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张曙光：从九大关键环节看中国历史大趋势 进入专题 ： 中国历史 大趋势    ● 张曙光（北师大）       不懂中国的历史，就难以理解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梁启超先生大视野，说先秦以前的中国是“中国之中国”，清乾隆之前的中国是“亚洲之中国”，之后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我读史特别是近代以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和思想史家著作，参照先哲与时贤相关论点，形成理解中国历史的初始和边界条件，及九大节点之见解，刊布于此，以飨读者并求方家与识者指正。          对中国历史持续发挥作用的自然条件及其作用：          人类起源的一元说和多元说仍无定论，对于我们研究和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并无决定意义。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中国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及其对人性、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之持续的影响，这一自然环境，导致发源于黄河长江等流域的内陆文化，呈半封闭状态而包容性又极大。          古代中国人长期面对的是这样一组文化类型和矛盾：          一是在温暖湿润的自然环境中滋生的农业文明与周边文明和社会的对比，形成“夷夏之辨”，从黄帝与蚩尤之战，中经所谓“五胡乱华”等等，一直持续到满人入关，甚至西学东渐，导致作为中华民族之主流的汉人，成为最不纯粹、最能在文化和信仰上兼收并蓄的民族。一般来说，自然地理条件的作用与人的能力成反比，但它永远参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影响人的性格和气质。          二是从部落到国家形成，以及大江大河的治理所需要的统一管理机构，推动集权统治及其所代表的秩序，与分散的广大农民与手工业者的自主性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          以上两点构成中华民族历史运动的基本张力。          但是，自西方列强经由太平洋打开中国门户之后，太平洋这一传统中国的天然屏障，如今就象当年的地中海，已成为世界的内湖，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互动的大圆桌。          （参见顾颉刚、谭其骧、史念海、许倬云、冯天瑜等）          一，中国的神话时代到尧舜禹时代：          人类以神话与传说追溯远古，并形成最初的文化形态，中国亦不例外。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系统，以及基督教的创世说有相似或相通之处，如从混沌到分化、神性与人性的某些相通又是人所不能企及的、基督教上帝的创世造人，但亦有显著区别。          中国的神或传说人物，要么是创世者和人类的缔造者，要么对人类有大功——如盘古、女娲，还有三皇五帝，且既不象希腊诸神那样有人的各种缺点，也不象旧约的上帝那样对人刻板、严酷。三皇五帝大体生活在公元前1万年到2千多年前，已进入父系社会。在黄帝时期及之前，“人神杂糅，不可方物”，传说天上的恶神如蚩尤、刑天、夸夫都曾到地上捣乱。颛顼“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天上与人间各恢复其秩序，其实是从多神教走向一神教，神意的解释权归颛顼和大巫重，由此开始了政教（原始宗教和人文教化）的统一。          尧舜禹的事迹见于《尚书》、《诗经》以及《左传》，又见《礼记》、《史记》，处于从部落走向国家的阶段，仍保留氏族社会民主和推举贤能的遗风。所以“尧舜”的时代成为后世中国人的理想时代，并成为士人批评专制政治的重要资源。          （参见徐旭生、张光直、苏秉琦、袁珂等）          二，启的家天下，经殷商再到西周的分封制：          从尧舜的禅让到启家天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诞生。夏、商帝王还是各氏族之共主，政治上的统一性相当松驰，但是，血缘家族关系与国家政治关系却已结合在一起，为“家国”宗法社会之滥觞，开启后来4千余年“家天下”与“公天下”的基本矛盾，即一家一姓之王朝与广大民众之间代表与被代表、统治与被统治的双重矛盾关系。          周“封土建国、以藩屏周”，立71国，属于姬姓亲属者53，与周天子的关系为大宗和小宗，所谓“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又见《荀子》）；其余或为功臣，或为殷商遗族。社会组织与秩序之主干为体现“尊尊亲亲”的宗法和礼制。——与欧洲封建制（典型为英法）的重大区别，在于西周的封建靠宗法，欧洲的封建靠契约。          周天子的统治有些仍是名义上的，如“楚”地；而虽为分权，毕竟带来政治上的统一，形成中国独特的“天下—家国”结构。          （参见郭沫若、张光直、胡厚宣、李学勤等）          三，从西周的“分封制”到秦汉的“大一统”：          秦变分封制为郡县制，在“经营权”由皇帝和遴选的官僚协助“帮办”这一点上，有些类似家族式企业的改制，只不过“天下”的“所有权”更为明确并被强化。贵族世袭制虽未由此终结，却无复礼乐文化之光表。秦承认、鼓励了井田制瓦解后的自耕农经济（法家），由此，中国形成小农经济之上的政治“大一统”，从封建之分权走向专制之集权。          后来，汉武帝分别采纳董仲舒“天人三策”和桑弘羊“盐铁酒官营”的建议，“国营”即“皇家私营”消灭了民营；后来酒改为税赋；从此建立“官学”“官工”“官商”体制，对社会的思想学术和经济命脉都加以垄断，形成汉宣帝所谓“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纲领即有别于秦政的“柔性专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至今中国仍然未能走出其阴影，——如以“举国体制”作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参见吕思勉、翦伯赞、徐复观、朱绍侯、高敏、刘泽华、晁福林等）          四，儒道法释之思想和意识形态：          春秋战国时代，天命衰落，人文兴起，诸子百家尤其是儒道法，为中国后来二千年的传统社会奠定了思想和观念性文化的框架，虽宗旨有别，对现实社会的态度亦有别，但从哲学上言，儒道皆欲究天人之际，共同的基本旨趣则是顺天应人——道家推崇天道，儒家将天道化为仁道，都有重视经验、直觉和讲道理的特点；法家则更重工具理性。          历史地看，儒家后来被独尊，在于它从家庭血亲情感出发，讲仁义（孝悌忠信），对“尊尊亲亲”的礼制起的维护作用最大。以今观之，儒道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天下”和“道”（天道、仁道、王道)的观念，讲的是天下的道理，也是所有人的道理，而非哪一家、哪一国的道理，可统称“天下主义”。后来明末清初的顾黄王、近代的康梁、孙中山章太炎等对此都有继承和新的解说。时称显学的墨家则在助秦吞并六国的战争后融入秦的官僚体制。          自西汉传入的佛教经玄奘和慧能而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从此，儒释道在中国的文化和精神世界三足鼎立，从总体上反映了传统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及其矛盾：公天下与家天下、统治者的无限威权与被统治者的无权利、政治统一和分裂、农耕与工商、传统家庭家族与成员个体、世人“居家”与“出家”的二元化的生存景观，以及基于家国共同体的儒学的问题——人文儒学与政治儒学。          （参见钱穆、熊十力、陈寅恪、汤用彤、冯友兰、蔡尚思、何兹全、余英时、何炳棣、李泽厚、金观涛等）          五，从南宋至满清灭亡，中国二千年帝制终结：          原则上，积弱之南宋灭亡于金，表明中国农耕文明己呈颓势，这从南宋之后，金辽元明清五代除了明，皆为处于部落阶段的少数民族问鼎中原即可看出。至有明一朝，废除宰相，君主专制真正成为君主朝纲独断，官僚系统作用大降，同时也就进一步为后宫、阉党等趁机干政，为祸不断提供了条件，更清楚地表明中国传统农业文明及其政治模式的衰败，为帝制终结埋下伏笔。          满清不仅家天下，且由于其处于部落后期，内部为主奴关系，将中国历史上薄弱的君臣相对关系彻底消除，汉臣以成为皇帝的奴才为荣。实为政治和文化上最专制之王朝，如无外部和社会下层的巨大压力，几无君主立宪之可能。从慈禧（或军机大臣刚毅）“宁予友邦，不予家奴”之说中亦不难看出，满清统治者不到万不得已不可能放下身段与过去的奴才们“虚君共和”。          认为中国皇权专制政体会在满清手里过渡到君主立宪政体，而将此一可能消除并导致后来中国秩序大乱，归咎于康梁等人的“激进”，道理是不充分的。          （参见章太炎、梁启超、邓广铭、吴?i、陈旭鹿、沟口雄三、黄仁宇、商鸿逵等）。          六，西学东渐，列强入侵，西方文明对中国形成“压迫”与“示范”双重效应：          中国先后爆发近代三大运动——洋务、戊戌与五四，全面触及传统文化的器物、制度和观念几个层面。          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和政治成为两个最为活跃和关键的领域，文化运动较政治活动更具基础和长远意义，政治活动较文化运动更具主导和时效作用，并且通过诉诸武力掌控局面，远较其他选项更具现实可能性。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大意义与辛亥革命。          在国内外矛盾和压力下，激进主义由思想文化而政治经济，中共的“新民民主义”的实践效应。中西之争及激进主义反应导致的一系列悖论——如“话语”、“观念”和“思潮”甚至体制形式先行，与社会现实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落差；阿Q这一形象则反映了近代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可称之为“悖论中国”。          这一悖论也突出地表现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的民国以及后来的各种事变中。总体上，中国不得不从“天朝上国”向现代国家艰难转变。          （参见陈独秀、费正清、梁漱溟、蒋廷黼、李泽厚、黄宗智、章开沅、马克??、桑兵、罗志田、郑师渠等）          七，从传统“家国”到冷战时代之半现代“党国”：          在苏俄的巨大影响和支持下，中共通过发动工农打败“国军”赢得政权，取代中华民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世界被两大阵营所撕裂，冷战格局及其思维主导中国内部、海峡两岸，中国从传统“家国”步入“党国”阶段，文化激进主义与政治极端主义互为表里。两岸之间意志较量，情感用事，而理性被边缘化。          大陆既与西方对着干（后来又与苏联），亦与传统对着干；最后陷入“十年浩劫”，传统文化尤其是政治文化中的家长制集权主义达到登峰造极，经济政治濒临崩溃边缘。不得不改革开放，重新融入世界现代文明之主流，采取的基本方式与东亚的开明威权政治并无实质区别。          （参见胡适、唐德刚、柏杨、顾准、王元化、金耀基、列文森、柯文（Paul A.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金观涛、高华等）。          八，全球化趋势下大陆市场取向、台湾多党政治：          冷战以苏东剧变终结，世界政治走向多极化，经济走向全球化。在此大背景、大气候下，邓小平推动中国大陆实行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五千年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社会出现分化和多元态势，同时受到许多深层结构和体制问题的严重困扰。          与大陆改革开放相伴随，台湾在蒋经国手上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现代民主政治，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秦之后二千余年的专制政体，迈出了从“党国”向真正“民国”转变的关键一步，市民社会开始确立，其功绩将和邓一样载入中国现代史册。          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是从农耕文明主导转向工商文明主导的过程，也是建立现代公民社会、法治社会的过程。客观上只能是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为主，中国传统文明为辅。在文化形态上表现为大陆型文化与海洋型文化的互动。          （参见汤因比、池田大作、殷海光、雷震、柏杨、龙应台、吴敬琏、杜维明、杨奎松等）。          九，互联网的革命性意义：          从作为现代传媒的报纸的面世、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博客、微博等书写和发布形式，具有重大的革命意义，它不仅推动了知识的普及，打破了信息的官方封锁，在信息方面使中国与世界得以同步，更是为各种利益的诉求、观念的表达、交流和思想的论辩提供了平台。          互联网的普及意味着在官方传媒之外，形成了一个半体制外的公共空间，靠封闭、垄断而得以维系、延续了几千年的愚民政策行将终结；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公民社会的建设由此获得重要的技术条件和推动力。它也充当着人民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重要机制，呼唤着人民的自由结社和民间组织的出现。                    结语：          直接而言，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变始于1840年，但其实这一转变在沃勒斯坦所说的西方形成“世界体系”的16世纪己经确定。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根本上系于西方现代文明的“压迫与“示范”这双重作用，此压力与示范既导致中国与西方的民族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之争，亦大大激化了中国自身的矛盾，并终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使中西文化与经济的二元对立，向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变化。          尽管官方为了维护现行体制和迎合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仍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中国实际的体制和作法，没有超出“新民主主义”，至今也还是要完成中山先生的“民族、民生、民权”——即民主主义的任务。称“社会主义”又不得不给出“初级阶段”的说法，造成思想理论的种种混乱，着眼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之大趋势，应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作一选择。          目前为止，作为理解和指导中国社会的学术总体上属于西方的社会科学，我们所做的不过是选择、变通或变形而已，真正的思想理论创新仍然有待中国人对中西古今资源的充分消化和近代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入总结。至于有人以所谓政治儒学指导中国政治建设云云，根本无法落实于制度层面，只能起到某种观念的意义。          中西思想观念在今天之中国，既相反相成，又相通交融。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文文化方面，且不能拒绝西方现代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倒是，中国世俗文化遭遇西方现代世俗文化之后，变得更为庸俗、粗鄙，严重侵蚀国民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妨害社会合理的分化和理性化。在文化问题上，威权政治和党化意识发挥的作用主要是负面的。          这进一步证明，中国的问题，直接在“政治”，间接在“文化”；政治、经济与文化三者必须相互分化，而又良性互动，中国才能成功实现转型。          在此大背景下，考虑中国思想理论的“主体性”问题，如不能走出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取与西方思想理论“对着干”的态度，其能否成立，不难判断；而以为中国没有自己的“特点”或“特色”，中国与西方没有民族利益之争，也是幼稚之见。          ——英国不同于美国、欧洲大陆不同于英美，皆有特点或特色；中国文化的特色当更显著，尤其是影响政治运作方式和人们的社会生活而言，但并不能决定社会根本制度。          中国近代以来现实的政治与经济举措，几乎无不具有过渡性和暂时性，决不可因一时有效而将其固化，这方面教训实在多多。在中国当代社会形态与思想理论上，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国只有“更世界”才能“更中国”，即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如天下主义、仁爱思想、王道理念、和而不同、差异互动——只有借助与西方和世界文化的对话、碰撞与交融，才能刮垢磨光、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文中所列“参见”学者，仅为笔者读书所及之部分学者，并非刻意罗列，更无关其在史学界和思想史界之地位）          作者：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 教授         进入专题： 中国历史 大趋势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667.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每当我们试图独立思考，试图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总有“好心人”会跳出来告诉你，不要那么正直，对你没有好处。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段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个国家最让我心悸的，不是国家机器任意妄为地作恶，而是占据主流力量的普通人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爱人。只要自己不被伤害，他们可以容忍任何人被伤害。     反思说话之道   文/陈思宇（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那天走过房间，我妈叫住我，说要和我商量一件要事。我很好奇，便听她讲。结果她告诉我，中午我在家庭聚会上说的那句“这酒很难喝”很没有礼貌，叫我今后不要这样说话。我很诧异，只好回答她我说的是实话，那酒确实很难喝。她告诉我，不能这样说话，要说“这酒不合我的胃口”。我感觉哭笑不得，又觉百口莫辩。 说话是门艺术，这句话或许没有错。蔡康永写的说话之道大卖看来并非毫无道理，虽然，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所谓畅销书。但是我妈这样的话语，包括各式各样的所谓的说话之道，依然持怀疑态度。在许多我无法回忆起来的时间里，我想我的父母大概给我灌输了各种各样的说话之道。而这些说话之道的共同之处概况起来很简单——拐弯抹角。 拐弯抹角地说话、拐弯抹角地办事、拐弯抹角地做人，是全体中国人默许的一种生存之道。说是默许，是因为很少有人会直接鼓励别人拐弯抹角，而是用其它的方式暗示。这种拐弯抹角有时很让人头痛，就如同在环山公路上开车，处处是弯道。我们的许多时间和生命也许就耗费在了拐弯抹角之上。 这种生存之道源于什么地方，已经很难考证了。我近来重读儒家的四书，倒是发现这些早期的大儒，譬如孔孟，其实都不是那么地拐弯抹角。比如曾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这种行为怎么样，孔子却回答“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句话长期被人断章取义，认为孔子教人凡事退让，以德报怨。殊不知，真正讲究以德报怨的是《圣经》。 孟子则更不必说，他虽然口口声声反对墨子，可是身上那种直爽的侠气，却与墨子最为相近。孟子最有名的那些话，大多都是一些豪气十足的宣言，“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其中的代表。而再如孟子见梁惠王，说话也是直来直去的。 当然你可以说这两人皆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之士，甚至近乎迂腐。然而有趣的是，在“儒家思想”几乎被等同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情况下，这两个原本言语上透露出一股股正气的大儒，却几乎被认为是中国这种拐弯抹角文化的源泉。尤其是《中庸》这一篇，更为后人所诟病。有许多人时常开口便大批“中庸”思想。可是，又有几个真正读过《中庸》这一篇？ 在稍微看了一些现代新儒家的言论后，我大概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新儒家，并不认为儒学为几千年来的大害，而是认为正因为正宗的儒学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才导致了中国之衰败。我的阅读范围有限，但我猜想这句话在某些事实部分是正确的，那就是儒学并未真正控制了国人的意识形态。这只是我的一点猜测，还需要更多时间和阅读去验证。 之所以做这样的论证，我是想为这种拐弯抹角的文化寻找一下根源。“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现在，在说话“尽可能地正直”这件事情上，我们确实要将尺度扩大。和谈论许多的事情一样，我依旧认为，这是一个“尽可能”的问题，而并非绝对的问题。而这会引申出关于“言论自由的边界”的问题，但这不是我要讨论的事情。 我要说的，还是一个字，直。     两点之间线段最短，但是划线段需要一把很直的尺子。我们想要做到直的成本是很高的，因为不得不面对开罪他人的局面。这不好办，甚至会影响与人交往。弄不好，“不会做人”这顶帽子就要扣到你头上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时候实在是太弯了。 这不是一句无聊的性暗示。回到开头的那个例子，假如我因为说某种酒太难喝就会使我的母亲生气，那这种情况就很难让人接受。当然，她说她并没有生气，只是提醒我。我丝毫不怀疑她的善意，我怀疑的是，她这种善意背后所象征的意义。 每逢家庭聚会，我最常遭到批判的就是“不够老成”、“不会转弯”。我相信也有很多的人和我一样，被这样指责过。可是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那种有一身“浩然正气”的“正人君子”。我怀疑，是他们对于真话的接受能力实在太低了。或者说，已经习惯于生活在谎言之中。 假如今天我骂任何一个年轻人“阿谀奉承赔笑脸，拍马溜须跟屁虫”，他一定会气得暴跳如雷，他的家长也一定会气得半死。但是，他们教育孩子的方式，却正是在把他们培养成这样的一个人。 每当我们试图独立思考，试图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总有“好心人”会跳出来告诉你，不要那么正直，对你没有好处。我记得以前看过一段话大概是这样说的：这个国家最让我心悸的，不是国家机器任意妄为地作恶，而是占据主流力量的普通人纷纷告诉你：这个国家就是这样的，你改变不了的，习惯了就行。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爱人。只要自己不被伤害，他们可以容忍任何人被伤害。 也许真是这样。但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即便正直是不可能的，但教育仍然不能放弃它。这就好比数学对于许多人都“没有用”，可是难道我们的学校就真的不要教数学了吗？ 讲到这里，我还需要再提醒自己一下，我已经比前些年“弯曲”了许多。当我的肩膀上承担的重量越重时，我的脊梁也就被压得越弯，以致于很多时候习惯性地低下头仰望他人。这是病，医院治不了。治病的方法我倒是知道，可是却学不来。所以我想到的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逃避。当你不去和那些“大人物”接触时，你也就不需要点头哈腰。 我为我的“聪明”感到悲哀，也许会让我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这个不如人那个不如人，心高气傲有时却远胜他人。 这是我的毛病。而谈及此，又会有人说，正直当然是对的，可是当这个社会的风气、当其他的人都不正直时，某一个人大谈正直，不是吃亏了吗？ 我的想法是，和解决所有复杂的社会问题一样，我们需要一点点拓宽这个尺度。其实我的想法并不复杂，不过是希望能够保持独立思考，然后在多数时候能够直接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但这又何其地困难。近来我愈发不知道我要在社交网站上说些什么，有时甚至会感到无论我说什么在别人看来都是不对的。这种自我的误区我需要调整，但是在社交网络上，我们说话的空间，其实确实受到了一种无形的挤压。虽然并非我们想说什么就真的能够说什么，但我期待的是，能够拓宽我们说话的空间。 这不是我一个人事，是所有人的事，而背后的问题是缺乏尊重。很多人都很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有批评他人自由，却不认为他人有批评自己的自由。我不知道卡耐基在《人性的弱点》里面有没有写过这一条，如果没有，那版权归我。 我并非在进行什么批判，因为我自己就不够正直。所以与其说这是批判，不如说这是一种反思。我应当问问自己，当自己见到大官僚、大富豪时，内心是否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那种卑躬屈膝的感觉，我和他们说的话，是不是已经超出起码的尊敬的范畴而掉进一种奴性的范畴去了？ 有的时候，我的确会有这样的想法。这使我想起了吴思先生提出的“淘汰清官定律”，也想起了柏杨先生所谓的“酱缸文化”。这些看似泛泛而谈的“定律”，却又条条正中红心。文臣死谏，谏臣死文，自古如是，代价有时太高了。 你我非圣人，力所不及时有所退让，并非什么可耻地事。有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台阶给自己下去。可悲的是，许多的人已经养成习惯，无论什么情况，开口就低三下四，自甘为奴。 还好，大多数人并不需要面对所谓的“死谏”的局面，所以我所说的让自己更加直一点，其实并非什么难事。我听过很多人骂某某人虚伪，可是我们又拿什么来面对自己的虚伪？我想，还是尽最大的可能地挺直了好。多数时候，不需要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只需要你多说几句真话。 最后，我要为鸵鸟做个辩护。总有人喜欢说鸵鸟会把头埋进沙子来逃避危险，但是有科学家考证，鸵鸟并不会这样做，相反，当鸵鸟遇到攻击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直接进行反击。我们误解鸵鸟太久了。       (采编：何凌昊  责编：尹桑)     您可能也喜欢： ＜开阳＞红朝知识分子政策反思 ＜天璇＞不会说话的爱情 ＜天玑＞辛亥革命反思专集（四）：满清的灭亡跟孙中山关系不大（下） ＜开阳＞从华西村谈社会主义，并反思中国国情兼论中国左派 炒作缘何而红——对中国大学制度的一点反思 无觅

第一，是平庸思想的全民化。一百多年来，中国的思想界缺乏进步，老调一遍一遍地唱，乃至“中国人素质低”变成妇孺皆知、未经反省的正统意识形态。一个不读书、不思考、甚至没有太多生活阅历的人，也可以追风式地捡起这个主题高谈阔论，并举出许多生动的例证。在这方面，那些在大学里当教授的除了比普通百姓读书多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思想优势可言。第二，思想的时尚化。既然大家都拥有同样平庸的思想，谁也没法凭借思想本身来显山露水。最能引起注意的，当然就是能把这种平庸思想表达得最为生动活泼的时尚偶像了。“韩三篇”也就是这么打响了。韩寒只需要把八十年代大家都听腻了的启蒙思想重新炒一遍，换上个新的包装即可。毕竟，对八零后九零后来说，“远光灯”比阿Q等等要亲切直观得多。

新年献词：为下个世代点亮蜡烛 作者：马英九 来源：中华民国政府网站 来源日期：2012-1-3 本站发布时间：2012-1-3 8:24:20 阅读量：23次 马英九总统今天在总统府大礼堂主持中华民国101年开国纪念典礼暨元旦团拜，并以「为下个世代点亮蜡烛」为题发表元旦祝词。 　　总统元旦祝词全文内容为： 　　今天是民国101年的第一天，两个多小时前，中华民国第二个一百年的第一道曙光照射在玉山主峰。百年交会这几天，英九的心境非常清澈，自己像是站在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上，过去一百年，历程清晰在目；未来一百年，理路明确可循。 　　回首后望，我看见先人筚路蓝缕，以血泪缔造今日的中华民国；引颈前瞻，我想像一百年后的国人，也将检验着我们这一代，我们替国家创造了什麽、引领了什麽、解决了什麽、留下了什麽？ 　　今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将决定未来的历史。 　　身为中华民国总统，深感责任重大；当一百年后的国人回顾我们这一代，会不会像我们想起林献堂、蒋渭水、胡适、孙运璿、李国鼎等人一样，发自内心由衷地说：「台湾有你们，真好」。 　　我们这一代人，要让下一代记住什麽呢？ 　　在此，我想引用严长寿先生写的《教育应该不一样》书中的一段话：「教育不是装满一壶水，而是点亮每个孩子心中的蜡烛，让他发光、发亮」；领导一个国家亦复如此。一个民主国家总统的挑战，不只是如何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更是如何能丰富人民的选项，如何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的蜡烛，让他们发光、发亮。 　　百年前民国初创之际，胡适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以理性精神引导国家发展方向，从此自由、民主、科学，以及容忍的精神，成为这一百年来的指引。 　　日据时期，林献堂曾经向梁启超请教日本统治下台湾反抗运动的方向。后来林献堂依循梁启超的建议，以非武力方式，提倡「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历时14年不辍，1921年并与蒋渭水等先贤成立「台湾文化协会」，以出版报刊、启蒙思想、教育民众、破除迷信等，推动进步观念。他们要求民主议会的愿望，延续至台湾光复以后，成为台湾民主运动的源头。 　　在上世纪五○年代，李万居、吴三连、郭雨新等人率先投入地方选举，雷震因倡议台湾成立反对党而入狱10年。他们当时喊出「国会改革」、「解除戒严」、「解除报禁」、「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真正自由」等政见，他们的理想在九○年代终于实现。六○年代，殷海光、柏杨即使遭到软禁或身陷囹圄，依旧笔耕不辍。我们也不会忘记不畏权势、敢说真话的陶百川，毕生为人权、法治呼号。所谓「大病文人医」，他们身为文化人，对社会国家做出了如此积极的贡献。 　　在学术界，台大校长傅斯年挺身捍卫学术自由，身影从未离开大学校园。北一女中校长江学珠推动全人教育，以校为家，人格风范至今让人怀念。新竹中学校长辛志平生活简朴，退休后，将自己一生积蓄全部捐做奖学金；他用身教告诉学生，什麽才是人格的榜样。每天比学生早到校的高雄中学校长王家骥，总是亲身实践着自强不息、实事求是与精益求精。杨日松博士一生没有离开过法医的工作，用科学寻找正义，直到病重期间，还要大家别来看他，继续坚守岗位。 　　我们要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文明的蜡烛，就像百年来赖和、杨逵、锺理和、邓雨贤、吕泉生、钱穆、林怀民、侯孝贤等人，燃起台湾人民心中美丽的文明之火。锺理和记录在这片土地上踏实生活的勇者；林怀民的《薪传》让噙着中美断交眼泪的人们，重拾唐山过台湾的勇气。我们跟着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省思台湾的过去，拂去历史的尘埃，走出悲情的阴影。而李双泽的《美丽岛》恰是这片土地生命的伴奏。我们小时候，唱着吕泉生替台湾人留下的《丢丢铜仔》民谣，长大后，唱着他写的《阮若打开心内的门窗》，或更早前邓雨贤写的《望春风》，心中充满了纯朴的温情。如今，我们的孩子在创新的乐音中成长，  活泼而充满鲜活的创造力。 　　我们也要点燃下个世代人民心中慈悲的蜡烛，一如一百年来北台湾的圣严法师、东台湾的证严法师、南台湾的星云法师、兰大弼传教士、单国玺枢机主教、急公好义的身障英雄罗重盛、捐出毕生积蓄的荣民伯伯胡寿宏，以及法鼓山、中台禅寺、一贯道与天主教、基督教等教会团体在救灾与济贫的长期贡献。他们的点点滴滴，唤起了台湾人民心中不灭的慈悲心。 　　在民国一百年的最后三年，中华民国跟全球都遭遇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海啸。下一个百年的初始，我们也得在欧债危机的威胁下颠簸上路。英九不愿粉饰太平，而选择诚实面对人民，民国101年将是关键的一年，我们必须加倍努力。40年前，在台湾经济正值转型之际，孙运璿与李国鼎为我们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今天，在金融风暴后、世界经济重整之时，我们当然也要效法前贤，替下一代强化他们的实力。 　　儘管外在环境严峻，但英九还是对台湾人民有信心，对我们应变调整的能力有信心，对中华民国的经济实力与文化深度有信心。过去一百年，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战乱与动盪，在承平时期则努力追赶。在台湾人民的努力下，不论在科技研发、艺术文化、体育竞赛、设计创新、人道援助等各方面，台湾的表现都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各位先生女士，我们的运动员、发明家、设计师、艺术家、科学家、国际志工，甚至于大学、专科与高中、高职的学生，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都拿出了亮丽的成绩。不知不觉中，我们已经从学习者蜕变成创新者；由风潮的跟随者转变为文化的领航者；由爱心的输入者变成援助的输出者；从拼命追求效率，走向灵活运用创新。这些转变与成熟，值得国人欢喜骄傲，也是我们走向下个一百年最好的凭藉。 　　从三年多前英九就任总统以来，念兹在兹的都是国家建设，都是社会公义；所思所愿的莫非安和乐利，莫非土地人民。三年多来的执政团队，有些事也许做得不够好、不够快。为了点亮下世代人民心中的蜡烛，不够好的，我们要更加努力；不够快的，我们将加速脚步。过去一百年，先人为中华民国奠定坚实的民主基础；展望未来，我们能不能为下个世代，奠定和平、繁荣、和谐、进步的基础呢？ 　　下个一百年的台湾人民，有权利期待一个和平而非战乱的年代，一个繁荣而非萧条的年代，一个和谐而非对立的年代，一个进步而非倒退的年代。我们该努力的，就是要实践他们的期待，让他们在下个民国一百年裡，也能以我们今日同样的心情，欢喜感怀。 　　站在百年与百年的分水岭上，我深深体认到一己的微小、短暂，只愿更谦卑地面对下个一百年。在历史的长河裡，每个人、每一代都是沧海一粟，都是感念的后辈，都是谦虚的学生。我们要让一百年来中华民国自由、民主、正义、文明、慈悲的烛火，持续在下一代心中发光、发亮。我们有信心，将来，下一代提及亚洲崛起、中国大陆崛起的惊歎，也必然感受台湾崛起、中华民国崛起的光荣。再一百年后，当那时的国人回想起我们，如果能说一句「曾经有你们，真好」，那该有多好！ 　　在民国101年元旦，我想与全国人民一齐许愿，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中华民国下一世代点亮蜡烛。 　　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