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

中共中央政治局周一举行研讨“十八大”报告及共产党党章修正稿的会议。令人关注的是，官方报道删除了有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提法，而强调要解决人民最关心的利益问题。有评论认为，中共高层试图在强化党治的前提下，为习近平的施政举措留下空间。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主持了周一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有关“十八大”报告及《中国共产党党章（修正案）》稿，将在通过修改后，向11月1日举行的中共十七届七中全会提交讨论。 但引人关注的是，当天的报道并没有提及有关《党章》修改的具体会议内容。另一方面，官方的传统宣传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没有提及坚持“毛泽东思想”而是以“全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作为开场白，转而强调“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等近、现代中共领导人反复提出的固有理念。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王军涛认为，当局显然希望在涉及高层人士变动的“十八大”上，能专注更为严峻的现实矛盾。但即便如此，敏感时期不再公开提及所谓的“毛泽东思想”，这本身也是一个不小的变化： “所谓改革开放主要是改毛泽东的东西，那么中国现在走到这步，毛泽东的东西早就破产了。邓小平是在毛泽东破产基础上往前走了、江泽民往前走了，而现在是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东西走不下去了。继续往前再改革应该是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把政治改革提到日程上来，但胡（锦涛）没有这个魄力。” 根据官方新华社的表述，周一中央政治局审议的有关“十八大”报告以及中共党章修正案，已在中共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了意见。报道还强调，下个月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要针对现阶段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围绕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作出规划和部署。 在北京的资深媒体人高瑜指出，中国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两大困扰社会进步的现实问题，而这两大问题与共产党体制所形成的利益划分都存在根本的联系： “当然是利益分配还有人民的权利问题，这是两个最基本的应当解决、应当关注的问题。因为现在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出版自由，传媒没有新闻自由。另外就是社会的不公正，改革的绝大部分利益都被权贵阶层攫取。共产党的性质因此而改变，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一个追逐最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以权力来保护他们攫取利益的一个‘官党’。” 高瑜还指出，由于当前中国共产党行政体制内部形成了官员把持经济决策以及经济利益划分的权贵阶层，共产党自身的腐败已实际上变成了阻挡中国发展最根本的瓶颈。高瑜认为，共产党在“十八大”期间强调党治，无疑是在寻找能继续执政的合法性理由，但当前种种社会矛盾，惟有在政治领域开启必要的改革才能得以解决： “社会分裂、贫富悬殊就是现在中国的现实。现在仍在加强中共的合法性，你的腐败怎么越反越多？越反越大？本身这些最突出的矛盾都是（中共）走的这二十多年的道路造成的。所以，只有政治改革。” 旅美政治学者王军涛则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自身权力矛盾以及利益分配达成妥协之后，继续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实际上是为新一届领导层预留下了施政的空间： “现在人们的思想分歧空前的大并且非常公开地在各个层面进行交锋。中国政治现在不能继续进行，实际上就是个‘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问题。我觉得，如果双方解读都既找到了空间有找到了否定对方的看法，恰恰是给未来的习（近平），接班之后的作为留下了一个空间。” 涉及中共高层人事变动的“十八大”将于下个月8日在北京举行。但在经济增势下滑以及受到薄熙来案件困扰的情况下，中共新一届领导层是否有魄力遏制党内腐败、开启政改则备受外界注目。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何平的报道

就在中国法院即将公布前中共高官薄熙来涉嫌的罪名之时，审查者和安全官员却一直在努力掩盖另一桩丑闻。这桩丑闻引发了针对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批评声音，并有可能阻碍中共挽回受损形象的努力。 今年3月，在薄熙来被解除重庆市委书记一职仅三天过后，胡锦涛最亲密心腹的23岁儿子驾驶着一辆黑色法拉利出了车祸。时间是凌晨4点，地点是北京一条因下雪而变得湿滑的环路上。 党内人士、国内记者和其他人士的描述为这起被掩盖的事件提供了新的线索。据他们说，驾驶者令谷当场死亡，另两名挤在车内的藏族女子重伤，其中一人后来死亡。 包括驾驶者名字在内的所有车祸细节很快遭到封禁。令谷的父亲、与胡锦涛关系密切的中国官员令计划，并没有因为儿子的生活方式遭到公开非难。相反，数月之后他被悄悄地转移到一个权力更小、但仍旧重要的党内职位之上。 中国力图赶在以11月8日开幕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起点的全面领导层调整之前，结束数十年来最剧烈的政治危机。而处置薄熙来、令计划事情的不同方式，强烈地彰显它在这一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 领导层试图将薄熙来描绘成一个例外情况。现在他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收受贿赂、搞不正当性关系，并在妻子杀人案受调查之际滥用职权。上个月公布的指控比预期更广，其目的似乎是要在公众对薄熙来所代表的滥用公权问题感到日益愤怒之际，恢复中共在公众心目中已经受损的公信力。薄熙来已消失于公众视野，据信处于关押之中，等候审判。 但法拉利车祸及后来的事情体现的是同样一些问题，如高干子女享受昂贵的奢侈品等。这说明中共是多么不愿意管束党内上层，除非这样做有政治上的便利。 薄熙来和令计划截然相反的命运也反映出，在即将离任和已经离任的领导人提拔门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与政治影响之际，幕后发生了怎样的纷争与交易。 3月18日凌晨的法拉利车祸发生之后，中国社交媒体在数小时之内便热议司机是一名高层领导人的儿子，并质疑他怎么开得起这样一辆车。更严重的是，网上还疯传车内人员是全裸或半裸。 车祸及掩盖车祸的行为增加了薄熙来倒台之后的不安气氛。薄熙来在军队和安全部队中均有支持基础。在后来的两天时间里，微博客提到北京安全部队出现异动。部分用户散布未经证实的传言，说出现了军事政变企图。 但是，就在薄熙来丑闻大白于天下的同时，中共封锁了有关这起车祸中驾驶者的所有信息。这名驾驶者的父亲是拥有强大权力的机构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负责管理中共领导人的日程安排、文件的出入以及安全事宜。 急救人员和记者被勒令噤声。有关这起车祸以及驾驶者身份的消息从互联网上被抹去。在车祸中受重伤的幸存者隐姓埋名。令谷在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同班同学被告知，令谷去了国外。令谷在北大的化名是王子云。 令谷的一个同班同学说，我们不相信这种说法。我们知道发生了严重的事情。他不可能就这么消失了。 知情的党内人士和中国国内的记者说，令谷的父亲令计划试图在中央警卫局的帮助下掩盖这次车祸。中央警卫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机构。 一名与中央警卫局有联系的人士说，令计划受到了批评，因为这件事应该由警方来处理。中央警卫局负责保卫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安全。 宣告令计划个人和政治生涯劫难的唯一官方信号出现在六个月之后──中国政府宣布，令计划被调到中央统战部担任部长，这是一个不那么重要的职位，负责管理中共与非中共团体的关系。 与薄熙来一样，令计划一度是将在今年秋天10年一次的领导层换届中获得晋升的热门人选。 一名与中共领导人定期见面并向他们提供建议的中国学者说，这件事不仅对令计划造成了不利影响，对胡锦涛同样如此，因为外界都知道他们关系密切。这让中共对有关薄熙来和新领导班子问题的讨论更加难以进行。 据令谷的同学们说，已经去世的令谷去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事发时是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学生。令谷最初保持了相对低调，仅对几个人透露了自己的背景，不过令谷的同学们很快意识到，他出身权贵。 令谷的同学说，他穿的是名牌服装，居住在私人的居所而不是宿舍，他上课常常迟到、早退。 一名知情人士说，令谷曾经炫耀自己从父亲朋友管理的一只投资基金那里获得了大量收入。 一名同学说，令谷不是纨绔子弟。他是个不错的人。但是他看起来确实很有钱，也有许多精英阶层的朋友。 令谷的一些朋友认为，令谷或他的父母可能不是出事的这辆法拉利的车主。但是有人看见过令谷驾驶宝马(BMW)汽车，据悉，令谷有几位朋友出自在商界和政界很有权势的家庭，他们曾经开着豪车飙车。这种家庭的子女在中国被称作富二代。在这个圈子里有朋友的人士说，这些人通常交换着开彼此的豪车，或是从高档汽车经销商那里借车来开。 据那些记得令谷谈论相关事宜的学生们说，令谷在北大成立了一个俱乐部，粗略效仿的是耶鲁大学的秘密社团“骷髅会”(Skull and Bones)。他邀请其他人脉广泛或成绩优异的学生加入俱乐部，但由于他知道中国当局不容许秘密社团的存在，他给这个俱乐部起了一个听起来冠冕堂皇的名字：战略及国际研究委员会。 他的同学们不能肯定法拉利汽车中的两名女子可能是何人。他们说，令谷交往过两名女性，但两人都不是藏族。 车祸中幸存女子的一位朋友说，这名女子20多岁，是一位西藏政府官员的女儿。这位朋友援引这位幸存者的话说，她是在车祸当晚之前刚认识令谷的，但和他不是很熟，她只知道他的化名姓王。她回忆说他曾说自己是从事投资行业的。 车祸中丧生的女子据说与令谷关系更为密切。据上述幸存者的朋友说，这名女子严重烧伤，死于7月或8月。 据这位朋友说，车祸幸存者需要至少做一次手术来止住内出血。这位朋友说：开始时，他们告诉我们她可能无法活下来。 据这位朋友说，受伤的女子说，车祸原因仅仅是因为在路面湿滑的情况下车开得太快。当时已经开始下雪。 对于有关当事人赤身裸体的报道，这位朋友感到很尴尬，所以没有问幸存者。但这位朋友怀疑报道的真实性，称受伤的女子不是会乱搞的人。 据知情的党内人士和中国记者说，对事故做出反应的警察和消防人员开始时难以确认令谷的身份，因为他的驾照上用的是假名。 内部人士说，在中共内部，这一车祸很快就成为了围绕即将进行的领导人换届和如何处理薄熙来的激烈争论的一部分。车祸是在重庆市前公安局长王立军逃至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仅仅几周后发生的。王立军向美国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讲述了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杀害一位英国商人的事。后来谷开来因故意杀人而被定罪。 在中共内部，薄熙来曾一直与一个以前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为首的派系是盟友。内部人士说，江泽民一直在努力确保自己的亲信被提拔进新的领导班子。 党内人士说，另一个由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为首的对立派系力争免除薄熙来的全部党内职务。这个派系中的很多人都是通过共青团升上来的。 不过，3月中旬的车祸意味着胡锦涛一派中的一位主要人物如今卷入了一桩丑闻，使令计划可能受到其他中共领导人的批评。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中国分析师、现任华盛顿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 International Studies)分析师的约翰逊(Chris Johnson)在一篇博客文章中写道，前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或许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虽然薄熙来下台的催化剂是曾在其手下任公安局长的王立军出逃一事，但他本人的一些行为也早已引发争议，包括掀起复兴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以及明显容忍其子在牛津和哈佛大学的奢侈生活方式。 与薄熙来不同，令计划并不是争议极大的人物，但他是个重要人物，因为他与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关系密切。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中国政治专家米勒(Alice Miller)说，上世纪80年代胡锦涛领导共青团时，令计划也在共青团内任职。 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中国问题专家薄智跃说，1995年，令计划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负责为胡锦涛准备阅读材料。 在那之后，令计划一直被认为是胡锦涛最亲近的顾问，并经常陪同胡锦涛出国访问。 2007年，胡锦涛力保令计划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委员会的370名委员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在法拉利撞车事件之前，人们曾认为胡锦涛试图安排令计划进入由25位中国最高领导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这个月刚刚56岁的令计划据说有望在2017或2022年进入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党内人士、外交官员和政治分析人士说，令计划今年秋季可能仍会进入政治局，但进一步晋升的机会已经大大减小。 撞车事件当天晚些时候，《北京晚报》简短报道了凌晨的法拉利撞车消息，但没有说明死者身份。报道中有一张撞毁汽车的照片，车身裂成了两半。 据知情人士说，撰写文章并拍下照片的一名消防官员最初以为这是一起普通事故，但后来受到申斥，其相机和电脑也被警方没收。 《北京晚报》的一名人员说，中宣部下令该报不得传播那张照片。警方、消防部门和几家当地医院均拒绝置评。 那篇报道很快从《北京晚报》的网站上删除。随着谣言开始在网上传播，“法拉利”和“法拉利撞车”等关键词搜索被屏蔽。 第二天，《人民日报》下属的民族主义小报《环球时报》报道说，一夜之间网上关于这起撞车事件的所有信息几乎全被删除，引发人们怀疑已死亡的驾车者的身份。 那篇文章也被屏蔽。撰写报道的记者拒绝置评。 JEREMY PAGE

柬埔寨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们的“太上皇”西哈努克至今住在北京。 西哈努克曾经在文章中称赞周恩来，说中国人提供的援助从来没有附加条件，这样的说法至今可以从柬埔寨普通人的嘴里听到——他们比我们离第三世界的历史更近，仍然相信那样的阶级感情。 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与中国有关的故事，汽车行驶在中国人援建的路上，大雨滂沱，泥坑满地，这颠簸的速度提醒我们，在这个离革命很远的时代，有更多的方式可以把这两个国家联系起来。比如，在柬埔寨拥有一片农场的中国商人、被歌舞团派来的杂技演员、讲一口流利中文的高棉族导游、曾逃难去越南的华人家庭……有的刚来几年，有的已生息几代。 我们来到他们的农场和车间，在他们的住处喝茶，在大雨中聊天，聊他们的生计与财富，聊两个国家的渊源。“老朋友”的说法已经成了笑话，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在了解一个国家之前，先和那里的人们成为朋友。 我的小孩必须学中文 苏马拉加，导游，1980年出生，柬埔寨高棉族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来到柬埔寨！”一下飞机，我们就被导游的中文水平所震惊，不仅字正腔圆，而且语气精准。只见他露出标准的微笑，弓腰，侧头，将我们引入车里，而高温被挡在车外，我们继续用中文交流，完全不觉身在异邦。 导游名叫苏马拉加，几年前参加过一次中文导游大赛，从六百多名选手中成功进入全国前十。从此成为接待外宾的人选，多次为高官担任导游。 他并没有中国血统，最初的中文老师是村里的一位华人老太。老太是红色高棉的幸存者，在那段残酷的历史里，“闭嘴”是她自保的方式——那时，说中文的人极易被当作有钱人或知识分子，送进监牢甚至地狱——直到20年后，所有人的生活重新开始，老太开口说话，开始教人中文。 小苏似乎很早就懂得，语言改变命运。高中时在餐厅打工，一有富余的钱还会用来补课学英文，不像两个游手好闲的哥哥，初中没毕业，整天拿妈妈的钱出去喝酒、和人打架。他们家一共有12个兄弟姐妹，这种大家庭在柬埔寨算是普遍，但经历过战乱，往往很难团圆。 2000年，一个东北医生来到暹粒开诊所，小苏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帮医生做翻译。最初他的薪水只有50美金，然后涨到80、200，一干就是五年多。“我跟那个赵老板，不是赵本山啊，经常聊天，没事就喝点二锅头，吃点花生米。” 在他准备换工作的时候，医院来了一位女病人，害了伤寒，住院一个礼拜。两人谈话很投机，开始约会。高棉族的小伙找到一位华人女友，算是一桩美事，小苏也觉得骄傲，“柬埔寨有一句话，只要她是我的老婆，不管怎么样都会见面。这就是缘分。”最后他把翻译的工作让给女友，自己去了中国人开的旅行社打工。 导游是柬埔寨的好工作之一，只有本国人才能考证，需要高中毕业，还要有基本的英文能力，尤其是在吴哥窟的所在地暹粒，90%的居民都以旅游业为生，五星级酒店的普通职员工资仅有一两百美金，但导游拿到五六百美金不成问题。但由于索贿成风，常常要委托中介疏通关系，没有两千美金很难拿下，遇到黑中介，还有可能被骗钱。但小苏没有找中介，他觉得自己肯定没问题，只是花200美金去上了5个月的课程。他妈妈去请老和尚算命，对方说，你家孩子有福气。 当上导游后的小苏依然保持着学习的习惯，每天带团早出晚归，晚上回来继续复习。“我中文没问题，但是知识面还不够。”他是个勤奋的年轻人，与多数安于天命的高棉人不同，他懂得上进，愿意付出，相信现世的哲学：人往高处走。因为工作需要，时常带客人进出吴哥窟，讲述柬埔寨历史上最辉煌的段落，这让他对于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相当虔敬。有时候游客在庙宇的废墟做出不当的举动，他无力阻拦，只好双手合十，向神灵致歉。“当地人都比较穷，但身为一个高棉人，骄傲的来源就是伟大的祖先，让柬埔寨这样一个小国家能让世界认识。” 68岁的老母亲也是虔诚的佛教徒，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给和尚送礼，跟着念经、打坐，“寻找觉悟之路”。年轻人不那么循规蹈矩，但至少会支持父母的信仰，开着摩托车送母亲去庙里，他觉得也是一桩善事。 佛教是柬埔寨的国教。国立学校里每天升旗降旗，校长都会先带着孩子们念一遍佛经；每个省会城市都有宗教广播台，由城里的有钱人赞助，和尚念经，提供宗教咨询。这些都塑造了柬埔寨人的性格：温和、老实、善良。外国人在酒吧街彻夜狂欢，他们依然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作息，顶多去本地的“啤酒花园”，也会吵闹也会打架，但未必会因为外国人多了就改变自己。 这个国家在现代化上的落后也是事实——电力不能自给，基础设施多靠外国援助，市场上流通着大量二手电器和汽车，农村水利设施落后，农作物大多只能一年一季，雨季一到，野草疯长，路边全是荒田。“中国的神舟九号跟天宫一号实现了对接，为什么柬埔寨没有这些东西，刚刚结束内战十几年，我们还需要时间。”小苏说首相洪森口碑最好的三件功绩是：修路、修学校、修庙宇。“人是离不开文化和宗教的，科学多么发展，不能没有文化的支撑，否则会用错方向。” 不过他也干过一件“离经叛道”的事，在自由恋爱尚未普及的柬埔寨，上演了一出未婚先孕。“那段时间很头痛，工作这边不能带团，老婆在家没人照顾，租了一个房子，家长都不知道。她接生那天，我一直在儿童医院等消息，出来之后就掉了眼泪，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做。”小苏的老婆产后三天就出了院，小苏也很快开始工作，赚钱买奶粉。五六个月之后，实在瞒不住，才正式结婚。他们编了一个故事，说小孩是别人遗弃在医院，由他们好心收养。可是孩子长得太像他了，丈母娘也许早就心知肚明。 第二个小孩出生以后，小苏夫妻已经小有积蓄，不愁吃穿，不仅能给双方家里寄钱，还开始为自己的小家买地。晚上闲时，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家人兜风，“吃一点鸭仔蛋，喝一点果汁，过得还是相当有味道。” 在柬埔寨的街边，我们见到许多吊床，摇晃着大人小孩酣然入梦。小苏说那是“发呆床”，农民农闲、城里人没事的时候，都乐得躺在里面发呆。他觉得这有点浪费时间，在他为两个儿子制定的教育计划中，早上是英语班，下午是高棉语的幼儿园，中文就在家里学，这有点像他自己的童年。他说教育是人的出路，尤其在柬埔寨，必须得学会中文。 再过十天，等砌好围墙，请和尚做一场法事，小苏的新家就完工了。在离母亲家100米的距离，他买了180平米的地，盖了一间80平米的排屋。 我在朝鲜当荷官 阿良，司机，1980年出生，柬埔寨第三代华人 阿良是我们的司机，上来就是一口粤语。我们准备坐他的车从金边去往柬埔寨的东北，车程7小时有余。出发之前，他找来几个大塑料袋，把我们放在皮卡后车厢的行李包裹起来。时值盛夏，已是柬埔寨的雨季。 在柬埔寨听到普通话、粤语和潮州话，都不奇怪。自宋元开始，就有中国人移民至此，新中国成立，也带来一拨移民高峰，如今这里最活跃的商人亦来自中国。正是一口流利的汉语，让阿良得到了这份工作，也曾把他带去朝鲜。 1999年，阿良19岁，从姐姐的朋友那里听说有朝鲜雇主在柬埔寨招工，便去报名。招工者是建在中朝边境的赌场，属于香港大亨杨受成的投资，因为主要考察中文，阿良顺利入选。在那之前，小学五年级便离开学校的他像流氓一样混在街上，用他自己的话说，“很坏蛋”。 他带着205块美金离开家，去看世界。和他一样，很多柬埔寨年轻人都选择出国挣钱，小一点的去韩国出海，年纪大了就近去泰国，收入都比国内高。但阿良很快就发现，他要去的朝鲜是眼下这个世界里最为奇异的存在。 赌场位于朝鲜半岛东北端的罗先市，紧邻罗津港，除了山除了海，什么都没有。封闭培训三个月，逐一教学百家乐、轮盘、21点的游戏规则，因为主要客源来自中国，全程都只能说中文，说漏嘴了会被罚钱。每天的饮食是泡菜、冷面和酱汤，“对朝鲜人来说，只要有米饭，就是好菜了。” 正式开业那一天，阿良见到了王菲、谢贤，“本来还有成龙呢。” 由于表现出色，阿良负责给前来剪彩的杨受成发牌，老板每把都押几十万，最后留下一大笔小费，但这些钱最后被赌场抽走大头，还是进了老板的腰包。赌场每月的小费收入高达十万美金，最后分到阿良手里，也就八百块人民币。有些荷官因此铤而走险，和客人约在赌场外交易，但柬埔寨人不敢，远在他乡，他们冒不起这个风险。 在赌场的工作很单调，一坐就是八小时，每天三班倒。后来阿良被调去电视房做监控，老千偷牌、客人打架，他都看在眼里。他说，电视房、账房和赌场互有意见——赌场输了钱，账房不乐意；电视房老查事，赌场也不开心。赌场的李经理曾经来找他，希望他透露一些内部消息，但他不肯。同事们都不喜欢这个经理，背地里管他叫“李老头”，还有人曾经威胁要叫自己的黑社会朋友来收拾他，而阿良报复他的手段，只是在电视房里用镜头照着他的光头。“李老头”以后每次见到他，都阴阴地说：“阿良，你好啊你。” 不上班的时候，阿良和老乡们不是窝在房间睡觉——他们的床下储备了丰富的方便面、啤酒等口粮，就是出去喝酒。“每天数着日历，像坐牢一样。” 曾经有一个输了钱的客人撕掉一张朝鲜纸币，丢在垃圾桶里，被清洁工发现之后举报给领导，赌场立刻关门，直到把那个客人查出来，因为纸币上印着他们的领袖金日成。“去了朝鲜才知道什么是苦什么是甜，柬埔寨再怎么样也好过朝鲜。我们是很开放的国家，这么自由。” 柬埔寨人花钱大方，不像朝鲜人和中国人懂得存钱，前者把钱上交政府，后者寄回老家。尤其初出国门，阿良他们对汇率没有概念，觉得一百人民币和一百柬币一样，花个几百一千都是小钱，一年以后才意识到，“再不存钱就只剩内裤回去了”。 很多钱都是花在女人身上。在阿良他们到达之前，赌场的荷官以女人为主，大家听说有一帮柬埔寨男人加入，都很好奇。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姑娘，非常大方，有时候借宿在男生房里，就用窗帘把床围住，把鞋子藏在床底，防止经理查房。而朝鲜本国的姑娘不敢谈恋爱，因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开除。“李老头”常说，“你们这些柬埔寨男人，真坏啊。” 阿良也谈恋爱，对方经常帮他从中国买东西带过来，他过意不去，就请女孩喝酒吃饭。和姑娘们喝酒，柬埔寨人完全不是对手。起手就要干杯，没喝完就要罚三杯，65度的老朝阳白酒，阿良还要掺着可乐喝，即便对方喝白的，他们喝啤酒，最后喝倒的还是他们。“钱也花了，妞也泡了。”每次讲到这里，他都会哈哈大笑，“他妈的，挺有意思！” 年轻人的玩乐总是一时的沉溺，两年期限一到，柬埔寨的荷官全部选择回国，女朋友们伤心欲绝。在他们回国前一个月，同事们天天喝酒，轮流请客。阿良的女朋友一直哭，也劝他，继续干吧，回去干嘛。 电视房的经理也一再留他，但阿良还是带着好不容易存下的一两千美金回国，顺道去北京玩了一趟，花掉了其中的七八百。 一年之后，阿良作为唯一的老员工重返赌场，也是因为经理赏识，否则一般不会让短暂离开的员工重新入场，担心他们拿内部秘密去和客人勾结。老朋友们热烈地欢迎他，他又再次谈起了恋爱，结果干了一年又再次回国。第二任女友对他念念不忘，总是给他打电话汇报近况。那女孩后来也离开赌场，回到延边，又去了日本。“我也没多问她去干嘛”，在走回宾馆的楼梯上，阿良仿佛很乐呵，自顾自地唱起来，“黑溜溜的黑眼睛和你的笑脸……” 目前，在柬埔寨与泰国、越南的边境处有很多赌场，金边市内仅保留一家。阿良也想过继续做这一行，他很自信，“我的简历拿去报名，肯定会要我。”但考虑到赌场的工作既重复又要熬夜，工资也不高，还不如现在给广东老板做司机，可以见识不同的人和事，顺便练习自己的普通话和粤语。 现在的老板也常鼓励阿良出去跑业务，但他似乎跑够了，一心求安稳。“这两年结了婚，不想去哪里，不想离开我老婆。”我们在半路停下吃饭，他的老婆就发来一条肉麻的短信：“好想你，好想抱你”。平时在家里，他鼓励老婆多看中文电视台，不要看泰国、越南那些没有营养的电视剧。等他有钱了，想带老婆回一趟老家广州花县（现花都区），“你们的机场不是要搬到那里去吗？” 在柬埔寨的大雨里，阿良重新讲起百家乐的规矩、赌场的猫腻和自己的爱情，好像在复述一部电影。中国的客人们听得目瞪口呆，餐厅小妹在一旁羞涩地笑，自作主张打开音响，被阿良迅速制止。他的电影不需要配乐，有这雨声就够了。 能活下来就是福 余翠萍，餐厅老板，1945年出生，柬埔寨第三代华人 西哈努克港是柬埔寨最大的港口，有全国最好的沙滩。有一座岛还被俄罗斯老板租下，准备开发成娱乐城，已经架上跨海大桥，租期99年。 在桥的这一边，有一家海鲜餐厅，是附近唯一使用中国厨师的饭馆，开店已12年。这里生意兴隆，顾客以华人为主——华人会赚钱，也会享受，而柬埔寨人认为海鲜肉少、又贵。 白天在这里做主的是一位67岁的余翠萍老太，佝偻着腰，但健步如飞。她能讲柬埔寨语、中文和越南语，随时切换频率，招呼不同的客人。20世纪60年代，她曾作为翻译接待过前来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90年代，她也当过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翻译。晚上，她的女儿从银行下班，从市里赶回店里，负起女主人的责任，她同样掌握这几门语言，但普通话发音不如妈妈。她出生在越南。 1975年，红色高棉占领金边，消息灵通的本地人迅速四处逃散，其中也包括余翠萍一家。她的祖父从东莞迁移至此，家境不错，还雇了来自越南的佣人和厨师——这也是她会讲越南语的原因。家里8个兄弟姐妹在那时跑散，如今有6人留在美国，因为会讲越南语，余翠萍跟着越南人混过了边境，后来她在难民营找到父母，病魔又很快让他们分离。 “生活不成问题，就是苦一点而已。只要安分守己，不抢不偷，就没什么”，在越南十年的难民生活被她一笔带走，她总是讲，“不管那些国家大事，到处都是生活，保存自己就好，去到那里，就是求安。能够活下来就是福。” 余翠萍回忆，在她读书的时候，老师会讲毛泽东思想、国际主义精神，“周总理和西哈努克的关系非常好，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们都是一股爱国的心。”但眼看周围的人奔去革命的中心，都死在了战场，红色高棉的歧路仿佛一场噩梦。 在生命和历史狭路相逢的时刻，语言是最好的通行证。因为能讲越南语，她在越南排华时期也未受影响。1985年，柬埔寨边境重新开放，余翠萍选择回国。这个时候，原来的土地和房子都不复存在，一切档案也几近湮灭，大家都是两手空空。她只能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她向官员陈述自己出生于何时何地、籍贯在哪、亲戚是谁，重新成为一个柬埔寨人。 回国后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中文老师。丈夫先是出海打渔，后来上岸从事电器维修，来到西港投奔亲戚。这个小康之家开始缓慢地重建。 余翠萍的儿子不幸早逝，留有一个独生女在身边。女儿很争气，毕业于金边财经大学管理系，在银行工作了17年，已经是联合银行西港分行的行长。“我不希望她搞政治，希望她从商。我们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 母亲用语言保命，女儿则用语言立业。正是因为精通多门语言，余翠萍的女儿得到老板的信任，老板把餐厅所在的这块土地委托给她管理，让她自负盈亏。如今，餐厅的收入已是她工资的三倍。因为工作太忙，她也只要了一个女儿，现在4岁。 “我们太平凡了，不值得一提。”余翠萍说在柬埔寨很容易讨生活，没什么压力，“这里空气很好，人口也少，吃的新鲜，没有天灾，下大雨不会涨水，连台风都没有，周围都是岛，以后不想再去别的地方了。” 来自： also57 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10月19号，正在美国访问的达赖喇嘛来到纽约城市大学的亨特学院与师生和华人学者座谈。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指出，共产党以武力“建设和谐社会”，只能让人恐惧、摧毁信任。他鼓励海外留学生用两只眼睛看世界，冲破过去的洗脑教育。 图片：这是达赖喇嘛（右2）近两年第二次来到纽约城市大学的亨特学院。亨特学院座谈会由本校邝治中教授(左1)、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右1），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诰烽教授（左2）促成。（紫荆摄） 这是达赖喇嘛近两年第二次来到纽约城市大学的亨特学院，此前一天他刚刚在西康州大学演讲。按照惯例，亨特学院请一位中国学生送给达赖喇嘛一顶学校的帽子。他指着自己的头让学生给他戴上。 亨特学院座谈会由本校邝治中教授、纽约城市大学夏明教授，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孔诰烽教授促成，主题是“从中国的道义论理谈共同基点的问题”。 达赖喇嘛说，藏人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音乐，在历史上曾经关系很近。他认为，共产党被自己的权力宠坏了。毛泽东自己的所作所为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达赖喇嘛：“共产党的做法没有道德准则，如何能自我约束呢？所有权力都在你手里。中南海的领导人，只在乎钱和权力。” 他喜欢敢于批评大跃进的彭德怀：“我喜欢彭德怀，话不多，但是讲真话。不像周恩来狡猾，能说会道。” 达赖喇嘛说，胡锦涛上台以后的口号是“建和谐社会”，他听了还挺高兴的。但是发现具体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却不是理解和信任，而是使用武力。武力只能让人恐惧，破坏信任。现在有这么多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等等，都提出中国需要政治改革。 达赖喇嘛说：“有的中国官员把我说成’魔鬼’。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是在意大利一个城镇，记者说，中国官员把你说成魔鬼，对此你有何评价。我马上回答：我头上还长犄角呢。（笑）（观众哄笑）” 他对在国外学习的中国学生说：你们现在有机会使用两只耳朵，两个眼睛。中国太多的信息控制，想以此来洗脑。这是不道德的，必须停止。 达赖喇嘛：“官方版本和现实差异很大。13亿中国人民有权利知道真实的情况。人们知道真相以后，有能力辨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另外，达赖喇嘛提到，中国的司法必须按照国际标准。现在中国的工人、农民非常苦，没有任何保障。当地官员腐败，新闻不自由。他近期经常接见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了解到乡下人有了冤屈无处申诉。 达赖喇嘛：“这些可怜的人，没有保障。我感到非常悲哀，听了眼泪都要流出来。几百万的人是这样的境况。” 达赖喇嘛称现场的中国学生是中国的未来，需要为改变这一状况而努力。 尽管达赖喇嘛宣布退休，不承担政治职务。他表示将继续宣传人的基本价值，促进宗教和谐。“21世纪的佛教徒不应该只做表面的仪式， 而是要学习佛法的真意，而且要融入自己的生活和思想中。” 这是达赖喇嘛2010年5月在亨特学院接受校长奖章之后，第二次来到这里。很多藏人学生和民众也前来听讲。当天下午的讨论会之后，达赖喇嘛接受了亨特学院的荣誉博士学位。纽约是达赖喇嘛美国之行六个州的其中一站。星期天，他将在林肯中心的费舍厅（Avery Fisher Hall）主持佛学布道。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