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

（维权网信息员张山峰报道） 2013 年 3 月 13 日 ，谭凯到杭州市西湖区法院接受一个民事维修业务纠纷的调解。在法庭调解案件时，谭凯看到法官（姓刘，女性）在他的案卷里拿出一份案件材料，在被告“谭凯”的名字旁注明“邪教分子”四个字。谭凯当即质问刘法官，为什么说他是“邪教分子”？那位刘法官一惊，随即辩解说：“这不是指你，而是古荡街道有一个与你同名同姓的人。”因当时正进行法庭调解，谭凯听了她的解释后也没有多想。回家后他想想不对：为什么所谓古荡街道那个同名同姓的“邪教分子”会出现在他的案卷里？是不是因为他曾经发起组织过民间环保团体“绿色观察”、参加过中国民主党的活动和去年向杭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社团管理处申请发起筹备“杭州市大同思想研究会”而被法官贴上了“邪教分子”的标签呢？ 3 月 13 日 ，谭凯又到西湖区法院找到那个姓刘的女法官，想问个清楚。刘法官自知理亏，再一次搪塞说不是指他。既然法官两次否认，谭凯也不再追究，但这事值得深思：在这些共产党的官员灵魂深处，是不是把从事民主运动、维权活动的人们当作了异端，从而贴上了“邪教分子”的标签？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受党文化毒害的官员，真的成了“邪教分子”！ 谭凯这个民事案子也非常离奇。在 2005 年谭凯因所谓“非法获取国家机密罪”被杭州国保刑拘前 8 天的 10 月 11 日 ，杭州市政府的一个处长章胜利（现已退休），到他在电脑城的店里送修一台 SONY 笔记本电脑。这台 SONY 电脑因主板损坏而无法开机。直到 2013 年 1 月初，章胜利又来找谭凯，向他索要八年前的这台笔记本电脑，说他以前的电脑硬盘里面有重要数据。谭凯对他说，这么多年你不来拿，我没有义务替你保管电脑啊 ? 于是章胜利便向西湖区法院起诉，要谭凯赔偿八年前的 SONY 笔记本电脑、电脑硬盘里面的数据及近八年来未使用该电脑造成的损失。后来谭凯找到了那台八年前的旧电脑，章处长又改变了诉讼请求，要谭凯赔偿 3000 元购买新电脑的钱和归还电脑硬盘里面的数据及近八年来未使用该电脑造成的损失。法官在调解时，支持了章的后两项请求。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章胜利已丧失胜诉权；谭凯在接受修理业务后即于 2005 年 10 月 19 日 失去人身自由，应属于不可抗力；此后在合理的时间内章没有来查问修理的情况，及时领回电脑，责任在他自己；至于“电脑硬盘里面的数据损失”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而“近八年来未使用该电脑造成的损失”更于法无据。然而，这样一些无理要求，刘法官竟予以支持。联系到他的案卷里莫名其妙地写着“邪教分子”的标记，谭凯认为这可能与他去年 11 月向杭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申请成立“杭州市大同思想研究会”和向网友传送《大同》一书的电子稿有关。

香港 — 香港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表示，虽然香港普选特首有初选机制，但是她不认为有初选便会令选举成假普选。不过，“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认为，初选就是排除中央政府不喜欢的人，对此绝不接受。   *范徐丽泰：初选不会令选举成假普选*   香港前立法会主席、即将连任中国人大常委的港区人大代表范徐丽泰日前表示，香港普选特首，如果有十几个候选人，会有混乱，因此可以有初选程序，由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可有一个提名委员会选出数人，由香港市民投票。   范徐丽泰强调，普选有预选的言论是自己一直以来的想法，这种想法并非要针对任何人，希望不必有“不用我这个办法的，便不是真普选”，她不相信有初选便会令选举成假普选。   *泛民主党将组建“真普选联盟” *   对于亲中央政府的香港建制派主张2017年特首选举要先进行预选的机制，香港泛民政党表示不认同。为此，他们正在商议组建“真普选联盟”，推动香港真正的普选和香港的民主。   “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说，2017年香港特首普选和2020年立法会议员普选，是中央政府对香港人做出的承诺。他们希望中央政府能真正落实其所作出的承诺，并拿出一个时间表和路线图，顺应港人对民主的诉求。郑宇硕教授说，他们争取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而不是初选后的选举。   “范太口中所说的什么初选，事实上就是一个筛选的机制。这个筛选的机制，就是把中央政府不喜欢的人排除在外。这样当然不是民主的选举，不是一个有真正竞争性的选举，不是一个公平公开的选举。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范徐丽泰澄清她并不代表中央看法*   香港明报日前引述“一名接近中央政府的权威人士”的话说，需要一种筛选机制，禁止不为北京接受的候选人参加2017年的特首选举。报道认为，这名权威人士代表中央政府的看法，或为此举在试探民意。   范徐丽泰说，她此前曾同记者做过私下交谈，做背景情况介绍，并要求媒体不得报道。她表示，她从来没有提过“什么筛选”，也不是报道中所说的“权威人士”。她表示，虽然她是人大常委，但千万不要以为她的言论就是代表中央。   香港《基本法》第45条规定，特首“最终达致由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人大常委范徐丽泰说，她的解释是“初选”可能是其中一个方式，但并非权威性解释，因为解释权在香港终审法院和人大常委会。她并不是代表中央在传话。   在两会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在与港澳联组讨论时说，要确保爱港爱国的力量在香港长期执政。媒体报道说，俞正声的讲话，被香港泛民政党解读为香港在2017不会有真正的普选。   港区人大代表范徐丽泰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特首不爱国爱港，选这个行政长官做什么呢？她说，民主派也有爱国人士，如已故的民主党元老司徒华。她指出，司徒华爱国不爱党，爱国爱港人士不一定要在建制派内，初选并非要排除部分人参选。   *郑宇硕：爱港爱国是政治审查*   “真普选联盟”召集人郑宇硕教授说，他们当然都是爱国的，但他们的爱国却没有得到好处。他说，他们正因为爱国爱港，才希望看到一个民主的中国，一个民主的香港。但他认为，俞正声谈论什么爱国爱港只是个借口而已，实质上是对泛民政党人士政治上的审查。   “我们对国内一些事情提出批评，难道说这就是不爱国了吗？对国内一些违反民主、违反人权的事情提出批评，完完全全是因为我们爱国才这样做吗？这些官员口中的‘爱国’事实上就是一个政治审查。是不是批评一下就不爱国了？这样一个泛泛的说法‘爱国’了，事实上就是一个政治审查的借口。”   *泛民主党在立法会是少数，“占领中环”是选项*   香港立法会总共有70名议员，其中35人由选民直选，另外一半由功能界别组选出。目前已有24名泛民主党议员加入“真普选联盟”。不过，泛民主党议员在立法会中仍然是少数，要推动立法会通过普选议案，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真普选联盟”希望借助香港人民的力量，让市民走上街头，用行动来表示支持民主、支持普选，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加压力。   郑宇硕说，他们也在考虑“占领中环”的倡议，正在同“占领中环”的倡议者、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庭保持联系。 fullrss.net

文︰阿雞 前言 近月，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在各媒體數次提出佔領中環的構想，希望在有足夠討論和事前準備下，包括學者提出普選方案、討論會、方案投票和堵路演習等，繼而動員一萬人持續堵路，逼使政府履行2017普選的承諾。戴提出的抗爭圖譜跳出了慣常泛民抗爭的框架，構思和闡述所花的心力必不少。其精神值得嘉許的同時，佔領中環的視野存在不少侷限，礙於篇幅，這裡只能處理較重要的幾點。主要來說，我們支持普選，但無法認同對其過份憧憬，使背後的矛盾和問題隱沒，另外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信條亦不足以令運動持續，細節將於下文交代。 先於一切的真普選 戴強調，佔領中環的目標是單一的－－逼使政府落實合符國際社會準則的普選，包括選民享有相同票數、票值和合理的參選限制。何謂合理，甚麼樣的普選才是「真普選」還未在有關論述裡詳細闡明。[1]雖沒有明言，但戴將眼光聚焦在普選一點上，我們不難推想，在戴心目中，普選先於其他民生社會問題－－若普選得到落實，其他問題將能妥善處理－－若非迎刃而解。 （一）自由主義框架的限制 戴的想法路是典型的自由主義套路－－政治民主，體現在議會和特首的雙普選，統攝其他社會問題。有了雙普選、一人一票政治平等的機制，大眾便可透過選票選出代表，進入議會代表自己發聲，藉以表達自己對政策的意見和立場；再不然便行動升級，遊行示威讓意見傳到議會。在香港的處境，地產霸權、領匯問題以至中港矛盾，似乎都可望由普選劃上句號。 無可否認，政治平等有其價值。比起獨裁國家，政治平等得到保障的地方的元首，絕不敢公然拂逆國民的意願，基本的政治權利也受保護。但在高舉普選的價值時，容我們強調，普選有不少致命的侷限，只能為社會帶來小修小補，難以真正解決上述社會問題。 在左翼的分析，經濟和政治緊密扣連，即使有普選，仍不能繞過經濟差距談真正的平等（起碼在制訂政策上）。在通過政策時，議會代表和特首並不全然代表民眾，因為在競選時，資本家往往鉅額支助競選，政黨或地方元首不得不看他們的面色；遇上與資本有極大沖突的政策，左右政策制訂就更明顯。可見資本家如李嘉誠的影響力遠非受一張選票所限－－經濟上的不平等也意味誠哥有更多資源和土壤發表意見，發揮影響力，如媒體大篇幅報導，甚至直接買斷媒體擁有權，以宣傳工具操控輿論。在議會外，利貧抒困、不利資本的政策將通過時，更可透過資本外流，威脅政黨放棄政策。凡此種種，皆非手持一票的普羅大眾可以企及。 看看外國的例子，代議民主的侷限便昭然若揭。 民主發展在英美兩國成熟，但經濟格局沒有重大改變，民生問題仍沒保證。在美國，國家醫療保險長期牟利，保險公司扭盡六壬拒受保人於門外。克林頓時代，曾推動醫療改革，希望全民受保障，減低就醫成本，惟既得利益者勢力龐大，醫改方案被議會否決，胎死腹中。又如英國，倫敦舊區的士紳化（gentrification）透過重建打造市區豪宅，令低下階層無法承擔租金，變相被逼遷，與香港景況相似。 由是觀之，缺少較均等的財富分配，代議民主只徒具形式。資本主義代議民主仍受大資本約束。把經濟問題如地產霸權，簡化為單單對小圈子選舉、功能組別，甚至個別官或商的責難，是見樹不見林，漠視更宏觀的結構性問題。戴自由主義的分析框架無法回應問題的根源，可以預期普選的政治改革不會為傾斜商界的大格局帶來震盪，貧窮懸殊依舊嚴重。 讀者或許會覺得，既然左翼認同普選將扭轉多年政治不平等的局面，帶來哪怕再少的改變，那麼直接參與佔領中環不就行嗎？其他問題等爭取到普選後再算吧。但事實是，群眾對運動的認受性以及連帶的群眾動員能力，將因錯誤的分析框架而受限制，詳見下節。 （二）伴隨的動員問題 缺乏上述的政經分析，易於鐵板一塊地理解群眾，掩蓋群眾和運動的差距，限制連結的可能。 佔領中環對參與者的要求很高：需撥出時間參加討論會，選出最佳的普選方案，最重要的是持續堵路。倘若無意針對普選解決貧富差距來動員，就觸及不了基層民眾日常生活養家餬口最急切的需要和壓逼，運動與他們便距離十分遙遠－－即使他們真的認同普選的價值，也很可能因覺得不太切身，不願意付出參與的代價。更差的情況是覺得事不關己。 再進一步，佔領中環需要持續性，要一般打工仔如戴所言－－各自申請假期，行輪換制，你在一三五當值，我在二四六－－無疑是妄想。[2]對大部分人，一星期可以請三日假的職業根本不存在。面對生活的壓逼，要參與者為了民主運動豁出去，冒犧牲工作的險，似乎不太現實。動員能力受限，一萬人的目標不可期。 香港近年的大型社會運動多單日進行，與工作不衝突。佔領中環對持續性的要求，或曰難處，引伸出來的，恰是工作場所作為參與運動單位的可能。運動牽頭者可考慮連結不同公司或組織的員工。與經濟罷工一樣，佔領中環般的大型政治罷工直接損害資本的利益，後者更直面工作纏身問題。但透過足夠多的人和工會支持，公司秋後算帳機會減低，參與運動的門檻亦相對降低。[3] 和平理性非暴力 對戴而言，香港民主運動看不到曙光，北京兌現普選承諾機會渺。為港人爭取普選，必需行動升級，以一定人數參與堵路，佔領中環，以獲取談判桌上的籌碼。以法律為專業的戴對堵路作為違法行為予以肯定，認為以違反不義的法律達到公義，絕對符合法治，相反守法只會淪為不公義的幫兇。[4] 行動升級同時，佔領中環仍高舉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旗幟－－認為堵路者也好，警方也好，一旦採取暴力手段，將得失大眾，無法感召人們為自己站台。為此，參與者事前需參加會議，簽同意和平抗爭的誓言書，保證不生事；堵路前知會車輛有關佔領行動，讓它們繞道而行；警方拘捕需乖乖合作；行動完結便集體到警署自首，承認和負起公民抗命的罪行及代價。[5] 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討論往往具爭議性。因現實的複雜，我們很難單純地提出一套原則，然後放諸天下皆準，故必需回到行使暴力的脈絡和實際場景，才能談論暴力的正當性，甚至必要性。 （一）暴力在佔領中環的必要 基於佔領中環的性質，戴心目中對暴力的想像遠不足以達成目標。反國教行動佔領政府總部時，只在劃定的示威區聚集，該處搖身一變成為公民廣場，供人討論，載歌載舞而不會有車輛熙來攘往。反觀佔領中環，堵塞交通要道，癱瘓香港的政經中心，直接阻礙社會和資本的正常運作，是對現行秩序和資本更直接的對抗。可以預想，因對抗性提高，警方的警戒程度也相應提高。在堵路確實影響社會運作的情形，警方大可以維持香港和諧繁榮穩定的說辭，先清場，令中環交通回歸「正常」，後決定是否起訴，或起訴誰。戴的想像中，一萬人足使警方退縮，放棄清場，但若警方真的清場，簽過誓言書的群眾仍需乖乖就範和配合，大家只得默然接受運動的落幕。清場牽涉的人力物力未必太大，只是所花時間稍長，難以想像警方會不稍作嘗試，籌備多時的運動就此壽終正寢也未免兒戲。 也許反國教運動給予戴美麗的幻想，覺得警察會袖手旁觀，任由示威者堵路而不阻撓。由古到今，警察機關總為當權者服務，絕非中立。雖說法律保障了最基本表達意見的自由，但只要到了緊要關頭，如長期堵路般，撼動了特權階級的利益，警察將冒失去（警察和政府的）正當性的險，想盡方法阻礙，哪管你示威抗爭的原因，哪管你有多和平，當然原因會包裝成中立的維持社會秩序。法治對抗爭者的壓逼也不容忽視。回想以往人數不多的堵路行動，警方秋後算帳起訴示威者時，法律對威嚇示威者的作用和實際的制裁，也時刻鞏固統治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地位。 弄清警察的角色後，便需重估該行使何等程度的暴力，令堵路得以持續。除了人數多寡的籌碼外，難道沒有令我方勝算増加的方法？承接清場的討論，如果場都被清掉，感召再多人的作用是甚麼？清場的博奕中，警方清場代價不大情況下，堅守非暴力、接受拘捕，實看不到運動的出路。在佔領中環的實際操作上，起碼需要有組織的拒捕來抵抗警方清場，才能持續堵路，發揮向政府施壓的作用。至於警察出動催淚彈和防暴隊該如何應對，都離戴的抗爭想像太遠，統統是後話。 （二）和平抗爭背後的暴力 即使耳熟能詳的成功大規模和平抗爭，如甘地和印度獨立運動、跟馬丁路德金和美國民權運動，都不如大家所想和平。 印度獨立運動中，甘地只代表其中一個面向，其他抗爭，如罷工，使火車脫軌，武裝攻擊警察局等常在和平的論述中被消音。二次大戰時，英屬皇家印度海軍兵變，企圖站在日本一方，攻擊英國，激起另一波抗爭的漣漪，包括暴動和三十萬人的大罷工。最後，兵變規模擴展至20000個船員，78艘船和20個岸上設施。兵變翌年，印度成功爭取獨立。雖然甘地譴責此等抗爭方式，但它們對戰時內憂外患的英國施予極大壓力，在印度獨立運動起重要、甚至關鍵作用。[6] 美國民權運動的情況有點不同。面對南方的白人反種族融勢力和三K黨，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主張，主要為了說服美國聯邦政府以具組織性的暴力介入，而非單純的道德訴求。惜1964年美國禁止歧視的《民權法案》通過後，聯邦政府保護仍不足，黑人深受殘暴的種族主義者威脅。當非暴力無法推進運動和逼使政府干預更多，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on Committee，SNCC）－－民權運動中心組織－－便決定武裝自衛。事實上，民權分子在武裝自衛的城鎮，往往安全得多。[7] 這裡無意渲染暴力，也不是說為了對抗警方，群眾要武裝或勇武反抗云云。我們想重申的是，為了達到運動的目的，面對來自警方不同程度的打壓和阻撓，參與者必需考慮警方的部署，行必要之暴力令運動繼續前進。追溯過往十多年的抗爭史，對「暴力」的界線正逐漸擴大－－推鐵馬在以前根本不能被想像，到現在，戴又肯定堵路作為抗爭手段，實在無必要於此際作繭自縛。退一步，撇開擴闊在特定情況下對非暴力的想像，兩個運動與香港有天淵之別。甘地和馬丁路德金之所以擁有極強號召力，發起大規模的和平抗爭，不能跳離上百年的殖民地史和奴隸制脈絡空談。因此，抽空地將當中和平的概念跟和平抗爭的影響力放到香港的處境，並不公允。 結語 作為創新的抗爭想像，佔領中環值得斟酌的地方很多。選取討論單一目標和暴力作評論主軸的原因是，我們與戴的想法在這裡分歧最大－－缺少了適當的政經分析，繼續下去將鞏固大眾政治民主至上的想法，忽視經濟因素對運動的走向，乃至社會運作上的影響力；反過來說，佔領中環現在難以透過工作場所連結大眾，擴大群眾基礎，跟以往單一目標的政治抗爭、沒有紮實的工運根基有極大關係。所以我們不能同意繼續以單一議題作招徠，固步自封。起碼，在追求普選時，應同時處理重要的民生問題，如増加福利。至於暴力，堅持現有的界線，堵路無法持續也幾可肯定。 抗爭失敗不是「跌低左就起返身」那麼簡單，伴隨而來的士氣低沉，很可能打擊進一步的行動。 最後，左翼學會雖無法同意佔領中環的基本取態，但若佔領中環－－作為有價值的、非反動的群眾運動－－真的成事，我們仍會儘量參與運動的。 [1]＜「佔領中環」行動的目標與時機＞，《明報》，2013年2月23日 [2]＜佔領中環對談系列﹕激情回歸理性重整人心的社運＞，《明報》，2013年2月17日 [3]在工會勢力強的地方，設有罷工基金，讓手停口停的工種都得到照顧，但這不是崇尚「自由市場」的香港所能夠比擬的。 [4]＜以法達義：公民抗命的炸彈——專訪戴耀廷＞，香港獨立媒體，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15347 [5]＜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信報》，2013年1月16日 [6]Robert Bohm, Notes on India, South End Press, 1999, p213 [7]Umoja, 1964: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Nonviolence in the Mississippi Freedom Movement, Radical History Review,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