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石力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与政治的消解及重构——议“韩寒事件”的微博论战 进入专题 ：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 石力月       【内容提要】本文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实践及思想状况的脉络中来看待，试图解读出其背后一整套意识形态关联及变化，分析此次微博论战的各种表现。本文认为，“韩寒现象”背后发挥作用的是9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机制，而微博论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某些公共讨论的特征，但目前参与者对于“韩寒现象”的反思主要囿于自由主义框架，它与“韩寒现象”之间所呈现的悖论性使此次论战似乎难以真正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          【关键词】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一、引言          自2011年底开始的围绕“韩寒代笔与否”的论战直到今天尚未平息，非但如此，反倒仍在持续发酵。这一方面使得本文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只能基于阶段性的观察，另一方面也需要以其后续发展态势来检验及修正本文的阶段性判断。同时，鉴于论战尚未终结，本文所提及的“韩寒作品”均指作者署名为“韩寒”的各类文本（包括博客）。     此次论战持续时间之长恐怕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然而事实上，这并非是韩寒第一次遭疑代笔，早在2007年，其《长安乱》一书就被疑为枪手之作，后因多方辟谣而很快就不了了之。但为何此次遭疑历经时间如此之长，参与论战的人数如此之多呢？从数月以来的“战况”不难看出，这已远非仅仅是一桩孤立的代笔事件，其意义也远非局限于仅仅对“代笔与否”做出最终判定，而是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实践及思想状况均有所关联。因而，换句话说，即便韩寒最终确证未有代笔，他成名后十三年的成长轨迹也值得讨论。     从时间顺序来看，韩寒于2011年12月23日、24日、26日分别发表了《谈革命》、《说民主》以及《要自由》（以下简称“韩三篇”）三篇文章，①紧接着，2012年1月15日互联网IT博客作者麦田发表了《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一文，开启了论战的序幕。②虽然并不能就此直接断定“韩三篇”就是这场论战的导火索，但是难以否认的是，“韩三篇”所探讨的主题及其谈论方式 / 思路将韩寒推到了聚光灯下，而此次的聚焦效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为韩寒及其作品重新被人审视创造了一些可能性。     与早前以具有较小切入点的时评或杂文在公共舆论空间发言所不同的是，韩寒此番发表的“韩三篇”主题宏大，篇幅却依旧短小，这为众人的议论留足了空间。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议论中出现了不少来自知识界的质疑之声（这些质疑并未完全呈现于微博，而是散见于包括论坛、博客以及各种传统媒体之中），其中的质疑者既包括韩寒曾经的支持者也包括其反对者。这些声音从不同角度就其文本本身指出了作者在视野、概念、知识，以及思路 / 逻辑上的诸多问题，但这些较为学理化的分析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回应，而是在微博上多被“打包”视作了精英主义的论调。韩寒的父亲韩仁均于2011年12月24日曾发表微博：     我电话问韩寒，你为什么这么取题目，谈革命和说民主，又大又危险。他说，两篇小文章哪里说得明白啊，只是这样取名字，让人可以开始敢于谈论这些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能争鸣总是一件好事。我一想也是，无奈有些学者不解风情，大谈什么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最好闭嘴，肤浅不配这些标题啊，真滑稽。③     紧接着，易中天于2011年12月26日发表微博：     指责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是很无聊的。你读书多、学术好、非常专业，咋说不出韩寒这样有分量的话？相反，正因为韩寒“读书少，学术差，不专业”，他才用不着硬要找件时装披在身上。他的新衣就是什么都不穿，坦然地裸露出自己的真实。当然，也就他能这样。我要跟着学，那会影响市容的。④     从这样的言论可以看出公共舆论空间与知识界之间存在的某种割裂性，这既表现在前者对于后者的陌生化认知——事实上，“革命”、“民主”、“自由”绝非什么“以前不太敢触碰的词语”，相反，它们始终是后者的核心议题，却鲜有进入前者的视野；也表现在二者话语评价的冲突性上。同时，这种割裂的局面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文本（韩寒作品）的封闭性，不仅如此，这种文本的封闭性还扩展并贯穿到了后来的微博论战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各方之间持续的紧张感——质疑者紧紧抓着文本本身不放，而对于韩寒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任何针对文本本身的质疑都是不被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至少截至目前，这场微博论战并没有完全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而这样的情形并不能由论战本身得到足够的解释，需要追问其深层次的缘由。           二、“韩寒现象”与“重返政治”的商业主义          暂且撇开人们对于韩寒成名之初的“猫腻”之争（韩寒与“新概念”作文大赛之间是否存在猫腻）不论，至少清楚的是韩寒最初是以“反教育体制”的面目进入人们视野的，这既表现在其高一复读两年后退学，并在“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以后拒绝高等教育，也表现在其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对于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而从韩寒日后的发展来看，其“反教育体制”这个符号至少是拥有两重意义的，它既使得韩寒因为“好文笔”（以《三重门》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与“差生”之间的强烈反差而被人们确认为“天才”，也与韩寒后来能够被塑造成“反体制”的意见领袖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而日后无论是“差生韩寒”还是“公民韩寒”的叙述也正是建立在这两重意义博弈而胜的巨大快感之上，由此多少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场微博论战中不少韩寒的支持者都是从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例如：李海鹏的《支持一个非我族类》一文，⑤而很少与方舟子等人或者网友考据派展开基于文本本身的对质。因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在这个层面开启的“力挺”能够成功地回避文本本身的对质而获得相当程度的共鸣？     作为此次微博论战的主力之一，清华大学的肖鹰教授将此种情形视为“反智主义”：     （1）自我吹嘘并参与制造“不读书的文学天才神话”；（2）恶性嘲弄并且彻底否定教育对于青年成长的意义，抵制教育和诬蔑教师职业、文学创作。⑥     他将韩寒本人的“反智”，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整个中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浪潮”之中来看待。他认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社会历史运行的特殊轨迹在扩大开放和深化市场的同时，弱化、甚至抑制了启蒙精神，在“全民向钱看”的旗帜下，无边界的功利主义使社会动力失控于精神上的犬儒主义和实践中的投机主义。⑦     但是肖教授的这个说法似乎还不能完全解释韩寒成名十三年变象的复杂性——其中的吊诡之处在于，为何韩寒最初的名声恰恰是依靠呈现丰富的阅读知识（以《三重门》为代表，且不论代笔与否）与拒绝学校教育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准确地说，韩寒是到了在博客写时评的阶段才标榜自己不读书的）而获得的？而为何在诸多支持者（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媒体人士及知识分子）的眼里，韩寒非但不具有肖教授所描述的这些社会弊病，反倒被视为对抗这些社会弊病强有力的思想者，从而成为新时期启蒙精神的代言人？肖教授将“韩寒现象”放置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运行之中来看待的思路是没错的，他的文章将“韩寒现象”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张铁生现象”相提并论，既敏锐地捕捉到二者之间的某种勾连，也明确地点出了二者之间所发生的文化转向。只是在笔者看来，文化转向本身还不足以形成解释，其与政治经济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进行梳理。     常见的思路是将1978年作为中国社会历史20世纪后半期一条主要的分界线，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划分新旧两个时期。但是这样的划分并不足以解释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群体对于社会变革认知上出现的诸多分化，而这些认知上的分化实际隐含了20世纪80年代的关键性与复杂性。正如贺桂梅所说：     80年代在当代乃至整个20世纪中国，都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位置。如何理解和评价这段历史中发生的社会与文化变革，不仅关涉如何评价80年代迄今仍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意义，事实上也关涉如何理解50—70年代历史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当前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地位变迁之间的关联方式。而在这些理解及可能的分歧背后，则与人们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直接相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构成了一个连接当下与历史、“新时期”与50—70年代、当代与20世纪的枢纽时段。⑧     对于知识界在20世纪80年代以“告别革命”为特征的主流认知的叙述，以及对此转向所进行的各类研究已有很多，它们多是将对20世纪80年代的理解放置于思想解放 / 启蒙思潮的维度集中考察学生运动与知识分子的思想运动，例如许纪霖就认为在1978～1998这二十年中，“最值得重视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思想解放运动，下启九十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⑨然而，对于思想界的分析并不能为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以及其他社会阶层在其中的诉求、行动及思想状况提供足够的解释，而如果不将后者一并纳入分析，就很容易将今天的“韩寒现象”轻易地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这正是今天很多人支持韩寒最重要的理由和逻辑。可是吊诡的是，如果将“韩寒现象”放置于这条“新启蒙”的思想脉络之中，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人坚持质疑韩寒的原因恰恰在于认为他的存在及其巨大的社会影响伤害 / 背离了这条思想脉络。因而，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分析需要突破原有的主流框架，特别需要纳入政治经济的视野，这样才有可能看到它的不同面相。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经出现了一些反思性、补充性的研究，他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叙述，而这却成为了知识界分化最显著的表征。本文无意也无力对20世纪80年代本身展开深入的探究，但却力求不要轻易抛弃这些反思性研究中不同于主流叙述的发现，因为它们可能为今天分析“韩寒现象”打开一些新的视野、提供一些启发和线索。     在这些前人反思性的研究中，汪晖的观察与分析是比较独特的。他通过考察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进程发现，无论是在1978～1984年集中进行农村改革的阶段，还是在启动自1984年的城市改革之初，改革的推进并非简单地由“市场机制”的输入而实现，甚至，“市场”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是其中最为核心的要素，反倒是“国家”通过对其自身职能的转变与改造，促成了包括市场在内的社会诸要素的布局与重组。这个观察的重要性在于，它揭示了“国家”本身的动态性以及市场的“非自发性”——其发展及作用恰恰是源于国家力量的推动，这一点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深入分析18世纪以来经济自由主义的发展历程所得到的发现是相似的：     自由放任绝非自然产生的；如果让事物自然发展，决不会产生自由市场。……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行实施的。一九三?、四?年代不但出现各种立法，以废除各种限制性的管制，同时也大大增强政府的行政功能，政府在这时已经由一集中的官僚体系来推动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措施。……通往自由市场的大道是依靠大量而持久之统一筹划的干涉主义，而加以打通并保持畅通的。⑩     具体地看，在农村改革阶段，国家通过解散人民公社，重新均分土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通过政策调整，提高农产品价格，鼓励农民多种经营，发展乡镇企业，缓解了毛泽东时代为了城市工业化而被制度化了的城乡差别，因而，汪晖认为“农民积极性的提高主要来自于生产的灵活性和城乡差别的缩小，而不是单纯地由于开放了市场。”11     然而在随后的城市改革中，当国家的角色在城市工商业领域发生转变，即由拥有绝对支配权力的计划制定者和执行者向放弃绝对支配权力的调节者发生转变，原有资源占有的不平等，经济效益和集体、个人实际效益完全脱节，这就直接转化为集体和个人收益上的不平等了，汪晖认为：     城市改革包罗万象，人们通常将这一改革的核心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但从实际的社会内容来看则是“放权让利”，即通过分散和转移原先由国家直接控制和支配的某些社会资源，重组社会的利益关系。12     邓聿文的研究对此有所佐证：     始于一九七八年的中国改革首先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放权让利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其最明显的表现是”财政包干”；另一方面是国家向个人的放权让利。国家从过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对私人事务的干预中退出，让个人去主管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13     同时，邓聿文也观察到改革初期呈现出了一种“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状况，但它到了城市改革阶段却发生了变化。尽管与汪晖的解释路径并不相同，但包括邓聿文在内的一些学者却得出了与之几乎相同的结论：     由于改革采取的是增量战略，在改革刚开始时，增量一块很小，存量较大，所以，改革红利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其差异并不是很明显。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增量不断变大，存量一块相对较小，这时，增量改革的参与者、有权参与增量改革者，无论合法与否，其获利差异越来越大。14     而更复杂的情形在于，国家此后采取的价格改革（双轨制）与企业改革（承包制）并行的策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传统体制的垄断性，激活了市场机制，但也为新的社会不平等提供了契机（例如权力的市场化带来分配的不平等、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以及各项社会福利改革的匮乏及滞后等等），与此同时，国家内部也出现了利益对抗以及分化。汪晖由此认为：     1980年代的社会思想没有能力察觉和理解新的社会矛盾的特点，无法了解源自基层的社会动员所具有的社会主义倾向，无法超越冷战的意识形态所提供的思考框架。15     从20世纪80年代的具体实践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基层民众对于民主的诉求直接来源于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这与知识界受西方现代性影响的过程并不相同，而利益受损之所以会让基层民众激起这样的诉求恰恰是源于社会主义本身具有全民承诺的意涵，按照邓聿文的说法是：“对于那些国家在计划经济下进行原始资本积累承担成本的国企职工以及农民，政府没有兑现以前实际上有过的隐性广义契约。”16所以汪晖认为基层的社会动员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社会保护运动，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观察。然而这样的意涵不但没有被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思想所觉察和理解，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被进一步地遮蔽。这恐怕便是汪晖认为“20世纪在80年代末提前终结了”的原因，也是他认为这个终结于80年代末的“短20世纪”是一个“中国革命的世纪”，“它的尾声是革命与后革命的连续性问题”17的原因。而这一判断与诸如孙歌所提倡的“重新从中国革命遗产中思考中国民主化的真实道路”，18贺照田所强调的“不能想当然地把革命史观与现代化史观进行对立”19是具有内在呼应关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来韩寒及众人的社会批评中的问题意识从表面看是承接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争取民主”的线索，但从其内部看则发生了明显的断裂。汪晖指出：     80年代末的社会动员批判了传统体制，但它面对的已经不是过去的国家，而是推动改革的国家，或者正在逐步向市场社会转变中的国家及其政策后果。我在这里做出这一区分（即过去的国家和推动改革的国家）并不是否定推动改革的国家与过去的国家之间的连续性，而是强调改革过程促成了国家职能及其社会条件的转变。20     而这可能为解读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的“韩寒现象”提了一个重要的醒——需要追问韩寒以及他的支持者所批评的对象（或者说被其反复提及的所谓“体制”）究竟指的是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事件并没有把中国带入后来苏东剧变的境地，国家原有的基本形式得以延续，与此同时，激进的市场化改革也没有终止，并且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国家从“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的“经济改革”阶段转向了进行“系统性、综合性、主动性的制度创新”的“经济转轨”阶段。21然而此时，一方面，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所遭遇的合法性危机依然存在，而市场已以体制变革的方式确立了根本意义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知识界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相遇，而20世纪80年代基层民众的社会主义诉求被遮蔽，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主张“自由市场”、反对“国家干预”的意识形态占据了霸权地位，它以反政治的经济纲领的面目出现，使得政治本身变得不合法，这既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深化市场改革的基本意识形态，也构成了对其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基本意识形态。国家由此被视为改革过错的唯一承担者，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转变，以及与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里复杂而不可分割的缠绕关系，到了90年代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被”逐渐分离，而正因为这样的分离，人们（尤其是精英群体）对于国家角色的认知有意无意地跳过了这种转变，退回到了之前拥有绝对支配权力和意识形态垄断的幻象之中，也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乌托邦的假设之中。但在具体的实践领域，国家与市场之间复杂的缠绕关系却正愈演愈烈，然而，人们此时的认知一方面掩盖了二者纠缠在一起的共同利益，也为市场的不断扩张做足了意识形态的准备；另一方面这种认知构成了对于国家作为政治实践主体的压力，这使得此时的国家往往只能以一种几乎是自我保护的方式来抵抗这种压力，而这种方式反过来又强化了人们那种“分离式”的认知。     以上是理解“韩寒现象”的重要社会背景及思想基础，由此才能理解为什么韩寒“反体制”的形象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韩寒最初的名声来自于文学写作（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然后出版一系列小说），虽然就其写作内容本身来看，充满了对于教育体制的批判（例如《三重门》、《零下一度》等主要以自身经历为原型的写作），但韩寒实际上与教育体制之间的关系是暧昧不清而非果断对立的。因为他的成名作《三重门》在当年的畅销与他仅仅在一年前（即1999年）取得的“首届全国新概念作文比赛”一等奖头衔是分不开的，这是对他写作才能的一种确认，然而这个头衔之所以如此有分量并具有社会影响力，也与它能够带来直接保送名牌大学的机会是分不开的。即是说，这仍是一个落脚于体制内认可的机会，只是它通向这个结果的方式是具有创新性的。而虽然韩寒本人当年并未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但却很难否认他的成名与“新概念”的“特殊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而真正根本性的变化是发生在2002年韩寒与出版人路金波合作以后。路金波对于韩寒的包装是全方位的，虽然此前韩寒的作品也得到了良好的市场收益，但它毕竟与“新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真正让韩寒摆脱前者而全面走向市场的还是与路金波的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全面走入市场化以后的韩寒，其作品就越来越少见其早期作品中海量的文史知识了。韩寒自己对此的解释是早年“掉书袋”、“做作”，但即便这是韩寒本人的确切初衷，也并不妨碍人们去追究变化背后的东西。就内容而言，韩寒早年的两部作品《三重门》与《零下一度》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市场意图，事实上，之后成其代表作的《三重门》最初还被出版社退过稿，由此至少能够得出“海量的文史知识并非直接针对市场”的结论，并且从整个畅销书市场的趣味来看，海量的文史知识也未必是奏效的元素（就全面走入市场以后的韩寒来看，反倒是一些娱乐化的元素成为了其身上的亮点，例如“赛车”便是此时进入韩寒的生活及作品里的），因此，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2002年以后的韩寒确实不必再有意无意地强调自己的阅读了，因而此处的关键点并不仅仅在于作品内容的转变，还在于韩寒创作的机制悄然发生了转变。     最终成就韩寒的并非是这几部畅销的文学作品，而是其2005年开始的博客生涯，因为它使得韩寒经历了从“作家”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蜕变。应当说，这样一个蜕变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畅销作家的身上，这多少成就了韩寒在许多人心目中的特别之处，但放置于前文所述的社会背景之中来看却也并不多么出人意料。     准确地说，韩寒的此番蜕变是逐步发生的，其早期博客与2008年以后的博客是有区别的，前者个人化的内容较多，2008年之后的内容才基本以针砭时弊的时评为主，而韩寒的社会影响力正是由后者所急剧提升的。这多少能够从韩寒所得到的部分奖项和称号的时间中得到佐证——2008年12月公盟法律研究中心 “公民责任奖”、2009年《南方周末》年度人物、《新世纪周刊》2009年度人物、《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时代周报》“2009推动中国进步100人”、2010年《时代周刊》“全球最具影响力一百人”娱乐类排名第二、2010年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年度“全球百大思想家”、2010年《环球日报》“中国十大直言君子之一”。22     然而为什么韩寒的时评能够得到如此之高的肯定呢？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后知识界有着严重的分化，但知识界对于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境况还是颇有共识的。一方面，大批知识分子退回书斋，无论进行怎样的解读，至少知识分子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实；另一方面，正如许纪霖教授所指出的，“市场社会的出现，使得知识分子再一次被边缘化。” 23他进一步明确指出：     政治层面的边缘化还没有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要害，……1992年以后，……政治与意识形态第一次不再占据社会的中心，而经济上升为中心问题。此时知识分子在社会意义上被彻底地边缘化了。他不再处于整个舞台的中央，舞台中心被另外一批人所占据，譬如腰缠千万的富翁、暴发户等新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以及在公共传媒和演艺圈大出风头的各类明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对知识分子是一个更为严重的挑战。24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将经济问题中心化的发展思路是以悬置政治的方式展开的，而知识分子的退场使得社会实践丧失了一支重要的批判力量。在这种情形之下，2008年以后的韩寒恰恰扮演了一个“重返政治”的批评者的角色，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尤其是大众传媒敏锐地捕捉到了韩寒的独特意义。     不过，需要看到的是，市场化实际上也分化了原有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例如，媒介知识分子正是在媒介市场化背景之下出现的。这种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的声音必须要经由大众传媒的中介才能被听见，并且才可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否则便无人知晓、无人问津。正如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所说：     当某个电视节目或电台节目制作人邀请某个学者，这等于是对他的某种形式的承认，可在这之前，不如说是某种贬低。……如今，各场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大大改变了，以致外行的评价标准——如在皮沃主持的节目上亮相、杂志上的好评、人物专访等——越来越比同行的评价更权威。……现在人们已经弄不太清一个人的名气到底应归功于传媒的好评，还是在同行间的声誉。25     从布尔迪厄的论述当中能够看到这两类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对于“韩三篇”的不同态度是针锋相对的。媒介市场化将媒介“独立性”的诉求及想象托付给反政治的自由市场，而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市场化的共生关系使得前者在意识形态层面是服从于后者的（如布尔迪厄所说传媒只会在这个群体中寻找“同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知识分子退场的另一种表征。然而，仅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韩寒与此时的媒介知识分子并无本质的不同，为何偏偏他“重返政治”的角色在人们心目中却显得如此与众不同？     韩寒在《写给每一个自己》中写道：“我出生是纯正的上海郊区?潘浚?奕ㄎ奘疲?资制鸺遥?疽晕?约菏且桓龊芾?镜摹?潘康哪嫦??墓适隆??保?6而80后普通网友敏娟发表的一则已转发过千，引起热议的微博《为什么我们轻易能懂的韩寒，他们却不懂》里也说：     韩寒不在神坛，他不是旗手、不是代言、他是凡客，他就是在我们身边的小镇青年，……从一个被否定被争议的差生开始，韩寒一直努力向上，一次次地证明了自己，写文，赛车，办杂志全部风生水起，一次次的质疑和否定，反而是成就了韩寒，这个时代，还有比韩寒更成功的励志故事么？27     从这些描述得以看出，韩寒与其他媒介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区别在于他的“普通人”形象，这个形象既草根也不完美，相较其他媒介知识分子而言，他更能够让千千万万如敏娟一样普通的民众进行自我投射，而“公民”本身是一个极具政治意涵的概念，韩寒的社会批评由此被塑造成“普通 / 草根公民”问政的意象。     然而，许多人并没有看到或者指出韩寒“重返政治”背后强大的市场动因，没有看到或者指出“?潘俊钡靡浴澳嫦?钡幕?凭烤故鞘裁础Ｂ方鸩ㄔ?推淦煜铝秸拧巴跖啤保ㄈ难┞?秃??┧档溃骸拔蚁Ｍ?难┞?呱桃祷?穆废撸???腿ナ?品蛔鲋?斗肿印Ｋ?橇┚?皇桥??妗⒛猩?娴幕?郑??且桓鼍?谩⒁桓稣?巍！?8这段话一定程度上透露出政治的韩寒有被商业建构的可能，换句话说，无论韩寒的作品本身有没有被代写，但韩寒作为一个现象 / 形象，至少不仅仅是他的个人行为所达成的，而是能够看到商业团队的痕迹。对此，作为“质疑派”代表之一的彭晓芸倒是有所意识：     鸥逸文还说过：“他是唯一一位批评政府但还能拉到商业赞助的人”，“唯一”恐怕未必，但此言道出了韩寒和这个时代的关系，他是一个有能力消费政治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润的高手，韩寒曾经说过：“我是说真话的既得利益者”，这说明他清醒地意识到这种走钢丝般的繁荣其中的要义。……韩寒符合消费主义与反抗者标签等市场需求要素。29     而始终关注并参与韩寒事件讨论的崔卫平教授发表微博直言：     我的许多朋友，敏感于权力对于真实生活造成的极大破坏，但是对于金钱及商业力量对于真实造成的破坏，则比较不敏感。或者他们认为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后者则愿意轻轻放过，觉得那是其次的。然而，就谎言的滋生与繁殖而言，后者不亚于前者。包装成光滑无暇的形式，掩盖着不为人所知的真相。30     但是，为什么作为政治的商业主义建构能够成功呢？大众媒介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一点无论是从韩寒的时评总是被新浪博客置顶推荐，还是从后来传统媒体对其所授予的各类奖项都能得到佐证。大众传媒为韩寒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名声，名声为其带来了成正比的商业价值，据悉，仅2011年韩寒为某知名咖啡品牌代言的费用就高达千万元。31这说到底是因为韩寒、包括媒体在内的各路支持者与市场扩张的意识形态本身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个内在同一性就是前文所述将国家从与市场纠缠而为的关系中分离出来作为过错的唯一承担者，自由市场由此既成为了解决过错的方式也成为目的本身。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寒对于“不读书”的宣称也是在此阶段出现的，这与其早年的情形（包括早年作品里海量文史知识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断裂，虽然很难说清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韩寒，也很难说清韩寒究竟为什么发生了如此之大的转变，但无可否认的是，“不读书都能对社会拥有如此深刻的洞见”、“仅凭直觉也能把道理讲明白”的逻辑在此阶段成功地延续了韩寒早前的天才形象，而此形象经由大众传媒的强化与放大多少呈现了一种后现代的症候，它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弱化了知识界的话语，并强化了其与大众趣味之间的对立，而在这个不通过媒介则无以发声的时代与之互动结盟，最终成为最有力量的意见领袖。这种后现代的症候以其谈论政治的方式消解政治，这正是商业主义最为隐秘的秘密。     如此便能理解为什么质疑韩寒会遭遇这么大的阻力，也能理解为什么质疑者搜罗若干代笔证据的行为总是会被韩寒的众多支持者视作是阴谋和攻击。说到底，这背后有着一整套复杂的意识形态关联，它出现于当下，却并不能仅仅由当下得到足够的解释，而需要追溯至以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化，这样恐怕才有助于解读这场具体论战的各种表现。           三、公共领域的诉求与“自由主义”的悖论          这场微博论战点燃了一定程度的公共参与，这是一个显见的事实，“质疑派”中除了方舟子以外，还有好几个活跃的微博ID都充当了“旗手”角色，同样的，在支持韩寒的阵营中，也先后出现了多个活跃的微博ID，但前者因积极参与考据而比后者的行为更具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场论战开始三个月以后，韩寒才在微博上做了有限的侧面回应，32而在论战开始的前三个月中，他仅在最初阶段通过博客、视频网站采访以及法律诉讼的方式有所回应，此后便不再发声，直至2012年4月1日重新开启微博。所以，应当说迄今为止韩寒本人并没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微博论战中来。此外，大批普通网友的积极参与也为此事的推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将此次微博论战简单地概括为“方韩大战”是不准确的。          值得玩味的是，微博出现以后，许多观察者都对它寄予了厚望，将它视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公共领域，例如有人认为：“微博……形成了‘一种用于交流信息和观点的网络’的公共领域，它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公民在这个空间内可以自由地发表言论，克服了现代媒体因被权力涉入‘失真的沟通’的问题。”33也有人认为：“微博是网络传播最新和最具潜力的形式。它以分享与发现为基本传播形态，以独特的技术优势、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推动公民社会建立的潜质，对公共领域产生重要的影响。”34然而即便不加入历史维度的分析，这些基本脱胎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论述的认知也很难说就是对于微博现状的准确判断。且不论哈贝马斯研究本身的被抽象与被简化，即便是对微博实践的直观描述，上述这些观察与研究也多少存在着“寄望”与“现实”的混淆。     这点由前不久在上海发布的国内首份《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能够得到一定的佐证。这份报告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大致描绘出了微博意见领袖的群体特征，结果显示，在这些意见领袖中，男性占9成，60后与70后群体为中坚，媒体人、学者、作家和商人占主导，其中商界意见领袖整体影响最高。35从这些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出，人人能够发声未必等于人人都是意见领袖，换句话说，微博也同样存在权力关系，并且现实世界之中的各类权力是可以“移植”到虚拟空间之中的。这样一来，所谓的“公共讨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在微博上，与他人互动的主要方式是“转发”与“评论”，但对于意见领袖而言，这种行为大多是单向的——他们对于普通网友是极少回应的，要么是意见领袖彼此之间相互回应，要么是普通网友之间有所互动，但其“议程”的设置者往往都是各路意见领袖。此外，各式各样的微博营销从另一方面更加确认了该平台的复杂性及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微博是“少数人的游戏”也有一定的道理。     然而，在此现实情形之中来观察这场关于韩寒的微博论战，反倒能够捕捉到一些距离“公共讨论”更近一些的特征：     首先，这场论战已持续了数月之久，并且仍在持续发酵的过程中，尚无不了了之的迹象，这在迄今的微博历史上并不多见。虽然严格说来，微博并非这场论战的唯一战场，但确是一个主要阵地。这固然与微博本身的技术特性相关——能够实现广泛、便捷而即时的讨论，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参与者（尤其是质疑方）的“孜孜不倦”。虽然每个参与者的动机各异、参与程度各异，不同立场的参与者对于各项证据的态度各异，但无可否认的是，正是他们的孜孜不倦使得对于韩寒——这个当代中国重要的批评者（即便有被建构的可能）——的不同认知能够有足够的机会呈现和表达，从而也使得与之相关的诸多重要议题能够不同程度地浮出水面。诚如本文开篇所述，关于韩寒的论战，其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对“代笔与否”的最终判定，更重要的在于它有可能成为在公共空间讨论与反思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又一次契机。     这在持续参与微博论战的几个“旗手”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方舟子在其所接受的多次访谈中都表明对韩寒“打假”与“重建社会理想”的希望有关，他认为此事关乎年轻人对“青年导师”的认知，希望年轻人不要被误导。36彭晓芸则发表微博对自己质疑韩寒的动机进行概括：     1、职业病，好奇心；2、长期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与媒介批评相关；3、反感消费政治的伪民主；4、关注中国式家庭教育，韩氏父子有代表性；5、关注自由派知识分子如何应对当下及未来的挑战。37     而崔卫平教授则将对韩寒事件的讨论与“公民社会”的设想连接在一起：     在很大程度上，韩寒是否代笔这个最终结论并不重要，更不存在谁输谁赢的问题。比这些更重要的是，在这场讨论中，不同人们所发展出来的不同空间，所积累起来的有关质疑和承受的经验，以及如何改进了质疑本身。我尤其要提到一些独立的质疑者，比如在凯迪或者天涯论坛上活跃着的人们，他们是一些资深的普通网民，都是一些独立的个人。从一开始他们的工作便与方舟子先生无关，而是有自己独立的起点、独立的观察，独立的论争，他们丰富和发展了不同视角和不同表述。支持韩寒的人们，欣赏韩寒的独立性，而为什么韩寒是独立的，这些人们不是独立的？38     其次，这场讨论有几个活跃的微博ID充当了“质疑派”的“旗手”角色，例如方舟子、麦田、彭晓芸、张放、刘戈、肖鹰、张鹤慈、陈笑黎，以及后来出现的“中财尚超”、石毓智、“eprom”等人，他们与普通网友的互动是不计其数的，并且许多关键证据的获得就是经由他们之间的互动而呈现的。例如，各路“考据帖”许多来自普通网友原创，它们经由与“旗手”们的互动、讨论、补充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反馈。这与前文所述意见领袖与普通网友之间较为单向的“转发”、“评论”是有所区别的。此外，因为对于“韩寒事件”持有不同的态度，所以“质疑派”与“挺韩派”或者“骑墙派”在微博上的互动也非常多，各抒己见（当然也包括人身攻击）也各不让步。所以，按照崔卫平教授的说法，目前的讨论“不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不可置疑的权威，不存在任何压倒性的力量。没有一个人的身材比例可以超出其他人，他的声音可以盖过其他人。”39这也是讨论得以持续发酵的重要原因。     再次，从这次论战中能够看到微博与其他传播平台的积极互动，构筑了一个多样立体的舆论空间。作为事件的主角之一，方舟子多次提及如果没有广大普通网友在各类证据上的挖掘和共享，他仅凭自己的力量是很难对此事追索到如今这个程度的。同时，从方舟子的微博也能看出，他的诸多发言都是以各大网络论坛、博客所涌现的证据作为支撑的，他自己也曾做客数个网络论坛、门户网站、视频网站接受访问或者与网友聊天。彭晓芸也曾参加网易聊天，而张放及肖鹰等人多以自己的博客为阵地，完整阐述自己对于事件的挖掘及分析，然后再将其以微博的形式广泛传播。这些表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许多人对于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设想与期待，其传播优势在这次复杂、多向的传播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传统媒体在此次事件中的表现。早在该事件发生的初期，几家不同的电视台（辽宁卫视、广西卫视等）对方舟子做过采访，彭晓芸参加过凤凰卫视相关议题的录制，电视台也曾约过韩寒作访谈，但被拒绝。然而，在讨论进入白热化阶段以后，电视媒体却没有积极跟进，而是基本退出了讨论。相比之下，纸媒基本上始终保持跟进。     直面这场论战的纸媒文章主要有：《新民周刊》与《中国新闻周刊》于2012年2月分别对方舟子的访谈《方舟子：我合理怀疑》与《方舟子：我在揭穿一个青年偶像》；《环球时报》于2月24日发表的彭晓芸的评论文章《韩寒事件：知识分子应当接受民间社会的启蒙》。而在此论战期间另有两篇文章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一篇是《南方周末》于2012年2月16日刊发的《差生韩寒》一文，另一篇则是《南风窗》于2012年2月29日刊发的《谁的韩寒》一文。《差生韩寒》有调查报道的色彩，而《谁的韩寒》则是评述与访谈的混合体。     《差生韩寒》一文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致使该文的作者陈鸣不得不在文章刊出几天之后选择在网易上对这些争议做出反馈。从形式上看，《差生韩寒》一文并未如其他几篇文章一样以访谈当事人（无论哪方）的方式来直面此次论战，但却以带有一定的调查报道色彩的写作方式对论战有所回应并表明态度。而对于这样处理的目的，陈鸣在网易的交流中说道：     我的第一任务是还原，或曰祛魅。有人说韩寒是神，有人说是鬼。南周（《南方周末》）对韩观察多年，从既往信息判断，这个三十岁还不到的人身上标签实在太多太重，光芒万丈之下很少有人去看他的来时路。我们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韩寒，个人特质如何决定了自我成长。我们希望读者看完会说：哦，原来现在这个众人眼里复杂不一的韩寒是这样走来的。其次，我们要探讨的是韩寒、乃至一代人的个人价值与命运感。我们一直认为，韩寒最大的价值是人的自我实现。这是他坚持主导自我命运，实践自我价值的结果。这一点是反常规的、独特的、有借鉴意义的。韩寒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和挫折、热闹与落寞、被追捧与被“追杀”，本身具有戏剧性。至于方韩之争中所涉及的哪篇文章是不是代笔、哪本小说是不是捉刀，韩寒聪明还是笨蛋、韩寒读书还是不学无术，这些只是完成上述两大任务之余，顺手解答和展现之处。母鸡陈（陈鸣的自我调侃）觉得很对不住心急火燎的那谁谁谁和谁谁谁的，我的两稿不是写给当下，更不是写给“口水战”，多少有些对大佬们失敬了。……我们不想帮谁，韩造假，我们就恪尽职守地黑他，韩没造假，我们就旗帜鲜明地挺他。……但虽然我们做了很多调查工作，这确实不是一篇调查稿。因为我们根据采访情况判断，就代笔门涉及的问题逐一查证逐条剖析完全可行，做一篇调查稿也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但这真没有意义，说得再直白一些，这种操作手法在我们的眼界之下。如果我仅仅打算把文章写给当下，编辑曹筠武一定拿刀砍我。完毕。40     陈鸣这番解释实际上很清楚地表明了这样的意思：真相重要（造假就黑，没造假就挺），但韩寒所代表的意义更重要，而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着眼于后者的，所以既不必走方舟子的路子，也不必把这些争论摆在一个很核心的位置。但从这篇文章所引起的争议来看，人们恰恰认为首先在“真相”这个层面出了问题，在这些人看来不但调查本身存在诸多漏洞，并且没有针对这场论战所涌现的各项证据做出有力的回应。而文章置这些于不顾就直接走入了“价值”层面，在质疑者看来是不妥的，这也是他们认为该文章“立场先行”的缘由所在。     关于《差生韩寒》文本本身的具体争议和讨论很多，本文不作详述。但至少从陈鸣的解释来看，在价值和意义的层面，《南方周末》延续了一直以来对于韩寒的评价。     而《谁的韩寒》一文则干脆绕过了“真相”的议题，整篇访谈基本上都是针对“韩三篇”的内容让韩寒作一个观点的后续阐发，只有最后一个问题对此次论战有所涉及，但它并不针对论战的内容本身。记者问：“现在很多人说上面有‘保韩令’，您寻求或者说感受到什么保护了吗？在这场风波之前和之后，您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发言有了更多限制或者更多保护？”韩寒这样回答：     ……作为媒体人，你们应该最清楚了，媒体顶多说不准报道方舟子韩寒这件事情，因为也许有人觉得这件事情炒太热了，但他不会说保护韩寒，批评方舟子，绝对不会有，其实大量的文章还都是批评我的。41     而该访谈之前的评述文字也与《南方周末》一样“不仅仅着眼于当下”，文章写道：     无论结果如何，在这场风波中，韩寒都被极大地祛魅了，对公众来说，这不是坏事，在关乎我们每个人命运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结构变动的议题上，期待有一个神明一样的人物来充当裁判，来占据如此巨大的话语空间，本身就是危险而不可取的。对于韩寒而言，这也远不是末日，只要保有其自由不羁的思考与基于直觉的表达，不功利、不虚伪、不热衷于站队，他依旧会被很多人视为英雄，从而在中国未来漫长的社会与政治革新进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42     即是说，至此，传统媒体远远未有呈现网络平台对于“韩寒事件”真相的追索局面，较有影响力的文章基本都以回避直面论战本身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这既使它们能以回避与既有“证据”对话（许多人都认为，即便不认同论战所提供的证据也需要提出反对的依据而不是回避）的方式拥有自己对于真相的认定，也使它们能够停留在一直以来的逻辑框架之中进行意义与价值的阐述。按照学者赵鼎新的总结来说，即是：“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的质疑；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问题的出发点”，4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媒体基本上未有真正地参与到这场公共论战之中来。     这场集中于微博平台，带有相当程度“公共讨论”色彩的论战目前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共领域”的诉求？另外，就内容来看，这场微博论战迄今仍然主要围绕“代笔与否”展开，虽然偶有穿插与之相关的其他议题，但“真相是讨论一切问题的前提”基本上是质疑者们（尤其是几个“旗手”）的共识。然而“追索真相”在韩寒的支持者们看来是一个非法的命题，因而论战双方始终处于一个几乎无法调和的紧张状态，这也是为什么其中骂战居多的缘故。无论“追索真相”“合法”不“合法”，质疑者都采取一定要通过“真相”来作为探讨整个“韩寒现象”中介的思路，这便使得对事件本身的探讨始终难以充分展开。对于整场论战来讲，实际上一直都隐含了一种可能性——如果韩寒最终被证明未有代笔，那么“韩寒现象”就无从讨论，也无须讨论了。而在笔者看来，这正是这场论战目前所提供的意识形态的局限性之所在。真相并非不重要，但是“韩寒现象”讨论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真相本身。     如前文所述，在支持者眼里继承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启蒙思潮的韩寒却在不少质疑者的眼里是对该思潮的背离，但也正因为如此，能够看到二者的同源性。彭晓芸将韩寒的支持者（包括媒体）对于韩寒近乎偏执的袒护，以及对于包括她在内的质疑者所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视为“伪自由主义”，她说：     他们所谓的自由民主宽容等等概念，都是中国化了的。这种伪自由主义，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一个主义：反专制的主义，……在中国，只有对抗虚无的体制才是最安全的，因为这样你就无敌了，没有人可以反对你了。如果对具体问题、具体人进行研究和观察分析，那么，你就是自由民主的敌人，因为，你不宽容，你居然与公民对着干了。44     彭晓芸看到了韩寒及其支持者如前文所述的“分离式认知”，也准确地指出了它与自由主义乌托邦之间的偏差，但却并没看到其背后的自由主义根源。一方面，彭晓芸、崔卫平等质疑者看到并指出了市场也是权力；另一方面，他们又仅仅将质疑放置于自由主义的框架之中来看待，这就使得在其叙述中很难处理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因为市场是今天自由主义价值的来源，对于前者更为彻底的批判会带来后者自身的危机。因此，在衡量韩寒及其支持者的行为时，无论是他们所使用的“自由主义”概念，还是其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语焉不详的。     如前文所述，虽然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的意识形态高度混杂，但是“韩寒现象”的产生与中国社会（包括知识分子）与新自由主义的相遇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无论韩寒与其支持者在实践领域的行为究竟与自由主义的理想有多大偏差，其所持有的“反（政治）体制”的基本主张本身与众多质疑者所持有的理念是具有内在同一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论战的突破口总是限于“真伪”的范畴（无论是对象的真伪还是意识形态的真伪），也使得论战的意识形态总呈现出一种内部循环的特征而难以扩展。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曾指出：     任何一种思想若想占据主导，就必须首先确立一种概念装置：它诉诸我们的直觉和本能、诉诸我们的价值和欲望、诉诸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所固有的种种可能性。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概念装置就能牢固确立在常识中，以至于被视为理所当然、毋庸置疑。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奠基性人物认为，关于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政治理想至关重要，是“文明的核心价值”。45     单单就各自的文本也能看出，这正既是韩寒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也同样是彭晓芸们所主张的核心价值。大卫·哈维不失犀利地指出：“新自由主义论述在理论上的乌托邦主义所发挥的主要作用，是证明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努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4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们与彭晓芸们只是通过不同的方式为实现同一目标而寻求各自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已。     因此，单纯地在所谓“（新）自由主义”理念的内部来看待”韩寒现象“是很难在实践领域对其祛魅的，这恐怕也多少能够回答为何提供了堆积如山的“证据”，质疑者们至今都依然难以在意识形态层面有力地撼动韩寒及其各路支持者，后者不重视“证据”与论战的原因说到底是因为其认为这些“证据”一点也不比韩寒所提供的价值理念更重要。而他们所执着的恰恰是与众多质疑派相同的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双方并没有真正的论辩空间，可以说是某种形式的和解，也可以说是无解。           四、结语          行文至此，韩寒本人已再度回归微博，瞬间聚集起依然超高的人气，在目前可见的四则微博中，转发数最高的一则已超30万，最低的一则也已超8万。随着质疑者们对其刚刚出版的手稿《光明与磊落》所进行的各种破解仍不被支持者们认可，已有几员大将宣布退出此论战，论战仿佛进入了某种僵局。看上去，目前的局面似乎使得这场论战越来越难以真正地演进为一次讨论当下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未来走向的契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困境恰恰使得今天思考和讨论韩寒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韩寒现象”既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经领域的变化在思想文化层面的投射，也是重新讨论与反思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实践的一道密码。这场论战或多或少触及到了二者相关联的一些关键点，但尚未深入地走下去，而知识分子的普遍疏离（虽然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参与其中）也使得他们并未给这场论战提供足够丰富的意识形态支持。此外，许多人并未意识到的是，尽管韩寒的社会影响力如此之巨大，但却尚未有迹象表明其具有对最广大的基层进行思想动员的力量，这或许也是值得反思的重要线索之一。     耐人寻味的是，在韩寒逐步成长的这十几年里，鲁迅会时不时地被召唤进他的形象里，韩寒被众人推为“当代鲁迅”。韩寒对此颇不以为然，并认为鲁迅是一个“待定的人物”。韩寒大概并没有意识到“召唤鲁迅”所透露的社会心理，而称其为鲁迅的人们大概也没有意识到鲁迅当年的挣扎并不仅仅包含与外在强制性力量的对抗，还包含着自我否定与自我革新。          【注释】     ①参见韩寒：《谈革命》，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5s.html，2012年12月23日访问；韩寒：《说民主》，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84.html，2012年12月25日访问； 韩寒：《要自由》，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1280b0102dz9f.html，2012年12月26日访问。     ②麦田：《人造韩寒：一场关于“公民”的闹剧》，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d349a301011xtb.html，2012年1月15日访问。     ③“韩仁均叔叔”，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1443511045，2011年12月24日23：50。     ④“易中天”，新浪微博，http：//weibo.com/yizhongtian，2011年12月26日11：41。     ⑤“李海鹏”，新浪微博，http：//weibo.com/lihaipeng，2012年2月22日7：33。     ⑥肖鹰：《解读“韩寒神话”的反智主义根源》（上篇），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b5bc470102dv9b.html，2012年3月18日访问。     ⑦同上。     ⑧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⑨许纪霖：《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4134，2012年4月9日访问。     ⑩［匈］卡尔·博兰尼：《巨变：当代政治、经济的起源》，黄树民、石佳音、廖立文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238～240页。     11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03页。     12同上，第104页。     13邓聿文：《社会公正：改革的利益诉求》，载《读书》杂志（编）：《改革：反思与推进》，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25～426页。     14同上，第426页。     15同注11，第101～102页。     16同注13，第426页。     17汪晖：《革命、妥协与连续性的创制》，载章永乐：《旧邦新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序言”，第3页。     18孙歌：《中国革命的思想史意义》，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19贺照田：《“文革”结束新时期开始的思想意涵》，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第六届年会，上海：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2011年11月25日。     20同注11，第109～110页。     21胡鞍钢：《对中国之路的初步认识》，载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59页。     22“韩寒”，百度百科网站，http：//baike.baidu.com/view/5972.htm，2012年3月19日访问。     23许纪霖：《知识分子死亡了吗？》，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37018，2012年4月9日访问。     24同上。     25［法］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8～89页。     26“韩寒”，新浪微博，http：//weibo.com/hanhan，2012年4月5日11：16。     27“敏娟”，新浪微博，http：//weibo.com/minjuan0221，2012年4月4日18：39。     28《路金波：是他“炮制”了韩寒》，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10/05/9648749_0.s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29彭晓芸：《作为现象的韩寒：市场与体制共谋的产物》，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0zubv.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0“北京崔卫平”，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u/1422308692，2012年2月19日17：27。     31《韩寒千万代言费源自哪里？》，网易网，http：//news.163.com/11/1117/09/7J27KLFI00014JB5.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32同注26。     33陈露：《公民社会的缩影——微博社区中的公共领域》，载《经济研究导刊》2011年第19期。     34张跣：《微博与公共领域》，载《文艺研究》2010年第12期。     35《〈中国微博意见领袖研究报告〉首发 潘石屹、马云等商界人士领先》，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GB/17343260.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6参见方舟子：《方舟子在天涯社区谈韩寒事件实录》、《避免更多青少年被偶像误导》、《我合理怀疑》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195403385_0_2.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37“彭晓芸”，新浪微博，http：//weibo.com/pengxy，2012年3月24日19：51。     38崔卫平：《在今天如何理解质疑》，一五一十部落网站，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73600，2012年3月21日访问。     39同上。     40陈鸣：《就〈差生韩寒〉一文在网易与网友的交流记录》，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3d6486520100wq7d.html，2012年3月21日访问。     41田磊、陈统奎：《谁的韩寒》，载《南风窗》2012年第5期。     42同上。     43赵鼎新：《论方韩之争》，共识网，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225/article_54396.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4彭晓芸：《“圣人与恶人”文化中的伪自由主义》，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80dfbb010118c9.html，2012年3月22日访问。     45［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46同上，第22页。          石力月：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进入专题： 商业主义 自由主义 韩寒事件 微博 政治 韩方之争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语言学和文学 > 文化研究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4164.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开放时代》第5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2-05-17 20:02:19 杨松 张永亮：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之变革 进入专题 ： 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体制    ● 杨松   张永亮       【摘要】新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华尔街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市场“高度繁荣”。受此影响，监管领域出现了反监管思潮，其逻辑后果便是市场与政府（监管）出现双重失灵，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美国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欠缺导致监管冲突与监管真空，监管成本与监管收益不匹配，监管部门组成人员配置不合理。在全球金融体制风云变幻的今天，汲取美国教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应重点关注：信守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之市场永恒价值真谛；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以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完善金融机构治理；构建对监管者之“监管”制度；重点监管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系统。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金融监管          一、理想抑或现实：重温美国新自由主义金融监管理念          2010年以来美国经济低迷、失业率上升导致的民众抗议让政府焦头烂额，尽管两党就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了协议，但美国的信誉还是被评级机构降级了。2011年9月，欧洲债务危机再度临近爆发点，使欧元处于崩溃的边缘，有人甚至预言希腊将可能变成2008年的雷曼，人们有理由相信全球经济已近末日。对美国金融危机及现今新一轮的金融灾难的到来，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予阐释，由此形成的观点主要有新     自由主义导致金融危机论、过度消费论、监管失败论、结构失衡论及经济周期论等。这些学说的阐释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理念的东西更具本质性和内在性，因为理念支配人们的思想，指导并决定人们的行为。通过考证和分析可知，过度消费论、监管失败论、结构失衡论及经济周期论均导源于新自由主义理念，因此新自由主义理念导致金融危机更具本源性和根本性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陷入了滞胀的困境，政府决定放弃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取而代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兴起。1理论上，新自由主义以哈耶克（1978）的“自由银行制度”学说和爱德华？肖（1973）的“金融深化”理论为代表。哈耶克认为政府滥用管制权伤害了资源配置效率，不仅不能化解金融危机，更是导致货币危机和银行体系无效率的根本原因。金融深化理论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政府应该解除对金融市场与金融体系的管制，特别是解除金融机构在利率水平、业务范围和经营地域等方面的限制。芝加哥自由放任学派也认为，监管市场不仅没有必要，甚至还是有害的，最佳的做法是“自律”和“市场约束”，市场会给公司足够的动力及压力做出及时准确的信息披露；由于市场操纵是个不确定的概念，因此对市场操纵行为进行监管是徒劳无益的。因而，新自由主义者们反对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     实践中，随着撒切尔夫人上台和里根入主白宫，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的“新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拉开了序幕。其表现为在所有制领域实行私有化、在金融市场上放松管制、在国际贸易上主张自由化。2001年来美联储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流动性过剩，导致股市泡沫和房地产泡沫的生成。金融机构追求超额利润的过程中行为已变得扭曲：他们向收入水平较低和还款能力较差的借款者发放住房抵押贷款，导致次级贷款规模不断扩大；在此基础上设计出资产证券化和结构化金融产品，将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打包出售，以缓解资产负债表的压力。过去20年来资产证券化产品迅猛发展，联合论坛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40家大型金融机构中，34的银行和13的证券及保险机构都希望将其贷款或应收账款证券化。2然而金融衍生品的膨胀并未与信息披露制度相配合，而是通过在基础证券，甚至是在已经衍生后的金融衍生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衍生，导致风险被无限放大，最后房地产行业资金链断裂，引致金融危机。     在新自由主义理念支配下的监管领域，监管者们认为“做大资本市场份额即等同于提升市场竞争力的迷思，使SEC遵从了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反监管思潮，解除了诸多意在保护投资者和强化市场诚信的举措，甚至一度抛弃了监管立场”。3SEC（美国证?唤灰孜?被幔┑墓僭倍啻蜗蚧??值墓?靖吖苊谴?葑耪庋?男畔ⅲ??EC不会过于严格地履行监管职责。监管部门奉行宽松的监管理念，将工作重心转到了在制度上如何促进金融机构的发展及其利益保护。比如，SEC豁免了对从事证券经纪业务的投资银行公司的最低资本金的要求，取消了旨在防范市场操练的证券短线交易规则；2000年的《商品期货现代化法》完全解除了对诸如CDS在内的混合金融产品的监管和规范，其原因是监管部门认为投资者有能力通过市场获取金融机构的有效交易信息，公共部门应致力于司法公正，不应该干预市场，没必要对金融机构所经营的金融衍生产品进行管制。4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指出，新自由主义必须悬崖勒马，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新自由主义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5斯蒂格利茨认为新自由主义原教旨主义一直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经济学理论的支持，也没有得到历史经验的支持。6现实证明，格林斯潘所认为的华尔街金融机构有能力自我认知、自我克制、自我修正的观点是一种美好愿景罢了。7在新自由义主理念支配下，市场与政府（监管）出现双重失灵，这说明现行美国金融法制及其主导下的世界金融体系存在着系统性缺陷，突出体现在：随着金融市场和金融活动的日益全球化，全球欠缺系统性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能反映经济格局变化的现实。          二、金融创新对美国金融监管体制带来的挑战          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确立了美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制度。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的出台，标志混业经营模式的确立，但仍保留了原来的监管体制，即“双层多头监管机制”。然而，随着金融集团及“混合型”金融产品创新发展，系统性风险波动的加剧以及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力，这一监管体制暗藏的局限性渐次暴露出来。     （一）金融监管权力配置的欠缺导致监管冲突、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     美国的金融监管，既不是纯粹的“机构性监管”，也不是纯粹的“功能性监管”，而是两者的结合，监管机构形成了纵向和横向交叉的网状监管格局。8监管冲突和监管真空时有发生，     美联储和货币监管署在关于紧缩还是开放银行管制的规则上冲突不断，因为银行拥有选择是否加入联邦储备银行的权利，实行上就等于获得了选择监管部门的权利，这样一来美联储和货币监理署间就出现监管冲突。针对存款机构的联邦监管部门多达5家，证券与期货监管被分开，而保险业监管几乎完全处于州的层面。这种监管制度显然缺乏一个全面的设计。不同监管部门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竞相放宽监管标准，以吸引尽可能多的银行机构成为会员，导致监管套利。由于金融创新工具花样不断翻新，监管机构对金融衍生品的机理和运作风险难以及时把握，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性质也难以确定。依惯例，美联储对银行产品具有解释权，证监会对证券产品具有解释权，期货交易委员会对期货产品具有解释权。当解释权发生冲突时，对由国会还是专门机构裁决，仍然有分歧。这就导致监管滞后，出现监管真空。     （二）监管成本与监管收益不匹配     监管效率原则是有效金融监管理念的必然要求，它要求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和实施必须从成本收益的对比中找到合理性的支撑，应当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和负面影响实现金融监管的目标。美国SEC的执法官员作为理性“经济人”，由于行动受到各种利益集团、激励机制的影响，他们非常注重自己的执业前景、声誉与监管地盘等利益。从2000年到2008年，SEC的财政预算投入增长了140%，从3.77亿美元增长到9.06亿美元；其雇员薪酬涨幅居联邦政府各部门之首，雇员人数也增长了20%，即从3235人增加至3868人。9另一方面，SEC每年向市场收取的监管费超过了其财政预算。2008年，SEC收到11.5亿美元的监管费。10SEC也受困于案件内部的审查程序，根据政府问责办公室的报告，SEC的执法人员必须花费30%-40%的时间用于内部审查程序，这使得他们很难及时展开调查。更有执法人员认为，缜密的审查程序制造了规避风险的文化，客观上促成了一种放弃调查或缩小调查范围的激励。另外，由于众多监管机构缺乏信息的及时有效沟通，监管交流不畅，极大地增加了监管成本。     （三）金融监管部门组成人员配置不合理     一般来说监管机构的执法人员由专家、职业主义者和政治家组成，并且执法人员有可能在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进行轮换。不同类型的执法人员其监管偏好不同：专家比较追求“真理”；职业主义者期望与被监管机构建立长期关系，以使自己的职业生涯更稳定；而政治家所关心是自己的政治生涯、前景。由于监管执法人员配置问题，监管政策往往是不同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结果，很难达到监管领域的“帕累托最优”。     另外，SEC的执法人员大多有法律专业背景。在过去的30年间，44位被任命为SEC主席（包括副主席）的人员，有38人拥有法学学位。目前的5位SEC委员（包括主席和副主席）都是法律人士。11法律人士主导着SEC的直接后果是决策时过于注重繁琐程序，尤其注重设计使SEC免责的制度。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由法律人士所主导的SEC对金融产品的技术细节不甚了解。其后果便是SEC执法人员不理解金融专业市场的警示信号，不清楚金融工具的运作原理，导致监管行为应对迟缓、专业不强和效率低下。          三、金融监管创新视域下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述评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一轮大规模的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在全球范围内逐次展开。美国于2010年7月15日通过被称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格的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金融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以下简称《法案》），《法案》的理念和制度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全球金融环境同此凉热的今天，以美国金融监管的种种反思为省察，可为我国金融监管和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提供经验之借鉴。     （一）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主要内容简介     1.《法案》对现有的监管机构进行了重组，在新的监管制度下，金融监管机构被整合为四家：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和国家信用社管理局。美联储提出了更高要求，即提高透明度、提高信息披露标准；设立专司监管的副主席；改革地区联储主席选举制度。     2.建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其主要职责是找出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风险来源和监管漏洞，及时向各监管机构提出政策建议，并负责协调联邦和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     3.美联储内部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零售业务进行严格的监督，目的是使消费者得到及时、完整、准确的信息，避免因掠夺性条款及不公平、欺骗性金融交易而受到损害。     4.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和对冲基金的监管；改革信用评级行业等。     （二）评析     《法案》颁布以来，国内金融界和法学界学者反响热烈，对其进行了全面解读，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很多有启迪意义的观点。研究者们一方面指出了其积极意义，同时也提出了质疑，甚至部分学者对其实效持悲观论色彩。     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前主席巴尼？弗兰克认为《法案》将让金融机构发挥其关键职能：积累资金并将其提供给社会中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领域，同时把无益于生产性经济活动的不负责任行为降至最低。实际上，那些再也无法从事暴利活动的人，在被勒令终止这些行为时拼命反对这一法案。但立法永远是在防止发生坏消息，而不是制造好消息。该法案迫使银行承担责任，并让这些风险变得透明；遏制不适当的风险，并要求私营部门（而非纳税人）为留存风险提供更多资本拨备的形式提供资金，并偿还债务。12     在监管理念上，学者认为《法案》的出台，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历时两年的金融改革立法，开启了与新自由主义分道扬镳的金融监管路径，标志着美国将大幅收紧监管尺度。13     学者们普遍认为法案对本轮危机中饱受诟病的系统性风险的防范、消费者和投资者保护、衍生品市场监管、住宅抵押市场监管、银行监管、对冲基金监管、信用评级公司行为、美联储救市行为透明度、华尔街薪酬体系等方面都进行了范围广泛的调整和改革，填补了诸多监管漏洞，做到了对症下药。14但作为金融业和监管者等多方博弈的结果仍有很多遗憾，比如本轮危机“风暴眼”的“两房”改革、“银行税”等内容，均没有被纳入；15在政府监管权力扩大的同时，对美联储等监管部门本身的监督和问责制度明显缺失；《法案》对原有监管框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部门间的多头监管情况等没有完全改观；混业经营和分业监管的矛盾格局依旧等。16另外学者认为《法案》对世界金融格局和监管将产生深远影响：该《法案》将驱动全球展开一轮主动型或被动型的金融监管改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出于不同的原因加快金融监管改革的进程；相对平衡和温和的金融改革法案不会撼动美国金融地位；17必将深刻影响G20的全球金融改革探讨和未来的新巴塞尔协议（或所谓“巴塞尔111”）的修订，《法案》中的部分条款甚至可能直接上升为国际组织制定的所谓全球规则。18     但部分学者则对其提出了更多质疑。斯蒂格利茨的评价是：改革缺乏足够的魄力，好比“当船快要沉底的时候，奥巴马所做的只是重新摆摆甲板上的椅子”。美国一些批评者认为该法案具有“破坏性”，将抑制金融业的发展，内容过长并且复杂，无助于解决“大而不能倒”的问题。我国有学者认为，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能不能防止危机重演，要防止利益冲突造成简单的照抄照搬。19还有学者认为立法过程显得有些虎头蛇尾，具体的改革措施也多少有点“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意思，《法案》中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流于形式之嫌；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问题。20很多美国媒体一针见血地指出金融改革法案中的一个先天缺陷，那就是它更多的是告诉监管部门“为什么要这样做”，而不是“应该怎样做”。21     有学者选取法案内容之一，并对其进行研究，提出富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伏军提出法案放弃“太大不能倒”原则的目的在于让银行自行承担经营失败的成本与风险，保证美国纳税人利益     不再被迫用来拯救那些大型银行，认为美国这次新立法反映了其银行立法基本价值取向已由一元的“系统安全优先”向二元的“系统安全与公共利益并重”转变。22王光宇认为金融监管改革中设计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和中介机构管理等机制，有助于保护消费者和投资者，体现了从“买者自负”到“卖者有责”的监管理念改变，这必将成为未来金融服务中一个重要的准则。23     综上可知，第一，该《法案》可称为危机应对法，是实用主义哲学思维在美国立法上的体现，但法案的实施效果还有待观察。第二，金融法制必须兼顾效率与安全。现代金融法制必须在夯实金融安全这一基础之上才能追求金融效率的目标。但在当下中国，面对现实是创新不足而不是创新过热，我们需要的是在夯实金融监管的前提下培育和引导金融创新而不是因噎废食地抑制甚至扼杀金融创新。第三，美国仍主导国际金融监管主导权，该法案有可能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金融监管改革风向标和蓝本，我们应解读并借鉴其符合我国实际的内容，以促进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但由于中美两国金融发展程度不同，我们不能照抄照搬美国做法，不能陷入唯“美”主义迷局。第四，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和交易规则的制订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行使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同时，应意识到本国国内金融制度的完善和金融秩序的稳定是基础和前提。24第五，目前，不管是在国际层面还是内国层面，金融监管体系及金融机构的内部风险治理架构很少涉及到系统性风险管理，因此金融系统性风险防范是大势所趋。第六，金融机构内部要建立起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以保持稳健和安全运行。          四、监管启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应重点关注的几个问题          立足中国国情，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理念和监管体制是多层次的。详言之：     （一）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金融监管之终极价值目标     在过去的数年中，金融机构出现集团化、巨型化、经营业务全能化的趋势。美国金融界制造了市值高达数千亿美元的信贷及金融衍生品。金融市场看似繁荣昌盛，监管者也被表面光彩夺目的金融创新所迷惑，因而经常忽略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这一核心目标。在我国，银行信贷资金天量增长。25资本市场上，截至2010年10月，境内资本市场总市值超过27万亿元，全球排名第二位。26这种政府部门、商业银行、企业及个人等都在过度使用现代银行体系与金融市场的路径制造了房地产泡沫，金融体系潜藏巨大风险。可以说，当吹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时，美国式的次贷危机就将在中国爆发，最终受害必定是投资者和消费者。     类似的还有券商的研究报告。大量的券商研究报告高估上市公司价值，虚构利润。这些充满虚假陈述、欺骗投资者的现象已明显违反了《证券法》的规定，监管部门却经常对此视而不见。监管机构应信守保护投资者和消费者、培植市场信用，恪守监管公正原则，警惕监管不力，绝不能为保全做大市场之诉求而偏离保护投资者的目标，否则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二）系统性风险之防范：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制     根据系统论，系统是诸多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构成的整体，要素则是组成一个整体而相互作用的部分。系统中个体的每一环节、每一局部的操作得当并不意味着不出现系统性的错误。一般认为，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是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防范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监管存在之前提在于由于金融系统中存在着非线性效应即混沌效应，单个金融机构的安全和稳健运行并不能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健和有效，即微观审慎性的总和不等于宏观审慎性。27正如雷曼前总裁富尔德在国会作证中所说的，在整个过程中公司决策都是正确的，而且美国相关的监管机构也是知晓的，无人认为是有问题的。但尽管作为“微观之个体雷曼”的决策是正确的，金融之宏观整体却病入膏肓了。     根据博弈论，个人理性并不必然导致集体理性。为了避免“公地悲剧”现象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发生，必须依赖合理制度安排。就中国目前来看，国务院应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在实施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主体地位，因为宏观审慎监管的本质是宏观流动性管理，与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并不违背，二者具有互补性。中央银行应关注重要系统性金融机构的规模、杠杆使用情况、对短期融资的依赖程度及该机构作为企业及政府信贷和流动性来源的地位。中央银行应结合巴塞尔最新资本协议的规定重点关注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充足状况、流动性、杠杆率高低、拨付规则、会计标准、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情况等等。     （三）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金融机构治理之完善     内部控制是指由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为金融机构运营的安全性、有效性和效益性，为财务和管理报告的可靠性，为遵循监管要求提供合理保障而制定的政策、程序和流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是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的基础，有助于保护增进股东利益，降低未预期损失和声誉受损的可能性。内部控制措施主要包括：（1）金融机构应具备经其董事会批准的全面和良好的政策，     来对其业务活动和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风险进行审慎管理。（2）金融机构应建立用以实施其政策的适当程序和流程，并将其写入程序手册。（3）应有充分的系统来监测对于确立的政策和程序的执行情况。违背政策和程序的情形应由有关方面进行独立的调查、报告和处理。（4）金融机构应确保充分的职责分离，以防范未授权交易、欺诈行为、为个人获利、为隐瞒异常情况或财务损失而操纵数据等的风险。应有流程防止任何一名职员处理整个交易过程。金融机构应定期审查关键岗位人员的责任，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潜在利益冲突，并确保对职责分离的适当性进行独立的检查。（5）金融机构应建立与其结构及营运综合化程度相匹配的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应声明金融机构的道德价值观，并规定员工在履行职责时应遵循的指引。行为准则应涵盖诸如接受礼品和招待、利益冲突、信息保密、个人投资的披露及限制等方面。（6）审计。审计人员应定期审计风险管理流程和内部控制措施。审计委员会应被赋予权利深化内部审计计划，评价审计人员的绩效，决定审计人员的报酬，并评估高级管理层是否迅速地纠正审计所发现的问题。     外部监管应致力于在金融机构之间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强化外部监管对经营者的约束。因此，要实现由行政性管制向市场化监管的转变，以市场激励为基础、法律法规为手段，建立强制性信息披露制度来增加金融机构的透明度，使被监管者主动适应各项合规要求。规制的核心是定期评审其风险管理模型和内部控制制度，还要建立严格的金融机构退出市场制度。     （四）反监管：构建对监管者之“监管”制度     根据规制俘获理念，监管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利益集团俘获，使得监管者做出有利于被监管者的制度安排，从而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利益集团与分散的消费者相比更有能力左右监管者的行为，监管机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满足利益集团对管制的需要。监管机构本身也由人构成，具备“经济人”的特质，他们的行为受到各种激励机制的影响。监管者的利益在一定     程度上与公众利益相左，并且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监管达不到最优的状态。因此，必须构建对监管者的“监管”制度：首先，建立监管主体的声誉机制。完善监管主体的信息披露制度，实施对监管主体欺诈行为的处罚机制，从而使监管主体意识到声誉对其利益的重要性及为声誉损害所付出的高昂机会成本。其次，构建监管激励机制。监管主体本身应建立对内部监管人员的考评机制，建立有效的监管激励机制，构建多元的报酬体系，从而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再次，监管执法要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内容、程序。只有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才可以根据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执法结果。同时监管执法人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应遵循公平正义的原则。最后，应强化监管执法监督，建立问责制度。     （五）民间金融与影子银行：一个被忽略的监管盲点     伴随欧债危机的恶化、信贷政策的持续收紧以及企业用工成本的上升，中小企业正在遭遇普遍的生存危机。又由于中国金融体制的特点，长期以来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形形色色的民间金融。据估计，中国仅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就达到1100亿元，有89%的家庭或个人、59.67%的企业参与，若扩展至全国，规模恐怕更是天文数字。现今由于法律对民间金融没有完善的监管与规范体系，存在监管盲区。浙江省温州、台州等地老板出现“逃亡”，甚至自杀现象，民间金融已进入风险高发期。     2011年5月中旬上海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沈联涛在论坛上表示，“影子银行在2010年的存量贷款是20万亿元，占全球GDP的13。28 由于没有丰富的资本金，影子银行大量利用财务杠杆举债经营，进行不透明的场外交易。其游离于现有监管视野之外，积累了巨大的金融风险。     规范民间金融和影子银行，必须完善制度供给，将各种可能引致系统性风险的现象和行为纳入监控视野，以防患于未然。首先应打破金融垄断，优化制度环境，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比如大力扶持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其次，健全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检测、识别机制和监督机制，落实监管部门对民间借贷活动的监管职责。再次，加强对金融从业人员的要求，特别是要害岗位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防范道德风险，强化内部管理与风险控制，提高员工合规作业的自觉性。最后，随着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的形成，基于我国国情应构建央行牵头监管、地方协同监管、社会中介独立监管、行业自律监管的多层次立体型监管格局，从而避免监管竞争、监管真空、监管套利等问题，保障民间金融与影子银行的规范运营与有序健康发展。          杨松，单位为辽宁大学法学院。张永亮，单位为辽宁大学法学院。          【注释】     1新自由主义学说主要指自由市场学派、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等主宰当代的正统经济学思想。其政策处方源于“无监管的市场更优越”理论，其主张体现在“有效市场假设”上，其最极的观点认定金融市场价格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已经涵盖了所有现存信息，因此，它代表着最佳的资产价格估值。     2廖岷、杨元元:《全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与监管的发展状况及其启示》，载《金融研究》2008年第6期，第71页。     3罗培新:《美国新自由义主金融监管路径失败的背后——以美国证券监管失利的法律与政治成因为分析视角》，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86页。     4Thomas Lee Hazen, Disparate Regulatory Schemes for Parallel Activities Securities Regulation, Derivatives Regulation, Gambling and Insurance Annual Review of Banking & Financial Law, 2005.     5陆克文:《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载《中国金融》2009年第6期，第30-31页。     6斯蒂格利茨:《2007-2008金融危机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载《东方早报》2008年9月27日。     7格林斯潘于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美联储主席，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忠实执行者。他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的理论观点有误，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理论系统”已经崩溃。美国国会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沃克斯曼(Henry Waxman)当时追问格林斯潘:“换言之，你现在发现你对世界所持的观点、你的理论并不正确，它是行不通的，对吗?”格林斯潘答道:“不错，正是这样。”这位曾被称为“模棱两可大师”的这句“我错了”很快传遍了世界。     8杨松、魏晓东:《次贷危机后对银行监管权配置的法律思考》，载《法学》2010年第5期，第37页。     9SEC Annual Report.1,159(2000);SEC Annual Report.1,9(2008).     10SEC,Fiscal Year 2009 Congressional Justification,at 5(Feb.2008).     11转引自罗培新:《美国新自由义主金融监管路径失败的背后——以美国证券监管失利的法律与政治成因为分析视角》，载《法学评论》2011年第2期，第92页。     12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851,访问时间：2011年11月15日。     13同注11，第85页。     14张?础⒙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及其影响》，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7期，第54页;沈建光:《关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的一些思考》，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9期，第44页。     15张?础⒙痴??《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及其影响》，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7期，第54页。     16巴曙松、吴博:《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内容评析》，载《西部论丛》2010年第8期，第56页。     17祁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历程、内容、影响和借鉴》，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9期，第37页。     18同注15，第62页。     19丁志杰:《谨防陷入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启示的误区》，载《金融发展评论》2010年第9期，第47页。     20同注17。     21尹振涛:《序幕拉开，任务尤艰——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评析》，载《中国金融》2010年第16期，第43-44页。     22伏军:《论银行“太大不能倒”原则——兼评美国 》，载《中外法学》2011年第1期，第202页。     23王光宇:《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实践与启示——以欧美金融监管改革为例》，载《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第40页。     24杨松:《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法律思考》，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第144页。     251998-2002年5年的信贷增长只有6万多亿元，而2003-2007年的信贷增长就达到14万多亿元，比前5年增长一倍以上。但是2008年后，特别是从2008年11月份到2010年12月份在26个月里，其信贷增长达到19万多亿元，是1998-2002年年均增长的6倍多。     26http://www.cnr.cn/allnews/201012/t20101201_507404685.html，访问日期：2011年7月20日。     27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载《金融研究》2011年第1期，第3页。     28http://www.zgjrw.com/News/2011722/home/210301333001.shtml，访问日期：2011年9月13日。         进入专题： 新自由主义 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体制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经济学 > 金融经济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347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法学杂志》2012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杨松 张永亮：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之变革 相同主题阅读 杨松 张永亮：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体制之变革 胡乐明 刘志明 余斌：从国际金融危机看西方新自由主义 景思江：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影响 王勇：警惕危险的政策组合 宗寒：从虚拟经济看西方金融危机 王平：资本主义批评资本主义 刘少杰：如何对待市场、政府和社会的权力关系 王立强：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思考——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初探 李建伟：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复苏特点 朱安东：伯克利黑帮与印尼40年新自由主义经济实践透析 李君如：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看中国的制度优势 夏珊珊：国际金融危机成因及对策的理论解析 邱震海：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政治格局 弗朗西斯·福山：金融危机这一大悲剧被浪费了 陈先奎：要督促美国解放思想 黄宗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学术？——国内十年教学回顾 加布里尔：金融危机时代的民主和正义 汪晖：上升期的矛盾、体系性危机与变革方向 邵长毅 范瑾 邵丽：反思当前应对金融危机政策的教训 孙峰：西方两大主流经济思潮的本质  

学友讨论 现在穿上还来得及 oldhuang 2012-05-02 09:53:50 “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这话说得很精彩！既然是“潮”，必有“涨”与“落”，也就是说，对于所有“赶潮”或企图“弄潮”的人们来说，不管你是“左”还是“右”，都有在浪尖上冲浪表演的机会，也都有由于得意忘形而忘记穿裤衩于是露出腚来给世人看的时候。。。 支持本文 laoda 2012-04-30 19:19:26 对这批伪学者批得好！ 哈猡!老几位,哑吧啦? 老看老想 2012-04-30 11:22:40 张宏良,司马南,孔庆东,王绍光,李希光,汪晖,崔之元…左派们!国家主义们! 怎么啦?重庆fund没戏?挂职有麻烦?…不吱声了! 名不见传的王铮副教授,一位中年女士,反而在为薄三权利尽义务,冒险呼号唬呢! 莫非你们这帮爷们: 国家主义=毛思想=老毛=百元大钞上红毛!不见红毛不撒鹰!   讨论标题： 作　　者： 密码： 只有注册用户才能参与讨论。若您尚未注册，请 按此注册 进入爱思想社区    

杨帆纠正： 我所主持的重庆模式讨论会有两次，2011年底请萧功秦，是在北京开的，不是在重庆。 ——- “重庆模式”看来是要提前拉上帷幕了，至少“唱红”和“打黑”这两幕大剧的导演与主要演员，再也无法继续扮演他们原来的那个角色，在他们还来不及谢幕即被匆匆带离重庆这个舞台时，自始就在围观重庆一系列戏剧性事件的各方观众，也来不及发出欢呼或惋惜声，几乎都在一片惊愕和茫然中，目睹了中国近三十年来最具观赏性的政治变局和结局。其中的高潮，当然莫过于那些似乎只存在于编剧想象中的诸多要素都堆积到了一起，权力，金钱，忠臣，变节，阴谋，谋杀，女人，情人，出走，抓捕，真相，谣言，各种足以吊起观众胃口的戏剧要素可谓应有尽有。在这个时候，舆情很难说能够平静下来，议论汹涌扑来，也未见得马上就能够冲垮原有的政治伦理堤岸，人们更多的是把这幕现实大剧视同一出视觉和听觉的娱乐节目，尽情消费相关的政治情节和故事，而更深层次的反思和理论探讨，还远未从泛滥的口水中浮出水面。 我以“回望重庆”为题，系列反思重庆若干重大事件，是试图回到学者本性，超越左右的预设前提，以客观理性的立场，深入探讨“重庆模式”的相关问题。事实上，自有“重庆模式”以来，学者从未缺场，一个省级的地方政府能够引起如此之多的学者关注，促使他们蜂拥奔向重庆，争先恐后地为重庆说话，也算是构成打造重庆光环的一道人文风景。在已经出版的以重庆为主题的各类读物中，总结出来的理论创新和发现已经不少，正在进行着的课题相信更多，如果不是那几个关键人物的出局彻底打乱了原有部署，可以预计，会有更多的学者出现在重庆的各种场面中。这种学者云集为一个地方说话的现象，大概只有在国共之争时的延安才有，那个时期，多少理论才俊和文学青年，克服重重困难，不去西安去延安，成为流行一时的政治时尚。两军对垒，分清敌友，选择政治正确，是战争年代的不二法则，而今重现这类现象，值得研究。 主动去重庆的学者，身份各异，立场鲜明，以“左”归类，大致恰当。在中国当下已陷于严重社会分裂的情况下，左右之争从意识形态层面下降到现实层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改革前十年，几个“左王”掌控执政党意识形态大权，改革派受其牵制甚大，每向前一步，均受到左倾教条和陈规的束缚；但党内左派缺乏社会基础，缺乏民意支持，在学界更没有正当性，勇于自称左派者立马就成众矢之的。“八九风波”之后，学界公开跳出来和政府全面合作的学者大概只有何新一人。现在时过境迁了，执政党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重启改革进程，以市场化为导向，不仅取得经济迅速增长的成绩，也重铸其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此格局下，党内左右路线之争淡化，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都退出历史舞台，邓所倡导的“不争论”和不问“姓资姓社”的主张，将理论和经济切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在经济领域，既非左派主导，也不是新自由主义唱独角戏，而是不问理论是非的实用主义居支配地位。在理论领域，左的思想资源学理化，经过新左诠释，成为世界左翼谱系中的一脉，以学术合法性赢得其在中国的正当性。 左的思想不是以意识形态而是以学术形态重新在中国粉墨登场，是中国思想进程中的一个进步。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新左派在中国学界渐成风气，起初羞羞答答，后来蔚为大观，彻底改变了中国理论生态，使之形成左右泾渭分明的思想阵营。新左派思想领袖汪晖，最初可能忌于左派原有不好的名声，并不愿意戴上“新左派”这顶帽子，而是主张以“批判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场。随着新左派话语逐步进入公共领域，一批有着相同理论观点和政治立场的学者，自愿汇聚在新左派的旗帜下，借用西方左翼的思想资源和方法，提出了一整套以社会公正为优先目标的理论方案。他们倾向于以经济民主的方式来确立中国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抨击资本和权贵的结合，批判执政党腐败和社会不公现象，要求重新认识毛的思想遗产和制度遗产，进而对文革的一系列做法也多有同情的理解。纵观新左派的理论主张，它们是在学术的面具下，体现着比它的理论对手——新自由主义——更激进的政治立场：以民主或文革式的大民主来诉诸民意和民粹，以政治改革先行的原则来确保经济改革的公正性，以人民的普遍参与为前提来改造党国的决策体制和领导体制。很显然，这些理论主张由于涉及现有改革的合法性问题，涉及执政党的执政基础问题，执政党并未给予积极的回应。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一样，都没有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到执政党中枢，都是书生议政，清谈而已。 以学者为主体的新左派在中国学界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清洗了以官僚为主体的老左派原有污浊的名声，同时激发出社会民粹毛左势力的政治热情。党内老左派建构意识形态正统，长期依靠斯大林和日丹诺夫式教条主义，思想僵化，语言刻板，面目可憎，面对新的时代，拿不出新词，缺少话语方式调整，说了谁也不信。草根阶层的毛左势力，只有政治激情和朴素的感情，除了打口水仗，搞网络街头政治，在理论上毫无建树。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中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一股脑的输入到中国，形成强大的理论场域，反对的学者一时无从置喙。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新左派已成为中国一支重要的话语力量，发出的声音已不可忽视。在此思想背景下，“重庆模式”以“唱红”方式开发红色资源，为新左派的思想实践提供了一个制度空间。 重庆的执政者，显然是一个高度重视话语力量的人，他对理论有着巨大需求，目的是为所谓重庆新政找到最好的说法。起初，有关重庆的一系列做法，是重庆自己的人在做理论总结，主要理论代言人是重庆市委党校的苏伟教授。他写的题为“薄熙来新政、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报告，对重庆新政和重庆模式进行了系统阐述，高度评价重庆的民生经济、“唱红”和“打黑”，其中引用了薄熙来对重庆的要求：“成后来居上之事，须非同寻常之举”。为了论证这些“非同寻常之举”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进而赋予其在未来中国的普遍意义，找理论找说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由重庆人为重庆说话，难避王婆卖瓜之嫌，引入外地思想资源，找外地学者特别是著名学者为重庆营造声势，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于是，重庆大门大开，广纳众才，群贤毕至，学者纷至沓来，其中或有三顾茅庐重金礼聘者，或有信仰相同主动投靠者，或有寻求理论创新学术突破者，方式不一，动机各异，但立场大体一致，均来自于左的阵营。其中几个有代表性的人物，我认为有必要晒一晒他们的相关言论，看看他们究竟说了些什么，以正视听。 清华大学教授崔之元是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当过教授，以一篇重新论述“鞍钢宪法”的文章声名鹊起，对中国改革前的制度安排及其合理性有充分的认可，认为中国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点将不再是对保守派的简单否定，而是着重在扩大制度创新的想象力空间，寻求各种制度创新的机会。他所谓的“制度创新”，主要是对毛时代的制度遗产的重新挖掘和整合，而他的理论依据则是美国“新进化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批判法学”那一套说法。这个整天掉洋书袋的学者，几乎没有什么中国历史意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为中国开出一系列药方，尤其是为重庆模式作出一系列论证。他对重庆模式合法性的论证，主要来自于乔治、米德和葛兰西所给予的三个理论视角，除此之外，他还会引用一大堆洋人名字，用他们在某个地方说的一些话来为重庆背书。这是一件让我极度困惑的事情，难道重庆模式的合法性只能来自于洋人的说辞？通过洋人的逻辑和方法，崔之元证明：“如果说深圳和上海分别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象征的话，重庆则展示了21世纪头十年中国的发展势头”。 崔之元的清华同仁李希光教授，是传媒领域的专家，曾在华盛顿邮报做过五年访问记者，回国后因强烈批评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名声大噪，他与人合写的题目为《重庆梦与中国模式》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0年第四期。该文据说得到重庆最高领导的高度重视，其中有些说法可谓前所未有。它的一个核心说法是：“20世纪后半叶，美国创造了一个梦想之地。今天，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继美国之后成为另一个梦想之地”。在李教授看来，重庆的意义在于它具有某种普世价值，“‘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及‘重庆实践’，将为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渴望经济发展的国家带来实在的政策影响。未来关于政治经济的学术讨论中会加上新的一章——重庆案例能够为如何利用政府和市场，并同时为消除它们的极端情况提供很好的借鉴”。为了让人们对此有更广泛的认同，李希光还写了一个名为“重庆故事”的通俗版，认为“重庆故事”清晰地表达了中国未来发展的理念和奋斗目标，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未来的信心，建立了一个道德高地，在这位教授看来，“重庆故事不仅是每一个重庆人的梦想，也是全中国大多数人的梦想。重庆故事是一个能够打破话语障碍、激发共同兴趣的话题，因此理论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要勇于参与观念的竞争和故事的竞争，要讲好重庆故事”。 王绍光教授也是一个著名教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长江讲座教授，1993年和胡鞍钢合作共同撰写《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影响深远，是一个公开主张国家主义的学者。在为重庆撰写的文章中，王绍光的修辞能力比李希光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3.0版”这个概念，一时显得高屋建瓴，出语不凡。在他的描述中，改革以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是1.0版，谓之“匮乏阶段”；改革以来三十年，中国发展出社会主义2.0版，谓之“温饱阶段”；现在的重庆模式，则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的3.0版，进入“小康阶段”。为了证明这个说法的合理性，王绍光尽显其学术能力，引经据典，图文并茂，注释近百，看似无可辩驳。今年3月15日，在重庆书记已经被免职的情况下，由王绍光教授主持，邀请北京大学教授潘维在重庆大学举行报告会，演讲“当代中国的‘体制’问题”。潘维一如既往，批判普世价值，宣扬“中国模式”的制度优势，认为它代表着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 以“三农问题”研究而知名的温铁军教授，对重庆模式也极其关注，他的总结也有别开生面的地方，把重庆的几项经验概括的简易明白，朗朗上口，“什么集中力量干大事”，“两大资本的扩张是重要突破”，“三项运动推动四个转型”，“落实五大目标”，等等。最后对重庆经验的总结是：“重庆经验的意义在于：第一，它可能走出西方发展主义的巢臼，因为它从亲资本体系转向了亲民生体系。第二，它把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土地制度创新性地结合起来。第三，重新塑造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四，增长理念转变，重庆发展从排斥性增长转变成了包容性增长。第五，重庆的探索从一般的所谓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升级到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生态文明，重庆现有的五大目标正是向生态文明转型”。按这些说法，重庆实践意义重大，关系中国未来。 《中国震撼》一书作者张维为教授，据说差不多已跑遍全世界，对世界各种体制多有研究和比较，在《重庆归来话重庆》一文中，惊喜于在重庆已经找到了中国模式一个最典型的样板，断言“重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来总结重庆的巨大变化，在他的眼里，重庆的市政建设、高楼大厦、村级政府设施、交巡警平台等公共建设，已不输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而居民的居住条件已好于香港和日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已经得起国际比较。从“软件”上看，他从几个街上出租车司机的话里，就认定重庆老百姓人心顺，心满意足，对重庆这些年的变化很自豪，对市委市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 在众多参与总结重庆经验的学者中，那个半调子的经济学家杨鲁军，则以诗人的激情尽情歌颂薄熙来的“千日新政”，他借用电影《日照重庆》为名，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日照重庆——薄熙来与重庆模式》，从十二个方面概括重庆经验，认为薄到重庆执政，是“中央英明和意义深远的决定”，称颂薄“以超乎寻常的勇气、智慧，和共产党人无私无畏敢于屹立于时代浪尖的大开大合英勇机敏的执政自觉，上演了一出出波澜壮阔、深得党心民心的精彩活剧。”这些阿谀之词，无异于谱写了新一曲的“东方红”。就是这么一个“学者”，和社会学家邓伟志、某基金会理事长胡锦星等，于2010年11月在上海共同发起“重庆模式”高层研讨会，不仅邀请崔之元等重庆官员宣讲重庆各项经验，而且也广为邀请各路左派人士，其中包括文革时代的大红人戚本禹、朱永嘉和乌有之乡的张宏良。张宏良在这个高层研讨会上发表了主题为《重庆模式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仍然具有自我革新的历史能力》的讲话，在这位毛左领袖看来，“薄熙来的‘千日维新’不过是刚刚拉开唱红打黑这第一幕，波澜壮阔的民生大戏还没有完全展开，重庆老百姓就欢呼‘社会主义又回来了’，如果重庆的维新运动能够全部展开，并且能够在全国展开，‘社会主义又回来了’的欢呼自然会响彻整个神州大地，中国社会主义自然能够回归自己的阶级性质和政治基础”。张宏良的这个言论看来并非一厢情愿，从这个会议可以看到新老左派已经携手联合，重庆模式是他们联合的基础。 奔赴重庆的著名学者远不止上述几位，值得一提的还有来自美国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教授黄宗智先生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主任张旭东教授。黄宗智在中国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领域卓有成绩，据说和王国斌、彭慕兰共同形成了中国史研究的“加州学派”，退休后来中国人民大学执教，也算是衣锦还乡。这回对重庆模式也表现出高度热情，多次撰文予以良好评价。他的切入点是顺着崔之元的话接着说，充分认同崔的洋书袋里的那些说法，认为“重庆所走的这条道路，如果真能成功，是一条具有深远意义的道路。它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不同，因为政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体现了国家促进社会发展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照顾到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公正问题”。张旭东教授师从美国新马批评大师杰姆逊（詹明信）教授，身份也是显赫，这次是以另一种“学术方式”介入到重庆的场面之中，到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他在题为“为什么选择重庆”的采访中，从所谓“总体性时代”开始谈起，话题广泛，涉及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中国集体性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中国新人和中国模式等不同方面，思想视野很大，预期很高，目标是在重庆建立起一个区别于北京和上海的“第三话语中心”。 左派的思想资源在重庆汇聚，得到制度整合，形成了极大声势，这在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地方发展和思想界，均是极其罕见的现象。民粹的毛左，政治的老左和学术的新左，首次在重庆的旗帜下汇成一股共同的洪流，似有不可阻挡之势。在执政党主管意识形态的最高官员去重庆背书之后，重庆意识形态的正统性进一步得到确认，以致引来更大规模“红色朝圣”潮。各类“官学”或具有官员和学者双重身份的一大批要人，纷纷前往重庆，在2011年达到高潮。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由院长常务副院长亲自带队，各大所的所长和众多学者参加，浩浩荡荡奔赴重庆，召开“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接着是北京大学，也是由校长和书记一马当先，率大队人马来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市校合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人民大学也不甘落后，校长纪宝成临退休前率队去重庆考察，赞扬重庆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真想事、真做事、敢想事、敢做事”。至于像北京邮电大学，档次和规格都低一些，也以自己的方式表达对重庆相关人物的高度尊重，聘请其为该校的兼职教授。 在前往重庆的路途上，还可以看到一些边缘学者的身影，比如去年由杨帆教授组织的“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一些诸如黄纪苏、张木生和萧功秦这样的学者前去重庆，回来后整理了一个发言记录，在网上披露后产生一定影响。其中萧功秦的发言受到重庆苏伟教授的高度认可，被他认为是右派人士在重庆经验感召下发生理论转向的一个标本。萧功秦教授的确是在去了重庆考察之后，为重庆说了不少好话，当然也对重庆“唱红”迎合文革毛左的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张木生也有这样的倾向，对重庆办理“李庄案”有所质疑。在左派对重庆的一片唱多声中，这几个学者在赞美重庆诸种做法的同时，还是表达了一些看空的观点。然而，这些质疑和批评的观点，在左派和官学的一片欢呼声中，瞬间就被淹没。 如此之多的学者，争先恐后地奔向中国西南一隅，如过江之鲫，络绎不绝，喧哗之声不绝于耳，在尽显沉闷拘谨的中国政治氛围中，无疑是一道极其亮丽的政治人文景观。原因何在？我看有三。首先，这是奔着这个人去的。这个人如果不是政治局委员，没有显赫的红色背景，不具问鼎高位的潜力，何至于有这么多身份各异的人前去捧场投帖？他去重庆执政，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发配”，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之地终老一生，随着他雷霆般的执政行为呼啸而来时，人们不得不重新估量他的政治前程。他似乎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传统格局，大有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架势，当六个常委先后前去为他站台之后，人们都在议论，剩下的三个会在何时动身。大概正是这种态势摆在那里，加之其个人的超凡魅力，让许多人从最初的观望中迅速决定下注，为重庆留下投名状。在此环境下，学者岂有例外？其次，意气相投，价值观一致，有共同信仰，对中国社会发展有共识，可谓志同道合。重庆打出红色大旗，标榜意识形态正统，整合左派思想资源，呼应民粹，在中国渐已形成的社会利益冲突和阶层冲突中，掌握了一部分民意和群众。学者的作用在于，为这种价值观的正当性和施政的合法性提供学术支持，同时也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第三，利益驱动为政学不同资源整合创造了巨大动力，使得合作双方互有所取，互有所补。重庆地方财政难说取之不竭，但拔一毛以利学术，支持学者来渝讲学做课题搞调查，还是轻而易举的。坊间传说几个大牌学者获得丰厚资助，无法证实，应可想象。而像北大人大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机构，和重庆战略合作，进行学术资源和地方资源交流与结合，是中国学术生产体制的内在逻辑，已经司空见惯，不足为奇。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学者奔赴重庆，为重庆说话，于理于法于情，都无可置疑。和执政党的一个政治局委员有相同的政治见解，何错之有？坚持执政党一贯的意识形态，怎能不对？提供了学术服务获得地方财政支持，岂有不当？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提出如下三个看法。 1、学者和权力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太能说清楚的问题。中国传统的儒者士人，多以家国天下为抱负，提倡经世致用，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当然，这是一种理性人格，现实中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当下，士风日下，学林腐朽，附炎趋势者大行其道，卖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学者操守和气节几乎丧失殆尽。新左派的一批学者，原来是极其主张“批判知识分子”立场的，对国家权贵资本主义现象多有批评，在理论研究中大致还保留着某种独立性和客观性。但是，这一回却集体奔向重庆，如果仅是因为发现了可以实现的理想之境，那倒还是有情可原，如果完全是冲着利益和机会而去，那就另当别论了。左派云集重庆，完全和重庆唱一个调，肆意拔高重庆经验，无视重庆治理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绝非一种正常现象，也绝对不符合学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 2、左右之争已从理论思想层面进入到了现实层面，左派学者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观为重庆模式说话，不置一个微词，是其正当权利。屁股决定脑袋，从来都是如此。问题是，学术文章和宣传品总是要有所区别吧，这个区别并不在于文章引用了多少个洋人的话，做了多少个图表，尾页有多少个注释，而是在于能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王绍光和李希光的文章，充斥着大量的数据和图表，看似学术性很强，其实都没有摆脱奉命之作应景之作的嫌疑。把他们的文章和苏伟的文章作对比，即可发现，他们所提供的学术论证流程不过是对苏伟文章的一次改写，基本的调子是苏伟已经定好了的，他们的创新之处无非是增添了几个时髦说法，比如“重庆梦”和“社会主义3.0版”。我的看法是，左的思想一旦离开学术领域，进入现实领域，它即恢复其意识形态本质，毫无科学求实精神，以价值判断开路，主题先行，最后必定堕入权力陷阱而不能自拔。现在那些已经全身投入“重庆叙事”的学者，就面临着一种尴尬境地：以前说出去的那些大话，是继续说呢还是收回来？他们的独立人格和操守在这个时候如何表现，人们正拭目以待。 3、重庆模式自实行以来，即在中国引起巨大争议，其中“打黑”所暴露出来的诸多违法事件，光天化日之下，触目惊心，对此不管出自何种立场，均应有所反应和判断。但是，我注意到，除了崔之元公开出来为重庆“打黑”辩护之外，大多数左派学者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都缄默不语，这和他们在重庆民生经济上高谈阔论相比，形成鲜明反差。是明知道重庆方面做得不当为尊者违？还是故意以沉默表达对重庆的无言支持？按照他们的知识背景，我认为他们并不难发现重庆“打黑”的诸多破绽，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完全是出于党同伐异立场，毫无公正可言，背离社会正义。重庆模式难以持续下去，从开始起就已显端倪，其领导者和主要执行者的所作所为，一直就被广泛质疑，公道人心，显然易见，为何那些充满睿智的学者就看不到呢？ 多少年来一直流行着这样的说法：只有在潮水退下去之后，人们才能发现谁在裸泳。现在，重庆掀起的这股大潮已经退的差不多了，趴在海滩上那些还光着屁股的学者，是不是该抓紧穿上你们的裤子了。 相关日志 2012/04/03 — 乌有之乡:王立军事件 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 2012/04/01 — 杨帆: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03/24 — 王思想:孔庆东是否收到重庆100万？ 2012/03/24 — 重庆与新左派之间有大额资金往来?“推广重庆模式”课题上化了100万? 2012/03/16 — 传左派号召“重庆白万市民散步活动，声援薄西熙来书记” 2012/02/12 — Emyn:关于王立军到美国领事馆这个话题再多说两句 2011/06/29 — 红军:路线争斗终于上升到经济基础的争论上来了 2012/04/25 — 薄熙来案最新内幕:海伍德一小片肉证实谷杀人 2012/04/23 — 金融时报:重庆官员因涉嫌海伍德案被调查 2012/04/23 — 华尔街日报:中国调查薄熙来在任时重庆政府的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