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人物档案：柴静，中央电视台记者。 　　她曾经出现在非典一线、矿难现场；她曾经只身一人面对黑社会威胁，揭开谎言背后的真相。她就是柴静：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更喜欢亲临现场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为什么会加入央视新节目《看见》的创作团队？ 　 　柴静 ：做人物类节目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巨大的转变。早在《面对面》时我就在从事这样的工作。“了解新闻事件中的当事人”是我一直坚持的新闻传统。《看见》这个节目的表现形式是有创新的。 　　如果我只在演播室里两个小时采访一个人，我能够完成，但是我会觉得自己是拔地而起的，距离生活有些遥远。这并不是我喜欢的感觉。我更喜欢一手的资料、亲临现场的感觉。 　　中国青年报：就目前几期节目而言，你所选择的受访者从影视明星到弱势群体，以及热点事件的中心人物，似乎范围很广泛。这些人物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吗？你怎么看待电视节目的价值取向？ 　　 柴静 ：我只采访有新闻感的人物、观众想知而未知的人物、能够反映当下社会形态的人物。这些诉求与时间、地点、人物身份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一个好的节目应该能够体现创作团队的人格气息，创作者和读者、观众之间应该能够相互感应。不论你选择的是哪个领域、哪个国家的新闻事件、人物，在节目的最终呈现中，一定要能够传递出稳定的价值观。 　　“传播越广，越需要负责” 　　中国青年报：这些年，新媒体的巨大冲击会带给你压力吗？ 　　 柴静 ：一定会的。但我认为有质量的报道还是会迅速传播的。现在，媒体处在一个比较微妙的处境中，越是传播广泛的媒体越是这样：你需要听取很多人的意见，包括广告商、观众、批评家等等。传播越广，越需要负责。 　　中国青年报：让你印象最深的采访是哪个？ 　　 柴静 ：近期最难忘的就是采访那个因母婴传染而身患艾滋病的孩子。在此之前，我受到的教育是“调查记者应当是不动声色的，真相是流逝在涕泪交加中的”。因此，你要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可以介入事件的发展，不可以有情绪表现。 　　但是在和当事人的深入交流中，我发现我在重新检验这些原则。在我采访这个小孩的过程中，我落泪了。这段情节最终剪掉了，因为我认为不该在工作中表现出这样的情绪。但这次采访对我的触动是巨大的。 　　以前我认为，完成一期节目投入真诚就可以了，但在面对这个受了天大委屈的孩子时，我发现采访本身就是一种傲慢的立场，唯一消减这种傲慢的方式就是投入他的感受中。 　　在采访药家鑫父母和张妙父母时，我也有这种感觉。要是以往，看到张妙母亲在里屋哭泣，我可能会中断采访。但这次我把手放在了她的胳膊上。因为那时她已经精神恍惚很难表达了，我只能用这个办法抚慰她。那个动作是想告诉她：我知道你的痛苦，但是我无能为力，也无法帮助。这种感觉是二十岁时的我无法理解的。 　　我明白很多受访者内心的伤痛是无法化解的，我能做的唯有体会他们的感受，并陪在他们身边。 　　“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业” 　　中国青年报：在这些年的采访经历中，你一定也目睹过很多令人失望、难过的现实，这是否会让你有一种无力感？ 　　 柴静 ：阿城原来说过，无奈本来是我们人类最深刻的感受。面对现实的无力感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没有一个有勇气的记者或作家因此不去了解真相，否则未免也太怯懦了。 　　这些年我的变化在于：以前每做一期节目，我都很渴望改变社会现实，干预到事件当中，推动事态发展。这个意念很强烈。这个想法并没有错，因为新闻报道具备这样的功能。 　　但这些年，我渐渐懂得、承认一个节目和记者的局限性。或者说我不再那么狂妄了。但即使我无法改变一些现实，我也愿意共同承受。我们必须学会尊重事物内在的变化规律，而不是夸大一己之力。现实的改变需要时间，我们也需要耐心。 　　所以，我觉得好的节目、好的报道、好的媒体应该是有耐心的，不要耸人听闻，而是平和地传播事件真相和社会问题。我们要真的沉浸到生活中，而不是急着建功立业。 　　一个人虚弱时才需要大声叫喊，报道也一样。我并不想通过采访去教育或改造谁，我只想陈述事实。事实本身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能够渗入人们的内心。至于每个人心中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就是个人领悟的不同了。如果所有媒体都能持续不断地提供这样的报道，那么将来我们会欣慰地看到：自己还是为世界做了一些事情的。 　　“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 　　中国青年报：当年，你在东方时空做连线记者时，曾经对受访者提过一个很受争议的问题。你还记得这件事情吗？ 　　 柴静 ：记得。应该是在做《飞越的极限》这期节目时。因为意外事故，这次飞越造成了人员伤亡。在采访死者的教练和队友时，我问过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我记得，那时我一头短发，穿着套装，一副咄咄逼人的样子。我承认，当时以那样的口气提问是因为我的心里预设是：你看，你们什么都不懂，就以这样的方式去飞越，是不是想出风头？是不是盲目的热情？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采访，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可以问，而是我的态度有问题。后来，一篇评论是这样描述我的：“这个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当时我还觉得很茫然：我哪里嘲讽了，我是很善良的人啊！ 　　但镜头是藏不住任何东西的，记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带着什么样的目的，从眼神和身体语言中都会有所表露。当然，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也是在几年之后了。 　　几年之后，我采访过一个因为污染而被查处的工厂负责人。在采访结尾处，负责人一直在和我兜圈子，面对证据死不承认。我问他：“你是说这个工厂没有违规超标吗？”他说：“绝对没有。”我说：“那我们坐在这里闻到的是什么味道？”他说：“没有啊，我闻不到。”我说：“你是说你闻不到吗？”他说：“我的鼻子没有你灵敏。”后来我笑了一下，节目就结束了。 　　但是后来，有人指出：你是在质问对方。我记得当时自己的身体是向后靠在椅子背上，面带嘲讽的笑容。可是当时在我看来，国外有的记者甚至还会揪着受访者的衣领子呢，因为他们实在是太糟糕了，我为什么不可以？ 　　这其实是人性中非常难克服的部分，尤其是当有大事件发生时，当很多人都渴望你替他们表达情绪时，这对记者是一种巨大的诱惑。但现在我慢慢意识到，记者要表达的是事实而不是情绪。任何情绪都可能成为你采访中的障碍。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大时代的记者应当有公心和诚意，不要嬉笑怒骂。” 　　中国青年报：如果现在让你选择，你的问题会伤害受访者，“问或不问”你怎么权衡？ 　　 柴静 ：我觉得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但关键在于你是以什么态度问、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有什么目的。对于这些，受访者会比谁都敏感。这才是对记者最大的考验。你就是你，不要试图在采访中用记者的角色保护自己。要么做到绝对的真诚，要么就是不真诚。 　　在调查时我很自信，因为我觉得我可以非常刻苦，下得了“笨功夫”。但现在我反而没那么有信心。人物采访不是说下笨功夫就能做好的，有时候过犹不及。就像我在采访李阳的妻子时，面对内心充满创痛的人，任何试图导入目的的问题都显得不妥当。 　　在充满创痛的人面前，我会有一种入侵感。在汶川地震《杨柳坪七日》的采访时，我的感受更为强烈。我发现，自己能做的只是陪伴在他们身边，当他们愿意说什么的时候就记录下来。我必须投身于他们的感受，而不是置身事外却还装出一副很了解的样子。这样的提问姿态是非常丑陋的。 　　中国青年报：你觉得自己作为记者感性吗？ 　　 柴静 ：我觉得单一性格的人做不了好记者，因为他的局限性太大。近期我在采访阿里木时，我试图了解他的艰辛。我记得在我看他吃几块钱一碗的凉粉时，他说起家庭的情况，我很难相信。他对我说：“底层的残酷你是不会知道的。”我当时哑口无言。 　　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的苦难是我未曾经历也不会了解的。我自以为是的那些困难和阅历，只不过是“女学生式暂时的贫穷”而已。所以，面对受访者还是谦虚些吧，别以为自己的那点人生经验能管什么用。在我看来，大部分采访中的错误都是因为狂妄造成的：那些自以为知的提问、替别人所做的总结等等。 　　每个人的理解力和人生体会都是有限的。你的理解有多深，你的报道就有多深，你的局限就是报道的局限。 　　中国青年报：你担心自己会被遗忘吗？ 　　 柴静 ：我觉得不要紧。我更关注的是走得太快会丢失了什么。

文章-同妻-南方人物周刊 文章-同妻-南方人物周刊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邢人俨 发自天津、广州 日期：2011-10-21 同妻指的是同性恋者的妻子，这个群体数量惊人，却一直都是无声的在场者、是受侮辱受损害的弱势群体。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的身份，并开始行动起来，找回自己的幸福   2010年1月3日四川成都，成都一对同性恋曾安全和潘文杰在MC酒吧举行了婚礼     四十多年的爱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 67岁这年，玉蓉才发现自己有另一个身份。她的头发已经灰白，右手因为脑梗，颤抖得厉害，坐在电脑前，半天说不出话来。与“同妻”一起出现在电脑屏幕上的，还有同志、拉拉。“拉拉”，她念起来前重后轻，一口地道的北方腔。 玉蓉和丈夫住在某职工宿舍区内一幢破旧的老式楼房里。这片楼房修建于1980年代，室内采光不好，屋外的银杏树时常被大风刮得哗啦作响。楼道的墙壁几乎被密密麻麻的各种管道服务电话吞没，如同生命逐渐被平静的生活所吞没一般。 玉蓉打开门，卧室里的小京巴犬尖声乱叫。家里的结构非常古怪，客厅、卫生间、厨房、卧室并排挨着，客厅和卧室分别在走道的两头。退休后，玉蓉和丈夫各自守着两个房间：她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在卧室床上抱着小狗发呆。只有吃饭和洗澡，两人会凑在一起，也不说话。“一起洗澡，互相搓背，但谁也不看谁。” 去年，玉蓉摔断了一条胳膊，丈夫对她仍旧不闻不问。她烧毁了自己的照片和日记，想过自杀。后来，女儿给她买了一台电脑，教她开机关机，还给她弄了一个博客。在网络世界里，她一点点接触到同性恋的信息。她关注了同性恋亲友会会长吴幼坚的博客，一次又一次给她留言。“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同志，什么是拉拉，我开始想，她不会以为我是拉拉吧？” 16岁时，玉蓉被调到当地某文化单位工作。花样年纪，身材娇小玲珑，穿的是时髦的连衣裙，热爱文艺和运动。她渴望爱情，可是姐姐不止一次告诉她，“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不能跟男人走得太近。”多年后回想起来，姐姐的话就像一个魔咒。 对男人懵懂甚至恐惧的玉蓉在单位里遇上了一个临时借调来、看上去很老实的男同事，跟他谈了8年恋爱。8年里，除了偶尔的书信，没有任何亲密举动。走在路上，一前一后，生疏得像两个陌生人。玉蓉在心里感激这个老实人，他知道她害怕男人，从来不碰她。 但她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纯洁爱情。这个老实人总来找她要粮票、借钱，说不上几句话又匆匆离去。她感觉不到爱，几次提出分手，对方很快给她写来一封火辣辣的信。“这么内秀的人写出这封信对他来讲是多么不容易！也许他是对自己长相和经济状况不自信。”等到见面时，又生疏得像是根本没写过那样的信。 玉蓉只能压抑自己。在外人眼里，她热情开朗，但在感情问题上却束手束脚，她不敢撒娇，也不敢跟别的男人过多交往。父亲对她说过，“这个男人将来不一定有大出息，但是个好人。” 新婚之夜，玉蓉穿着内衣、心怀憧憬地躲在被子里等待丈夫。“他关了灯才脱衣服，躺在床上感叹：咱俩在一起，小王一个人多可怜哪。小王是我们单位一个年轻小伙子。我心里特别堵，人家有什么可怜的？是我睡在你身边，我是新娘啊！” 4天无性生活后，丈夫以军训为由打发玉蓉回娘家。玉蓉隔天回家打扫时，发现小王住在她家里。一个月后，玉蓉回家又发现一个自称“同学的弟弟”的小伙子，来办回城手续暂住在她的新房里。“我妈就不干了，她说，那是你的家，为什么他总让你回娘家来？” 姐姐问玉蓉，“你们睡觉他怎么脱衣服？”“关灯才脱。”“关灯他不动你，也不摸？不找你？”“不摸也不找，我也害怕他动我。”姐姐戳戳玉蓉的脑袋，骂她是傻子。“我觉得爱情应该是纯洁的，那事应该由男的来找女的。” 趁一家人吃饭，姐夫私下里问玉蓉丈夫，玉蓉丈夫说，“我有病。”母亲哭成了泪人，劝玉蓉趁早离婚，离了还是个大闺女。回到家，玉蓉问丈夫究竟得的什么病，丈夫对她说，“你要跟我离婚，我活着就没意思。”最后，搪塞了她一句：“早泄。”  “同性恋怎么恋啊？是不是冤枉他了？自己又把想法推翻了。”在过去的四十多年里，玉蓉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她只知道这个词，却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直到吴幼坚在网上回复她：“我明白了，你是不知情的一位‘同妻’，把四十多年的爱情和光阴都给了同性恋者，而身为丈夫的他无法回报你的付出。” 这辈子他都无法给她想要的爱情，以及性 婚后两年，玉蓉渐渐发现，丈夫总往外跑。有时是出差，有时提前好几个小时去单位，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少。丈夫在外的人缘特别好，女的管他叫“花儿”，男的就管他叫“哥”、“干爹”。他乐于为单位里的小伙子们帮忙，给饭费、补袜子、刷鞋，回到家，那种快乐突然就消失了，一脸木然。 玉蓉偷偷看书知道，紧张也可能导致性生活失败。她觉得丈夫是紧张，从不主动要求他。惟一敢做的就是半夜里挠丈夫的被子，每次丈夫都说“试试”，每次都失败。冬天，玉蓉把脚伸进丈夫的被窝里，丈夫触电似的弹起来掉下床。睡梦中，玉蓉的手臂搭到了丈夫身上，会被狠狠甩开。 她跟丈夫商量着要个孩子，丈夫答应了。她不停地给丈夫买补品想把他的身体养壮实了，但性仍是一大难题。结婚一年后，她仍然没有任何性经验。为此，她请教过姐姐。“这个不用人教。”姐姐不屑地说。为了怀孕，玉蓉把枕头搁在自己的屁股底下，好让精液流进体内。“只要有过一次，我就如获至宝，就把自己抬高咯，我怀上了。”丈夫知道后，异常高兴，还专门买糖分发给单位里的同事。 生孩子时正值备战备荒的热潮，玉蓉找不到丈夫，焦急地给他发电报、打长途电话，得到的回答是下乡与贫下中农过年去了。除夕夜，玉蓉挺着肚子用自行车驮着年幼的妹妹赶往医院临产。第二天，她生下一个女儿，5天后，丈夫才过来把她接回家。 女儿出生后，她就更难解释丈夫在外与在家的反差。他时常招呼单位里的农村小伙子来家里吃饭，当着她的面有说有笑，她躲在房间里偷看到两人一起洗澡、吹头发、看黄碟。她第一次跟丈夫吵架就是不满他总带人回来吃饭增加了家里负担，丈夫因此火冒三丈。她提出离婚，丈夫又抱着女儿哀求她。“他知道女儿是我的软肋。” 玉蓉隐约感觉丈夫喜欢过好些小伙子。但在那个年代，除了当事人，很少有人知道同性恋这回事。在他们那种文化单位里，男孩长得都特别好，“鼓鼻子、大眼睛、长睫毛”，流水般地换新人。每次到外地演出，一待就是几天。她掌握不了丈夫的行踪，“有感觉，没证据。” 事实上，证据对那时的她来说，真的重要吗？“你说丈夫不跟男的在一起，难道要跟女的在一起吗？”她努力在外人面前维护丈夫和他的“朋友”，外人都叫她“嫂子”，她最常听到的话就是，“嫂子，哥人特别好。”这些人中就有她一度存疑的小王、小李们。但回家后，她从没看过丈夫对她笑、为家里的事操心，也从来不与她谈心。 结婚第3年，丈夫有天回家哭了。玉蓉一问才知道，“小吴搞对象了”。还有一个小张，每次下乡演出回来都上玉蓉家吃饭，突然，就再也不来了。小张和女青年搞对象，丈夫很生气。“人家搞对象，跟你什么关系？”“我就瞧不上。” 玉蓉并不确定丈夫是同性恋，她只是相信这辈子他都无法给她想要的爱情，以及性——怀孕后，她再没有过性生活。每当她与小王、小李们打照面时，心里都觉得，丈夫喜欢的是他们。“我觉得他动过真情，每次都是。他对那些男孩比自己孩子还好，他们在一起时是真的快乐。” “你说，女人多丰富啊，乳房、头发，怎么就不吸引男人呢？现在也理解不了。”玉蓉一脸无奈地说。 后来，她在网络上了解到同性恋是不可逆转的。几个月前，她又知道还有无数跟她一样心碎的妻子存在。她加入了一个同妻群，这只是若干个活跃在网络上的同妻QQ群中的一个。除了QQ群，同妻论坛、同妻互助网站在几年间已经渐渐聚集起这个数量庞大的隐秘群体。 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 在群里，玉蓉认识了网名叫“相忘江湖”的女孩。这位年轻的前同妻曾用数篇博文完整记录下从新婚23天发现丈夫是同性恋到离婚的过程，她用“希望、失望、绝望”来形容自己的心路历程。 “发现丈夫出轨的时候，震惊、愤怒和不敢相信，而我的丈夫，出轨的对象居然是— — 一 个男人。那几天里，我的QQ签名是‘因为爱你，所以相信奇迹’。于是，我加倍地对他好。尽管我已经恨不得把生命都给他，在他眼里我还是看到了厌倦。” “相忘江湖”从国内某所知名大学硕士毕业后，在一家公司里做职员，认识了前夫。在她的描述里，前夫各方面都很普通，她却来自条件优越的家庭，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他们的婚姻得到了双方父母的祝福，前夫的母亲尤其疼爱她，认为儿子能找到这样的妻子是他的福气，“但她儿子不这样认为。” 得知真相后，她曾与前夫沟通，试图让对方“回心转意”爱上自己。前夫的态度让她对婚姻仍心存幻想。她深爱前夫，并反复强调，她不反对同性恋，但无法接受婚姻中的欺骗与背叛，“第三者是男人或女人并不重要”。当然，这只代表一部分同妻的心理。另一些妻子却非常在意出现在她们婚姻当中的男性第三者，将此视作她们难以启齿的身份污点。 当“相忘江湖”发现前夫始终与同性情人保持地下关系时，才猛然醒悟。“婚姻本来是你情我愿的，又是人生大事，怎么有人会欺骗呢？”更早前，她曾在天涯论坛上看到过一个叫“同妻部落”的版块，却从没想过跟自己会有任何关系。 “一个异性恋女性，她怎么会主动去点击关于同性恋的信息呢？”粉色空间负责人何小培说。粉色空间是最早关注内地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之一。2007年，在防艾专家张北川教授组织的一次同志讨论会上，一位同妻的现场发言引起了何小培的注意。“当丈夫拉着她一起听张北川老师的广播节目时，这对来自一线城市的夫妇对于同性恋还没有任何概念，连丈夫都觉得自己与这个无关。” 这位同妻的发言与会议主题格格不入，一度被人打断。“为什么不让她们发出自己的声音呢？”粉色空间致力于关注华人性权利问题，将同妻纳入关注对象后，何小培在网络上发现这个群体数量非常惊人，但仅出现在网上。她们被张北川形容为“无声的在场者”。 信息匮乏让同妻中很大一部分人处于不知情或不愿公开身份的状态里。“我们访问过一个55岁的同妻，她发现丈夫在上同志网，心里还挺高兴，想着丈夫真是革命的好同志啊。她第一次来只是哭，什么话也不说。第二次就说了一些。等到第三次，她笑着过来，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据张北川估计，80%的中国男同性恋者会进入婚姻或已在婚内，人数约为1600万。张教授对此做了特别解释，“同妻是一个外延宽泛的概念，男同性恋者中的部分双性恋者也会选择婚姻，排除掉这部分人后，狭义上的同妻数量在1000万以上。” 致力于同志研究22年，张北川是国内接触同志数量最多的专家。在过去16年里，他接触过数百位同妻。1995年起，就有一个同妻经常给他打电话，多次去办公室与他交流。在央视的调查节目《以生命的名义》中，这位女性首次以同妻身份出现在电视里。“她的部分最后播出了5分钟，录制过程中，柴静和编导都忍着不让眼泪流下来。”她就是2007年那次会上发言的同妻，2008年，她又在一个250人的学术交流会上发言。 2009年，张北川与粉色空间联合发起了首届中国同妻会。他们在青岛找了一个宾馆，以私密的方式召开了这次会议。有同妻因为担心身份暴露甚至戴着墨镜来，直到与其他同妻相遇，在宾馆里聊了整整一夜…… 与会者联合署名的“同妻联合声明”里这样写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传统思想，同性恋者概莫能外……两个性取向迥异的人组成的婚姻，就像埋了一颗定时炸弹，稍有不慎，就会炸毁现有的一切平静。爆炸的时间也许是三年、五年、十年，甚至更久……” 在今年出现的一个叫“同妻在行动”的网络小组里，Kathy是来自华东某城的一位同妻。对丈夫产生怀疑后，她通过私家侦探找到了丈夫出轨的行踪和证据。她曾建议丈夫去看心理医生，被拒绝后，她以男人身份进入丈夫常去的同志聊天室，有同志告诉她，“同性恋改不掉，只会越陷越深。”孩子突发重病时，她发现丈夫仍在与同性情人约会。愤怒又绝望的她在网上与丈夫同性情人展开了激烈的骂战，并将丈夫与情人的艳照发布到网络空间。 另一位同妻，25岁的小莫，与丈夫相识11年后结婚。婚后，她遭遇了严重的家暴：牙齿被打落，肋骨被打变形。丈夫殴打她时，公公就在隔壁房间却视若无睹。后来，她才知道丈夫一家早就默认了他的性取向。“为了面子，他爷爷是老师，结婚时风光得很。”小莫提出离婚，家人坚决反对，不得已她向家人说出真相，并到法院提起诉讼。判决后第二天，丈夫就从那个城市消失了。 不幸的家庭有着不同的不幸，“除了嫁给同志，每个人都是个案。”一位前同妻说。 张北川曾计划发起国内首个针对同妻群体的调查，但困难比想象的大，只能暂时搁浅。“如果仍在婚内，真正站出来做工作的同妻很少，她们只敢在网上说话。”他主张从个案入手，“不能玩名词，这涉及到一千多万人的眼泪。” 一辈子都还不起的感情 2009年，吴幼坚接到一位“只剩摆喜宴”的准同妻小林的来电。女孩曾犹豫是否要给她打电话。“她问我，你是同志母亲，你会不会为男同志说话啊？”作为国内首位公开身份的同志母亲，吴幼坚反对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我虽然是同志母亲，但我是女性，我会自然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作为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爱情，那婚姻对她来说会很痛苦。” 她将小林介绍给另一位准同妻毛毛，三人在茶楼里从上午9点聊到黄昏。“她们之间会有共同语言，也能彼此鼓励一起走出来。”小林和毛毛最终都与前夫分手。 吴幼坚邀请两人参加了下一年的同性恋父母恳谈会，说到动情处，两人忍不住落泪。当时全场静默，没人能说出一句话。“同妻要了解，对方是不可能爱你的。但对同性恋者来说，走进异性婚姻就是错的开始，越走下去只会错得更深，为什么要把一个无辜的女人牵扯进婚姻里来呢？”吴幼坚说。 “一个群体要获得尊重，必须尊重比它更弱势的群体，不能因为受到伤害，就去伤害更弱的群体，不能因为反对一种歧视而造成对另一个群体的歧视。”张北川说。 “与女性拉手、接吻、性生活，假装都可以，但临到结婚，要过一辈子，就做不到了。同志中很大一部分人确实想与异性结婚，有的甚至对自己是同志都没有认同，会自我暗示说，那个女人很好，我们过得很好。一两个月后，本质的东西就暴露出来了。”广州同志阿强说。他不止一次碰到徘徊在婚姻边缘的同志向他吐苦水。 “很多同志过不了自己那关，他把女人一招一招哄在婚姻关系里，以为结婚就好了。之后，他们可能会消极应对婚姻，对妻子家暴，更多是冷暴力，他借口不回家、讲话没好语气……同性恋者的异性婚姻靠谎言堆积起来，内心的东西是任何谎言都无法掩盖的。”阿强说。 晓渠是一位60后已婚同志，出生于北方某个工人家庭。1999年，他离家到外地打工赚钱时，还不了解外面的环境。那时他已经有了一个女儿，他将婚姻视作一种牺牲。“年轻时觉得勉强自己可以给她幸福，后来发现有些东西是给不了的。对她肯定有欺骗，如果不隐瞒，谁会愿意嫁给一个不爱自己的人？” 在网络渐渐发达起来后，晓渠接触到有关同性恋的信息，知道还有人跟他一样，甚至不结婚也活得很好。他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个年轻男孩，关系并没有维持多久，不过，男孩送了他一本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 晓渠曾半夜在家中客厅里拿起一把水果刀企图自杀，因为女儿在睡梦中突然惊醒最终断了念头。最后，他跟姐姐出柜，“那种感觉如释重负”。他嘱咐姐姐对妻子包容，“我们家欠她的。” 晓渠从没想过离婚。他说生活的惟一希望就是家，外出打工赚钱也是为了养家，尽管他从来没爱过妻子。离家十多年后，他独自在几千公里外的南方小城工作，妻子在老家照顾女儿。每年春节后离开时，全家人都抱头痛哭。“老婆和我不一样，她是不舍，我是愧疚。” 他跟女儿关系很好。有天他问女儿，“如果你发现爸爸不是完美的人，怎么办？”女儿想了很久说，“每个人都有缺陷，谁都会不完美。”事后，女儿偷偷问小伙伴，“你说我爸问这话是啥意思？”他原本打算为孩子有天发现他是同志做铺垫，问完又觉得这对孩子还是太突然了。 几年前，他找过一个情人，对方也是已婚同志，两人在一起3年。这一切，他在老家的妻子一无所知。“我不担心她发现我是同性恋。她提出离婚，我会同意，但只要她不提出来，我不可能离婚。如果她知道，我估计她要挣扎很长时间。” 他对爱情仍怀有憧憬，又悲观地觉得：“找到彼此相爱的，对我来说，太渺茫了。”他知道自己迟早会回老家，与妻子女儿生活在一起。“我是觉得很惨，年纪大了，你要抓那个东西，怎么都抓不到。与其被别人挑，不如放弃了。”晓渠嘴角微微抽动，“我也觉得她过得苦，一辈子都还不起。” “女人是什么滋味，真想再嫁一次” 几天前是玉蓉和丈夫结婚43周年纪念日。冰箱里有鱼和虾，家里却没人做饭，夫妇俩就拿女儿买的旱萝卜加盐糊面摊成饼，沾着醋吃了一天。“这就是我们的纪念日，”玉蓉苦笑着说。脑梗后，丈夫在她面前变成了玻璃人。这对夫妇终于以某种开诚布公的方式面对彼此。 在玉蓉给吴幼坚写完邮件后，她把丈夫叫到电脑前问，“我写的是事实么？”丈夫木讷地点点头。丈夫比她大5岁，身体状况日渐糟糕。在不足40平米的家里，他慢吞吞地踩着小碎步，行动迟缓，像个生锈的木偶。无论白天夜晚，他总抱着家里那条小狗坐在床上。夫妇俩之间几乎无话可说，“四十多年都没什么话说。” 四十多年里，玉蓉一直没断过性的念头。她带丈夫去看中医，医生说，“回家看黄碟吧。”她又偷偷买来“伟哥”，放在柜子上。女儿生完孩子后，玉蓉第一次跟她说起自己怀疑丈夫是同性恋的事。女儿坚决否认，“爸不敢，男人都不喜欢强势的女人。”女儿明白后，又问玉蓉，“你们为什么要生我？” 五十多岁时，玉蓉问丈夫是否爱过她，丈夫的回答是“从来没有”。“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结婚？”“因为你对我太好了。” 有电脑后，女儿帮玉蓉在交友网站上注册了账号，鼓励母亲追求爱情。“我想自私一把，谁爱我，我就跟他走，但就是办不到，觉得那不真实。”她在网上认识一个七十来岁的老头，拉着手把对方领进家。丈夫并不在乎，她又将热情似火的老头一把推开。“报复不成，我又败了。” 在同妻群里，有人问这位群里年纪最大的同妻，这么些年都是怎么解决性问题的。玉蓉很气愤，觉得是一种挑衅。三十几岁的时候，她甚至天真地跟丈夫提出摘去自己的子宫，她对他说，“只要你爱我，我就跟你过一辈子。” 现在，她知道那都是幻想。有时她真想买那些色情碟片回来看；经过成人用品店时，也想进去看里头卖什么，又不敢。女儿给她买过自慰器，她打开一看，马上放回去，用黑色塑胶袋包好扔进垃圾桶。她对女儿说，“我要因为这个，我就出轨了，离婚了。” “我觉得自己又纯洁又伟大，就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 但她又总在问自己为什么没出轨。她很羡慕“相忘江湖”这样的女孩，有重新选择的机会。“当女人是什么滋味，真想再嫁一次。”结婚后，她曾两次错过爱情，一次是木匠，一次是医生。“真是害怕，特别害怕身体接触，怕人家说我傻，因为我确实就不会。”其实她挺喜欢那个木匠，喜欢他的害羞，“他跑过来丢块手帕给我，到今天都还记得他。” 现在，每次上网不多久，她都很快下线，网络上的一切让她更难相信爱情。有男孩甚至跟她示爱：有恋母情结，就喜欢她这样的。 “现在要我进入爱情的世界，我就发慌。以前我们出门都挎着胳膊，做给外人看的，从来不牵手。回家后，谁也不理谁，好几年都不说话。一起吃饭时，互相夹菜，都看着菜，没有眼神交流，更没有肢体接触，压抑得太久了。” 玉蓉养过4只狗、6只猫、5只龟、11只鸟、4条鱼。除了女儿和外孙，那是她婚后最丰富的情感世界。几十年里，小动物一只又一只离她而去。有只小狗死了，她还因此得了肌无力。 女儿曾劝她离婚，连丈夫也同意了。可一想到离婚，她又犹豫了，“我走了没关系，他要出什么事，女儿就得操心了。” 她时常问自己：恨他吗？答案始终是很矛盾。40岁的时候最恨，到现在，又恨又可怜，她也觉得丈夫生不如死。年轻时还能往外跑，退休后再没有男孩来找他，只能一个人又痴又傻地望着窗外。邻居问她，你丈夫是不是得了什么病？“我觉得他可能比我还痛苦，曾经快乐过，突然就没有了。”两年前，她还在家里撞见过丈夫站在厨房的池子边自慰。从睡梦中醒来，她听见床边的丈夫发出鸽子般的咕咕声。 晚上，家里要烧鱼。丈夫慢吞吞踱到玉蓉身边轻声嘀咕，让她帮忙调下酱汁。玉蓉利索地调着酱汁，丈夫呆呆地站在她身后看，两个人挤在狭窄的厨房里，那场景跟任何一对相濡以沫的老夫妇并无两样。 但在饭桌上，玉蓉又忍不住问丈夫，“我说的是不是真的？”丈夫盯着碗里的饭点点头说“是”——这样的对话像是重复过很多次。“你觉得对得起我吗？”丈夫木讷地说：“对不起。” 这是她用一生等来的答案。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