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 | 骚扰Pussy Riot辩护律师普京不容忍异议人士
俄罗斯一支反普京的庞克乐队“Pussy Riot”的律师声称，由于他持续为被判有罪的乐队成员提供辩护，他自己现在也面临来自克林姆林宫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个俄罗斯议会小组委员会表示，他们已经找到足够的证据，能够驱逐一个下议院的反对派副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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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欧亚论坛: 谈台湾陆委会主委在欧洲议员面前的外交表现
中央社报道，赖幸媛昨天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发表演说之后，回答欧洲议会议员提问。当被问到，就台湾外交部统一驻外人员正式官衔的措施，中国大陆方面是否有意见时，她说，中国大陆没有表达不满的意见。 从中央社的报道来看，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不仅仅是因为赖幸媛对于不属于她管辖的台湾外交部有关内部官员职称管理的构想没有清楚准确地说明，更在外交层面上，从概念含糊不清的信息出发，引申出一些极有可能造成台北与北京不必要的摩擦的解读，理念与她本人在正式发言中阐述得很清楚的马英九对大陆政策背道而驰。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台湾外交部有一个构想，未来无论是否邦交国，在外交部对派驻到当地的首席长官内部都称为大使，并强调这是为了内部管理的方便。这在台湾外交部的网站上说得清清楚楚。 台湾外交部8月31日明确表示 ，实务上，驻外人员派驻非邦交国时，外交部仍将考量各国实际情形，因地制宜核定适当名义对外，例如派驻无邦交国之「大使」，仍以「代表」名义对外洽公或与驻在国接触。对驻在国来说，我派驻当地之代表官员仍以「代表」之职称对外联繫，不致引起驻在国质疑，也不会影响对外工作之运行。 从赖幸媛在欧洲议会回答 « 外交部统一驻外人员正式官衔的措施，中国大陆方面是否有意见 »提问时，我们没有听到她对台湾外交部大使称呼构想里的几个要素予以说明，即首先这是构想，并不是已经在执行的条例。其次，这是对内为方便管理的做法，在对非邦交国仍然使用代表的称谓。 在没有把提问中具有事实片面性的陷阱加以排除，把台湾外交部的有关大使称谓的构想充分还原的基础上，赖幸媛只是简单地说，中国大陆没有表达不满的意见。 这种回答，很容易造成误解，即中国大陆对台湾外交官在非邦交国对外使用大使头衔没有表达不满意见。 更让人费解的是赖幸媛的解释。她说，马总统首个任期美方三次对台军售，中方对美表达不满，甚至短暂中断北京与华府的军事对话，但中国大陆方面没有向台湾表达不满。 更神奇的是， « 她表示，所以当欧盟听见来自中国大陆方面的抱怨，别太在意就好，欧洲有自己的方式同台湾发展经贸等各层面关系。 » 从赖幸媛的讲话听到的逻辑是，万一你们欧盟国家如果因为台湾把非邦交国的代表称作大使而与北京出现摩擦，别理他们。反正之前哪怕因为我们造成华盛顿和北京的摩擦，北京也没拿我们台北怎么样。 这种逻辑与赖幸媛几分钟之前在正式演讲中的所提出的 « 过去4年多来，由于马总统大陆政策的方向和作法正确，以及台海两岸的共同努力，我们成功地把曾经濒临战争边缘的台海局势扭转为和平与繁荣 » 完全是矛盾的。 赖幸媛这样的讲话是否意味着马英九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转向，是否将融入到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提出的文化外交，是否将贯彻到台湾产业界巨头郭台铭提出的产业外交，有待观察。 不过，我们注意到，赖幸媛对欧洲议员的讲话在台湾陆委会自己的网站上没有象她阐释马英九两岸政策那样被发表出来。
阅读更多美国之音 | 谴责共产党斯大林 俄民间热官方冷
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主张不应忘记历史，而应更多地讨论和谴责斯大林时期的政治迫害。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目前缺乏在国家层面上对斯大林政治迫害和共产主义犯罪行为做出评价。
阅读更多信力建 | 欧洲一体化对中国的意义
作者： 信力建 这是个举世瞩目的日子——1957年3月25日，这一天法国、西德、意大利、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6国在罗马签订了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罗马条约》被视为欧盟的“出生证明”，这一天也就成了欧盟的法定“诞生日”。其实，欧盟前身——欧洲经济共同体的诞生，应该追溯到“舒曼计划”的形成及实施。1950年5月9日，时任法国外长的罗伯特·舒曼提出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的设想，为促进欧洲联合奠定了基石。西欧6国在“煤钢共同体”基础上创建并发展成为一个独特的地区性组织——欧洲经济共同体。在其后的50余年时间里，欧洲一体化经历了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展阶段，并实现了由经济共同体向政治共同体的延伸。 欧洲一体化对欧洲自身的意义大致有这么几点，首先，在经济上，强化了欧洲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增强了欧盟对外的经济竞争力，提高国际经济合作水平，使国际经济竞争变得更加激烈。 其次，在政治上，增强了欧盟各国在世界中的影响了，强化了世界多样化趋势的形成与发展，有利于抑制美国搞单极世界图谋。 再次在文化上，经济政治决定文化，文化是经济政治的反映。经济联系的密切使得欧盟各国文化上相互交融，有利于世界文化的传播与发展。 最后，在安全上，强化了欧洲各国经济联系，使欧洲各国经济相互融合和渗透，总体看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但可能同时也可能增加了各国经济的风险。欧洲一体化对于中国，尤其是关于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础的欧洲法的研究对于中国而言意义更是多层次的。 当然，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欧洲一体化对我们国家的影响。一体化的欧洲具有一大、二多、三强的特点。面积大，成员国增至25个，面积400多万平方公里，占欧洲大陆总面积的四分之三；人口多，总人口4.5亿，超过了美国和俄罗斯的总和；经济实力强，国内生产总值约10万亿美元，与美国旗鼓相当，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并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际联合体；扩大后的欧盟地缘战略地位也得到明显加强，其边界向东拓展2000公里与俄罗斯接壤，北连波罗的海，南临地中海。如此之大又如此先进的一体化欧洲，无疑对我们这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有巨大意义。具体说来，起码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在政治上，欧洲的一体化不仅为欧洲国家间的长久和平提供了基础，还为冷战后多极世界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里斯本条约》生效后，相关机构改革的逐步到位更会使欧洲国家在国际政治，以及科研和太空发展领域用统一的声音和力量在原有的大国政治格局中发挥有效制衡作用。同时，《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将接替欧共体与其成员国共同作为WTO成员参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欧盟将不再仅仅是中国外贸和投资上的伙伴，以及在能源及原材料和部分加工领域的竞争对手，还将是其他经济政策领域的合作伙伴。而这些合作关系既可能是通过双边或多边对话及合作项目由各方共同积极推动的，是在各种项目下在竞争政策，招投标政策，农业政策等方面；也很有可能是基于美国经济不景气、中国企业对于欧洲市场的依赖程度逐渐上升，而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欧盟单方面制定的政策要求，例如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公共卫生等方面。从宏观的角度看，这一国际间的规制竞争本身是全球化的一种必然，是国家之间的一种制衡和中和；而从微观的角度来看，《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权利的扩张将使得欧盟的有关经济政策制定变得更加透明，这也就为以欧洲市场为出口或者投资目标的中国企业创造更多机会跟踪相关政策的发展，及早调整生产和经营策略，用符合欧盟标准的质量而非仅仅低价来赢得市场的尊重，从而使“中国制造”的含金量实现飞跃。另一方面，因为边际成本的考量，追求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中国企业，为了将“欧标”产品通过在国内市场推广来扩大生产、降低生产成本的努力，就会转化为推动中国相关政策、标准的革新。而这也便恰恰成为中国和欧盟间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动力。 其次，在经济上，欧盟单一市场与规则的实行，使得中东欧国家的市场透明度与统一性大为提高，同样有促进中国企业对中东欧出口和投资的一面。同时，中国与不少中东欧国家有着传统友好关系，中国企业到欧洲发展可凭借这种关系，先到中东欧国家找到立足点，再向整个欧盟市场扩展。因此，欧盟扩大可能更方便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加入国际竞争。 欧盟扩大带来的经济增长效应和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会增强欧盟民众的收入水平和购买力，这将会转而扩大欧盟从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欧盟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扩大后新成员的对华政策，必然要纳入到欧盟的对华政策框架之中。这将会促进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当然，欧盟扩大也有不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一面。欧盟的市场准入标准很高，中东欧国家入盟后，势必要向欧盟的高标准看齐。这意味着中国某些产品对欧洲出口的门槛提高了。再者，欧盟的对华反倾销政策对中国出口有负面影响。而中东欧国家入盟后，也势必会执行欧盟的反倾销政策。 此外，欧洲一体化给世界带来的还不仅仅是多极政治以及经济政策从竞争走向融合，还有欧洲人自己引以为豪的“欧洲模式”。倘若将这种“欧洲模式”仅仅理解为取消成员国间的关税壁垒或者建立共同的组织机构的话，那么似乎在世界的许多角落已经能够听到对此种模式的回应了，例如在东南亚、在非洲、在南美，以及在或龃龉不断的自由贸易区或者那些正在坎坷中前行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但实际上，“欧洲模式”的根本并非是“关税同盟”，而是深植于欧洲法中的“内部市场”理念，即：各成员国通过缔约承诺遵守共同的经济宪法来制约成员国对跨国经济往来的保护主义干预；通过设立欧洲法院使货物流通自由，服务贸易自由，人员迁徙自由（含企业开业自由）和资本流通自由的保障得以诉讼救济；通过建立共同的竞争政策，农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经济政策促进内部市场的资源优化配置；通过法律的趋同与协调避免成员国间借助规制竞争扭曲市场竞争。从而，用开放且富于自由竞争的“内部市场”来回应全球化，信息时代，可持续发展需求和人口老龄化给欧洲国家，尤其是西欧国家，带来的挑战。 总之，欧洲一体化，推动了世界的多极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从国际政治角度看，欧洲一体化既给了中国对抗美国的机会，也给中国增加了一个新的对手。 （文章原创于2009年7月）
阅读更多去政治化的网络恶搞
□“政见”观察员 陈仲伟 网上发言遇到“敏感词”怎么办？众所周知，谐音替代等各种巧妙的方式被年轻的网民广泛应用。有时候，他们还会借用官方话语，并赋予不同的意涵，以网络恶搞的形式大行其道。很多学者借用符号学家巴赫金的观点，将这种现象诠释为借以纾解对现实不满的“网络狂欢”，但罕有学者从年轻网民的日常经验与视角出发来考虑他们与网络审查的互动。 曼彻斯特大学在读博士 Astrid Nordin 与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在读博士 Lisa Richaud 在2012年2月举办的 15届哈佛东亚研究年会 上提交的论文《从和谐到河蟹：党国语言的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试图从年轻网民的视角回应这一现象。2009年至2011年，作者通过豆瓣随机邀请以及豆瓣好友推荐，与41位北京高校学生（含硕博士研究生）就此进行访谈（其中男生占61%，党员占24%）。 作者指出，2009年以来，诸如“被自杀”、“被旅游”、“被自愿”等“被”字构词法的流行成为抵抗官方话语的隐喻。尽管自2010年下半年以来，网络审查愈发严格，敏感词也不断变动，然而在不得不服从这些硬性约束的同时，年轻网民依然创造出很多办法来规避审查。 恶搞作为一种网络文化为西方学界所注意始于2006年。它们往往以黑色幽默、嘲讽的方式回应掌权者，孟冰纯、林培瑞、萧强等学者都曾指出：言语的抵抗正是基于诸如“和谐社会”之类的官方固有话语，当它们被戏拟与仿效时，往往具有了弦外之音。它既是一种回应官方话语的可行方式，又是草泥马们的接头暗号，甚至是无权者的权力。这种观点在稀少的关于中国网络恶搞现象的学术研究中占据主流。2011年哈罗德（David Kurt Herold）和马若特（Peter Marolt）甚至在他们编纂的论文集中将中国的网络空间视为网络狂欢的“独立区域”。 不过，也有质疑之声，譬如拉格奎斯特便认为：很难判断这种恶搞究竟是抵抗，还是生活优裕的年轻人对网络审查的孱弱回应——在巴赫金的理论中，狂欢指的是现实规则的搁置，人们从日常的规则与限制中暂得解脱，从而与现实生活构成对立。 两位作者实际上延续了拉格奎斯特的怀疑态度。作者认为，把任何对当权者的嘲笑都解读为革命，就像把任何群体活动都上升到政治性高度一样可笑。 作者发现：受访者大多对政治表示不感兴趣，然而“被和谐”是普遍经验。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所受到的网络审查是过头的，不合理或者治标不治本的。对于被和谐的感受，受访者表示不爽、愤怒，甚至觉得滑稽、荒诞。 对于网络审查的回应，有些受访者会一段一段的发帖以剔除关键字，有些受访者会因担心风险而放弃，更多的人只是因嫌麻烦或习惯了被审查而选择放弃，只有少数人会选择翻墙在不受审查的网站发言。作者发现那些表示心怀怨念的服从审查者多半会对审查采取绕行策略，独辟蹊径，恶搞之风由此而起。 作者继而将这种嘲讽归为三类：甲类是古语新用，譬如“天朝”；乙类是套用宣传话语，譬如“我党”；丙类是谐音与引申，譬如“河蟹”、“草泥马”、“五月三十五号”。受访者均表示，他们更多的是一种戏谑并频繁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乃至党员中相互以“贵党”调侃。 作者认为，绕行策略本身就表明：这并非明确的挑战。相反，审查渗入到日常生活，规则不明确且变动不居的审查反而进一步遏制了表达自由。网络并非如很多学者所想象的是独立与现实生活之外的乐园，这里等级、特权、强制等现象依然普遍存在，从而反驳了一些学者对狂欢概念的套用。同时，线上的语言方式与社交方式也会延伸到线下，但恶搞发泄了参与者的不满，纾解了与网络审查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纾解使得“阿Q形象”现实地发生在我们身边。 作者认为，恶搞与其如前述学者所认定是政治性的，毋宁是去政治化的。这种恶搞掏空了政治话语本身，如同“河蟹”消解了“和谐”的冠冕堂皇，此行为与反抗无关，而是将宣传话语变得很古怪。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极权主义社会，这种恶搞固然是一种反抗；然而在后极权主义社会，调侃的反抗意味基本被社会整体的去政治化氛围所消解。不过，它依旧对草根社群与草根文化的发育，以及公民集体行动的集结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您推荐其他相关“政见”： “青年病”背后的“社会病” 媒体的参与干预司法公正？ “公民社会”：中西的不同理解 留学生中高考失利的是少数 无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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