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

OhMyMedia | 南风窗:细读台湾

台湾,你读懂了吗? 今年6月28日,北京、上海、厦门三地开通了赴台自由行。这是继2008年7月台湾地区向大陆居民开放旅游、两岸实现首次直航以来,两岸民众交流的 又一里程碑式的节点。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对岸同胞的生活。 政治风云的因缘际会,导致了2300万台湾人民和13亿大陆人,在过往的60多年里的疏离和误解。对大陆人而言,因为长期受制于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 过往的政治宣传,台湾只是意味着阿里山、日月潭的旖旎风光,台湾“立法院”里的混战,蒋介石的独裁和陈水扁的贪腐。这是我们知道的台湾。 而身临其境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之前不知道的台湾:秀美的山川和干净的环境,慈济的巨大影响和各种神和谐共处于一堂的奇观,电视里“名嘴”的口若悬 河和对政治领导人的无情嘲弄,台湾人民的平和与友善。而隐藏在这些美丽和谐的外观和体验之后的,是台湾60多年来特别是“解严”以来水滴石穿的制度创新和 价值演变:环保运动的勃兴,使得台湾的环境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牺牲品;“解严”带来的自由民主化,开放和重塑了政府和宗教、媒体的关系;民众的亲切友善, 背后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脉相承和有冤有处诉的心情舒畅。 至于台湾的民主化,长期以来摇摆于赞誉和质疑之间。显然,台湾民主是有缺陷的,但老百姓已经学会了用选票选择和惩罚政治人物,“立法院”里的“全武 行”,毋宁说是表演给选民看的做秀。权力的合法性来自民众,已经是一个常识。老百姓相信他们的制度,相信人民可以得到正义,这是台湾和谐美丽的保障。 时至今日,虽然两岸尚未统一,但是彼此都在按照自己的模式快速发展着。大陆人民和台湾人民,同是中国人,同是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台湾社会当然不完美,但台湾及台湾人的作为演绎了中国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而这种可能,对今天的大陆社会是弥足珍贵的借鉴。 台湾:印象与思考 文|本刊记者|赵灵敏 发自台湾 对大陆人而言,台湾是个遥远却又令人向往的地方。记忆中小学语文课本的那一篇《日月潭》,是宝岛台湾第一次闯入印象。属于中国的风光旖旎的宝岛,和 大陆只隔着浅浅的海峡,却很长时间以来“我在这头你在那头”,相见不如怀念。因此,心中遐想的台湾,像远观一幅油画,生疏而神秘。 其后,台湾的书籍和流行歌曲扑面而来,我们知道了,那里是李敖,柏杨,三毛,罗大佑的故乡,那里有忠孝东路,淡水和基隆。 再往后,台湾变成了电视转播中陈水扁声嘶力竭的呐喊和立法院不时上演的“全武行”,看到选民如痴如醉的沉迷,飞舞的旗帜,激昂的音乐,还有新闻里说的兄弟、夫妻因为选举而反目成仇,台湾给我们的印象是好乱,好狂热。 但显然,这种片段式的记忆,并不是真正的台湾。6月28日,北京、上海和厦门开通了居民赴台自由行。和以往“团进团出”、浮光掠影式的旅游相比,自由行的开通意味着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大陆民众有机会深入台湾社会,了解那个我们所不真正了解的台湾。 不断给予经济上的优惠来增加认同,相信越交流越会有好感,这是包括自由行在内的一系列惠台措施的潜台词。而之前笔者的台湾行,也许能为此提供另类的思考和观察。 细节之美 6月中旬,笔者到台湾采访。一周的台湾之行,来去匆匆,有两件事让笔者印象深刻: 某天在宾馆的房间里,笔者因为电视遥控的问题致电房务中心,他们答应尽快派人来。在等待的过程中,房间电话响起,有采访对象致电商议访问的具体安 排,此时,门铃也响了,但因为电话里谈的事情很重要,对方又是第一次打交道,不好挂电话。5分多钟后打开房门,发现服务员还站在门外,笑容可掬。 某日坐公共汽车,司机在停车时停得离正常位置稍微远了一点,车下的乘客不得不再走一小段路才能上车,按说这种事也算正常,但是司机打开车门之后就立刻向上车的乘客不住道歉,而有一位女士依然不依不饶,而司机依然恭恭敬敬。 这两件事使我有些疑惑:我早就是个成年人了,在地铁里随着人流奋力争抢一个有利位置,在公共汽车上听听司机的大喊大叫,在银行或餐馆里遭遇一些冷遇,早已司空见惯,不是会引起负面情绪的事情,而在台湾,却体会到了完全不同的体验。 从市容上看,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台北,也少有高楼大厦,都是平淡的几层楼,没有什么色彩和形状来冲击人的视觉,也没有多少特殊的景物来令你震撼,显然 比不上北京、上海的繁华。很多大陆人因此会看低台湾。在这个问题上,社科院于建嵘先生的“台湾之问”是最好的注解。他问碰到的台湾老百姓:假如政府官员把 你们家房子拆了怎么办?老百姓说,房子是我的,官员怎么会拆我的房子?于先生坚持问:假如拆了怎么办?老百姓答:我到法院告他。那政府官员的麻烦就大了。 于先生再坚持问:假如法院腐败了,官官相护怎么办?老百姓答:那我到议会那里去告他。于先生继续问:如果议员也腐败了呢?老百姓说:不可能,他腐败了,下 次我不投他的票,他就当不了了。 台湾的街头满是摩托车,但很少看到闯红灯,路面秩序井然;公共扶梯的左急行右站立得到了很好的遵守;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小巷里,没有看到保洁员拿着 扫帚提着簸箕来来往往忙碌的身影,但到处都显得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小巷也基本和主街道一样干净整洁。在7/11吃便当的人,会自觉把剩饭和饭盒分开,再 把筷子捆在一起回收。台湾人说话很柔软和长长的拖音,让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也会变得怒气全无。 以上都是笔者的切身见闻,没有豪华和气派的炫耀,只觉舒适和熨帖。显然,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程度不是取决于建筑和外表,现代化是一个内化的过程,从很多社会的细节可以体现出来,比如民众素质和人性化。一个社会令人神往之处往往在于那些细节。 台湾山水自然风光旖旎,但与大陆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但台湾厕所多、摩托车多、庙宇多、民俗活动多;警署和警察少、城市管理人员少、集会上访人员少、闲散人员少。所到之处,社会管理井井有条,和风细雨,这己涉及深层次问题,许多东西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自由行的成效 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认为,国民党统治台湾的40多年,对台湾民众灌输了40 多年的反共教育,祖国大陆几乎完全被污名化了;而李登辉主政12年加上陈水扁主政5年,将反共教育变成反中教育,疯狂地“去中国化”,又将台湾作为一个 “新的国家与民族”加以塑造,使两岸关系跌宕起伏,形成了“400年的疏离,100 年的隔绝,50年的对抗”。基于此,在两岸关系中,争取台湾民心、寄希望于台湾人民是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作为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之一,台湾经济在20多年前的经济危机中已经滑入了低谷,风光不再。能否顺利走出这个低谷,仍旧是个未知数。这些年来,北 京不断对台湾释放经济上的善意,具体措施包括农产品免关税,台湾学生在大陆就学减收学费,签署ECFA,进一步简化台湾民众赴大陆签证手续等。最新开放的 三地自由行,是和这些措施一脉相承的,就是通过各式各样经济上的让利,让台湾民众得到实惠,增加他们对大陆的向心力。 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两岸存在一些摩擦,但是贸易、投资及民间交流都迅速发展。2007年,台湾就对大陆享有8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在经济上对大陆的依存程度也越来越高。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以“台独”为党纲的民进党的上台和对统独话语权的劫持。 我们大陆人常常不能理解,“一国两制”给予了台湾人的优惠那么多,甚至比香港还多,为什么他们还要选主张“台独”的民进党上台? 这里面当然有复杂的政治原因,但经济上的施惠之所以不那么成功,部分原因是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些政策的效果却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比如开放大陆游 客来台,声称每天最高可达3000人,结果每天都不到300人。相反去大陆观光和旅游的台湾客大增。这项措施不仅没有拉动台湾经济,反而形成反向输血的效 果。再比如,国民党提高了赴大陆投资门槛,结果一时间造成台湾部分企业关闭转向大陆,对台湾的就业产生新的压力。 而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两岸的分离已有60多年,各自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双方已在日常生活习惯乃至价值观等领域产生极大的差异。由于发展阶段的不 同,大陆的现代化仍处于量的积累、追求GDP、解决温饱、炫耀财富的阶段,而台湾的经济起飞比我们早,政治制度也有很大的不同,其现代化已经发展到追求精 致和细节,对权利、尊严和观感分外敏感和较真的阶段。这样两种观念的对撞,甚至可能产生某些学者所担心的“越交流越疏远”的状况。 尽管这些年我们一直喊要“告别GDP崇拜”,但实际上,GDP崇拜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大多数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影响了我们的对外交往方式,体现在对台关系上,就成了“给你好处你就应该爱我,否则就是不知好歹和忘恩负义”式的自大。而这对台湾人而言,往往很难接受。 在台湾几天,最经常被人问的问题是:大陆人是不是都那么有钱?暗指的是大陆人到台湾买了多少LV的报道,再加上不久前大陆游客在阿里山为抢小火车坐而互殴的新闻,其效果可想而知。 有朋友讲过一个故事:“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 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啊。’”这从侧面反应了两岸隔膜与两岸交流所带来的台湾同胞对大陆认知的提升。 但早在2009年,据《联合报》报道,台湾“行政院”研考会在4月29至30日以电话抽样访问台湾20岁以上的成年人,有效样本862人。调查显 示,33.3%民众回答对大陆观光客的印象不好,有好印象的24.9%,另无明确反应的22.7%、不好也不坏的19.1%。显然,要获得台湾民众的好 感,仅仅靠经济政策上的恩惠和自由行的购买力是远远不够的,培植文化和制度上的吸引力,让民众养成文明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是更加根本的方向。 政治框架下的统一在目前情况下仍然比较遥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才能进一步增强双方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一个大课题。而自由行能否对破解这个大课题有所帮助,让我们拭目以待。 2008年台湾大选结束以后,马英九在庆祝大选胜利的会上自诩台湾民主是亚洲民主的灯塔。但是,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讲,他们所了解的台湾民主却有 不同的表象,这些包括“立法院”里“全武行”的打斗、严重的权钱交易式的贿选,以及用开枪的方式改变选举结果的“传统”等。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人的眼里, 所谓的台湾民主就是台独。该怎样看待台湾民主的变化以及它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呢?笔者从2001年起曾经多次到台湾访问,也看了多次台湾不同类型的选举。所 看所思,深有感触。 民主之路 1949年国民党败退到了台湾。为了稳固统治,台湾一直实行“军事戒严”,国民党在台湾施行的是专制统治。前有“二·二八事件”,后有“美丽岛事 件”,这个期间无数的台湾人受到迫害,以致失去生命。这些都是血腥的记录。台湾民主化之后,各地建立了许多纪念馆,将这些事件都陈列出来,让后人了解。 1987年,蒋经国宣布解除军事戒严,开启了台湾走向民主化的发展道路。台湾民主化的发生,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是台湾社会面对的内外变化,二是台湾领导人的决断。 首先是台湾社会的发展,给了国民党政府很大的压力。当台湾的经济在70年代取得大发展的同时,台湾的中产阶级也成长起来,同时台湾也逐渐开始对外开 放,大量的人走出台湾,了解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社会内部要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要求民主的呼声在不断加大。社会要求开放公众政治参与之路,让公民 进行政治参与,而不是国民党垄断权力。社会各界办的各种各样的媒体不断涌现,随封随开,政府无法禁止;非政府组织也大量出现。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台湾退出联合国,引起台湾内部巨大的震动;中国大陆从70年代末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国际大格局的转变,对台湾带来更 为巨大的外来压力。 这些内外压力,形成了对国民党政府的巨大挑战,迫使台湾地区领导人经过再三考虑,终于在1987年果断地宣布解除戒严,顺应民意,开放媒体和社会空间,并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访问。 解除戒严、开放媒体,导致台湾开始走向民主化道路。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台湾社会并没有因此产生更激烈的政治动荡,对经济的发展也没有产生多少负面的 影响,而是用一个比较平稳的方式,打开了民主转型的大门。台湾由反对势力组成的反对党民主进步党很快就建立了起来。反对党成立后原以为要面临的政府大逮捕 根本就没有发生,蒋经国默认了反对党的成立,主导了这一场巨大的政治变化。 台湾开放民主的道路也逐渐引起了国民党内部的变化。蒋经国去世以后,对于台湾民主的走向,在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委任直选和公民直选两大派的争论,导致 第一次国民党的分裂,新党出走,并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反对党。台湾的民主化最终导致领导人的全民直接选举。1996年,台湾进行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全民大 选。如果从理解民主最主要的内容是选举来看的话,这就是台湾民主的真正开始。在1996年的选举中,虽然面对各路人马的竞争,国民党还是轻易取得了胜利, 继续执政。但是在2000年的大选中,执政的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当时,宋楚瑜和国民党领导人闹翻,结果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宋楚瑜的参选再次分裂了国 民党,分散了国民党的支持票,结果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赢得了大选的胜利,当时陈水扁的得票率只有39.3%。在2004年的选举中,国民党和其它泛蓝力量 进行整合,由连战和宋楚瑜联袂出马竞选,本来大有希望赢得选举的胜利,但是或许是由于选举中出现的“两颗子弹”事件,使得民进党以微弱多数再次赢得选举胜 利。一直到2008年,马英九和萧万长再次统合泛蓝力量,才夺回了丢失8年之久的台湾政权。 台湾民主的成就 在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民主是一步一步艰难实现的,在“解严”之后20多年的时间里,一些重要的政治制度逐渐建立: 建立了公平的选举制度。台湾政治的合法性已经从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候的强权统治逐步转变成由选举而来。在国民党到台湾的早期,也存在一些基层选举, 例如县乡长的选举和基层民意代表的选举,但国民党操纵选举,控制选举,以及用钱贿选是普遍现象。国民党政府曾经将这些有问题的选举称之为“台湾的民主”而 加以炫耀,但是遭到了台湾社会的唾弃和反对。随着台湾公民社会发展,当中产阶级成长起来之后,发现对于中产阶级的参政来讲,最好的路径就是参加这些基层的 选举。80年代以后,在社会的压力之下,台湾的选举制度逐渐完善起来,建立了中立的选举委员会,建立了公平和公开的选举程序。 现在可以看到,台湾的选举类型虽然有很多,例如“立法委员”的选举、村里长的选举、县市长的选举和县市议员的选举等等,但这些选举都有非常规范的操 作程序。在投、开票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违规操作和操纵选举。当然,台湾选举中的问题还是相当多的,例如屡禁不止的贿选问题、地下钱庄和赌头操纵选举的可 能性问题,以及让人抨击的选举中屡次出现的枪击事件是否影响和操纵选举结果的问题等。当局也用了很大的努力来维持选举的公正性,例如为了打击贿选而加大了 举报的奖励等。因此,就选举制度本身而言,台湾的选举基本上是一个制度化的和法治化的选举,可以保证选举的自由和公平。国际社会也认可台湾选举的制度和程 序是公平和公正的。可以讲,选举在台湾民主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 建立了两党政治制度。国民党到台湾以后,经过“二·二八事件”,压住了台湾的本土力量。之后国民党一党独裁,垄断台湾政治进程。曾经有些知识分子想 组建反对党,但没有成功。一直到80年代后期,反对党在台湾才正式出现。就台湾当时的政治力量而言,反对党力量不大,但是却在2000年第一次取得了政 权。在连续8年民进党执政的过程中,国民党的力量在不断削弱。2008年大选,马英九领导下的泛蓝联盟取得了大胜,而民进党士气大落,内部出现分裂,以致 当时有人估计,可能就此民进党翻不了身。但是在经历了2009年县市长选举和2010年的五都选举之后,民进党又很快恢复起来,形成和国民党两党鼎立的局 面。 这样来看,台湾政治中已经出现了比较稳固的两党制政党制度。双方从实力上已经势均力敌,国民党要彻底打败民进党,或者相反,都已经不可能。在两党之 外,虽然还有一些其他政党,但是也就只能提倡些自己的看法,都无法对这两党形成挑战。这样台湾就已经从民主化初期的国民党、新党、亲民党和民进党的多党政 党体制转变成一个比较巩固的两党政体。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力量,也逐渐分明。国民党比较多代表外省籍和城市有产阶层,而民进党则多代表本省籍和社会下层人 士;在地域上,也逐步形成了北蓝南绿的基本格局。 巩固了民主政体制度。按照国际上的民主政体巩固理论,一个新兴民主政体,只有在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才能形成巩固的民主体制。这就是说,新兴民主 政体虽然可能有比较好的选举制度,但当选举结果表明执政党选举失败,可是执政者不承认选举的结果,拒绝交出政权,或者在权力交接的过程中制造混乱,这就表 明民主失败。而如果经过两轮的政党轮替都出现权力转移过程是顺利的,就表明这个民主的游戏规则已经被人民和政治精英所接受,民主就在这个新兴民主政体中巩 固下来。从这个理论来看,基本可以符合台湾的情况。2000年,民进党上台,实行第一轮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台湾执政55年后,和平交出政权。2008年, 民进党执政两届8年以后,又和平交出政权;国民党再次上台。这样就实行了两次政党轮替。这两次政党轮替的政权转移都和平地顺利完成,各政党都承认选举所带 来的政治合法性,政权和平转移的民主游戏规则为台湾社会所接受。这是中国政治文化生态中从来没有过的现象。这两次政党轮替使得选举所带来的政治合法性的观 念,成了台湾政治文化的主流。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虽然没有剧烈的动荡,但是也存在许多的问题,影响了民主发展过程。这些问题包括两类,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二是发展的阶段性问 题。历史遗留问题中的最大问题是族群问题,表现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就是统独问题。这个问题是历史形成的,结果变成了民进党进行政治动员的主要诉求,利用统独 之争来动员本省人支持民进党。而国民党主张两岸发展关系,缓解紧张关系,被民进党批为卖台。族群问题和统独问题影响了台湾民主的发展,成为划分两党的一个 重要依据,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但是难于解决。 而诸如“立法院”的武打场面等,以及没有妥协和对话的党争等这些,都属于台湾民主发展中的阶段性问题。很多“立委”在镜头面前打得不可开交,那是给选民看的“做秀”,镜头一移开,马上就偃旗息鼓。随后在同一家饭店遇见,还会客气打招呼。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例如无论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在掌握政权之后,都被社会批判为行政无能,只会党争恶斗搞选举,不能很好地执政;台湾“立法院”委 员被批评为无心议政,只是一心跑基层拉选票等。这些都说明台湾的民主虽然经过两轮政党轮替之后,从形式上已经巩固,但是民主的内容,以及民主的质量,也包 括制度建设等,都有待提高和完善。美国的民主制度建立已经有200多年,尚且存在权钱交易、腐败等严重问题,一个20多年的新兴民主政体的发展存在很多问 题是可以理解的。这些问题在欧美等老牌民主国家发展的早期也都存在,随着民主品质的提高都逐渐得到了解决。 民主带来了什么? 台湾民主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带来了许多政治制度上的变化。但是对于台湾的普通人民来讲,台湾民主发展所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这是需要值得关 注的。这也是理解台湾民主发展结果的重要观测点。其实就政治发展来看,民主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对于人民来讲,民主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人民更自由、更有尊 严地生活。 从台湾的民主发展来看,依我个人的经验,台湾的民主给台湾社会带来的最大变化,并不是上述政治制度上的变化,而是实际上对台湾公民权利带来的变化。 2001年,也就是在台湾第一次政党轮替之后,我曾经到台湾做访问学者一个多月。当时第一次政党轮替刚刚结束,我的一些国民党的朋友和同学担心民进党上台 会对国民党进行迫害,都心有余悸。我在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们都很小心翼翼,担心隔墙有耳,怕被人打了小报告;即使在公开场合谈话,也要求我小声,不要让 旁人听见。2008年,国民党夺回政权之后,民进党有人也曾经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2010年“五都”选举的时候,我在台湾,已经感觉 到台湾有了空前的自由,任何人都不再担心会因言获罪了。 所以根据我的理解,台湾民主的结果,尤其是两轮政党轮替的结果是台湾社会的人权和公民自由权获得了极大的提高。举例来说,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开始的时 候,社会需要更多的自由,因此需要解除戒严,开放报禁,因此台湾出版法的恢复就成了保证出版自由的法律依据。但是在台湾民主发展的今天,这个曾经是无数社 会人士希望得到的出版法已经被取消,这个取消不是说出版自由被取消,而是台湾现在的言论自由程度已经不再需要出版法来加以规范了。台湾任何公民如果有财力 的话都可以办杂志报纸,办出版社,办媒体就像登记注册一个公司这么简单。 这表明,台湾民主所带来的重大变化,是台湾人民已经有了空前的自由,也就是空前的人权,任何人在台湾都可以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和尊严。因此从民主 发展的角度来看,是民主推动了人权的提高,而反过来人权的发展又推动了民主的前进。而保证这个民主——人权发展正常秩序的就是法治。所以以前只有在欧美国 家(亚洲是日本)才存在的法治,现在台湾也可以看到了。而这个法治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在中华文化的地区曾被认为是难于建立的。 台湾是个相对和善的社会,相对于中国大陆。半个多世纪,在社会组构上,两岸走了完全相反的两条路——中国大陆是个内在同构性很高的社会,却在政治上不断强调、凸显差异与对立;台湾实质上是个杂错多样的社会,人群间有着深刻的隔阂,却无论如何要求表面上的一致。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台湾一片混乱与恐慌。几年前,日本人才结束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给台湾留下了高度日本化的风貌。日本人统治 下,台湾就已经充满了内在紧张,小部分人真心诚意觉得自己是日本的一部分,日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连台语都不会讲;另外有一部分人保留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习 惯,尤其是在农业生产、家族制度以及婚丧仪式上,有很多日本文化渗透不到的地方。大部分人虽然受日本教育,讲日语读日文,但他们自觉地不满于殖民统治,因 而怀抱着对于祖国的热切期待,在战争中暗自倾向于希望中国能够战胜日本。 1945年战争结束,两年后却随即出现了因“接收”冲突酿成的“二·二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大举登台,先是屠杀了许多无辜群众,之后又进行有意识的 “清乡运动”,逮捕大批台籍精英,让情况变得更复杂。原本的“祖国派”目睹“祖国”凶残的面貌,大感幻灭失望;原本亲日的民众,也就被刺激得更加怀念日本 统治时期,进而美化了日本殖民主义的50年记忆。 当时,国民党带领了超过100万的军民,逃到台湾,那是国民党的最后基地,退无可退之处了。100多万来自不同省分的人,一下子要融入600万人口的台湾社会,谈何容易! 国民党采取的策略,是不顾事实,建构一个“中国主权”的神话,要求所有人活在这个神话情境里,不准质疑、不准异议。神话的第一部分,主张国民党仍然 拥有全中国的主权,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大陆上的统治;神话的第二部分,主张国民党所在的台湾,是中国的正统,相对于信奉马列主义的中国大陆,是最纯粹的 中国。 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建构了绵密得近乎荒谬的情治系统,严密监管任何不接受、不相信台湾是中国正统的言论。为了维系这样的神话,国民党大力推 行“国语”,并积极从教育体制上想办法消弭社会上的差异,要求小孩遗忘掉自己的家庭父兄抱持的日本时代或大陆时代记忆,转而统一在一套固定的“中国人”、 “中国文化”的标准答案下。 1960年代,大陆发生“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如火如荼展开,蒋介石立刻在台湾提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作为对抗,更加强化台湾和中国传统的联结,并且要进一步以中国传统压抑,甚至取消台湾本土及受到日本影响的基层文化。 当年徐复观先生就曾经敏锐地评论:这是20世纪对中国开的一个悲凉的大玩笑。一边拥有根深蒂固、沦肌浃髓的中国文化,却致力于取消中国文化;另一边 原本是非常晚才开发的边陲,没有太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又受过日本人长达50年的统治,却要拼命强调保存、发扬、复兴中华文化! 其实内中还有比徐复观先生所见更矛盾的地方──这个口口声声“复兴中华文化”的台湾,其政权却必须依附在美国的保护下,才有办法维持。美国愿意保护台湾,是基于和苏联冷战对峙的考虑,台湾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来防堵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 因而,以“复兴中华文化”为中心国策的同时,美国文化的力量不断涌入台湾,并且在美国压力下,台湾不得不进行民主改革,原本封闭的国民党权力结构,开始承受一次又一次,而且层级愈来愈高的选举冲击。 民主化的影响 1980年代,民主运动潮流高涨,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也就愈来愈露骨了。批判的焦点之一,正就是“大中国神话”。在很多方面,“大中国”是个明显的谎 言。国际社会承认“中华民国”的国家愈来愈少,直接拒绝了国民党可以代表全中国的主张;对内,台湾本土生活也有许多现象明明就不符合“大中国”说法。于是 在“大中国”的对立面,升起了“本土派”,强烈要求回归现实,尊重现实。 对国民党的另一个批判焦点,是其“锁国”的做法。严格控制人民出入境的自由,离开台湾成为一种由政府掌握的特权,不让大家看到外面世界的真相,听到不受筛选改造的信息。 1980年代后期,尤其是蒋经国在1988年去世后,国民党对台湾的控制,日薄西山,摇摇欲坠。前一种批判,引发了大型的群众街头示威,被压抑的几 十年的各种权利,都化身成为一个个示威活动,对国民党抗议。有一段时间几乎每天都有街头示威,而且群众和宪警之间的冲突层出不穷。后一种批判,则终于逼出 了开放观光旅游和开放大陆探亲的政策,台湾人像长期被关在笼中的鸟儿般,争先恐后利用开放机会,到外面去呼吸自由空气。 在那段时间,没有人会觉得台湾是个和善的社会。台湾充满了喧嚣与愤怒,内部族群分化严重,“本省人”与“外省人”互相用最难听的语言互骂,“中国 人”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势不两立,政府夹在中间首鼠两端,一下子要坚持中国立场,一下子要走本土路线,摇摇摆摆、自我矛盾。 这种分裂的局面,造成了2000年陈水扁的崛起,延续为8年民进党执政的局面。陈水扁在分裂中获利,8年中他也就习惯性地反复操弄分裂状况,视之为他自己最主要的政治资本。 长达8年的对立骚动,让台湾人累了、厌了,也穷尽了所有社会分化情绪与言词的可能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善的第一个原因。陈水扁不是顺利光荣下 台,而是在贪渎弊案缠身的情况下,卸任不久就锒铛入狱,他的权威一夕瓦解,连带地也就使得他那种冲突性的政治风格,在台湾快速破产,这是让台湾社会变得和 善的第二个原因。 还有第三个关键的原因,是民主制度确立,社会上有了基本的言论自由,集体性的不满有了日常宣泄的管道,不再会有过去那种郁结累积的困境,每年大大小 小的选举,也就在释放不同层级大大小小的不满。10几年下来,该冲撞的、该訾骂的,都发泄得差不多了,社会气氛自然会跟着和谐了。 和谐正在成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再加上这10几年,又是台湾对外开放,高比例台湾人纷纷去世界各地旅行、游览,看到感受到了别人的社会气氛,当然就会回头比较自己所在的环境得失。 打开眼界的一种影响,是羡慕别人好的地方。去日本搭过永远准点的火车,走在总是干净整洁的街道,当然会羡慕。去欧洲感受街头咖啡馆的轻松闲散,进博物馆亲 近文明结晶,当然会羡慕。带着羡慕心情回来,就会希望自己的社会也变好一点。不只如此,打开眼界还有另一种影响,是在比较中发现自己身上的美好,回来之 后,会格外注意强调该珍惜的美好部分,以这别人别地没有的美好,作为自己的标记。这是使得台湾社会变和善的第四个原因。 第五个原因——我们也不能轻忽,国民党长期宣传的神话,产生的效果。虽然国民党提出的那个社会图像,不符合现实,也因为其中的和现实间的落差,引发 后来强烈的反弹,让国民党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否认,三四十年的执政中,国民党被自己所创造的神话拘束了,在政策上不得不尽量促进社会和谐,也必 须尽量对台湾民众一视同仁对待。民间长期存在着隐藏的歧视对立,可是在表面上并没有依照身份区隔的差别性政策,所有人理论上在法律与政策之前,一律平等。 几十年执行下来,台湾的新生代之间的融合,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效,只是年长者没有那么容易放下记忆芥蒂,彼此接受。 而且国民党也小心翼翼地掌控着所得分配的差距。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贫富差距并没有因而失控飞增,一直到蒋经国在世的最后一年,台湾人均年收入突破 8000美元,最富有的1/5人口的收入,只比最贫穷的1/5多4.48倍而已。此外,国民党,特别是蒋经国格外厌恶夸富的风格,会不断以政策宣示来提倡 简朴,更以政治影响力压制、惩罚夸富行为。再加上重视教育,鼓励透过追求教育成就来提升家庭地位与收入,开放了贫富上下流动的渠道,大大降低了因为所得分 配不均可能带来的社会冲突。 国民党神话中的另一个环节——强调中国文化传统,长远看仍然是有和谐和善效果的。关于人与人彼此对待的种种美德,被统纳在“中国文化”之下,不只保 存下来,而且还经过反复教育宣说,进入台湾社会的价值体系里。活在人群中,必须遵守一定的行为规矩,不能只是自私自利,不能只是功利算计,这样的基本原 则,普遍进入台湾民众的心中,是他们日常行为不言而喻的准绳。 和善、亲切、体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甚至不是有意识的追求得来的,是在台湾历史中,经过诸多曲折才变化产生的。重点是,现在有愈来愈多台湾民众, 自觉感到和善、亲切、体贴的难能可贵,也就自觉地努力维系这样的正面社会价值,如此一来,误打误撞得来的社会资产,应该就不会误打误撞消失了,而会强化、 深化为台湾的重要特质。 许多人喜欢到台湾旅游,不过,游玩的景点除了著名的日月潭、阿里山、故宫和诚品书店外,最常呆的地方恐怕就是饭店了。并不是因为台湾饭店的豪华设施 或体贴服务,而是在饭店里可以看到近百家的电视频道,手里不断按着遥控器,享受着频道转换、光影和声音急速变化的快感,实在好不热闹。 “说话”,其实是台湾社会一直以来的特色,即使过去曾经受到政治的压抑,许多言论无法在公开场合发表,但在庙口、在店铺,总有许多人聚集喝茶、嗑牙,说人长短或批评时局,不过,能在电视上如此大鸣大放,也不过是近10多年的事。 20年前,台湾广电媒体仍受政府控制,不但无法自由经营,意见也不能自由表达,主持节目、评论时政的权力掌握在少数经过官方认可的媒体人的手中,绝 大多数民众像是个没有嘴巴的人,对公共事务无法置喙。直到1990年初地下电台的出现,改变了禁锢的媒体生态,为言论自由闯开了另一扇门。当时著名的地下 电台主持人许荣棋带起了call in的风潮,一句“一块钱让你当自己的主人”,鼓舞着观众只要花一块钱打电话到电台里发表对时政的看法,就能让自己的声音与意见透过大气电波和更多人分 享,享有近用媒体的权利。 当时的地下电台可不是只批评政府,还介绍了大量的地下音乐,也关注弱势者的声音,呈现了边缘与非主流色彩,包括不受社会重视的原住民、劳工、妇女、同性恋、小区组织、地方文史、儿童等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节目。言论的空间因此撑大了起来,也造就了日后的“名嘴”文化。 “无所不知”的名嘴 跟着广播电台开放的脚步,电视频道也随之开放,原本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的台湾,几年暴增超过200个频道,其中有8家24小时全天候播出的新闻频 道,高居世界之冠。然而,这些频道无法每个小时提供全新的新闻内容,许多“新闻”一再回放,观众也逐渐失去兴趣,新闻频道开始提供谈话性节目表达对公共事 务的立场与观点,同时试图满足阅听者澎湃的情绪。于是,谈话性节目一个接着一个开播,从下午到晚上,从黄昏到夜里,有真实的政治人物对决,也有虚拟的模仿 秀。 这些政论节目大多以地下电台的节目型态为原型,和过去不同的是,地下电台是听众的call in为主体,但电视的政论节目则是重视名嘴的意见与表演,民众能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特别是和媒体中的新兴名嘴比较起来,普罗大众的意见显得卑微许多。 虽然这些节目强调“公共讨论”、“全民参与”,让观众可以在电视上做自己的主人,但即使民众好不容易打电话进去,往往只有30秒的发言时间,根本无 法畅所欲言,就算有再高明、伟大的见解,最后也多沦为发泄情绪、骂骂脏话,观众充其量只是跑龙套的角色。相反的,名嘴是节目中的主角,享尽发言的权利,甚 至累积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许多电视名嘴或节目主持人放弃媒体人应有的中立立场,帮政党候选人主持竞选活动、助讲、站台,甚至参选市议员与立法委员,形成 “媒政两栖”的有趣现象。 台湾的名嘴大致可分为政治人物与媒体工作者两种类型。前者主要是政党发言人、国会党鞭,以及派系代表等,主要工作在于为自己的政党、政策辩护;而后 者则大多是在线记者、报社主笔,以及媒体主管,他们往往以评论者的角色出现,透过时庄时谐的口吻与专业对时政品头论足。有趣的是许多在线的媒体工作者成了 名嘴后,逐渐放弃原有的工作,专心做个专职的名嘴,靠着接通告、上电视、主持节目维生。 虽然这两者有其不同的角色与功能,但也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都是伴随着政治性谈话节目而起的新兴意见领袖,并且透过“专业”的正当性来取得台湾言论 空间的发言权。他们不仅有滔滔不绝的口才,更有无所不谈的天赋异禀,每个事件、每个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影视、命理,甚至是外星人都能侃侃而谈,也不 管是天文、地理,或真实、虚幻,尽都在这些新兴名嘴的掌握之中。 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就像幽灵一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在各样的媒体、不同的时段中随时出现,让人们难以逃脱其建构的意见天罗地网,除了关机与转台外,大多只有在这些人提供的有限意见中,认识时政的多元面向。 虽然没有实际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些名嘴对台湾政治意见有多大的影响,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生产大量政治言论的同时,也排除了其它意见的表达。少数的 “专家”不但成了不同政党、年龄、性取向、阶级、职业的代言人,也让意见局限在个人利益以及“专业”见解的狭隘胡同,而广大、多元的阅听众,只能透过想象 的替代性参与,让出评价公共事务的公民权利。这种现象对强调媒体应自由化经营的台湾而言,实在是一大讽刺,因为台湾的言论天空始终只有几张嘴。 从这样的角度看到政论节目与名嘴或许太过严苛,也期望太高,毕竟这些节目越来越难吸引观众,收视率早已不若以往,至多只能吸引同类型的基本教义派,以及自己在节目中培养出来的电视红卫兵,许多观众早已抱着看综艺节目的心态来欣赏名嘴们的精彩演出。 事实上,台湾的政论节目也越来越综艺化,许多电视名嘴宛若明星,可以严肃论政,也可以插科打诨,有着夸张的表情与肢体,表演味十足,有趣的是,名嘴 们也经常在节目爆料,却经常缺乏实际证据,只能“乱打一通”。这种亦庄亦谐,虚虚实实的后现代意象,有时和曾经引领风骚的“政治模仿秀”没什么两样。 “政治模仿秀”的嬉笑怒骂 “政治模仿秀”一直是台湾很受欢迎的节目类型,艺人在节目中模仿政治人物,透过丑化,甚至丑化的夸张表演方式,结合当日时事,每天上演。不但让严肃 政治新闻进入欢乐的家庭客厅,更是许多民众了解当下新闻事件的主要管道,甚至参与成为其日生活政治论述的来源,而模仿者嬉笑怒骂的演出方式,也成了人民发 泄情绪,讽刺政客的出口。 虽然,包括《全民大闷锅》、《全民最大党》在内的政治模仿秀十分敢言,也大受欢迎,不过,“政治模仿秀”可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畅所欲言。 艺人最早的政治模仿表演来自于20多年前在台湾红极一时的“餐厅秀”,在这个传统歌厅或餐厅的表演场合中,包括李立群、邓志鸿等实力派艺人就经常在 表演中模仿李登辉、林洋港、俞国华等政治人物,相当受欢迎,不过,受限于当时的政治氛围,表演的内容大多只是在口音上模仿,对政治议题也仅点到为止,没有 嘲弄,更没有批判。 知名制作人王伟忠20多年前制作的《连环泡》节目中有个“7点新闻”单元,模仿《华视晚间新闻》的播报现场,透过主播之口讽刺时事,后来则以皮偶扮 演政治人物,讲述和自己有关的一些事件或新闻自嘲,包括当时的“行政院长”李焕、台北市长吴伯雄、“财政部长”郭婉容都是被模仿的对象,不过,由于内容太 过辛辣、对时政诸多批评,最后被华视以“丑化长官”的理由禁播,而当时的华视是由官方所经营的电视台。 到了1997年,由王伟忠制作、邓志鸿主演的政治模仿秀节目《纯属虚构》在民视开播,是台湾第一个政治戏仿节目。随后《主席有约》、《2100全民乱讲》、《老邓搞新闻》、《纯属巧合》等政治模仿秀节目陆续播出,一时之间蔚为风潮。 有趣的是,这些模仿秀的演员不仅身价水涨船高,还从虚拟的模仿戏剧走入真实的政治现实,不论是模仿“李祖惜(李登辉)”的侯冠群、“陈水扁”的唐从 圣,或者是模仿“马英九”的李志希或“苏贞昌”的郭子干,都成了蓝绿政治人物争相邀约为选举站台、助选的当红炸子鸡,甚至候冠群还因为模仿政治人物声名大 噪,因而成为第一位参加模仿秀当选民意代表的艺人。 局限 不论是政治模仿秀或电视名嘴都让曾经受到禁锢的台湾社会获得了新的解放,也展现台湾独特的政治动能与特殊文化现象。这样的节目,横跨时空、穿越真 伪,混杂着严肃与娱乐。让政治看起来不仅只存在庙堂之中,不再距离人们的生活那么遥远,但实际上,我们只是观看政治大秀的观众,对于政治现实理解却是十分 有限。 换句话说,这些节目的出现是可喜,也是可叹的,可喜的是,台湾政论节目的确发挥一定程度的监督力量,同时也是言论自由,甚至百无禁忌的新天堂乐园, 即使看起来有点乱,但却是民主政治的重要价值;但另一方面,这样的节目也使得严肃的政治越来越趋向表演与综艺,成为日常生活琐碎的装饰,肤浅的愉悦,越来 越难以引发人们的政治关怀与行动,甚至造成人们对政治产生轻蔑与反感,而这也是民主政治发展中不可忽略的警讯。 慈济45岁了。证严法师从无到有,做出全球最大的慈善组织。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大陆同胞飞越海峡,到花莲探访慈济精舍,寻找一个答案:一个文弱的女子,是怎么样支撑起一个慈济世界? 花莲位于台湾东中部,从台北坐火车沿海岸线南下,快到花莲,绿野中凸显出一座灰白色小殿,这便是慈济精舍。起初,它只不过是一个小白点,如今已是一 大片灰白建筑,目前又在扩建一座新殿。慈济精舍坐西朝东,面朝太平洋,背靠台湾中央山脉,精致典雅,迎着东升的太阳。慈济精舍既没有一般宗教场所那种香火 缭绕的场面,也没有功德箱,记者看到的是证严法师的徒弟们在菜地收菜,或在有机肥作坊、瓷器作坊、蜡烛作坊等岗位上忙碌。 慈济精舍一直践行证严法师“不受供养,自力更生”的信条,不拿一分善款,还为在精舍办公的慈济志业中心支付水电费。证严法师带领慈济人做慈善,有一 点令捐款人很佩服,即不从捐款中拿管理费,慈济志工做慈善,交通食宿费必须自理,不能花一分捐款。正是这样清清白白做慈善,使慈济成为全球慈善界的一朵奇 葩,不仅令捐款人折服,也避免了“尤努斯式质疑”,它的募款能力全台第一,它的志工人数全球第一,已经是遍布全球的“千万大军”。 行动优先 慈济精舍一日的作息,从清晨3点多开始,于晨钟中礼佛、做早课,在宁静、精进中开启每一天序幕。证严法师会在7点到8点的早会时间“勉众”,早会向一般公众开放,同时通过网络直播,受众以千万计。证严法师孜孜以求的是净化人心,构建一个祥和社会。 这一天,早会结束后,证严法师听慈济医疗志策会同仁报告,忆起当初创建花莲慈济医院开创慈济慈善事业的源头。早年证严法师到山区访贫时,曾见到一独 居老先生遭毒蛇咬伤手,由于未能及时治疗,整双手肿胀溃烂,老先生只能将手放在蒸笼上,借由蒸气让脓水滴下——这个场景,让证严法师“不忍”,使她决定要 建一所医院。而后,让证严最终下定决心的是“一滩血”。1966年间,证严法师前往花莲凤林镇一家私人医院探望信徒,见地上一滩血迹,听人告知,为一名原 住民妇女小产,却因缴不起8000元保证金而被医院拒收。 证严法师说,“我只是起于一念‘不忍之心’而创立慈济。”她带30位信众创办“佛教克难慈济功德会”,经过4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团体——佛教 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早期慈济的创立主要目的,是去帮助那些付不出生活费与医药费的贫苦的人。不过,随着台湾社会急剧变迁和慈济本身的成长,慈济关怀的范 围很快的就扩大了,包括了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等四大志业;另外还有骨髓捐赠、环境保护、社区志工、国际赈灾等四项。 今天,慈济医院不收保证金,台湾医院纷纷向慈济看齐。记者参观花莲静思堂慈济四大志业博览会,陪同人介绍,慈济开始拥有社会影响力,始于盖花莲慈济 医院。当初,当证严法师发愿建医院时,信众中大多数持反对意见,因为没钱。当时建一所医院至少需要6亿台币,可慈济只有不到3000万台币。一位记者听到 后,吓一跳,但他决定帮助证严法师,写了一篇报道。一石激起千层浪,社会大众被感动,善款源源不断涌来。参观展览时,记者注意到一张相片,年轻的证严法师 和蒋经国站在一起,时间显示为1980年10月19日,蒋经国到慈济精舍拜访证严法师,亲自为花莲慈济医院用地问题排忧解难。 证严法师是用理想用行动去感动整个社会。起初那几百万,并非大富豪一掷千金,而是证严法师号召家庭妇女以不影响生活为前提,从每天的买菜钱中省下五 毛钱,再放到竹筒中。慈济宗教处主任谢景贵对记者说:“如果跟证严法师的是30个博士,不会有慈济,他们会做评估,最后结论是,证严法师没有能力,所以医 院不能盖。”证严法师和她的信徒靠的是一股傻气,证严法师一直说:“做,就对了。”这句话一直到今天,都是慈济的核心价值观。证严法师说:“假如当初我只 有理想,没有行动,慈济没有今天。” 证严法师讲过一个“拔杂草的故事”,说小时候下地拔草,体会到,如果抬头看,无边无际的杂草,手脚都软了。但如果专心于当下,埋头一棵草一棵草地 拔,一段时间回头一望,一大片杂草已经被拔掉。证严法师正是用“拔杂草”的精神做慈济。从社会反响来看,花莲慈济医院的建设,影响巨大,尤其是“一个出家 的弱女子,却可以盖出一个现代化的大医院来救助他人”的这种非一般常人的成就,感动了台湾社会大众,也带给慈济人具体的成功经验。慈济“行善行孝不能等” 的行动哲学便是这样发展出来。 “慈济的行事风格跟证严法师性格有关,着急,行动优先,做了再说,有多大愿就有多大的力。这样,慈济的效率就出来了,把其他慈善团体和NGO组织的 效率比下去了,慈济就有很大的吸引力。”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在花莲慈济医院当过4年医生,他亲身体会到这一点。慈济的组织文化,一是视慈济为一 个大家庭,二是一种“做,就对了”的社会实践观,少说是非,勿分人我,放下身段,身体力行,社会实践至上。正是这种不折腾的组织文化,让慈济内部少争论和 摩擦,虽然一路筚路蓝缕,却已枝繁叶茂。 回应现实社会 慈济志业是台湾社会几股力量合力的结果。 基本组成,第一股力量是证严法师的领导,第二股力量是朴实而修苦行的比丘尼们的无私奉献,第三股力量是任劳任怨的妇女们的积极社会参与,第四股力量 是事业有基础的中年男性们的热心支持,第五股力量是专业人士的参与。其中第四股社会力中年男性的投入慈济,带给慈济丰沛的社会资源,他们有的是中小企业 主,也有郭台铭这类大企业家。 慈济的崛起与成长,要由台湾的政治开放,与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中来了解。1966~1987年,慈济只吸收了约10万左右的会员,而在1987年台 湾解严以后,慈济开始有了戏剧性的成长,短短3年内,会员几乎每年增加一倍,到1991年已有178万左右,现在全台有400多万会员。慈济的中坚力量叫 “委员”,1986年只有190位,1987年一年,就吸收了700位,现在委员人数已好几万。解严以前,因为政治管道的阻塞和结社的不自由,台湾很少有 机会真正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市民社会”。慈济不仅成为台湾“市民社会”的建构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台湾的社会问题主要是由于社会与经济的快速变迁所带来的传统社区与价值的瓦解所进一步造成的。因此,慈济的主要工作是双重的:济贫与教富,证严法师 总结出8个字,“教富济贫,济贫教富”,即教富有的人济贫,资助贫困的同时要教贫困者富有的心。证严法师对症下药制定了“慈济十戒”:1、不杀生;2、不 偷盗;3、不邪淫;4、不妄语;5、不饮酒;6、不抽烟不吸毒不嚼槟榔;7、不赌博不投机取巧;8、孝顺父母调和声色;9、遵守交通规则;10、不参与政 治活动示威游行。很多人读到后五戒,都会心一笑。 慈济的“委员”大部分是中年妇女,在台湾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那么大规模的中年妇女,由原来局限的“私领域”步入了“公领域”的活动,找到了家庭以 外的舞台。关键是,证严法师凭什么吸引她们做慈济?记者在慈济史料馆中翻出证严法师的自述:这几十年来的生活文化,因西风东进,很多人被西方的风气扰乱了 固有东方的精神文化。现在的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有很大的鸿沟,演变成亲情的脱离。接着是家庭破碎边缘,社会形态秩序混乱,有些轨迹脱轨了。妇女在精神上需 要一种出路,再加上少子化和家务工作简单化的演进,妇女有了更多的空余时间和精力,于是台湾这一代的中年妇女们构成了社会上一股相当大的可资动员的社会 力。证严法师诠释佛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并以此产生有效的社会行动,符合了社会变迁中价值混淆民众渴求道德的心理,她的言行提供了追随者心理上的满足, 使她们愿意跟随她的脚步。不仅如此,她们还动员自己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做慈济,其中包括自己的丈夫——“慈诚队”因而崛起。 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慈济新进委员受访,在叙述其参与慈济的原因时,注意到证严法师个人的事绩者,比注意到佛教慈悲助人的理念者,来得还要多出很 多,48位受访者中,47位选择前者。在上述专著中,作者丁仁杰进一步分析指出,证严法师的重社会实践的务实性格,以及因“悲情”与“无常感”所引发出来 的慈悲的力量,深刻地触动台湾男性心灵的基础。证严法师的个人权威,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其个人能力——包括社会实践与对成员心理纾解的能力——的被肯定。 在慈济找到身份认同 在慈济的成长历程里,1996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那一年,一场大台风重创台湾,而慈济的资源分散各处,整合困难没有很好发挥作用。证严法师更 看到这背后的人际冷漠疏离,她提出“社区志工”观念,以社区为主,重新整编“委员”分组,带动社区居民“敦亲睦邻,守望相助”。 “我们的社会需要‘复古’——恢复传统社区的温情。谈‘情’,不一定是血缘之情,而是清净的‘觉有情’;若能在社区里提敦亲睦邻,让周遭孤苦无依的 人得到细心的照顾,在急难来临时互相帮助,社会就会处处充满温暖。”证严法师说。社区编组,让慈济的组织行动力得以迸发,“社区志工,伸出援手的最近距 离”,慈济人平时就地耕耘志业,一旦灾难发生,能就近取得资讯,及时救助苦难。 比如3月日本海啸发生后,慈济日本分会赈灾团在当天就启动,当天就为几千位民众提供了热食。而且,台湾的物资最早送到日本的,也是慈济的环保毛毯和香积饭。做完这些,慈济还没有正式开始对外募款。 慈济大爱电视台导演萧菊贞分享了这样一次经历。台湾“行政院长”拜访证严法师,问:“为什么当有灾难的时候,经常我们到的时候,你们志工已经在那里 了,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快?”证严法师答:我们不是天灾来才赶快组一个团队,不是啊!这些人平常就在操兵演练啊!平时就在社区做关怀做访视啊! 慈济卓有成效的“社区建设”是环保站,目前全台共有7.2万多位环保志工,5400个环保点,台湾319个乡镇,每一个地方都有慈济的环保点。环保 收入归为慈济大爱电视台的营运所需。回收的塑料瓶则制作出45万条环保毛毯,送达20多个国家救助苦难人民。5月下旬,四川省长蒋巨峰到花莲静思堂拜会证 严法师,她还亲自向蒋巨峰展示慈济的环保毛毯。记者在花莲静思堂目睹了这些环保毛毯,也在台北参访了慈济八德环保站,慈济环保社工冒着高温、在没有空调的 简易工棚里做垃圾分类工作。 慈济环保站向社区开放,经营得像个家,免费提供饮食点心,成为许多志工生活寄托和身份认同的所在。慈济的环保观念具有生活化、大众化、道德化的性 格,人人可做,可推广到每个家庭。台湾研究者陈玉峯观察慈济环保实践的特征,指其提供广大基层人员生命价值的切入口,有灵性关怀的一面,提供生命价值观的 救济,使许多人找到新的身份认同。 “从社会面分析,传统社区瓦解,很多人需要归宿,慈济志工互称师兄师姐,没有贫富贵贱之分,环保站提供了新的社会联结。慈济是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比政府还有效能的集体主义。”王浩威分析。 “社区人利用这个时间,常常见面,聊聊天,培养感情,塑造了一个敦亲睦邻的平台。环保点最重要的价值是把邻里的感情串联起来,让大家同一个时间,同 一个地点,做好事结好缘,有形做环保,无形做邻里,编织新的社会网络。”慈济北区环保站总干事陈金海对记者说,慈济环保站跟社区没有距离,是社区人做好事 最低的门槛,想做就可以来做,慈济环保站有很多“钟点工”,不少人是利用下班时间前来做义工。 “证严很像曼德拉” 7月6日,记者在台北大爱电视台一楼的静思书轩采访慈济发言人何日生。年初,何日生被邀请到哈佛商学院李纳德(Herman B. Leonard)教授的课堂分享慈济经验。哈佛大学商学院首度将慈济列入个案研究。李纳德对前来采访的台湾记者说:“我接触过不少世界领袖,曾在1990 年代见过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几次,我感觉证严与曼德拉有相同的领袖特质,他们都有一种宁静、坚毅的力量,而他们最大的力量,是提供追随者生命的意义。” 李纳德研究发现,慈济没有所谓“战略计划程序”,不预设长程策略目标,而是遇事立即决策,快速因应;它不是传统组织的“先计划,再执行”,慈济将执 行放在计划之先,但非常有效率,这些都使慈济与众不同。这一点,何日生给予证实,他说慈济会继续这样运作下去,一切看“因缘”。这便是慈济管理哲学核心, 来自佛学“因缘观”,因果互依,灾祸发生不可预期,每一个灾祸都有它独特因素与境遇,慈济并不像其它组织机构,设定“成长指标”或“长期规划”,而是遇事 (救济灾难)随即因应,迅赴时机。 慈济以“价值”及“信念”作为管理与领导核心,与西方管理讲求策略、诱因、速效等大异其趣,提供了一个新启示与新途径。譬如慈济志工在捐助灾民时, 还向对方鞠躬致谢,这是很有力量的利他助人精神。慈济另一特点是“非中央集权式”领导,证严法师有特殊领袖魅力,亲身带领,身教言教,但慈济慈善事业的协 调与执行靠的是志工的主动性,“志工嘛,其实不想干就可以不干了,我们专职人员从来不敢命令志工”。 记者发现,慈济成员对组织有着高度的服从性,他们的言行流露出与组织对外出版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证严法师的领导方式中,流露出一种母性关怀体贴式 的家长式领导,领导者与成员间产生一种很强的人情纽带的连接,没有强制性。每年,会有很多慈济志工选择回到慈济精舍过年,现在年夜饭要摆到200桌以上。 慈济内部保持一团和气,但外部质疑却不少。尤其是2009年台湾8·8水灾后,在灾后重建中,慈济面临过一次强烈社会质疑,在王浩威看来,这是台湾 NGO界对慈济意见的总爆发,因为慈济做大做强了,每次募款它都吸走大部分的社会资源,其他慈善团体募款变困难了。而且,慈济还引起台湾宗教竞争,大家都 要跟慈济比。另外,慈济“向上管理”的做法也饱受社会争议,2009年8·8水灾,慈济跟政府协调后,立即展开永久屋建设,被质疑“有特权”,不和受灾民 众协商。而慈济在台北内湖地区用地建医院,也被环保组织质疑不尊重生态。 一个团体大了,社会对它就有了微妙的心理变化。王浩威便指出,慈济人“我们的”意识太强,穿上慈济衣服的很骄傲,其他人则感觉被慈济排挤了。 “存在越明显,反弹越大。”王浩威说,“慈济需要转型。” 文|卢思骋 自然之友执行理事长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全球各地都有民间团体举办各式活动,呼吁民众关爱地球。最值得庆祝的,应是台湾的环境保护团体。今年地球日,12个环保团 体与马英九会谈,提出民间环保运动的多项绿色建议,其中最受注目的,是要求政府撤销“国光石化”案。马英九会后宣布,不支持国光石化在彰化县的开发,为台 湾民间环保运动的重大胜利。 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 台湾国光石化公司于2005 年提出在云林离岛工业区兴建石化工业区,计划庞大,包括多间炼油厂、烯烃厂、芳香烃厂及中下游工厂。因为未能通过环评,2008年提出转移到彰化县。原定投资新台币9336 亿元,后来修正为新台币6325亿元。 这项台湾近年少见的大型石化投资开发案,过去几年来,一直备受争议,环保组织认为,国光石化不单可能带来污染,而且选址不当,建成后将会严重破坏生 态。首先,预定开发地彰化大成位于浊水溪口,是国际级湿地,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价值高,在此地兴建污染性的石化工厂,实属不智。 其次,彰化县地表水缺乏,居民生活和农业用水长期仰赖地下水源,全县自来用水量98%都取自地下水,而国光石化一天的用水量,预计将超过整个彰化县,有环保专家一针见血地提出“请问水要从哪里来”? 其三,科研人员在2004年于台湾海峡东岸发现了一个中华白海豚族群,但估计数量少于100头,相当脆弱,2008年国际保育联盟(IUCN)将其 划为“极危”,若然不加保护,短期内有全部灭绝之虞。国光石化的预定兴建位置,正处于这群中华白海豚之栖息范围,若然建成,恐怕会使其加速绝种。 最重要的是,台湾石化工业产能过剩,政府竟还补贴支持设厂,非但浪费公共财政,更造成无法挽回的环境伤害。多年来,环绕国光石化案的讨论,事实上已 上升到台湾的未来经济发展走向,以及人民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台湾环境运动在反国光石化案中提出的口号:“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直接扣连上可持 续发展,以及台湾之未来。如此设定讨论的框架,朝野两党自然难以拒斥。 从保护家园到社区营造 事实上,“遍地反国光,永续守台湾”这个口号,正好总结了台湾民间环境运动过去30年来的发展轨迹。 台湾本为欠缺天然资源的地方,70年代经济起飞,端赖蒋经国的发展主义管治,在冷战体系下与香港、新加坡及韩国并列东亚四小龙。70年代末,台湾的 党外政治运动抬头,民众社会意识日渐提高。从1982年开始,随着工业化而来的环境污染不断,公害事件层出不穷,民众对自身权益日渐醒觉,自发组织起来反 对公害,奋起为生存而战。 这些草根反污染运动,基于污染受害意识,本质上是环境维权行动,因而地方色彩浓厚,外人甚少介入,抗争对象以中小型工厂为主,民众采取围厂、封锁等方法,经常与厂方发生激烈冲突,基本的诉求为停止污染、迁厂和争取赔偿。 1986年彰化县的鹿港反杜邦运动,将自力救济运动推向高潮。化工巨头杜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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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惯坏了毛泽东?

是谁惯坏了毛泽东? 作者:匹夫之声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6-14 本站发布时间:2011-6-14 20:53:07 阅读量:2002次   任何专制政治权力的高压可以强制约束人民的言行。但都绝不能禁绝人民内心的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断得到广泛认同的前提下,毛泽东逝世后,中国人民公开批判毛泽东的错误(之前其实不乏对毛泽东的质疑、批判,只是不公开而已),实是历史的必然。面对新的历史事实的不断披露和还原,也由于中国人民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认识的进一步接纳和深入,特别是以对人的生命权是否充分尊重作为判断文明或野蛮、人性或兽性的最高标准,有人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揭露与批判的深入和尖锐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这引起了乌有派的极度反感和不安,甚至扬言要与茅于轼、辛子陵对簿公堂。我看乌有派为毛泽东辩护之辞,不出上一世纪六十年代中共中央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之二评中为斯大林辩护之逻辑:斯大林的错误属“鹰有时飞的比鸡还低”,但他更曾扶摇而上九万里。对毛泽东批评的声音中不排除有失实的现象存在,但不断披露出的越来越多的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的错误确曾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的灾难,导致成千上万的人的生命非正常丧失的天大错误,不是用歌功颂德可以掩盖的。   我无意在此批判毛泽东的错误。我想探讨困惑我多年的问题是,毛泽东的许多带来全局性的灾难性后果的错误决策,是被冠以党中央领导集体的名义做出并实施的。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毛泽东的个人意志,要成为党的意志(决议),是要通过会议集体议决的。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何以能通过属于毛泽东个人意志的、明显错误的决议案?更退一步说,在这些决议的执行过程中已产生不利的后果,经实践检验被证明是错误的之后,中央领导集体多数为何不对错误决议提出异议,并制止错误决议的继续执行,甚至对毛泽东的决策提出异议的人士(如彭德怀)曾形成被众人围攻之势?   读高华教授的著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和网上狄马先生的文章《有一种抗争我们很陌生——从梭罗到马丁.路德金》或许有助于回答我的问题。   狄马先生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千百年来,出于对底层民众的怜悯和文人的‘政治正确’,人们总是把一个时代的罪恶完全归咎于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实际上,一种罪恶的制度、一条不公正的法律之所以发生并运行于我们的社会,除了统治者的打压和威吓外,还因为某个时代、某个社会的民众人性深处有某种遥相呼应的东西。他们响应和接纳了这个制度,使得这个制度在通过这个时代时畅行无阻。民众的狡猾世故与统治者的贪婪凶残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让我试着对这段话作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毛泽东的极权专制、种种反人性的造成中华民族巨大灾难的决策,得以畅通无阻,除去毛泽东本人权柄在握且心狠手辣、睚眦必报的因素外,在中共权利中心,特别是权利核心中能够对毛泽东的意志说不的人,明哲保身、曲意逢迎与毛泽东的翻云覆雨、专横霸道构成了一种互动效应。   先说毛泽东成神的由来。毛泽东是在中共延安整风运动中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在权利欲的驱使下,必欲立己一尊独大。如果仅是毛泽东的一厢情愿,那他绝难如愿。而事实是有以刘少奇为首的一班人揣度圣聪、心领神会,鼎力相助。从高华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一书中描述的历史事实可以得知,为迎合毛泽东的意图,树毛泽东在党内至高无上之地位,刘少奇等极尽打压毛泽东政治对手(被毛泽东视为对手的人因无政治野心未必视毛泽东为对手),抬高毛泽东之能事。“而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高华书中语)   在毛泽东得势以后的历史中,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在党内畅行无阻。他的一系列导致中国人民遭受深重灾难的错误决策得到中共高层绝对多数的拥护。以决定发动“文革”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为例,会议公报写道:   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全会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 全会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当前我国文化革命的行动指南,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发展。   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共有97名中央委员、73名中央候补委员呀!会议理论上是民主的,制度上是议决的。通过这样的决议,赞同者中,会有人发自内心就是赞同的。但我更相信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的真实想法是不赞同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从政治的大江大河闯过来的中共的政治精英,他们绝不缺智商和政治判断力,而且他们绝无以革命的名义打压同志的阴暗心理。还有一部分人属于思想僵化,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属于上云亦云的盲从。但这些人其实并不缺乏理性,他们一旦做到了思想解放,对是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两类人应当占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多数。这可以从后来否定“文革”的决定获得了中共以八届中央元老为中坚的压倒性的多数拥护一事得到印证。如果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多数委员说不,不是有可能避免由于毛泽东的错误而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发生吗?   事实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认为是人性的弱点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负面的东西的对人的长期浸染使然。   一、趋利避害,是所有生物(甚至单细胞的草履虫)的本能。人亦不能例外,只是人独具理性而已。毛泽东具有无与伦比的对于人性的洞察力。高华在书中写道,中共用以鼓动革命的,一是阶级斗争,一是论功行赏。谁也无法否认革命者亦有个人自身利益,思想政治工作自然是中共的最拿手的本领,但中共亦从未忽视对革命者自身利益的关注。毛泽东在他的著名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对于个人主义的离队思想的纠正方法,在指出“主要是加强教育,从思想上纠正个人主义”的同时,不忘强调“设法改善红军的物质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时机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质条件”(《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共的职业革命家,第一是实践革命理想;第二是以革命为谋生的职业,靠组织的供给生存。我们可拿曾领导美国独立战争的华盛顿来作一个对比。史称华盛顿从事“革命工作”没有报酬,亦即他是“自费”革命的,他不需要“组织”养活他。这才有了毛泽东们拖家带口参加长征(在极端险恶的战争环境下,要付出多少红军战士的鲜血 来保卫他们的眷属,另当别论)。毛泽东纵然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1944年12月16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1945年的任务》)。但他恰恰是中共等级差序制度形成的始作俑者。自延安始(甚至更早),中共干部待遇和级别紧密挂钩渐成制度。在钟情于等级差序思想的指导下,解放后中共照搬苏共的干部级别制度,不同层级待遇相差悬殊。地位就等于利益,这不能不影响到中共干部的行事。   读2011年4月14《南方周末》,在第19版有一篇令人惊悚(官至如此,民生何堪)的文章,或许有助于说明问题。这篇文章是经记者整理的原深圳市住宅局房改处处长孙利平所写。题目是《“就因为政府谋私利”——深圳房改教训》,文中谈到深圳房改的教训是保障房“消失”。而直接造成保障房“消失”的是深圳市政府令第88号,正式解除了安居房(福利房及微利房)的产权约束,规定安居房补交地价取得全部产权后“可以上市交易”。按孙利平的话说“深圳房改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孙利平在文中写道:“我参加了那次的市委常务办公会。台上那么多领导,都在想,我的房子能变多少钱,一两百万哪。”孙利平还曾向记者尖锐地表示“道理人人都清楚,但到了制定政策时,每个人想的都是自己那套房到市场上能卖多少钱。这不是个别人的私心,而是整个体制的缺陷。”   顺带说一点题外话。以深圳市委领导的心态为例推测,家属子女住在北京的教育部长官制定的高考政策,北京的高考录取分数线要低于外省市100分左右;身为公务员的社会保障部的长官制定养老金制度,公务员的养老金高出企业人员的养老金2至3倍。能排除他们为自己的孩子能上大学,为自己退休后能拿到较高的养老金而为吗?“   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孙利平所言的体制缺陷固然存在,体制可以改,但人总是会有他个人利益的,什么时候人能没有私心呢?古今中外,为信仰、主张不惜赴死的志士何以为世人所敬仰,因至难也。任何人为人处世全然摆脱对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亦难也。让毛泽东的部下冒触怒龙颜的风险,完全不顾个人名利,仗义执言,犯颜直谏,亦是强人所难。更不用说还有少数奸佞之徒,怀狼子野心,对毛泽东胁肩谄笑、为虎作伥。如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挥动小语录本,则为人所不齿了。   中共掌权以后,干部的工资由中国全体纳税人承担。实际上中共干部多数已转变为类似市场经济社会中的“职业经理人”的角色,他们为完成“公司”(党和国家)的指标而工作,而工作是为养家糊口而已。理想主义者还剩几多?现今官场贪腐愈演愈烈,实是不但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淡化缺失,甚至是连岳武穆的“精忠报国”也不讲了。当今中国社会报考公务员热几近疯狂,竟有几千人争一海关公职令人瞠目的现象出现,难道报考者是都是争着为人民服务?   二、写《丑陋的中国人》的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创造了“酱缸文化”的概念。他指出中国“酱缸文化”的特色是:“夫酱缸者,腐蚀力和凝聚力极强的混沌社会也。也就是一种被奴才政治。畸形道德、个体人生观和势利眼主义长期斫丧,使人类特有的灵性僵化和泯灭的混沌社会”(柏杨 《酱缸震荡》)。柏杨是对中国文化爱之愈深、责之愈切,他批评的是中国文化的阴暗面。他对中国文化阴暗面概念的如此精确定义或可以讨论,但他说的实质没有错。   孔夫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说教,含“君为臣纲”三纲五常,种种儒家的伦理道德和几千年的官场文化,使得中国历来盛行权威崇拜、权力崇拜,导致不重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对权威、权力盲从、愚忠。权力崇拜的两极,对上是唯唯诺诺,对己是嗜权如命,保官为要。中共干部不可能摆脱这些中国文化负面的影响。   更兼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娴熟地运用高超的政治权术和残忍的政治手段,已将中共党内知识分子包括高级干部的个人尊严、独立全部荡涤一尽,成为革命机器中没有自我意识的“齿轮和螺丝钉”。干部不需要自己思考,领袖都为我们想好了,只须拥护、举手就行了。   卢梭在论及投票时说,投票时人民的意见趋于全体一致当然是好,但也会有另外一种“一致”。“那就是当公民全都沦于奴隶状态,既不再有自由也不再有意志的时候,恐怖和阿谀把投票变成了一片喧嚣,人们不再讨论了,人们不是在赞扬就是再咒骂”(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2003年修订第三版 何兆武译)。体现毛泽东的个人意志的决议在党的会议上的通过,当然应属卢梭说的另外一种“一致”。   中国几千年极权政治生态生长出的官场文化,熏陶得中国人爱当官,当官也是唯一出人头地的途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参加“高考”二十多次,54岁才得高中,激动得神经错乱,而利益随之而来。官本位的文化,指导作官的人只感激并恐惧给他官作的那个人,因为给他官作的人也可以把他已到手的官拿回去。当今官场的“买官卖官”之风盛行,唯上不唯下。所以才有了“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   周恩来在文革中对毛泽东只有顺从,从未听说他有过类似“二月逆流”中的拍案而起之举。有人说他为了保护干部,说了很多违心的话。为什么违心?正义何在?不是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吗?力谏阻止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才是对干部最好的保护吗?何不学唐代的魏徵,甚至明代的方孝孺?以周公在国人心中之人格形象,对他在“文革”中的表现,不能不令人扼腕。   毛泽东毕竟不是名正言顺的圣上,他行事受到必须“以革命的名义”(按“文革”语汇叫“打着红旗”)的约束。实难让人相信,在中央领导核心中,在全体中央委员中,除去那少数心怀叵测的奸佞之徒,余皆挺身而出,对毛泽东的错误决策说不,他还会我行我素。历史就是历史,这样的事情的事没有发生。   五四前后只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的后生毛泽东,后身为党的“一大”代表的革命青年毛泽东,生生让人给惯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毛泽东。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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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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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

  桑兰要来美国打官司,索赔18亿美元!这成为中國媒体上的热门新闻。因桑兰是名人,1998年她17岁时代表中國体操队参加纽约“友好运动会”而摔伤,胸部以下瘫痪。当年这个事件被广泛报导,桑兰获巨大同情,后来她在中國获很多名誉头衔,并主持电视节目等,成为名人。她这次告美国五家机构和三位个人,索赔超过100亿人民币的天价。名人,高索赔,跨国官司,又是告美国,都是小报炒作的绝佳题材,网路更是争相转载,迅速炒成“焦点”。   但如果对美国的法律制度有所了解,并读过桑兰的英文诉状(曼哈顿法院已报导)以及她丈夫、代理律师等的言论,基本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案子桑兰不仅打不赢,还会赔进她的“形象”:一个原来令人同情的伤残女孩,变成贪婪、不择手段、恩将仇报的丑妇。这可从六个方面来看:   第一,避实就虚,故弄玄虚。   桑兰提出诉讼的主要理由,是在纽约运动会上做跳马翻转动作时,因有罗马尼亚教练挪下面的垫子,使她受“干扰”而失控,一头触地造成伤残。但当时中國体委就此开过新闻发布会“辟谣”。媒体报导说,中國体操协会主席张建“对天发誓”说,当时在场的只有中國队教练,没有其他国家的教练;桑兰的话是因受伤太重,大脑出现幻觉。   中國体委出于政治或自我保护的原因,不是没有可能牺牲桑兰的利益而弄出一个说法。如果说当时桑兰年龄还小,一切服从了国家的要求,那么在她已经成人的过去这十多年来,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公开反驳过国家体操协会的说法呢?而且这次要提告,应该首先告国家体委呵。   桑兰这次隐约说,是国家体委有人不让说。那么已事隔13年,如果她寻求真相,应该首先说出真情(如果有的话),到底是谁不让说?谁在“封口”?   明显的是,她不敢告中國国家体委、国家体操协会,就想拿民主的美国开刀。换句话说,跟没法讲理的地方(或人),她选择退却;而跟她认为可以讲理的地方和人,就想欺负文明的地方、文明的人。虽然文明人有时不跟他们一般见识,让他们得点小利,但在原则问题上,靠泼皮式的做法根本不可能在文明社会获得真正的胜利。   桑兰明确说,当时是一个罗马尼亚教练“擅自”撤跳马下的垫子。但这种说法似不合常识逻辑,其他国家的教练,怎么能去管中國运动员的事?当时桑兰不是在正式比赛,而是在赛前试跳中。她在空中翻转的瞬间,当然不可能辨认出是哪国教练,只能事后别人告诉她。那么是谁告诉的,有没有事实证据?   桑兰既然确定是罗马尼亚教练,还知道叫“贝鲁”(是罗马尼亚功勋教练),那为什么不去找这个“贝鲁”取证?在桑兰的诉状中,没有任何去寻找、查问这个重要“当事人”的内容。而且她这次到美国提告,也没有告这个罗马尼亚教练。如果桑兰的“垫子被挪动导致摔伤”的说法成立,那么对于两个关键的环节——罗马尼亚教练和“封口”的中國体操协会——她都回避、没告,却只告纽约运动会主办者、保险公司和两位华裔监护人等,这明显是“避实就虚”。   另外一个明显的玄虚是,在桑兰的英文诉状中,竟把那位“罗马尼亚教练”说成是美国友好运动会的“雇员”(employee)。参与比赛的各国教练,怎么成了美国运动会的雇员?如果这个逻辑成立,那当时在场的所有中國教练和体委官员不都成了“美国雇员”了吗?这显然是荒唐的说法。但是,只有把罗马尼亚教练说成是美国运动会的“雇员”,那么“贝鲁挪垫子”才能被指控为运动会“秩序混乱、管理紊乱”,才能把“责任”推到美方身上。但桑兰的诉法,到了法庭就会被戳穿,因那个罗马尼亚教练不是运动会“雇员”是显见的事实。   第二,诉讼期已过,缺乏证据。   美国和中國一样,诉讼都有时效期。中國《民法通则》等规定,诉讼时效期是二年。美国各州的情况不同,在桑兰起诉地的纽约,侵权案一般是三年,最长的是六年。桑兰起诉13年前的侵权案,明显全部都过了时效期。只从这一点,这个案子就无法打赢。美国是法治社会,不会因“名人”而有弹性,像美国体育明星,好莱坞大牌,华盛顿的政要等等,都不可能因是名人而被法庭“照顾”或成“例外”。   那么明知“过期”了,为什么还要诉讼?桑兰方面的解释是,他们发现了“新证据”,说期限应从“新证据”时算起。且不论这种说法能否被法庭采纳(如每个提告人都这样宣称并成立,那所谓“期限”的限制就等于不存在),那么这个“新证据”是什么?   桑兰说,2008年时曾接到一位欧洲教练的信息,说他拍下了当时的画面。中國媒体在报导时说,“可惜桑兰放弃了观看”。这么重要的证据,如果有,桑兰怎么能放弃“观看”?桑兰对媒体说,“如果此盘录影带在我的律师那里,有些人要紧张了。”显然它不在桑兰手中,桑兰说,要通过诉讼,申请法院调取录影证据。   令人不解的是,如果真有这个“录影”,欧洲教练怎么会不拿出来?这对他能有什么损失,只是现场画面而已,又不是他的责任。在今天的youtube时代,几分钟就可放在网上,让大家评判。为什么要通过法庭迫使他交出?这种说法本身令人质疑,真有这个录影带吗?   退一步讲,如果真有,美国法庭有强迫“欧洲人”交出的权力吗?对方只要一句我没有,美国法庭又能做什么?所以,即使不谈诉期已过的问题,仅从缺乏“关键证据”这一条,这个案子也很难打赢。   第三,狮子开大口,形同敲诈。   桑兰索赔18亿美元,这样的天文数字,在中國从未有过。18亿是个多大的数字,今年初中國贸易代表团到美国采购大豆,全部交易额才18亿美元;俄罗斯向中國提供石油,全年获利是18亿美元。这是大国之间的国家级商贸呵。而桑兰开口就要18亿,这哪里是要认真打官司,明显是要打“媒体效应”!   针对网上的批评,桑兰的纽约律师辩解说,“求偿金额巨大并不代表贪财”,强调桑兰的健康是不能用钱衡量的。但谁都知道,不管官司输赢,桑兰都不会从轮椅站起来,这里没有对价关系。美国当然有过巨额赔偿,但那是对当事人的每项损害累计推算的,而不是随便开价。桑兰伤残,是悲剧,但毕竟幸存了。如果一个运动员意外丧生,按桑兰律师的逻辑,打官司提出“活过来值多少钱”,难道就要索赔180亿,一千亿吗?人命无价,但蛮不讲理,就是把活人的生命变成无赖。   桑兰的英文起诉书说,“她以前既无法在中國法庭,也无法在美国法庭起诉。过去13年来她一直在中國挣扎,因没有得到合适的医疗保险,没拿到一分钱的伤残赔偿,也没有自由和资源去寻求法律公正。”但事实上,她在中國被按“公伤”对待,得到正常医疗。美国保险公司给桑兰的保险金最高额度一千万美元,并付给桑兰五万美元现金。被桑兰指控的监护人夫妇的基金会,据黄健的说法,募到17万美元,已给桑兰14万多。其余部分用于桑兰及父母往返中國头等舱机票和桑兰北京房子的装修等。这样里外算下来,说监护人夫妇贪污桑兰的捐款,以黄健给出的数字,都恐怕很难成立。   桑兰指控美国的保险公司不负责她在中國的医疗,她必须到美国治疗,说这是“种族歧视、国籍歧视”。但熟悉美国情况的人都知道,美国的医疗保险,不要说跨国,很多连跨州都不行。在纽约买的保险,在加州看病,保险公司就不负责。而且保险金这种事情,都有详细条文标准,完全没有可能专门歧视桑兰这个外国残疾人。   桑兰的18项诉讼,每项索赔一亿美元。从常识来看,18项指控,每项的损害(如果有的话)一定不会相同,这样“均等”要价,明显说明不是从法律出发。例如,18项索赔中的最后一项,是指控监护人夫妇“侵犯桑兰隐私”等,这就索赔一亿美元?谁见过“侵犯隐私”索赔上亿的?且不说美国华人身价亿万美元的连“屈指可数”可能都谈不上,桑兰的这种要法本身,也清楚地说明,这根本不是严肃的法律诉讼,而是“炒作”!   第四,农夫与蛇。   桑兰递交的诉讼书,虽说告美国五家机构、三位个人,但竟有一半篇幅是告她的华裔监护人刘国生、谢晓红夫妇(起诉书“事实陈述”的22段中有11段涉及这对监护人)。当然外人无法从法律角度判断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只能等法庭的审理和裁决。但从常识角度,起码有几处令人质疑:   首先,即使这对监护人在维护桑兰权利上没有“尽职尽责”,但他们对桑兰在运动会上受伤致残毫无责任,对他们的指控怎么能跟运动会主办者对等篇幅呢?这明显不符合起码常理。   其次,从桑兰出事至今的过去13年间(除最近两个月外),桑兰都一直是夸赞、感谢这对监护人夫妇的,这在中國媒体上有很多报导,在谷歌可以查到。桑兰还曾跟谢晓红一起录制“随缘”这首歌,感恩她俩的“缘分”,灌制成音乐电视在中國和亚洲的MTV频道播放。2008年,桑兰说把自己仅有的两张奥运开幕式门票给了刘国生夫妇,而且把她举过的、作为纪念品的奥运火炬也给了他们。这都表明,桑兰是感激这对监护人夫妇的。   去年十月,桑兰跟黄健在北京成婚,还邀谢晓红“主婚”,只因谢当时患病住院而未能成行。甚至到了今年三月,桑兰还给刘、谢夫妇写信,通告要来美,希望六月份在他们家暂住一个月。怎么这一切在过去60天之内突然都变了呢?桑兰过去13年对监护人夫妇的夸赞和感恩都是假的?在演戏?那她太有表演才能了。如果是真的,那怎么解释这突然的大转弯,把千恩万谢的“恩人”指控为“罪人”呢?   而且桑兰的丈夫近日在博客上指控说,监护人夫妇的儿子曾给桑兰洗澡、买文胸,暗示桑兰曾遭猥亵。但桑兰以前怎么没说呢?她父母第一时间就抵美,也住在谢家,如真有监护人儿子给桑兰洗澡、猥亵这回事,桑兰起码也会跟自己的父母表达呵?他的父母怎么能容忍呢?到底有否“猥亵”,应以证据说话,由法官裁决,怎么能在网路博客上先造舆论,用“舆论审判”?桑兰(还有她父母)在监护人的家里吃住了十个月,即使不感恩,也不能这么“毒”吧?甚至把人家儿子的名字也在网上公布出来公开羞辱(他如今应是有妻子孩子的人了吧),这是不是太阴损了?   对监护人的儿子,桑兰曾在文章中这样写过:谢晓红阿姨“全家出动,不但自己亲自给我做饭做菜,还把两个儿子都叫过来陪我。”如果她曾被“猥亵”,就算由于惧怕或名誉损失等任何原因而没有公开撕破脸,但起码会由于反感,而不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及监护人的儿子吧?   至于起诉书中说桑兰被监护人夫妇“软禁”(under house arrest)更不合常理,因在美国这样自由的环境下,长达十个月之久,谁有可能“软禁”住桑兰,不让她跟外界有任何接触,而且她父母也都在身边的情况下?   桑兰当年曾写过文章,这样描述过她的“软禁”生活:“有一次我就要进手术室,她(指谢晓红)来晚了,急匆匆地把一串佛珠塞到我手里,后来的手术过程中我就一直握着这串佛珠。后来出院住在她家更是受到了谢阿姨无微不至的照顾。在她过生日的时候,我做了一张卡片。当时我的手还很不方便,但我坚持自己做生日卡片,还在上面用五颜六色的水笔画画写字。”   这些网上都可查到的事实,令很多美国华侨认为桑兰忘恩负义,他们在网上表示,这简直是现代版的“农夫与蛇”。美国华文网路上的读者讨论跟帖,也几乎一面倒批评桑兰,甚至有读者表示要组成“农夫团”,替这对监护人夫妇打抱不平。   第五,新婚丈夫怎么回事?   这么明显不合常理、情理,难以打赢的官司,为什么桑兰要打?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她的新婚丈夫黄健。这起码可以从三个方面提出质疑讨论:   首先,黄健跟桑兰的这场婚姻的动机有令人质疑之处。黄健离了婚,跟桑兰结婚后,就决定来美国打官司,索赔18亿美元。这种举动,无法不令人疑惑,黄健是为了爱情还是看到了“钱景”?像中國的另一残疾名人张海迪(也是下身瘫痪)也结婚了,但男友一直佩服、崇拜张海迪奋斗不屈的精神,他们有共同的理想精神,而且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事业上合作。但在黄健这里,结婚立刻打巨额索赔官司;即使真心爱情都会让一般人感到“不像那么回事”。   其次,黄健在他的博客中谈这场官司时,那种对钱的看法,简直让人想到讹诈和抢匪。桑兰们要告的美国友好运动会,组委会早就解散,运动会也因资金问题十年前就停办了。但黄健却强调,友好运动会当时设了奖金,就是商业比赛,投资人是大财团,就是诉讼的对象。也就是说,谁有钱就要告谁一把。而桑兰的律师说得更直白,“是属于一种大撒网似的法律策略”。   在桑兰和黄健写给《美国中文网》的文章中明说,“我们发现,友好运动会的发起者特纳是全美数一数二的巨富”。那逻辑就是,他是“巨富”,就该敲他一笔。且不说特纳不是巨富,在美国排名一百、一千富豪,也排不到他,即使他像比尔盖茨那么有钱,他就该、就可能被敲诈吗?桑兰黄健们以为现在已经到了在美国“劫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的时代了吗?   他们大概根本不知道,那个当年发起友好运动会的CNN前总裁特纳,早就没落,他的公司跟时代华纳合并,也等于被人收去了。特纳在股票高涨时,一时兴起(更为了要“政治正确”的名声),说美国不交联合国经费(美国国会要求联合国改革,否则拒交会费),他来解决,捐十亿美元(不是一次给,是分许多年陆续捐)。但后来不仅股市大跌,CNN也不在他手里了,他根本拿不出钱。他如今既不是巨富,更没影响力,一个快被美国忘记的边缘人而已(去开餐馆了)。但在黄健那里,还以为这个特纳有油水可榨,就要敲他一把。   而对监护人夫妇,黄健在博客中更荒谬透顶,他愤恨地说,“你们号称亿万富翁,可是你们只是让桑兰在你们家里住了10个月!说恩人,你们不配!”还强调“都是同胞,你们拒绝什么?”   即使刘国生、谢晓虹夫妇真是亿万富翁,难道他们就得让桑兰在他们家住十年、住一辈子?这种毛澤東式的无产階級痞子逻辑,在当今中國都早已被唾弃,而这个只有三十几岁的黄健的思维,真不知是在什么恶劣的环境下,被毒化到如此恐龙的地步。   中國人说,滴水之恩,泉涌相报。桑兰黄健不仅不是报答,居然认为监护人帮助的不够,就因为他们太有钱,就必须帮助更多。更荒唐的是,用“同胞”就得帮“同胞”这种藉口。难道美国华人就应该因为是同胞就得把全中國的瘫痪都养起来?今天的中國名人桑兰,加上招摇比桑兰更富有的黄健,要不要把中國那数不清的、远比他们贫困的人们,尤其是瘫痪的,全管起来?要不要把黄健那号称祖上留下来的北京四合院,腾出来给那些看不起病的瘫痪孩子们?   桑兰黄健,不仅是以怨报德,而且他们的思维逻辑,更是荒谬到天边了!   另外,黄健在博客上对监护人的谩骂口气,更可用地痞流氓来形容:“臭不要脸,但是别这么臭不要脸,你会写是吧?你是弱者是吧?”“谢晓虹的儿子薛伟森,当年桑兰17岁,帮她洗澡,并给她买胸罩,你XX你什么行为,你一个二十多岁的人,你干的是人事么?”“谢晓虹你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让桑兰一个弱小的幼女和她父母和你大儿子、小儿子、女儿生活在一个环境内,你儿子用这种色X的方法,你恶心吗,你有脸说你是恩人吗?我不告死你,让你们丫流氓横行?牛X让你大儿子薛伟森娶她啊?”   我真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國,泼妇这么骂街人们听不听得下去。而能写成文字,撒在网上,天呢!桑兰嫁给这么一个低劣的家伙,而且跟这种品行的人一起,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开血盆大口,这不仅让人怀疑她的智商,简直让人质疑她本人的品行。黄健称摔伤时的桑兰是“幼女”。到底是17岁的桑兰是“幼女”(不懂得不可以让男人给洗澡),还是黄健是个完全没教养的“幼男”?所以才有这种不像成人的言行?   第六,海明的炒作。   但即使黄健和桑兰的心态有残疾,如果没有海明这个纽约华人律师,事情也不会闹成这样。这位桑兰的代理律师才更是一个值得中國人和海外华人好好关注的典型案例。炒作手段之低劣自不必说,其展示的那种带着典型的“非正常社会”教育出来的“非文明人”的思维方式,才更可怕。   他以前就这么炒作过,曾代理纽约开美容店的女老板等,状告美国电视CNN所谓“辱华”事件,索赔13亿美元!理由是他们代表13亿中國人,要CNN赔偿每人一美元。当时就有很多中國人抗议,他们根本没有授权,凭什么就被海明们强行“代表”了?   但案子根本没开庭,海明就撤案了。理由是CNN来信“道歉”了。事实上,CNN的回信,说对其评论在中國人中引起争议表示遗憾(regret)。新闻媒体的律师发出的这种例行公事的信,简直和路边的垃圾桶一样多。即使表示抱歉,也是指他们的评论“在中國人中引起争论”一事,而不是CNN的言论本身。海明当然明白这种信的性质。但因为他早就清楚这个官司根本不可能打赢,甚至都到不了开庭那一步。所以有CNN这封信,就马上借“台阶”撤案了(不要那巨额13亿了),反正代理13亿中國人告美国媒体,已被广泛报导,海明已“出名”了。   有细心人从网上查到海明代理状告CNN的卷宗资料(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案件名录),其中明白显示,海明代理案子的索赔额是999.9万美元,根本不是海明在媒体上渲染的13亿美元。为什么在数字上造假?因为按纽约法律,这类案件的最高索赔限额是一千万美元。这位细心人评论说,“身为律师的海明居然造假,将索赔金额放大130倍,忽悠中國民众。”如此作为,是什么品德?如此律师,谁敢信赖?   海明网页还刊有他的一组业务照,文字说明是“审讯高盛集团副总裁”。海明不是美国警察,他怎么有权“审讯”他人?还有照片下面说是“美国国会为海明颁奖”。是国会哪个机构颁奖?是什么奖?这些都明显给人夸大其辞、甚至唬人的感觉。   这次海明夸口说,为桑兰组织了有华裔、犹太裔、日尔曼裔、意大利裔、爱尔兰裔、印度裔、及非洲裔律师的“联合国军团”来打这场官司。这种漫天“海口”不知还能不能唬住中國人,敢在海外华人世界如此咋呼,实在有胆。   这种“忽悠”做法,也遭到被告刘、谢夫妇的律师莫虎(曾任纽约警察局副局长)的批评,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在美国做了35年律师,还从未见过律师拿着诉讼站在法庭的门口给新闻记者拍照,这到底是为桑兰打官司还是为海明打官司?到底是争取谁的利益?”   了解美国诉讼程序的莫虎律师还指出,“在美国付350美金都可以去法院登记”,并举例说,当年海明代理告CNN索赔13亿轰动一时,但三个月就撤诉,只花了350美金就制造了免费广告。   由此可见,这次桑兰索赔“18亿”,很可能就是海明律师的主意,因他已经这样“玩过”。有专家预测,桑兰案也可能同样结局,等炒到一定程度,海明就会找“台阶”撤案。18亿跟13亿一样,都是用来炒作的“胖大海”,使海明膨胀出虚名。但这个虚名,通过这次案件,从海内外华人的反映来看,绝不是“美名”。   结语:   从上述六点可以预测,这个案子不会打赢,而且在美国打这种官司,拖个五年八年也是它。到时候拿不到钱,那个黄健还会继续做桑兰的丈夫吗?到时候如果黄健一走了之,海明或许还可以继续再去忽悠其他中國人(反正初来乍到美国的新移民很多),最后损失最惨重的是桑兰。   桑兰本来作为一个17岁被意外摔成瘫痪的女孩子,十分赢得人们的惋惜、同情。再加上她摔在了美国,美国媒体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报导,使桑兰事件成为全美的新闻,为此纽约新年的著名落灯仪式都让桑兰去开启。这是无数美国名人都根本无法得到的一个特殊荣誉。它展示了美国人民的一片同情、一腔爱心。   桑兰摔残这个悲剧,由于是摔在美国这个特殊原因,得到了美、中两国超出一般的媒体关注,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是那个完全由于主办机构的失误而摔残的北京奥运独舞演员刘岩所望尘莫及的)。因为那些关注,使桑兰成为名人,这样,那个因身体残疾而很难工作的女孩子,就可以通过她的名人身份,主持电视节目,做慈善大使等仅需要名声就可做的工作,既有了生活保障,更可以使她在虽然身体残疾的情况下,仍活出一个有意义、有尊严的人生。   而这场官司一打,桑兰形象严重受损。人生是残酷的,在相当多的情况下,历史将不给你机会去弥补这种重大损失。且不说桑兰的官司打不赢,拿不到实质的金钱利益,即使能打出来养活她一辈子的钱,她的形象也和昨日是两重天了。   没有了那个惹世人怜爱的、靠个人奋斗而生存的美好形象,桑兰的价值也会和昨日完全不同。更可怕的是,在今后的生活中,桑兰明显还是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可能更顺利地生活下去,她如此对待自己监护人的做法,那以后谁还敢帮她呢?帮不到她所期待的程度,反倒成了被她血盆大口诉讼的对象。只恐怕太多的人会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绳。这对那些想帮助别人的中國人所起到的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实在很难预测。   网上有人把桑兰比成南京的徐老太(她摔倒被人扶起送到医院,反咬一口,说是帮助者的责任,要人家付医疗费)。好在目前这个案子还没见到美国媒体多少报导,否则,桑兰这个得到美国高度关注、同情的女孩子,这么翻脸恶告美国,指控美国“种族歧视、国籍歧视”她,尤其是那些“打土豪、分田地”思维的疯话被报导出去,就不仅仅是损害她自己的名誉,而是丢中國人的脸了。难怪网上有人愤怒地调侃:“支持桑兰,让中國人这三个字臭遍全世界!”   到那个时候,桑兰就等于是被丈夫加律师“毁容”了,从清纯美丽的、令人同情的身残女孩,变成世俗的、令人反感的心残丑妇。当然,今年桑兰已经是30岁的女人,即使对法律统统无知,即使以最基本的健康、正向的心理去思考这件事,尤其是在对待监护人的事情上,也不会恶搞到这种地步。所以她本人在这个“毁容”事件中是负有相当责任的。   桑兰黄健打这个官司,如果不撤诉,打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起诉的时候大概只是想着,反正打不赢不付钱,但大概没想到,输了的话,如果法官认为原告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无理取闹、故意骚扰被告的话,还会强行裁决原告支付被告的律师费。否则的话,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漫天胡告了吗?而且,他们那些指控,尤其是“猥亵”一说,如果没有证据的话,甚至可能被反告诽谤。   桑兰黄健这次起诉,还没开庭,人们就用常识裁决了:在美国的华人,从网上评论来看,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几乎一面倒不站在桑兰一边。而在中國的一个门户网路上,几千人投票,70%说桑兰打官司是“搞笑”,选择“同情”的不到20%。   这个事件到目前来看,原告一方,从当事人到律师,全都已经在舆论形象上受挫,其中损失最严重的是桑兰。因为这之前,她是有名声,有形象的。这次等于是她在美国又重重地摔了一跤,这次摔伤的程度,虽然没法和身体致残相比,但要恢复恐怕也有相当难度了。   桑兰最近在北京公开表示,“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即使我因为这个事情,名声毁了,也在所不惜。”只怕她要“惜”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作者: 曹长青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5-1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桑兰被丈夫和律师“毁容”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时事点评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闲聊中国人的吹牛 (2) 长歌当哭祭柏杨 (7) 这才真正符合中国人的根本利益 (0) 谈谈“中国人的白日梦” (0) 谁在扰乱中国人的视线和思维 (0) 西班牙大火烧出来的疑问:中国人与西班牙人比“购买力” (1) 老外比中国人更讲诚信吗 (0) 美国人,中国人 (0) 绑架不要紧,只要主义假 (0) 细说中国人——大实话与虚伪性格 (0) 浮躁迷失的中国人 (0) 是谁愚弄了咱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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