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

中国选举与治理 | 奴隶国家不可能制定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

奴隶国家不可能制定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 本站语录(2011年11月23日-26日) 作者: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1-11-27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7 19:32:36 阅读量:1724次 【 语录· 头条 】 要打破专制,只有依靠人民;要建立宪政,人民首先要树立自己的尊严。个人尊严是国家宪政的前提,不可想象一个奴才治国的奴隶国家能制定和施行一部人人自由的宪法。 张千帆 : 宪政转型与人格再造的中国使命(上) 【 语录· 现实观察 】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标志着这个民族的良心。而权力者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和罪恶,他就永远没有错误和罪恶。所以禁锢知识分子的文字狱与愚民的谎言常常成为权力社会的基本行为指南。 杜君立 : 当屈辱成为一种荣耀 命名是一个具有为所有事情定性权力的政府所最喜欢做的事,是不是有维稳支出根本不是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问题是这个费用到底叫做什么。其实你就是管它叫“小甜甜”都行,就是这个费用的性质是改变不了的。顺便说一句,我们有这么多财政供养的人员,构成了整体分肥机制的基本盘,也是稳定最大的来源。这些用财政、也就是民脂民膏供养的人之收入,难道就真不算是维稳费用的一部分么 ? 我看这也应该算吧。 五岳散人 : 维稳费用的“别名” “神仙打仗,百姓遭殃。”在中国的政策决策层面上,已是越来越普遍和突出。屁股决定脑袋,利益的多元化注定令今后的政策决策更加复杂多变。即使我们的决策者无谋私之心,但当民意在决策机制上的缺位,无实质影响力的时候,实践证明,“百姓遭殃”总不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否则何来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之说 ? 于勤 : 国策艰难,多是“神仙之战” 面对权力越界,每个公民至少要做到不同流合污。“限制权力,需要民众共同来限制。这是为自己负责。如果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中国就没有希望”。 江平 : 警惕国家权力膨胀 腐败是人类社会的恶疾,腐败是一种以政府权力为依托的特殊的犯罪。如果说人性是恶的,那么权力是恶的平方。 ……  一个依靠暴力恐怖和权力谎言支撑的体制,几乎没有人能阻止它被正义和真相所灭亡。 杜君立 : 膝盖下的中国 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诅咒是“不得好死”、“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认为对人最大的侮辱是曝尸掘墓。如果说过去半个世纪里中国农民活得不像个人,至少还可以入土为安,死得像个人的话,如今他们连死得像个人都成为奢望。 杜君立: “死无葬身之地”的中国人 这是一个虚胖的国度,一个穷得只剩下钱的国度 ; 这是一个扭曲的民族,一个丢失了仁、义、礼、智、信的民族。中国今日之“奇迹”与“疑惑”,皆因失却了一个“信”。官无信,民遭殃 ; 民无信,德沦丧。 郎遥远: 2011 年度哪个汉字最令人痛痒 【 语录· 百家争鸣 】 “总统是靠不住的”,于建嵘、 A 胖子、杨恒均们同样是靠不住的——靠得住的是主权在民,能将权力关进笼子的制度 !!! 李悔之 : “总统是靠不住的”,于建嵘们同样是靠不住的! “司马南恰遇蛮女子”,可谓是“尴尬人偏逢尴尬事”——但双方都是有得有失,说明无论“卫道护主”,还是“离经叛道”,都得付出包括“人格”在内的代价。 高人 : 尴尬人偏逢尴尬事 司马南恰遇蛮女子 王权专制的传统内核披上引进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堂而皇之了登上了中国的政治殿堂。近百年来,前仆后继的革命志士,他们为民主、自由而欲血奋斗,造就的却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制度:苏联的专制和中国王权专制的叠加。 杨继绳 : 试答“何方之问” 民主发展首先需要的是独立的司法体系,然后是新闻和言论的自由以及媒体对公权力的监督,最后才是选举制度。 加藤嘉一 : 微博能推动民主吗? 稳定可以压倒民生民权的主张,但稳定却不能压倒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扩大,要长期稳定压倒一切只是一些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是违法腐败巧取豪夺的遮羞衣。 谢光 : “稳定压倒一切”的背后 我们中国最大、最根本的黑手到底是什么呢 ? 应该说是非民主的社会管理,也就是:现行的制度。 江湖雀语 : 今日新闻说黑手 言论自由的边界是个同心圆,不同家庭可有不同的尺度,不同的组织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职业伦理,“明显而即刻的危险”作为言论自由的“边界”,那只是适用所有社会成员的最大的最外边那一个“圆圈”—刑法! 鄢烈山 : 从“三妈的”考察言论边界 【 语录· 域外视野 】 朝鲜仍然告诉我们一个基本事实,自由就得限制权力,自由就是权力不能自由,权力一自由,公民就不会有自由,公民就会变成臣民,臣民只有献媚才能求得安全,这是一个权力自由递增链条,也是一个公民自由递减链条。 木然:朝鲜散记 【 语录· 封底 】 西谚云:“没有一滴雨会认为自己造成了洪灾。”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长,长到看不到链条全貌时,每个环节的人都有理由觉得自己很无辜。 …… 是“停下来,想一想”,还是嵌在制度机器里,继续“不假思索”地转下去,对于所有普普通通的人,这是一个问题。 刘瑜 : 恶之平庸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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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报:艾未未:每天我都会想,这将是我再次被带走的一天

副标题:政府对他的骚扰越多,艾未未越是在中国成为一种反抗标志。但他还能维持公开发言的状态多久呢? 图注:我不是为了我自己在说话。每次我讲话,我都会想,有多少被忽视的声音在那里没有人听。艾未未说。 翻译: 王仲夏 警方安装在艾未未工作室青绿色大门上的监控摄像头记录了络绎不绝的访客;记者、祝福者、艺术群体。从81天的监禁释放出来已经5个月了,再加上最近两星期的超乎寻常的公众支持,艾未未开始预期新的境遇。“每天我都会想,这将是我再次被带走的一天。。。” “那也是当局想制造的一种感觉,不光是给我,也给整个社会制造的一种感觉;给任何一个持不同观点的人。”他补充到。 就在几年前这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是一位在国际国内艺术领域有着稳固地位的卓越人物;当然那时他就具有争议和擅长挑衅,但仍然被接受和尊重,得以参与设计鸟巢体育场,并被中国的国家媒体所报道。后来他坦率的观点和公开的活动使之与当局之间冲突不断,这种紧张关系在今年的监禁中达到高潮。对艾未未的监禁也是中国当局对活动人士、律师和异见分子的广泛镇压的一部分,这次的大镇压使得几十人被监禁,更多的人被骚扰、威胁或者其他方式限制。对很多人来说,他成为了中国人权的脸面:更像是一个象征,而不是一个人。 “政府消失他,接着加之身上诸多罪名,当局希望通过这些事实释放给其他活动人士一个信号:即使你很有名,这也不能保护你。”维权网的王松莲说道。“另一方面,他周旋的方式非常聪明,我想活动人士受到了鼓舞。” “这从来就不是关乎我,”54岁的艾未未说,“(我的支持者)将我作为一种标志为他们自己去认可某种他们希望的生活:我成为了他们的媒介。我一值很清楚这一点。” 艾未未在6月份结束了恐怖经历,瘦了很多-丢失了10公斤体重,出来后又涨回来了-很明显被严厉的“矫正”了。 “这81天之后我非常低迷,我的确需要时间来康复,生理上心理上。我当时相当脆弱。”他坦承到。“我曾经努力不再做那么多,因为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我能玩的游戏,如果他们能把你弄消失,你为什么还要玩呢?这很荒谬。 ”但哪怕你不说话了,他们仍然给你施加这些错误指控。。。然后你会觉得,如果你不说话,你会成为罪恶的一部分。我猜这两边都会失望。”他笑道。 这些天调皮的幽默少了,他也在他的声明中更加小心,尽管如此他仍然说的超过了政府能接受的范围,而且近期他的支持者的行为更加的有力。当政府给他开了150万英镑的罚单时,成千上万人帮他付保证金,有些人直接将钞票从工作室的围墙外扔进来。当警察试图构陷他淫秽罪时-与他与四位女子的裸体照片有关-他的支持者们在推特上传自己的裸照。 “我们努力在一个非常有限空间里进行工作。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滑稽。但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唯一的方式,”他说。 “基本来说人们都赶到很无力。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是有一点力量的,能够支持和帮助解决问题,那么社会就会真正成为一个社会。“ 不好的方面不仅来自当局试图用捐款来构陷他-认为这是非法集资-而且来自前所未有增长的支持者预期。得知他被监禁期间所得到的支持,他被惊着了,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已经是他不堪重负。 ”一边在我肩上放了太多的希望。我实际上帮不到他们。我甚至帮不了我自己。我的情况非常糟糕。“他注意到。 当他讲话的时候,一条黑色西班牙犬来桌边呼哧呼哧喘气,不难看出为什么艾未未那么喜欢他那些宠物。”我觉得他们在一个平行世界里。。。他们不关心这些,我进去了,又出来了。他们还是在那里。“ 艾未未所激发的热情和愤怒很容易造成对他真实影响力的高估。对艺术爱好者来说他很著名,但还远未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激发了那些以往不会发表政治见解的人,但这些人在数量上甚至属于教育精英的少数,就更别提剩下的13亿了。 他对于中国的悲观观点也受到质疑。的确现在人们比30年前甚至10年前具有更多自由去批评政府;个人自由也极大改善,很多人满意于那个不言自明的交易-以政治局限换经济繁荣。 但另一些人同意他的观点,共产党对权力不会撒手,它努力的重申对于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的绝对控制,使羸弱的公民社会的点滴进展瞬间丧尽。上周知名中国法学家江平警告说,国家越来越像一个独裁政体。 中国政府坚称艾未未案与人权无关,他是因税务问题被拘押。批评人士认为西方媒体在应该检视他金融记录的时候反而在吹捧他。但这是不可能的,警察没收了公司文件并接管了他的事务。艾未未认为税案是对他的”政治报复或惩罚“,并且没有事实基础。 ”质问艾未未–或者更准确的说,北京发课公司—是否欠税是合法的。“约书华 罗森滋维格 最近在文章中提到,他是居住在香港的独立人权问题研究者。 ”质问艾未未案背后是否有政治动机也是合法的,因为对该案的处理方式是特殊的,警方先于税务局介入了,并且该案发生时间与其他多个拘捕同步。。。这些个拘捕毫无疑问都是政治动机的,而且艾未未被捕后舆论机器开动对他进行抹黑。“ 据说艾未未被拘押期间被提审超过50次,都针对他的观点和活动,没有涉及金融问题。他没有叙说在里面发生情况的细节,但他指出,这个春天被拘押的其他人遭遇比他要惨的更多。根据流传出的信息,有些人被殴打;很多人被剥夺睡眠,被迫在受压模式下坐着,被威胁。据当事人朋友说,有几个至今仍有清晰的伤痕在身上。 ”我觉得我是恢复最好的。大约100人在今年春天被捕。只有一小部分恢复说话。大多数人被永久噤声了-有些你可以看到彻底被击垮了。“艾未未说。 ”恢复非常难,你不再简单天真了,你变的,某种程度来讲,更为复杂,我认为不该那样。我们都应该得到更为简单的快乐,,,你变的苦涩。“ 然而,他补充到,”可能我也从中得到了某种东西。可能你还可以在某些事情上明晰。“ 与他父亲的案子的对比是无法避免的。艾青是一个备受尊重的诗人,这也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他儿子受到的相对保护,但被划定为右派后,艾青遭受了经年的迫害。”他全身心的热爱艺术和文学,但他被摧垮了,他有几次几乎成功自杀,“几乎全程在劳改营长大的艾未未说。 ”我的声音不是为了我自己。每次我说一句话,我都会想,有多少代人多少人,他们的声音未曾被听到。至少他们可以作为一个数字被记住,但很多情况下连个数字都没有。 “我认为我对我父亲那一代负有责任,特别是对后代。” 而且他强调,“我不是异见人士”—这种人会被政府定点打击。 在政治风暴席卷下,很容易忽视艾未未的艺术活动。他的作品正在伦敦、柏林和台北展出;明年会在瑞典法国荷兰。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北京某场馆正在展览他的过往作品—包括川震死亡学生名单。他为记录死于豆腐渣校舍的孩子们所做的努力使他和当局进入冲突模式。 朋友说他对中国以外世界同样持批评态度;2007年作品《童话》,他在此作品中运送了1001个中国人到德国,不仅仅是关于将参与者置身于另一种生活方式中,而且在于挑战欧洲对中国人的贯有认识。 他的工作室再度忙碌,但“我真不怎么在意我是否是一个成功艺术家或者不怎么成功,因为我从不认为艺术和生活是分离的,”艾未未说,“如果你没有对话、快乐和愤怒,那生活又是什么呢?” 活动是他艺术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偏离和干扰:“如果我是个科学家,可能言论表达的限制不会是我的烦恼,但我是个艺术家,寻找到一种方式和人们交流是我的核心活动。” 在一个极权社会,他补充道,那只会导致冲突。很多人想知道,艾未未是否会厌倦这种无休止的扭打而移居海外。他被释放后的条件禁止他在一年内离开北京,但政府可能会高兴看他离开;政府批评者通常在移居之后就消失在公众视野。 他说他要尊重他家庭的意见,但认为“尽可能长的在这里居留”很重要。 无论如何,他说,中国有了比他更勇敢和智慧并带有全新理念的年轻人。 “那也相当鼓舞人。这是关乎生活,实际上。这是一个关于生活的故事”他说。不是关于他。 中国其他5个重要异见者 陈光城 刘晓波 刘霞 倪玉兰 高智晟 新闻原址:http://www.guardian.co.uk/artanddesign/2011/nov/26/ai-weiwei-china-situation-quite-bad? 相关阅读 德国《明镜周刊》对艾未未的访问:我很惭愧 马英九参观艾未未个展 NBC专访艾未未 :互联网的力量 荣伟:论艾未未的前卫艺术实践对当代民主政治的启示 发课税案代理律师浦志强:就“发课税案”的初步意见 本文网址: http://aiwwstudy.appspot.com/191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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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一只被公权力蹂躏的羔羊

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不久前被“双规”的扬州市委组织部长蔡爱华或与牧羊集团股权之争关联密切。至此,发生三年之久的“牧羊事件”再次浮出水面。 在2002年国企改制中,国企牧羊集团变身为五人均衡持股民企:徐有辉(董事长兼总裁)持股24.05%、李敏悦(副总裁)15.74%、徐斌(副总裁)15.7%、范天铭(牧羊子公司总经理、享受副总待遇)15.61%、许荣华(副总裁)15.51%(其余股东为:自然人持股9.48%,邗江国有资产管理局持股3.87%)。改制从搭建股权结构,设计制衡模式,皆在党和政府权力系统完全掌控之中,也获得了主要官员首肯。 改制前,牧羊集团净资产在3000万元左右(系上述五人共同出资,每人除认缴部分现金外,其他资金向企业主管单位粮食局借款凑足,借款由每人每年的股份分红来偿还),此后六年,集团发展迅猛,到2008年该集团销售额已突破20亿元,粮食饲养机械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 2008年4月开始,现任董事长李敏悦和总裁范天铭借助公权力,剥夺董事徐有辉、徐斌和许荣华股权。 祸根或许在2003年4月埋下,五人签订了就董事个人新设立公司涉及与牧羊集团现有产品、工程业务关系,以及如何使用“牧羊”品牌等问题达成协议。分管营销的徐斌和分管研发的许荣华辞去公司行政职务,用从牧羊集团借来的500万元各自创业。二次创业相当成功,在业界赢得巨大声望。而董事长和总裁因经营管理能力欠缺,面临下台危机。于是,董事长和总裁决定将三个创业伙伴赶出牧羊。 当徐有辉、徐斌、许荣华三人要求现任董事长按照公司法享受法定权利,质疑政府越权干预时,邗江区区委书记程裕松一语道破天机:“此次年底换届时,现任董事长、总裁有可能落选,所以区委不能不管;区委认为范天铭是董事中最适合担任总裁职务的,而董事会有可能随时将其解聘或在换届时将其更换,所以区委不能不管。” 值得一提的是,时任邗江区副区长范梅青乃总裁范天铭之妹。 管的办法很特别,区纪委分别找徐有辉、徐斌和董秘戚海兵谈话,因为他们都是党员, 要徐有辉交待十年前当厂长时“都用了哪些不该用的”。他们反复向徐有辉暗示要其转让股权。一向谨慎的徐自觉没有什么问题,坚持要按市场价转移股权,转让不成,他被撵出决策层,停发工资,无权享受分红等股东应有的权利。至于许荣华和徐斌,早就给他们预备了另一个罪名:涉嫌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非党员的许荣华被以商标侵权罪诱捕,最后在奉命行事的检察长胁迫下,在看守所内签下了股权转让协议,将价值数亿元的股份以1660万元转让给牧羊集团工会主席陈家荣,而陈不过是李敏悦和范天铭的代理,资金都是李范提供的,股权立即又转到两李范二人的手中,他们终于掌握两大部分股权。徐斌被李敏悦以涉嫌“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告上法院,扬州市中院一审判决徐斌败诉。自此,三人完全被扫地出门,疲于奔命。 三年来,他们为讨回自己的合法权益,可谓殚心竭虑:借助可靠关系将遭遇反映到江苏省政协和省委政法委主要官员,批示转下来,无济于事;邀法学界江平等知名人士,出具专家论证意见:“涉案股权转让合同作为公权力机关违法之恶果,根本就不应该得到法律保护。”也无人理睬;舆论呼吁铺天盖地,也难有效果。为他们鸣冤的媒体处处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关照”,扣发,删帖。可以说,一道强大的铁幕遮蔽了他们,他们自感无力冲破这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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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文 | 民主不是说着玩的

2011年11月16日 08:24:04    本人新书《民主不是说着玩的》终于面世了,在当当网、卓越网以及新华书店均有上架,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民主的勇气     ——读章文先生新书《民主不是说着玩的》有感     文/邓聿文     章文先生的新书《民主不是说着玩的》终于面世了,这实在是一件不容易、因此也是特别值得祝贺的事情。他自己介绍说“这是中国过去6年的个人观察史。主题异常清晰:倡导民主和法治。并且是以一个‘坚定、理性和高效’的反对派(而非反动派)的身份,出于对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热爱,写下的赤诚建言。”——无须我再多饶舌,这已经道出了本书的价值和章文先生传教士般的个人形象。      章文先生的博客闻名国内外,国内粉丝无数,国际上像《经济学人》、《纽约客》、《卫报》等知名媒体或者采访过他或者引用过他的博客观点。2009年度,因为博客的巨大影响力和对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他被评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与江平、吴敬琏、茅于轼等前辈并列一起。 在中国大陆,信奉民主的人士不在少数,鼓吹民主的人士也很多,但像章文先生这样数年持之以恒、一以贯之的鼓吹者,则不多见。若论言辞的大胆和“出格”——这个词只有在中国的语境下才能明白——则少之又少。我曾看过章文先生的一些民主博文,对于习惯自我审查的编辑甚至作者来说,不免会嘀咕:怎么这样的文字也出得来,当然可能会补上一句,幸好是博客。但现在,它们居然要结集出版了,这首先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有时空错乱的感觉:这是在言论受到管制的中国吗?当然,或许这仅是一孤例,什么也说明不了,但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此书能原汁原味的出版,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的出版和言论自由,并非像多数人想像的那么绝望,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民主之于中国,用当下一个时髦的词来说,确实是一件相当“纠结”的事情。“纠结”既在于民主的观念,更在于建构或者实践民主的路径。至少从晚清新政算起,中国人为民主整整奋斗了一个世纪,时间不可谓不长,但至今取得的成效不大,社会还在为要不要民主,应该实行怎样的民主而争论,而纠缠:一方以中国独特论抵制民主,认为民主不适合中国;一方以民主普适论做盾牌,主张中国不能自外于世。章文先生当然属于后者,多年来,他就像个传教士般,不遗余力地用博客鼓吹民主,向大众普及和灌输关于民主的基本常识。 关于中国应否实行民主的问题,我认为可从马克思的教义、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历史以及现实中国需要解决的问题三个方面来回答。当今中国是由共产党主政,中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要谈民主就不能回避这一点。人们印象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信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中国民主者也多半在思想基础上以此为信条。但是,这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真正的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一点也不反对民主和自由,尽管它主张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不过认为这是无产阶级在一定历史阶段建立和巩固政权之需,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过渡的革命时期所需要的一种国家形式,这种过渡完成后,无产阶级就要有用新的民主形式来建设国家。而当今中国,就符合马克思所说的,当了该实行民主的社会阶段。 从中国革命和共产党的历史来看,更不应否认民主。中共刚纪念了辛亥革命百年,胡总在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精神和历史遗产的继承者。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的历史遗产是什么?三民主义和宪政思想。中共既然是这份遗产的合法继承人,自然也不能回避、不可回避其中的民主、自由和宪政,否则,就无资格来承继这份遗产。事实上,中共革命的历史,也是以民主为旗号的,当年中共扛起民主大旗,吸引无数有为青年和知识分子奔赴解放区,并最终依靠他们将独裁的国民党赶出大陆。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避免历史兴衰律时明确而响亮地以“民主”二字作答之事,至今依然回响在历史的记忆里。因此,若仅把民主作为革命的手段,从“用”上来理解和使用,而不是作为革命的目的,不是作为“体”来追求,中国革命尤其是中共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就会被颠覆。        再从中国改革看,也是对民主与自由精神的践行,是一个民主和自由精神的逐步释放过程。改革开放主要是实行了包括思想解放、利益解放和权利解放三个层次在内的“人的解放”。这其实就是一个民主化过程,由此化解了改革初期的社会危机。而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如无论是处理经济的再平衡,还是缩小收入和贫富差距;无论是与腐败做斗争,还是重建中国的价值体系等;离开民主,不尊重民众的基本权利和意愿,没有民众的积极参与和表达,以上的愿景均无法想象能够成功。因为只有民主,才能为容纳和协调各种社会差异以及以正义的方式调解价值冲突,提供制度基础和途径。     以上简短分析表明,民主从来就是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对此不应回避、忌讳。回避、忌讳就是中国对发展民主不自信,而一个不自信的社会是不会实现民主的。当然,基于中国自己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我们也不能在发展民主上有冒进心态,不能将西式民主简单地移植到中国。对此,本书也有强调。     中国需要稳定的民主,稳定的意思是中国在自己发展民主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民主的经验与教训,稳妥推进民主和自由。但不管民主的具体路径和形式如何,社会上下都要有勇气面对中国的民主问题,特别是,在达成和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执政者要有容忍异见的勇气,要包容不同的声音和主张。和解共生,这也是章文先生著作中大力倡导的,于当下的中国有特别的意义。     总之,如章文先生所言,民主不是说着玩的,不能光挂在嘴边而不付诸行动。民主在中国固然不能期望其速成,但也要一步一步去推进。革命与改良赛跑的教训,大陆当局仍需记取。 上一篇: 请放过卡扎菲的尸体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85)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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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诚信是“盯”出来的

政府的诚信是“盯”出来的 作者:菁菁远山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15 22:12:55 阅读量:11次   “有信必诺、有诺必践、不践必究”,这是诚信的本质要求。如果要建设一个诚信的党和政府,如果不能做到这十二个字,很难说它还与诚信有什么关系,倒是让人们看出“口号治国”的路数。事实上,“口号”能够治国,但却不能安邦,但这种治国终归是依赖于谎言和暴力,口号不过是在充当“维稳”的角色,这种刚性的稳定迟早会在难以承受的社会重压后变成一盘散沙。口号不过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社会理想,实现它应该诉诸一个靠谱的制度,否则口号不仅是口号,它还有“遮羞布”的功用。   近日,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第十六次全体会议讲话时强调: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要以党和政府的诚信引领社会的价值取向,创造诚实守信受尊敬不吃亏、欺骗失信受惩处遭唾弃的法律条件和舆论环境,为诚信的价值取向做扎扎实实的制度性基础工作。这种认识是切中时弊的,也为我们解决目前社会诚信缺失的问题找到了答案。但对于如何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俞书记并没有进行详细的说明。但党和政府的诚信是“盯”出来的,如果一个政府和组织盛气凌人不容置喙,它不仅会失信于民,而且会成为罪恶的渊薮,这是如何都建设不成诚信政府的。因此,威权体制只能用一个诚信掩盖一万个不诚信的社会,而这一个也不过是为了证明“诚信”而抛出的“烟幕弹”而已。   由最近发生的一起矿难,我们可以认识到诚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11月10日,发生了“云南省师宗县私庄煤矿煤与瓦斯突出事故”,目前已经造成30多人遇难,另有9人被困井下。按国家安监总局2010年11月15日施行的《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企业领导带班下井及监督检查暂行规定》规定,矿山企业是落实领导带班下井制度的责任主体,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1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规定表示,如果没有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有权拒绝下井作业。据《潇湘晨报》报道:13日,曲靖市政府秘书长、私庄煤矿“11·10”矿难新闻发言人李建军说:“有关‘事发后,矿领导戚谷明才匆忙下井,并伪装井下逃生假象’的情况,公安机关现已查明,私庄煤矿副矿长戚谷明事发当天确实没有下井,而是把脸抹黑,伪造下井假象,事故发生后向救援指挥部说了假话,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进一步调查。”   这个事件让我们见识到了这样一个规律,权势者的“诚信”在其绝对权力的范围内是无法建立的,因为它本身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谁都知道在这样一种情势下,工人们如果动真,就是和自己的“饭碗”过不去,这种“找死”的事情只有傻子才会去干。由此看来,“必须确保每个班次至少有一名领导在井下现场带班,并与工人同时下井、同时升井”的规定近乎荒唐,因为它的保障措施——“如果没有领导带班下井,从业人员有权拒绝下井作业”无法实现。这种制度看似严密,却没有考虑到监督的有效性。而在其内部而言,由于矿长们已经成为“拒绝下井”的利益共同体,权力也不存在有效的制衡,而是演变为相互“勾结”。如此看来,这样一个规定仅在事后问责上有作用,而这种作用还要依靠矿长们“互掐”和有关担责部门用来减轻责任。   俞正声认为,“从执政角度看,公信力是公权力的基础”,这本来就是政治常识,但他提出“为诚信的价值取向做扎扎实实的制度性基础工作”则是引人深思的。窃以为,这种制度性的基础就是民主法治,如果离开了价值取向的实现方式,这和骗子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骗子只能骗你于一时,则不可能永世,尽管民众的反应很滞后,可他们想得到的没有得到,还是会起来造反的。   党和政府的诚信终归是由官僚体制实现的,每一个官员就应该是党和政府诚信的塑造者。如果我们党和政府的官员不对人民负责,只是对他的上级负责,他的诚信不过是“黑社会性质”的诚信,与歃血盟誓没有什么两样。这种忠诚是远离人民的,是一种为了分赃而走到一起的盗贼,尽管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无一例外的都是黑心肠,这种诚信与人民无关,绝大多数是为了“狗粮”而来。他们的主人不过是为了让他们看家护院,主人的好狗是人民的恶狗。   谈及诚信,我们的党和政府其实已经亏欠了太多。仅举一例;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经对路透社记者这样描绘了中国的未来:“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他们的人民负责。它将代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其实,正是他对中国未来的策划,才让无数的中国人不惜牺牲生命来反抗政府,以求建设一个理想的世界。但最后的结果却恰好相反,毛伟人将极权专制演绎的比任何一个皇帝都“与时俱进”,令“好了伤疤忘了疼”的中国人到现在还睡在他的梦乡中。孔庆东就抓住了中国人的这个弱点,他到处卖丑居然有了市场,已至他的“三妈的”也能得到众多的粉丝,这只能证明我们已经习惯了专制极权下的奴隶生活,已至到了欲做奴隶而不能的地步。当然,这一前提是国家对体制的垄断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做狗是一种生活习惯,与价值取向南辕北辙,因为价值取向终归是未来的东西,吃饭才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现实与未来是截然相反的东西,现实是未来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多少人想放弃现实而为未来呼号。但这种人尽管少之又少,毕竟还是存在的,甚至在高居庙堂的人中也大有人在。其实,对温总的家国情怀,我有时感动的想哭,他十余次力撑政改,其情着实让人忘怀。但批评的声音有时居然来自草野,而且他们就是坚定的改革者,这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有些人倒是把总理这个职位特别看重了,以为总理就能够“天王盖地虎”一手遮天,殊不知中国的政治有多么复杂,在一个总书记都能被普通党员拿下的国度,他老人家能表明一种态度就是一个真正的勇士。   法学专家江平说:“现行社会体制下的中国,从国家整体上看,没有任何出自国家的力量可以阻止国家‘元首’做任何事,从局部上看,没有任何地方力量可以阻止地方一把手做任何事,从微观上看,没有任何出自政府部门的力量可阻止该部门一把手做任何事,所以,在中国发生任何事都不奇怪,这是当今中国的最大隐患。”江老师是从法制的角度下对中国社会进行的评价,这种说法与中国的现实是重合的。当然,我举的矿难的例子也是为了说明中国的权力状态,不改变这种状态,党和政府的诚信就无法实现,因为党和政府的诚信是不会凭空产生的,它是公民“盯”出来的,除此之外,还需要内部的制衡。   温总的家国情怀永远值得我们深思和感动,我对他转述的普希金的名诗莫名兴奋,这也表达了他的心迹。在此,将之做为我文章的结尾,倒觉得有点狗尾续貂了。他不久前在俄罗斯参观了诗人普希金的母校皇村中学旧址,即兴朗颂了普希金的《纪念碑》:“我相信我长久会为人们所尊敬,因为我用我心灵的竖琴拨动了善良的人们的心弦,我歌颂过自由,在我那个严酷的时代,我为倒下的人们呼吁要有所慰藉。”   温总的心路历程,也许不是我等能通悉的,但做为中国的总理,我相信他的声音不是空穴来风。我相信,温总的执着,总有很多人被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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