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他怀念小时候的美好时代。而这个美好时代，“真的是毛泽东造就的。”“看到中国灾难越来越深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看到无数人的命运绑在资本主义战车上，对毛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9月26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一直在抑制自己的颤抖。“我一向容忍，今后还会继续容忍。”他在声明和采访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但9月18日这天，在北京保钓游行中，他没有抑制住。 这位认为“信仰当然高于法律”的、“和谐社会理论”早期倡导者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扇了一位老者的耳光，理由是“污蔑开国领袖”。 “毛主席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跟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一样的。”温文尔雅、说话慢声细语的韩德强这样解释他愤怒的由来。“忍无可忍，不能再忍！”随着音调拔高，他颤抖得更加显著。 副教授打人 2012年9月18日，受钓鱼岛事件驱动，示威游行队伍朝日本驻华大使馆走来。 下午4点多，韩德强加入“河北固安县的一支五、六百人的游行队伍”里，他看见“农民兄弟们打着毛主席的画像，一遍遍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钓鱼岛’”。 游行结束后，韩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打着一幅床单，上书“毛主席，我们想念你”，便上前与他们交流。此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想个屁”，回头看，是一名老者。 “正在诧异，这个老头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咒骂毛主席。”对此，韩德强暴跳如雷：“在此时此地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两个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愤怒异见者在街头扭打起来。 “我就上去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回手打落了我的眼镜，我的左眉角也被他打出血。”后来再次见到，韩“又上去扇了他一记耳光。他想还手，被周围的人拦住了”。 在第二天的声明中，韩德强说自己“一向反对打人，一向主张和平说理”，但遇到“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 我的言行，我自己负责。我不鼓励别人效仿”。 一周后，我们在北航办公室与他谈。他为我们沏茶，并让自己的一名本科生在座——“这是更好的带学生的方法”。 他不愿复述老者的话。“在所有污言秽语之外，他有一句话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抗日，日本人就是毛泽东引进来的’。这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说话吗？毛泽东是个抗日的民族英雄！” 自打上小学之后，这个成绩一直优秀的好学生从来没以暴力的方式对待过人，也没有被暴力对待过。“这还是第一次，当然，打的不是人，打的是汉奸。” 在这场互殴中，韩额头留下一个伤口，比伤口显著的是他的愤怒。 “耳光是面子。打耳光是冲着他思想去的。如果是仇恨，我就直接往他下部踹了。没有仇恨，其实就是对他的道理表示强烈的愤怒。”韩说。 “毛主席以及他领导的长征，在我看来就是基督教里那个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先知。没这样一个人物，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入侵面前是没有能力抵抗的，被瓜分被统治的对象。”按这个逻辑，“你骂毛主席，你就是汉奸！” 泥瓦匠儿子的信仰 今年4月10日，本刊记者与韩德强副教授有过一次交流，那次他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9月采访形成补充。 从小，韩德强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疑惑的孩子。1980年上初中，“突然发现分数变得很重要，其他不重要了”。 初二学政治课，比较枯燥乏味，就是念报纸。当时韩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身为班长的他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其他同学不服，班主任说“什么时候你成绩好也可以看小说”。韩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的变化：怎么以成绩的“一好”代替了“三好”？ 他开始疑惑——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纲领、以“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方式、以“助人为乐”为幸福源泉的小学教育与“成绩至上”的初中形成强烈对抗。 毛去世两年前，韩德强进入小学，这6年教育几乎铸就他至今的价值观基石。 他至今仍记得，小学时的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经过豆腐店拿到豆渣之后去班级的自留地上喂小兔子。 “特别美好”的生活还包括帮助孤寡老人、五保户等挑水、劈柴。老人们感激、夸奖，社会风气单纯，这一切都让韩觉得，“这样一种团结互助的人生，就叫‘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实我感觉到我个人的人生阅历、智慧，大部分是来自劳动的智慧，来自帮助他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大学教育，……就是来自中小学。”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高中生韩德强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个决定，看到里面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用人们的物质利益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被震动了。 “我从小接受的理念，说人民的积极性来自于革命，来自于为人民服务，来自于向焦裕禄向雷锋学习……后来说这个动力不足，还得物质刺激……我就想，要是当初林彪也是要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积极性，他早就跳槽到蒋介石那里当师长、军长去了，干嘛在山沟沟里打游击啊？……如果说物质刺激是人的本性，……那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中国革命史给否定了。” 冲突催生探求。 “我就想，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出的，我此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党中央教育的，同一个党中央讲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究竟谁错了？我就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下决心去研究社会问题。” 韩小时候的理想是学高能物理，“要为国家开发更好的能源”。后来因为要思考社会问题解决困惑，理工科学生的他选择了最接近文科的专业——管理工程。 他读书，与同学辩论。在观念激烈变革的年代，韩觉得自己“逆潮流”。大学毕业前夕，他每天骑车去天安门看一眼，关心时政，但觉得那时候风起云涌的思潮与自己的理想不一致。他一直想找对方阵营的领袖辩论，也贴过怀疑“全盘西化”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掉了。 “左派和右派，只要是真诚的，相互差异小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关心派和不关心派。很多右派是从左派变异过去的。” 困惑持续到1989年大学毕业。韩说，那时候，他在“逻辑”上想明白了。“我们可以搞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计划那一部分，必须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作动力的。这个社会需要两个价值体系。那普通人，他可以自利的；但干部队伍，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1年底，韩把自己的长文《中国向何处去》寄给了所有省委书记以及学校领导。不久后，邓公南巡，韩仿佛听到自己的理想摔碎在地上。 “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除了政治气候，他也察觉到社会风气的改变。人们不再关心政治。作为泥瓦匠的父亲也劝他：学门手艺，好好谋生。 可谁又能逃开政治呢？ 韩的父母分别是木业和竹业合作社的工人，韩父拿着泥瓦匠和会计两份工资。“四清”退赔时交出800元，“结婚钱没了”。 1975年，韩父帮邻居盖房子，小腿摔断，却被别人“揪资本主义尾巴”。韩德强说，两次政治运动对父亲的打击非常大，“政治上与毛主席结仇”。但通过与他讨论，父亲“慢慢明白了，毛的方针不是针对他这种人的，只是被基层的干部利用了，打击报复。其实他的遭遇暴露出的问题，恰恰是毛要解决的”。 农村包产到户后，韩父加入包工队，月工资600元，是普通工资的10倍。韩父“非常感谢邓小平的政策”。韩德强也承认，自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但我个人不认为个人得益国家必然得益。我当时就不赞成‘猫论’，觉得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原则。”韩说。“我们从小就真的是从帮助孤寡老人开始（抛弃个人利益）的啊！这个经历就让我从来都不是以个人的得失来观察这个世界的。” 他怀念小时候的美好时代。而这个美好时代，“真的是毛泽东造就的。” “看到中国灾难越来越深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看到无数人的命运绑在资本主义战车上，对毛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他虔诚地认为：“政治领袖是不能超越时代的，而导师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我觉得毛是teacher。……许多人觉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觉得英雄才是主导性的，人民是基础性的。我更多的是从历史高度思考问题。”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作为受益者，韩德强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系副书记、校学生处副处长，短短5年，成为北航“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负责全校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位置。后来不想干了，体会到体制内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陷入里边就死定了，失去自己的思想和锋芒。”他选择回到教研室，行政级别“自动取消了呗”。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一个普通教师。”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研究员”，北航官网上他的职称是“副教授”。“副”字罩在这个绍兴人头顶超过十年。 脱离行政体系后，他选择另一种方式进行改变世界的尝试。2003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乌有之乡”，被认为是“带有政治左翼与毛泽东思想色彩的中国政经评论网站”。 “乌有之乡”的名字是韩拟的。当时想注册“乌托邦”，工商局不同意。立刻改为现名。批准。 “‘乌有之乡’就是不现实，我承认我这个人就是不现实。但是不现实的人，我们做做梦还不行吗？就这个梦，就叫‘乌有之乡’。” 韩说，他的梦就体现在“乌有之乡”纲领性4句话上：“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可就在这个由他拟定纲领的网站上，“我这个声音，会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的纲领。……要知道，‘乌托邦’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那叫‘空想社会主义’，我用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调子，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调子……” “如果乌有之乡是非主流，我是非主流里的非主流。”作为网站发起人之一，他在这里没有“一官半职”。 他一方面认为，网站引起世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很有成果”；另一方面，他也想，“世界太大了，我能改变啥？我只能改变一些人的一些思想。” “书生意气，也是一种生活方法。”他说。 这位1967年出生、有着博士学位的书生，现在在北航教授《企业战略》和《管理学》两门课程。据他说，“掌掴老人”事件对他的教学没有任何影响。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既有儒家，又有美国；既有《心态决定命运》，也有《英汉医学辞典》。 “给人看病的道理啊，跟给社会看病的道理很相似。中国的传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它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他说。 他教授管理学课程的时候，“总和学生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者是谁？是不是毛泽东？” 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关军 张蕾 相关文章 美国人不可以揭批华盛顿吗？ 再看周恩来 对话韩寒：面对愚蠢会崩溃 周濂：当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 许知远：毛泽东奶茶 一个香港知识分子在内地 南周：“公敌”韩寒 加藤嘉一：日本人看中国 缅甸的“戈尔巴乔夫”吴登盛有着怎样的精明 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到底是怎样自杀的？

　　——萧功秦答记者问 　　记者胡立 　　原编者按：2012年5月，萧功秦拜访纽约，再度阐述了他对重庆模式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把重庆模式与薄熙来事件作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重庆模式作为中国的多种尝试之一，仍有其价值。他说，海外传媒虽然很发达，但好像很少听到中间派的声音，他也就作为中间派谈谈自己的看法。 　　对重庆模式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薄熙来事件引发中国政坛大震荡后，萧功秦趁本次去宾州大学开会，回国路过纽约的机会，对《**》记者等人再度阐述自己对重庆模式的观点。萧功秦说，薄熙来事件发生以后，社会上存在着对重庆这些年来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倾向，凡是有自由派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庆模式，凡是左派倾向者都支持这一模式，这种两极对立并不正常，他认为，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用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只有全面地认识重庆，客观地肯定其成绩，批判其左的错误，才能让广大重庆民众与官员避免受极左派挑拔与煽动，后者总是要号召底层群众为薄熙来叫屈，进行反攻倒算。 　　萧说，他并不是左派，也不是重庆模式的简单的拥护者，相反，他是国内最早对重庆模式提出质疑的学者之一，在去年下半年，重庆模式在国内炒得最火热的时候，他就在中国主流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质疑重庆的文章。他说,在当时的语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他颇以此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论坛》上的文章标题就是“与其唱红，不如提倡新文明”。萧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红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时代精神内涵。这种价值多元性的结合才是时代进步的方向，这是重庆单纯的“唱红”所不能概括的。他还提出，重庆的唱红，会给极左派攻击当今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为如此，中国既要防止所谓的“颜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红煽起左的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 　　萧认为，他对重庆的认识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参观重庆之后。萧功秦利用到重庆参与学术研讨会的机会了解实情，还与多年未见的重庆老朋友进行私下交流，他发现，重庆利用政府威权体制的动员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还不错。对于重庆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设颇为赞赏。“我们参观了市区最成熟商业地段的民生小区，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约500元，按重庆计划，最后的目标是达到200万人居住。有三种人符合居住资格，申请后可摇号，摇到号可入住。第一种人是外地来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经历，第二是外地到重庆就业的大专学生，须持有单位证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费在3000元人民币以下的家庭。”萧功秦说，重庆老百姓对公租屋感到满意，这个方式也确实能解决市场经济下的现代化产生的两极化问题。当他亲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满意神情，萧功秦说他内心也颇为之感动，阿拉伯酋长国和新加坡的参观者都觉得相当不错，不过他们说他们的国家做不到，事实上，中国地方政府在发挥统筹能力方面是有优势的。在建设民生工程方面，重庆走在全国前列，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萧功秦在北京一次会议的发言中也提到对重庆的左的方面的批评，提出对重庆模式的三点期待，其实就是三点担忧的委婉提法：第一，重庆模式把强人政治发挥到极致，然而，单纯的强人是无法保持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的，为了避免“人走茶凉”。关键的因素就是培养公民社会，让民间力量活跃起来、让公民社会为重庆源源不断提供人材与活力，成为利益集团和政府沟通的桥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强人政治的短期效应。 　　其次，萧功秦在那次会上还建议，重庆应该与左的东西进行切割，他指出红色文化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传统，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极左文革错误也同样分享了红色的符号，如果唱红没有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划清界线，笼统唱红，就等于在没有进行拨乱反正之前大谈“毛泽东思想”，让社会上对改革开放不满的极左派趁势而起，如何能防止极左份子利用唱红的合法性，来鼓吹文革？ 　 　左派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 　　萧功秦指出，有些重庆官员与学者认为，重庆的成功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说什么资本主义都是搞两极分化，而重庆没有两极分化，因而来说明它是社会主义。“我委婉地质疑了这点：恰恰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程度，比中国远远小得多，例如亚洲四小龙，由此可见评价两极分化的标准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我建议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作总结。”“重庆模式的成功，可以沿着新权威主义的角度来思考、用新权威主义的理论重新概括它，或以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来概括重庆模式的运作机制，就更加合理了。”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似乎比韩国台湾的“凝聚性资本主义”还要更强势，在经济上与国际市场经济打通，大进大出，是一种“政府动员——市场竞争“相结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动员力强的优势，例如重庆国营企业，必须承担将三分之一的利润拿出来，为“三通一平”的基础建设与“五个重庆”建设负起责任，与许多地区的国企的自利主义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众所周知，东北有家制药厂其办公室与职工会所的豪华装修比凡尔赛宫有过之无不及。 　　萧功秦把他的观点概括为，重庆探索与薄熙来事件并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只有作这样如实的切割，才能把重庆的有益探索从极左文革派的绑架中解脱出来。 　　萧功秦说，他既反对极左派片面鼓吹重庆模式的唱红打黑，也不同意激进的自由派把重庆在民生建设的积极贡献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实，这两派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把薄熙来与重庆混为一体。他说，对重庆模式应该用理性务实的态度。对待重庆探索，也应该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从薄熙来事件后，社会上把重庆人所做的一切，简单化地理解为薄熙来的阴谋夺权的手段与伎俩，因此不值得学习与借鉴。自由派知识份子认为，因为有了薄熙来这样一个“坏人”，从他的动机上可推导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野心与阴谋服务的，既然从道德上看他充满道德污点，所以重庆模式整体来说也就没有价值，把重庆所做的对普罗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时予以否定了。 　　萧认为，这样做会产生另一种后果，那就是，极左派会挑拔重庆民生建设中受益的普罗群众，来反对中央政府对薄熙来事件处理，以此来达到东山再起。事实上，他们现在正在这样做。全面否定重庆发展，也会引起重庆市民的挫折感，不利于社会稳定。聪明的政治家不为也。萧功秦说，早在薄熙来事件在媒体上传出以后，许多人认为自由派胜了，但他认为，现在左右之争远没有结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阶段。他说他的估计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来出事后，势力一夜之间被打弱，萧功秦认为，左派有个思维上的严重误区，左派认为他们需要一个“奇理斯马”式的救星，这个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领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与否，是与这个救星具体联系在一起的，当救星本身被发现是个与刑事案件有关联后，左派也就失语了。现在左派总是宣称薄熙来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为他鸣冤叫屈，可以说是一种不明智的驼鸟心态，就是出于这种纠结而摆脱不了。萧认为，从政治学上的一种 用非意识型态的方式来解释重庆模式：他认为可以定位为带有左派色彩的威权主义，有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意识形态上的怀旧色彩太浓，对公民文化的创新不足，会在意识形态话语的暗示下越来越左，民粹主义盛行，只有国家，没有社会，后果会很严重，这种前景是存在的。 　　 地方一极的多元试错的经验，对于中国特别重要 　　萧功秦表示，重庆模式是中间偏左，政府参与力度大一些，社会力量小一些，广东模式是中间偏右，社会组织发展多一些，公民社会力量大一些，这种不同的尝试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要走出困境，绝对不能单靠领导人在办公室里制定方略与设计，而是应容许地方与民间有更多尝试的空间。顶层设计要与多元经验试错有机结合起来才有效。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比中国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试错机制比中国发达256倍，因为日本由256个小的自主共同体构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试错选择只决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个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最后是摄政王，可以说，近代中国是一元试错，日本是多元试错，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肯定重庆模式的探索。决不能因为薄熙来事件，而给地方当政者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地方尝试就是与中央分庭抗礼，搞独立王国，似乎回到大一统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实，最高当政者应该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尝试的。 　　 如何看待薄熙来事件 　　萧功秦认为，重庆模式本身是独立的，它和“阴谋家”没有必然的关系，这就如同这个“阴谋家”出现在别的什么地方，也不能就此彻底否定该地的改革尝试一样。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把政治事功与道德混为一谈。这个问题在西方早就解决了。 　　薄熙来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这样的人胆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独行，不遵守体制内游戏规则，有时目空一切，做事不择手段，但也确有想像力，往往能别开生面。在社会尚未出现危机的常规时期，这种人往往容易被官僚体制边缘化、受到体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类人往往在社会或官僚体制出现危机时，特别能得势，一旦得势，就会为所欲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 　　薄熙来下台前，在重庆老百姓中有相当的支持度，萧功秦指出，薄熙来出事，重庆人感情上觉得薄熙来仍是不错的，一方面，薄熙来用特立独行的方式把重庆搞大，另一方面，薄熙来与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认的关联，所以重庆普罗大众也陷入两难。 　　说实在话，薄熙来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说他掌了权就一定会有计划地搞“文革复辟”，那是言过其实，人们之所以有这种印象，实际上也是薄熙来所信赖的极左派如张宏良、孔庆东造势有关。 　　但问题的关键是，薄熙来一旦得势，他在未来越来越左的可能性会很高，这是因为，首先，他已经习惯了用“左”的手段借力发力，习惯用左的民粹主义方式来提升人气，获得权力，从大搞广场式的形式主义的唱红就可以看出来，正因为如此，在未来权力道路上，当薄熙来遇到许多阻力时，为了打破阻力，是否会习惯成自然地用过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其次，既然以左派姿态上台，也自然会去满足左派对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态上也已经被左的那一套办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当时就担心一旦薄熙来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导弹一样，越来越左，来一个打遍天下无对手，所向无敌。中国刚从文革灾难中走出来，再也不希望出现另一次文革灾难。人们对薄熙来未来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这也是有道理的，也是合理的。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人们说，薄熙来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国也消除了一个隐患。这话也有道理，虽然薄熙来未必现在就是在搞真左，而是以左的“唱红”方式作为动员手段，以没有法制制约的“打黑”来形成对官员的威慑恐怖，以此来扩张权力，但这就会如同打吗啡上了瘾一样，形成对左的“路径依赖”。这是我们从历史上屡见不鲜的。这是深入理解薄熙来事件揭示的历史意义所在。 　　 中国需要既是政治上的明白人、又具有民主想像力的政治家 　　对于十八大后的中国，萧功秦也觉得总体上应该会比现在更有希望，他认为，十八大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与准备，中国应会更加开放。他预测，一开始，按过去的惯例，新上台的政治精英总要强调自己的革命传统的继承者的正统性，这是中国当代政治的传统逻辑，他对此有思想准备，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盘整，相信会走向政治上的改革开放。新政治精英要摆脱困境，并获得民众中的合法性，舍此没有其它路可走。当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过急，此前应该有一个公民社会与社会自治组织健康发展的阶段，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民主化后民粹主义恶性泛滥。当然，这种设想也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他还说，他不能保证，在未来几年，当新的改革一旦引起强大社会冲突压力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精英会不会急剧向左转，其结果会陷入新的恶性循环，会很可悲。 　　他希望未来的中国政治家在文化发展上也应该有想象力一些，不能只讲“学雷锋”，其实，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文化创新提法来凝聚人心。萧认为，例如“创建共和国的新文明”这样的提法，前者（共和国）是继往，后者（新文明）是开来。继革命之往，开民主之来，他说，他对官方提出“学雷锋”，学习延安讲话精神，“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更为重要。中国需要的政治家必须同时具备两种能力，一是是如邓小平说的“要做明白人”，二是富有想像力，只有这样的政治家来引导中国走出困境。 　　萧功秦认为，未来无论中国哪个领导人上台，都只是长期试错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有限的，中国只有在经验与尝试中才能找到摆脱困境的路径，“大维稳”来代替改革的模式确实造成很多问题，这就意味，一个新的试错阶段还会出现，如果当政者在“左”的方面尝试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现“右”的试错过程，之后“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会向左的方向转一下，这种不断调节过程，也许要以10年为单位，才能看到一些试错的成果。对此萧功秦还是抱持乐观。他相信中国人与八千万中共党员中产生的中国的政治精英会有足够的聪明与智慧。 　　此外，中国地方性的试错也还不断在进行，地方性试错和中央的试错结合起来，社会已经产生相当的变化，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促成经济利益多元化，进而出现社会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来看，中国的社会问题很严重，但社会进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发展。” 　　萧功秦说他很少来美国，但愿下一次来美国时，能把国内令人鼓舞的发展与各位分享。都是中国人，谁都希望中国进步。

打印 电邮 共享 x Del.icio.us Google Bookmarks Twitter Facebook 关于共享 下载 世界媒体看中国：诺奖，莫言与其他 华盛顿 —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在中国引起热烈的反响，高声的祝贺，激烈的争议。   假如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目的是让更多的人关注文学，关注文学跟政治、社会、以及人类生存状况的关系，那么，该委员会无疑已经大获成功。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眼下世界各国人口当中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的比例最高的国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的眼球数是有史以来最高的。   *中国官方的祝贺*   莫言获奖的消息出传来，中国官方媒体在第一时间通过中国用户最多、并且已经成为上亿人的首选新闻来源的新浪微博做出了反应。   中国官方一方面表示祝贺莫言获奖，一方面邀请中国公众就此表达他们的意见：   “人民日报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官方网站消息，瑞典文学院11日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以表彰他对历史和当代文学的贡献。 ”   （注：《人民日报》是中国执政党共产党中央机关报。）   新华视点:【微沙龙】莫言老师喜获诺奖。亲爱的博友，得知这一消息，您是什么心情呢？您有什么想法呢？您是否看过莫言的作品？您觉得他的作品好在哪里？您觉得莫言是最有资格获得诺奖的中国作家吗？……愿大家畅所欲言哟   （注：“新华视点”是中国官方权威通讯社新华社开设的发布官方观点的一个新浪微博账号。）   应当说明的是，在这次莫言得奖之前，中国官方报纸对中国公众、尤其是对中国网民当中有关莫言是否应当得奖的争议进行了大量的报道。   有些报道甚至是难得的如实报道。例如，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日前在一篇英文报道中引用一位网民的话说：像莫言这样顺从迎合专制政权的人不配得诺贝尔文学奖。   *来自中国民间的祝贺*   莫言获奖的消息传来，许多中国人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这些人包括普通的网民，如   “bigbear水瓶座：还记得当年《丰乳肥臀》上市时，国人对这个大胆的书名的感情是复杂的：害羞、不屑、新奇、批判，同时又悄悄的热读。今天这本书的作者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短短的时间内，国人对文学作品的接受度和认同感大大增强。文学作为主观的创作，此次获奖也让中国文学被世界更大程度的认同。恭喜莫言”   “张颐武：这件事说明瑞典文学院是从大尺度，大历史、大空间看待自己的奖项，莫言的得奖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发展带来的结果，中国文明已经不能被忽视。莫言本人的成就当然是不得了的，从今以后我们可以淡定自信地面对一切了。中国只要发展的好，就会有更多的荣誉送来。这是必然的。”   向莫言表示祝贺的也包括重量级的中国作家、莫言的同行。国际间知名的中国优秀小说家 苏童 在接受新浪读书网站采访的时候，对莫言获奖表示了毫无保留的祝贺：   “莫言的这次获奖，当然是中国作家的成功，也更是文学、文本以及他个人文学特质的成功。诺贝尔奖的评委都是专家，以前总有人说“诺贝尔文学奖”带有政治性，我看未必是这样，这次莫言就是以他纯文学性的作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祝贺声中的抗议、讽刺*   在成为今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热议人选之际，莫言在中国公众、尤其是中国网民当中引起激烈的争议。绝大多数中国网民认为，莫言作为中国官方作家，时常跟公众反感甚至憎恨的中国官方亦步亦趋，没有伟大的作家所应有的道德和人性关怀，因此不配得诺贝尔文学奖。   在莫言获奖的消息传出之后，这种争议依然在继续：   “连鹏：恭喜莫言先生成为首位官方承认的获诺贝尔奖的中国籍人士。不乖的孩子得奖，就是煽动破坏，禁止谈论。乖孩子得奖，想必会被拿来炫耀吧：看，打孩子没错，我这种暴力家长做派行得通。莫言先生的才华和作品不能否认，但还是想说：服务于权力的文化不会繁荣，献媚于当权者的作家不会伟大。”   （注：连鹏，著名中文网络作家；他这里所说的“不乖的孩子”显然是指中国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目前，刘晓波依然在监狱中，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位被监禁的诺贝尔奖得主；其罪名是通过发布政治改革呼吁书“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十年砍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定调：莫言同志的获奖，充分证明了我党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文艺政策是英明的，充分证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繁荣的现实，也充分证明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文化事业能结出硕果。”   *莫言获奖，激发文学创作*   中国依然是一个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匮乏的国家，因此，中国的讽刺文学格外发达。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并且得到中国官方的褒奖，这一事实激发了许多中国网民文学创作的冲动：   “o0米兰喷嚏0o ：终于出了个名正言顺的诺贝尔，微博上就像过节一样 ～据说还是党员哦～～据说还是作协的哦～坐等开展向莫言同志学习座谈会和莫言同志先进事迹巡回报告会”   “余少镭：【通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鼓舞下，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的中国作家莫言获得了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战线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重要里程碑，是瑞典文学院对党十八大的献礼！从此，中国文学将全面进入‘莫言’时代！”   “巨扯：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将会发生有趣的事情：提拔莫言为作协主席，政府提供的海景别墅一套，解决他家人的农村户口问题，当地政府挂彩旗放鞭炮三天，莫言就读的中小学挂横幅‘莫言是我校的好学生’，媒体紧跟指令深挖莫言的各种事迹写成《莫言：感动时代的文学大师》。”   以上这些讽刺是明显的。但也有一些讽刺不那么明显，让读者捉摸不定：   “诗人小郑：莫言的《檀香刑》极度丑化中国，作品之恶心，骇人听闻！这正好适合外国人的口味！其实冷静下来思考，这就是真实的中国，莫言并没有污蔑，只是提供的信息不全面。一个大度的男人，就不要怕别人污蔑，怕别人攻击！丑化就丑化吧。只能支持莫言得奖了！”   “虫子和鸟：莫言获奖了。他是山东高密人，高密属潍坊地区。我们看看接下来这几天，作家们，文学机构们，政府官员们，媒体们，屁民们，山东人，外省人等等等等是怎么反应的吧。这才是当下真实的中国。”   *诺奖评奖与政治*   鉴于中国现在的官方政策依然是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官方所喜欢的“工农”大众（而不是被强迫拆迁、被剥夺土地无处伸冤的工农）服务，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决定把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自然导致许多中国人眩晕。   这些中国人认为，文学应当归文学，就文学成就而言，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明显高于莫言，因此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实在是有些莫名其妙。   以下这两则微博贴显示，眼下许多中国网民在努力从这种眩晕中挣脱出来：   “高万喜：好笑不？如果是村上春树得了奖，你还会这么认为吗？你大概一定会说，（莫言获奖说明）诺贝尔文学奖成了政治工具。你不能因为你支持的作者获奖，就把该奖项说的公正无私，或者因为你反感的作家获奖而又把该奖项贬得一塌糊涂。话说回来，此奖怎么可能与政治无关，你不如老老实实承认，这次是中国站在了政治顺风区”   “雅亨：正确答案：‘诺贝尔文学奖’有时候带有政治色彩，有时候实至名归。”   颁奖总是一种公关活动，引起的注意越多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今年的活动已经获得了毫无疑问的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