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在国共两党都积极筹备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当口，一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际：一百年来中国的领土为何越来越少? 思考这个问题越久，越纠结于一个词——革命。 决定中国命运的近代国内革命主要有三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倒蒋革命。三场革命对应的主要事件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1926-1928年的北伐战争，1927-1937十年内战和1946-1949四年内战。 三场革命的背后站着两位总导演，分别是近代祸害中国最烈的日本和苏俄。考查这两位导演的所作所为以及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们的依附关系，有助于解析开篇所提出的问题。 1、孙中山·民主革命·日本导演 孙文一生领导了三次半革命。1912年以前的早期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反袁世凯称帝)和1917年的“三次革命”(反张勋复辟)，统称民主革命。孙去世前五年(1920-1925)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包括派蒋率团访俄、创办黄埔军校等，属于国民革命的前期工作，算作国民革命的一部分，犀利公称之为孙的半次革命，因为国民革命的主要工作(北伐)及其最终成功是在蒋介石领导下取得的。 孙的前三次革命(1895-1917)，有太多的史实可以证明，其背后的总导演、支持者，甚至是起义军骨干，都是日本人，而孙的经费来源和武器供应，也有相当部分依靠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所谓民间组织。如1895年10月第一次广州起义，完全由孙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资助并组织。1915年孙、宋联姻也是由梅氏撮合并在其家中举办，孙宋还与梅氏夫妇义结金兰，1978年梅的女儿千势子应邀访华还专程去上海拜会宋庆龄。梅是玄洋社成员。玄洋社是由头山满组建的专门对中俄从事间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臭名昭著，1901年又由其骨干内田良平重组为“黑龙会”，这是一个比玄洋社更加凶恶的组织，以中俄界河黑龙江命名，目的就是要吞并黑龙江流域，“使满洲、蒙古和西伯利亚连成一片，以建设经营大陆的基础”(黑龙会纲领)。在孙中山几乎全部革命生涯中，都有内田良平和黑龙会的身影。如1900年帮助孙组织惠州起义，1905年7月30日在内氏家中召开同盟会成立筹备会，内田良平及多名黑龙会成员同时也加入了同盟会。 孙的后半次革命(1920-1925)，其背后的支持者已由日本换成了苏俄。因为列宁这位革命的小弟弟在1917年所取得的意外成功以及1922年苏联的成立，极大地刺激了辛苦一生却毫无建树的孙中山，以俄为师成为孙当时的思想主导。 基于当年拿着德皇5000万金马克潜回俄国闹革命的成功经验，列宁在得手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派人提着金卢布四下里寻找革命的下家，一方面是为了推销他那套暴力革命的“真理”，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扩大革命阵营以对抗列强。在南面这个最大的邻国，列宁首先看中的是手握重兵地盘最大的吴佩孚，没成想这位“秀才大帅”根本瞧不上列宁那一套，将来人轰了出去。1921年的中共仅有57名党员，难以担负列宁的重托。在此当口，广州的孙文却主动找上门来，双方很快便打得火热。从1923年年底开始，苏俄送钱送枪送顾问，帮助国民党办军校、扩队伍。孙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 纵观孙文一生之革命，背后的支持者和总导演主要是日本。 2、蒋介石·国民革命·苏俄导演 国民革命是一个边界不甚清晰的概念，通常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为起算点，而终止点并无定论。但有两点是史学家认同的，一是国民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北伐战争，二是北伐是由蒋介石领导的。作为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蒋也是一个言必称革命的狂热份子。看他的演讲和日记，自1926年7月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以后，所有活动他都自称为革命，连其领导的八年抗战，蒋也认为是国民革命的一部分。本帖只考查国民革命的最主要部分——北伐战争，并前伸到北伐前孙中山尚健在的准备时期，以说明国民革命实际是苏俄在幕后作总导演。 国民革命的首要任务是打倒依附于列强的各家军阀以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初的设想是以苏俄为后援，集结部队从库伦(今乌兰巴托)往南攻下北京。为此，他于1923年1月在上海与苏俄代表越飞会谈，要求苏俄提供200万金卢布的援助。5月1日，苏联政府电报同意了孙的请求。5月10日，孙设宴招待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蒋介石作陪，一是答谢，二是研究派遣军事代表团赴俄访问事宜。8月16日，蒋率领由张太雷等人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从上海登船，启程访俄。自此，国民党与苏俄双方进入了蜜月期。据统计，从1923到1927年，苏俄向国民党援助了至少3000万金卢布、12万枝枪、500多名军事顾问。国民党一直嘲笑共产党是“卢布党”，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依靠这些援助，并借鉴苏俄党代表制度的组织形式，孙、蒋于192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迅速建立起自己的武装，经过两年多北伐，打垮吴佩孚和孙传芳，逼降张学良，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组建起新的南京国民政府。 尽管在1927年4月，因“清党”而导致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第一次蜜月期终结，但改变不了国民革命由苏俄导演的历史事实。 蒋早在1919年就通过阅读《新青年》等刊物接触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蒋介石日记》)，在1927年以前，其思想相当左倾，认为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而中共领导人也这样认为，周恩来甚至认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观察民生主义得以实现的今日之台湾，的确如此。既然蒋是左派革命家，那为什么后来与中共和共产国际闹掰并血腥“清党”呢?犀利公认为这是“一推二逼三离间”的综合结果。 “推”。1925年9月，蒋派胡汉民代表中国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正式提出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的请求，但遭到了婉拒。1926年11月，蒋又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要求共产国际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也遭到了拒绝。这样就把蒋推出了国际革命大家庭。当然，按照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激进标准，蒋的确是“不够格”的。蒋于1923年8月至12月在苏俄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考察访问，亲眼看到了高昂的红军士气与萧条的市况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异，完全印证了孙中山的论述：“俄国现在的实业和经济还没有大发达，实在够不上实行马克思主义;要像英国、美国之实业经济的那样发达，才可以实行马克思主义。”(《孙中山选集》之“民生主义”第1讲)。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主张，即中国革命需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只能实行三民主义，第二阶段才能够推行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认为国民党仅仅是“同情党”和朋友党，算不上是一路人。 “逼”。自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6年北伐开始，蒋一直赞成并支持“扶助农工”政策，北伐军打到哪里，中共的农民运动就开展到哪里，但蒋不赞成激进的红色恐怖做法。特别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提出的“必须依靠痞子、流氓做革命先锋”的观点，以及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扬的到地主家里“杀猪出谷”“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的做法，恪守儒家理学道德观的蒋介石难以认可。更糟糕的是，“痞子运动”不仅破坏了社会稳定、干扰了经济贸易、影响了北伐军的经费来源;还严重动摇了军心、打击了士气，因为许多出身“不好”的军官的亲人被农会拷打甚至杀害，连国民革命军第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游街示众。现实的危机逼迫蒋介石果断出手“清党”。 “离间”。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亲共左派逐渐占据上风，并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全面掌权，引起了以邹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和以王柏龄为首的孙文主义学会这两大国民党右派的忌恨。他们联手于1926年3月20日导演了著名的“中山舰事件”(详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Ⅰ)》之“中山舰事件之谜”)。尽管蒋介石怀疑这个“谋害自己”的事件是汪精卫所为，但也严重伤害了蒋与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信任。 3、毛泽东·倒蒋革命·苏联导演 大陆官修史书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词，以示区别1919年以前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新民主革命”更是一个边界模糊内容庞杂的大东西，官方定义说它分为北伐(1924-1927)、土地革命(1927-1937)、抗日(1937-1945)和解放战争(1945-1949)四个阶段。北伐和抗日是蒋领导的，功劳很难记到新宇他爷爷的头上。而土地革命大部分时间的领导人也不是毛，至少在1935年以前是这样。到了1936年年底，张国焘的家底(红四方面军-西路军)彻底败完，西安事变发生，毛当上了军委主席，这才完全奠定了他在中共的统治地位，此时，所谓的土地革命已近尾声。毛主政时，党史专家说土地革命时期毛虽然不是最高领导，但指导思想是他的，这也牵强。即便如此，毛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只能包括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两场事。 所谓的“新民主”更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毛和中共当时的言论与主张的确是民主自由(参见笑蜀《历史的先声》、谢韬《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但这不过是其手段而已，事成之后实行的是“马克思加秦始皇”那一套，复归两千年前的皇权专制，何“新”之有?反观孙、蒋的“旧”民主，尽管存在在军政时期孙文要求党员宣示效忠其个人的历史污点，但按照其本人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程序，孙、蒋一路走下来，大致方向并未偏差。“民国三十五年在南京，由全国各地选出的制宪国大代表，结合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的精髓，制定了亚洲最进步的民主宪法”(马英九《2011元旦文告》)。可见，孙蒋采用过专制手段，但行的结果确是民主;而毛共口号是民主，行的却完全是专制。 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都是内战，在犀利公看来，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所发动的历次倒蒋战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权力之争。为了区别国民党内部的“倒蒋战争”，姑且称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为“倒蒋革命”。 1927-1937年的倒蒋革命，名为共产国际领导，实为苏联领导，历史依据看中共党史就足够了。 1945-1949年的倒蒋革命，苏联的配合与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苏联先是将日本关东军和驻朝日军的大批装备交给中共，迅速武装起近百万的林彪军团;后又将占中国80%工业份额的东北工厂全部交给中共。另据统计，1945-1949年间，中共依靠苏援组建了200多个步兵师，而同期依靠美援武装起来的国民党师不到50个。这是毛敢于在1948年说“原来以为需要五六年现在看只要一年多就可以夺取全国胜利”的底气之所在。在争夺东北的战役中，苏军甚至直接派出炮兵、装甲兵和空军加入林彪的部队作战。 事实上，自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之日起，斯大林就彻底抛弃了国民党，专心扶持起苏式革命的代理人——中共。 由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出，中国革命，无论是国民党领导的还是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依附于日俄这两大恶邻。这才是近代中国革命的最大特色。概略地说，孙的民主革命是携日变华，蒋的国民革命是携俄统华(八年抗战是携美救华)，毛的倒蒋革命是携苏乱华。 这些不幸的革命为何会降临到中国大地?为何没有降临到印度这样一个与我们一样拥有庞大愚民的国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不仅拥有两大恶邻，而且拥有擅长借恶邻之力谋求一党甚至是一己之私的诸多革命家，而印度却没有。 4、引狼入室的代价——革命家的卖国史 清廷垮台之后，中国仍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利益的丢失，几乎每一次都是由革命家亲手所奉。革命家卖国成为国共两党都极力掩饰的史实。有学者统计，孙文的卖国事实有3件，毛有8件，蒋有0.5件。这里按时间顺序，列出几件对中国危害较大的事实。 (1)1931年：满洲 满洲泛指东三省。这是一块曾经脱离中国控制的土地。脱离时间有两种算法：从1905年5月日俄战争日方胜利并取代沙俄在中国东北的主导权起算，到1945年9月日本投降“满洲国”解体为止，长达4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算，到1945年9月止，是14年。前者更接近实际情况。 出卖满洲是孙中山从不避讳的事，因为他认为那是“鞑虏”之地，不是中国的。1915年，正当日本压迫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而老袁又极力周旋的当口，孙竟然抛出比“21条”还要优厚许多倍的《中日盟约》，以换取日本人倒袁挺孙之承诺。但日本人觉得孙文及其革命党不成气候，没有把他当回事。最后在国人抗争及列强干涉下，日本人的阴谋没能得逞，但孙文如此献礼，却使得日本在压迫袁世凯就范时多了一个筹码，实与汉奸无异。 满洲在1905年的半沦陷是因为甲午战败后的清廷的无能，而1931年的全沦陷则是张学良的全责。“九一八”事发当晚，张在没有请示国民政府的情况下指示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不抵抗，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1932年6月19日，汪精卫、宋子文代表国民政府飞赴北平，动员张学良率领已经退入山海关的东北军对日“小加抗战”，而患了严重“恐日症”的他仍拒不出战，致使东北尽失。这位被大陆捧为民族英雄的“不抵抗”者，常常自称是“爱国狂”，颇有点不知羞耻。如果我们把对侵略者搞的“事变”消极而对自己人搞起“事变”来却积极的人捧为“民族英雄”，那么这个民族仍将会面临被灭亡的命运。有一点倒还像张的胡子世家遗传的性格，那就是在中共及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竭力将“不抵抗主义”的帽子扣到蒋介石头上的时候，张从未附和过，相反，他在多种场合坦承是自己下的“不抵抗”命令。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蒋介石(Ⅱ)》之“‘不抵抗主义’到底是谁提出来的”一章，对此有详细的史料论述。 (2)1950年：外蒙古 外蒙独立，共分四步，最早便由孙文肇起。1895-1912年，孙在海外寻求革命外援的活动中，手里一直提着两件礼物，那就是蒙古和满洲。尽管当时的孙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送出这份厚礼，但却向日俄发出了“满蒙可任取之”的错误信号。内田良平回忆说，孙文一直讲“满蒙可任日本取之，中国革命的目的在灭满兴汉”，“日本如能援助中国革命，将以满蒙让渡与日本。” 1911年武昌起义成功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廷，外蒙也如此，然而当1912年各省开始重新统一组建中华民国时，外蒙却在沙俄的操纵下宣布独立建国。袁世凯不同意，沙俄被迫承认外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要求实行自治。总之，在袁的手上没有弄丢。这是第一次蒙独，失败了。 1921年2月，白俄军队勾结蒙古上层王公，击败中国驻军，占领库伦，成立外蒙君主政府，中国军队退守买卖城。同年5月，蒙古人民党(共产党)在苏联红军的援助下，打败白俄，夺回库伦，同时将中国军队赶出买卖城。7月10日成立“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苏联红军从此驻扎下来，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才撤出，前后长达71年，而中国军队再也没能踏上自己的领土。当时的曹锟政府本想出兵夺回，但一面摄于苏联不断增兵，一面又要防备张作霖等国内军阀趁机作乱，只好频发外交文告谴责。这是第二次蒙独，成功了，但中国政府并不承认。 1945年2月，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答应了斯大林的无耻要求，强迫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万般无奈之下，蒋介石于1946年1月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进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独立。10月20日，在苏联的操控下，以97.8%的赞成票率通过公投，宣布独立。这是第三次蒙独，成功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出于对斯大林支持中共的愤慨，中华民国宣布《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不承认外蒙独立。今天台湾中华民国地图的北部是填平的，那就是156万平方公里的外蒙。这就是前文所说蒋介石“半次卖国”的由来。 由于联合国接受了作为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关于“不承认外蒙独立”的声明，因此，从国际法上讲外蒙古就还是中国的。但事情在1950年2月又起了变化，毛泽东与斯大林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由于大陆在1971年成功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因此，毛对外蒙独立的承认也就发生了国际法效力，为外蒙独立的合法外衣缝上最后一针。这是蒙独的第四步，也是最后一步。爱国愤青们如果想要收回外蒙，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中华民国重新取代大陆在联合国的席位。也有学者建议两岸组成联合政府，这样，因联合政府的一方没有承认外蒙独立，将来就有解决蒙古问题的机会。 (3)1957年：白龙尾岛 原名浮水洲岛(越南称夜莺岛)，位于北部湾中部。1955年7月，解放军击退国民党守军夺取该岛，并设立“儋县人民政府浮水洲办事处”、“中共儋县委员会浮水洲工作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南军分区浮水洲守备大队”。1957年3月送给越南，并附赠一艘小型舰艇，以帮助越南抗击国军。1965年，又改口说租给越南，帮助其“抗美”。该岛至今为越南占领。 (4)1960年：江心坡-南坎地区 江心坡-南坎地区(今缅甸克钦邦，缅甸称江心坡为myitSone(河水汇合))，位于高黎贡山以西、迈立开江以东、察隅县以南、尖高山以北，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1926年被驻缅英军侵占，但民国政府从未承认。1960年10月，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将这一区块让与缅方，理由是“考虑到缅甸的实际需要”，但背后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将占据此地的国民党孤军引向国际争端(柏杨《异域》)。这种基于两党仇恨而刻意安排的领土让渡，不仅使中国永久性失去了对高黎贡山以西主权的声索权，而且也因为承认了麦克马洪线的缅甸段而为印度段的解决树立了恶例，两年后艰难的中印边界谈判和战争证实了这一点。 (5)1962年：长白山、皮岛 1962年，中朝签订边界协议，“从考虑朝鲜人民的感情出发”，将一半长白山(朝称白头山)划归朝鲜，此后又应金日成的请求将皮岛(朝称椴岛)送给朝鲜。利用这座山，金日成为自己的革命英雄史编造了许多闪光的足迹。其子为自己的出生编造了诸多“祥瑞”和“神迹”，官方通稿说：1942年2月16日的凌晨，在白头山密营，“霎时出现的两道绚丽斑斓的彩虹和一颗圣星(光明星)宣告着他的到来，忽又飞来一只喜鹊——一个将来要拯救全人类的领袖——金正日诞生了”。其孙金正恩将会为自己编排出怎样的神话，犀利公难以揣测。利用这座山，金正日修建了许多核基地，最近的金仓里基地距离中国仅40公里，如果点爆，第一个挨炸的一定是中国，而不是朝鲜所声称的敌人——美国。 (6)1963年：坎巨提地区 坎巨提地区(今巴基斯坦罕萨一带)，面积约3000平方公里。1956年周恩来访问巴控克什米尔，主动提出将该地区让给巴方，1963年中巴签署《关于中国新疆和由巴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各个地区相接壤的边界的协定》，正式确认。 (7)2001年：唐鲁乌梁海地区 唐努乌梁海地区(今俄联邦图瓦共和国)，位于唐努乌拉山以北，原属外蒙之一部，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1921年，在苏俄操控下，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定国名为“唐努图瓦共和国”。1926年改名为“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又更名为“图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并入苏联。1948年5月7日，中华民国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提出严重抗议，声明“唐努乌梁海是永远属于中国的神圣的领土”。2001年7月中俄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承认唐地为俄领土(条约第六条)。经过国共两党的接力，这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终归俄人所有。 (8)藏南地区 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1962年中国曾经收回，但旋即退出，并且比“麦线”还要往北移。藏南如今被印度完全控制。印度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多党制政体，任何一个党派都不敢公开提议让步(只有独裁的政党才有可能“代民”让步)。中国期待印方妥协以达成分割协议，实属幻想。未来双方必有一战，当早定决心，勿在外交上抱幻想。 5、革命家为何热衷于向邻居送山送岛送土地? 一切皆缘于虚幻的革命目标、错乱的革命逻辑和自私的党权保护。 (1)虚幻的革命目标 对狂热的革命家而言，为了所谓的革命目标，送再多的土地、物资和人命，都在所不惜。 毛的革命领袖目标在三个时期有三种定位：1950年以前想当中国革命的领袖;1950-1964年想当亚洲革命的领袖;1965年开始想当世界革命的领袖。目标越大，卖国越狠。 1950年以前只是“卖蒙”，那是为了尽快签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结束在苏“吃饭睡觉拉屎”的无聊而又屈辱的冗长访问。 在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长达三个月的谈判中，斯大林当面说过将亚洲的革命交给中国负责，毛对此相当兴奋。参加朝鲜战争可以继续实施其向亚洲各国输出革命的宏伟计划，这是他比中南海的将领和智囊们“高瞻远瞩”的地方。为此，毛多次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反复做说服工作，直到1950年10月13日凌晨，最终“统一了思想”，做出了出兵决议。这样，18万条志愿军战士的性命就成为毛实现“亚洲革命领袖”的第一次献礼。为了“援越抗美”，1957年将白龙尾岛送给越南，是第二次献礼。1960年把江心坡-南坎地区送给缅甸，是第三次献礼。1962年将半个长白山和整个皮岛送给朝鲜，是第四次献礼。1963年将坎巨提地区送给巴基斯坦，是第五次献礼。这是大礼，更有小礼无数，犀利公略去不表。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第二年，毛一面酝酿清洗“中国的赫鲁晓夫”，一面做起了当世界革命领袖的美梦，这才是中国人噩梦的真正开始。毛几乎同时在亚、非、拉、欧四大洲施展其“毛式革命”的宏图。不仅送武器、送粮食、派“志愿军”出境帮助中南半岛各国共产党闹革命，而且把切.格瓦拉、尼雷尔、卡翁达、波尔布特等“好学生”们请进来，传经送宝。一时间，“人间出现双太阳，天上地下增光彩”(郭沫若《宇宙充盈歌颂声》)。于是，我们看到了诸多匪夷所思的“革命景观”：宁愿自己人饿死无数，也要把从加拿大进口的小麦送给阿尔巴尼亚;宁愿自己的铁路不修，也要无偿修建非洲历史上最长的铁路;宁愿自己的军队使用旧武器，也要把新武器送到“援越抗美”的前线…… (2)错乱的革命逻辑 列宁说“无产阶级无祖国”，我们就把苏俄当作自己的祖国。 1921年，苏联红军占领外蒙。1922年，正当北洋政府要求苏俄撤兵之时，孙中山却与苏俄代表越飞商洽签署《孙越宣言》，支持“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撤退”。 1929年，正当中国军队与苏联红军为争夺中东铁路而打得异常艰苦之时，远在南方腹地的中共却高呼“武装保卫苏联”，并计划派中国红军去进攻南京国民政府，以策应苏联红军。 1944-1945年，苏联出动正规军和飞机，在苏军顾问科兹洛夫的统一指挥下，策动伊犁地区叛乱(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地)，屠杀大批汉民，进攻中国守军，国民党将领陈伯良、高炜、杜德孚、曹日灵先后自杀殉国。中共不仅声援叛乱，建国后还将此事美化成“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三区革命”。1960年代，苏联再次策动这些致力于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的“革命者”搞叛乱，毛才停止了“三区革命”宣传。“革命家”马尔果夫·伊斯哈科夫和祖农·太也夫先是逃到苏联，后来移居土耳其。 1950年，中苏签订“友好条约”，正式承认外蒙独立。《人民日报》发表郭沫若等一干文人的文章，为“蒙独”大唱赞歌。“卖蒙”成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国际共产主义壮举。晚清时期发生过多起令中国人痛断肝肠的割地悲剧，但从未出现过象毛时代这样举国欢腾的卖国场面。这种以耻为荣的革命逻辑亘古未见。 以上这些史实所反映出来的革命逻辑，已经不能用“错乱”来形容了，简直就是混账。 革命家不是以“爱不爱国”而是以“爱不爱党”来区分敌友、评判好坏。 “日本的侵略也可以说是好事，帮了我们的大忙。”(《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33-534页)。在革命家眼里，几近亡华的侵略者倒成了我们的恩人。屠杀了近30万华人的波尔布特也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是毛主席的学生。 为抗日丢了一条腿的张灵甫不是爱国者，因为他曾经和共军作战。而投靠汪伪并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的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孙铭九却是“爱国者”，因为他参与了西安事变并抓住了委员长。 唯一存世的“八百壮士”、90岁的杨根奎只能到“台湾找国民党落实政策”(四川金堂县政府关于杨的养老金问题的答复);而湖北黄冈市黄州区原书记耿促进，虽然因出卖国家情报被判入狱，但工资补贴福利照拿，别人加工资他也照加，因为黄冈市委没有对他进行任何党纪政纪处理，他还是党员。 我们不应当对逯局长和钱村长的事感到意外：逯局长必须官复原职，因为他是党的好儿子;钱村长不得不死，因为他擅自为民请命。 (3)自私的党权保护 “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革命家的口头禅。所谓“党的利益”，就是一党永霸政权、独享利益。只要能保住党的权位，送山送岛送人送物都在所不惜。 1894年孙中山发起成立兴中会，其《章程》犹如项目投资广告：“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对利益的诉求可谓赤裸裸。 对革命家而言，最近的威胁莫过于邻居，所以，安抚好邻国就成为执政党的首要选择。为了防止美帝通过邻国搞渗透搞颠覆，即便是再弱小的国家，也要向其作最大的利益让步。“固边”的目的就是要将邻国变成中美之间的隔离圈。周边国家个个都摸准了中国政府的心理。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现状：只要承诺不干涉中国的政治制度(所谓“内政”)，就能够得到中国的利益让步;只要与美国表示一下亲热，立马就可以让中国神经紧张。南海周边五国就是这样的典型。甚至连朝鲜都常常拿与美国单独约会来吓唬中国，以敲诈更多的援助。 可见，只要坚持“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就谈不上什么国家利益，更谈不上什么人民的利益。 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卖国并不罕见，但像革命家这样没有底线却是罕见的。越革命越卖国，这是我们通览近代史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与偏执的孙中山和老辣的毛泽东相比，推崇理学、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其“革命性”要弱得多，正如诸多史学家总结的那样，他是“独裁无胆、民主无量”。随着美、苏、日等国档案的解禁以及蒋介石日记的公开，历史渐渐显露出真面孔。戴在蒋头上的卖国帽子在一顶顶地被掀去，而戴在孙和毛项上的爱国花环却在一圈圈地被扯下。从蒋在大陆所处理的诸多国家重大事件来看，他没有因革命而卖国。如果说孙、蒋、毛这三位近代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家有什么区别的话，这就是。 有两位近代“反革命”军阀的行为，似乎更颠覆了官版教科书的标准结论。 曹锟，布贩出身，1916年9月担任直隶督军，实控北洋政府，1923年10月通过向议员发出573张银元支票而贿选为民国第五任总统。1921年7月，苏联红军出兵帮助外蒙独立，曹督军大骂，坚决不予承认。1937年12月，日本扶持王克敏等人在北平成立汉奸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土肥原贤二请曹锟出面当头，曹断然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1938年5月去世后，国民政府感于他的忠贞不屈，追赠“华胄忠良”匾额一方。 吴佩孚，秀才出身，1924年9月8日，以“中国最强者”(BiggestmaninChina)的声名登上美国《时代》杂志，成为上该杂志封面的中国第一人。1921年，吴拒绝苏俄邀请其为中国革命代理人的“美意”，公开宣称“不住租界、不结外人、不借外债、不做督军”，人称“四不将军”。1935年，日本人发起“华北自治运动”，多次引诱吴出面组织伪政权，吴严词拒绝。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土肥原又多次登门请吴“出面工作”，吴说：“叫我出来也行，你们日本兵必须全部撤出中国!”1939年12月4日，汉奸齐燮元带日本特务川本、军医石田及护兵若干进入吴宅，切破吴的喉管，“血流如注，一叫而绝殉国。”吴的长孙吴运乾当时10岁，亲眼目睹了罪恶的经过。 6、帖后语 (1)本帖无意为讨回“革命家已经出卖的领土”提供支持。在人权与主权同等重要的文明时代，不讲人权却热衷于高谈主权，无异于帮贩卖自己的人贩子数钱。唠叨几件领土的往事，是想告诉大家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没少折腾。 (2)本帖无意下“近代的中国革命都有罪”的结论，仅是指出借恶邻之力闹革命给中国带来的种种危害。孙、毛结交的日俄两国，贪得无厌，勒索无度，每一次签订中外不平等条约，不仅割走我大片土地，索银也是其他列强的十倍甚至百倍，让中国背上难以翻身的沉重债务。 北边的壮熊贪婪成性恶习不改，而南边的肥羊却好大喜功毫无记性，这是一百多年来中俄双方形成人喜我悲的关系现状的根本原因。在去年朝鲜半岛的危机时期，不少“智囊”建议中国重建“中俄朝联盟”以对抗美国，犹如绵羊因为对大象产生无来由的恐惧而愚蠢地拉豺狼作朋友，真是愚蠢透顶!在未来某个关键时点，如果中国再次在俄国人面前丢失重大利益，犀利公不会觉得意外。 正是由于孙在国土意识上的模糊并以日为友，才导致以攫取“满蒙西(西伯利亚)”为目标的日本大小间谍，打着“帮助中华，驱逐鞑虏”的旗号，蜂拥入华，遍布于中国的军政商各界。满清时期他们是贼，满清之后他们是友，成为各地讲武堂和各家军阀的座上宾。他们拥有正义之名、合法之身，公开搜集中国的情报，大力培植亲日代理人。以至于抗战期间，日军的地图比国军的精，日本政府对中国国情的把握比国民政府要准，组织起汉奸政权和汉奸队伍来得心应手。 (3)本帖也无意下“联外反内就是卖国”的结论。华盛顿接受法国和西班牙的军援，推翻自己的政府(英国是美国人地地道道的宗祖国)，就没有卖国。华盛顿也直接借助外国军队的帮助。1777年6月，20岁的法国陆军上尉拉法耶特侯爵(1757-1834)，率领他自费购买的一条军舰和士兵，登陆美国，参加两年前爆发的独立战争，两个月后被大陆会议授予大陆军少将军衔，这是美军当时的最高军衔。总司令华盛顿直到21年后的1798年才晋升中将。拉法耶特参加了宾西法尼亚战役、巴伦山战役、远征罗德岛等多场战役，并在白兰地酒战役中腿部负伤。1778年1月至7月，他又回到法国招募一支援军，重返美国，用自己的存款支付士兵粮饷，参加1781年的约克镇会战，迫使英军投降，独立战争胜利结束。当年底，拉法耶特回到法国，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并两次出任法军总司令。美国人感谢拉法耶特的无私援助，分别于1824年和2002年两次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其后代也同样享有这个称号。历史上得此殊荣的仅有6人。华盛顿与拉法耶特建立了父子般的感情和友谊。1787年主持制宪时，华盛顿征询拉法耶特的意见，他指出了宪法存在的漏洞——没有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力。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10条“权利法案”，这就是成为美宪重要组成部分的“第一修正案”。 美国革命家接受的外援，不仅自掏腰包不索取任何报酬地帮其闹革命，而且还崇尚民主自由和人权。中国的革命家邀请的外援，不仅割我土地、抢我矿藏、淫我女人、烧我城池、毁我文明，而且崇尚专制与压迫。乔治·华盛顿的“美式革命”带给世人很多有益的启迪，这不是本帖的话题，以后再叙。

缺乏思辨力极大地影响了中國人的总体思维能力，造成思维的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和情绪化，简称“四化”思维。表面化是缺乏思维的深度；片面化是缺乏思维的广度；简单化是缺乏逻辑，推理简单；情绪化是缺乏理性。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人的语言和行为也会变得偏激、肤浅、浮躁和非理性。而在中國方兴未艾的愤青现象则为中國人的这种思维缺陷树立了众多的典型。 愤青的定义 中國的愤青现象在国内已经成了常见的、普遍的现象，我们对这种现象已经不觉得奇怪。而在国际上，中國的愤青现象已蜚声海外，甚至成了一些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研究课题。其中以美国人对于中國愤青现象最为关注。 愤青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可以说，有一千个人就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在谈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其内涵作一个界定。过于笼统的和模糊的概念没有讨论的意义，但是给愤青这个概念作一个明晰的定义并不容易。 有人说原始的“愤青”概念，指的是那些“愤怒的青年”，有激情，有想法，不满现实，富于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往往显得脱离实际，好高骛远，言论胜于行动。并说一部世界近现代史，实际上也可以简化为各国“愤怒青年”为实现政治理想，与现存的国内、国际秩序进行磨合抗争的互动史。毛澤東、华盛顿是愤青，鲁迅、李白、苏轼都是愤青。 这样的概念界定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定义中愤青的特点也正是青年人的特点，愤青等于青年，大家都是愤青，这个概念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至于那些历史伟人，他们是全国人民、世界人民的偶像，绝不是只属于愤青的。有的人辩解说，愤青也非常有理性，那就更没意思了，有理性就不是愤青了，愤青指的就是非理性的人。所以有些人认为自己是愤青，其实他不是愤青。有些人天天骂愤青，其实自己也是愤青。 既然愤青的话题这么受人关注，说明愤青和普通的青年相比，肯定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特点。笔者作出的定义是：愤青是指思想偏激、情绪化、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青年。这个定义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思维的情绪化、非理性、简单化。容易被激怒，喜欢谩骂，不喜思辨，不善于推理论证。不喜欢别人对中國人和中國政府及中國文化的批评，一遇批评，马上反驳甚至谩骂，不管提出批评意见的人是中國人还是外国人，也不管人家究竟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更不管批评得有没有道理。 二是思想偏激，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如主张战争、复仇，主张对外交往要强硬，要大力发展军事，声称愿意为国战死沙场，或主张以暴力改变社会。 三是标榜爱国，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很正常，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多数人都会有这种感情。但极端民族主义者有自己的特点，他们认为自己的民族及民族文化是最优秀的，而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则是劣等的，对于劣等民族，可以蔑视、欺压甚至杀戮。极端民族主义曾给世界带来惨痛的灾难和教训，我相信，中國的极端民族主义者是极为少见的，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愤青有此种倾向，他们会仇恨西方国家，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有天生的侵略及掠夺本性，亡我中华之心不死。愤青认为中华民族是最伟大的民族，中國文化是最伟大的文化，中國将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乃至第一强国。愤青不喜欢取得西方国家国籍的华人。 同时符合这三个条件的才是愤青。即使按照这样一个严格的定义来看，我们仍然会发现，这样的青年太多了点，这也正是值得担心的问题。最严重的愤青已被人讽之为“粪青”，这种人拿无知当个性，以谩骂取代思索；用扭曲晦暗的阴谋心理解读社会。 愤青很“愤” 愤青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大环境上来看，是时代造成的。随着近年来的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中國早已不是那个备受欺凌的弱国，站起来的中國人很希望赢得外国的尊重与承认。然而在很多西方人眼里，中國依然是发展中的穷国，不仅仅是在经济上，各方面都很落后。这引起了部分中國年轻人的不满，特别是在遭遇西方国家的批评和指责的时候，更容易愤怒不平。再者，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在网上往往越是极端的、奇怪的言论和行为越会受到关注甚至是吹捧。愤青绝不是青年人的主流，但依靠互联网的放大作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不是互联网时代，其影响将会小得多。 从个体来看，中國愤青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产生了这么大的影响，是因为中國具有有利于愤青生长的土壤，那就是中國人普遍的思辨力不足。部分青年不善思辨、缺乏理性，思维情绪化、简单化、片面化、表面化。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一些愤青的行为及思维。愤青的“愤”可以分成两个方面：针对中國人的和针对外国人的。对于中國人，愤青很容易给别人下“汉奸”的结论，一个中國人，如果他吹捧中國，就被认为是爱国；如果他批评中國，或是称赞外国，那就被认为是汉奸；如果他说美国的好话，那就被认为是替美国说话的“鹦鹉”。他们的逻辑就是如此简单。 鲁迅写过一篇杂文《论辩的魂灵》，通过引用一些话语，讽刺一些中國人的荒唐逻辑。虽写于八十多年前，却是当今不少愤青思维逻辑的活生生的写照： 你说中國不好。你是外国人么？为什么不到外国去？可惜外国人看你不起……（这种话现在仍有许多中國人在说） 你说甲生疮。甲是中國人，你就是说中國人生疮了。既然中國人生疮，你是中國人，就是你也生疮了。你既然也生疮，你就和甲一样。而你只说甲生疮，则竟无自知之明，你的话还有什么价值？倘你没有生疮，是说诳也。卖国贼是说诳的，所以你是卖国贼。我骂卖国贼，所以我是爱国者。爱国者的话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的话是不错的，我的话既然不错，你就是卖国贼无疑了！（摘自《鲁迅全集》第三卷） 某日笔者在网上见到某网友发帖谈到中國社科院2002年作了一个调查，结果显示中國的经济发展水平只相当于美国20世纪初的水平。另一网友留言道：“不想在中國呆着就滚出国去别在国内丢人现眼，不过我估计你也没那个能力出国。没本事就知道嗷嗷叫的人连狗还不如！”有一段时间，有人在网上发帖说“汉语是低级语言”，引起了很多人的谩骂，有人说：“你说汉语不好，你是中國人吗？美国是你爹啊，你这个汉奸！”这种论调与鲁迅先生笔下某些人的论调何其相似！这么多年了，还是如此，笔者不能不为之悲叹。 当有人说美国的优势的时候，就会有人反驳：“美国不是天堂。”这又是自说自话，因为人家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天堂，从来没有说过美国是完美的。这个推理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们再看针对外国人的“愤”。愤怒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对于中國的批评。他们不仅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感觉被批评是非常丢脸的事，甚至不能容忍不同的观点。笔者觉得，如果是一些不尊重的行为，包括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北京奥运圣火在很多国家传递时受到干扰、一些国家的公众人物发表污辱中國的言论等，对这些事情中國人愤怒是正常的。对于这些事情，不仅是愤青会愤怒，大部分中國人都会愤怒，不愤怒才不正常。但是对于一些国外媒体对中國的正常的、客观的批评，只要不是恶意污辱和诋毁，我们应该勇敢地面对、虚心地接受。比如对于中國政府的某些政策的批评甚至是指责，包括经济发展、民主建设、环境保护、人權维护等方面，如果是客观的，我们确实是存在问题的，批评能够促使我们重视并改正这些问题。 笔者在网上曾见某网友留言：“西方人就是喜欢对中國人指手画脚。中國现在的地位高了，有些外国人就不高兴，然后就造谣。”笔者以为，新闻的生命就是批评和揭露。中國人应该有心胸接受、包容别人的批评。没有必要反驳，更不必反咬一口，说别人也屁股不干净如何如何。你也可以批评别的国家呀，我们对西方的批评还少吗？ 在互联网上对外国的攻击与谩骂除了情绪的宣泄，不会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更不会对外国人产生什么影响，影响的反而是中國人自己的声誉。埋头做事，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比口头上的攻击与谩骂有用得多。美国挨的骂不少吧，前总统小布什到很多国家访问时都会遭到抗议，但美国人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自信。 “爱国贼”更可怕 愤青的“愤”不仅对自己、对社会弊大于利，而且很容易被人利用。有人说，利用网民的愤怒已经成为一种产业。多少网络炒家和所谓的策划公司正是利用部分网民这种简单化、情绪化的思维进行炒作，他们编造事实、制造舆论，挑逗网民的愤怒情绪，引起大众对某人或某事的关注，来达到某种个人或为名或为利的目的。而愤青正是这些炒家最喜欢利用的人群，他们最容易被操纵、被忽悠、被蒙蔽、被挑逗。 愤青的这些行为都说明了他们认识能力的不足，难以全面地、深刻地分析问题，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比如，对中國面临的危机、中國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中國面临的安全形势与经济形势等问题，认识不太清楚或是太片面、太乐观、太悲观，他们所希望采取的措施和政策往往是不可行的、欠考虑的。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中國只是一个发展中國家，落后的国家容易被人轻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过于在意别人的言论，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不能因为别人的看法而影响我们的心情，对于生活中的个人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愤怒、生气、不高兴，并不能让别人尊重你。中國越是想要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很可能越得不到尊重。尊严来自于实力，当我们的国家强大之后，自然就会获得。尊重不是要求来的，情绪化的叫骂和展示肌肉并不能赢得尊重，哪怕这种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愤青有激情、有理想，爱国爱民，固然有他们可取的一面，但是只会愤怒而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年轻人，可能会成为破坏性的力量。一腔激情办错事，有史以来屡见不鲜，这是愤青要尽量避免的。美国人的关注与担心也许并非是多管闲事。 鹰派不等于愤青。鹰派是一种强硬的政策，这种政策是经过理性思考得出的，而并不是情绪化的结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主张与敌人硬碰硬，看起来挺英雄，结果是失败。而在抗战时期，我们一开始不可能全力与敌决战，否则用不了几个淞沪会战规模的战役，就会被打败。最好就是拖延，把决战的时间往后拖。国民黨、共產黨都想到了这一点。如果按照愤青的思维，那么中國革命就不可能成功，抗日战争也会失败。 爱国有错吗？正有“爱国贼”一说。电影导演姜文在谈到他的影片《鬼子来了》时说：“我觉得比‘卖国贼’更可怕的是‘爱国贼’，他们打着‘爱国’的旗号，危害却比‘卖国’还大。”过度的爱、缺乏理性的爱就是害。家长溺爱孩子，就是害孩子。爱国也需要智慧，否则就有可能害国。 注：本部分曾载于《中外书摘》杂志第六期，原题《愤青：中國人“四化思维”的典型代表》 选自《中國人的思维危机》 作者:宋怀常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8-0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愤青——中国人思维缺陷的典型代表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百家争鸣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闲聊中国人的吹牛 (2) 长歌当哭祭柏杨 (7) 这才真正符合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0) 谈谈“中国人的白日梦” (0) 谁在扰乱中国人的视线和思维 (0) 西班牙大火烧出来的疑问：中国人与西班牙人比“购买力” (1) 老外比中国人更讲诚信吗 (0) 美国人，中国人 (0) 绑架不要紧，只要主义假 (0) 细说中国人——大实话与虚伪性格 (0) 浮躁迷失的中国人 (0) 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 (1) 是谁愚弄了咱中国人？ (0) 日本的“人性化”令中国人反思 (0) 支持抵制五月一日北京鸟巢的成龙演唱会 (2) 我不是要回国，我是要回家！ (0) 成龙说得没错，中国需要管的人有很多！ (4) 市民调查：中国人眼中的美国 (0) 和杨恒均讨论中国人为什么不遵守游戏规则？ (3) 吃吧，勇敢的中国人！ (0) 十种中国人 (0) 关于吃的回忆 (0) 人类命运得益于希望而存续 (0) 人什么时候容易犯傻？ (0) 为什么同胞聚集的地方常让我叹息？ (0) 为什么中国人是世界第一弱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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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才能改变中国，只有如此，搞建筑的，才会因严格的质量监督不敢偷工减料而使自己的建筑牢固安全；搞造船的，才会因残酷的出厂审核而使 自己设计的船历尽完 美；搞食品的，才会因畏惧事故后的严惩与赔偿而保证食品的质量；搞金融的，才会因有效的金融监管而使自己手下没有一笔假帐；搞法律 的，才会因司法独立而不 惧威胁与利诱抑或是舆论的道德暴力从而维护司法公正；搞政治的，才会因渴望百姓的选票而真正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制度才能改变中国 ——从驳《你怎样，中国就怎样》谈起   文/ 兰 天（浙江大学）     看了一篇分享量很高的文章《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一个美好的憧憬——建设道德理想国。我并不反对我们应该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但是我觉得此文的立论 基础是人人都是一个道德高尚遵守规则的人。这是一个道德的柏拉图式理想国，与儒家提倡的“礼义廉耻”、本朝先帝所提的“以德治国”、当今圣上的“八荣八 耻”是一脉相通的。纵观中国历史上唯一可能存在的道德理想国尧舜禹时代，仅仅是依据传说，并没有什么证据，况且那个时候实行“禅让制”，恰恰是这个制度保 证了最有道德的人做君主，这才有能力影响一个国家的风气。但是即使国君原来道德高尚或者是伪善，拥有了绝对权力以后，也就有了恶的一面，继而有了禹后来传 位给启，开启了中国几千年的世袭制。迄今为止，“王道乐土”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理想。正如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所指出的， “如果良心的激发是天日可鉴的、始终如一的和信守不渝的，一个人就毋需其它的立法者。”如果仅用道德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那拿法律来干嘛？拿政府来干嘛？ 拿制度来干嘛？倘若我们人人都是天使，我们就不需要什么法律，也不需要政府了，正因为我们不是，我们还有痼疾，比如自私，比如对金钱、权力的无限渴望，因 此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政府、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使其能正常运转，确保人民权利的实现。 还有一条热门状态说“再过十年二十年，当官的是我们，当设计师的是我们，当建设工人的是我们，当新闻记者的是我们，各行各业的中流砥柱都是我们。但求那时 的八零九零人还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有良知。大难面前，我们也该自省，因为我们是什么样，中国的未来就是什么样。” 我也时常扪心自问，假如我有一天能够窃取高位（用“窃”是因为就凭我曾发表过的言论，在目前体制下的中国连政审都通不过，基本就告别当官了），会不会去贪 污受贿？沈阳市原副市长马向东在隔离审查是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替我做出了回答：“我小时候是穷人家孩子，和姐姐相依为命，我还是工人时，也发自内心认为 如果我能当官，一定会为人民谋福利。后来我真当上官了，刚开始别人给我送钱时，我也拒绝过，后来觉得几百块也没多大关系，但晚上也会睡不着觉，后来权力越 大，掌管的部门越多，收得也越来越多，还有这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如果我拒收，朋友反过来会觉得我不太好交往，社会风气不端正，市长的坏做分，也对我有一些 不好的暗示，给我壮了胆，而我的做法也对下属有坏的影响···”（根据视频整理，可自行搜索） 我们可否这样揣度，马向东当年一无所有时，也曾是一个努力奋斗、渴望正义的进步青年，如果他出生在80、90年代，或许现在跟我们一样坐在电脑前呼唤真相、 呼唤正义、大骂铁道部，调侃“信不信”“奇迹”。同样，假如当我像他一样当上了副市长，别人来送钱求办事，我也很可能跟他一样想，既然一句话就能给别人办 事还能收到钱，那收就收吧，这个官位是组织上给的，又不是老百姓给的，收钱办事又不会给组织上带来损失，对百姓好不好？他们又没有权利罢免我的官位，我怕 什么，收就是了。受害人检举上访？我在我这级别就给他掐灭了希望的火苗。越级上访？嘿嘿，你不知道越级上访是犯罪吗？给我关进精神病院去。再说我不收以后 别人会认为我不合群，领导暗示我，我不收点钱怎么给领导送钱，我这官还怎么当？     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制度决定行为，这不是道德上“选择什么”的问题，而是制度上“能否选择”的问题。也可以这样理解，比如你喜欢吃肯德基，但是你周围的人 都吃麦当劳，而且不断暗示你不能吃肯德基，并且如果你吃肯德基，就会失去很多，而吃麦当劳，则会得到很多，那，你是吃肯德基还是麦当劳？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仅出产残缺的身体：太监和小脚女人，也出产残缺的精神：奴性与虚伪。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在1903年的《革命军》中说：中国人无历史， 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为一部奴隶史，虚伪史。鲁迅在《华盖集》中说，中国的尊孔、学儒、读经、复古，是为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然而能 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我在我的上篇文章 《动车而来的思考——民无信不立，国无信则衰》 中 也提到中国人的虚伪，或者该称为“务实”，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理论与实际、语言与行动、书本与生活、理想与现状的巨大反差中总结出来的“智慧”和生存之道。 例如宋朝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大儒朱熹，反对寡妇再嫁，自己却与一美丽寡妇偷欢。刘志军2011年1月刚部署铁道部门反腐，2月就因腐败问题被隔离审 查。 既然我们表面是虚伪的，我们何不承认了自己的丑陋？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中国人不会继续丑陋下去，只有不承认自己丑陋的才会继续丑陋下去！” 我们在设计政治体制时，每个人都应当被假定为一个恶人，在其所有的行为中除了追求私利就不会有其他目的。我们必须借助于这种私利统治他，同时，尽管他具有 无穷的贪欲和野心，我们还必须利用他的私利使他为了公众利益进行合作。我们应该“以恶治恶”，前一个“恶”可以理解为宪法、法治手段、制度化的规章，后一 个可以理解为人类对于权力而存在的那些缺陷。 坏的制度，可能使不受制约的坏人肆无忌惮地行，甚至使好人也不能不为恶，同时通过信息屏蔽而披上“善”的外衣，而此时他所强求于别人的“善”，实际上是要人 为他无私奉献。即黄宗羲斥责的“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坏的制度下，君子也不得不做伪小人。坏的制度使人伪恶——未必言 恶但必行恶，尽管心未必那么恶。君子长期做伪小人的结果，往往也就成了真小人了。正如清华大学历史学教授秦晖所言：“满嘴的仁义道德，成天做男盗女娼”的 虚伪，难道不比“满嘴的仁义道德，一脑子（想想而已）男盗女娼”恶劣百倍？ 好的制度（例如权力制衡），可以使心中邪恶的人也受到监督制约害怕受惩而不能为恶，继而不能不持续“虚伪地”行善。小人长期做“伪君子”，久而久之做习惯 了，也就可能变成半真半假乃至全真君子了呢。好的制度使人“伪善”——不仅言善而且行善，尽管心未必那么善。亦如秦教授所言：“一脑子男盗女娼，成天做仁义道德”，这总比“满嘴的说而不做的仁义道德、一脑子男盗女娼”好吧？ 制度才能改变中国，只有如此，搞建筑的，才会因严格的质量监督不敢偷工减料而使自己的建筑牢固安全；搞造船的，才会因残酷的出厂审核而使自己设计的船历尽完 美；搞食品的，才会因畏惧事故后的严惩与赔偿而保证食品的质量；搞金融的，才会因有效的金融监管而使自己手下没有一笔假帐；搞法律的，才会因司法独立而不 惧威胁与利诱抑或是舆论的道德暴力从而维护司法公正；搞政治的，才会因渴望百姓的选票而真正的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附： 郑蕊《你怎样，你的中国就怎样》   29日后记： 有留言说：这篇文章只写了什么才能改变中国，却没有写我们该怎么做。 我的回答：道德是律己的，而不是律人的。从古至今，道德理想国都是无法达到的理想而已。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宣传一种思想，希望不要寄托在提高道德就能改 变中国，而是民主制度才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是慢慢进步的，而这种进步需要对一些事件的反思，也需要进步思想的启发。这次的7.23事件，引起了网络上空 前的讨论，对于政府的质疑也是空前来的，很多人以前没有意识到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现在意识到了，就是进步。启发民智、宣传思想是任何变革的第一步。正 如有了当年的欧洲的启蒙运动，让大多数人开始思考封建制度的弊端，民主制度的优越，才有后来的民主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若中国大部分都意识到民主制度关系到 自己的切身利益，才是中国该走的道路。那假如有一天有一个导火索，民意的支持就将决定中国未来的道路。正如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前苏联当局隐瞒说是火 灾，民众开始对政府极度不信任和幻灭。戈尔巴乔夫也承认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政府的撒谎是压倒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