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

图片截取自英国周刊经济学人文章《习近平培育了一种丑陋的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指一种基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利益的认同的一种意识形态。不同的学者和理论有大量不同的定义。美国政治学家哈斯 (Ernst Bernard Haas) 认为虽然民族主义的定义各不相同,但一般脱离不了对民族情感或者民族意识的重视,并由此引发出一些列的意识形态、运动和行为。

近年来,中共大力鼓吹中国民族主义也引起了学界和舆论的担忧。很多学者和舆论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已经走向极端,经济学人则称之为“丑陋的”(ugly)。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极端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又被称之为“小粉红”。他们往往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相信中共官方宣传,并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爱党)倾向。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者也多次发起爱国“猎巫”运动,攻击那些表现的“不爱国”的两岸三地艺人,攻击国内的少数族群,抵制西方产品。在外交上,中国则奉行极端民族主义的“战狼外交”。

然而,经济学人等媒体和学术机构也指出当下的中国民族主义现象更像是中共官方操纵的结果,真正的中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人数不得而知。这是因为习近平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往往仅出现在网络上,当局则严控民族主义者的线下活动,习近平时代并没有大规模的民族主义示威游行,这并不同于之前江泽民、胡锦涛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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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毛四维:新一轮中印边界会谈的关键看点

毛四维:新一轮中印边界会谈的关键看点 (2012-01-28) 早报导读 [时事漫画] 卡梅伦批评欧元区缺乏竞争力 [中国早点] 助你好「孕」 [名家专评] 奥巴马国情咨文旨在竞选非为经济 [台海局势] 陈冲内定任台行政院长 ● 毛四维   2012年1月16日至17日,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十五次会谈在新德里举行。从双方各自发表、内容大体相同的新闻稿可以看出,此次会谈取得两项进展:一是商定就边界框架谈判以来双方达成的共识进行阶段性总结,并形成一份共同认可的文件;二是签署了《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   但笔者认为,此次会谈的最重要看点不在会内,而在会外。   1月16日,印度最有信誉的英文大报《印度教徒报》(The Hindu)发表了中方特别代表、国务委员戴秉国的署名文章,该文明确表示:“丝毫不存在所谓中国要‘进攻印度’、‘打压印度’的问题”。(There does not exist such a thing as China’s attempt to “attack India”or “suppress India’s development”.)这是中国政府向印度政府和民众的政策交底,而且是以个人署名文章这种非同寻常的方式予以表达,其重要性和现实针对性立即为敏感的印度媒体所感知。全印第一英文大报《印度时报》甚至以《中印在边界会谈前倾撒玫瑰花瓣》为题发表社论。 印度媒体与政客的炒作   中印关系复杂,近年出现矛盾增多趋势。抽丝剥茧,核心问题是:中印是否会发生武装冲突、甚至爆发战争?尽管双方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以推进两国关系,但社会舆论却逐渐走向敌对,甚至有意无意地在渲染战争气氛。   先看印度方面。印度媒体对中印边境事务一向非常关注,到2009年下半年走向顶点,连续拉响“警报”。7月,被印度三军总部推荐的《印度防务评论》杂志发表其总编辑文章,预言2012年或之前中国将对印度发起进攻。该文一时间被印度海内外各大媒体热炒。8月,印度北方英文大报《印度斯坦时报》报道,中印边防部队在锡金边境地带交火。9月,《印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说印方两名边防士兵遭中方射击受伤。尽管以上两则不实报道都被印度官方明确否认,但印度活力四射的私人电视网已将此炒得沸沸扬扬。对边境局势深为担忧的不仅限于拿笔杆子的,一些政客也慷慨激昂。在去年底的议会冬季会议上,一位名叫姆拉亚姆·亚达夫的地方小党领袖发表演讲,声称据其掌握的情报,中国已做好进攻印度的准备,战争迫在眉睫。重要的是,此人在上世纪90年代曾出任印度国防部长。这就逼得印度总理辛格(曼莫汉星)在议会明确表态:政府不认为中国计划进攻印度,印中边境总体和平。 印度对华民意发生重大变化   1998年,印度时任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曾公开说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 这一时间成为媒体热议话题。但当时印度主流民意对此并不认同,以至费尔南德斯不得不说报道有误,他本人还于2003年高调访华,讲了很多热情友好的话。时过境迁,“中国头号威胁论”当今在印度却颇有市场。去年10月1日,也就是中国国庆节当天,印度最大的新闻电视频道NDTV播出一集热门辩论节目《大搏斗》(Big Fight),当主持人问谁是印度的头号威胁时,上百名观众(多为年轻知识分子)几乎同声呼喊:“中国!”印度人口12亿,占世界总数的六分之一,这种民意变化值得重视和深思。   再看中国方面。随着博客、微博的迅速发展,现在普通民众有了他们自己直接表达意见的诸多平台。这是好事情,中国人的喜怒哀乐活生生地展现了出来。但如果注意浏览一下有关中印关系的帖子,不难发现,有些人(相信多为年轻人)充满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无独有偶,中国也有专家(想必是业余的)做过战争预言。2009年8月,中国一家知名网站曾发表一篇点击率甚高的博文,标题是《警惕:印度可能在国庆期间对中国发动突然进攻!》幸好印度媒体几乎没什么人懂中文,否则,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反应不难想象。当然,中国正式媒体比较谨慎,但在中印关系方面,他们对印度在边境地区增兵、加强布防等事态都盯得很紧,却鲜有评论能指出,印方军事动作从总体上说是防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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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舆论看中国: 欧洲的年轻人是否害怕中国龙?

欧洲人事实上对这个又令人着迷又令人畏惧的中国究竟有多少了解?巴贝咖啡馆网站刊登的文章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上述问题,文章接着提问道:中国的年轻人同欧洲的年轻人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在中国被称为是蚁族的新一代年轻人他们的共同特点除了经济收入之外,就是普遍回避政治,并且不参与任何社会活动。当然,他们中也有象郭美美和姚晨这样的例外。总之,中国的新一代独身子女他们唯一的追求就是满足物质需要,她们中有人甚至轻易地以卖身作为手段来满足自己购买高档消费品的虚荣心。 文章接着介绍说,中国著名的畅销书作者郭敬明曾经三度被指控抄袭,他在欧洲只能被看作是一个抄袭者,而在中国他几乎被认为是一个英雄,不知是因为他从业以来的亿万金钱收入,还是因为他是可以同美国梦相比较的中国梦的活生生的体现。总之,作者评论说,不要指望中国的年轻人有朝一日会欧洲化,因为欧洲对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沉湎于过去的守旧的大陆。 而与此同时,中国却越来越吸引欧洲的年轻人,他们中包括对中国的语言文化感兴趣的大学生,也包括被强劲经济增长所吸引而到中国寻找发展机会的毕业生。文章引述欧洲学院的一名教授的统计数字指出,目前在欧洲的中国留学生的总数已经超过十八万,而前往中国求学的欧洲学生的总数也已超过一万八千,欧洲学生在中国并不感觉陌生,文章还引述英国经济学家周刊按照中国各省的经济发展状况将六个中国省份与欧洲的六个国家做比较,形容说,中国的福建省可被称为是中国的爱尔兰,而山西省则与东欧的匈牙利有许多共同点等等。 尽管欧洲的年轻人在中国并没有身处异地的感觉,但是,中国是否是欧洲年轻人可以实现淘金梦的金山?答案似乎是否定的。且不说,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已经令人发指,在经济层面,中国也并非是理想的合作伙伴国,中国在欧债危机中明确表示会帮助欧洲,但不会拯救欧洲。再说,中国的亿万工薪族成员同欧洲的愤怒者们又有多少共同语言?就目前而言,中国所注重的似乎只是经济发展,而对意识形态发展似乎并不感兴趣。即将举行的中共十八大也基本上不会给今天的中国带来多大的变化。 龙年给中国带来的是什么样的挑战? 法国中国问题网站署名丹茹的社论文章回首2000年,展望2012年,对十二年来中国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做出了总结。指出十二年来中国经济突飞猛进,有目共睹;中国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和上海世博。中国经济的国际地位通过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框架协议以及与上合组织的合作而进一步加强。经济上取得成就的中国开始在国际舞台寻求其应有的国际地位,尤其是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势力期待中国在亚洲占领强势地位,中国政权内部的强硬派更是将南中国海当作中国的内海引发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担忧,中国在地区外交上唯一的正面成果是2008年马英九上台之后,两岸关系得到了缓解。 作者认为,中国在新的一年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中国内部,胡温上台之后,虽然曾经取消农业税、改革高等教育以及医疗保险、控制通胀,出台了上述一系列政策措施试图纠正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但是,中国国内的社会矛盾日益激烈,随着网络的普及,中国国内的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再加上新疆、西藏地区延续了多年的族群冲突,以及中国民主异议人士的抗争活动都使中国政府措手不及、难以应对。 与此同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越来越模糊;中国共产党的本质也令人捉摸不透,中国国内那些在毛泽东时代曾经遭受迫害的人今天居然站出来成为新毛派的代言人;刚刚出逃至美国的中国异议作家近日又向媒体透露他如何遭受国保的酷刑,这一切都促使已经在媒体销声匿迹多年的欧洲著名汉学家西蒙•莱斯近日再度出山,他在纽约书报杂志上发表长篇评论性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的根源就在于毛泽东时代,西蒙•莱斯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左派将毛泽东当作偶像的时代就一反潮流、独具慧眼,识破毛泽东独裁政权的真面目。西蒙•莱斯指出,在毛泽东时代,为了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朋友之间可以互相出卖,丈夫可以出卖妻子,父亲也可以出卖儿子,毛泽东时代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使中国人在道德领域失去了最起码的底线。 中国问题网站文章最后引述中国官方英文报刊中国日报17日刊登的社论文章,指出,中国官方意识到除了少数既得利益群体之外,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要求社会多一点公平正义,而真是这些既得利益者阻挡着中国社会的改革。文章评论说,中国日报呼吁重温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但是,应该如何阻止目前的官商勾结、牟取暴利的现象?中国日报却没有做出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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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茶神书韵、谌青凡等:质疑乔良 支持秦晖

一、回答问题   读者“茶神书韵”和“许良”的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若干次了。我们同意你们的观点,但是希望你们去读读相关的解释。 说说中国与中国人民的站起来 茶神书韵 读者留言,原本是和所读具体文章内容 —— 上下呼应的生命互动、后续读者的再互动 …… 。 目前形式,是选网的龙年改创?肢体面貌心肝肺分离?东一件西一句散落四处?     简单,被改创成了繁琐 。 许良 为什么不公布读者的评论?如今中选网也沦为成了宋江,也被皇朝 “ 招安 ”了? 为什么没有公布读者评论?网友的评论为什么不公布出来? 二、读者关注   “ 清华毕业 ” 半年升任副县级引围观争议 逝水年华 文章不错,请继续努力。关注。 明然 看看当前官场滋生的腐败现象很难令人认可:当前选拔干部的组织路线是健康的。在权力制约下的任何行为都敢于蔑视公众舆论,且又打着合理合法的欺骗手段来实现的。毫不奇怪,本文讨论的内容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陈彧:浅谈选举权和选区的问题 迷途汉 选举还是如期举行,候选人还是顺利当选 — 这样的情况还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 “ 这个代表 ” 在当选以后,选民没有办法找到他担当任何 “ 反映问题,回答问题,咨询问题,协助解决问题 ” 的工作,那究竟算神马代表?      我们可以不选举的由 “ 党书记 ” 任意指定一个代表,但起码这个代表要做代表的工作啊。 没有了 “ 代表 ” (接轨说法应该叫议员)真正的岗位负责者,就断绝了国民跟上层的沟通渠道。 于是乎,讨薪不成的,除了忍气吞声的之外,就是跳桥的跟杀老板的 。 沉默很好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100 年时间里,要走过三、四代人。领导、专家对缓慢的政治进程能有耐心,某些群体可能被磨掉了性子,但每一代人、每一群人都会如此吗?还有,社会进程也一定会配合领导和专家吗?     不会!!!     历史进程浩浩荡荡,无任何力量能够阻挡 。 乔良:美元战争还能打多久 人保之友 这位教授肯定是位砖家了,要符合砖家的分析必须让美国实行社会主义才行。众所周知在美国没有我们这里的 “ 人民银行 ” ,政府是无权命令银行印刷多少美元的,这是国际常识。     不知道这位专家对我们近几年来超额发行人民币,造成物价大幅度飙升有何见解?砖家是否知道我们的人民币发行总量已经超过美国这个世界超级大国了呢 ? Sigwell 感觉前后不一致。前面是讲美国靠印钞发世界人民的财,后面又说美国靠打仗促使美元回流,注意,这里的美元是热钱。 茶神书韵 乔文中论,给中国的思考者,有两点触动:     1 、乔文揭示 “ 科索沃战争爆发后流入香港的 2000 多亿投资热钱,在美国的 5 枚精确制导炸弹 “ 误炸 ” 了中国驻南大使馆一个星期之后,该 2000 多亿热钱从香港抽逃,最终也全部流入了美国。 ” 乔生当补充数据来源说明或该数据引用何种公认文献等等,若如是,乔生此论,对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进出口换汇主权国,都有者及其重要的战略参考价值。     2 、乔文道出了 2011 年中外所有明眼人都透视出的金融国际掠夺把戏 “ 像中国这样的美元储备大国要想让手中积累的美元减少贬值带来的损失,除了购买美国国债外,几乎没有更好的方法。 ” 那么,乔生当尽职尽责,继续论证:中国为何又非以更加疯狂的印钞手段 —— 年年稀释国内储户的人民纸,持续疯狂购买美纸?非要助纣为虐呢?因为,强势美元战略,是美国针对全世界的市场掠夺,而中国助纣为虐的稀释人民币战略呢?却恰是针对自家百姓血汗储蓄的单向室内掠夺。所以,乔生作为研究学者,当立体论证 。   谌青凡 “在美国国内, 70% 左右的就业人口从事的都是金融业或金融服务业。” 这一数据的出处是哪里?不太准确吧。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 “ 站起来了 ” 的历程 钟山灵 好文章!叙述了许多真相,拜读了。 林明理 秦晖教授层层剥笋、鞭辟入里的分析确实发人深省啊。外交 “ 站队 ” 是如此的重要,但是,我们如今的外交却选择与卡扎菲、阿萨德、金氏小朝廷站在一起,羞愧啊。庙堂之高的这一届高官,看来要遗臭万年了。   冯梦云   1, 民族和人民之分在于国藉,并无政党尤其一朝臣民的意义。      2, 站起来!指政治话语权而非领导权和民族和国家意义。      3, 中国自辛亥革命起不是三民主义立国而是国共两党对立开始。中国人始终是炮灰被两党利用。过去用枪,后来用权现在用钱。      4, 从政治权力分析两岸都受大陆核弹威吓何来站起?     总结,中国人民站在屠刀下围覌两党争权 ! 三、 2012 年 1 月 28 日下午至晚间留言(一) 揭露是为了不再受伤害 Kmtwb 希望各位网友在新浪微博加我,标签 “ 选举与治理网 ” 。 KMTWB :关于 “ 香港人是狗 ” 事件的回顾和感受 KMTWB 如果你是那些一脸茫然,面对港人抗议的内地 ” 蝗虫们 ” ,谁能够代表你的愤怒心情,只有孔庆东。 香港人就是这样面对面的对大陆人 ” 唱蝗 ” 。可是大陆人仍然会源源不断的去自由行,去购物,去花钱。 除了有内地人发起抗议行动,尖沙咀昨午亦出现由本港网民举办的快闪唱歌行动,以之宣洩对内地人的不满。数名网民参与社交网站发起的「唱蝗团」,沿广东道唱改编自流行歌的曲目,同时又嚷要求修改《基本法》,禁止双非婴儿取得居港权。 另外,有本港的讨论区发起的「反内地人登报行动」,截至昨日八时为止,有超过一千九百名网民响应,据知已筹得超过十万元。 据苹果日报:持续近一个月的中港骂战,今日再度升温,有内地网民发动今日于港铁车厢内违规进食,已逾六万人响应。本港网民也反击,若目睹内地人于车厢内集体饮食会立即举报。下午网民自组「高登新春唱蝗团」,唱歌讽内地人。早上港铁人多挤逼,暂未见内地人集体进食,但港人「食唔停」。 今早港铁在车站范围增加广播次数,以广东话、英文及普通话劝吁乘客保持清洁,切勿进食等,根据港铁第 556B 章第 27 条列明港铁内禁止饮食,违者罚款 2,000 元。 内地旅客余先生昨日在东铁上表示,来港半个月探亲,行程愉快,未被唤作「蝗虫」,他说:「内地地铁不规管你饮食,大家都习惯在车厢食东西。」由于两地文化不同,余先生的家人在启程前也叮嘱香港通用的规矩,例如不能随地吐痰、乱抛垃圾等。 早上赶上班的路程中,港人汪先生和女友于港铁月台食三文治,他坦言不知道月台不能进食。有本港女士乘搭港铁时取出饼乾进食,记者上前指港铁车厢内不能进食,她连忙向记者道歉,并立即收起馀下饼乾。有港人内地妻子在港铁月台让儿子饮朱古力奶,并扬言:「小朋友未饮完,唔通丢咗佢咩? 港人黄先生今早拿着菠萝油,等出闸才吃包,他说:「内地人唔知规矩,算数啦!但若果好离谱,食到周地都係,就要出声啦!」 港人是狗、双非孕妇是蝗虫等,令中港矛盾加深。今日 300 名内地高中生到港大参观,为 9 月升学做准备,他们有信心将来中港能融和,认为只要对香港有贡献,便有资格留在香港。有港大学生已捐款 200 元,力撑反蝗虫广告;又有港大学生认为普通的磨擦可澹忘,但政府必须定下政策阻止双非人来港产子。 据太阳报:近日网上疯传写有「内地人微博发起,年初五集体在香港东铁进食(已有 6 万人报名参加)」截图,不少港人昨严阵以待六万大军压境,准备随时向港铁职员举报有人违规进食。不过,记者昨午沿东铁线来回数次并在车厢及月台实地视察,都没有发现「集食军」的踪影。 内地人多走避 在人流较多的九龙塘站,虽发现有人违反港铁附例在月台进食麵包及水果,但全属说广东话的人,未有发现响应「集食」行动的内地人,港铁发言人亦指昨日的违规进食举报、口头警告及检控数字与平日相若。从北京来港的李先生表示对「集食」行动不知情,就算知道也不会响应,更指来港就要入乡随俗:「例如我在内地会乱过马路,在香港就要看红绿灯。」 不少本港网民以「蝗虫」形容内地人,「集食」行动无影踪,但约十名港人昨午就响应网上「新春唱蝗团」活动号召,在尖沙咀钟楼集合,沿广东道每经一间名店便以广东话齐唱改编歌《蝗虫天下》,虽然有时不太记得歌词,但只要名店外愈多内地人排队,他们便唱得愈热烈。 除了唱歌,一见到有内地人蹲坐在名店外,他们都会上前问一问:「你知道这是不文明表现吗?」唱了一小时,他们转到旺角行人专用区继续,整个行动中内地人多数走开迴避,未有触发正面冲突。来自东莞的游小姐即使感到不是味儿,也谅解香港网民行动,更不认同孔庆东言论:「内地人和香港人不应对骂。」 孔庆东「狗噏」又拒绝认错,甚至无赖地否认曾说「狗噏论」,有疑似港人昨透过社交网站 Twitter 询问艾未未 ( 专题 ) 意见,他一回应即「寸爆」孔庆东:「香港一国两制,香港人是狗,大陆人也就是狗,同科两支而已。」他更不屑孔庆东不认帐:「叫兽(教授)唤狗狗只是不雅,唤了说没有唤,就是疯了!」 KMTWB 转赠大骂孔庆东的伪道士们 海外华人:香港地铁事件双方当事人都要向孩子道歉 ( 图 ) 近日,在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抛出关于 ” 部分香港人是狗 ” 的一番言路之后,引发了海外华人论坛上最激烈的争论,其势头完全掩盖了毫无新意的 ” 春晚 ( 专题 – 视频 )” ,所有高点击率文帖,几乎都与这件事有关。 毫无疑问,作为北大教授,孔庆东先生的言路是非常不合适的,但无可否认,他代表了一批大陆人的观点,虽然这种观点有失偏颇。作为 ” 法律 ” 维护者的香港民众,不但对孔庆东的言论以牙还牙,甚至抛出了 ” 生孩子抢床位;炒高楼价 ” 等不适当的言论。很多不负责任的媒体,肆意夸大和渲染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不对的。 其实整个事件的核心问题,不是孔庆东的言论,也不是待选特首的声明,而是到底该做如何看待 ” 大陆小孩在香港地铁吃东西 ” 。 为人父母,大概在这个世界上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孩子。作为孩子,他们没有独立的行为能力,但他们有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   –   饥饿。不管在哪里,孩子饿了就会要求吃东西,他们不可能会想到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个地方有这样的规定 ” (孩子)不能在这吃东西 ” 。视频中我们看到了,孩子确实在地铁中吃了东西,也确实将东西掉在地上了(虽然视频中没有任何记录),但孩子的家长在别人劝告下也确实让孩子停止了进食,并且将地上的东西收拾干净。我认为,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已经可以结束了,尽管我为孩子感到委屈。 但地铁事件中的结果令人非常失望,在地铁员工出现后,事情并没有想我想象的那样解决而是众人继续当着孩子的面大吵大闹,最终将包括孩子在内的人赶下了地铁。现在不用再去判断事件中任何人的对错,我只是想从孩子的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 我只是在地铁上吃了些东西,我的行为没有威胁或伤害到任何人,而我却被人在众目睽睽下赶下了地铁,我有什么错?这些大人凭什么这样对待我? ” 视频中,三个孩子一脸迷茫的表情 我也有孩子,值得庆幸的是我来到的是多伦多。多伦多的地铁肯定不是世界上最好的地铁,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任何孩子在地铁上吃东西,绝不会有被赶下车的风险。因为在加拿大,孩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女儿在多大上学,九点钟上课,她八点半可能还在睡觉,因为我们的公寓下面就直通地铁。 Finch 地铁站在 TTC 区域内是有 Tim   Hortons 的,她可以在那买到她最喜欢的 Double   Double 和 Bingle ,她通常是在地铁上吃这些东西。在她的意识里, ” 早餐就该在地铁上吃,因为我早上的时间真是太宝贵了,而且没有干扰任何人,有什么道理不让我在地铁上喝咖啡呢 ” ?我认为我的女儿无论在行为和心智上都没有任何问题,和这个世界上的多数人一样。 吴思访谈录:何谓公正? 缪一轮 吴思先生说:  “ 公正: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     一般地说,我是赞成这个观点的。但是,对于大多数动物,尤其是我们人类,初生之时是一定需要他人包括父母的无私的爱的付出的,如果没有这最初的付出,就绝对无法生存,也就不会有其后的任何自己的付出。所以,我认为,,也许,爱,才是众生生存和发展的第一源泉和动力,只有成长到能够独立自主之后,我们才可能去追求、实现、遵循包括公正即 “ 自作自受,得付相称 ” 在内的其他生存原则 。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 “ 站起来了 ” 的历程 国洪新 孙中山那段说得勉强。     日本那件事,没成功,暂且放下;苏联那件事,恶果在孙活着时就发作了:三一八事件,谁挑起来的?谁是受益者?秦先生既然提及外蒙,为什么又语焉不详了?     正面典型,如果拿吴大帅拒绝苏联提议与孙接受提议相比,就更典型了 。     《阳光》 2012 年第一期 卷首语 我是科学家 只要是宣扬普世价值的,都应该支持。 谁说说这个杂志的背景 和阳光卫视有关吗? 茅于轼:我们真正的问题是特权问题 杨柳枝 中国有这么多的美元 , 可是就是买不到美国的高技术和尖端武器 . 由此可见 , 茅于轼不是有意为华尔街说话 , 就是太书生气了。 茅于轼的观点是很正确的 , 但是房子限购措施当下还是需要的 , 否则国家会乱 . 没有房子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 普通劳工阶层 甚至城市高收入者一致对高房价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 形势如同火山 , 不可掉以轻心 . 等到真正市场化了 , 就不会限购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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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拉里•戴蒙德:中国会在未来20年民主化吗?

黄埔江畔的外滩仍带着三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最近,美国知名政经杂志《大西洋月刊》网站转载了该刊合作伙伴《民主》杂志的长文《为什么东亚诸国,包括中国,将在一代人时间向民主转型》。 戴蒙德认为,相较目前正在进行的阿拉伯之春的民主化转型,未来一波的民主化浪潮更可能在未来五到十年的在东亚展开,而东亚国家有更好的机会,建立更加稳固的自由民主政体。戴蒙德甚至断言,在未来10到20年,中国将面临着民主化的全新机会,甚至可能比阿拉伯世界更快。 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后,中国政府为了严防茉莉花革命波及中国,对大批异议者和激进知识分子、维权律师等进行了预防性抓捕、失踪和重判,一时间,风声鹤唳。 年底,知名博客作家韩寒发表了论革命、民主、和自由的三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的悲观,但坚称将致力于争取基本自由权利。 随后,对韩寒文章讨论进入了口水战和抹黑阶段,但公众对民主化、政治转型的期待和迷惘更加显著,网民们忙于对中共18大后政治形态的猜想,甚至亲官方的《环球时报》也不再像传统官媒一般,对敏感话题保持沉默,而是以民族主义、威权主义和维护现存秩序的意识形态立场,主动参与讨论和“舆论引导”。 以上种种,显示虽被打压,但技术的进步和政治讨论的深入,却使民主化转型问题,越来越广泛地进入中文公共空间,政治民主化以及其条件,路径等种种话题已经成为愿意严肃思考中国命运的难以不重视的话题。 拉里•戴蒙德-是美国政治学家,是《民主》杂志的创始共同主编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是政治转型和民主化问题的知名学者。本期《上海视窗》将介绍戴蒙德关于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预测分析,提供公众参考。 戴蒙德的文章首先分析了东亚地区,包括东南亚诸国的民主前景,文章尤其对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非民主国家中国的民主化前景进行了分析。 文章认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民主化已经具备基本条件。目前,目前,中国的人均年收入仅略微超过马来西亚人均年收入的一半,但仍在迅速上升,已经接近了韩国民主化时期(1987-88)的人均年收入水平。 政治学者亨利罗文预测,即使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放缓至5%的速度递增,到了202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大致相当于阿根廷在2007年(约15,000美元,也相当于目前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水平)。 而且,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放缓至每年6%,中国仍然会在2020年之前达到年收入13,000美元的水平。这相当于匈牙利在1990年,墨西哥在2000年,两国开始向民主过渡进程时的人均收入水平。 除了经济发展的现代化外,民主价值观的传播和随着收入上升带来的信息自由传播,也将日益增加中国民主化转型的动力。 台湾政治学者朱云汉教授就认为,随着两岸更多交流,从两岸三通到卫星电视的落地,目前台湾激烈的政治民主实践,台湾的种种政治新闻,将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转型提供额外的刺激和促进。 戴蒙德承认,罗文的预测有些机械主义,似乎经济增长将顺理成章地给中国带来逐步而平稳的政治民主化,但事实上,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变革,更可能是突然而有破坏性的。 目前,中共的领导层并无意启动认真的导向选举民主政治改革,这正是几十年前,台湾的国民党蒋经国时代所做的。让北京的统治者心惊肉跳并引以为鉴的,是戈尔巴乔夫启动的,并导致苏联解体,苏共下台的公开性改革。 通过将权力分散到各个部门和省份,以及种种的利益团体,中国政治领导人忙于做各种投资和开支的日常决策,冻结了戈尔巴乔夫式改革的可能。 正如福山在《民主》杂志上的文章所注意到的,目前表现出色的中共政制,一个重大缺憾是缺乏适应性。这个政权的专长是快速经济发展,而其僵化是潜在的致命缺陷。日积月累的腐败,例行公事的滥用权力,不假思索地抑制意见表达,公民的不满正在累积。 目前,中国各地的群体性事件每年数万起,称得上此起彼伏,互联网上,虽有严密的管制,但不满和颠覆性的言论,在中文网上仍然随处可见。 如裴敏欣所声称,中国政府的强大力量是一种假象,它其缺乏弹性,由于腐败,官商勾结,犯罪行为,并限制自由表达的挫折感上升,很有可能,中国社会的一些突发性危机的很有可转成政治崩溃。 此外,福山认为,中国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所导致快速老龄化,和男女比率失调问题,将恶化未来的中国经济表现。 目前,中国劳动力供给在2010年后停止增长,并开始回落,城市化显著放缓,教育的增长到了极限,高校毕业生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增长的提供的白领就业机会,但蓝领工人却日益短缺。 为了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中国企业将不得不支付迅速上升的工资,随着越来越多人退休,养老保险,福利,医疗融资将给企业和中国经济带来更大压力。中国政府还必须处理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挫折感,房地产和金融的稳定也是一大问题,在这个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稳定将是越来越困难的挑战。 事实上,中共面临的是经济体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经典冲突。如果经济没有持续快速增长,居民收入没有继续增长,党的统治就会面临挑战。而这一切的发生可能并不是渐进的,而是某种突发的致命危机。 目前,中共体制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是现政权能够稳定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矛盾在于,如果目前的体制下的经济发展延续下去,经济发展带来的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公民社会,则迟早会动员起来,要求民主,终结目前的体制。 戴蒙德说,他曾一度怀疑,是否这种分析有些过分乐观了,“也许,中国的民主进程,将还得等到25年或者30年后。” 现在,他认为,由于目前的体制无法提供开放的、负责的和以法治为基础的的统治,或者将使这一进程加快。戴蒙德说,“我怀疑中共统治的结束会来得更早,很可能在未来十年内。” 不幸的是,共产主义制度的崩溃,将很可能接续的是一个更加危险的威权主义政权,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将很可能如此。金额能将导致某种国家主义的军事统治,向外挑衅,以激发民众效忠。 不过,戴蒙德认为,未来中国可能的军人统治可能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案,因为军人政府难以应付社会的快速现代化,社会网络化,以及中产阶级国家必然出现的复杂的经济社会挑战。 无论未来具体发展如何,戴蒙德相信,中国不可能一面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收入水平上升、社会分化,却不经历和面对韩国和台湾曾有过的那种的民主变革的压力。R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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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已经改变了中国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较大影响。   2011年初,于建嵘、薛蛮子等人在新浪微博发起“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的网络行动。这场微博打拐吸引了上百万网友参与街拍,并得到政府部门的支持。由于国家与民间社会力量空前默契的配合,推动了官方救济制度的规范和完善,展现了微博网友强大的“反向议程设置”能力。   微博打拐”活动标志着公民行动从网络围观推进到了网络参与阶段,给“网络倒逼改革”愿景带来更丰富的想象空间,并且自然演变为“随手拍照解救相关部门”,将社会监督的目光从街头民间推进到公权力与垄断机构。随后涌现的多起针对微博行动,都可以在网络时代行动参与的框架下得到解读。   针对当前中国社会现状,赵鼎新教授认为,影响中国社会变化的有两大关键性因素:一是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二是政府应对民众诉求的方式与方法,而最为关键,则是政府要增强其制度化解决社会矛盾的能力。   在现阶段,微博等新媒体手段已成为民意表达和公共参与的重要手段,当然,民粹主义情绪也值得关注、警觉。而在未来,发展经济、致力社会公正特别是程序公平、重建福利国家、在法制的框架下促进当前中国社会的集体诉求的活动等等都是应有选项。   主动型表达成为中国社会新动向   时代周报:你曾提到,在目前的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社会上各类集体事件层出不穷,那么,从上世纪90年代之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整个社会出现了哪些变化?   赵鼎新:在我看来,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一个分水岭。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当时的中国尚没有体制外左派势力,再加上百姓维权意识未起,大多数人一心只想发财,整个社会的经济在阻力极小的情况下进入了一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主导期。   试想一下,一个社会在何种情况下“发展”最快,那一定是在没有社会阻力的情况下—社会阻力可以来自左派,也可以来自保守派或者是自由派,前者可能觉得你的政策会导致不公正,后者会觉得你还有其他的问题。但是,正是社会阻力的缺乏给了政府以很大的自主性,使得中国经济在1992-2002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迎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   政治和思想层面上缺乏均衡使得中国经济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得以迅速增长,可高速增长的代价则是环境污染问题、贫富差距加大问题、地区不平等问题、社会保障体制不健全的问题、官员腐败问题、农民的税收问题、工人的下岗以及城市扩张进程中的拆迁等问题。   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到上世纪90年代后期,民众表达意愿、维权现象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他们和8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是工人的失业、环境污染,还是土地征收拆迁等,老百姓都不好直接找中央政府闹,只能是找当地的政府或老板解决。如此一来,尽管矛盾已经十分尖锐了,但是地方化、小型化和经济化的趋势明显。   而在新世纪,特别是最近这些年,和之前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人们的维权意识越来越强烈,主动型的意见表达和公共参与日益增多。   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网络、手机特别是“微博”的兴起,维权意识的提高,再加上政府用钱买安定的思路,导致了社会公共参与从反应型朝着主动型的方向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抬头的现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无理取闹式的社会抗争。确实有一些人利用政府“怕出事”的心理,想通过闹事来获得不应该获得的赔偿。譬如,最近上海一些买房子的业主因为房价下跌闹事就是如此。   另外,未来一段时间其他的一些诸如维权运动、中产阶级环保运动和NGO的活动可能会增多。比方关于第二代农民工子女受教育、农民工女子被老公打的问题等,在不少地方有各种各样的NGO组织专门针对诸如此类的问题。   最后,群体事件持续频繁发生也是大家可以看到的。在国家的控制力较强,闹事群众的组织力较差。因此,无组织群体事件就成了社会上各种怨恨的一个主要发泄渠道。   时代周报:在许多人看来,目前中国群体性事件已经很严重。但是,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才刚刚开始,因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才进入起飞阶段,而按照过去的说法,这一进程需要100年时间且不可逆转。对此,你怎么看?   赵鼎新:从社会学的角度,考察世界历史发展,目前,中国社会抗争并不严重。   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社会的抗争和欧洲社会工业革命阶段的抗争不能比。当年欧洲的社会抗争,受到马列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大型世俗意识形态的支持,其产生的社会力量无论是在组织形态、还是价值目标上和行动能力上都是今天中国所不能比的。   当下中国的诉求表达,基本上没有大型的话语和意识形态支持,只要政府在各类集体诉求表达面前表现得不要太糟糕的话,这些集体诉求表达就只会停留在经济和利益层面上。当然,中国集体诉求事件解决特色会引发民粹主义,并需要持续的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库的充足作为背景。   有人认为中国目前问题严重,那是因为几乎没有人感觉好,官员、百姓,农民、知识分子皆如此,都认为社会矛盾很大。为什么没有人满足,主要是在社会变化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东西没有制度化。你拥有1000万元,富吗?可是,很可能明天这些钱就不值钱了。另外,至少在人民的感觉中,中国的腐败不可小视。毕竟人人还是有些“正义感”的。   微博并非必然是“良药”   时代周报:最近这几年,很多事件通过网络与舆论的放大,特别是推特、“新浪微博”等工具,最后演化成全民关注的公共事件—譬如“郭美美”事件正是如此目前国内流行诸如“围观改变中国”等鼓励公众参与公共事件的呼吁与口号。在你看来,这种方式的公众参与能否成为解决公共事件的良药吗?   赵鼎新:公众参与无可厚非,根本不能说哪种公众参与好,哪种公众参与坏,这是他们的自由。目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已经走向多元化,百姓对政府官员以及国内的媒体在某些方面的报道有着不信任感,因此,网络、微博等充当了百姓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渠道。   但网络也是一个一哄而起的地方,是谣言传播的温床。   警察打人拍照上微博,可能会被解职。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两年微博的确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但是,如果网络上公众的广泛参与可以被看做是民主的一种形式,那么它只能算是一种“非程序的民主”。   这种“非程序的民主”一旦和容忍性很差的文化结合,就会产生“多数暴政”。当前网上经常出现的恶意性的人肉搜索就是“多数暴政”的一种轻度体现。   总体说来,网络在公共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并非“良药”二字可以界定,但它肯定会促进政府的执政思考力。在目前情况下,它是起到很多正面作用的。但是,它并不能让社会矛盾走向良性化。   还有我想指出:与中国不同的是,网络在当前美国绝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主要平台。   时代周报:从网络的影响看,目前有两大趋势,一是社会抗争中民粹主义有抬头的倾向,一是知识分子似乎也分化得厉害?   赵鼎新:中国目前的状况不能简单地被称之为“民粹主义过浓”。老百姓有表达情绪和追求利益的权利,对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从负面的角度来考察。   但另一方面,比如袭警事件,当事人在杀掉了五六个警察后却被很多人视为“英雄”,包括很多媒体人、学者都在半公开场合表达了这种情绪,这就比较危险了。   任何东西都有两面性,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程序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过大,而绩效合法性在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却太低—因为美国左派势力太弱,老百姓不会闹。咱们中国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得好,不但是中央的领导正确,而且是咱们的老百姓会折腾,每个人想发财得厉害,而且和政府斗得也厉害,搞得政府不得不小心做事。   但是,一旦民粹主义发扬光大就麻烦了。好在现在崩掉的可能性不大。原因有两点:第一,经济发展势头好,一俊遮百丑。第二,知识分子分化得厉害。   对于知识分子分化,我们也得一分为二地看。首先,知识分子堕落肯定会影响社会的风气,毕竟他们被看做是社会的良心。但是,分化也有好处。知识分子一分化,老百姓就没有大型的意识形态,老百姓也不相信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动乱就难以发生。   制度化解决矛盾是长远之道   时代周报:如你所说,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阶段也曾出现过大规模的集体抗争事件,但目前基本已经走出了这个“现代化的阵痛期”,在你看来中国需要从它们那里借鉴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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