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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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色中国认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国内阶级矛盾，即不肯放弃权和利的权贵与无权民众之间的矛盾。乌有之乡认为，所有国内矛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势 力利用其中国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对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当下国内 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国左派当下的困境，简约地说也就是目前液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和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 之间的现实矛盾。 　　人们眼中常见的当代中国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 宪政、儒家宪政主义、启蒙主义、铅笔社、维权主义、国粉等等之间时常会爆发激烈的口水战。 然后事实上，当前中国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却在左派中进行。右派的争议充其量只是口水战，和左 派的思想斗争相比根本是小巫见大巫。和历史上所有的左派论战一样，当前中国的左派论战直指 立场、直指内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论战。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阶 段，但这也是其中一派极力强调内部团结所致，并非他们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间的内战虽然激烈，但一般不为外界所知，原因并非左派刻意隐瞒，其实也无需隐 瞒，所以这种现象也就更具有时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标准的左 派话语成为当今中国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个比方来说明标准的左派话语为何会陷入这种空前 的敏感状态。比如有一个皇帝同时面临两种指责，一个说”你是个坏皇帝”，一个说”你根本就 不是原来的皇帝”，两个指责中自然是后者最具威胁，左派的处境也同样如此。 　　中国左派的分裂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这种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识的分裂 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来自于体制内的失势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说的，阶级决定阶级意 识。时间一久，新的阶级意识形成，最后便是新的思想意识的出现。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末就基 本完成，到本世纪初完全成为思想意识上的反思之潮，成为体制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这种新的 思想力量其观点和话语方式都很统一，但在历史背景的重压下，在一个个现实困境面前，以及在 与自由派的竞争中，左派话语体系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并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终发生分 裂。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似乎自由派对左派的内部矛盾毫无兴趣，甚至时常表现出鄙夷厌恶之 情，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对梳理目前中国的思想走势，梳理各不同类利益阶层的 内心想法，寻找真正的左派话语（这在逐渐将左派话语解读为民族主义话语和国家主义话语的当 今中国是极度稀缺的），从而更进一步了解中国都很有好处，也很有必要。同时，左派有其自己 的话语特色，以其相辅，可补足右派话语体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两者之间本无必然的殊死矛 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来。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说，当下左派的特点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义话语解释当下的 社会问题，最后将国内的阶级矛盾解读成民族矛盾。许多人对阶级矛盾一词很敏感，尤其是右 派，似乎这是个专属于左派的词汇。这里其实可以将阶级理解为某个利益阶层，显然，目前的中 国存在利益上有尖锐冲突的不同阶层，那么阶级矛盾就是个合理的解释法，可以由此引出许多话 题。 　　 　　从旗帜网到乌有之乡 　　 　　左派历来的网上大本营，既不是铁血，更不是强国，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 的论坛，属于标准的右翼话语体系，和左派一毛关系也没有。真正的大本营是乌有之乡和旗帜 网。乌有之乡的交流页面较为封闭，有点像早期的世纪中国；旗帜网是标准的论坛设置，交流较 为顺畅，故一段时间旗帜网人望始终在乌有之上。从讨论内容上看，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而乌 则更偏向学理。这一定位差异也决定了两者在人气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为旗帜网偏向时事讨论，故更为激进，与现政权始终保持一定距离，所以经常被 封，时间一久，其地位不断下降。大约在2008年，乌有之乡成为左派一枝独秀的网上大本 营，即使此后旗帜网重新开张其声势也大不如前。 　　旗帜网一度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其话语方式和乌有之乡非常接近，即都是倾向于以民族主义 的话语方式解读国内问题。两者思想接近，内容雷同，辨识度较差。 　　旗帜网虽有民族主义倾向，但其中也不乏标准的左派话语，比如”钟声”和黎阳就是较典型 的传统左派，还有”人云亦云几时休”，算一个较为理性和开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写了一 部嘲讽旗帜网被封的短篇小说《丐帮蒙难记》，其中就已不少旗帜网网友为原型设为关键人 物）。 　　乌有本来偏学理，但不知从何时起，其话语方式迅速朝民族主义方向转移，并很快超越了旗 帜网。现在再看乌有的网站主题，几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义话语解读当代问题。典型如转基 因、茅于轼问题、甚至关于阿拉伯之春的讨论。其一成不变的逻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 万恶之源，中国的一切问题，世界的一切问题，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阴谋。所有问题的 讨论，只要往这个结论靠，就能在乌有存在，就是乌有的政治正确。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动结 果；转基因是西方灭绝中国的生化武器；茅于轼是西方的买办；南海是西方对中国的围堵；中国 的主要矛盾是西方买通中国的精英阶层实施对中国人民的掠夺……不用多举例了，总之，一切问 题都要从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国现政府则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沦为他们的工具，乌 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从买办那里劝回来，夺过来，让他们重回正路。所以，这是一场民族矛盾， 且生死攸关。故反对他们的就是汉奸，支持他们的就是爱国。 　　越是到近期，乌有的这个倾向就越强烈。其领袖主要以张宏良、刘仰、孔庆东等人为首，因 为倾向民族主义，经常与民族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眉来眼去，故司马南、摩罗、杨帆、宋晓军、 宋鲁郑等纷纷杂杂的人物也成了他们的坐上之宾，美其名曰，统一战线。 　　然而民族主义话语方式毕竟不是左派传统的话语方式，甚至在历史上一再遭到共产国际的激 烈抨击，所以乌有的这种显著的转向，必然会逐渐造成左派的内部矛盾，而现实问题的一再显 现，也在敲打着乌有的这种言论之真确性，其当下的结果就是红色中国网的出现。 　　 　　沉船派和救党保国之争 　　 　　红色中国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网站，我发现它是在5月左右，由关天老朋友马前卒的一 篇文章被引过去，然后有了一系列意外的发现。 　　我始终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倾向，使其尽可能不致左倾也不致右倾，所以对何谓真正的左派思 想一直很为关注。因为在旗帜网和乌有上，真正属于左派表达的内容已少得可怜，甚至连严必 中、李宪源这些老牌网上左派的言论也基本看不见（严必中和李宪源都拥有比较典型和纯正的左 派话语方式），故我一度以为中国真正的左派话语基本处于濒临灭绝的状态，但看到红色中国 后，这一点被否认。从话语方式看，红色中国比乌有和旗帜网表现出更纯正的左派色彩（虽然普 遍还较为粗糙）。即关注平民利益和关注阶级问题，并且在解读中尽可能摒弃民族主义的话语方 式。 　　该网站的言论领袖是宇太和马门列夫等人，其主题的一大内容就是对现今修正主义的批判， 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对其”代表”张宏良的批判。简单的表述红色中国的倾向，红色中国认为当 前中国的主要矛盾决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国内阶级矛盾。中国人的首要敌人不是别有用心的西方 帝国主义，而是国内的修正主义者，他们要为中国现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如果刻意 将国内阶级问题混淆为民族矛盾，就会模糊掉问题的实质所在，瞄错了解决问题的主要目标，实 际是起到了为修正主义的继续统治暗度陈仓保驾护航的作用，所以这种言论倾向必须被批判。斗 争目标必须重新设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瞄准主要目标。同时，红色 中国中的一些较激进的人，如周群等对如何处理现实问题有一些较激进的意见，并且他们时常毫 不掩饰的表达他们那些激烈的观点。为此，周群甚至自己独立出来，建设了更激进的红石头论坛 （已被封多次）。 　　乌有显然注意到了红色的这一倾向，其中的一些人将那些激进的左派称为”沉船派”，指控 他们其实是要实现资产阶级复辟，是另一种带路党（这显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谓复辟已 经是既成事实，根本不需要再实现，那么乌有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同时他们认为左派应该 做的事是救党保国，相信可以通过团结党内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变现状，重回原来的道路。而沉 船派则反唇相讥，称这些”救党保国”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枪手。故 此，红色和乌有之争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党保国之争。在红色中国的话语里，救党保国一 词和一百年前的扶清灭洋有异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厢情愿的，甚至是属于投降派的。 　　 　　重庆问题和两种改良主义 　　 　　乌有和红色中国还有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重庆的评价。乌有对重庆几乎没有任何否定之 辞，对于乌有来说，重庆就代表了当下中国最好的可能，及未来中国应走的方向，而对任何针对 重庆的质疑，无论质疑哪一块，他们都会毫不犹豫的激烈批驳。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乌有对重庆 的肯定已经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层次，而跳跃到信仰层面。 　　很多人把乌有对重庆的态度，当成是当下中国左派对重庆的普遍态度，其实大非如此。甚至 如左派的内斗一样，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对重庆的批判远远甚于自由派对重庆的否定，从 “批判”和”否定”这两个词汇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对红色来说，乌有一直在模糊现实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义为权贵寻找继续存在的合法 性，而对重庆不顾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这种改良主义的集中表现。红色质问重庆，既然是回归红 色的传统，为什么不恢复公有制，为什么不把权力还给老百姓，而是继续依赖官僚和权贵来统 治。对他们来说，所谓打黑反腐以及唱红都只是表面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现上的 左派形象蒙混过关，最后通过有限的切割保住权贵和官僚主义的合法地位。 　　事实上，乌有中的许多人也必不会认为重庆的当下就是他们全部的理想所在，重庆必须走出 更多步伐才能达到理想的状态。他们和红色的不同在于，他们希望给重庆更多时间，而不要急于 求成，拔苗助长，唱红和打黑不是结束，而仅仅只是一个序幕，重庆一定会照此走下去，也一定 会向着理想的目标一步步前进。但红色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这根本不是时间问题，而是立场问 题和态度问题。当下重庆执政者的出身和立场本身就决定了重庆红色变革的有限性，并且重庆真 要变革，现实中的所谓困难根本不成其为困难，而只是他们推脱变革的借口。故此重庆不可期 待，对重庆的期待只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典型的保皇党行为，是救党保国的现实体现，其行为 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样。 　　这就是左派内部关于重庆的争论 　　红色指责重庆是改良主义，右派也有对改良主义的批判，但这不是针对重庆，而是针对企图 通过体制内手段实现和平转型的一群人，比如体制内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还有独立代表人 所作的努力。这两种从不同方向对不同目标所作的改良主义批判，实际预示着中国目前微妙的处 境，温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过最小的代价实现国家的转型，而更为激进的左派和右派则认为凭 现有的体制内的人，无论向左还是向右他们都无法完成，因为这里不涉及智力问题和操作上的问 题，仅仅只有利益问题。利益是当前体制内人士不愿变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动物，他们不 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尤其是当这种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弃就可能就性命之忧，所以要 他们主动放弃无异于与虎谋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见，这两种针对改良主义的不同方向的指责，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其指出的问题都是 同一个。当前体制内的主要力量，其性质立场非左非右，只在乎一个”利”。至于现下的两种方 向的改良主义，只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对批评者来说，这种小小的迈步根本无济于 事。甚而只具有粉饰色彩。而粉饰又容易欺瞒住大众，使真正的变革更迟也更难以到来。 　　 　　两个左派各自的问题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问题。 　　由于前几十年，以左派面目进行统治的国家所有者，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几十年的几乎是无差 别的批判和打击，这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谈左色变，对一切和左关联的事物——包括学问敬而远 之。知识分子的这种针对左派思维的大面积疏离，使得现今中国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来 源。因为知识分子控制了中国大量的市场化媒体以及其他的民间思想平台，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 方平台，成为思想传播的重要渠道，也继续影响着更多人的价值观。而知识分子对左派思想的疏 远，一则使得左派无法形成成规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读懂汪晖的人都很少），二则使得他们 的声音乏人问津。 　　左派指责自由派控制了中国大量的传媒平台，左派自己应该反思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其一 就是我上述所说的。其二则是我最初所说的，左派词语在当今中国语境中的空前敏感性，这也进 一步压缩了左派话语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间。 　　乌有之乡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觉不自觉地转向民族主义话语，上述两者中的后者也是重 要原因。许多乌有的左派对现实问题的认识未必和红色不同，然而为了讲政治，为了团结尽可能 的多数，他们会策略性的选择一些最普罗大众的话语。同时为了规避一些敏感问题，也为了生存 的需要，或许以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来阐述现实问题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来，这是民族主义 话语在左派中逐渐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难说这是无意识的举动还是有意识的举动，可能兼而有 之。而其结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话语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义话语淹没了，最终，许多自由派 不禁将左派等同于民族主义，则显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实。而其进一步的问题就在于 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这个判断，并将爱国主义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国际左派曾经 呼吁的”无产阶级没有祖国”和”共产主义不可能在一国实现”等公认的判断早已是如烟往事， 不可追寻。最终使得大量左派对现实问题的判断出现了明显的民族主义趋向，对于揭示问题的实 质确实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对此问题终于有所认识的红色中国左派企图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但由于他们坚决要撕下大量 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义伪装，坚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话语，所以其生存空间将受到最大限度的打 压。 　　此外，以红色中国为代表的左派依旧坚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面积失败的左派纲领，比如公有 制，比如毛式的大鸣大放，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比如革命，这或也是由于左派被知识分子疏离， 以及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大多为失势的生活较艰难的人士），导致他们的思维普遍偏保守，而 无法在历史发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发展的历史趋向（就如大汉族主义存在的问题一样）。他 们无法超越历史，甚至无法超越当下的中国，故此他们要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就愈加困难。不但 体制内的人不认同，连可能处于相同阶级的自由派也无法认同。其进一步被边缘化就是很难摆脱 的命运。当然，这一问题他们自己也早已发现，如宇太等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纠正，这种 纠正将遭到来自乌有之乡的大量阻力，他们会被对方指责为叛徒，以致进一步被指控为带路党， 而自由派也将继续以怀疑的眼光审视这种纠正。故此这种纠正的步伐将会非常缓慢，或也是一次 与时间的赛跑。 　　左派中还有一部分群体属于新左派，以张旭东甘阳等人为首，他们大量采用国际的新左派语 言，从而与当下中国的现实产生一定距离，也使得中国的左派和他们难以有通畅的交流桥梁，其 思想在现阶段也很难反哺中国的左派。 　　大致可以预见的一个结果是，乌有中的一些人继续划向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终同他们合 为一体，而红色中的一些人则会划向自由左派，逐渐与自由派中较激进的一些人联合。这种分化 是好事还是坏事，从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结论。而从思想发展的角度说，我乐意看到一切变 化，和一切交融。毕竟，没有变化就没有未来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2/02/17 — 薄倒掉之后，乌有之乡的左派只能做鸟兽散了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2/01/09 — 解读葡萄暗示的三十年一变局 2011/11/24 —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共识与分歧 2011/10/25 — 中国“红色”复兴：对企业的影响 2011/09/06 — wxmang:读书笔记：毛主席会怎么干 2011/08/07 — 围绕开拓团立碑事件,左派又开始集结了.. 2011/07/25 — 动车追尾背后，一个惊天的大阴谋 2011/07/21 — Emyn:汪洋这位同志啊，真是一言难尽。。 2011/07/12 — 金融时报:从毛泽东到中国新领袖

    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 　　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 　　一、伦敦的交通：行人无人遵守交通规则，狠狠整治司机 　　我有一个习惯：到每一个地方，无论国内国外，无论城市大小，一放下背包，就要出去走，漫无目的，只是大街小巷乱走。按我友房宁的话说，这叫用自己的脚量一量这个城市。这个量法也许不如看统计年鉴更“科学”，却也经常能够知道一些从统计年鉴上无从知道的东西。于是，我放下背包就催着来接我的朋友一起出去走走，大街小巷满处乱窜了。 　　大街小巷满处乱窜，首先看到的就是伦敦的交通状况，而伦敦交通状况最让我吃惊的是没有任何一个行人遵守交通规则。这真和我在国内听到的情况太不一样了：几乎所有国内的电视报纸、专家学者都在说发达国家的文明的公民们如何如何遵守交通规则，它们有那么多汽车，全是因为公民素质高，遵守交通规则，才不像中国的大城市那样堵车的。我也去过一些国家，知道事情并不尽然：很多国家的大城市都堵车，行人闯红灯的事也往往举目可见。但是，像伦敦这样行人完全无视交通信号灯的地方，我也还是第一次见到。我一开始还试图遵守交通规则，每次过街都去按那个交通信号灯，按完了就等着。这倒不是我想显示一下我堂堂中华的公民比大英帝国的公民更文明，而是为自己的安全着想：要知道，伦敦几乎就没有什么正经的十字路口，几乎所有的路口都像阿米巴变形虫似的，不定从哪个方向就窜出一辆车来，而我人生地不熟，预见能力和反应能力比本地人差得远，闯红灯对于我来说是太危险了。然而，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在伦敦遵守交通规则真的很不现实：首先因为没什么人遵守交通规则，你一个人在那里遵守就好像是一个傻瓜了；但这还不是主要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伦敦的街道极狭极短，几步就得过一个红绿灯，这时间也实在耽搁不起。 　　可是伦敦堵车吗？嘿嘿，还真不堵车，这在世界的大城市中是少见的。为什么呢？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伦敦似乎大部分道路都是单行线，这在中国的专家总结国外整治交通堵塞的经验时提到过。但这可苦了司机了：我敢说，如果没个三年五载熟悉道路的经历，你想把一辆车开到对面的大楼也许都很难。但这也不是主要原因：据接待我的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休斯博士说，就在两年以前，伦敦堵车还堵得厉害，新上任的伦敦市长决心用铁腕治理，不顾强烈的反对声浪，实行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制度，一下子就把堵车治住了，现在大家尝到了甜头，正在要求把收费区域扩大呢！ 　　这进入中心城区收费加于司机的负担究竟有多重呢？我没细问。但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另一条消息，就是英国的“乱停车罚款”搞过了头。近些年，英国的警察当局把整治乱停车的权力下放到了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竟然把这项罚款搞成了生财之道，稍有停车不当，便狠罚，有时都到了荒唐的地步。“乱停车罚款”搞成了“停车乱罚款”，有时司机忍无可忍，发生了不少武力抗罚的事情。 　　但不管怎么说，伦敦的交通堵塞算是被治住了。伦敦的经验就是：治理交通堵塞决不像中国那些专家说的那样，主要在于行人遵守交通规则——其实行人遵不遵守交通规则根本就没有什么关系；治理交通堵塞的不二法门就在于狠狠修理司机——伦敦的行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可司机却非常遵守，非常礼让行人。 　　二、“我们先前曾经阔过” 　　承蒙伦敦经济学院的关照，我所住的宾馆处于泰晤士河旁的一个黄金位置：大英帝国的那点精髓，你就说吧！国会大厦、白金汉宫、唐宁街、伦敦桥、伦敦塔、大英博物馆、国家美术馆、圣保罗大教堂、英格兰银行、皇家法院、特拉法加广场、伦敦眼、伦敦经济学院本身……还有什么你就说吧，全在我几分钟到几十分钟的步行距离内。所以，我在那里的时间虽不长，但这眼还算是开了的。所以，我对他们说，如果下次还有机会来，我还想住在这个地方（然而，这么高级的宾馆，它的早餐我却不敢恭维：食物的种类那么少，量也那么少，你都不敢吃，怕吃多了后面的人就没得吃，这和我去过的其他那些国家没法比，和我们中国就更没法比）。 　　从哪说起呢？泰晤士河算是治理的好的，但河水还是很黄，有一点淡淡的臭味，不算重，看来城市里的河，再怎么治理，完全干净是不可能的。在河边的散步道上散步，感觉很好。散步道上乱扔的东西还是不少的：各色垃圾，还有夜晚醉鬼们的呕吐物，比上海黄浦江边强不太多，与东京的街道相比就差远了……细说就不必了，那旅游书上全写着呢。我只说一下大致的观感，就是旧的东西极精致、极优雅，质高量大，新的东西则显得粗陋寒酸，质次量小——伦敦眼除外，这个大转轮的创意还是非常好的，只是游客不多，不知能不能赚回钱。 　　我认为伦敦的宝中之宝就是大英博物馆，那里面好东西真是太多了（这么好的博物馆却是免费的，里面人山人海）。细数也是没法数，就这么说吧：中国的一流博物馆我都去过，二三流的也去过一些，里面宝贝也不少，但加到一起，也比不上大英博物馆的五分之一！我真是被人类四五千年以前就达到的文明程度所震撼。大英博物馆聚集的是全人类文明的结晶，而中国的博物馆聚集的只是我们中国文明自己的。我过去也说过：西方那个地区是很多文明来回征战、融合的地方，而我们中国的文明在这个地理上与西方隔绝的地区是一枝独秀，他们的舞台大，我们的舞台小，所以他们聚集的人类智慧可能更多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有很多地方要向他们学习，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当我亲眼看到这么多人类文明的结晶时，我更有了一层实感。 　　休斯博士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这些好东西全是他们那时候‘抓’来的”，并且作了一个“抓”的动作。就凭这一个“抓”字，已足见出他的中文功力：他还是不肯说“抢”，但这些东西肯定不是英国人自己造的，也不是买来的，也不是别人送的，当然他也可以说是“弄”来的，但用这么中性的词就有点欺人了，所以他说“抓”，恰到好处，中文字眼深啊！ 　　不要说大英博物馆里面的宝贝，就是大街上你都能碰上稀世珍宝。我住的宾馆出门往右走不了几步，在泰晤士河边上，有一座方尖碑，我走过来走过去好几回。这是个古董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我一直以为它是个一、两百年历史的一般古董，直到一天早上我吃完早点出来散步，闲来无事走到它近前一读碑文，我吓了一跳：它是纪元前1500年埃及法老的财产，曾在希腊王朝统治埃及时期被弄到了克莉奥佩屈拉的王城亚历山大，在古罗马奥古斯都时代重新树立起来，后被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威尔逊“以极大的爱国主义热忱（碑文原话）”包在铁箱子里“抓”（原文为“brought”，和“bought”差一个字母）到了英国，这期间还因遇风暴沉到了比斯开湾，1878年捞出来的。请列位记住了：他们的爱国主义是包括这个从国外“抓”东西的。休斯博士也谈到，虽然现时的英国人对于英国参加伊拉克战争多数是反对的，但对于当时撒切尔夫人发动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则举国一致地支持。他说：“那时你才看到英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多么的强烈！”所以，中国的那些“精英”灌输给我们的“西方思想”、“西方人”，全都是胡说八道。 　　但“日不落帝国”的太阳终于落了山。休斯博士说，这些年已经是好得太多了，你还没见撒切尔夫人以前的伦敦呢！伦敦整天是警察和工人开仗，两边都排着队列，就跟真正的战争一样；大街上到处都是垃圾，没有人收；伦敦经济学院如此名校，三天两头停电。休斯博士是个左翼（英国的学者多半是左翼，我这次去演讲的伦敦经济学院曾是费边社会主义的大本营），本不喜欢撒切尔夫人，但他还是不得不承认经过撒切尔夫人的右翼革命，今天的境况是好多了——这一点中国的左派朋友们应该记取。好多了的伦敦，也是个太阳落了山的伦敦。比起我去过的另外一些国家，如日本、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我们自己的中国，伦敦是精致和优雅的，它的文化底蕴，这些国家哪一个也比不上；它的那些极狭极短的街道，比我们北京大开膛修到市中心，充满穷人乍富的蛮横气的宽马路要有逛头得多。但是有一条，它就是没有上述这些国家的那种活力，特别是没有我们中国的那种活力。休斯博士说：他的父母那一代还接受不了今天的这个现实，他们还是念念不忘当年大英帝国的辉煌，他们总是在谈当年的大英帝国给世界上多少地方带去了文明的光照；但更年轻的英国人已经接受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已经不再是一流国家这个现实，这个转变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 　　英语里也有“我们先前曾经阔过”这句中文的非常简洁、传神的对译，就是“has-beens”。据报纸上说，今天的年轻人对于昔日大英帝国无数的确实了不起的“has-beens”已经是不屑一顾了。英国人自己如是，中国留学生们也如是。和留学生们喝茶，一位年轻的留学生说：到了英国才知道原来鲁迅先生所说的那些“中国人的劣根性”，英国人都有。不遵守交通规则前面已经说过了，这位留学生说：说我们中国人爱看热闹，可前些天附近的街道上一辆摩托车撞死了人，英国人竟然是万头攒动来看热闹；说我们中国人随地吐痰，可英国人是不光随地吐痰，而且随地小便（但有一点我必须说，在对人礼让方面，英国人还是相当文明的：我去书店买书，里面狭小的过道站着两个中国女孩，你要过去，她们却对你视若无睹，一般英国人早早就把道让开了）。这位留学生说的最蔑视英国人的一句话是：“我实在没法相信这样一个国家能够出牛顿！”他说，今天的英国人在数学方面笨到了极点，实在无法相信牛顿会生出这样的后代。我笑了，我说：何止是牛顿，还有达尔文呢，还有瓦特呢，那时的英国就是不得了；可太阳总会落山，我们中国的太阳早就落了山，但也许，今后中国的太阳将重新冉冉升起。 　　三、中国是众矢之的 　　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G7简直就是个笑话，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GDP占世界的13%，而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哪一个也没超过3%，特别是加拿大，还不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当然我们是死活不能认这个帐，认了这个帐，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就全都没有了，这也许是他们夸我们的狼子野心啊，决不能让他们夸晕了），却在G7里待着，而中国不在；这样的G7谈汇率问题，金融市场根本不关心，他们关心的是中国政府什么时候让人民币升值。英国的报纸说：今天的世界经济已经被简约成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权力双人舞。英格兰银行的行长认为G7应该把中国和印度包括进去。有几位经济学家则说：最好改成G6——美国、日本、欧洲、英国（自私啊！他们就不说英国的区区3%也不够在Gx里待着的资格了）、中国、印度，而不久的将来，也许巴西也会来敲门了。 　　不管那个什么“购买力平价”算得到底有没有理，在外国人的眼里，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超级巨人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块头太大。当它被打倒在地，昏睡不起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看不起它，所有的国家都想来撕一块他的肉吃，但当它一旦晃晃悠悠站立起来，自己还没觉得怎么着呢，所有的国家就已经在颤抖了。 　　中国是众矢之的。无论中国和哪一个国家发生矛盾，国际社会的同情都是站在另一边的。我参加了一个谈中日关系的学术研讨会，至少教授们的同情完全是站在日本人一边的。那个主讲教授竟然认为，中日关系今天的问题，全在于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不能和中国面对面据理力争，以至中国人认为日本人不够坦率。我当时就反驳，这太荒唐了。我举了那个日本人用钢筋水泥把海中一块时沉时浮的小石头加固，以占据大片专属经济区的行为。我说：这样的行为使得中国人认为日本是一个非常贪婪的民族，正是这类行为才使得中国民间讨厌日本人，而根本不可能是因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国太客气了”——有道是“不打上门送礼的”，什么时候我们都喜欢客气的人。我想，他们之所以同情日本人，首先当然是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民主国家，是他们一个阵营的，而中国不是——所以我常说，中国不是西方国家承认的民主国家这一点使得中国在外交上非常吃亏；中国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必须对于这一点有充分的估计：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不管是美国，还是日本，还是欧洲，都不可能是站在中国这一边的，他们对于中国的猜忌或者说敌意只是程度也许有所不同而已，所以不要梦想什么联这个制那个。其次则跟中国的块头大也还是有关系的。日本的块头虽然也不小，但比起中国来还差得远，中国的经济、科技一旦能够赶上去一点，其综合国力就会超过日本，别人怎会不怕呢？岂止仅仅是西方人，岂止仅仅是帮帮日本人，我在演讲后回答问题时，一个亚洲人模样的蹦了出来，说：中国根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帝国，早就应该考虑让它的各部分独立了。我说，中国不是一个帝国，而是一个已经整合得非常好的国家（呸！我们还从来没有尝过日不落帝国的好处呢，就想让我们像大英帝国那样落了山？门也没有）。我的感觉是，第三世界国家未必对中国有什么同情，最多只是在实在有利益需要的时候买一把中国的账而已。虽然人们一般都不怎么同情中国，但最仇视中国的，还得数我们的台湾同胞。 　　中国威胁论是消除不掉的。这也没什么关系，我认为，无论如何，让别人感到威胁比让别人可怜你更好。什么时候国际社会可怜过中国人？也有过的：那就是日本人暴揍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吗？所以，我承认中国威胁论是有它存在的合理基础的。我告诉这个国际社会的是，尽管中国的前进道路上还有无数的严重问题，但从大局说，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所以，国际社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接纳中国，把中国的前进所带来的冲击化为机会；而只要国际社会善待我们，我们也并不想挑战这个国际秩序，相反，我们还会维护它。英国的《独立报》便以“中国的脚步是挡不住的”为主题，刊发了我的演讲摘要。 　　四、英国的移民政策及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 　　对了，我还没有说我刚到希思罗机场时的观感呢，现在让我来倒叙。下飞机的是无边无际的英国前殖民地来的人群！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可怕啊，英国可怎么办啊！果不其然，英国正在辩论收紧移民政策，根据报纸介绍，虽然知识分子还在装模作样的以“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的观点批评政客们不该收紧移民政策，但民意调查却显示，百分之八十几的英国人主张收紧移民政策。 　　可要是不让移民来，英国也有难处啊。第一点是英国毕竟还不甘从二流再沦落到三流，所以非常想继续在前殖民地发挥影响，这就需要让前殖民地的人民感到英国还是他们的“老妈”，跟他们有“特殊关系”，你“老妈”连来都不让“儿子们”来又怎么可能做到这一点呢？第二点更重要：英国的人口老了，牛顿的后代也没了牛顿的那份聪明劲了，不让那些又年轻又聪明的移民进来干活，那老绅士们的小日子能过得这么悠闲自在吗？ 　　英国的劳动力老化了，钝化了，高工资、高福利却下不来，这在资本家眼里就成了最劣质的劳动力。你要是不让人进来，那资本家就会走出去。这个问题在欧洲是普遍存在的。我在宾馆看CNN的报道，讲的是德国，说是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有六分之一的德国企业迁了出去，一位德国主管说：他们在海外发现了“大批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迁出去是理所当然之事。原来人们还在谈论什么把那些技术含量低的工作让给海外的劳动力去做，德国人做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而今天的残酷事实是那些技术含量高的、附加价值高的工作也移了出去。我想这个“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多半还是在我们中国吧！英国的报纸又说，整个欧共体的劳动市场，缺几千万劳动力。既然如此，还搞什么“收紧移民政策”呢？改改移民政策吧！不要老想着前殖民地的“特殊关系”了，搞公平竞争吧！多弄点中国人进去吧！保证是优质劳动力，“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 　　这先进去的中国留学生，就是“具有超级潜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还是不爱打架的顺民的样本。他们现在在英国干什么呢？我利用短暂的停留时间，看了看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们的生活，一句话，太苦了。什么都怕对比，这一对比，我才知道我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活是太幸福了，虽然我当时觉得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也并不舒服。说到这里我正好谈谈英国的物价。伦敦的地铁（伦敦的地铁网很密是它的一个优势，但地铁站有些破烂，站台很窄，和东京同样很密的地铁网没法比，甚至不如上海的地铁站；另一方面，它的一些精微之处的人性化，却仍旧反映出这个老牌帝国的高度文明）起价是两英镑，合三十多元人民币，要是路途远还得加钱；学生宿舍条件相当差，一间小破房一星期收费是84英镑，一个月合五千人民币左右，这还算是优惠的，争得打破头，而且到放假学校就要把宿舍出租给旅游者，再开学重新申请，住得上住不上还不一定；到唐人街喝了两次小碗汤，我看在中国一块钱都算贵，你猜猜花多少钱？合人民币小五十一碗。吃了一顿全素斋，我看在中国花个五十块就不算便宜，在伦敦得五百。当然了，自己做饭差价没这么大，牛奶什么的还是挺便宜的。一个英镑的汇价是十五、六元人民币，而实际购买力呢？我看再怎么保守地算，也当不了五元人民币用——所以前面英国人算中国的GDP相当于英国的四倍多还是有道理的。学费呢，外国研究生一年合人民币十七、八万（英国本国学生大概是这个价钱的八分之一），再加上我上面说的那种物价，你自己算算吧，一年二十几万人民币（这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的典型开销）过的是什么鬼日子！极有钱的当然也是有的：我这次坐的是公务舱，票价相当于普通舱的四倍，居然就有几个非常年轻的女自费留学生也坐在里面。但一般留学生，即使家里算是相当有钱的，那个生活也是相当苦的。所以，我有一个中学同学的孩子，在那里呆了不到一年就回来了，死活不肯再去，白花了二十几万块钱。中国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一定要明白，英国，再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之类的国家，和美国是不一样的，甚至和日本、德国都不一样，它们是把留学生教育作为一项赚大钱的买卖来做的。所以，除非你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否则，到英国这样的国家留学非常的苦，一定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些中国留学生是进入英国的中国移民的先头部队，我希望他们能够咬牙把这个苦吃下来，在那里站住脚。中国人还是要走出去的。 　　距离我留学的时候已经二十年了。在这二十年中，中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因此，现在有了那么多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我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自费留学生，所谓的“自费留学生”，是指外国人或多或少出一部份钱，剩下的自己拼命打工而已，中国的高官显爵的子女都大抵如此。现在，中国的一部分留学生已经可以拿着自己家的钱支付大部或全部费用了，但中国还没有进步到可以使我们的留学生不吃那么多的苦。艰苦的留学生活造出两种人：一种是磨砺出坚韧品格的人，另一种却是见了外国人就自惭形秽、就生出一份仆人对于主人的孝心的人。前一种人在老一代留学生中很多，中国的民族主义正是在他们当中最先觉醒的。这后一种人也不算少。尽管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已经有了金钱、有了地位，但已经融入到骨髓里的包藏不住的仆人的猥琐，却总是渗透出来，所以，他们那些包装得再好的“学术”也掩盖不住那一股子“仆人”气。新的一代留学生会怎样？我乐观地以为，这后一种人会少一些了，因为中国强大了，也因为这十几年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逆向种族主义的反击——无论那些“仆人”怎么谩骂，中国人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 　　五、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我和一位朋友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我说，这么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太阳曾经是不落山的，现在终于落了山；而我们的国家呢？就算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飞跃，就算我们的那些贪官还是这样贪下去，如果这个国际形势这样继续下去，也不用什么改进，只要是和平的市场竞争，他们就绝对不是我们的对手，我们真是一轮冉冉升起的红日；然而，他们会就这样坐等着我们从他们头上跨过去吗？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走，这片街区是这个国家的心脏，这个心脏街区有一个特殊的景观，就是街两旁、街中央一个接着一个连绵不断的英国在历次战争中的战争英雄的塑像，这一点和俄罗斯十分相像。通过这些塑像，我想，尚武精神已经渗入英国国民的骨髓。看着这些塑像，我默想了一分钟：是了，这就是我们最不如他们的地方。无事最好，万一有事，我们会输在这个上面！而我们的那些“精英”，在大学讲坛上、在报章杂志上、在电视上，还在给我们灌输着对于西方、对于这个世界的完全错误的思想。我摸摸兜里那本刚刚买的《西方为什么赢了》（这是一本讲西方2500年一以贯之的巨大军事优势如何与其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密切相联的战争史书，我一直想买却一直买不到，这次偶然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书店里买到了），默默走着，看着那些奠定了一个伟大国家的基础的战争英雄们的塑像。我们的太阳能够升起吗？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似乎没起过太多好作用，多与那几个瞎指挥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近期出版的《读史求实》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史料解读。 　　杨奎松教授告诉我们，在援助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苏联经常陷入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者的相互纠葛，而这种纠葛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谜团。 　　——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谈得并不多。在我们的印象中，莫斯科似乎总是在扶植那些后来被证明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瞎指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杨奎松：具体应该如何看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问题，我还是主张先要摆正心态。所谓摆正心态，就是要能够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基础是，中共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人送来的，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是俄国人送来，就连共产党这种组织形态也是俄国人送来的。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成功之际，即1949年6月30日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专门做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里面对两者关系的关键之点讲得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避讳和否认。 　　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比如，我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第一句话讲：“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这一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外来的”。这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难道是中国土产的？但就是有不少人因为长期听到的全部都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内心里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这样。在他们的眼睛里，一切最核心的价值只能是中国的。你把马克思主义讲成外来的，岂不等于说共产党是 　　“西化”的组织吗？ 　　过去有些历史不研究，或者不去讲，情有可原。查一下过去的党史著作就知道，延安整风以前，虽然对外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些避讳，党内讲自己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还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自诞生以来就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不大讲这方面的情况，甚至在党史上也不大提这层关系和这段历史，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不存在了，一方面当时中共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中共完全独立自主了。故毛泽东也专门讲过，说中共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不要老扯上共产国际，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因此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就只在两处简单地提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作用，无论成功、失败，就都着重讲自身的问题了。后来抗战结束，和国民党打起来了，政治上要把“美蒋”关系树为靶子；再后来建国了，要树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这方面的历史也不宜多讲。但1950年代初，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关系又好得不得了，因此我们看1951年毛泽东审定、胡乔木主撰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还是会发现里面明白肯定共产国际帮助、指导的表述与说明很多。只是，几年后，中苏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论好的、坏的，就几乎都不讲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不能不讲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陆续披露，接着又公布了一批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和我们长期以来不讲这方面情况的讲法有了很大出入，不研究不行了。这以后一段时间里，研究的人相对就多了起来。但当时中苏关系并不好，何况感情坏了，老说法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突然要讲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也很少有人能够讲得出口。因此，党史学界这时的研究也主要是解释性的，研究者大都想要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传统观点来正名，这一研究在具体还原历史的功用上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造成公开了那么多档案资料，今天却还会有许多人相信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及革命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 　　为什么说那种断言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这里只讲中共建党背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问题，至少，第一，亲历者如毛泽东就不是这样讲的。第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懂得要“走俄国人的路”，才知道要成立共产党，“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你要承认毛泽东的这些历史总结，就不难看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到底有多重要了。第三，现在很容易看到的中共中央一大、二大、三大文件里，都清楚地记述了中共从酝酿之日起，就开始接受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党的几乎一切活动，包括主要成员的生活开支，都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 　　今天，不少人也看到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相关档案，不能否认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心里并不舒服，因此硬是根据极个别人的并不可靠的回忆，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想要苏联人的钱，不想要别人干预自己的事情。殊不知，这都是今人拿自己今天的观念来猜度当时的共产党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中共参加者之所以会组织加入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毛泽东1920年底刚转向共产党时就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凡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因此，我们倾向于世界主义，“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中共一大、二大的文件中也写得很明白：“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试想在“工人无祖国”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当年会抱着警惕、防备、排斥的心理来看待莫斯科的帮助吗？ 　　——这就引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联为什么要援助中国共产党？今天批评最多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苏联（包括共产国际）更多其实不是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来援助中共，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会认为，苏联当年就是基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来插手中国的事情的。 　　杨奎松：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东北参加过一次有关张学良问题的研讨会，有一位军事院校的副教授的文章就让我在这方面很开了一次眼界。他的文章研究的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基本观点就是批判苏联当年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甚至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反过来，文章自然对张学良当年的做法充分肯定，认为张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理由充分，借机武力收回中东路权，更是捍卫中国主权的正义之举。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比较传统的有国民党背景的学者，我也能理解，不会觉得奇怪。问题是作者是大陆军事院校的资深教员，而且肯定是共产党员。这就奇怪了。 　　凡是多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共两党正在你死我活的内战初期。共产党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大家无不把苏联视为世界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人的祖国。因此，当张学良以非法进行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名义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然后又下令驱逐中东铁路苏方管理人员时，中共中央当即公开发表声明，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上加以谴责。它根据共产国际“拥护苏联”的政策要求，号召全党及工农群众共同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中共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仅仅因为时过境迁，中苏关系后来出了问题，再来叙述这段历史，就反过来全面肯定张学良，斥责苏联帝国主义，那么，作者是否也要跟着当时的国民党来斥责当年的中共中央呢？ 　　很显然，这是今天读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发生困惑，甚至让自己掉进陷阱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语境，连同思维方式全都变了。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背景中去，就无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公开地作为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的支部在中国活动的。中共代表李大钊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的质询，就代表中共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因此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开的，中共在各种场合中维护苏联的利益，或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到1936年中共中央公开改变策略，主张把中国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包括许多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还会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共的转变表示欢迎。 　　这种尴尬复杂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苏联自身的问题。苏联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国家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只是从今天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一切都只从它民族国家的一面去看问题，认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难免会对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把它妖魔化。 　　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阶级来分析，属于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就是自己人；属于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就是异己力量。但共产党里面的人，又是属于各个民族的，共产党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里形成的，它们势必要基于自身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苏联共产党也是一样。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共产党，看成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利益一致的党，相信苏联既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又是与世界各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阵营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因而它时时处处都会把资本主义各国当成危险的敌人，不会简单地凭借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则来行事，会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和扶持那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苏联党的领导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长期执政之后，他们无论从动员民众或个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从苏联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而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我们由此不难注意到，苏联早期，如列宁时代，国际主义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斯大林以后，就常常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的色彩遮蔽国际主义色彩的情况了。但即便如此，只要是共产党，它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变成民族主义者。它永远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远都会有两面性。以苏联二战后的政策为例。苏联在战争期间得到美、英的大力帮助，三国元首事实上统治了世界。如果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战期间大国政治的外交关系，战后苏联就能获得和平的发展条件，并且还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各种技术或财力的帮助。但情况恰好相反，战后双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对立和冷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即使在战时，苏联对美、英的戒备也一如既往，战后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比对共产党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国民政府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中央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列宁时期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执政的早期，也照样犯过至少从苏联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认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而且还以驻北京的大使馆作为指挥中心，并允许共产党、国民党利用来做庇护所。这最终给张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大使馆的借口，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划和组织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几个月后，即1927年12月11日，中共组织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广州起义。斯大林再度出马，不仅亲自选派军事人员前去广州指导暴动，组织巷战，苏联报刊也公开对中共广州起义大书特书，宣传鼓吹，就连苏联驻广州的领事人员也全体出动，直接参与了这次起义。最后的结果给了斯大林同样沉痛的教训，五名外交人员被当场杀害并曝尸广州街头，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宣告与苏联断交，五年后双方才得以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显然，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是在此之后才逐渐改变不顾外交、公开输出革命的做法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共和国的几乎所有酝酿、组织的过程，都有共产国际参与其间，包括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文件也多是苏联专家在莫斯科帮助起草的。但这一次苏联政府就变得圆滑和聪明了，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极力想要取得苏联的外交承认，苏联最终也没有这样做。这之后，苏联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并确保与它的外交关系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国际或其他各种渠道和办法来帮助中共。这种关系一旦被南京政府发现并可能严重影响两者关系时，苏联方面往往会选择做出让步。你提到的1945年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对八路军态度几度变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抱怨过苏联战后不相信中共有能力打败国民党，从当事人的角度感到有些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战后最初的国际形势及其大国关系的角度，说斯大林应该支持中共打仗，不该帮着美国人要求去重庆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在当时条件下于情于理恐怕也行不通。 　　举一个例子，1954年，打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战不久，援越抗法战争也打了三四年了，考虑到不能老这样打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环境，中共中央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和斯大林战后支持去重庆谈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即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法国和英国合作，并由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共中央，把越南党领导人请到广西柳州，连开几天会，力劝越南党停止正在顺利发展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与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划界停战了。像毛泽东晚年抱怨斯大林一样，越南党领导人后来对此也极为不满。 　　不难看出，共产党当政后，又要国际主义，又不能不讲国家利益，都难免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弄得两边不讨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有一个疑问，难道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就不能和苏联的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吗，比如说中国革命成功了不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苏联在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中共有朝一日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 　　杨奎松：当然有。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开始苏联就有这个考虑。它帮助创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这样考虑的。包括大革命时期，它要国共两党合作，它的主要援助对象是国民党。为什么主要是援助国民党？这是因为，第一，国民党当时也是革命党，反帝反封建，或者叫打倒列强除军阀，它的斗争目标和中共民主革命的斗争目标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援助？第二，国民党号称十万党员，广东地区至少就有三万左右，它还可以在全国公开组织、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1923年才不过三百多党员，而且还只能秘密存在，我苏联怎么大力援助你？把大量的枪炮运给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给你？ 　　今天很多人老在抱怨，说苏联当年不援助中共，把枪炮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了。我要说，这首先有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你是政府时，我可以公开给你；你是反政府的力量，我怎么公开给你？当年中共几百号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苏联怎么给你武器？一旦和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合作了，共产党就在国民党内活动，就更难单独给共产党了，给，就得承担合作关系全面破裂的风险。 　　其次还有个体积的问题。中国当年援助过至少几十号各国小党、小组织，但最后毛泽东很丧气，说这些党“都不争气”。在毛晚年，除了缅甸等个别有根据地且和中国靠得很近的共产党外，基本上都不再给予援助了。原因就是这些组织都太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斯大林在抗战期间对他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讲过一段话，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新生力量，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要是我们给中共这种援助，第一，这等于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帝国主义不会容忍，蒋介石也很可能会转而联合日本来反对共产党。第二，中共目前要成为抗战的领导力量还显得太早。中共要壮大起来还需要时间，而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应付德国的希特勒，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拖住东面的日本，使它不能从背后进攻我们。这个短时期内光靠中共还承担不起来，而蒋介石至少是中央政府，可统帅全国的力量，再加上有英美的援助，有我们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进攻，也能长期拖住它。 　　从斯大林的这段话里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点，就是苏联人援助力度大小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合法与否，一个是体积大小。而且不是给的援助多，双方关系就好。骨子里，凡是共产党，都是讲同一意识形态的，因而也都是出自同一个祖宗，立于同一个阶级，至少两个共产党之间，从心理上就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总比与其他非共产党人的关系要亲近得多。斯大林给蒋介石援助再多，他内心里想的也是如何能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指导下的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 　　前面讲过，许多人都抱怨苏联当年没有给中共更多的援助，但大家很少看到的是，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是按中共自身数量的增长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不断地增加的。像1921年到1922年十个月，中共只有五十几个人，莫斯科只给了一万五千六百元的党费。1922年到1923年，中共人数增加了，工作范围也扩大了，经费的提供也增加了。党费还是一万五千元，但同时还开始另外专门给了工会费、团费。等到1925-1926年以后，中共党员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党费大幅增加不说，其他工会费、农运费、团费、反帝费、济难费等，给的范围更大了。共产国际有时还会为一个较大的运动公开在全世界进行募捐。另外像召开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会议，发动一个紧急的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还有专门的特别费可以申请和拨付。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许多紧急事件要应对，在在都需要花钱，全都用特别费在支出。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全都是列入中央计划然后由共产国际专项拨款，才得以组织发动起来的。事后人员被捕，或死了人，安葬及家属还要用济难费来进行善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至于说莫斯科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直接援助中共到底就算了？首先，这完全不现实，而且谁知道当时一个几十人的小组织能不能成气候？其次，中共如果不借助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秘密状态下什么时候能够发展起来，变成全国性的政党？莫斯科就算是最赤祼祼的了。它在最初设计国共合作的时候，其实就计划好了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一步到位夺取政权的。1922年列宁提出这个动议，当年中共二大通过先民主革命，再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方案后，陈独秀等人还不清楚民主革命成功后谁来执政。大家当时都以为既然是加入国民党，主要由国民党领导民主革命成功，执政的当然就是国民党了。但这个看法很快就被共产国际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不间断革命”。即是要求中共做好准备，国民党革命一成功，马上就发动社会革命，不能等到国民党政权巩固了，然后再来革命。你可以想见，莫斯科又何尝不想一步到位？后来两党关系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次一次给予指示，包括到1927年提出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和中国革命应一步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类，都显示出莫斯科急于求成，想要一步到位的心理。只不过，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来取得政权，最后证明还是太过异想天开了。 　　——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这么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一开始采取城市武装暴动起义的方式，希望迅速成功，也是来自于斯大林当时有一个幻想，认为中共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苏联的革命，然后迅速夺权？ 　　杨奎松：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和成功的。先是有一个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社会革命党掌了权。几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主政的临时政府，取得了政权。因此，斯大林也很想在中国再来一次俄国革命。中共在1927年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原因也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大力援助。 　　——为什么莫斯科的指导总是习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中共，它不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吗？ 　　杨奎松：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指挥中共革命，依靠书本和经验更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就像毛泽东说的，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革命，革命的步骤、方法如何，还都是不明确的时候，只能“走俄国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当然也只有由俄国人来指导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要听的。好在俄国人僵化归僵化，他们的目的还是想要按照理想的程序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因此，中国人在学习，俄国人也在学习。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我说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一定要把它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行得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且最初还是由俄国人开始的。比如，我们看中共一大的党纲，后来再也不提了，没有用处。为什么？因为当时参加制定党纲的代表们完全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自身的实际。中共二大就改过来了，提出了“两步走”的方针。这个“两步走”，以及具体结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政策决议，就是列宁、共产国际提出和帮助制定的。因此，即使莫斯科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包括今天看起来有些可能属于僵化教条的做法，也未必对中共就毫无帮助。比如，因为俄国人习惯于一切从本本出发，一切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因此从苏联开始，不论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习惯于开会、报告、学习，包括对党员干部进行从理论到技术的各种专门培训。这种训练方式，当年对那些完全是从零开始的中共干部来说，却有着显著的成效。中共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多半都是这么来的。 　　当年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大都经由苏联培训过，光是由苏联人花钱接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这些专门为亚洲，特别是为中国培养学生和培训干部的学校里学习培训过的中国人，就超过两三千人。这种学习培训也不限于政治理论，只要对中共革命有用的各种专业和技术能力也在内。比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共都有不少人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其中一些后来做到高级将领；也有一些专门就是学的现代化装备的使用与维修，这些干部在后来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迅速转入地下，莫斯科帮助中共组织设计各种地下交通线、培训地下工作技术，包括组织培训情报工作、电讯工作，以及刺杀爆破等等，使得从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中共组织，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各地的组织，并连续几年在城市坚持了下来。 　　当然，按照苏联人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办事，也一样会犯错误。比如1927年国共关系刚刚破裂之际，莫斯科接连发表文章批评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没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关键。至于陈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则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本性的问题上去了。因为共产党理论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充其量也只属于小资产阶级。 　　由于莫斯科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共中央领导人人人都主动检讨自己的出身，都希望能够找到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结果，一方面中共各级领导人开始自律，明明自己是知识分子成分，却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编到部队里去做战士；另一方面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帮助中共进行改组，为此从中国各地挑选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并把他们弄到苏联去，参加苏联人召集并帮助举办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会议的文件几乎都是苏联专家帮助起草的，就连中共中央的构成，从中央委员到总书记，也基本上都是苏联人帮助挑选的。只是，几年后，这些工人出身的各级领导人，比如像向忠发这样的，很多都叛变了。

前美军太平洋司令基廷说，美国国防部成立海空一体作战室(Air-Sea Battle Office)并非针对中国，而是为确保美国持续拥有不受阻碍的海上航行自由。他说，即便中国已拥有1艘航空母舰，但距离成为一个蓝水海军(blue-water navy)距离还很遥远。 *基廷：亚太国家对中国作为不安* 基廷上星期四(2月16日)在詹姆斯顿基金会(Jamestown Foundation)的中国国防安全研讨会发表演说时作出上述表示。 他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存在，长期以来为区域海上航行自由提供保障，亚太国家视美国为不可或缺的伙伴，但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作为让区域邻国感到不安，因此希望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美国之音钟辰芳 专家分析中国解放军现代化 *空海一体作战室非针对中国* 至于美国国防部去年成立空海一体作战办公室是否与此有关，基廷表示，美国军方有此想法已久，它的概念即源自如何确保美国海军持续拥有不受阻碍的海上航行自由，并非针对中国正在发展的反介入和区域阻绝(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能力。 他说：“反介入/区域阻绝和空海一体战是极为重要的概念，它们并非针对中国，我可以保证它们不是。这个概念源自不受阻碍的海上通行自由，我们享受这种自由，没有 人能够拒绝我们通过一个区域，或是让我们要进入某一个国际海域变得困难。” *不担心中国有航母* 基廷说，他并不担心中国已拥有1艘航空母舰，因为要成为一个具有远航作战能力的蓝水海军，中国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他说：“我并不那么担心中国的军事能力。好吧，就算他们现在拥有1艘航空母舰，就是这么1艘，但他们还没有显示出，有能力在航母位於太平洋中间的某个地点时在上面部署战机。当然他们迟早会达到这个目标，不过光是在1艘航母上部署几架战机，并不代表它就具备成为1个蓝水海军的条件。” 美国之音钟辰芳 美国战争学院国际史教授柯尔 *柯尔：解放军将领强硬言论或为争取资源* 美国战争学院国际史教授伯纳德·柯尔(Bernard Cole)说，虽然中国军方一些强硬派人士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有较为鹰派和民族主义的言论，不过这可能涉及军方正在为新的战略目标争取更多的资源。 他说：“在我看来，解放军正忙着寻找一个海洋战略任务，以说服政治和军方领导人，继续为海军的现代化投入更多资源。” *林和立：中国领导人容许强硬言论令人担忧* 不过，詹姆斯顿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对中国军方一些强硬派将领的谈话感到担忧。 美国之音钟辰芳 詹姆斯顿基金会资深研究员林和立 林和立说，过去江泽民从未允许军方径自对台湾或南中国海问题自行发表立场强硬的言论，现在胡锦涛似乎并未对这些将领的谈话加以拘束，未来习近平接班也必须依赖军方的力量来巩固他的政治基础，可能对强硬派军事将领的言论更为包容。 另外，专家也在研讨会中提出关于解放军现代化的分析。 *专家：中国仍不具备联合作战能力* 柯尔和前美国驻中国陆军武官卜思高(Dennis Blasko)，以及前美国驻中国空军副武官肯尼思·艾伦(Kenneth Allen)都认为，虽然中国在部队间有所谓的联合操演(combined exercise)，但实际上解放军至今仍然不具备整合不同军种的联合作战(joint operation)能力。 美国防务集团(Defense Group, Inc., DGI)情报研究分析中心中国项目经理葛思奇(Kevin Pollpeter)说，中国自2004年开始积极发展指挥、管制、通信、电脑、情报、监视和侦察(C4ISR)的现代化，一直到2010年才初步达到指挥系统的整合，在联合后勤补给作业上取得一些进展。 葛思奇认为，解放军要达到具有真正的联合作战能力还须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根据中国国防部2008年公布的国防白皮书，它给自己定下的时间表是205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