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

香港雜評 | 林天悟:寫在「貪曾」與「cheap曾」之間

【信報轉載】審計署上周四(5月31日)發表報告,指特首曾蔭權任內外訪共五十五次,其中四十一晚入住當地頂級酒店最豪華的套房,部分入住理由極其荒謬,奢華程度令納稅人譁然和憤怒;同日,就曾蔭權接受富豪款待事件而成立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亦提交報告,指現在特首收受利益「冇王管」,建議有關行為應受制度監管,一旦違反便屬刑事罪行。 有報道指出,曾蔭權卸任後才是麻煩的開始,司法機構將調查他是否涉及貪污,全港市民且拭目以待。 曾蔭權於今年2月被傳媒揭發乘坐富豪遊艇出遊後,涉及接受款待和豪花公帑的「事迹」愈揭愈多;經歷了三個多月的廣泛報道,「貪曾」之名已深入民心,各傳媒也廣泛應用。 左媒取態不「保曾」 特區首長給審計署翻舊賬,理所當然成為焦點新聞,翌日出版的十七份華文報紙當中,只有三份並非以此作為頭條新聞,其中《蘋果》A1直擊六四民運人士方政成功入境;《成報》則把七十三周年報慶酒會放在最前;《香港經濟日報》是環球股市急凍、有新股煞停上市的消息。 按個別機構的取向而言,上述取材不難理解,尤其是《蘋果》每年都重點放在六四事件,如今有一位遭坦克輾斷雙腿的殘障民運人士現身,他就是活生生的歷史見證,份量重得把曾蔭權報道擠到下一版也屬合理。 在曾蔭權涉貪的報道中,有兩方面特別受行家關注,一是左派媒體的處理手法——到底是傾向護航抑或加以棒打。觀乎三大左報均以此作頭版,作出相當詳細的報道,行文之中並無偏袒,《大公報》頭版主稿的結尾提及「一般預計,本月14日的最後一次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曾蔭權這兩件事將成為各政黨爭相追問的目標」。就像是連續劇的中段,提醒觀眾「好戲在後頭」,肯定不是偏幫了。 曾蔭權其後發表約三分鐘講話,當場「似哭非哭」向香港市民道歉,中國官方的新華社亦有報道相關消息,如實寫着:「曾蔭權為處事不當衷心致歉」。所謂處事不當,就是奢華的外訪花費。中國組記者認為,左報和新華社的做法,表明中央沒有「保曾」之意。 行家另一關注點是堆填區日報。眾所周知,曾蔭權涉貪事件是由暢銷報率先引爆,該報掌握了大量新聞材料,每每能比對手早着先機,可謂贏到盡;處於下風的堆填區日報亦努力趕上,其後爆料報道,正是記者努力不懈的結果。然而,該集團的老闆於3月底在報上論壇版撰文,劈頭便寫道:「曾蔭權受富豪遊艇夜宴招呼或在深圳租屋攞着數這事,這畢竟只是曾蔭權貪小便宜不慎跣倒,沒什麼大不了。我反而覺得這事傳媒過分渲染是被人利用了,包括在下的傳媒在內。在此我要向Donald講句沙冧」。 傳媒老闆竟向權貴「沙冧」 香港畢竟是中國人社會,老闆白紙黑字的文章,在下屬心目中就如「聖旨」,原來大篇幅報道曾蔭權涉貪,在老闆眼中看來「過分渲染」,還勞煩他要對新聞主角「沙冧」(即致歉)。記者往後處理相關報道時,難免背負了老闆文章的觀點,不知新聞該「開大開細」,很容易裏外不是人。因此,傳媒老闆實在應避免公開表達對權貴的看法,否則變相左右編輯自主,是為大忌也。 堆填區日報的老闆對曾蔭權表達了歉意,看法卻跟主流民意存在落差;上周五該報刊出審計署的報告時,突然棄廣泛流傳的「貪曾」不用,突兀地引入自創的「cheap曾」新用詞,遂引起港聞行家一陣討論——到底「貪」和「cheap」之間有何分別? 大家普遍認為,「貪曾」在描述精準以至讀音方面,全都比「cheap曾」優勝,某親建制報章的記者更對號入座,覺得堆填區日報獨用「cheap曾」的新稱呼,是有偏幫曾蔭權之嫌。 須知道,貪是一種罪行,經調查和定罪可以罰款坐牢,就如台灣前陳水扁卸任後成為階下囚;cheap則有廉價之意,亦可指算死草的個性,雖不受歡迎但非犯法,兩者屬不同層次。曾蔭權的行為早已超越cheap的程度,他的貪婪是在「自己批准」下進行的,就算法律上未必可以究責,亦只是制度缺失中的漏網之魚,那正是市民感到氣憤而無力的泉源,作為傳媒有責任跟進追究。 說一個政治人物貪,是極大罪;說他cheap,是小罵大幫忙,把曾蔭權定性為「cheap曾」,反而能為其涉貪行為開脫,似與該報老闆指曾蔭權「只是貪小便宜不慎跣倒,沒什麼大不了」互相呼應,只差未有叫社會大眾對其包容而已。 一個新詞是否具有如此深層意義,外人難以確定,或許簡單點來看,不排除是個別機構想建立獨特稱謂,希望帶領潮流而已。至於是否眼高手低,須看大眾是否跟隨叫喚了。 六四,維園見! 今天是六四事件二十三周年,今年適逢特區政府換屆在即,政治低氣壓下,悼念氣氛顯得特別濃。政治組行家說,每逢5月底到六四前,追訪政要時幾乎必問六四看法,其中候任特首梁振英當年刊登廣告譴責中共屠殺中國人民,圖片近日又再由網民瘋傳,如今梁振英被記者追問對六四看法時,答案變成:「已說了很多,沒有補充。」 猶幸多間媒體選擇為六四真相不斷補充,早前《明報》報道《人民日報》前記者專程到深水埗看「六四紀念館」,揭示了良心報人在六四後的心路歷程;《有線》林建成則追訪坐牢二十二年的運領袖李旺陽,他在酷刑折磨下傷殘、失明、失聰,但被問及是否後悔時,仍然堅定地說:「為民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為了國家早日進入民主社會,為了中國早日實現多黨制,我就是砍頭,也不回頭!」 昨天《蘋果日報》頭版刊登六四後坦克車駛進天安門廣場的情境,場面震撼,不少行家都憶起那年春夏之交的熱血感覺,那是許多記者入行的原點。有人選擇遺忘,更多人牢牢記住。今晚維園的燭光依舊點亮,人民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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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香港观察:我的香港六四经验

每年六月四日都有数十万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晚会 究竟香港人应该是怎样呢?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每年六月四日都有数十万在香港的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晚会,当然,有更多的人,即数百万香港人是没有去六四晚会的,我不可以代表说他们去还是不去的理由,我只可以说一下在过去10多年我就六四在香港的观察。 每年六月四日晚上,在铜锣湾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不少西装骨骨的提著公事包、或是穿著高跟鞋,刚下班便赶来维园,因为晚会是8时开始,以港人的下班时间是不够时间回家换衣服了。 晚会开始前,总会看到维多利亚公园旁两间卖牛腩面的店子门口挤满了人,面不是特别好吃,而且有挺多味精,但是有感情,有人叫这个做“六四面”,因为如果不是六四晚会,不会来这个地区,不会来吃这碗面,人多没关系,可以等待。 心照不宣 因为在大家等待吃面的时间,总会遇上一些朋友,可能是一个很久没有见的大学同学,或是旧同事。然后大家心照不宣,问候彼此,回想起上一次见面,就是去年的六四晚会,没有约定,衣服的颜色一般不是黑色便是白色,否则也是素色的。 我会见到不少人扶老携幼的、好不容易进入会场,天黑了便点爉烛,造成烛光闪闪,虽然是“火光熊熊”,但不会见到有人烧伤,没有出意外,走的时候,你会见到有人在清理不小心掉下来的溶爉,垃圾不会乱丢。 然后,我会看到坐在球场地上或草地上的人,在没找到位子前,还要等待一会才可以挤进人群,你没有听到怨言,这点和平常事事要快、慢一点便会投诉的节奏很不一样。 大家都会唱起歌来,唱《自由花》是一种礼节、一种抒发: “忘不了的年月也不会蚕蚀,心中深处始终也记忆那年那夕”,一年只唱一次,不介意坐在你身边的人你认识不认识,也不管自己的歌喉,就是这样放大喉咙的唱,有老有嫩。 看在外国传来王丹的片段,当年他可是瘦瘦书生,现在传来他的片段,有点像“叔叔”,大家还是留心听他说的话,其实内容也没啥了,心中就是那份熟悉感,还有对港府不让他入境的疑问。 年复一年 近年,偶而会有一些当年的学生领袖或是经历民运的人士成功到香港,在场的人对这些人的名字都搞不清楚,但只要是曾经经历过当年民运,像今年成功入境香港的方政,当年在六四时被坦克辗断双腿,晚会上他经过那里,都有给他的掌声。 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时间不早,然后明天还要上班,就在刚要离开的时候,见到朋友的女儿,每年总会见到她一次,就是在六四晚会,那时候还是手抱婴儿,现在是个小学生了。再花一个小时,离开平时只用十分钟便可以离开的维园。 想起那些天安门母亲,失去自己的子女二十三年了,日子会过成怎样? 每年大概有数万人,今年可能有近十万人,或者更多的人在和我分享著相似的记忆。 没六四便没有一国两制 就这份对六四的态度或记忆,令“六四”成为了政坛的“照妖镜”,而今年这面镜子来得特别厉害,因为当选了行政长官的梁振英,在1989年曾经登报批评中央:强烈批评“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声明,这份声明在网上广传,而大家都相信这个梁振英就是新特首。 于是香港记者们这几天的工作,就是每天追著梁振英谈对六四的看法,而他每天就是不回答,只是一个笑脸,又或是说了一句“没有补充”。这些追问梁振英的记者,有不少在1989年六四事件时在襁褓的小孩,现在要反过来追问当时悲痛的梁振英。 每个特首对六四的态度,我们都在看,当年司徒华说曾荫权在89年曾经出席支持民运的集会,但曾荫权表示那只是路过。 董建华则在97年叫支联会“不要搞六四纪念活动”。司徒华拒绝,因为 “如香港没有支联会或纪念六四活动,便等于没有一国两制。” 今年的六四集会,支联会说有18万人,香港主权移交十五年来,这是最高的人数 ,司徒华巳作古,董建华早不当特首,一国两制还在?每年的烛光就是诘问。 本文不代表BBC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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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候任港特首梁振英六四态度受批评

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拒绝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 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对六四事件态度的转变引起强烈批评。 香港媒体报道,梁振英在六四23周年当天曾经四度拒绝回应有关六四的问题。 据报道,梁振英此前被问及他对“平反六四”的立场时表示“没有补充”。 梁振英在1989年六四事件翌日曾经于报章刊登署名广告,表示“强烈谴责中共当权者血腥屠杀中国人民”。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批评梁振英是“六四变色龙” 以及“出卖良心的特首”,不能代表香港人。 立法会议员冯检基表示,梁振英最大的问题是对六四的看法与以往不同。 他认为梁振英最低限度应该代表香港人向中央政府反映对六四的看法。 有十几万香港人周一参加了纪念六四23周年的烛光晚会 候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椒芬表示,在“一国两制”之下,梁振英作为候任特首,即使他有个人看法也未必方便公开评论六四。 罗范椒芬被问及是否支持平反六四时回应说,要视乎对六四如何定性,而现在还没有定性。 她随后表示不会再就六四事件作出回应。 梁振英于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前曾经与其它同业以“香港一群测量师及见习测量师”名义刊登声明,“呼吁人民解放军明辨是非,拒绝武力镇压爱国行动”。 李卓人批评,梁振英在谴责六四的20多年后表示当年“下令屠城”的中国前领导人邓小平比刘晓波更值得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是侮辱香港人对六四的感情以及记忆。 报道引述出席六四烛光晚会的市民说,梁振英当年是“买大小”,现在时移势易,他便很快地退缩。 立法会议员何锺泰则认为,如果梁振英因为有困难而不表态是可以接受的。何锺泰并指六四事件不简单,要一段时间才能弄清。 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对是否支持平反六四及会否辞职等提问一概没有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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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安裕:人民不會忘記

【 明報專訊 】周六清晨讀報,候任特首梁振英周五被記者問到「六四至今未平反有何看法」時沒作回應,「快步踏上政府私家車外出午膳」。到了周六下午,香港電台即時新聞網頁報道,「候任特首梁振英出席地區論壇後見記者,他兩度被問及六四問題時回應,六四問題最近已談了很多,沒有補充」。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也遇過類似提問,記得在電視上看到的回應是三番四次說「沒有新補充」。我不記得近期梁振英有沒有就六四事件說過些什麼,「沒有新補充」這句話因何而來,令人納罕。前兩天,我在facebook上看到一張帖子,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一則聲明﹕ 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 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 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 梁振英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 這個聲明裏的「梁振英」,很可能是我們七月一日之後的新特首梁振英;也就是說,由於梁振英一直沒有公開回應六四事件,他所說的「沒有新補充」,是不是對這個聲明的「沒有新補充」?當然,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這個刊登聲明的「梁振英」不是今天風頭甚勁的候任特首。或者說,連當事人也許忘了某年某月曾經刊登聲明,這不奇怪,十年前的事亦不一定人人記得,在記憶的沉澱過程裏總會有着遺忘,哪怕是刻意的遺忘。 六四二十三周年,我看着二十周年再版的《人民不會忘記》,書題蒼勁的毛筆字是舊友手筆,還記得他在燠熱夜裏在毛紙上寫字的情景。刻骨銘心的事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六四已經成為香港特首的原罪,而且這一發展趨勢是愈來愈「沒話可說」。到七月一日,十五年間三名特首,董建華是曾經回應六四事件的,他的六四「包袱論」要香港巿民放下六四,云云。曾蔭權也回應過六四,「我明白港人對六四的感受及看法,事件發生之後,國家發展有驕人成就,為香港帶來繁榮穩定,相信香港人對國家的發展有客觀的評價……我的意見就是代表香港人整體的意見……這也是我現在的看法」。董曾都表了態,梁卻一言不發,不置一詞。有人說,這題目是難以開口評論,也有人認為連表態都沒有,不敢面對社會。我卻在這些嘮叨講話和拒絕評論之間找到一個共通點﹕機會主義的成分多得駭人。 機會主義成分多得駭人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前後正值我的認識中國政治啟蒙,也是中國政治翻天的年代。父親是工會鐵桿成員,天天拿着報紙讀「帝國主義一天一天爛下去,社會主義祖國一天一天好起來」,可是家裏老是三天兩頭把花生油寄回大陸親友處,看着母親把舊衣服用白布包起,用毛筆寫上地址到郵局寄回老家。在那腥紅的年代,工會裏沒有人質疑偉大祖國出了什麼事。年輕的朋友也許不知道,那些年左毒氾濫,一角錢一份的香港《文匯報》是用簡體字印行的。一九七六年初是四五天安門事件,之後工會天天開會學習中央指示,一個幾百人的工會的「中央最高指示」其實是幾份左報的新聞,內容八九不離十是狠批翻案風,或是狠批唯生產力論,早些時則是學習《反杜林論》。對於一個剛上中學的少年來說,這些字我都認得,說的內容一句都不懂。只是聽父親說,工會批判起來,有人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鬥垮鬥臭走資派。 同年十月的一個星期五下午,我一身汗水從學校跑到亞皆老街洗衣街交界,報紙檔的《工商晚報》頭版斗大標題是江青張春橋被捕。那時還沒有「四人幫」這個名詞。變化是從那天傍晚開始,工會沉寂下來,學習會馬虎交差,人人心裏激盪不已——北京出了什麼事?大半個月後,北京上海廣州都有幾十萬以至上百萬人上街慶祝打倒四人幫,工會的學習會重新展開。今次是狠批四人幫,再有人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聲震天批評四人幫禍國殃民,把毛主席的紅旗玷污了。這些人包括幾個月前也是涕淚交零的那幾位,不知就裏的,往往容易把他們誤認在文化大革命吃盡苦頭的一群,殊不知這幾號人半年前才要把毛主席的革命推行到底,要誓死保衛無產階級專政的紅色江山。 中國政治最容易培養兩頭蛇,文革之後有個詞很妙:騎牆派,一個人騎在高牆上兩邊盡收眼底,這邊風光獨好就倒過來這邊,一到風雲色變就倒向另一頭。對於至今不渝的極左派,我總覺得他們有政治信仰的自由,改革開放都三十幾年,他們要信毛澤東那套是他們的事。就等於今天美國共產黨那樣,又或是七十年代末的日本共產黨一樣的充滿毛派色彩,他們篤信只有共產主義才能救世界,沒有壞心腸,只是相信。英國倫敦海德公園在我勾留的時日裏,每逢星期日都去看人演說,有個英共老頭,站在肥皂箱上,前頭貼着英共機關報《星晨報》(The Morning Star),大談共產主義;當時是戴卓爾夫人民望最高峰期,半左派的工黨連混都沒法混下去,何况英共。老頭的聽者寥寥,他卻口沫橫飛,不能自已,沉醉在共產主義世界大同。日共機關報《赤旗報》是另一類,一九七九年中共出兵越南,《赤旗報》認為北京是帝國主義者,於是派人到越南採訪,記者高野功在戰地被子彈擊中身亡。英共早於一九九一年隨蘇共解體,日共也失去了安保鬥爭年代耀目的光彩,儘管在國會還有幾個議席,但與宮本顯治當委員長時相比,今天日共只是邊緣小黨,但仍是挺直腰板的小黨。 不談六四早已料到 梁振英不談六四早就料到,很簡單,他在中國政治這一塊只能規行矩步。這不是與他得到或得不到中聯辦的支持有關,而是從根本上他不是曾鈺成那種。中共一貫以「用」和「信」交替處理港事,曾鈺成的是「信」,他的忠誠不會因為一件事兩件事產生根本變化,這就是劉賓雁《第二種忠誠》主人翁陳世忠的那種「向親愛的黨獻出我一顆僅存的赤誠之心」,所以曾鈺成可以講「關於六四,我曾公開說過,很清晰的,當年政府當然是做錯,否則就不會死人」仍然獲得充分信任。梁振英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五日的聲明說過,但至今沒有再完整置喙,除了他小心翼翼,更多的是不存在中共足以信膺的第二種忠誠。 中共近十年全力塗改六四史實,包括「經濟發展優次論」——以經濟成就高於一切來矮化六四衝擊;有「中國人權進步論」——中國人民普遍能吃飽飯,證諸今天比以前好,以此蓋過六四屠殺;有一種「西方和平演變論」——六四後曾經盛行,但當鄧小平的孫子也是美國人之後便漸次銷聲;最下三濫但也最常見的是「理性討論、客觀分析論」,把一件人人都知道都看過的事實,以所謂再討論來分拆剖開,以枝節小疵圖推翻大局。香港一些人對此很熱中,但都無法扭轉形勢,徒變小丑。 諸多法寶俱無作用,因為事實太真實亦太血腥,完全與人們理解的「愛民如子」的中共背道而馳。我在寫這篇周記前,到YouTube上找了一大批和六四有關的錄像,再把相關的評論快讀一遍。我猜,可能要待親眼目睹六四的一代全部死清光、YouTube被中共中央宣傳部收購,指鹿為馬的伎倆才能有操作空間。 人的大腦其實有好多空間,可以永遠儲存大量記憶,創立相對論的愛因斯坦也只用了十分之一的大腦,所謂遺忘歷史之說,非但經不起科學的測試,更經不起道德的考驗。 午夜夢迴的不能忘懷 說忘記了六四,人們會明白不是由於大腦記憶體塞滿的緣故,而是刻意的忘懷。二十三年來的六月四日晚上都是維園燭光遍地,我每次到維園參加燭光晚會,總會想着一個命題﹕二十三年前在愛丁堡廣場上、在快活谷的人群裏、在蜿蜒港島北怡和街軒尼詩道上的成千上萬示威民眾裏,這些人今天怎樣——是繼續走上這條路?是假意忘記當年種種?是刻意抹黑民主運動?香港是自由社會,不可能強制不容抹去那腥紅久了後轉為暗黑的血迹記憶,一些人有他們忘記的自由,也有撒謊以轉移視線的自由。我只是想問,六四深夜午夜夢迴,輾轉反側不能成眠的那幾十分鐘,你們真的沒有想起那年那月揮拳疾呼「打倒法西斯」麼?真的沒有想起年輕的身體在五十噸的坦克下壓成肉泥的景象麼? 回憶是永遠抹不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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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媒体 | 文明地管理青蛙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香港 , 一国两制 , 投诉 , 管理主义 , lewisdada 文:lewisdada 香港人真的很难相处。明明是他们四处开山劈石、填海伐林,建得四处都是石屎森林,却连几只“青蛙”(该是树蛙或是蟾蜍?)的叫喊都容不下。人家没有嘴巴,不懂说话,才不会反过来也投诉一下人类很吵。香港人其实也不是不爱大自然的。不过他们爱的大自然是要花钱的、要消费的大自然,他们才觉得矜贵。到瑞士滑雪、到东京看富士山、到京都赏樱‥‥‥这些才叫“享受大自然”。 在自己家门前的,多几棵木棉飘絮,有几只蟾蜍求偶,就非常打扰他们的清静。然而,每个地道香港家庭那司空见惯的电视机,每晚开得吵耳欲袭,我们却习以为常,不以为躁。可怜一群春情勃发的蟾蜍就此被棒打鸳鸯。恐怕连巫山的云雨都未尝过就要被人类很不人道地毁灭。 投诉捻和管理捻 投诉的是投诉捻。管理公司是管理捻。管理捻,即是左翼青年念兹在兹的“管理主义”。(※捻,繁体字“撚”,香港网路用语,爱好某类物品、价值观的人士,带贬意。投诉捻亦即是“爱投诉的人士”)管理公司正经八百地出memo(告示),是要“管”好那群“青蛙”。现代人类社会的“管理”,就是将我们看不顺眼的、不喜欢的人和事,用“似乎很文明”的方式消除掉。我们要管理青蛙,实际上就是唯我独尊,不准青蛙顺着本能去生活、去叫、去求偶;学校要“管理”学生,就是唯学校尊,将学生当成货物,要他们安安份份,不让他发挥天赋;政府“管理”人民,则是唯政府尊,抑制人民的自由、禁制他们的权利;纳粹党要“管理”犹太人,所以想了一个“最终解决方案”出来:将他们一批一批地屠杀。 奸狡的管理 在不知所云的现代管理术语之下,每个人的脸都越来越朦胧。而我们也在这些术语之间混水摸鱼,用似是而非的“管好XX”来隐瞒自己的真正的利己图谋。“管理”也包含着一个权力关系:有权的人,才有权管理别人。“管理”仿佛是个正面的事情,成龙也有句动L名言:“中国人是要管的。”因为中国人认为不管,事情就乱。但这不过是用来愚弄蠢蛋的蠢话。 然“管理”却是一个利使权力的过程。因此,有权的人,看你不顺眼,就能用“管理”的名义来消灭你,还能给出一个大义凛然的理由:为了xx好——这就是现代文明的奸狡之处。不是炒你尤鱼,而是“对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优化”;不是赶绝小店,而是“进一步推动优质商场管理”。现代社会,从来都无声无色,杀人于无形,连手都不用沾血。所以,梁振英也说要“管好”香港,是不是? 自己管,或是被人管 香港人与共产党相较,那敢情是后者有权。于是香港人就成了“被管理”的一方。十五年来,这只紫砂茶壶的渍也被洗得七七八八。水已经越来越滚。香港已经很干净,妥妥当当,不出乱子。主流的港人心底依然“自视”为中国人。所以“管理公司”如何倒行逆施、率兽食人,都是“血浓于水”,不让它管,谁管?十五年来,香港“被管”,却人仰马翻,这些师奶阿叔,不是感觉不到。但是他们一想到自己“只能”是中国人,就认了命。没有想象力和不读历史的人,最容易认命。所以他们还是对这间管理公司一腔盲目,照单全收。 某某屋苑的几个住客与那堆蟾蜍相比,当然很有权。生杀予夺,操之在我,所以他们很容易就可以将蟾蜍“管理”得干干净净。可怜的香港人,甚么权都没有,要对着一堆蟾蜍,才显得有一点权,可以透过这些蠢事来过一下“管理别人”的瘾。所以争取民主,是叶公好龙。真的不敢玩。假的,比较合香港人的脾胃。 插图语:“你们人类恶尽了!整个地球全住了?” 来源:温水剧场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318511381559243&set=a.290598104350571.66728.171253832951666&type=1 —————————————— 附录:2012年6月1日《明报》 投诉蛙叫 听涛雅苑捉蛙捱轰 专家:叫声远不及蝉鸣车声 【明报专讯】市区常有的小动物鸣叫声,为冷冰冰的石屎森林增添一点自然气息,但有马鞍山听涛雅苑居民却忍受不了青蛙叫声投诉,引致物业管理公司要派员捕捉青蛙的荒诞事件。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对事件表示关注,呼吁居民应抱包容心态,不应将小动物赶尽杀绝。 今次事件是继早前青衣有雀鸟噪鹃于清晨鸣叫,而被管业处以射灯驱赶后,保安驱走大自然动物的又一争议事件。 专家吁包容勿赶尽杀绝 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行政总监段国梁表示,他上周五得悉听涛雅苑管业处会于翌日周六捕蛙,屋苑后来向他表示未有发现。他昨再到屋苑察看,发现园内设有花圃及水池,水中见不到青蛙或蝌蚪,估计居民听到的叫声,可能来自青蛙或蟾蜍,透过园内种植花草混入屋苑,或遭人放生,于水池栖息。 他估计,青蛙鸣叫声介乎30至40分贝,滋扰程度远不及蝉鸣及屋苑外驶过的汽车及马铁列车,认为青蛙叫声对居民滋扰程度有限。 有关管业处的捕蛙通告昨于网上流传,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的社交网站,一日内已有逾300名市民留言,不少人认为青蛙叫属小事,批评有人滥用投诉机制,容不下大自然,亦有人质疑青蛙叫声是否足以令人感滋扰。 管理公司称未有发现 听涛雅苑物业管理公司昨回复本报称,接获青蛙叫声滋扰的反映后,已立即跟进,但当日并未有发现,如有发现,会将青蛙交渔护署或爱护动物团体处理。 渔护署未有接获屋苑居民投诉青蛙叫,但该署于2010及2011年,分别收到1宗及4宗有关蛙类鸣叫造成滋扰的个案。发言人表示,该署会向市民解释蛙类的习性,它们大多在夏季交配,并会发出低沉的鸣叫声以吸引雌性注意,属自然现象,一般会在约一个月的短暂交配季节完结后消失。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任何人不得利用狩猎器具或陷阱狩猎任何野生动物,包括两栖类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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