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2007年，中国民主党人在海外从新集结，当年6月4日在美国罗德岛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总部，推选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徐文立为主席。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向代表大会发来贺电，美国报纸刊登报道，称该党是“中国的新希望”。 然而，中共政权对“中国的新希望”实行严酷的镇压。近日发表的《中国民主党人人权报告》，列举了至今被关在监狱中，以及虽然刑满释放，却遭严密监控、行动和言论完全失去自由的党员干部名单。他们中，除了王炳章外，还有：柏小毛、陈卫、陈西、陈树庆、高洪明、韩立法、何德普、秦永敏、余万宝、王荣清、王东海、吴义龙、谢长发、刘贤斌、廖双元、徐万平、查建国、朱虞夫、杨天水等三十五人。这些人几乎都是国际间最为关注的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他们在监狱中无一例外都遭受酷刑，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如出狱后“被自杀”的湖南邵阳的李旺阳。 中国民主党在其《党章》中写道：“中国民主党的性质为宪政民主政党，以和平理性的方式推动中国的政治制度变革，使中国大陆成为进步的宪政民主国家，这是本党现阶段的主要目标。”“中国民主党的首要目标是：谋求通过制宪会议，推动全民直接选举，争取在各级议政和立法机构中拥有合法的独立席位，在中国结束一党专政，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国的民主转型。” 就是这样一个和平、理性的政党，因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组党，被中共政权立即将其宣布为“敌对组织”。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说道：“近来有一个动向，就是国内外的敌对分子相互勾结，策划所谓‘合法组党’，实际上是想在中国搞出一个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反对党，。我们要保持高度警惕，必须坚决彻底地粉碎他们的这种企图，切不可心慈手软。”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未见对中国民主党人的镇压有丝毫放松。在今年“两会”期间，传出多位中国民主党人士在监狱中病情恶化，得不到治疗的消息。病重的浙江民主党人士朱虞夫，他的弟弟和妹妹不得不前来美国向联合国和美国国会求救。北京的民主党人士查建国在两会期间被押送出北京，送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岛三亚市看管。 《中国民主党人人权报告》已经翻译成英文等各种文字，送交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国会和国务院、各国政府和议会。今年是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第一次发布《人权报告》，今后每一年都将发布上一年的人权报告，让全世界了解中国民主党人在中国遭受何等残酷的迫害。

原文地址： 什么是民主国家 ? ? ? 作者： 自由之声 蜜石榴 【什么是民主国家？】一， 言论自由 ；二， 司法独立 ；三， 开放党禁 ；四， 公开民选 。     麦田的兜儿 转发[ @天涯乔木 : 其实也别老说什么正路邪路之类莫名其妙的话 ， 人们的要 求 很简单明了，你把你家孩子 往哪条路上带，也把老百姓往哪条路上带就行了。这个标准最简单 ……

雖然在諸如「烏有之鄉」左派網站上充斥着對文革「大民主」的歌頌，但民主運動主流追求的是憲政、法治的民主，而不是最高領袖恩賜的，為上層政客爭權奪利、火中取栗的所謂「大民主」。 （編者按：此文為徐友漁「文革反思」系列之六，系列一至五請見本刊第38-39、41-43期） 文化大革命對於一些親身經歷者的最可懷念之處，對於一些未曾經歷者的最大魅力，是它的「大民主」。民主，在 1949年之前的國民黨統治時期是多與少的問題，在 1949年之後的共產黨統治時期是有與無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似乎是一個反例，毛澤東在文革中不但給予中國人民主，而且是「大民主」。那麼，文革到底是一場災難、浩劫，還是「人民的盛大節日」？ 對文革的「大民主」作出準確說明和正確評價，對於文革思考和硏究是難度最大的問題。 所謂「大民主」，就是群眾享有「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這「四大」具有太強的中國政治運動意味，簡單直白地來說就是有言論自由，但這裏說的言論具有揭發性、批判性，主要是針對上級或權威。 就特定的範圍、特定的條件、特定的意義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享受了「大民主」。在平時，老師對於學生是具有權威的，校長是高高在上的，但在文革中學生可以給他們寫大字報，揭露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把他們說成是階級敵人和牛鬼蛇神，開會批判鬥爭；在平時，黨的各級領導幹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反對某個具體的領導就是反黨。1957年的反右運動的政治邏輯就是如此，55萬給領導提意見的人成了罪人。而在文革中，批評領導，把他們說成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對之「炮轟」、「火燒」，卻得到了「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支持和保護，而對群眾批評的壓制本身就構成了「鎮壓群眾」、「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罪名。 在文革之前，群眾對於領導的官僚作風和特權享受心存不滿但卻沒有渠道表達，學生對於枯燥的教學、沉重的作業負擔形成逆反心理而得不到宣洩。文革似乎是徹底的改變，生活好像是陽光燦爛的日子，心情是舒暢的、解放的。不過絕大多數人沒有想到要批判現存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沒有想到要批判「偉大領袖」毛澤東，他們想批判的只是自己的師長、頂頭上司，最多是本部門、本地區的領導者。而在一般情况下這些都沒有問題。所以人們真心誠意地認為「言者無罪」兌現了，文革實行了「大民主」。 文革中人們的要求、眼界和認識水準都相當有限，往往沒有觸及「大民主」的界限和條件，因此完全沒有思考過「大民主」的本質。現在我們來看看，文革中的「大民主」到底是什麼。 首先，這種「民主」不是保障人民權利的，真正貫徹實行憲法、法律性的規定，而是毛澤東用來發動群眾打倒政敵，在黨內搞大清洗的手段。文革中江西有個當了造反派紅衛兵的中學生李九蓮，因為在給男朋友的信中和日記中表達了對文革的懷疑而以反革命罪被捕，最後判處死刑。作家胡平在記述她的遭遇時，對於文革中的「大民主」這麽說： 「他老人家想放時，能放得洪水滔天，不可收拾；他老人家想收時，能收得萬馬齊喑，百雀禁聲…… 平民百姓呢—— 打倒劉少奇了，你就有批判劉少奇的自由，林彪是「副統帥」了，你就有敬祝他「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自由，林彪葬身溫都爾汗了，你就有說他是個逃兵、是個常敗將軍、鴉片槍將軍的自由…… 在文革十年裏，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對於人民來說，只像是鋼板與影印機，刻上什麽，就是什麽，要複（印）的是什麽，就是什麽……」 當人們津津樂道於文革的「大民主」時，他們沒有想過，或者根本不知道，文革中有一個以《公安六條》著稱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規定》，其中第四條說，攻擊毛澤東和林彪的，是現行反革命；第五條說，利用大民主散布反動言論，要鬥爭，或交公安部門處理。 文革中有一條非常普遍的罪名，簡稱「惡攻」，即「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因為不滿毛澤東、林彪或江青而在這條罪名之下被逮捕、判刑的人超過10 萬。在上海，因為「炮打張春橋」而被加上「反中央文革」罪名的案件多達20 多萬起，受株連者達100 萬以上。 文革中，小至支部書記，大至國家主席劉少奇，都可以批判，都可以提出打倒，看起來這種民主大得很，但這只不過是投合了毛澤東的心意——事實上，對於劉少奇的攻擊，本來就是毛澤東發起和慫恿的。對於打倒劉少奇和其他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文革後有反省的人認為那不過是被利用當了馬前卒，沒有反省的人則是「好漢專提當年勇」：「老子文革時連省委書記都敢打倒！」 實際情况是，文革中不但沒有發表不同觀點的自由，而且沒有表達任何獨立思考的自由，連自以為體會和發揮毛澤東思想的嘗試都不允許。我們來看看文革中因思想和觀點而遭難的三類人： 第一類，探索和堅持真理的人。遇羅克，批駁「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張志新，不認同「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李九蓮，認為「劉少奇的很多觀點符合客觀實際和馬克思主義」，他們都被判處死刑。 第二類，力圖引申和發揮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堅决主張打倒「走資派」和官僚特權階級，力主把本地區或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人，例如寫「中國向何處去」的楊曦光（湖南），發表「一切為了九大」的「中學生串連會」成員（上海）等，他們都被抓捕，有的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第三類，站在正統的立場，自認為有責任替毛主席把關、掌舵，强調儘管有文革，共產黨的天下還是共產黨的天下，權力結構不允許變動的人，比如清華大學四一四派成員，「四一四思潮必勝」的作者周泉纓，其下場是被批判和抓捕。 當然，毛澤東要假戲真唱，在放網之後，收網之前，專政機器在短暫時間和個別地方出現了停轉的情况，給極個別的人提供了傳播獨立思想的機會。楊小凱在《牛鬼蛇神錄》中就講了一個這樣的故事。但是，這種事例在文革中寥若晨星，而且，稍一收網這種人就遭逮捕和處決。 文革確實使不少青年走上獨立思考的道路，但是，這與其說是文革「大民主」的積極效果，不如說是以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或青春為代價附帶產生的客觀效果。 「大民主」因為文革之後復出的掌權者蠻橫無理的取締而更加為人們懷念和嚮往。文革後重新上台的領導人一度大力支持以西單「民主牆」為象徵的「大民主」，因為他們需要民意的支援，也需要利用民意與當時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華國鋒及其支持者爭奪權力。但是，當西單「民主牆」上出現魏京生的大字報，批評鄧小平是獨裁者時，他們對於「大民主」的態度從利用變為取締。 1980 年8 月30 日，在全國人大五届三次會議上，通過了《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四十五條的决議》，取消了1982 年憲法第四十五條中關於公民「有運用『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權利」的規定。不過當局對憲法中「大民主」條款的取締並沒有終止人們對於民主的渴求和爭取，自上世紀80 年代以來，要求民主的呼聲此伏彼起，始終 不斷。 自1949 年以來，中國的政治生活中就存在兩大重症，一曰民主缺乏症，一曰民主饑渴症，對於不清楚真正的民主為何物，只是經歷過或聽說過「大民主」的中國人來說，文革的「大民主」是值得嚮往和爭取的。 但是，文革已經過去了30 多年，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社會思想主流不但深入探討了民主的實質，而且正在把握民主的操作細節。人們不但明白民主的價值與作用，而且明白民主的界限和條件，尤其明白民主需要法治來界定和保障。如今，雖然在諸如「烏有之鄉」左派網站上充斥着對於文革「大民主」的歌頌，但民主運動主流追求的是憲政的、法治的民主，而不是最高領袖恩賜的，為上層政客爭權奪利、火中取栗的所謂「大民主」。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

文／沈志華 解放軍蘭州軍區某裝甲團演習過程中對黨旗宣誓 中共建政前後兩次提出又放棄了新民主主義。如今，歷史詭異的重複，中共能否抓住政治改革最後的機會？ 近年來，以劉源、張木生為首的部分中共紅二代重提新民主主義，並期望以此影響中共核心意識形態，成為十八大後中共新領導人推動改革的理論依據。新民主主義在中共和共和國的歷史上經歷了哪些起伏，如何被提出又被拋棄，本文做了大致的梳理。 軍力不足 中共期望和平演變 新民主主義理論由中共創建，但具體成型時間有較多爭議。1945年，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做《論聯合政府》，算是這個理論成熟的一個標誌。 從 1943到 1945年，日本投降之前，《論聯合政府》是針對國民黨獨裁政府提出的口號，共產黨希望在國家的框架內有一個合法的地位，通過兩黨公開競爭的手段，存在於這樣一個政治舞台當中。其實《論聯合政府》提出的綱領都是從議會政府、選舉政府這個角度提出來的問題。 當時中共並沒有十分強大的軍隊，並且中共的軍隊從理論上來講是在「國家軍隊」的序列之內，所以在新民主主義的框架下中共是準備放棄軍隊，呼籲國民黨將軍隊國家化的。 新民主主義理論提出的另一個歷史背景是中共希望憑藉這樣一個民主理論得到美國政府的支持。1944年，美國軍事觀察團在延安駐紮了差不多一年的時間。縱觀毛澤東的歷次講話，他認為美國不但經濟發達，政治制度也是很先進的。毛為了迎合美國提出新民主主義，就是希望美國支持中共在政治舞台上謀取合法地位。 當時的蘇聯也支持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美蘇之間有一個默契，就是給蘇聯支持的中共保留一定的活動空間，不允許國民黨在中國搞一黨制，而是聯合政府，形成勢力均衡。 日本投降 區域自治取代聯合政府 形勢在日本投降後發生了變化。中國部分區域出現權力真空。中共鑑於當時自己的軍事實力仍難與國民黨抗衡，於是放棄聯合政府的主張，希望以區域自治取而代之。 日軍撤退後，華北華中平原沒有國民黨部隊，毛想通過武力方式接手，被斯大林阻止，於是還是搞國共和談。此外，在 1946年 7月以前，中共還曾經提過要建立東北民主共和國，劃長城而治，不與國民黨爭全國政權。 但國民政府並不同意分治，於是國共雙方兵戎相見。從 1947年至1949年，尤其是在 1949年，解放軍在戰場上勢如破竹，聯合政府和新民主主義就變成一個團結各階層最後打敗國民黨的口號了。 放棄新民主主義 轉向學習蘇聯 1949年以後，毛澤東就是以共產黨政權的存亡來設計政治制度了。毛認為要靠中蘇同盟條約來保護政權才是最堅實的。所以他從蘇聯回來之後說，簽了這個條約，將來誰要打我們，我們就有幫手了。這是他的心裏話。 當時也有質疑的聲音，認為在美蘇之間左右逢源比向蘇聯一邊倒好。但國際局勢發生變化，朝鮮戰爭爆發。中共出兵朝鮮，服從斯大林的領導，於是中蘇同盟更加鞏固。中共新政權的統治得到蘇聯的保護，經濟上也獲得援助。 在這個過程中，中共政權自然直接將蘇聯的政經和各種制度照抄到中國。一些具體的國情也迫使中共不得不照搬蘇聯模式。 比如說，當時中國的民族資本比較薄弱，官僚資本則非常強大。沒收官僚資本的結果是經濟成分中國有化的程度很高，非常適合搞計劃經濟。此外，朝鮮戰爭期間國內的糧食要統購統銷。種種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導致了在 1952年底，中共要超越混合經濟階段，超越新民主主義的模式，提出來向社會主義過度的總綱領。新民主主義在中國徹底銷聲匿跡。 政權鞏固 新民主主義第二次回潮 1956年，新民主主義似乎有回潮的跡象。革命具有慣性。中共通過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他們比較容易依賴同樣的手段坐天下，即採取革命的方式鞏固政權，改造社會。借助朝鮮戰爭的特殊環境，通過武力鎮壓和群眾運動的強制手段。建政後，中共完成了鞏固新政權的幾個主要任務：清除反對勢力、變更所有制、「改造」社會及國民的思想。 到 1956年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的時候，鞏固政權的任務已經完成，進入社會主義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大規模開展經濟建設。這一點，中共領導人是十分清楚的。他們連續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和其他一系列方針，甚至考慮採取某種新的政治模式，就是要調動社會積極因素建設國家。 在這個基礎上，中共八大提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戰勝誰的問題「現在已經解決了」，「革命的暴風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中共的現時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毛澤東開始認識到社會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他決定發動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幫助共產黨整風。許多過去不敢講而共產黨又不愛聽的話被大膽說出來。令毛澤東不能容忍的是，有些批評矛頭竟然指向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公然質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方式。毛澤東決定進行反擊，而這個決定又恰恰迎合了黨內基層幹部對整風運動中諸多言論和做法的不滿情緒。一場大規模的反右派運動很快在全國鋪開，暴風驟雨再次降臨中國大地。 反右與經濟躍進 新民主主義再次退潮 中共八大的溫和路線遭到否定，階級矛盾重新被看作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特別在思想戰線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需要經過不斷的階級鬥爭才能最後的解決。 而曾經的「以俄為師」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也出現了變化。當時，毛澤東在中共黨內顯示出的優勢地位，遠非蘇共領袖赫魯曉夫所能 相比。隨着赫魯曉夫和蘇共屢次陷入領導人交替過程中的政治危機，在中共黨內和社會上漸漸形成了一種中共應取代蘇共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看法。這一點，在莫斯科會議期間表露得十分明顯。 毛澤東感到，中國要在社會主義陣營為首，唯一欠缺的就是經濟實力。反右派運動以後沒有了反對的聲音，蘇聯專家的意見也退居次要地位，毛澤東就要大張旗鼓地開始經濟躍進。 如今，站在 21世紀的角度來看1956-1957年這段歷史，令人不勝感慨。 1956年初，中共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蘇共二十大提出新方針，中國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有了一個機會。中國究竟走向何方，這時需要並有可能進行認真的思考和比較，中共領導人也確實開始了探索。但是，面對突如其來的波匈事件，以及中國社會的騷動，特別是知識分子和民主黨派因真心參與共產黨整風而提出的尖銳意見，中共難以承受，終於在 1957年夏天做出了令人失望的選擇。這裏不是歷史的轉折，而是中共稍有停頓和觀望，便沿着傳統的和熟悉的道路繼續走下去了。 由於歷史的局限，由殘酷革命鬥爭時代造就的中共領導人，習慣於以那個時代的方式來思考和解決問題。他們很難否定自我，很難放棄傳統的鬥爭思維和革命方式，很難從一個新的角度來認識和理解現代社會。 一個假設，如果中共在 1957年沒有停止思考和探索，繼續廣開言路，擴大民主，招賢納士，改弦易轍，那麼就有可能在 50年代的中國出現國人長久期待的「政治變革」。 如欲閱讀《陽光時務週刊》其它精彩內容，請購買/訂閱《陽光時務週刊》。香港、澳門所有 7-11/OK/Vango 便利店、報刊攤，香港誠品書店及其他各大書店均可購買；全台各大書店（金石堂、誠品、何嘉仁、Fnac、敦煌書局、Page One、金玉堂、諾貝爾、墊腳石）網路書店（博客來、讀冊生活）亦有銷售，馬來西亞可在紀伊國(Kinokuniya)、商務書局、大將書行、城邦閲讀花園、Borders（雪隆The Curve, The Garden, Tropicana, 檳城Queensbay Mall）、雜誌連鎖店MyNews.com）購買；您也可透過  www.subisunaffairs.com  訂閱半年/全年/兩年的雜誌，現在訂閱更有機會享受高達五折的優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