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在实践中走到如此极端的地步？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为什么对共产党自己建立的制度持如此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换句话说，文革实践最终的理论合法性何在？受话语环境和知识范围的限制，中国大陆对文革的研究至今并没有对这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展开深入讨论，而主要是努力恢复历史真相，促进对文革历史的公众意识的培养，并澄清文革政治文化和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本文考察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对和宇宙论相关的自然科学的讨论，尤其是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时空是否有限。大量的历史材料说明，这种“科学”讨论和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起源和发展在时间上是完全重合的，在内容上是密切相关的。上个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正好是国际科学界对宇宙的微观和宏观的基本秩序热烈讨论并有重要突破的时候，而毛本人和他的追随者对相关讨论不但表现出浓厚和迫切的兴趣，而且力图参与这些讨论或者在中国的语境下对这些讨论作出自己的回应。本文认为，这种“科学”讨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被玄学化甚至上升到宗教信念的高度，可以说是从一个最终极的意义上——即文化大革命符合宇宙的根本规律——为文化大革命寻找合法性。这就使得文革从根本上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路线斗争和政治清洗。 　　 （本文发表于《领导者》2013年10月总第54期，由笔者2006年发表于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Modern Asian Studies （《现代亚洲研究》季刊）上的英文论文缩写而来。某些部分有所增加。原文题目是Ideology and Cosmology-Maoist Discussions on Physics and the Cultural Revolution，有近2万字，并收集在美国列克星敦出版公司2012年出版的Mr. Science and Chairman Mao‘s Cultural Revolution一书中。原文有大量注释。） 　　 意识形态的玄学化 　　 从理论上了解文化大革命，离不开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一套概念。毛泽东自己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文化大革命，而后者在他看来又比前者更重要。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毛选》中有一系列比较完整严密的理论阐述。但关于文化大革命，至今我们所看到的是毛一些零零星星的讲话和书信，尤其是到晚年的只言片语，以及反映了他的思想的一些决议，可以说是有明确的观念和主张，但缺乏系统完整的论证。 　　 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这种理论完整性的缺乏，是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根本谬误所造成的理论困境。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将长期存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激化。但根据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逐步消失的历史阶段，这样才会通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斯大林的“肃反”针对的是内奸，间谍和叛徒，其理论基础不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还会有阶级斗争，更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自己的对立面。这是斯大林的肃反和毛泽东的政治运动之间理论上的根本差别，也带来了苏共后来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根本不同。苏共领导人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已经消灭了阶级对抗的基础；毛泽东则坚持社会主义下阶级对抗会从内部不断产生，而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而更加激烈，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专政下不断革命，继续革命。 　　 那么毛泽东这个理论的根据又何在呢？如果对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做一些考察，稍稍浏览一下当时的报刊，不难看到意识形态话语的玄学化，即越来越多的哲学概念和术语进入意识形态，直接为政治概念背书，甚至取代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玄学化的倾向其实从违背科学规律和生活常识的大跃进时期就出现了，到文革前泛滥成灾。从文革时的报刊资料来看，那时的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哲学化”的国度，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普通劳动者，从炼钢炉到麦田和岗哨，人人都会熟练使用所谓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概念来指导具体工作，即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对立面的相互转化等等。在具体阐发文革意识形态的场合，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观点最有力的根据常常首先就是辩证法的这些基本概念而不是社会现实。毛泽东关于文革的很多讲话充斥着哲学名词，甚至直接源于哲学概念，这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论证很不一样。 　　 笔者认为，正是文革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难以找到合法性这个理论困境迫使毛泽东本人和毛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把意识形态玄学化。所谓毛主义者指的是那些文革之前和文革中阐释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既包括陈伯达，康生，林彪和四人帮这些高层领导人，也包括形形色色的“理论家”和“写作班子”的文员。他们对毛泽东文革思想的阐释甚至发挥，在实际影响上构成了毛主义文革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毛本人言论中理论性的不足。 　　 所谓意识形态玄学化不但指用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代替社会科学的分析，即把一分为二，对立统一，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等概念直接转化为政治话语，从这些概念中推导出社会主义社会还有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这个结论，也指毛本人和毛主义者从哲学角度出发对当代科学的讨论，即所谓的“自然辩证法”，企图用科学来论证玄学化的意识形态，这是本文探讨的中心问题。简要来说，毛主义认为对立面的存在以及矛盾和斗争是宇宙和自然界的根本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根据这个规律，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还有对抗性矛盾，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是从这个根本规律出发，所以即使在经典马克思主义那里找不到根据，或者更重要的是，哪怕在实践中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文革也是正确的，必须坚持的，因为它符合宇宙的根本规律。 　　 利用当代科学把意识形态玄学化，对科学问题的讨论在知识论的意义上成为文革意识形态最深层次的结构和基础，这是对文革的研究中至今为止很少有人注意的重要问题。这里的当代科学指的是和宇宙论——即人对于整个宏观和微观宇宙的基本秩序的探讨——有关的科学，尤其是物理学中的基本粒子，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这三大学科。历史的巧合是，上个世纪中期，毛泽东酝酿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阶级斗争的理论时，正好是物理学上述分支取得一些重要进展的时候，为在微观和宏观上解释宇宙的来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观点。而毛主义宇宙论完全立足于哲学推论，它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物质，物质的存在形式是运动，运动的根源是对立面的矛盾和斗争；它相信矛盾和斗争是永恒的，所以物质一定永恒的，其存在形式在微观和宏观上一定都是无限的。 　　 根据这些观点，毛主义相信物质无限可分，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无始无终，凡是符合这些观念的科学发现或研究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相反就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和反革命的。不但如此，任何自然科学研究如果推导出到了自然现象的一定层次，在微观还是宏观上都难以找到人类理性所信赖和想要发现的“真相”和“规律”，就会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而拒绝，因为马克思主义自称建立在对于整个客观世界的基本规律的把握的基础上（这就是所谓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的僭妄”）。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最初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是如此，因为这个学派认为到了量子这个层次，“规律”和“真理”都无处可寻。所以，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一种回应，但更大程度上是和那个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发展有关，结果是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基本粒子，相对论和天体物理学这些探讨物质基本结构和时空维度的科学成了政治上敏感的学科；物质是否无限可分和时空是否有限成了政治问题。 　　 本文从大量材料中攫取最有代表性的部分，考察从五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毛主义对和宇宙论相关的自然科学的讨论，尤其是物质的可分性和时空的维度，揭示这种“科学”讨论和毛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论述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时间上和内容上的密切关系。本文的结论是毛主义对宇宙论的讨论构成了文化大革命意识形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甚至可以说是从一个最终极的意义上——即文化大革命符合宇宙的基本规律——为这个史无前例的灾难寻找合理性。 　　 物质无限可分——毛主义关于基本粒子的讨论（1955~1965） 　　 毛泽东关于基本粒子无限可分的观点是毛主义关于宇宙论的讨论中最重要也最早出现的一部分。它由毛泽东本人直接发起和推动，最初出现于五十年代中期，正是毛开始思考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时候。毛本人的有关谈话最早可以追溯到1955年一月中央书记处一次关于发展中国核工业的会议。毛问在场的科学家原子由什么组成，钱三强说是质子和中子，毛又问质子和中子由什么组成，钱答现在科学还没有发现。毛说根据“一分为二”和“对立统一”，质子，中子和电子一定可分，现在人们不知道是因为科学条件还不具备。毛强调说“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 　　 很多人认为“你们不信反正我信”这句毛的名言是他在七十年代初就党内还会不断产生路线斗争这个问题说的，其实这句话的时间要早得多，针对的也是完全不同的问题。但是，两个场合同一句话，跨越了二十年，说明物质无限可分和党内路线斗争在毛那里是同一个“宇宙根本规律”的不同表现，正体现了在他那里“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你们不信反正我信”则说明在毛这是一种信念，有没有证据其实不重要。1957年十一月，毛在莫斯科世界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又大谈基本粒子的无限可分性，以此说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对立面，并建议各国共产党都要宣传这个道理。这是毛第一次把基本粒子问题和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直接联系起来。 　　 六十年代上半期，就在毛泽东逐步发展对社会主义社会下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些论断的同时，基本粒子无限可分这个问题在他的哲学思考中占据了越来越突出的位置，在很多场合阐发。1963年下半年某个时候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读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物理学家坂田昌一1955年发表的关于基本粒子可分性的文章后大加赞赏。1964年一月在会见美国记者斯特朗时他说基本粒子可以一分再分，电子也可以再分，这是辩证法的核心。同年八月，毛在北戴河召见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和龚育之等理论家，特别对物质无限可分问题做了很详细的谈话。他提到列宁也认为物质无限可分，用中国“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古语来论证，还褒扬了坂田。此外，他明确说“世界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都是无限的”。 　　 就在作了这次谈话一周后，八月23日，毛会见了在北京参加国际科学会议的科学家，坂田也在其中，毛和他见面时赞扬了他的观点。第二天，毛又在中南海召见了哲学家于光远和物理学家周培源，作了长篇谈话。毛开门见山，对他们说找他们来就是为了讨论坂田的文章。毛这次谈话除了再次强调基本粒子无限可分，宇宙在时空上都是无限的之外，还提到了一些更具体的科学问题，例如宇称守恒和不守恒。他说过去人们认为宇称守恒是绝对的，但现在发现也有不守恒，守恒和不守恒是统一的，但也有守恒完全被打破的例子。他据此提出质量和能量是否也有不守恒的时候，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稳定的。他举了华裔美国科学家杨振宁和李振道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杨李为此得到了诺贝尔奖）。 除了物理学，毛还提到了生物学，认为唯物辩证法也应该应用于细胞的研究，说细胞内部也分为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质，还说细胞之前一定有非细胞，细胞是由非细胞辩证转化来的，有一个苏联女科学家已经发现这个辩证转化。毛这里提到的“苏联科学家”应该是奥尔加 李普辛斯卡娅，(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