭传统乡土社会纽带，使广大农民丧失传统的社会组织资源而变成孤独无助的一盘散沙，再也无力抵抗共产党这样的强大组织力量对农村社会的全方位统制;另一方面使农民在这样残酷惨烈的相互仇杀中不得不向党交出一份“投名状”，从此以后只有死心塌地跟党走、死心塌地支援党的战争，才能免于遭受地主士绅的报复清算而保全身家性命。这两个方面的状况，就为党在农村建立起强大牢固的极权主义体制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条件。在共产党建政后，虽然大规模战争基本结束了，不再需要实施战争动员，但是新区的土改依然充满暴力和血腥，依然进行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挑动农村社会内部相互仇恨仇杀，大规模杀人，其目的一样是为了毁灭乡土社会纽带，消灭农民的传统组织资源，使农村变成一盘散沙，便于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强大严密的极权主义统制体制。 　　这样，在不久之后的一系列运动中，就丝毫不会遭遇农民的有组织反抗。例如，土改完成不几年，马上就实施统购统销，剥夺农民;接着又马不停蹄地实行合作化，建立农村人民公社，实际就是建立当代农奴制;然后很快又开展大跃进、放卫星，造成数千万农民活活饿死的大饥荒，等等。所有这一系列运动，基本都没有遇到农民的强大反抗，更没有有组织的反抗，堪称“奇迹”。也正因此，所以今天有些人尤其年轻一代人根本不相信大饥荒之类灾难的发生，在这些人看来，如果有那样的事情，为什么农民不会起来反抗啊?反正横竖都是死，反抗死也比活活饿死强吧!说这样话的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么就是完全不了解当时农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因为在共产党严密的极权主义控制体制下，农民其实都是孤立的沙子，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有组织的反抗，而孤立的个人的反抗是完全无力的，很容易被扑灭。而且在那样的体制下，别说反抗，哪怕有一点点不满的表示都会招来灾难甚至性命不保。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统购统销之类的坑农政策、大饥荒之类的灾难，根源都与土改有直接关系!或者说，从土改到后来的人民公社、大饥荒等等，其实是一脉相承、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通过这些事实与分析，不难看出，土改中普遍存在的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开展的暴力血腥相互仇杀现象，根本不是什么“左”的问题，更不是什么工作偏差、甚至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问题，而是正常现象，是建立东方模式的极权体制的基本途径，更进一步说，甚至也是维持东方极权体制的基本手段之一。 　　极权主义是一种极端化的绝对专制主义，专制主义源远流长，类型繁多，不同类型的专制政治，其专制程度也有很大差别。专制政治的共同特点是权力不受制约。其实，在宪政产生以前的人类各种政治体制，无论中西方社会，对权力的制约并非完全空白，这种制约一般多是以传统习俗、宗教力量、多头政治等方式来体现。中国秦汉以来的君权虽然是绝对的，但也受到所谓天命观的软约束，同时在多数情况下，宗法社会习俗传统也会对君权的行使构成一定的制约;欧洲中世纪的君权就同时受到贵族和教会的双重制约，直到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才逐渐摆脱这双重束缚，但随着公民社会的逐渐发育，又开始形成立宪的新传统，以现代立宪体制的形式制约统治权。所以古代多数的政治体制，其专制程度都有一定限度，尤其对民间社会传统秩序、宗教等等，不同程度地持有一定的宽容态度。当然，在古代也有主张绝对专制的，如中国的法家、秦皇，就是典型代表，企图建立全方位的专制体制，彻底消灭一切民间社会自发秩序，以军国主义的手段将整个国家变成一座超大监狱。这其实就是中国式的法西斯主义。但他们的尝试失败了，后来那些君主虽然在内心深处也想效仿法家，但多数情况下还是不敢全盘照搬，所谓“外儒内法”、所谓“百代皆行秦制”，讲的是专制君权的内在本质，但是在实际的运作中，完全照搬秦制一般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简单，代价太大，成本过高，相比于温和的君主专制(即以儒家为代表的君主专制)而言，完全搞秦制其实得不偿失，不划算。从成本的角度看，实行法家那种法西斯主义的全方位社会控制体制，需要建立庞大的官僚体制，尤其因为中国国土辽阔、人口众多、山川地势复杂，在交通通讯技术极其落后的古代，真的要想建立全国范围的无所不在的法西斯主义极权体制，在技术上是很难行得通的。同时，豢养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负担。如何保证这支庞大的官僚队伍对皇帝的绝对忠诚，更是一个无法解决的要命问题。从代价的角度看，法家的做法势必激起强烈的反抗，激化社会矛盾，导致其极权政治的快速灭亡。而象儒家那样，适当尊重和保持民间社会宗法秩序的自治性，借助民间宗法传统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而不是完全由专制皇权严密统制一切，不但成本低很多，而且社会矛盾也可以缓和很多，当然有利于皇权本身的长久维持。 　　现代极权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法家的复活。当然，之所以能复活，是有多种复杂因素的，但有两点现代性因素至关重要，一是现代国家职能的空前扩张，二是现代技术条件的发达。古代国家的职能非常简单，自然经济客观上不需要国家做更多的事情，而现代国家的职能就复杂多了，国家主义，或者说对国家的崇拜，成为近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现象。尤其以国家的力量集中资源推进工业化，被许多后发国家视为赶超先进的捷径，这种发展思路客观上为极权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巨大的诱惑。而现代科学技术、管理技术的发达，完全可以克服由于地域辽阔、地理形势复杂、人口众多等自然因素带来的统治困难，也为极权主义提供极大便利。由于有了这两个便利条件，所以当现代社会遭遇严重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矛盾激化导致社会动荡、信仰危机，等等叠加在一起)的时刻，极权主义的幽灵就很容易复活。 　　现代极权主义本质上是要构建一种置于国家权力全方位控制下的高度封闭的社会秩序，其间不容许任何摆脱了权力体制控制的自发性存在，因而个人就完全只是国家这架庞大无比的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齿轮、螺丝钉而已。这种封闭社会其性质完全不同于古代的封闭社会，因为后者是自然地理条件和落后的自然经济农业社会造成的，而前者则完全是人为强制造成的。所以在古代，专制统治的维持虽然也需要暴力国家机器，但在此之外还可以容许社会有一定的自主性。尤其汪洋大海一般的自然经济下的乡村世界，本身就是高度封闭的社会，不必利用国家的暴力机器也能够保持其自然的封闭状态，从而构成专制政治天然的基础。可是现代工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交往的发展和发达，这种天然封闭的状态已经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了，随着社会封闭状态的逐步打破，专制统治的天然基础也在一步步地消失。所以在现代社会，要维持专制统治就必须借助于强制力量，尤其是借助于国家暴力机器，不能让民间社会有任何自主性，否则只要给社会留下哪怕一点点的自主性，那么这点最不起眼的自主性也会自发地滋长壮大，最后一定会成为侵蚀、瓦解专制统治社会基础的星星之火，就像今天后极权时代的某些国家那样。因此，消灭社会的一切自主性、自治性，是现代专制政治的“合理”选择，这样就必然要选择极权主义。 　　与法家那样的古典法西斯主义相比，现代极权主义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支撑。最典型的如民族主义的恶性膨胀，以德国纳粹为典型例子;另一种就是某种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以共产主义世界的极权主义为典型。现代极权主义是以这些意识形态作为其道义合法性基础，为其国家暴力涂抹上某种神圣的光彩。没有这样的基础，它就无法获得广泛的追随者狂热的支持。相比之下，古代的法家之所以失败，除了前面说的成本代价因素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缺乏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作为其道义合法性基础，所以它很难吸引来千千万万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很难激起人们的狂热支持。现代极权主义，就是由于具有意识形态的强大道义支持，所以才能激发许多狂热分子为其冲锋陷阵。在这点上， 现代极权主义其实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邪教 。 　　现代极权主义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特点就是不断地制造敌人。人为地制造敌人，是极权主义得以维继的基本要件之一。通过人为地将社会中的某些成员、群体划为邪恶的敌人并号召全社会消灭这部分“敌人”，既可以强化其意识形态宣传效果，又可以制造持续的社会紧张状态，为极权统治提供依据，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制造敌人来彻底破坏正常的社会纽带，摧毁社会自发的共同体基础，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沙子一样的孤独无助的个体，相互之间完全缺乏任何有机关联。这就为极权体制实现对社会的全方位控制提供方便条件。否则极权政治必将遭到社会的强烈反抗和抵制而无法实现其对社会的绝对控制。 　　因此，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煽动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仇恨，人为地制造社会群体之间相互残酷激烈的斗争，撕裂社会，毁灭社会自身的有机纽带，是现代极权主义制造沙子化社会(又称原子化社会，笔者觉得还是称沙子化比较恰当)的重要手段。这种制造社会仇恨的工具，来自于意识形态的提供，比如纳粹使用的是民族、种族的旗号来制造社会仇恨，共产党国家使用的则是阶级的旗号来制造相互仇恨、撕裂社会。相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对社会的毁灭力量更加强大。因为毕竟民族、种族身份还是具有客观确定性的，以民族、种族身份来制造社会相互仇恨，至少对于同一个民族、种族内部的社会纽带的毁灭还是间接的;而阶级身份就不同了。本来在经典的马列主义者那里，阶级划分基本还是按照经济标准进行，可是随着极权主义政治的日趋膨胀，极权政治逻辑的恶性延伸，这些共产党国家对阶级标准的认定也愈发随意，早已不限于以单纯的经济内涵来界定阶级身份，政治立场、态度、观点，甚至个人爱好、私人生活方式等等，都成为划分阶级身份的标准。到后来，干脆完全以统治者个人的主观意图、主观好恶、权力斗争需要，来随意给人认定阶级身份。这个现象在共产党这样的东方极权主义势力身上表现的尤其明显。最初是将原初意义上的阶级即以经济关系为依据的社会群体作为身份界定标准，将经济关系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作为斗争目标，接着以政治态度、立场为判断阶级身份的依据，将一切与自己政见不合的群体和个人都作为“阶级敌人”来斗争，继而发展到以思想观点、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为依据，将一切看不顺眼的群体都打成“阶级敌人”，最后，就毫无标准，只要掌权者不喜欢，或存在利益矛盾者，都可以随意打成“阶级敌人”。于是，在共产党的“敌人”阵营里，就几乎囊括了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甚至包括大量共产党自己的“革命同志”。如此随意划分“敌我”并制造相互的仇恨与残酷斗争，其后果就是整个社会人人自危，没有人能够因为自己的身份而有安全感，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彻底被毁灭，正常的社会交往也被异化，自发的社会纽带也被彻底斩断，社会的有机联系被消灭，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变成了孤立无助的散沙。到了这一步，严格说起来，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已经不复是一个共同体了。极权主义走向最极端的结果就是社会本身被毁灭。所以有人指出：“社会主义”就是毁灭社会的主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不是个人的简单相加，不是彼此之间相互孤立毫无联系的沙子式个人的简单堆积，那不能叫社会。真正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个人之间通过种种有机的纽带联结起来形成的一个共同体。但是这种联结必须是自发的，是个人之间自由交往的产物，而绝对不可是外力强制、强迫形成的。因为只有通过个人之间自由交往自发形成的社会纽带，才能在人与人之间培育出相互信任感，才能体现社会的公共意志。 信任是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是社会有机联系的内核所在，是公共意志得以形成的基础，是构建社会纽带的基本元素。 以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的积累为基础自发形成的社会纽带才是有生命力的。而外力强迫形成的关系就不可能体现真正的公共意志，因为强制、暴力联结起来的人之间不可能产生真正的信任感，缺乏基本的相互信任的人群之间也不可能达成真正的公共意志，有的只能是冒充的伪公共意志，这样的人群内部当然不可能产生真正的社会纽带。极权主义就是通过蓄意地挑动人与人之间的无止尽的相互敌对、相互斗争，播下相互仇恨的种子，社会信任感因此被彻底摧毁，正常的社会交往无法进行，社会纽带的自发形成和扩展机制被彻底阻断，真正的公共意志也无法形成。这样的社会不是有机社会，不是有生命力的机体，而是一堆散沙的捏合体。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之间所有的交往、一切社会关系，就完全只能靠极权体制以强制力量来维系，这种纯粹依靠外部强制力量维系起来的社会纽带是极其脆弱不堪的，不可能长期正常维持下去，而一旦维持这种不自然的社会关系的极权体制出现危机或瓦解，那么这个社会就会立即陷入严重的人各为战状态，也就是霍布斯意义上的“自然状态”(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在这方面， 现代极权主义做的比古代的法家更加极端 。法家虽然也主张法西斯主义的治国模式，但是它基本倾向于“秩序主义”，强调国家秩序有条不紊，当然，这是强权严控下的稳定有序，而不是现代法治基础上的稳定秩序。所以 法家和儒家其实有很多共同语言，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强调以至高无上的绝对皇权来统治一个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社会。 法家固然主张强权统治，把人民当作统治者的工具、炮灰来使，剥夺人民一切自由、尊严，不过它实行这种奴役制度完全是靠自上而下的一整套完整的专制国家机器，这样它的统治成本就势必相当高昂，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奴役制度必然遭到自下而上的民众反抗，从而加剧了法家统治体制的危机。而现代极权主义则比法家“高明”，它不是单纯依靠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来控驭社会，而是有意识有组织地挑动社会内部的相互仇恨、相互斗争甚至残杀，以此彻底斩断一切社会信任、社会纽带，将全民变成一堆相互孤立的沙子，这样人们即使深受极权之害想反抗，相互孤立的沙子式个体也根本没有力量来反抗了。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维持极权体制，就容易得多。因此，相比于法家那种纯粹依赖国家机器的高成本专制，现代极权主义的这种做法显然大大降低了专制成本，并且成效还远比法家大。秦始皇焚书坑儒，修个长城，就闹得民怨沸腾，不堪忍受劳役之苦的民众就揭竿而起。而东方极权主义统治者大跃进大折腾，饿死数千万民众，居然没有发生民变。这就是现代极权主义比古代法家的“先进性”之反映。法家似乎从来没有设想主动地、大规模地在全社会内部挑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敌对相互残杀相互斗争，可以说，“秩序主义”的专制者一般都不会那么做，因为担心一旦社会内部这样相互斗争起来，很可能失控，并且将会危及统治者自己。这样的担心绝非多余，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一般的专制统治者都本能地选择“秩序主义”，强调稳定压倒一切。 　　现代极权主义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相当成功地利用了现代政治中的民粹主义资源，从而具有巨大的欺骗性、煽动性和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法家那套专制体制基本上就是专制统治者操控一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在单方唱独角戏，缺乏民众的积极配合和主动参与。而现代极权主义则相反，它们能够做到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在广大民众的自觉参与和积极配合下共同完成极权主义体制的构建和巩固、维护。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无不标榜自己的“人民性”，无不把自己宣布为亿万“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救主，进而将自己的意志说成是人民的意志。但仅有这一套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历代专制统治者基本都是如此标榜，这个属于专制政治的常规套路，甚至是俗套，虽然也是极权主义必需的，但很不够，而且也不是现代极权主义最独特最“高明”之处。 　　极权主义之所以能够将千千万万民众直接卷进来陷入其所设定好了的相互斗争的状态之中，最主要的就是将民粹主义资源充分发挥到极致。所谓民粹主义资源，其实就是对民主的歪曲毒化运用，鼓吹地位卑微的劳苦大众应该翻身做主，打倒原有社会的精英，这套说辞极具欺骗性和煽动性。但是劳苦大众其实不过是极权主义者手里的牌而已，不过是他们利用来打倒和消灭传统社会精英的炮灰而已。消灭了传统社会的精英之后，真正取而代之的，其实根本不是劳苦大众，而是以劳苦大众代言人和救主自居的极权主义者自己!劳苦大众依然是被奴役者，但却得到一系列冠冕堂皇的政治身份。这是现代极权主义与一般的专制统治最大的区别所在： 被压迫者却获得意识形态上的崇高地位!被压迫者一边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和权利，一边却被称颂!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奇妙”之处。 当然，劳苦大众的这种所谓的崇高地位实际上是虚幻的，其真实含义是，极权意识形态将劳苦大众身上某些有利于极权统治的品质加以提炼，加工成为这种意识形态所鼓吹和推崇的“伟大精神”，予以大力褒扬鼓吹，并冠以劳苦大众的标签，服务于极权政治需要。这些被极权意识形态加以提炼、提纯的品质，大体上包括两类：一类是老实听话、吃苦耐劳、无私奉献之类的奴隶品质(愚)，一类是粗俗、野蛮、残忍的流氓品质(暴)。 　　极权主义需要前者为自己无私奉献，更需要后者为自己冲锋陷阵。于是它所推崇的“人民性”其实就是愚昧和残忍的品质。民众一边被奴役、被当枪使，直至相互仇杀，一边却沾沾自喜，为获得极权统治者的精神嘉奖而欣喜陶醉。专制统治者推崇民众的愚昧，这倒很正常，好理解。而推崇民众的残忍，就比较独特了，这也是极权主义与一般专制主义的区别。推崇民众的残忍品质，目的在于挑动民众之间的相互敌对、相互仇恨，即人为地制造社会内部的不断撕裂，极权政治就是在社会内部这样不断的相互斗争、撕裂的过程中，才得以维持和巩固。一旦社会内部停止了相互的敌对仇视和相残，一旦社会不再撕裂，那么，极权主义的末日也就来临了。毛太祖所谓群众运动，就是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内部互残互斗运动。有人说，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从运动的发生上追问，这话自然正确，因为若没有极权主义势力的洗脑、挑动、暴力胁迫，是绝对不可能发生这种运动的;并且这种运动的基本过程、方向、目标、力度、形式等等，自始至终完全都掌握在极权主义势力手里，绝对不可能超出后者严格设定的界限，否则就可能引火烧身。这是“可控式核裂变”。 　　不过，一旦这种运动被发动起来之后，民众很难完全只是消极被动的应付，相反，极权主义将每一个人身上的兽性最大程度地挑拨、激发起来之后，个人就由消极被动而一步步地积极主动起来，直至成为运动的自觉的主角。于是极权主义者就可以坐观虎斗，让民众自己互斗互残去，这就叫做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主动性，“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群众在斗争中达到“自我教育”、“自己进步”的目标，党只是“领导”群众运动而绝不包办。于是就完成了从运动群众到群众运动的“积极转变”，甚至很难将两者完全分开，何为运动群众何为群众运动，难以截然分开。 　　应该说，在高度封闭的环境下，历经强大的意识形态洗脑、思想催眠，伴以严酷血腥的政治运动，这种民粹主义的策略确实可以发生作用。尤其是当人性中残忍的一面被激发起来之后，被洗脑了的无理性的民众或主动或被动而身不由己地被裹挟进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斗争中去。在这样的互残运动中，几乎人人都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在这样互为因果、连环纠结的暴行链条中，确实很难具体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正是这种人人有份的状态能够极大地冲淡个人的负罪感，因为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所参与和实施的暴行找到客观的理由;同时也能够有效地稀释个人的痛苦感，因为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个人可以从别人尤其自己身边人所遭遇的痛苦中获得某种心理平衡、求得某种心理安慰(有道是“和别人分享幸福，幸福就会增加一倍;和别人分享痛苦，痛苦就会减少一半”。此说虽有点文学夸张，但也说明了某种心理学现象，并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印证);而更重要的是，人人有份的状态客观上容易使人们心照不宣地对这种集体暴行采取回避、掩饰的态度，谁也不愿去认真追究罪责，相反，更愿意对过去的暴行采取集体回避甚至掩盖的鸵鸟态度。恰恰就是在这种集体沉默、回避的背后，真正的元凶也就被有意遗忘甚至得到相当一部分人的辩护。如此， 极权主义一方面成功地挑动起人与人之间的互斗互残，彻底毁灭社会的有机纽带，将社会粉碎成一盘散沙，以建立其严密的极权统治体制;另一方面却又极其巧妙地让千千万万社会个体成员来替极权统治者承担罪责，让极权体制的广大受害者自己来集体地、自觉地为统治者的暴行做掩盖掩饰、遗忘甚至辩护! 何等“高超”绝伦的统治术啊!商鞅韩非秦皇之流如果地下有知，一定自愧弗如，甘拜下风! 　　说到沙子化状态，人们一定会想起马克思对农民的一番经典评价，称自然经济下的小农是一袋马铃薯，类似地，孙中山也曾经抱怨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长期以来这样的论调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共识”，似乎中国农民真就是散沙一样，不团结，不合作，缺乏国家观念、公共意识，等等。其实传统农业社会里，人们绝对不是完全缺乏公共意识和相互合作，只不过这种公共意识及社会合作主要局限在狭小范围里，比如家族、教会之类“小共同体”内部。简单地指责农民一盘散沙是不符合事实的，没有道理的。至少在家族、乡村社会内部，农民绝对不是什么一盘散沙，很多认真的研究者早就对乡村社会的一系列礼俗、传统、信仰等等生活方式有过详尽的叙述，表明在这样的“小共同体”内部，农民的社会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机的社会纽带强有力地将他们联结起来，乡村社会有着自己的公共秩序、公共生活伦理和精神。 　　当然，传统的乡村社会生活是封闭的，对外交往很少，所谓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是农业时代落后的经济状况和交通通讯技术所限制的。而国家观念的缺乏或淡漠也不难理解，因为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人们的交往不发达，交往的范围很狭隘，国家的公共职能对于乡村社会很多人而言是可有可无的，乡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共同体，不需要国家过多介入，国家对于农业社会的人们而言，更多只是一种政治文化象征或符号，只有遭遇外敌入侵或大型工程、赈灾等特殊时候，才会真切体现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传统乡村社会的封闭性，乡民国家观念的淡漠，完全都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产物，是交往不发达的产物，而不是我们某些知识精英自以为是的所谓“国民性”，更不能说明乡民“愚昧”。既然如此，那么，只要经济社会发展了，随着人们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乡村社会的封闭性就自然会被打破，尤其市场经济、现代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势必会极大地拓展人们的生活世界和交往范围，将交往所形成的社会纽带从乡村小共同体扩展到整个国家的范围内，逐步形成以国家为单元的大共同体。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公共职能就日益重要起来，国家就不仅仅是政治和文化的象征，而且是大共同体的载体，国家最重要的职责就是为这样的大共同体的形成创造条件，尤其是要为人们的自由交往创造公平公正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扫除妨碍国民自由交往的一切障碍，目的就是确保全体国民能够通过自由、公平的交往，联结成大共同体。只有这种全民充分自由的交往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发达，有机的社会纽带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进而国家才能真正成为全体国民的政治共同体，现代国家意识才能在国民中牢牢树立。可是，极权主义却恰恰相反，不是通过促进自由交往来打破乡村社会封闭状态，扩展社会有机纽带，而是人为地在乡村社会内部挑动相互仇恨相互厮杀来彻底毁灭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纽带，将乡民变成孤立无助的真正的沙子化个体，然后再将这些沙子化的个人强行纳入一个高度极权的专制体制之中。这样做，彻底毁灭自由交往的一切社会基础，割断一切有机的社会纽带，其结果，不是打破乡村社会的封闭状态使之走向开放，而是将封闭状态从乡村小共同体扩展到全国范围，将整个国家变成一个超级庞大的封闭体，或者超大监狱。在这个超大的封闭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完全不是自由的，而是处在极权体制的强制和严密操控之下的;社会纽带完全不是有机的，而是极权体制强加的;社会有机体的基本元素信任荡然无存，真正的公共理性、公共意志因此就无法生长起来，人与人之间完全就是一种相互隔离相互敌视提防的孤立状态，其实也就是真正的沙子状态。极权主义就是通过将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这样的孤立的沙子，才能维持其统治。可见，真正造成中国人一盘散沙状态、不能合作、相互猜忌等等的，恰恰是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以及它的支持者却又反过来借口中国人一盘散沙状态来为其实行专制体制做理由，这真是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鲁迅这样的文人就是典型例子。 　　后极权时代，专制统治者已经没有足够的能力、胆量和客观条件来制造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内残运动，而是重新回到法家的秩序主义传统上。不过这种撕裂社会的伎俩并没有彻底淡出，只不过不那么残酷而已，由过去主要以政治手段公然制造敌人为主，改变(“进化”)为主要以经济手段为主、借“改革”的名义玩弄“二桃杀三士”的花招，人为制造社会内部的利益分化、阶层阶级利益矛盾，让民众为谋取基本的生存资料而相互争夺，以此转移民众的视线。例如通过医改教改，制造医患矛盾、公众与教师的矛盾等等。社会内部各阶层之间、各群体之间，乃至个人之间，因利益矛盾而出现分化分裂，无法形成共同体，这样民众就不会形成团结一致的局面，专制统治者就不会面临类似80年代那种万众一心要求政治改革的严峻挑战局面。后极权时代统治者的这种招数是可以取得一时之效的，当民众内部处于竞相争利的狂热状态时，他们确实不会一致对付统治者，从而专制统治暂时可以保持稳定。然而好景不长，民众很快就觉醒，意识到造成他们利益严重受损的罪魁祸首正是专制统治者。 　　因为专制统治集团在这种利益争夺战中绝不可能保持中立，更不会不介入，坐观社会内部的利益竞争而置身于外。恰恰相反，从市场化改革的那一刻开始，权力集团就深深地插手利益分配，并以改革的名义先是化公为私，将过去计划经济年代亿万民众勒紧裤腰带积累下来的公共资产暗中私分，继而又利用权力垄断大部分政治资源、社会文化教育资源和经济资源，垄断成功的机会。如此，则依附在这个专制体制上的官僚权贵集团就成为后极权时代社会财富的最大掠夺者、各阶层各群体共同的最大的剥削者剥夺者和压迫者。随着专制权力的对社会的剥夺日甚一日，以及其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日益严重的失职，相互之间进行着利益竞争的民众也逐渐意识到真正剥削压迫他们的，就是这个专制体制及其官僚权贵集团，这是他们的公敌。当专制统治集团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变为全民的共同剥削者、全社会的公敌的时候，其人为制造社会内部矛盾的策略就走向了反面，其被全民共同唾弃的命运也就是注定了的。■ 　　2011年3月1日周二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202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