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戴旭：中国人亟须重塑尚武精神！ 进入专题 ： 尚武精神    ● 戴旭       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强文化建设，这是一项庞大繁杂的工程。经济建设靠房地产拉动，文化建设靠什么拉动？笔者认为，在当前内忧外患的时世下，中国应从重塑国民尚武精神开始，逐步复兴传统优秀文化，内倡见义勇为的美德，外树仗义执言、凛然难犯的大国形象，从而赢得世界的应有尊重。     　　     一、尚武精神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闪光的部分     　　     中国文化中最辉煌的部分是在春秋战国的尚武时代产生的，诸子百家群星璀璨，成为国学之源，倡导在朝胸怀天下，安民强兵，锐意进取；在野则轻生死，重大义，知廉耻。先贤相望，士风因袭，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至今令国人景仰。|     新中国是在20世纪的战争血火中诞生的，这样的“出身”同样造就了当代中国人尚武自强的高贵品质。凭着这种品质，中国人完成了堪称人类奇迹的长征；在一穷二白的废墟上建造出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这一混合了太多尚武精神的高技术武器系统，给中国带来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及外交收益，及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是多少GDP也无法比拟的！     今天，如果说世界对于中国还有点敬畏，不是因为中国盖了太多的摩天大楼，而是因为中国有在两弹一星基础上的“神八”飞船，有“神八”背后继承了两弹一星精神的中国人！作为构筑中华文化基础的尚武精神，不仅仅在意志层面，更在物质层面上直接改变了当代中国的面貌和历史走向。     　　     二、尚武精神堕落是中国历代衰亡的共同内因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交替各有原因，但有一点内因是共同的，那就是：承平日久，精神懈怠，统治者和普通百姓因贪于安逸而变得懦弱、懒惰，得过且过。自然界总是首先淘汰弱者，自身尚武精神堕落的危害，首先诱发外部大敌、小敌的骄横。宋朝和晚清是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宋神宗在西夏屡次寇边的情形下，不张挞伐，却赐岁币试图安抚，当时的边将说“朝廷素事姑息，所以狡虏生心，敢尔狂悖，今若再赐岁币，是益令玩视，愈亵国威。” 欧阳修形容当时的情状是：“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     晚清则穷奢极欲，将世界第一的GDP大多变成皇家园林和其中的奇异珍玩。在世界列强纷纷围噬的半个多世纪中，晚清统治者孜孜在意的不是民族振兴国家富强，而是死保特权以悠游嬉戏。决定帝国命运的甲午大战在即，皇室仍不致力于武备发展却挪用海军军费修筑颐和园。     在当家人的示范作用下，这两个朝代的官员腐败至极。南宋是夜夜笙歌、醉生梦死。《申报》社论评述晚清的官场时说：“今日之执政者，其心思惟欲保全现在之禄位而已，或者欲超越现在之禄位而已，其外，固一无用心者也。”尚武精神的泯灭使军队丧失斗志，曾经不可一世的八旗兵最后堕落为追逐声色犬马的行尸走肉。曾经马上得天下的统治者利令智昏，对于生死存亡的军事变革也视为儿戏。一个在中国的日本人副岛种臣说：“谓中国海军之可虑，则实不足以知中国也。盖中国之积习，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绝无行法之人；有绝妙之言，而绝无践言之事。”     外族看到中国内部糜烂、孱弱，顿起杀心。宋朝偏安心理生出“因循姑息”，接着又导致内外交困，在人口、兵员、财富和火炮技术都占有绝对优势的情况下竟然不堪一击，始败于辽，后败于金，终亡于元。日本间谍评价晚清“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并以当时“大清全民都腐败”的形势判断，早则十年，迟则三十年，中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于是建议大本营趁火打劫。     　　     三、发展经济，建设和谐世界不能以湮灭尚武精神为代价     　　     回顾中国历史上各朝代尚武精神的泯灭，几乎都是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发生的。对眼前利益的争夺和对既得利益的享受，让社会的精英阶层首先失去进取的意志，而领导人和精英阶层的意志又直接影响着整体国民，于是整个国家便萎靡不振。宋朝重经济轻武备，崇文官而抑武将，因此“兵虽多而战力弱，国虽富而兵不强”，成为肉多骨软的大胖子，经济发展成果始终成为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输血管。     晚清洋务运动后期，因为GDP的迅速提升，全世界都以为中国强大，中国自己也以为很强大。结果甲午一战露了馅，欧美纷纷扑上，把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哄抢一空。实际上晚清在官僚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双重榨取下，国家并没有发展出真正足以富国强兵的工业，主要的装备都是购自西方；“改革”不仅没有振奋已经低迷的民气，反而让官民因为内部利益争端而更加对立。国家的力量在肿胀的外形下，实际上是大大削弱了。     今天的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也取得巨大的物质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的尚武精神也基本丢失殆尽。这表现为社会内部道德的急剧滑坡和对外部欺凌的一再忍让。让国人震惊的小悦悦事件，昭显了国人见义勇为良知的泯灭。南海周边大国纵横捭阖、耀武扬威，小国张牙舞爪甚嚣尘上，国家利益被疯狂掠夺、尊严被肆意践踏。一个有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着核武器、世界人口第一、拥有世界最大常备军的国家，怎么反会处于被包围、被侮辱和挑衅的境地？     一些学者样的中国人说，这是因为中国发展太快，外国是担心中国的强大所以才联合戒备中国，中国应该更加克制，以免让别人感到威胁。这要么是对经济、政治本质的完全无知，要么是掩耳盗铃。一个靠卖地、盖房制造GDP的经济，一个以加工业为主，不能转换为国防能力的工业，对于那些依靠技术和工业强大起来的老列强来说，能构成什么样的威胁？一个完全不干涉别国内政、在国外没有一兵一卒的国家，对于控制全球的美国会构成威胁？对于连自己海外工程基地和运输船都不能保护的国家，中国会威胁谁？     若对比一下美国和俄罗斯，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达到俄罗斯那样的军事水平，也不是像美国那样随意使用武力，才让中国成为众矢之的的。恰恰相反，是中国经济和精神的同步软弱，让那些食肉动物式的老牌列强又勾起了掠夺捕食的欲望，故而串联中国周边以合力围堵猎杀。     急功近利的世风，正在让中国人变得懦弱。尚武精神的泯灭，正导致今天中国陷入战略重围。发展是硬道理，但经济发展不能以湮灭尚武精神做代价。否则，一切的发展成果最后不过是成为别人的晚餐。     　　     四、没有军人性格的民族永远不可能强盛     　　     放眼世界，那些凡是创造了辉煌历史的国家，无一不是尚武之国！希腊曾经是欧洲的明灯，哲学、文艺成就辉煌无比，但最后亡于尚武的邻邦斯巴达；罗马帝国兴起之初，南征北战所向披靡，后期却贪图享乐举国纵欲，罗马帝国的士兵竟然不愿意在烈日下行军，其生死攸关的国防只能依靠异族来担当，所以帝国也被这些外族所裂解。     今日，世界列强之所以成为列强如英国、美国，无一是仅仅凭借贸易强国的，在贸易的背后都跟随着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和尚武的民族。日本和德国虽误入军国主义歧途而战败，但最后民族的复兴依然是凭借尚武精神的支撑。被称为“最小超级大国”的以色列，其生存和发展几乎完全依靠尚武精神。血与火的历史和现实，锻造出这些国家强硬的军人性格！     一说到尚武，一些人就杯弓蛇影地理解为中国要选择战争崛起的道路。其实，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中的武学，不包含穷兵黩武的成分。中国式的“尚武”是以战止战，并特别警戒：“国虽大，好战必亡。”汉武帝如此英勇，在赶走匈奴的侵扰之后，还是班师回朝了。明朝中国拥有举世无双的舰队，但毫无没有建立海外殖民帝国的念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当年的日本、德国一样因为大规模持续入侵别国被灭亡，也从来没有像今天的美国这样随意采取武力。     中国的尚武，在更多的时候是被动的，是对外族入侵的坚决反抗，岳飞、史可法是这种精神的代表，将其整体性发扬光大的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人。新中国历次对外作战都是自卫反击，不占别人一寸土地。至今，周边小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屡次挑衅，中国仍然一再表现出和平诚意。     自然界是适者生存，人类社会是强者生存。中国热爱和平，中国追求和平世界，中国实行韬光养晦的国策——这一切的背后，离开尚武精神的支撑，都是一厢情愿的梦想。我们需要警惕军国主义思想滋生和政策选择的风险，但不能因此就有意排斥正常的自卫权利，忽视尚武精神的培育。     　　     五、“中国威胁论”是西方阉割中国尚武精神的暗器     　　     见识了新旧两个中国的西方列强，深知中国真正的力量不是庞大的人口，也不是靠着低技术产品堆积起来的GDP,而是靠着强国、复兴之志激励起来的中国人。所以，西方比控制高技术和武器销售更在意的是中国民众的尚武精神。西方媒体和学者动辄以“民族主义”诋毁中国民间正常的爱国情绪，并将此与无所不在的“中国威胁论”相联系。以豢养或收买文化代理人方式，借中国自己之手，把中国的尚武精神阉割掉，比如关于取消岳飞民族英雄称谓、淡化“狼牙山五壮士”、丑化民族英雄形象等；同时却多渠道进行宗教渗透，与中国传统文化争夺思想阵地。     当一个人没有了灵魂，一个民族没有了精神领袖，他就丧失了进取和反抗的意志，由这种族群构成的国家就成为任人宰割的猎物。一些没有军事知识和战略智慧的学者、外交官员，对这种显而易见忽悠中国的低级骗术不加分析，作茧自缚，不敢进行基本的反击和自我武装，对别人以此为幌子威胁中国全无察觉。一些中国人以韬光养晦作为自己安于现状的护身符，并懵然无知地到处宣扬，麻痹国人应有的警备思想。凡此种种，在大力加强文化建设的今天，是值得认真自省的。         进入专题： 尚武精神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天益时评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353.html    

作者： 查理十三  |  评论(1)  | 标签: 电影 , 十三钗 , 拯救大兵 , 二战 看过《十三钗》或者看过这部电影预告片的人很多都会觉得这部电影像《拯救大兵》，除了场面之外电影在主题上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关于牺牲与拯救的故事。《拯救大兵》讲述的是一个8人的小分队到敌后去寻找瑞恩的故事，引出了一个牺牲8个人去拯救一个人的的话题，而《十三钗》中十二个风尘女子和小男孩为了拯救12个女学生，也选择了牺牲。 　　 　　贝尔饰演的《十三钗》男主角在戏中说过一段话大意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十三个女人，十三个学生，我该作出怎样的选择。”这一句话道出了戏中人面临的道德困境，不管是女学生还是风尘女子都不应该受到侮辱和杀害，但是在一个只能二选一的环境下怎样才是对的呢？日本人发现的只是女学生而不是风尘女，纵然风尘女对于女学生被日军发现负有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大到她们必须牺牲自己来保全学生吗？换个角度学生们都是未成年人，而十三钗都是成年女性，在危险来临的时候，她们有责任保护未成年人，但是这个责任到底有多大，大到了她们必须牺牲自己的生命吗，假如一个未成年人掉进水里，一个成年人看见了，但是如果他去施救可以救起小孩，但是自己却一定会被淹死，那么这个成年人的责任真的大到要自己去死的地步吗？这是就《十三钗》中的角色面临的道德困境，但是现实又往往不像假设那么极端，十三钗顶替学生去劳军，但并不一定会被杀死，米勒上尉的小分队去拯救瑞恩但并不一定会都牺牲。正是这种对未来的不确定性致使十三钗义救学生妹，艾森豪威尔下令8人小分队去拯救瑞恩。但是如果结果是十三钗全部被日军杀害而拯救大兵也是8个换1个的话，那么我们又不得不面对这个道德困境，没有中间路线，不管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似乎都是不道德的。在十三钗中也就男主角的两句话触碰到这个道德困境，然后导演圆滑的绕开了这个话题，简单的描述了十三钗的内部挣扎后就将笔墨放在了十三钗慷慨赴义的前奏上，最后也没有明确的交待十三钗的命运，张艺谋在电影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道德困境，然后又迅速的绕开这个话题。同样在《拯救大兵》中导演也提出了8个换1个的道德困境，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回避这个问题，米勒上尉的小分队是军人，服从命令是他们的天职，但是让八士兵冒生命危险去救一个和这八个人一样的士兵，这样道德吗？合理吗？在搜寻开始不久米勒上尉的部下就开始对他发牢骚，米勒上尉只能以“你们对我发牢骚我对上面发牢骚”“这或许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干的唯一对的事情，因为我们在救人”。在一开始这似乎能对付过去，但是随着搜索的近一部展开，已经有不止一名士兵死亡，从一命换一命的角度来讲这已经是亏本的买卖，这个时候部下们的不满愈发强烈，爱德华伯恩斯饰演的士兵与米勒上尉的直接冲突就是明证，当最后他们找到瑞恩的时候，带他回去，已经死人了，还管他什么道德困境呢？电影不应该就像懦夫一样结束，瑞恩拒绝离开，因为瑞恩认为自己和所有的士兵一样有责任站在自己的岗位，自己有兄弟牺牲，别人也有兄弟牺牲，此时无疑将剧中人的道德困境推向顶点，这个困境的结该如何解开呢？导演选择了升华，他让米勒上尉和他的小分队留下与瑞恩共同战斗，最终小分队大部分人都牺牲了，米勒上尉临死前告诉瑞恩要做一个好人，值得让这么多人牺牲。瑞恩内疚终生，当年迈的瑞恩站在米勒上尉的坟前的时候，激动万分，他要家人告诉自己他是一个好人，他没有辜负为他牺牲的人。最开始这只是一个数量对比的问题，但是最终决绝问题的是人性的升华，米勒的小分队和瑞恩没有任何人做错事情，但这足以让瑞恩内疚一生，电影并没有真正解决这个道德困境，但是他却为生活指明了方向。 　　 　　透过这两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方导演对于自己面临问题的态度，当然不是每个西方导演都能排出拯救大兵，但是张艺谋却是华语电影人的杰出代表，面临问题西方电影人更倾向于探讨和通过戏剧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升华，而中国的导演则更倾向于回避和以简单的情绪代替。在2006年高群书拍过一部《东京审判》，而在1960年代好莱坞拍过一部《纽伦堡大审判》，《东京审判》大家应该比较熟悉，用我们八股文一样的中心思想分析，莫过于揭露日寇暴行，表现盟军和中国法官的智慧与公证，控诉战争的罪行，也表达对深受战争之苦日本普通民众的同情,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电影。这部电影也很符合这个八股文精神，虽然是一部法律题材的戏，但是电影始终都处在控诉、坏人收到制裁的套路之中。而《纽伦堡大审判》则丰富的多，年迈的法官赫鲁特要审判他的同行德国法律界的娇子前纳粹司法部长亚克林，这个亚克林曾是德国《魏玛宪法》的起草者，德国著名法学家，主审他的法官都认为他的著作相当有趣，它虽然效力于纳粹但是内心却并不满意希特勒，有一次他带女儿参加宴会，希特勒向他的女儿献殷勤他甚至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我并不因你的无礼而不爽，而是因为你的平凡而不爽”气得希特勒瞪眼，就连他的辩护律师都是他的粉丝。那他又为何会效力于纳粹呢？一战结束后德国经济萧条、到处是失业，国家一片混乱，而纳粹结束了这一局面，作为一个德国人从民族主义的角度就可以接受纳粹，他知道法西斯是恶棍，但是如果他像别人一样明哲保身，保留自己的名节，他干的事还会有别的人干，而且会比他过火百倍，他一面效力于纳粹，另一面又在尽自己的能力去保护一些自己能保护的人，可谓忍辱负重。在关于亚克林的指控中有一段关于他曾经主审过一个犹太商人的案子，犹太商人被指控与一名德国少女发生性行为，商人和少女都否认罪行，但是最终商人惨死，少女因为否认对商人的指控而被判处做伪证而坐牢，而据证人口供当时的审判现场更像中国文革时的批斗会，说白了亚克林只是一个摆设，任何人坐在他的位置审判的结果都不会改变。但是在看到盟军拍摄的犹太集中营的真实状况以及他的辩护律师在法庭像当年纳粹的检察官质询一个证人的时候，他勇敢的站起来认罪，但是这时苏联在东欧动静很大，美国需要拉拢德国来对抗苏联，美国政客也在暗示法官判亚克林无罪，而审判亚克林已经被人上升到审判所有德国人，因为纳粹是由德国人一手捧出来的。在最后的审判上，老法官认为对于亚克林的作为，法庭无法作出判决，或需要要由历史来判断，但是在所有国家的刑法中为犯罪行为提供协助也都是犯罪，亚克林为纳粹的无数暴行提供了便利和合法的外衣，被判终身监禁。当老法官离开纽伦堡的时候，亚克林要求见他，并且将一本自己回忆的自己记得的当年的冤案的笔记交给老法官他说“希望你明白，我当初并不知道集中营的事”，老法官告诉他“你知道，当你判处第一个无辜者死刑的时候就应该知道。”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都面临错综复杂的局势，两部都是法庭戏，审判战争犯，《东京审判》从始至终都停留在控诉层面，尤其是那段关于死刑的辩论更是将这种控诉推向极致，但是对于当时的国际局势、司法的程序与精神、日本人战后状态的描述都是触及皮毛。 　　 　　回避问题，迎合审查，打个擦边球就会被当英雄，这就是后极权时代的文艺！

据法新社报道，1000多名藏人为四川壤塘寺自焚身亡的年轻僧侣念珠举行守夜祷告仪式。 四川壤塘寺的年轻僧侣念珠19号自焚身亡，本台以及多家媒体对此及时作了报道。念珠在点火自焚时呼喊“达赖喇嘛万岁”、“给西藏自由”的口号；身亡后遗体存放在当地寺院。警方曾下令交出念珠的遗体，寺院的僧人们没有服从。 但据法新社报道，壤塘县政府一名黄姓官员对法新社否认有人自焚，否认有人举行守夜祷告仪式。这位姓黄的官员说，“一切都很好，秩序正常。” 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华人事务负责人贡嘎扎西表示，青海天峻县和四川壤塘县先后于17号和19号各发生一起僧人自焚事件，但当局予以否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他呼吁当局对连续发生的自焚事件展开调查，以弄清事情的真相： “现在连续发生自焚事件是各媒体都有报道。比如说17号那天青海天峻县，19号四川壤塘县的一位年轻人的自焚。中共政府否认那个并不惊讶，因为中国什么都不承认。现在我不谈这个。现在我针对您的问题，如果中国政府觉得自焚事件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希望能够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一再跟我的朋友或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强调最好的方法是首先你必须要思考那些年轻的藏人，不是一两起，已经是20多起了。为什么连续发生自焚事件？首先你有没有把事情的原因调查清楚？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只要你针对这个事实，调查其原因的话，一定会得到一个结果，然后你就看在你西藏60多年来所执行的政策是不是合乎了当地人民的需求？” 贡嘎扎西说，北京当局试图阻挠外界了解西藏客观存在的问题： “如果您觉得西藏没有问题，你为何不能让国际独立团体以及国际上的独立媒体进藏调查真相呢？您为何把国际主流媒体BBC、CNN等愿意去西藏采访的时候，你为什么去阻挡呢？” 这位藏族权益活跃人士说，中国其它地方也发生过群体事件，当局在那些事件中没有开枪镇压，而唯独向参与群体性事件的藏人开枪，这严重伤害了藏族人民的感情： “在大陆地区在汉地发生同样的抗议事件，你不开枪、你不镇压，但是在藏地发生这种事情你立刻开枪，为什么？这难道不是种族歧视的政策吗？是公平吗？” 贡嘎扎西呼吁北京与坚持中间道路的藏人行政中央举行对话，以谋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在调整政策的基础上跟流亡藏人举行对话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所以现在新上任的藏人行政中央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中间道路的政策依然没有改变。我们非常愿意跟中国政府举行对话来解决问题。” 纽约评论家孟玄对藏族人民争取自由的诉求表示理解，但是他说，自焚难以起到化解矛盾和冲突的目的： “我觉得自焚的问题只能加重彼此更大的冲突。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这个效果你要看在哪一个情形下，这种非抵抗、非暴力的抗议能够打动世界的人心或者是你对手的人心，让他缓和下来。中国人民本质上对神圣领土主权的观念还是非常非常强的。不管是哪个政权上来，下一个政权如果要变换的话只会比共产党更凶，因为它要煽起老百姓、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嘛。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可怕的一个东西。” 法新社说，中国指责在一些地区广受尊敬的达赖喇嘛煽动藏人自焚，其目的是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 林贤治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 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 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 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 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 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 的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是年底，安 全部门即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著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 “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个警句是︰“老大哥在注 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进行审判，指 控53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 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著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 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著名农业科学家恰耶 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达20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 　　 　　 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 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 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 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 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 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 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15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 年把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1958年仅领到一 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 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 　　 　　 “老大哥在注视你”。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至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 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 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 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发作般地间歇性 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 　　 　　 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 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 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被判重刑。于是， 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 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 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 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 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 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 作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 ”。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它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 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 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 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结果，改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则是苏联帝国本身逻辑演变的结果，是一种必然性命运。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责任呢？“老大哥”不复存在，但是目光依然严峻。 　　 　　 2008年8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