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图片截取自英国周刊经济学人文章《习近平培育了一种丑陋的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一种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利益的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学者和理论有大量不同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哈斯 (Ernst Bernard Haas) 认为虽然民族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但一般脱离不了对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识的重视,并由此引发出一些列的意识形态、运动和行为。

近年来,中共大力鼓吹中国民族主义也引起了学界和舆论的担忧。很多学者和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向极端,经济学人则称之为“丑陋的”(ugly)。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又被称之为“小粉红”。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相信中共官方宣传,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爱党)倾向。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也多次发起爱国“猎巫”运动,攻击那些表现的“不爱国”的两岸三地艺人,攻击国内的少数族群,抵制西方产品。在外交上,中国则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战狼外交”。

然而,经济学人等媒体和学术机构也指出当下的中国民族主义现象更像是中共官方操纵的结果,真正的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人数不得而知。这是因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仅出现在网络上,当局则严控民族主义者的线下活动,习近平时代并没有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示威游行,这并不同于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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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中国外人博客:习近平再度访美

核心提示:头脑精明、工于计算、雄心勃勃的习近平,是一条玩政治像打扑克的变色龙。他曾在南北中国 、村庄都市、沿海内地都工作过,和军队也有深厚的联系,他打造了广泛的关系网。他了解世界多于世界对他的了解。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魅力,冷静且谨慎,是多派势力都能接受的易于合作的人。在费劲心思攀到政治顶峰后他和新的领导层有什么主张现在几乎无人知晓。 原文: Mr Xi Visits America Again 作者:ChinaBystander 发表:本文首发2011年7月,本周重发 中国副总理习近平,地球人都知道的下一任中国国家主席于本周访问美国。他对美国的了解显然比美国对他的了解要多。上图中间握着塑料杯的就是他,是27年前他在衣阿华的马斯廷廷的一次野餐中拍摄的,当时他是来访的河北省农业代表团成员之一。此次,他将故地重游,制造出大张旗鼓的公关效果。本博认为要适时地再发一次本文,这是去年7月我们观察习近平和自邓小平把中共和中国调整到经济改革道路上之后三十年来最重要的一次中国权力更替。 中国的未来最高领导人首次将由1949年党夺取权力之后出生的人担任。随着他们的上位,现代中国将跨越政治和人口上的分界线。他们这一代人是第一代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红色儿女。他们的青年时期正逢”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家庭有许多遭遇了清洗,但他们还是拥护党,”比红更红”让他们跻身前列。相比之下,他们多受过中国顶尖大学的教育,比起前任有更多几率获得社会科学,而不是工程学学位,也更乐于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欧美顶级大学学习。当他们还在政治生活中力争上游的时候,就知道中国在转变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政治和经济大国,但他们和前任们一样务实,致力维护党的垄断权力,若说有分歧,则是在意识形态或经济上的。 这种区别至关重要。中国正在其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不言而喻,过去30年来,它已经大踏步地跨越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初始阶段。现在,它必须迈过那道让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时止步不前的长城。 当年人均收入达到10,000-12,000美元(以2007的美元汇率计算),发展中国家如不进行体制变革则有可能停止发展。中国年均人收入是4000美元。按目前的增长速度,视乎新的领导人的作为,在十年之内中国就会抵达这堵墙。想要越过它,就需要进行深刻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体制改革。即使它的确迈过了这道坎,中国将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一方面,绝对经济规模并无关系,即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做到了既是发达国家,同时又是一党制。 这就成了一种两难。如果党垄断统治权的合法性是基于不断实现经济增长,以此让其公民越来越富裕、国家越来越强大;如果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再不进行体制化改革就无法持续,然那么,要克服既得利益障碍,除理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就成了新的领导班子最重要的关注点,换言之,它要进行自我改革。 另一方面,党 垄断统治的合法性基于毛泽东思想的意识形态,它仍然需要伪装成中央集权的经济体,同时还要能实现经济发展,确保社会稳定和区域影响力,而不能忽略的这一事实,在体制化改革缺位时,经济增长到了一定程度就无法继续突破,无法在发展中上移到更高端的位置,也不能防止既得利益者形成结构固化。于是,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和国有既得利益之间的平衡就成为新领导层最重要的关注。 中国是无需自证的和西方不同的国家,而且它还有着独特的有自我认知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因而它可以发展出与众不同的经济体制。”中国例外论”不比”美国例外论”更难以理喻。但在这种情况下,党仍然不得不在一个全球经济高度关联的世界中操作,并要防止出现意识形态的回潮。世界已经对中国的重商主义和不断崛起的势力及地位表现出警惕。虽然不太可能,这也许会让中国向内转,并成为新的孤立主义者,依靠其不断增长的国内市场,加上人口结构上的偏移(译注:这里的人口偏移似乎是指老龄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在未来十年它可能会成为一个赤字国家,并推动其经济发展到达下一阶段。 现在,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将继续走当前的路线。的确如此,还设定了一个计划。在新的领导层将目前的五年计划的中期加入。然而,外人看来无缝的权力派交接掩盖了不在公众视野中的内讧。(译注:此文写成时间较早。最近的王立军事件多少让这种内讧暴露在了公众视野中。) 到目前为止,”太子党”占据了最高位,他们是和毛一起”打天下”的革命者的后裔,约400个家庭,是在党、军队和经济中都权倾一时的集体制精英皇族。习近平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他生于1953年,正在成为最高领导人胡锦涛的接班人,他将于2012年接过党的总书记一职,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在2014年成为中央军委主席。到了那时,如果习近平成功地在两年的交接期中巩固了权力,他就会成为政治局常委第一人,党、国家和军队的最高职位将再次合于一人身上。政治局常委目前由九人组成,是党,也是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 习近平超过了李克强,这两人是政治局常委中唯一的两名49年之后出生的委员,李克强在九人中排名第七,位列仅次于习近平,他是胡锦涛的门生,胡锦涛对政治现实妥协,转而支持习近平。李克强和胡锦涛一样,是通过共青团这一分支逐渐上位的,这一派系的基础是党的基层。太子党轻蔑地指称”共青团”是”小店主的儿子们”。(译注:参考”维基泄密”中的 相关说法 ,太子党指共青团派”当我们的父亲在打江山的时候,你们的父亲在卖鞋带。”) 习近平从省级官员升为国家领导人堪称迅速。头脑精明、工于计算、雄心勃勃的习近平玩政治像打扑克的变色龙。他曾在农村和城市、北边和南边,村庄和都市都工作过,打造了广泛的关系网。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信徒,但不被认为有意识形态色彩。虽然他从未参军,他与军队联系密切。他的父亲习仲勋将军是和毛泽东一起参加革命的”建国者”;他的妻子,彭丽媛,是著名的民歌手,也是解放军少将。他既有支持商业的名声(他的父亲因为提倡经济开放而被毛泽东清洗,后来成为邓小平的关键指导者,也是协助进行经济改革的助手,尤其是在广东省和深圳市的早期实验阶段),也有”干净”的声誉,20世纪90年代在福建、2000年在上海都清理了腐败,蔑视中国的暴发户。他冷静且谨慎,上述种种都让他被看成是一名易合作的人——同时又是会巧妙地攀登阶梯的政客。 尽管习近平几乎没有个人魅力,他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还是比他的前任更有气势(不过胡锦涛定下的是个低标准)。从外表来看,他高大敦实,与其他世界领导人的合影在国内看来形象不错。他有一个在加拿大的妹妹、一个在台湾的哥哥和一个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的女儿,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他就曾到访美国。这个朴实低调的人很少直言不讳,他对世界的了解要多于世界对他的了解,他打政治牌的时候把牌都握得很紧,谁也看不到——因而他和其他新领导人一旦费尽心力地到达权力巅峰想做什么也难以猜测。 如前所述,他们将在目前的五年计划的中期开始接手,因而他们最初的路径已被设定。但在未来政治局常委都由谁组成(除了习和李之外的其他七名都将在2012年退休)也会反映出不同派系的平衡——一边是相信保持经济增长是党能合法地垄断权力的必要之举,另一边,则认为合法性应基于意识形态,而成为当前的怀旧毛派的代理。在政治、民族主义、地区和人口等不同的潮流中都可以看到这一分野。甚至太子党也不是铁板一块的。那些想要建设一个有着强大的安全网、缩小贫富差距,更注重环境保护措施的”和谐”资本主义的人,那些想要减少公共部门的权力、开放政改革、拥抱新兴有产者的人,以及所谓的”新共产主义者”(neo-comms),想要通过文化外交、军事力量让中国成为世界大国,并在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译注:neo-comms 语出《中国在想什么》一书,Mark Leonard著,2008年出版。我们会在” 译者书刊 “中更多地介绍本书。) 谁会晋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及他们会如何排名,将在一定程度上划分出正确错误,也将揭示出中国在未来的决定性的十年内会如何发展。但这一切都会围绕着维护党对权力的掌控。 注:在他到美国访问的前一天晚上,国营媒体已经发表习近平回答《华盛顿邮报》的书面回复。他对中美关系的意见大多是形式化的,包括似乎在警告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立场的观点。 相关阅读: 点击这里阅读更多与” 习近平访美 “相关的外媒评论与观察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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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民族主义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下)

2012年02月17日 23:26:03   【民国历史的不同面相之五】     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承认民国政府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站对队”的重要性,当然不是轻视国人自身的努力。     拿抗日战争来说吧,中国军民的浴血奋战,就是“站队”能起作用的前提。尽管中国军队的战绩并不理想,这场战争也不是仅靠我们自己打赢的,但正是由于国人的屡败屡战,坚持到底,绝不投降,才赢得了世界的尊敬,使反法西斯阵营的胜利成为中国的胜利,得到了“站队”的果实。如果中国政府像汪伪鼓吹的那样投靠了日本,站错了队,也就谈不上什么果实了。     说起来,抗日战争和辛亥革命,这两件大事,20世纪的中国人都引以为豪。但在共同的自豪下,不同的解释也有很大冲突。     就抗战而言,核心的争论就是国共两党谁的功劳大。与此相关,过去还有在迫使日本投降方面,美国与苏联谁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大陆曾强调说,美国人打海岛扔原子弹都不管用,苏联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自从中苏闹翻后,就很少这样说了。     但国共之间的互相指责——你说我“游而不击”,我说你“消极抗日”——却一直没有停息。近年来,这两种说法都逐渐淡出,我们这里一方面仍强调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另一方面也承认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军队在“敌后战场”,都功不可没。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不过认真想来,所谓国、共军队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抗日,这个提法语出有因,却很不准确。     首先,当时中共中央所驻的陕甘宁边区,并非“敌后根据地”。她三面接壤于大后方国统区,东面则隔黄河与日本人对峙。沿黄地区设有神府、两延(延川、延长)两个河防司令部,两司均隶属于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这里所谓的“后方”,当然不是敌后,而是“我后”,以这一战略后方为依托的河防作战,自然不是什么“敌后”行动,而是“正面战场”的一部分。     河防作战规模不大,但被广泛宣传为我党抗战样板的平型关、阳明堡等著名战斗,也都不是“敌后”作战。这几次战斗,都发生在当时中国统帅部统一部署的晋北、太原保卫战中,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击,与八路军的侧后方伏击,实际上是同一场战役的不同战术部分。     尤其是平型关之战,国民党军在关门,正面阻击敌主力;八路军则奉命从侧后伏击日军辎重队,两边枪炮互闻,硝烟互见。这种战术上的侧后方,如果也算“敌后”,那举凡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正面战场上的所有重大战役,均有这种“敌后”作战,它也就不成其为八路军、新四军特有的作战方式了。     我们能说,在台儿庄会战中只有孙连仲、池峰城坚守台儿庄是“正面战场”,而从侧后方出击日军的汤恩伯部是“敌后战场”吗?     实际上,我们出版的许多抗战史著作在关于“正面战场”的描述中,并不回避中共武装的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的“太原会战”一章中,载有“太原会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辖下,朱德率领的第十八集团军与其他国军(第二、六、七、十四、二十二集团军及若干单列军、师)赫然并列,正确反映了这场会战的作战序列。     整个太原会战,从1937年9月11日持续至11月8日,空间则包括晋北、忻口、娘子关等地。在此期间,八路军(即第十八集团军)在会战区域内,配合友军进行了平型关(9月25日)、阳明堡(10月19日)、七亘村(10月26、28日)、黄岩底(11月2日)、广阳(11月4、7日)等战斗。(武月星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5年版,86-90页)这些战斗属于正面战场,应该毫无疑问。     该书并明确指出:“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在敌后展开游击战,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换言之,中共真正放弃在战役层面配合“友军”的正面抗击,而转向“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此后,中共以其独立开辟的“敌后”根据地为依托,与日军周旋,其军事行动与正面战场虽有客观上的战略呼应,但已无战役协同。从这时起,才有了真正的“敌后战场”。但众所周知,此后平型关式的作战已极少发生。所以中共抗战中最著名的几仗,其实还多是在“正面战场”打的。     然而有趣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乐于把“正面战场”说成是国民党独家包揽的,这就抹杀了中共在正面战场上的贡献。     这当然不是谦虚所致。     实际上,人们清楚地知道,尽管平型关、广阳和阳明堡都属于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武装所打的几次最著名的仗,但是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作战行动相比,这些仗都显得很小,就指挥关系而言,当时这些仗也都是按中国统帅部的部署进行的。算上它们,也不能说正面战场就是中共主导,而如果把它们归入正面战场,那其后在敌后战场就没有什么大仗可说了。     因此,不如把“正面”之功让掉,把平型关等役的战果都算入敌后战场。因为敌后虽也有国民党军队作战,但相对而言,其战果不足道。平型关等战斗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的会战无法并论,与敌后国民党军的作为相比,还是突出的。这样把“敌后战场”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与“正面战场”并驾齐驱了。     但这种说法既不符合史实,也有违于军事常识,其实对评价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也未必有利。今天应当说,抗战初期,中共武装在正面战场上还是颇有作为的。而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敌后地区的活动也不能忽视。     事实上,抗战前期,国民党在敌后的力量强于共产党,但与正面战场当然没法相比。而敌后的国共摩擦一直很激烈。摩擦中,国民党由强到弱,而共产党则由弱到强。到1940年夏,新四军击败韩德勤部,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标志着敌后国共力量的对比完全扭转。稍后的“百团大战”,虽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围破路运动而不是一场歼敌作战,并且这种行动方式随即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而没有延续,但它确实是八路军抗日斗争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讲的定义,它也确实履行了敌后战场的使命。此后,敌后战场虽然仍有国民党军的活动,但这里的抗敌主力的确是共产党了。     不过,无论国共摩擦多么激烈,他们都没有放弃抗日,都在正面与敌后作出了牺牲。今人在正面与敌后的歼敌比例上做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大的争论。实际上,确切的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     其实,在当时对日战争的总体形势主要取决于正规战(不仅是中国战场的正规战)的情况下,敌后游击战的歼敌数量多一点少一点,并不是最重要的。这一战场的使命,是使日军无法有一个稳定的后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国共双方在敌后控制的地盘,就是对抗战的贡献——直接取之于沦陷区的地盘自不待言,就是在国共摩擦中取之于对手的,只要他比对手更善于保持这些地盘而不被日本人夺去,也可以算是对抗战的贡献。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这里应该指出:游击战作为对抗入侵强者的作战方式,弱者别无选择,是无可非议的。     当时国共两党都是从全球角度考虑战局的。第一,双方都是坚决抗日,决不屈服;第二,双方实际上都把胜利前景寄托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第三,双方都有保存实力以待时变、再行逐鹿问鼎的主意。     而只要抗战前途取决于反法西斯阵营的全球胜利,那么中国战场的地位,就取决于重庆政府的坚持到底。     因此这里的关键,还不在于“正面战场”、“敌后战场”战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国家主权体现者的态度。从国际法角度和世人的眼中,一国属于哪个阵营,是由该国主权体现者的态度决定的,而不是由反对派和在野党决定的。     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主权的是重庆政府,如果它像汪伪那样投靠了日本,中国这个参战国就属于轴心国一方,而非反法西斯盟国一方了。     国内存在着反对派的抵抗运动,并不能改变这一点,这正如保加利亚、意大利这类国家存在着反法西斯抵抗力量,这些力量也被视为英雄,但这并不能改变该国属于轴心国、也就是二战的战败国的地位。     所以,如果重庆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国也难逃“日本胜则为其奴仆,日本败则为其殉葬”的悲剧命运。     甚至,延安的抵抗者后来即便推翻了重庆的附敌政府,都未必能改变这一点。就像意大利,早在1943年其国人就推翻墨索里尼,反正到了盟国一边,但战后它还是要作为战败国,接受割地赔款。然而如果反过来是延安投降了,只要重庆坚持抵抗,中国就仍然属于盟国阵营,战后仍会是“五强”之一。     也许读者会说,法国维希政府投降德国后,盟国阵营不是承认了戴高乐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国”为法国主权代表,法国在二战后不是也成为战胜国了吗?这里我要说,当初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议的,而且维希政府虽然屈服于德国,却没有加入轴心国,而是声称中立,戴高乐也是前法国政府要员,不是反对派。如果不是戴高乐,而是由法共作为抵抗力量的代表,法国后来的地位可能就不一样了。     当然,事实上重庆与延安都坚持抗日直到胜利,这是非常不易的。     包括国共两党在内的中国军民,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相对而言,国民党军队的实力强,对日作战规模大,歼敌多,牺牲的官兵包括高级将领也多得惊人,但是另一方面,“国军”战败降敌成为伪军的,也不少。     而共产党武装实力弱,对日作战规模小,歼敌少,牺牲官兵较少,尤其是将领极少牺牲。但中共武装从无成建制降敌成为伪军之例。相对其实力而言,或相对其损失而言,其作战效率应当说是超过国民党的。     总之,两党在抗战中各有长短。计较两党中谁的贡献更大,远不如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更重要。     国民党将领在抗战中牺牲的固然很多,但投降日寇、成为伪军的也不少。后者当然是国民党方面的一大耻辱,不过这就能说明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吗?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后来内战中国民党将领投降共产党的不是更多吗?这能否说明国民党只是“消极反共”呢?     当然不能。     因为这些将领之投降,并非国民党政府所授意。降共如此,降日亦然。国民党降将多,说明这个长期执政的独裁党许多成员暮气深重,斗志远不如当时作为新锐革命力量的共产党。而这个斗志差是对所有敌人,并非仅对日本人而言。     有趣的是过去我们的解释却采取“双重标准”:     国民党在内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正义,所以众叛亲离。     ——他们在抗战中降将也很多,难道证明抗日不“正义”?     国民党在抗战中降将多,证明他们不抗日。     ——他们在内战中降将更多,难道证明他们不反共?     事实上,国民党在抗战中表现的斗志还是远远超过其在内战中的表现的。其主流派(即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政府)尤其如此。     与组织高度一元化的共产党不同,所谓“国民党”,当时是个多派系的庞杂复合体,在重庆眼里,其某些派系之异己,比共产党好不到哪里。     从资料中不难发现,投降日本人的“国民党将领”,基本上都是敌后的杂牌军、故主失败后无所依归的东北军、西北军旧部、地方军阀与豪强,有的是否国民党员,尚未可知,称为国民党将领,实不如叫非共产党将领更确切。     而重庆政府直接指挥的嫡系(即所谓中央军),乃至大的国民党派系如桂系、阎系等,都极少有将领降日的现象。即便像衡阳守将方先觉那样力战至绝境而被迫投降的,也只是作了战俘,并未当“伪军”。     抗战中的杂牌军、地头蛇们,当然也有好样的,但很多人的确是见风使舵,有奶便是娘,为国抗日固然消极,为蒋反共也不热心。     典型的如“泰州二李”(李明杨、李长江),国共摩擦时亲共中立而拒绝受命于蒋,鬼子来了又降敌附逆而为虎作伥。他们可以说是“消极抗日、也消极反共”的。     而蒋、桂、阎等国民党主流派,反共固然比他们积极,抗日更比他们坚决。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国民党都很积极一样。     所以,那种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说法,和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民国”的说法一样,都是偏颇之论。     把“抗日”与“摩擦”对立起来是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判断。但令人遗憾的是,史实并非如此:     那时的中国,总的来讲,国(国民党主流派)共双方抗日、摩擦都比较积极。高概率的降敌现象,则出现在那些为自利自保而拥兵,对抗日与反共都消极的地头蛇中。     或者说,越是对重庆或对延安忠诚的势力,在抗日与摩擦中就越坚决、越不妥协。而那些无原则无立场的军头,朝秦暮楚本不足奇。其中不少人如吴化文、刘子仁、邢仁甫、郝鹏举等都曾投国、投共又投日。把他们的行为记在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账上,都是不合适的。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抵抗日、俄新的侵略和向西方列强“收回权益”,是民国时期“中国站起来了”的两个主要方向。前者要靠军事手段,而后者则主要是外交谈判。     如前文所述,中国靠正确站队,在一战中首先废除了与德国和奥匈的不平等条约。但是日本人抢占了青岛等德国侵华“遗产”,巴黎和会未能主持公道,这激起了中国1919年的“五四”爱国民众抗议浪潮。     根据现今的研究,我们知道,这场抗议其实得到了当时许多北京政府主流人士的同情、默许乃至支持,否则不可能有那么大声势。实际上,可以说是政府与民间,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向列强施压。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19年前,清朝的老佛爷与“奉旨造反”的拳民也对列强唱过这么一出。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     19年前那场红白脸的闹剧,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爷先杀了几万教民,后杀了几万拳民,使中国人流血成河之外,对外只招来了空前绝后的奇耻大辱、闻所未闻的巨额赔款,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嘲骂。     而19年后,第二场红白脸抗议,却成了典型的正剧。     中国人没有流血,外国人叹为观止,抗议的声音引起广泛的国际同情,列强也不得不正视。在两年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终于埋葬了“二十一条”,迫使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路权益,实际上完成了纠正巴黎和会错误、消除德国侵华“遗产”(制止日本继承这一“遗产”)的任务。     在这次会议上, 中国还对所有列强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其中包括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撤退驻华军警、退还租借地等。     列强表示同情中国的自主愿望, 同意就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与中国谈判以求逐步解决。此外,在日本同意交还青岛的同时,英国允诺交还威海卫, 法国允诺交还广州湾。     这些成果都极大地鼓舞了国人。     显然,1900年与1919年,同样是针对涉外问题的官民互动,过去的教科书把两者都定位为“爱国运动”,但两者结果却完全相反。     这当然不是由于中外实力的对比有多大的变化,因为1919年中国国内的分裂与对外的相对弱势,不亚于1900年。     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结果,就是因为五四的“民国”不同于庚子的大清——它是推翻大清的产物,而五四的“公民”不同于庚子的拳民——五四人物几乎都有谴责庚子拳民排外的言论。     五四的背景,是一场“启蒙运动”(它的局限性我们以后会谈到),但庚子的背景,却是一场皇权疯狂和“怪力乱神”风潮。     五四与庚子的对比,体现了民国以来中国的进步,尽管那时无论“民国”,还是“公民”,都还只是方向,“尚未成功”。     而华盛顿会议对中国有利的安排,是国人五四爱国浪潮的果实(当然也成功地利用了英美对日矛盾),在“中国站起来了”的过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     然而,由于华盛顿会议国内受到广州革命政府的抵制(会议邀请了广州方面,但孙中山不承认北京政府,拒绝合组代表团),国际上也没有苏俄参与,它长期以来便得不到应有的评价。     一些学者甚至指责这次会议“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其理由就是会议一般性表态多,具体成果则大都还要到会后讨价还价,中国收回青岛和胶济路时,也答应了一些条件,如青岛要开放为通商口岸等等。     当然,华盛顿会议只是中国收回权益历程中的一步,要求一次会议就能解决所有不平等问题,无疑不现实。但是中国在这次会议上至少没有损失权益。     有人把中国收回青岛时答应开放为商埠也看成损失,其实对外开放符合中国利益今天已是常识,今天我们的开放口岸也比当年多得多了。     晚清的“被动开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动”,而不在于“开放”。我们谴责用炮舰轰开我国国门的侵略者,却不必欣赏清朝的闭关锁国。     民国时期,开放已是国人所需,中国本来也不打算收回青岛后,把它封闭起来变成死港,收回青岛的协议,更不是在炮口下签订的,怎么能说中国没有所得,反有所失呢?     更有甚者,一些学者还把华盛顿会议“在修约问题上不情愿地迈出微小的一步”和苏俄宣布“废弃一切在华特权”作对比,称赞苏俄如何善待中国。这真是太离谱了。     我们知道,苏俄当时不仅发表了动听的《卡拉汉对华宣言》,甚至还允许俄远东“分离”,成立“远东共和国”,但这与列宁的第一个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约》一样,只是基于临时需要的姿态。苏俄本来就没有想让远东“独立”,也并没有真想归还中国什么权益。     如前文所述,俄、日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不仅没有收缩、而且还力图扩大其在华权益的仅有两个列强,在蒙古、新疆和唐努乌梁海,苏俄都做了沙俄想做而没能做的事。     至于说到不平等条约,可以说,中国摆脱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就是1945年雅尔塔体系中的那个中苏条约。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经永久化的侵华成果外,俄国从中国攫取的东西后来确实放弃了一些,为此我们应该感谢的,与其说是列宁,还不如说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      (发于2012-02-02 南方周末) 上一篇: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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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我为什么介绍法国民主

作者: 法国观察站  |  评论(0)  | 标签: 民主 , 法国 , 法国大选 民主制度虽然都基于古希腊和启蒙时代的理论基础设计而来,但在实践中依然呈现丰富的姿态。从国人了解度而言,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美国民主和新近举行了“大选”的台湾民主,而对法国民主却比较陌生。 这也许是因为台湾说国语,而英语的普及性较强,法语则相对是小语种。再加上美国强大的影响力和台湾因为天然血脉相连带来的冲击力,这两种模式成为绝大部分国人更熟悉的领域。 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起,法国在200多年的阵痛和摇摆中逐步稳固了其独特的民主政体(多党制、两轮选举、双首长制等)。法国民主是在厚重历史和文明长期影响下的传统中央集权国家建立民主制度的范例,单是其曲折的演变历史就值得中国读者细细解剖,加以借鉴。 民主制度的天然特点是分权和制约,这意味着制度一旦确立,在实践中发现不妥要修正的话,其程序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这也解释了西方民主国家改革之难:法国的退休制度改革和美国医疗保险改革极为艰难,修宪更是如此。 因此,制度设计应该考虑长期稳固和完善。如果说民主也代表了多种思维的自由碰撞,那么在制度选择上,各种流派也应当有公平的传播空间,以供人们讨论和选择。 法国两轮多数选举制度,保证了很小的政党也有一定的生存空间,主要政党按立场从左到右有6个:左翼连线(共产党、激进左派等组合),欧洲生 态—绿党,社会党(最大的反对党),民主运动(中间党),人民运动联盟(现总统萨科齐所属执政党)和国民阵线(法国民族主义政党)。这个现象一方面和法国 政治制度设计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法国人喜欢发表意见、喜欢各立山头的国民性有关。这与中国社会舆论的生态结构非常相似——如,对设立最低工资的看法,对待 同性恋问题的看法,以及对待外来人口的城市政策等等,中国社会的舆论生态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这些松散的意见团体,各类思潮和利益群体在长期互动中,按各类议 题的不同立场来进行群体的自由组合。 法国的政治生态不仅客观上形成党派联盟“民主分肥”的形势,还有一个被认定为“缺点”的优点,即极端政党(指以基本价值观为共识的合法的极 端主义政党)的存在。政治学家在传统上将极端政党的立场看作文明的倒退,比如,法国极左政党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极右政党则排斥外国移民。但在政治实践中, 多党制给了极端政党一个合法存在的空间,这才能避免极端思潮因找不到合理“出口”而导致可能的暴力行动。 另外,单纯的美式两党制,往往因为以选举为核心而压缩了“先进理念”的传播空间。法国和欧洲的多党共存格局,让超前的观点可以通过政党活动 获得一定支持者,比如法国的绿党,虽然他们短期内无法赢得大多数,但他们也都有自己的各级议员和受关注的政治活动,从而让有远见的观点可以通过时间的检验 而逐步影响大众。 况且,因为多党制的联盟策略,小党还可以获得实际的执政权,比如,法国绿党人士出任巴黎市副市长分管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实践该党的生态城市理念。 由于法兰西民族推崇批判性,他们更乐于自我揭丑地悲叹“法国民主已死”,甚至在清一色外国学生的法语课上,法国教师介绍的不是法国民主的先 进性,反而通篇都是讽刺和嘲弄,这种反思精神反而促进了法国民主不断优化。对我们来说,法国民主中优秀之处,才是更应该关注的。 如果您觉得赞同本文,请顶一下,在文章右上角旁边的文章工具栏目下方(无须注册),帮助作者不断改进文章质量,谢谢您的反馈. 欢迎加入新浪微博:http://weibo.com/taoyun74 法国观察站 全程跟踪2012年法国大选,现已开幕,在巴黎,在法国,现场weibo直播。 技术原因,更多现场图片请访问法国独立博客 http://www.falanx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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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农庄》乌克兰文序

译者 sarafirst 我受邀为《动物农庄》的乌克兰译文作一篇序言。我意识到我在为我一无所知的读者写这篇序言。我也知道他们大概也没有丝毫机会去了解我。 在这篇序言中,他们大概最希望我谈一谈《动物农庄》灵感的来源,不过首先我想先谈体坛我自己和我形成今天的政治立场的经历。 我于1903年出生于印度。我的父亲是那里英国行政机构的一名官员。我的家庭属于像军人,职员,政府官员,教师,律师,医生等的普通中产阶级。我在伊顿公学受的教育。伊顿 公学是英国私立学校中最昂贵,最势利的一所学校。但是我只是靠奖学金才进去的,否则我父亲无力承担我就读这种类型的学校。 离校不久(我当时还不到20岁),我去了缅甸,加入印度帝国警察。这是一支武装的警察,宪兵一样的队伍,类似于西班牙的国内警卫队或法国的别动队。我在警察部队服务了5年。尽管那时缅甸的民族主义感情并不十分明显,英国人和缅甸人的关系并不特别紧张,我还是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我,是我憎恨帝国主义。1927年当我休假回英国时,我辞了职并决心当一名作家。最初并没有特别成功。1928年至1929年,我住在巴黎,写了一些没有人出版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后来我把它们都销毁了)。接下的几年我也只是勉强度日,时不时还挨饿。1934年以后我才能够依靠写作的收入生活。同时,我有时会接连好几个月穷人和半犯罪分子之间。他们住在穷人区最破败的角落,流浪在街上行乞或偷窃.那时我因为缺钱才和他们打交道,后来他们的生活方式本身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花了好几个月(这次是较为系统地)研究英国北部矿工的状况。直到1930年,整体而言,我还没有把自己看成一名社会主义者。事实上我当时还没有明确地界定自己的政治观点。我最终成为拥护社会主义者是出于对产业工人中比较贫困的阶层受压迫和忽视的情况的憎恶,而非出于对计划社会理论上的赞赏。 1936年我结了婚,几乎在同一周,西班牙内战爆发。妻子和我都想奔赴西班牙,为西班牙政府而战。我们准备了六个月,一直到我完成正在写的书。我在西班牙阿拉贡前线待了近6个月的时间,直到在韦斯卡一名法西斯狙击手打穿了我的喉咙。 在内战早期,外国人整体来说并不了解支持政府的不同政党之间的内部争斗。由于一系列意外事件,我并没有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加入国际纵队,而是加入了POUM民兵,这一组织被称为西班牙的托洛斯基分子。 因此在1937年中旬,当共产党掌握(或部分掌握)西班牙政府的权力时便开始迫害托派分子。我和妻子发现我们俩也在受迫害之列。我们俩很幸运地活着逃出西班牙,一次也没有被捕过。我们的很多朋友被枪决,其他的朋友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或者干脆失踪了。 西班牙的这些大逮捕和苏联的大清洗是同时发生的,可以说是对大清洗的补充。在西班牙和在苏联一样,罪名(即与法西斯分子共谋)都一样。但就西班牙而言,我有一切理由相信这些罪名都是子虚乌有的。经历这一切是一个客观的教训,它让我知道极权主义的宣传能够多么轻易地控制民主国家开明人民的舆论。 我的妻子和我都亲眼见证了无辜的人被投入监狱,仅仅因为他们被怀疑有不正统思想。然而在我们回英国后我们发现许多明智并且消息灵通的观察家们居然相信媒体发自莫斯科审判关于密谋,叛国和破坏的荒唐报道。 因此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理解了苏联神话对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负面影响。 这里,我必须停下谈谈我对苏联政权的态度。 我从未去过苏联,我对苏联的了解仅仅从阅读的书籍和报纸中获得。即便我拥有力量,我也不会干涉苏联内政:我不会因为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野蛮和不民主的行径就谴责他们。极有可能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他们用心良苦,也只能如此。 但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西欧的人们必须看清苏联的真实面目。自1930年以来,我很少看到有证据能证明苏联在朝人们真的可以称为社会主义的方向迈进。相反,让我震惊的是,种种迹象表明苏联在向等级社会转变。在这一社会,统治者和其他统治阶级一样不愿意放弃权力。其次,像英国这样国家的工人和知识分子都无法理解今天的苏联已不同于1917年的苏联了。部分是因为他们不愿理解(例如他们宁愿相信真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某个地方真实的存在着),部分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了公共生活相对自由和节制的生活,因此极权主义是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的。 然而你必须记住英国并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它也是一个有着极大阶级特权和贫富差异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使现在,在一场可能实现人人平等的战争之后)。但是尽管如此,它还是这样一个国家,人们在一起生活了几百年没有发生巨大冲突,法律相对公正,官方新闻和数据可以几乎一概信任,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持有和发表少数人的意见并不会带来任何生命危险。在这一气氛中,对于集中营,大规模强制迁移,未经审判的逮捕,媒体监察等,普通人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任何他读到的关于像苏联这样的国家的一切都自动化地翻译成英国术语,而他也很天真地接受了极权主义宣传的谎言。直至1999年,甚至更晚,大多数英国人还不能认清德国纳粹政权的本质。现在对于苏联政权,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有着同样的幻觉。 这已经对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带来极大危害,并给英国外交政策造成严重后果。的确,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认为俄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以及它的统治者的每一个行动,如果不是模仿就必须加以辩解的观点,更加腐蚀社会主义原有的思想。 因此过去十年来,我一直坚信,要想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就必须摧毁苏联神话。 在我从西班牙回来以后,就想用一个人人都容易理解并且易于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故事来揭露苏联神话。然而我并没有想到故事的实际细节,直到有一天(我当时住在一个小村庄里)我看见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辆拉车的大马走在狭窄的小道上。每当那匹马想转弯的时候,小男孩就拿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自己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跟富人剥削无产阶级是一样的。 我接着便从动物的观点分析马克思理论。对于动物而言,人类之间阶级斗争的概念纯粹是错觉。因为当剥削动物成为必须的时候,人类便联合起来对付它们:真正的斗争是人和动物间的。以此为出发点就不难构思出故事了。直到1943年我才动笔写,因为我总是忙于其他工作没有时间写。最后,我把一些大事件,比如在我写作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包括进去。这样,故事的梗概在我脑海中存在了六年之久后我才开始写作。     我不打算对这部作品发表评论。如果它不能自己说明问题,那它就是一部失败的作品。但是我想强调两点:第一,尽管许多情节取自俄国革命的真实历史,但它们做了缩略处理并打乱了时间顺序,这对于故事的对称性是很有必要的。第二点已被大多数的批评家忽略,或许因为我没有充分强调。许多读者在读完本书后会有这样的印象:它是以猪和人之间的完全和解结尾的。这不是我的本意,相反,我本打算故事在不和谐的高调中结束,因为它成书于德黑兰会议不久,当时大家都以为苏联和西方建立了最好的可能范围的关系。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这种良好关系会维持很久,而事实证明,我并没有错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我还要说些什么。如果还有读者对我个人感兴趣,我要说的就是我是一名鳏夫,有一个差不多三岁大的儿子,我的职业是作家,但一战开始后我主要是一名记者。   我最定期投稿的期刊叫《论坛》,是一本关于社会政治的周刊,大体而言,代表着工党左翼人士的思想。     普通读者大概会对我以下作品最感兴趣:《缅甸岁月》(关于缅甸的故事),《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源于我在西班牙内战的经历),以及《评论集》(从社会学角度,而非文学角度所作的主要关于当前盛行的英语文学和建议类文章)。      《动物农庄》的乌克兰译文是为生活在德国流离失所人口集中营的乌克兰人而作的。这个集中营在二战后由英美两国管理。正如翻译者兼发行者-Ihor SzewczenkoIgor Shevchenko,信里指出的那样, 这些人曾支持十月革命并立誓捍卫革命成果,但他们反对 ‘反革命的斯大林独裁主义者’以及‘俄国对乌克兰人民的民族压迫’。他们是普通人,农民和工人,有的受过一些教育,但他们都渴望阅读。为了这群人,他请求奥威尔写一篇特殊的序言。英文原文已经遗失,这篇重写的英文版序言是从乌克兰文版的翻译过来的。奥威尔坚持不收取这部作品及其翻译作品(如波兰文译本和泰卢固文译本)的版税,因为这些翻译作品是为穷苦人民而作的,他们无力购买译本。奥威尔本人支付了俄语译本的出版费用。它们被印在薄薄的纸上供被关在铁幕后的士兵们和其他人阅读。 注:这些学校并不是公立的‘国家学校’,恰恰相反,它们是专门的,昂贵的寄宿制中学,分布很广。直至近年,它们几乎只招收富有贵族家庭的子女。把孩子送进一所私立学校就读,是19世纪的暴发户银行家们的梦想。在这些学校,体育是重中之重,也就是说,体育造就高贵的气质,强健的体魄以及绅士的风度。在这些学校中,伊顿公学是最为著名的一所。据报道,威灵顿曾说过滑铁卢的胜利取决于伊顿操场上的训练。不久以前,以某种或其他方式统治英国的人中,大部分都毕业于私立学校。奥威尔脚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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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信孚电讯(2.14)——政治,为了更好的生活

1. 昂山素季:以前人们会声称他们与政治一点关系也没有、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等等,但令人惊讶的是,一旦政治空间开了一点小口子,哪怕只是一点儿,你会发现,原来有那么多人愿意去行动、去改变。我觉得原因在于有很多人内心希望参与这一运动,他们相信通过这一运动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带来更好的生活。 2. 深圳唯冠公司起诉美国苹果公司 iPad 商标侵权案一审宣判:苹果公司败诉。上海、深圳、江苏等多地工商部门介入调查,苹果门店和代理商下架 iPad 。对于一审判决,苹果公司提出上诉。目前,苹果官方网站 iPad 页面仍未作出商标修改。 3.2 月 8 日,石家庄女网友们在石黄、京珠两条高速公路上发布了四块巨大的路牌广告,呼吁人们“不要出轨情人节,让爱回家”。 12 日,又有 500 多块公交车站站牌广告陆续走上石家庄街头,一时给这个北方都市带来巨大震撼。 4. 穆迪欧洲时间周一晚(北京时间周二早间)将意大利、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马耳他信用评级下调一格,将西班牙信用评级下调两格。穆迪还将法国、英国和奥地利评级调降至负面展望,暂时维持 3A 评级。穆迪维持德国 3A 评级不变。 5. 美国国务院证实,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和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桂冠率领的代表团将于 23 日在北京举行会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表示,美方希望借此了解朝鲜“是否愿意做到先前的承诺和国际义务,还有在弃核问题上采取切实步骤”。 6. “不准披麻戴孝,如发现处以 300 元罚款……”安徽寿春镇政府在闹市区竖立标牌,禁止一些传统民俗行为,并制定了相应的罚款金额。镇民政办说,此举主要是为了杜绝一些陋习,遇到违反规定的行为,他们也是以劝阻、教育为主,从来没有罚过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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