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博客

  生活中的“奥卡姆剃刀”   萧瀚   “若无必要，勿增实体”，这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英国的威廉.奥卡姆提出的著名逻辑法则，哲学史上称之为“奥卡姆剃刀”。奥卡姆认为共相是一种抽象物，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正存在的。这把剃刀引发了哲学史革命，使得烦琐无谓的神学渐趋简洁，科学等学科也盎然兴起。   这一法则被运用于各个领域，不仅仅是哲学领域，也被运用到几乎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它甚至可以成为重要的人生智慧法则。日常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幸福都与此法则相关，兹举例说明。   权力：对于人民来说，公权力当以必要为限，基本的安全、基本的福利等确实是人民所需要的，权力的无限扩张必然导致权利的受损。以“奥卡姆剃刀”法则衡量，权力领域也应当是“若无必要，勿增权力”，这与老子所谓“无为而治”相通。三权分立之所以合理，是因为它差不多已经是权力既能发挥正面效应，又能不胡作非为的最简洁模式——没有哪个极权、集权政府不是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的。中国的可悲是千千万万人在努力增加公权力——而不是减弱公权力，上至庙堂，下至江湖。   财富：作为个人的生活来说，财富似乎很容易误让人觉得是越多越好，但事实并非如此。追求财富的欲望若不加节制，其弊病也将是无限的。比尔.盖茨等巨富都深谙此理，故将财富捐献给社会；钢铁大王卡内基曾说，临终时腰缠万贯是耻辱的。而印度出现佛教经济学，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为依归，而以利益最小需求为依归。——“若无必要，勿增财富。”   地位：中国自古即有为名声所累的说法。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有缺陷的，名不符实的名声和地位会导致人处处以表演的状态生存，因此也就失去其本真。錢锺書先生盛名之下深居简出，这就是一种驾驭名声和地位的智慧。——“若无必要，勿增名位。”   ……   日常生活中，也存在许多需要用“奥卡姆剃刀”剃掉的累赘。   比如交往，我始终觉得，人越随着年龄增长，交往的范围应该越来越小，但交往的质量当越来越高。人生活在人情之中没错，但许多人情其实是虚假的，不必要的，那些酒桌上将人灌醉或者被灌醉的车轱辘话，究其实质，都是生命的浪费。我家领导最厌恶的就是这种应酬，遇到这种场合，她往往铁着脸，一言不发，而我尽可能不参加这种场合，不幸而遇到，也就忍着，我们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如此热衷于这些纯粹浪费生命的交往。   比如婚姻，年轻时候，我像大多数人一样懵懂无知，以为婚姻是人生必经程序——虽然直觉上一直是厌恶的。随着生活的展开，随着阅历的增加，逐渐明白，人来到这个世界，除了最后独自面对上帝、面对自己的良心，没有什么事情是必须的。于是，婚姻的必要性逐渐从自己的生活中淡出——至少不会为了婚姻去结婚，如果用“奥卡姆剃刀”法则就知道，只有具体婚姻的有无必要性，不存在抽象的婚姻必要性。现在于我，结婚纯粹是因人设事，只是怕我家领导跑了，我才结婚，不然有什么好结的。   比如生育，中国人的一大陋习，就是意识形态化的传宗接代观念，它导致了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但生活质量却只有天知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社会，这样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我确实不太知道有什么非生育不可的理由。于我自己，那么多年，我努力的一个最重要方向就是幸福尽可能别那么依赖外界——包括孩子；至于父母朋友所认为的生育必需性的看法，那是他们的想法，与我无关。   ……   “奥卡姆剃刀”法则是一个理性的法则，然而，人毕竟是情绪的动物——说是情感的动物其实是拔高了；人有欲望，所以需要理性梳理，人有情绪所以需要理性控制，但仅仅只有理性，会导致冷血。所以，这“剃刀”不能剃掉正当的必要的情感，也不能剃掉正常的人欲——而这也是这把剃刀的本意：以必要为限。   不过放心好了，人们通常不会用这把“奥卡姆剃刀”剃掉生活的累赘，反倒是不断增加无用的废物，不把自己折磨得痛不欲生便不是人类。 放眼看去——有多少人能让自己生活得足够简洁？   ——包括我自己。   2010年8月22日於追遠堂

Konstantin Vasilyev：祖国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周一即将出版发行的《新世纪周刊》“法眼”栏目，并见“财新网” http://magazine.caing.com/2010-08-07/100167619.html ，若无授权，请勿转载。   非暴力解决纷争   萧瀚   长沙芙蓉区东屯渡国税分局爆炸案发生之后，如此前湖南永州法院枪击案，在哀悼与谴责声中，还夹杂着几乎高亢的叫好声，对这一现象，社会理应高度警惕。   早在2008年杨佳案时，舆论中即有对杨佳杀警的称赞声，两年下来，这一情形不但毫无改观，甚至更为严重。与屠童案、公交车爆炸案稍异，长沙爆炸案等，其受害者往往具有公务员身份：法官、警察、税务人员等，全社会弥漫着一股裹挟着硝烟味的强烈仇官心理——数起屠童案之后，网上流传的一句顺口溜：“冤有头债有主，前方左转是政府”便是明证。   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各样的纷争。解决纷争能力的优劣，是检验一个国家、社会自我完善、自我更新能力以及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任何一个社会的治理，其善恶分界以及稳定还是崩溃，也常常取决于解决纷争的能力。   古典中国，由于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一直是皇权专制型统治，其以暴力而非公平讲理为常规治理工具的模式，使得中国古典社会难以和平解决利益纷争，从而导致了20多个政权的暴力性更迭。而历次自杀性社会震荡之前的一大征兆，便是普遍的仇官心态直接兑现为主动的暴力攻击，民众视个体官吏为整个政府而频繁、无畏地使用暴力。这往往成为颠覆原有社会秩序的开端，成为社会全面滥施暴力的先声，成为流血漂橹、田园荒芜、“千里无鸡鸣、白骨露于野”等极度悲惨景象的第一笔血腥涂抹。   20世纪以来，由于传统恶习的深厚积淀，以及吸收西方经验的生吞活剥等交互性原因，滥施暴力的传统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有些时代甚至比古代有过之无不及，全社会的利益纷争依然缺乏有效的平息机制。   纵观中西方历史，任何社会如何消除纷争，终究都要落在“理”上。如果一个社会普遍奉行的是公平之理，其相应的制度往往朝向尽可能的和平与稳定；如果普遍奉行的是强权之理，其相应的制度则往往最终走向暴力与动荡。   解决纷争，以理服人，还是以势压人，政府往往是引导者，秦始皇规定“以吏为师”原本多余，因为这是古今中西各国的社会必然常态。奉行和平非暴力精神的政府行为，往往是对非暴力精神最具号召力的社会性倡导；而奉行强权的政府，也必然导致以势压人的社会心理——它也必然伴生以势反抗的社会心态。   当代中国，整个社会运行机制中缺乏讲理的制度设置，而多是压服性甚至暴力强制消声的机制。缺乏讲理解决纷争的方式，其结果如果不是以纠纷中的弱势方委屈承受、姑息强权而归于平静，就是以弱势方激烈甚至惨烈反抗强权而告终，或者最糟的是既非默然忍受，也非直击反抗，而是对非当事的无辜者盲目泄愤地滥施暴力。   一切社会纷争，民间纠纷、官民纠纷、官官纠纷，都来自各种利益，包括物质性的经济利益，精神性的荣誉、名誉、人格利益等。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每个人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不与他人发生任何利益纷争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从政治与法律角度看，这些纷争可简单归为权利与权利，权力与权力，以及权力与权利三种关系，有效治理就是能够将上述三种纷争以尽可能和平的方式解决。   古今中西，人类自我管理的种种经验和教训已经比较清晰地表明，要解决上述三种纷争，通常需要几个基本条件，一是权利应当平等；二是权力应当服务于权利；三是权力应该受到合理的限制；四是应当有一种具有最终国家权威性质并且中立于权力和权利各方利益的裁判机制；五是应当有一种代表社会自我认知能力的大众公议机制。   上述五项基本要件，是社会的善治之源。但是，要促成一个社会确立拥有上述五要件的善治之制，尤需要普遍的大众观念支持，没有任何一个制度是脱离社会大众独自存在的，每个人的公共观念都是铸成某种制度的一分子，崇尚非暴力精神远比崇尚暴力精神更容易确立上述制度。   非暴力和暴力都是一种信念，前一种信念的根本在于讲理，后一种观念的根本在于论势。究其实质，非暴力信念认为纷争是可解决的，只要各方讲理，只要各方追求公平，不以势压人，不以势欺人，而让每个人拥有其应该拥有的，如果各方认理，那么它的行动结果就是保持每个人既不侵犯他人，也不被他人侵犯。   而暴力信念，在其实质上，其实是认为纷争不可解决，它并不认为存在着公平的道理，一切都只能用不讲理的强权与暴力解决，它导致了一部分人可以随意侵犯别人，获得不应该属于他们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则惨遭侵犯无以救济。   当然，任何原则都有例外，非暴力也一样。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有对正当暴力的承认与保护，即当人们的正当权利遭到正在发生的暴力侵害（无论来自谁的非法暴力）时，任何人都有权以与对方所用暴力基本相当的暴力反击，就是正当防卫。严格讲，正当防卫只因其暴力的外部形态而被列入暴力范畴，其精神气质是非暴力的，而不是非暴力原则的例外。因此，正当防卫的对象不可能是与暴力侵害无关的无辜者、局外人。   为此，除非正当防卫，绝不使用暴力，这应该是任何一个社会走向善治的必由之路。通常，人民要做到这些并不难，有权甚至垄断了合法暴力的政府公权力不滥用暴力才困难。   公权力使用暴力，本应有制度约束。通常，在穷尽了一切正当合理的手段之后，人民依然不讲理，这个时候才应该是公权力动用强力的时候。如果掌权者动辄滥施权威，以暴力机器对付人民，或者为了攫取伪装成“公共利益”的私利，动用公权暴力机器掠夺人民财产、剥夺人身自由，尤其是原本应当救济权利的司法机关无法实现其公正救济的功能时，这样的暴力行为就是罔顾民权、践踏公义，就破坏了社会稳定赖于存在的基本道义，破坏了合理使用暴力的规则，而沦为强权的、非正义的、不讲理的暴力。   当这些现象普遍发生时，就会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示范效应，一则示范其他公权力，二则示范人民，使得公权力认为可以对人民胡作非为，使得人民认为公权力就是人民之敌。于是，人民针对公权力的仇恨也会转化为对一切公务人员的憎恨，仇官心理就是沿着这样的逻辑最终夯实的。   对暴力性社会生态的反思，绝不仅限于政府公权力，人民同样需要反思，毕竟每个社会治理之善恶取决于全社会的作为，而不仅限于公权力。被炸弹莫名屠杀的税务官员和被屠刀砍杀的儿童，具有同等的生命价值，没有对生命一视同仁的敬畏，一旦打开非理性暴力的闸门，和平解决社会纠纷的希望将更渺渺无期。   离开非暴力的和平精神，社会将面临什么？   2010年8月5日於追遠堂  

  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约瑟夫.布罗茨基   雲邊居士按：     本文发表于本期《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8月30日）专栏。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 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 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   诗与帝国   萧瀚   问：（法官萨维里耶娃，下同）：您从事什么工作？   答：（诗人布罗茨基，下同）：我写诗。我搞翻译。我认为……   问：不要什么“我认为”。老实站好！不要靠墙！眼睛看着法庭！老实回答法庭提出的问题！……你有固定工作吗？   答：我想，这就是我的固定工作。   问：请准确地回答！   答：我写诗！我想，这些诗会发表出来的。我认为……   问：我们对“我认为”不感兴趣。请您回答，您为什么不工作？   答：我工作。我写诗。   问：您的职业是什么？   答：诗人。诗歌译者。   问：是谁承认您是诗人的？是谁把您列入诗人行列的？   答：没有人。（并非挑衅地）那么是谁把我列为人类的呢？   问：那您学过这个吗？   答：什么？   问：学过怎样成为诗人吗？您没有上过大学，那里培养……那里教出……   答：我不认为诗人是教育出来的。   问：那是怎么出来的？   答：我想，这……（慌乱地）来自上帝。   （引自洛谢夫《布罗茨基传》）   法官审问诗人的这段对话，世界文坛广为人知，发生于1964年2月18日苏联列宁格勒法院。5天前，不满24岁的诗人布罗茨基被捕，案由是“寄生虫”。   自有统治以来，诗与帝国的关系（本文以诗代表广义的艺术，帝国代表广义的权力）就一直龃龉难通。布罗茨基的遭遇只是更直接、赤裸地展示了权力对诗的仇视。   不独帝国本身仇视诗，一切带有帝国性质的存在，包括帝国的附庸也都仇视诗。   2500多年前，孔子就以民间身份拟行帝国之事——将古代流传下来的1000多首诗歌删削至305首，那些被他视为淫声艳乐的径遭蔑弃，他是编辑，也是书报检查官；于文明有功，于文明有罪。   稍后代的古希腊，柏拉图在《理想国》里严肃声称帝国应把诗赶出城邦，并提醒从政者提防诗人，不要赞美他们。有趣的是，《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也是个书报检查官，喜欢删除《荷马史诗》中被他视为对阿伽门农不敬的诗句。   孔子和柏拉图都注重诗的教化功能，所谓“诗教”。这本没有错，诗表现人类的审美精神，原本就属于哲学意义上的善，是人类追求幸福生活的必要成分。只是他们为了所谓的秩序，宁可放弃甚至毁灭诗，而遗忘了没有诗的秩序就是死亡。   帝国追求控制，诗追求独立；帝国追求奴役，诗追求自由；帝国追求坟墓的整齐，诗追求生命的参差。因权力组织形式以及地域时代等差异，帝国及其附庸对诗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唯有一点相同——帝国永远仇视诗，远甚于仇视思想。   伟大的诗必涵泳伟大的思想（没有人会忽视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喜剧的思想内涵），伟大的思想却未必能诗意表达；思想常常成为独断论者，而与帝国结盟，真正的诗从来只是光荣荆棘路上的踽踽独行者。   于是，诗也就无法不成为帝国及其附庸们的眼中钉，除非甘为帝国之奴。   自由传统深厚的欧洲历史上，宫廷艺术家虽也比比皆是，但江山代有才人出、独自行吟的传统倔强地挺拔着。一个典型代表是拜伦，1816年，因上流社会厌恨而出走英伦的诗人说：“不是我配不上英国，就是英国配不上我。”这是英国的自由传统。即使只有半个欧洲传统的沙皇帝俄，普希金也拒绝成为弄臣，吟唱美、愛情、自由和正义；甚至极权的苏联，艾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杰斯塔姆、巴别尔、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们也都冷冷地桀骜着。   皇权传统深厚的中国，则另有一番景象，历代以诗画盛名传世者，大多因其官职，隐然独善者已是帝国最大的“胸襟”、极限的“宽容”。阮籍以大醉60天婉拒司马家族联姻，陶渊明以“田园将芜胡不归？”挂印归田，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并不以诗人身份自矜，却撒娇地冒犯，媚顺地称臣，巧妙地自贬又自负。至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诗人附庸帝国而自我阉割，滔滔者天下皆是，不遑例举。   然而，真正的诗总是骄傲的，正如张枣生前的口头禅：“我叫张枣，是一个诗人。”布罗茨基更是用终生的诗作与行迹阐释了诗的这一天然骄傲，“诗人”一个词就回答了法官几乎所有问题，不喜欢人们谈论他遭迫害，甚至参加世界诺奖获得者聚会时，拒绝跟其他人一同起立向瑞典国王致敬。   无论中西，帝国依然以诗为敌。帝国深知，唯有征服诗，才是对自由最彻底的征服；而诗没有敌人，自由而凛凛然无恨，这是诗的尊严。   2010 年 7 月 12 日於追遠堂  

  二十世纪哲学界的西西弗斯：加缪 枕席燕语之九：   奉生命之名   萧瀚   其实，老男人和小美女一直都还在聊，白天黑夜都在聊，只是老男人手懒，没有都顺手记下来，记性又很差，写日记记流水帐都要小美女帮忙。不过，既然好久没写枕席燕语了，今天来了兴致，不妨成文，免得日久连老男人自己都忘了这个系列。   老男人（点“开始”键，关机）洗澡、刷牙，关灯，抱老婆。   小美女（有点吃惊）：今天这么好啊，这么早就上床陪我说话，有点不习惯了。   老男人：难道我在你眼里已经差到这地步，早点上床就感激得涕零要用纸巾？   小美女：那还用说，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唉，我不计较了。   老男人：嗯，我也不计较了。   小美女：啊，你还好意思计较……   ……   老男人：热不热？要开空调吗？   小美女：你不是讨厌空调吗？真倒霉，吹个空调都要看你眼色行事，我怎么会堕落得失去那么多自由。   老男人：我不也是。现在我都没有可失去的自由了，用马克思同学的话说，我现在唯一能失去的是锁链，问题是我也得不到整个世界，至少得不到整个世界的美女。   小美女：你是不是特别希望失去我啊，自由对你那么重要，我很理解的呀。   老男人：嗯，挺希望失去你的，算了，婚姻有婚姻的好，婚姻有婚姻的烦，单身有单身的自由，也有单身的烦。   小美女：反正你什么都想要，你是个贪婪的家伙。   老男人：是啊，想要自由，还想要亲密，太贪了。我突然理解了海明威、川端康成那样活腻了自杀的心理。   小美女：我从来都理解的，生命本身没多少意义，要不是父母，还有你，我可能早自杀了。   老男人：是啊，自杀也是要资格的，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自杀，至少现在，你没资格，我也没资格。但是到七老八十，可能就有资格了。   小美女：如果以后我自杀了，你不许怪我。   老男人：当然要怪你，上次就跟你说过了，你自杀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到会不会导致别人冤枉我，所以要先写一个遗书，再把你最要好的朋友喊来见证，至少两人以上，不许像有些人那样站在窗台上笑着跟丈夫打了声招呼就跳下去了。   小美女：真够冷血的，上次我算是亲眼目睹你的冷酷，只想着自己。   老男人：川端康成他们那种自杀，我以前是厌恶的，现在反倒向往，觉得是一种境界，赫拉巴尔，你和张辉也都认为他是自杀的，我觉得是一种勇敢，从这个角度看，苏格拉底也是一样，他也很勇敢，但他也很卑鄙，自己要死，却绑架了雅典民主来陪葬，这帮雅典人也是笨蛋，就中了他的计，他顺便还永恒了自己。   小美女：生命到底有多大意义，我经常会想到跳下去。生命的根本意义是虚无的，不过，组成生命过程的每一个小快乐我又是喜欢和热愛的。   老男人：你们文学家可能都这样的吧。你写的文章可不都是这些。   小美女：我算什么文学家。我就写这些，你会不会觉得好无聊啊。   老男人：可能生命本身是无聊的，但有了艺术——就不无聊了，至少没那么无聊了。   小美女：凯尔泰斯写集中营，写出了许多那种生活、那种生命状态下的小快乐，那些快乐也是真实的。每个人都能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这些小快乐，不然就没多少能活下来。   老男人：你是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我有时候会想，要是自己过得跟谁谁谁一样说不定就会自杀，其实那种想法是错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们无权去给别人规划，无权去替别人判断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只要他们的生活没有妨碍别人的生活——问题在于，许多人以干涉别人的生活为乐也是事实。   小美女：对于女人来说，可能有了孩子，就不那么容易自杀了。满足了母性这种天性，往往为了孩子也会活下去，尽可能好好地活着。   老男人：这倒是的。撇开任何其他外在因素，看待自杀，其实是个审美问题，也是个自由问题。对于热愛自由的人来说，亲自决定自己的生死是自由的极限体验。   小美女：自杀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美感，对热愛自由的人来说，很对胃口。它神秘，让人产生好奇心。   老男人：那你也不能瞎好奇，我也很好奇，想过很多方法，想实验一下死亡恐惧，以前楚望台跟我说过一种方法，把人绑在一把椅子上，头上盖块毛巾，遮住眼睛，拿水浇，据说就能体验死亡的恐惧。还想到过一种方法，上吊，半分钟之内放下来。我以前学过法医学，研究过各种自杀，常规自杀里面，上吊是成功率最高，痛苦最少的死亡方式。   小美女：对死亡的这种好奇心，是人的本能，弗洛伊德理论中有死本能一说，尝试想像各种死亡方式，也属于这种本能。   老男人：我虽然想过这些自杀方式，尤其像上吊，很想找个人配合，但发现这时候很难信任别人，怕别人救助不力、不及时就会出意外，真的死了。   小美女：到老年自杀确实很有诱惑力，那时候，人生基本上都经历了一遍，每天或许只是重复机械的生活本身，想象力、创造力所需要的体能跟不上了，觉得生命质量低下，厌世感上升，同时，又渴望体验一种全新的自由，结束自己的生命，以获得真正的生命——自由。   老男人：你倒是越来越哲学了，越来越有自杀的潜质。   小美女：我本来就有这方面潜质，不说了吗，只是没有资格才没有自杀。   老男人：像你们都很严肃地考虑过自杀，还谋划过，我没有特别严肃地思考过自杀——或者说，特别严肃地思考过作为追寻生命意义的自杀问题，但没有想过自己真的去做。   小美女：说明你比我快乐，我更悲观。   老男人：我骨子里悲观的，不是悲观，是绝望，但这样在日常生活中反倒是乐观的，因为底线低，没什么需要失望的，没什么事情是出人意料的。了解人性，了解人是一种没法期待的动物，就OK了。   小美女：我没你想得那么多，那么大，我只在意家人好不好，你好不好，如果你们都不需要我了，那我活着的价值也就不大。   老男人：别搞得像个殉夫的印度女人那样，我也没什么火葬现场需要你跳将进去。你那么热愛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快乐，就说明你是热愛生命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最热愛生命的人，可能恰恰也是最敢失去生命的人，至少肯定会是最不愿意苟活的人——不过，照凯尔泰斯的说法，其实苟活本身里也有无数的快乐，保罗策兰在集中营里苟活下去，却没法被营救后一直活下去，许多劫后尤太人都是自杀的。悖论一悖到底，已经没什么答案了。   小美女：幸好有死亡，要我说，死亡是上帝送给人类的最重要礼物，没有死亡，人生就没有意义，人若永生，还有什么活下去的必要？有了死亡，生命才显出其生命的价值，它本身就是生命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自杀有时候反倒是生命力的象征，至少川端康成、海明威、赫拉巴尔是这样，甚至茨威格、本雅明也是如此， 生命的尊严不在于活下去，而在于怎样活下去；生命的尊严也不在于极力避免死亡，而在于怎样接受死亡，甚至主动选择它。 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经历，说的其实也是一个生命力问题，在他那里这句话被极致地发展为未经选择死亡的人生不值得活下去——倒是证明了加缪那句名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就是自杀。”生命本来就这样，话说回来，总是想把它搞得更明白，就陷入逻辑泥潭，其实这是个假象，生命并不遵循逻辑，这是生命的生命力所在，妄图用逻辑解决生命问题很徒劳。   老男人：好吧，反正一时都还不会自杀，那今晚先睡觉好了。   小美女：晚安，亲我一下。   老男人：好吧，亲一下，晚安。   2010年9月13日於追遠堂

这是我最喜欢的古希腊人：亚里士多德   教师节感言   萧瀚   每年教师节，都是我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惭愧的日子。   幸福，是因为我教过的许多学生给我发短信，祝福我节日快乐，表达他们对我的敬意；惭愧，也是因为这敬意和祝福。   两年半前我就写过文章，表示过这种愧疚，现在依然愧疚，而且是一种加深了的愧疚：我对学生远不如他们对我好。   我是不是适合做教师？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作为教师，我做了些什么？也是我经常自问的。   其实，我的性格里有许多因素都不适合当教师。脾气急躁，缺乏耐心，对于那些沾染上虚伪、猥琐、混乱思维的人毫无耐心，我想这样也肯定伤害过一些同学的。至于有些情况，则另说，例如讲课时曾得罪过一位毛粉学生，遭到他在网上的痛骂，其实我是深以为荣的，一切毛粉痛骂我，都能让我感到存在的价值——毕竟智商平平的我，并没有什么创造性思想值得人重视，这个时代我或许还能有点价值，无非因为我还有点常识——至多也就这么点价值了。另外，在中国教育环境下成长，怎么着也染上点暴君心态，并没有我希望自己做到的那样具有民主精神——虽然我确实已经很努力地在改变这种状态。   我也很自私，并不愿意过多地将时间花在学生身上，看到这句话同学们也许会很失望，很伤心，但我宁愿说出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虽然不堪，总比换取虚幻的美名好一些。对我来讲，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在课堂上自言自语，有人听当然好，要是有人跟我辩论，那就更好，我是个好胜的人——虽然好胜心并不特别强烈。而且，我有一点可能还是适合当教师的，就是服理，不管谁，只要能在道理上说服我，都会尊敬他们，没有特别强的面子心态，最多无非固执一些，不喜欢蝇营狗苟，不喜欢为斗米放弃一些想明白了的道理。   我知道做老师应该对学生一视同仁，如果偏心，可能会对一些学生造成很大的伤害。可是，对有些学生我是偏愛的——虽然并不会因此而给他们不良的成绩加分，对有些学生是厌恶的——虽然我并没有当众表现出来，但我心里知道不喜欢他们。比如对大学生里的毛粉，我是绝对喜欢不起来的，并且厌恶，15岁以上的毛粉在我看来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不能想象一个正常人会崇拜希特勒，这已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最低的底线。有些人说，这是愚民教育的结果，我承认这点，但人的尊严在于自己寻找真理，而不是躺在大通铺上被喂给真理。 在当今这样资讯发达的时代，愚民教育不能再作为常识无知的借口。 对我来讲，一个大学生是不是成绩很好，并不重要，但他们如何看待毛泽东，我却极为看重，因为那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生应该知道的基本常识，而是任何一个人应该明白的基本常识，到了大学阶段都不明白这基本道理，那就根本不配读大学——而在法科大学里，更是无法容忍的——当然，最不该被容忍的应该是毛粉教师。   作为一个长期对宪政问题感兴趣的人，我不得不说，中国没有未来，除非彻底清除毛泽东遗毒，而这在共产党中国是不可能的，因为牠是这个党的图腾。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作为教师，其实宣讲常识、培养公民的责任和难度都远远大于法治国家，因为还有无数的教师、学校管理者、学生都严重缺乏自由精神和公民意识。我参与了这项事业，现在被中止上讲台，不清楚何时复课，更不清楚复课以后能否做得比原来好一些。   在这一切尚未到来之际，我唯一能做的无非是一如既往地读书，思考、写作，但停笔闲暇之际，我似乎已经远远地看到毛粉团呼啸而来，也许，他们会开启一个新的地狱时代。   只是，无论如何，想起过往7年的法大学生，想起课堂上的争论与课后或郊游或沙龙的聚会，我都觉得做个老师是多么幸福的事，又是多么惆怅的事——这份职业总是让我自惭形秽，因为即使我努力一辈子、辛勤工作一辈子，也未必配得上它给我的荣耀与幸福。   除了说一声谢谢同学们，还得说一句，对不起，曾有许多我本该做好而没有做好的工作，但愿将来我能做得好一些。   2010年9月10日於追遠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