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

中国的精英们为什么害怕人民民主而喜欢西方制度?

一)先了解一下什么是中国的精英 首先要对精英这个本来充满褒义的词汇表示哀悼,因为中国所谓具有精英意识或者以精英自居的人的表现,彻底的改变了人们对“精英”一词的理解,在人民的心里,精英这个词汇的褒义已死,必须哀悼。现阶段,一提起精英,很多人就会联想起那些推崇资本主义私有制、喜欢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为基本特征的西方政治制度的民主精英们。这些人包括主流经济学家、著名法学教授、各种各样的学者专家教授在内的“英雄群体”,三十年来活跃于主流媒体、荧光灯下,给我们奉献了很多精彩语录,经常让老百姓们瞠目结舌。我们要认识中国的精英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先从学习领会精英的精彩语录开始: 希望布什学习里根,里根是最伟大的总统,在他的任期消灭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希望布什能在他的任期消灭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余杰   改革在中国造就了约占总人口5%左右的富人,他们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中的很大部分,则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具有很大的破坏性。—–茅于轼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刘//晓//波   贫穷是罪恶。……如果一个人活成了下层人,那就是活得最失败的人,被淘汰的人,有什么可表扬的呢?—-李银河 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厉以宁   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八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厉以宁 现在已经全球化了,没有必要再提什么民族经济民族产业了,义和团思想才是中国真正的大敌。—–龙永图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张维迎   这就是中国的改革精英的精彩语录中的一部分,限于篇幅,更多精英的更多精彩语录,无法一一列举。精英嘛,自称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说的话要一般人都听不懂方能显示其非同一般人,而且我相信,人类的正常智商和正常思维是无法从字面来理解这些话的。要做民主精英,必须把简单的话说的复杂才行,说的鬼都听不懂的时候,那就可以以精英自居了。 说精英的话不好懂,是因为你没有站在精英的立场和角度。其实,要想理解精英这些话的深刻含义,只要把握一条原则,马上就可以醍醐灌顶,就能够实现和精英的心灵相通。樊纲说过一句话: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樊纲还是好同志,能说真话,这句话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精英语录的钥匙,也是我们确定精英立场的重要依据。   精英心目中的利益集团是既得利益集团,既然是为既得利益集团说话,那么精英自然不会为不属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以工农为主体的人口大多数说话。茅于轼的话更精确的采用量化的方式来表达了精英的价值趋向:他们是为改革中先富起来的占总5%左右的富人的利益代言的,在他们心里,这5%才是中国的中坚力量,而另外的95%就是这些精英心里的P民,其中很大一部分因为信仰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属于这些精英心里的“暴民”。厉大师说的更明白:只有损害几亿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才能让少数人富起来。这些精英中的很多人或者为改革做舆论准备,或者直接参与了改革方案的设计或研讨,既然他们承认为占人口5%的既得利益者做利益代言人,那么精英参与设计的改革方案,在利益平衡中,自然会优先考虑5%的富人的利益,而另外95%的大多数的利益是必须从属于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之下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精英参与的改革方案,总是让老百姓感觉失落, 5%的先富者的利益至上,与毛时代总是强调95%的大多数人的利益趋向原则正好颠倒。原来奥秘都在精英的经典语录里隐藏着呢,就是为了让少数人富起来,让大多数人成为永远的待富者。 明白了精英们的价值趋向,搞清楚了精英的为5%富人利益代言的立场,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公有制企业改为国有、国有制企业改为私有、住房货币化、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这些改革的重点领域都洒下了精英辛勤的汗水,凡是制造贫富悬殊、剥光老百姓福利的改革方案中都有这些精英闪烁的身影。我国的改革进行到今天,创造了超过美国的贫富悬殊和财富集中度,精英的功劳不可磨灭。 搞清楚了,中国的精英们就是这么一些玩意,他们是中国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是为中国5%的富人服务的,他们不管是具体为哪个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但是肯定不会为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代言。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641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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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点评] 中国经济还能高速增长多少年?

崔宇 最近,前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表示,大量的资本投入、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全球化,再加上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我看不出今后10年、20年,甚至30年,这些(支撑中国经济过去30年高速增长的)因素会消失”。 虽然樊纲教授点明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几个重要因素,但对于中国经济到底还能高速增长多长时间并不太确定,10年、20年还是30年?这可是很大的差距。 或许是受到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影响,中国人特别喜欢使用三或者三的倍数(比如,“不管三七二十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而且,往往都是虚指不是实指。也许,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深谙此道,说30年只是虚指(没准儿是10年、20年或者60年呢),具体多少年他们自己都不知道,因为谁也不知道,只有事后才能知道。经济学家如此信口开河的时间预测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影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却很值得关注,目前来看,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景并不那么乐观。 20世纪末,在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增长了20年后,曾经出现了诸如“中国崩溃论”之类的质疑之声,但随后的10年,中国经济依然继续着增长奇迹,即使经历了金融危机,依然木秀于林。但是,奇迹总有落幕的时候,两百多年来,从欧洲奇迹、美国奇迹再到东亚奇迹,尽管经济学家还没有彻底参透经济增长的秘密,但通过对过往奇迹的梳理也正在逐步接近真相,中国理应也逃不出他们的分析框架。 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赫尔普曼出版了一个小册子《经济增长的秘密》,几乎梳理和整合了关于经济增长的所有理论。最初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后来发现体现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大,而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还决定着资本积累的水平;接着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影响知识积累和创新的因素,包括研发水平和规模效应等;进而引申出了对国际贸易和制度因素的关注,因为这两个因素不仅影响资本积累,也影响知识积累;同时收入不平等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经济增长的神秘之处在于,任何单一因素决定论都可能是片面的,而且个别因素对经济增长同时有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比如国际贸易和收入不平等既可能刺激经济增长,也可能是经济增长的障碍;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也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持续增长,因为创新带来了繁多的商品种类,这种多样性可能会冲淡创新可能带来的垄断利润和规模经济。 尽管如此,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因素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同时影响着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同时也决定一国的贸易政策和收入分配政策取向。至于什么是制度?简单地说,制度是授权、引导和激励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大多数中国人往往把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制度问题,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可见真理并非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这个问题却是经济学家难以直面并解决的。 对照中国经济来看,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增长,是奇迹也不是奇迹,因为似乎并没有逃出经济学家所总结出的分析框架,中国依靠渐进式的制度变迁,在计划经济中融入了市场经济,通过价格改革和产权改革,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和城镇的生产率。最近10年,改革出现了停滞,开放出现了大踏步的前进,也就是国际贸易因素再助推中国经济增长,某种程度上,收入不平等也加快了物质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 但到了目前这个节点,我们发现,物质资本积累有些过度了,而学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落后导致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特别是人口红利的即将终结,将放大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不利影响,而物质资本积累也将因为国际贸易的放缓而放缓;从知识积累来看,研发投入不足,山寨满天飞,国际贸易也没有如愿实现“市场换技术”,对于很多行业来说,中国是外资随时可以撤出的加工厂;收入不平等的愈发严重也将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至少迫使政府开始从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关注公平,从而减弱了政府生产性投资的力度。 面对这样的不利因素,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精神到底来自何处。在未来10年内,中国似乎仍然可以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将面临诸多不确定性。比如,通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和城市化进一步加大物质资本积累,但在政府财政投资减弱的情况下,银行体系可能要面临过度贷款后坏账增加的风险;外需也还可以依赖,但中国的出口已经占世界出口总份额的10%,达到了日本当年的最高点。 因此,如果中国经济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制度变革几乎是唯一的选择,这就要求政府缩小权力半径,给公众以权利和自由,不能再让权力的大棒任意挥舞,因为中国经济的蛋糕在权力的切割下已经难以自发成长。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本文内容归道琼斯公司所有,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转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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