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香港独立媒体 | “乌有之乡”与“重庆模式”:对一群“毛左”与“中左”的观察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1)  | 标签: 中国 , 乌有之乡 , 重庆模式 , 叶荫聪 文:叶荫聪 有留意中国大陆思想界及政界的朋友,当然会知道“乌有之乡”这个毛左网站,甚至一些香港立场偏左的文章,例如批评中国劳工状况或农民惩地问题等,只要不涉及直接批评中共的,也有机会被收入该网站。最近,随着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和原副市长王立军被免职(3月15日),“乌有之乡”被关闭了两次(最近一次是4月6日),至今还无法回复正常运作,其他毛左网站也有类似遭遇。此事虽已获得海外媒体相当的报导,可是,事件掀出国内“毛左”知识界与政治派系的关系,却较少深入介绍,值得在这里跟记下一笔。 “乌有之乡”的内部矛盾 “乌有之乡”被关后,国内外媒体出现了网站内部派系冲突的消息。在薄王事件发生后,最早有关报导应该是3月29日《时代周报》对“乌有之乡”最期成员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他自称是“创始人”)的访问,文章开首便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封掉乌有之乡,把张宏良送进监狱”。可是,即日杨帆在自己的博客上否认曾这样说,并对记者作出批评。无论是杨帆说谎,还是《时代周报》要借杨帆之名打击毛左阵营,都说明了一个事实,有人要藉薄熙来倒台,打击“乌有之乡”,打击也不只是关网站那样简单。 杨帆后来接受《法治周末》的采访,这似乎比较接近他自己的公开说法。在访问中,他诉说了自己跟毛左的关系,道出了“乌有之乡”的思想背景。他认为,网站成立之前有9年的“思想斗争”是“乌有之乡”的成立背景,他形容自己与社科院的左大培等是“非主流经济学家”,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辩论。他们支持政府在改革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反对国有企业私有化,反对人民币贬值,支持宏观调控(他特别提及1994年支持朱镕基)及扶植国家策略性产业。这里说明了两点,第一,杨帆把自己定位在类似政府智囊角色,或视自己的研究及意见的目的为直接影响政府政策,这在中国大陆很普遍,甚至是比较异见的自由派也会有这种位置与姿态;第二,杨帆自命为少数派,对抗官方的主流派观点,抗衡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市场改革,以及反对全盘拥抱全球化发展模式的想法。 杨帆所说的这段歷史,与“乌有之乡”于2003年成立(不久之前还成立了书社)的关系如何?杨帆所说的“思想和人脉”具体如何促成网站,以至如何继续影响,外人似乎不容易确定。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网站的创办人韩德强,也是其中一位“非主流经济学家”,大概便是杨帆的“思想和人脉”代表,他当年为人熟悉,正是因为他的文章及书讨论中国入世面临的问题与危机,是反对中国入世的学者。 杨帆进一步说,他们跟后来的毛左,或他所说的“极左”是不同的,他属于“中左”,即没有那些毛左那么极端。杨说,两者不同的地方有两个,第一,他不赞同为文化大革命翻案,第二,他不赞成以阶级斗争的理论来理解以至否定三十年改革。杨说,由2006年开始,由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所带领“极左”派,渐渐取得了网站的领导权,令他自己被边缘化了。 由2004年开始担任“乌有之乡”站长的范景刚则反驳,认为杨帆所说背离事实。他指出,杨帆不是甚么创始人,只是其中一位成员。而且,也不存在夺权问题。他认为,张宏良之所以在近几年受欢迎,是因为他文字浅白易懂,立场又切中时下关心的国家问题。更有趣的是,范景刚也来争夺“中左”之名,他说,“乌有之乡”早期有不少“极左”文章,主张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推翻现政权(他对“极左”的界定不同,也更特定),但是,自2006年后,这类文章被清理,2008年又整顿,这类“极左”文章不再出现,所以,“乌有之乡”是“中左”。 分歧与重庆模式 要厘清他们的关系,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在所谓“中左”与“极左”里造文章,也会流于各种理论标签的分野。我以为,用薄熙来及所谓“重庆模式”来理解他们,可能可以帮助看出一些有趣的东西。 其实,这几年,张宏良与杨帆均对“重庆模式”,而且都聚焦在薄熙来身上,他们似乎都想在这颗近年冒起的政治明星身上大造文章。说得难听,是藉此帮助自己的名声以至体制内的仕途,说得好听,是希望体制多接受自己的改革(改良或革命)方案与政治路线。其实,可以理解为两者兼有,因为,在现实中很难把这两种企图切开来看。 为简单起见,不妨就以两人作比较,看一下环绕着“乌有之乡”的知识群体之间的张力。 张宏良在传统学术圈中名气不大,杨帆与韩德强都要比他有名气;张宏良出版过的专著也很少,但却透过“乌有之乡”及当中的毛左圈中声名大鹊,大谈重庆模式,粉丝不少。杨帆在大陆学界相对有地位,出版过不少经济学研究及分析,可是,他在互联网上的名声不及张,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去年跟重庆党校教授苏伟出版过《重庆模式》一书。 我阅读过相关材料后,我会这样看他们:杨帆尝试把自己所谓“非主流”观点,以及对“重庆模式”与薄熙来的表扬,更安稳地接合在官方理论之中,可以称之为“软着陆”。张宏良则是一个小宗派,多一点硬干味道,或更具政治野心,似乎只有薄及其身边的人能青云直上,这个宗派才有可能获得更大合法性(网上更有人说张想染指党政干部位置)。张以及他的同志可能跟党内某些人关系紧密,但是,他们基本上在传统体制之外,即党的官方理论系统及学术体系之外,利用互联网及民间空间(他们的红色文化大讲堂、讲座、纪念毛泽东活动等等),既为薄熙来摇旗吶喊,也确立自身的理论,不过,他们的说法处处与北京当权派有较严重冲突。 杨帆与苏伟论述“重庆模式”则不同,除了是用较为学术理论语言,来为重庆的公租房、地票制度、城乡统筹、公有制主体等政策合理化外,他们在处理它与中国过去三十年改革的关系上,显得相当小心翼翼。用他们的话来说,是“既有继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进的一条路子”(页11),换言之,他不否定这三十年所形成的所谓“效率模式”,不过,他们强调“重庆模式”代表的“民生模式”较能切合今天的问题。简言之,他们尝试不过于把争论推上政治纲领,走一条“非意识形态斗争”的路线。同时,2011年初《重庆模式》出版之时或较早前,杨帆似乎已觉得自己的论述要与他眼中的“极左派”区别,他补充了不少他认为重庆不足的地方,例如强调民主法治要加强。同时,他也参与及主持了不少所谓“超越左右”的会议,例如,2011年12月23日有一个他主持的座谈会,名称为“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讲者有张木生与萧功秦,前者近年鼓吹新民主主义,与体制内关系密切(例如刘源将军),后者自称“保守主义”,另一名讲者甚至是著名异见自由派知识份子陈子明。 可是,以张宏良为首的“乌有之乡”(大概是近几年的状况)则采取“意识形态斗争”路线,派性也强。要理解他们如何把“重庆模式”扣连上他们的斗争路线,需要对他们毛左的理论有一个基本的了解。首先,张等人以一个小宗派形式示人,自称是“毛派共产党人”,对三十年改革视为“改革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尤其是沿海地区(所谓“广东模式”),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地方政府推动下,对广大工人农民实行右派专政。他们这方面的政治经济批判,与海外一些关心劳工的左翼人士可能分别不大。不过,有两点是他们独有的。第一,他们认为,共产党的问题不在于其政治领导本身,而是意识形态领导被右翼把持,即所谓“中国政治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领导地位的歷史分离”。第二,这些右翼包含的有很多,包括支持市场改革与经济全球化,提倡西式民主法治改革,否定文革反对毛泽东的,不管是经济学家茅于轼还是退休老干部李锐,通通视为“汉奸”或“带路党”(为帝国主义带路入侵中国)。在2011年12月底,在“乌有之乡”以及其他毛左网站,甚至有“评选‘当代中国十大汉奸’”的活动,2012年2月左右,更有上书人大常委会,要求制定《反汉奸法》,参与的人相信也包括“乌有之乡”的毛派(此亦为反对“极左”人士指为恢复文革的证据)。 而“重庆模式”在他们眼中是一个例外,其意义也很重要,因为,既然中共在改革中都走资了,为何还要拥护它?薄的“重庆模式”有别于走资派,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内部还有自我更新能力,能复兴社会主义,也证明共产党政治领导与意识形态领导的确有其差别,所以才能开出以“民生”为本,以社会财富分配为本的发展。同时,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回复了党群一体化,而不是邓小平以来的党官一体化,或用张的另一种说法:是用群众维稳模式取代军警维稳模式。事实上,读着张宏良的文字,你会看到不少离经叛道的地方,同时,又看到他们如何尝试勉强接合官方理论,例如,他说不能“不折腾”,但又支持维稳,不过,要实现党群一体化的维稳模式(是否就是批评者说的“民粹主义”?),而不是军警维稳。他批评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却又说关注民生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小结 张宏良等的小宗派,与党中央官方理论格格不入,不强调承继,却处处企图抢夺诠释权(或国内流行用的“话语权”)。随着薄的下台,以及“乌有之乡”网站被关,小宗派相信会消声匿迹一段日子,不过,张宏良、韩德强等个人似乎没有被太大地打击,张的博客被短暂关闭后仍在运作,虽然要删去“薄熙来”这个名字。而一些伺服器可能在海外的如“西奴揭秘@进步社会网”(http://xinu.jinbushe.org/)仍然运作,薄去后,以更反体制的姿态狠批党中央。 较温和的官方左派环绕重庆模式的论述,似乎更不会就这样消失,因为,杨帆似乎还活跃,虽然,他跟其他温和派也犯了吹捧薄熙来的政治“错误”,但是,他们似乎很早便要与张的小宗派保持距离,去年下半年更开始尝试“非宗派化”(所谓“非意识形态化”),结合其他较中立以至自由派人士。故此,小宗派的没落,可以读成对这些官方左派的打击,也可以说成是对温和官方左派的胜利。毕竟,“重庆模式”的民生政策,以至它打击部份既得利益集团的举动,获得不少民众支持,因此,“重庆模式”以更“非意识形态”(即非宗派)形象示人(前阵子温铁军在香港岭南大学介绍重庆经验,也强调“非意识形态”,他跟人民大学的师生也出版了《重庆新事》一书),也许会有更大的意识形态作用,是更值得注意的现象。 参考资料 转载:上书人大,制定《反汉奸法》势在必行! 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436301.shtml 张宏良:团结起来,为复兴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在纪念毛主席诞辰118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b12a6df01013isn.html 张宏良:重庆模式成败与中国政治前景﹣﹣江南红色大讲堂讲座大纲(张宏良虽称为2011年春夏之交所写,但观乎内文,似乎是薄出事后写的) http://blog.cnfol.com/zhanghongliang/article/1331947402-57720494.html 杨帆: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中国模式与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sxpl/pl/article_2011123151282.html 萧功秦:超越左右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3/51354.html 陈子明:从包装策略和宪政秩序生成的视角看重庆模式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04/51396.html 张木生:关于重庆模式的几句大实话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dfzl/2012/0110/51744.html 我在2011年是如何批判极左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ys4.html “乌有之乡”分崩 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3-29/123092.html 乌有之乡要为四人帮平反被查处(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ag&Path=385874171/11ag4.cfm 杨帆主持的第二次重庆模式讨论会:继续发言讨论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4fdc430102dwje.html 杨帆: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dlpl/szpl/2012/0406/article_57018.html 乌有之乡从中左走向极左 http://www.legalweekly.cn/content.jsp?id=171628&lm=%25E6%2596%2587%25E5%258C%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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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陈柏峰:中国农村的市场化发展与中间阶层:赣南车头镇调查 进入专题 : 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 陈柏峰       【内容提要】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间阶层是社会的稳定器。赣南车头镇的调研经验表明,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的中国背景来对此加以认识。2000年后车头镇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并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脐橙产业链,这影响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力配置,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绝大多数农民从脐橙种植及乡村市场化发展中受益,并形成了占主体地位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村中间阶层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是中国高速发展中农村社会保持稳定的基础。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政府应当保障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     【关键词】农村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一、文献梳理与问题意识          近十年来,中产阶级一直是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并形成了有广泛影响力的所谓“中产阶级理论”。中产阶级理论认为,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能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因为中产阶级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制度安排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当中产阶级人群不够庞大时,社会就缺乏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社会阶层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下层阶级的高比例容易导致社会不稳定,因为他们的社会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较强。     马克思(Karl Marx)很早以前就意识到了中产阶级(即中间等级,middle class)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其中大多数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①马克思对中间等级的划分,主要根据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包括小工业家、小商人、小食利者、富农、小自由农、医生、律师、牧师、学者和为数尚不多的管理者,他们被当代学者称为“旧中产阶级”。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发展,小企业不断破产,庞大的垄断公司逐渐兴起,并开始大量雇佣“白领”从事行政、管理、销售、技术和财务工作,而股份制也使企业的管理层与所有者逐渐分离,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群体。这个时期,“旧中产阶级”的规模日渐缩小。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认为,应该将公务员、技术雇员、管理者、办公室职员和销售人员等薪金雇员阶层视为“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的兴起弥补了旧中产阶级衰落带来的问题,结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稳定。②从历史现实来看,薪金雇员(尤其是其中的技术人员和商业雇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占据着“中间位置”,他们使得阶级斗争得以缓和。二战以后,科技革命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多,中产阶级队伍迅速扩大起来,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导群体。在此背景下,有关中产阶级的研究层出不穷。例如,米尔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著作《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就详细描述了新中产阶级的成长过程,认为现代中产阶级的兴起,先是缓和了资本与劳动的矛盾,继而形成占社会最大多数的中间阶层,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形态。③     “中产阶级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器”,这一中产阶级理论逐渐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理由有几个方面。第一,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对社会主流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是既定社会秩序的坚定维护者。他们持有较为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第二,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级是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缓冲层,他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沟通,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第三,在社会关系上,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基础;第四,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是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他们有稳定的收入,因此有平稳的消费,可以造就庞大的消费市场,为经济稳定提供了基础。     当前中国,很多学者接受了上述中产阶级理论,希望国家政策能够推动中产阶级的发育和扩大,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陆学艺等人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橄榄型”社会结构视为现代化的社会阶层结构,并期望政策推动中国社会结构稳步向这一方向推进。④     目前对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最为可靠的分析是“倒丁字形结构”论。它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进行测量,认为中国的总体社会结构既不是“橄榄型”,也不是“金字塔型”,而是 “倒丁字型”。中国存在一个巨大的处在很低社会经济地位上的群体,该群体内部的分值是一致的,在形状上类似于倒过来的汉字“丁”字的一横,它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其中的91.2%是从事农田耕作的农民。丁字型的一竖代表一个很长的直柱型群体,该直柱型群体是由一系列处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上的阶层构成。⑤处于中间阶层的有4个社会集团,一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二是所谓的“新中产阶层”,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大多就职于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中;三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四是一部分的个体、私营经营者,包括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⑥     社会结构分层的权威研究表明,中国并未形成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然而,中国社会却保持着高度的稳定。这个社会拥有巨大的底层人口,仅有数量不多的中间阶层,数十年来一直维系着高速发展态势,人口流动规模是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和历史时期都无法比拟的,进行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经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向经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猛烈转变。经历了现代性巨变,没有产生数量庞大的中产阶级,社会却保持了高度的稳定,这是否意味着“中产阶级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贺雪峰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发动机在城市,而中国发展的稳定器与蓄水池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现实的基础上,以城乡统筹为基础,实现城乡良性互动,可以打造中国现代化的基础。⑦温铁军、李昌平等学者也持有相同的观点。⑧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高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很多社会矛盾被转移到农村,并大体上得到了有效化解,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当我们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时,是否就意味着对“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理论构成了有力或成功的挑战?     黄宗智认为,中国的社会形态不应简单套用“中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美国模式来理解,也不应等同于“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的古典马克思主义模式。中国的社会实际与两大模式的关键差别在于其小资产阶级。“旧”的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今天仍然占据中国社会从业人员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资产阶级,亦即“白领阶层”/“中产阶级”,在经济收入上确实远高于“旧”小资产阶级,但他们只占中国社会的较小比例。从经济收入来考虑,中国的“中间阶层”人口非常少;但从政治意义上考虑,中国社会存在由“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工商个体户)为主、“新”小资产阶级(“白领阶层”)为次的相当庞大的“中间阶层”。这是一种“悖论的社会形态”。⑨农民在政治上属于“中间阶层”,但在经济上仍然属于社会底层。黄宗智的“悖论社会形态论”提醒我们不能在中国经验背景下机械地理解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他从另外一个角度隐含地肯定了“中产阶级(中间阶层)是社会稳定器”这一西方经验和命题,且更多是从“阶级立场”而不是社会结构展开分析的。     我们可以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进行农村的在地结构化理解。虽然农民(农民工)在整个经济社会分化结构中处于下层,但他们的比较对象往往不是城里人,不是其工作城市的市民,而是老家村庄熟人社会的邻里亲戚。他们外出务工常常并不是为了能够实现城市化,而是为了在老家村庄中获得面子和认可。农民工在城市获得相对老家农村很高的收入,他们不仅改善了生活状态,还大大提高了在村庄中的声望和地位。村庄熟人社会是生产价值的场所,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地,而进城务工只是提升村庄生活的手段。正是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城市问题被转移并消化在农村,城乡二元结构因此是中国社会的稳定器。     当然,我们也不能将村庄的价值生产过于浪漫化,而忽视了对乡村社会的现实分析。随着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嵌入,村庄熟人社会的价值生产能力不断弱化,同时一些农村地区的农民经济分化不断加剧。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流动进一步加速,大量农民进城,将农地完全流转出去,而不再兼业,完全脱离土地的非农就业进一步增加,农村社会中出现了强有力的脱农离农趋势。这种情形下,农村还能充当中国社会的稳定器吗?当农村也出现了阶层分化趋势,其维护社会稳定的运作机理是怎样的?     2011年7~8月,笔者带领一支20多人的调研小组在赣南某县调研,其中有12人在车头镇调研。下面将从这次调研所获得的材料展开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对车头镇的农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2000年开始的脐橙种植激发了当地农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影响了农民的家计安排,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市场化发展。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农民从中受益,并形成了一个占主体地位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发展脐橙产业的主体,也是既有土地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坚定支持者。保障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甚至在制度上扩大这个阶层的利益,是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的背景下,维护并扩大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能够为农村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脐橙种植的推广与产业链市场的形成          车头镇辖车头居委会和车头村、三排村、龙头村、龙竹村、官溪村、南屏村等6个行政村,总人口1.93万人,共4635户,区域面积147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仅9332亩,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农业镇。调研团队分为3个小组,在车头、龙头、三排3个村庄中展开调研。笔者所重点调研的车头村,由黄陂、兴地、原车头等5个行政村于2006年合并而成,目前被分为7个社区:圩镇社区、黄陂社区、东村社区、长沙口社区、黄魏屋社区、莲花岩社区和下廖屋社区。合并后的车头村共有7000多人,小组大多都是单姓的自然村落。     受制于自然生态条件,车头村的人均耕地非常少,每个村民小组的人均耕地在0.3~0.5亩之间,仅有的耕地用以密集地种植水稻,耕地产出仅能满足口粮之用。细碎的耕地难以实行规模化的机械耕作,因此直到现在农业仍然是高强度的手工劳作。稀缺的土地资源约束着当地的农业发展,而在土地规模限制之下,农民早已“穷则思变”,尝试种植西瓜、蔬菜等经济作物,但能够成功经营的并不多。政府也不断“带民致富”甚至“逼民致富”,尝试规模种植多种特色经济作物。     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源于县政府的大力推介。2000年,县委县政府实行“15843工程”,大力号召农民种植脐橙,设想1户农民种植5亩脐橙树,8年以后可以产4万斤脐橙,有3万元左右的收益。为了带动农民种植脐橙,县委县政府强制要求县乡村干部带头种植,每位干部根据不同级别必须种植一定田亩的脐橙。一个乡镇干部回忆说:“县长在动员大会上讲,领导干部都必须回老家种脐橙,什么时候完成任务,什么时候回来上班!”在层层任务分解的压力型体制下,村委会干部、村民小组长也被安排了脐橙种植的硬性任务。县乡政府为首批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园地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尽管如此,没有见到利润的农民大多还是“按兵不动”,县乡村干部成为第一批脐橙种植户。脐橙种植5年后开始有收成,2004年挂果的脐橙投放市场,恰逢市场行情较好,第一批种植户立即获得了较高的收益。看到收益的农民2005年便开始大规模种植,至今当地脐橙产业一直呈现出狂飙猛进的发展态势。当地“三百山脐橙”、“赣南脐橙”的品牌已经在全国市场占据了相当的份额。     脐橙产业发展给车头镇带来巨大变迁,使当地原本用途不大的山林得到了充分利用,为村庄农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活力。脐橙种植所形成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搅动了整个农村经济格局,将村庄直接纳入了市场经济体系。围绕着脐橙的产业链市场主要包括劳动力市场、农资市场、销售市场、加工市场。     (一)劳动力市场     脐橙产业所具有的劳动密集特征吸纳了村庄部分劳动力。依靠土地种植粮食的农业格局所能容纳的劳动力是有限的,种植木材的山林只需要不定期的极少量劳动力。因此,在脐橙产业兴起之前,当地中青年农民大多外出打工,老年人和妇女在农业耕作之余也有大量的剩余时间。脐橙产业兴起之后,不但老年人和妇女实现了更加充分的就业,一些青壮年劳动力也被吸纳回乡。脐橙产业的劳动力市场属于乡村社区型的,即劳动力在村内或乡镇范围内配置。不同家庭种植脐橙的起步有早晚,规模有大小,因此劳动力需求就有不同的结构。在脐橙种植的最初两三年之内,家庭劳动也许能够应付所需劳动,但到脐橙挂果之后就会出现困难;种植脐橙较多的农户平时尚能应付,到忙时就会出现劳动力不足。这样,乡村范围内围绕脐橙种植就形成了劳动力市场。     在车头村调查,感觉当地农民非常忙,妇女、老人都在不停地干活。“忙”说明本地有很多劳动,而这正是脐橙产业的发展所带来的。村里有一些脐橙种植园由老板所有,雇用他人管理,管理人招募村里农民进行具体劳动。黄陂社区有位外来老板承包山林种植脐橙,规模达到5000株(100亩);黄魏屋社区一个自然村的全部山林都被外来老板承包,都需要雇佣本地农民劳动。村里的种植大户也经常有无法完成的活计,需要雇人。除草、施肥、打药、摘果等活计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种植100株脐橙(2亩),一个健壮劳动力就能有效管理。如果夫妇两人都在家,就可以有1个剩余劳动力出去打零工,这样就保证了村里有充分的劳动力供给。乡村劳动力市场的活跃分子是妇女。根据劳动强度不同,她们的日工资在40~70元之间,虽然远低于当地男性劳动力的工资,但可以照顾家里,她们已经心满意足。由于妇女外出打工,老年人就得操持家务,他们因此也变得“忙”起来。     (二)农资市场     脐橙种植需要大量的化肥、农药的投入。脐橙产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当地农资市场的繁荣。脐橙在树苗成长期和挂果期,都需要连续的化肥投入,车头镇的农资店铺在几年内迅速增加。车头村是车头镇的中心村,圩镇街头就有多家农资店。村支书就在自家楼下的门面房开了家农资店,他还是镇农技站站长,在农资、农技方面有广泛的人脉关系。黄陂社区的林祥寿从在县城开农资店的小舅子那里进化肥,他家也成为社区的化肥销售点。车头镇几乎每个社区都有农资零售店,村民不出村就可以买到化肥。农资店主也几乎不用担心销售问题,因为当地村庄几乎都是单姓的宗族型自然村,每个农资店都有固定的覆盖空间。普通化肥店主从上级经销商手中进货,每袋加价20元出售,各家店的化肥价格相差不会太大。熟人社会中村民习惯赊购,到了秋天收获果实后才结清账款,这需要农资店主有足够的运转资金。     (三)销售市场     在产业链条中,农户获得的是脐橙种植的利润,销售与加工环节利润更加丰厚,但普通种植户难以分享。村民种植脐橙不太可能自己销售,他们难以获知市场信息,也难以承担市场风险。专业的经纪人、商贩构成了销售网络。车头村每个社区都有几个经纪人和商贩,全村30个村民组几乎都有经纪人。经纪人一般是村里农民,或与村庄有渊源的生意人,他们往往头脑比较灵活,做人又不失稳重,平时在外打工、做生意,善于把握商机。外地商贩来当地收购脐橙时,人生地不熟,经纪人就成为商贩与果农的中介,为商贩牵线搭桥,收取佣金。这种生意是季节性的,每年在脐橙成熟后一个月内可做生意。普通种植户将脐橙交售给当地的经纪人,由他们组织货源,联系更高级的商贩。经纪人赚取的是中介佣金,这种市场地位稳赚不赔。1万斤脐橙的佣金大约有500元,一般的经纪人在这一个月内可以收入万元。当地收购规模最大的经纪人,一年能有20万元的佣金收入。     车头村农民中也有不少专门的商贩,他们吸纳了本地的脐橙销售网络。还有部分农民,已经变成了专门的水果商,在本地组织货源,自己运往目的地市场销售。水果商贩收售水果,需要面对市场风险,应对价格的起落。黄魏屋社区的魏世专既是村干部,又是经营大户,自家种植了900多株脐橙。2010年脐橙市场价格高,魏世专等村民4人合伙收购脐橙,共计50万斤,装了11车,自己拉到浙江嘉兴去销售,魏世专在那边有做水果生意的熟人。脐橙的地头收购价为1.5元/斤,经过打蜡、运输,到嘉兴的终端市场,出手价格成为2.4元/斤。这一笔生意魏世专就赚了7万元。因市场行情的涨落,商品市场可能出现暴利空间。销售环节所获得的利润,自然要比生产环节利润高得多。脐橙从地头走向终端市场,中间经过的每道程序都增加了成本,但也产生了诸多利润环节。     (四)加工市场     从地头到市场,仍然以果实销售为目的的市场自然不需要太多的深加工。当地仅有的加工环节,是对脐橙进行打蜡或催熟,提高果品质量,加工的链条并不长。打蜡是对果品表面抛光、喷蜡,使得脐橙看起来色泽鲜艳;催熟是将一些未完全成熟的果实,通过化学手段催至成熟。车头村开设了多家打蜡厂,专门负责脐橙的加工和分类包装。打蜡厂分布在交通便利的圩镇附近,寻坪公路沿线就有7家。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是村支书和村主任等7个股东合伙开办的专业打蜡公司,注册资金达到了500万元,占地17亩,有专门的打蜡车间、储藏仓库,每年能加工1600万斤脐橙。公司有管理人员15人,生产期内需要雇佣本地普通工人100多名,包装工就至少需要50名,大多是本村妇女,她们的最低工资可达每月1300元。她们的工作大多不需要技术含量,只是普通的果品包装和分类。当地打蜡厂产生的劳动力需求使妇女容易找到活计,在自家脐橙收获后,立即有零工可干。一般情况下,每斤脐橙收取0.13元的打蜡费用,如果需要催熟,则需要0.23元。无论脐橙收购价、市场价如何,打蜡厂只赚取固定的打蜡费用,因此在本地货源充足的条件下,经营没有任何风险。伟亿达果业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的纯利润就达到了160万元,公司的几位股东也成为村庄中的富翁。          三、脐橙产业带动的农村市场化发展          在市场经济的宏观背景下,市场因素早已通过各种途径侵入乡村,并改造着乡村。不过,与村庄中的脐橙产业链相比,市场经济的宏观格局的影响还是相当有限。在车头镇的脐橙产业发展起来以后,村庄的生产生活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剧烈变化,得到了长足的市场化发展。这种发展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脐橙产业链市场将农民吸纳进去,改变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配置模式;二是农村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有了机会成本,这导致传统农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以及传统村庄合作模式的瓦解,农业生产和村庄生活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一)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     脐橙产业兴起之后,当地有了充足的劳动力需求市场,其中的主力是妇女。在本地的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前,妇女是几乎没有机会成本的劳动力,她们一般只能照看家庭、从事家庭农业生产,很难在县域内打工挣钱。而脐橙产业链形成之后,她们的劳动力就有了需求市场。与加工、流通环节相比,脐橙种植环节的利润空间并不大,即使在市场行情较好的年份,脐橙种植也不可能如加工、流通环节那样获得暴利。果园中的活计粗笨繁重,为了控制成本,果园主自然希望压低劳动力价格,多雇佣劳动力价格便宜的妇女,而非价格较高的男劳力。从劳动力未被定价的传统生产模式中解放出来的妇女,对不高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很满足。     车头镇的妇女吃苦耐劳、劳动力价格低廉、供给相对充分,当她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男性劳动力就几乎没有了任何优势。这样,虽然本地脐橙产业有了更多的劳动力需求,但由于昔日的边缘劳动力——妇女被充分调动起来,承担了以前没有从事过的工作,男性劳动力反而受到了排挤。在脐橙产业所带来的乡村劳动力市场中,妇女劳动力有价格低廉的优势,而男性劳动力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就只好外出寻求更好的机会。当地不想去广东打工的男性,多到邻县从事伐木的工作。一旦妇女进入乡村劳动力市场,老年人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劳作任务。在调查期间,我们发现老年人“忙”,主要是为子女家洗衣做饭、照顾孙子。在村子里经常能看到同时看管四五个小孩的老婆婆。黄陂社区林祥寿的母亲已经70多岁,她要负责照顾6个孙子。这样,很多家庭形成了一种新的家庭劳动力配置格局,即老年人从事家庭劳动,妇女主要在乡村劳动力市场打工,男性外出打工。     在乡村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前,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确实存在黄宗智所说的“过密化”问题,⑩当大家无法打工挣钱时,只好抱着“多一点是一点”的心态,将劳动力投入到农业种植中。黄宗智还认为,当前中国农村面临的是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半工半耕制度的逻辑是:人多地少的过密型农业因收入不足而迫使人们外出打工,而外出打临时工的风险又反过来迫使人们依赖家里的小规模的口粮地作为保险。农民生存理性使他们在城乡之间流动。这样,就使过密型、小规模、低报酬农业制度和恶性的临时工制度紧紧地卷在一起。11这是一种宏观上的揭示。在微观层面上,这种模式被细化为性别分工、代际分工、代际接力,12或称为“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家庭分工”模式。13     最近十多年来的农村市场化发展,使得农民家庭的生产模式发生了一些变化。在赣南农村,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使得人们改变了以往过密化的农业生产模式。打工带来的相对高收益,使得人们逐渐形成“去过密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当人们被紧紧束缚在土地上,土地是唯一的收入来源时,人们只顾充分利用劳动力,而不管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益。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人们需要考虑家庭劳动力的优化配置,努力在市场化条件下获得收益最大化。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这种模式已经开始“去过密化”。在市场化条件下,农民家庭所形成的劳动力配置模式是“男主外,女主内”、“老年人主内,年轻人主外”的层次叠加,年轻男人外出打工,年轻妇女在家打工,老人照看家务成为常态。其中既有代际分工、代际接力,也有性别分工,它是当地农民适应市场经济最有效益的方式。当然,农民家庭的这种生产模式,有着更为严重的“自我剥削”。在这种模式中,无论是男人、妇女,还是老年人都承担着比以前更多、更繁重的劳动,每个人群的劳动强度都有显著增加。     (二)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     最近一些年来,在脐橙产业的带动下,车头镇农民的生产生活也日渐市场化。这首先体现为传统的互助和合作关系的瓦解。在脐橙产业发展起来之前,虽然受市场经济大背景的影响,车头镇村民的互助和合作关系已经开始弱化,但毕竟不像今天这么彻底。那时,村民的互助仍然比较普遍,包括帮工建房子、种庄稼、收庄稼,甚至帮忙看门防盗等,村民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还可以相互照应。脐橙产业的兴起带动了当地的劳动力市场发展,村民之间的互助日趋减少。目前,大部分村民都通过市场解决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相关需求,只有个别偏远的山村还较为普遍地存在帮工现象。     很多村民都说,以前请人帮工,饭菜比平时稍好就行,而现在要吃得好,需要好烟好酒招待,伙食费用高,还不如通过市场途径解决。市场日工价妇女为40~70元,男人为100~200元,请人帮工就耽搁了别人赚钱的时间;而在过去,农活忙完后,村民就无事可做,大家也愿意帮工,为了比平时稍好的饭菜而出力。村民还说,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请人帮工,因为帮工需要还工,否则就欠了人情;但自己在外打工,别人需要帮忙时自己不一定在家,不一定有时间;如果不能还工,别人会有意见,于是就干脆不请人帮工。也有村民担心,给别人帮工,自己需要还工时对方可能不在家。     帮工的衰落客观上与社会流动相关,更与市场化条件下农民的理性算计有关。其实,帮工也是一种投资,当给人帮工时,时间就以人情的形式被储存起来,将来在需要的时候别人通过帮工来还人情,相当于自己零散的时间被储存起来,于是可以应付农忙或者办建房子这样的大事。当市场经济深入农村时,理性计算越来越盛行,人情这种储存时间的方式就日益衰竭。在村民们看来,与其把时间以人情的形式储存,还不如把时间换成工钱直接存到银行,在自己需要帮工时,用钱付工资请人。这个逻辑与斯科特(James C. Scott)描述的东南亚村庄内阶级之间合作关系的崩溃有着高度类似之处。14而在乡村劳动力市场兴起之后,劳动力有了机会收益,直接在市场中将劳动兑换为工资的想法,也有了实践的可能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对生活中的一些公共事件、公共时刻也越来越冷淡。婚丧嫁娶是村庄中的公共事件,按过去的宗族规矩,需要全族的人共同操办完成,而且应当操办得非常热闹。这些时刻,相互帮忙也是祖上留下来的规矩,不来帮忙的人就会得罪主家。而如今劳动力有了需求市场,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有事情做,有钱等着去赚。出现了婚丧嫁娶的事情,村里族里的人就会比较尴尬:按照规矩应该去帮忙,但挣钱又有十足的诱惑力。于是,一些比较守规矩的村民只好耽搁挣钱去帮忙,而不守规矩的人也就不去帮忙。办事主家此时也比较为难,请人帮忙就耽误别人挣钱的时间,不请红白喜事又不热闹。更多的人愿意“省事”。正是在这种农民心态下,一些新型的职业应运而生,它们专为农民的生产生活提供市场化服务。     原本需要全村帮忙的红白喜事,现在主家也不愿意“麻烦”人,不再请人在家里做饭,直接到镇上的餐馆包餐,或者将专业的餐饮服务队请到家里来。餐饮服务队按饭菜量收费,对于主家而言,这真是省心的捷径。农村还出现了专业的丧葬服务队,专门帮农民看日子、打坟、下葬。过去由农民帮工合作完成的公共事情,如今各种专业的服务人员都能解决,而且看起来事情解决得似乎更好,因为这些人员更专业。重要的是,办事的主家从此省心省事,不需要因耽误村民挣钱而不安,也不用因此而欠人情,不欠人情也就不用还人情。没有了帮工的人情负担,农民再也不用受村里各种公共事务的拖累,可以专心致志地挣钱。只是村里逐渐少了公共事件,那些应该热热闹闹操办的红白喜事也越来越冷清,有人干脆也懒得办了。不办酒席的婚礼,村民过了很长时间也不知道。下廖屋社区有个老人过世,儿子将尸体火化后直接拿到山上埋了,一点动静也没有。村民感觉不妥,大家似乎又能理解,“毕竟挣钱更重要”,这也许是他们共同的想法。     车头镇还出现了专门养牛耕田的“耕夫”职业。赣南的地理格局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平均每户仅有耕地一两亩,分成多块且在不同的地方,同一地方的耕地由于地势原因也很难连片耕作,因此直到现在也无法机械化耕种。家家户户养牛耕田,显然不符合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市场化原则。此时“耕夫”的出现,真是“众望所归”。此外,由于近年来农民都挣到了一些钱,掀起了盖房子的浪潮,建筑队、水电工等职业也有所兴起。     总之,脐橙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劳动力的市场化,这导致传统的农村帮工合作体系的瓦解,并催生了各种新的职业。这种现实倒是符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经典判断——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发展。15农村的社会分工和新职业的出现,确实造就了一些脱离农业劳作的群体。车头村有个移民小组,原是车头镇兴地村的,从高山上整体移民搬迁到圩镇上。移民小组共有43户、290人,目前有15户通过林地流转种植脐橙成为果园主,另有两户返迁至原村,其他农户都在镇上从事非农的“非正规就业”,其中多人从事农用运输。兴地村的成功搬迁,显然得益于车头镇农民生产生活的市场化,因为市场化带来了多样的职业分化和非农就业机会。          四、市场化背景下的农民阶层分化          从车头镇的具体情形来看,在脐橙产业发展带动下,农民从农村市场化中获得了很多就业机会,有了不同收入来源,并出现了分化。赣南村庄的开放性并不强,虽然不断有农民实现城镇化而在城镇里买房,但这些农民仍然会留恋乡土,在村里也有住所。我们可以在掌握农民的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的基础上,来分析村庄内的阶层分化。大体说来,车头镇的农民可以分为7个阶层:村庄富豪阶层、村庄富裕阶层、规模种植阶层、小农兼业阶层、外出务工阶层、乡村务工阶层、村庄贫弱阶层。实践中的家庭经济形态非常复杂且经常变化,因此这种分类必然是对现实的简化处理。     (一)村庄富豪阶层     在车头镇,村庄富豪阶层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当地或外地开办有企业或经营较大的生意,二是拥有超大规模的脐橙果园。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游离于村庄,后者对农村林地有很强的依赖。不过,由于赣南农村的乡土观念仍然较强,村庄富豪阶层一般都与村庄保持一些联系,所以村民对他们的情况大体了解。车头村黄陂社区的下村大约有40户,其中有3户属于村民公认的富豪阶层。林永祥,早年外出打工,先学手艺后办厂,做铁皮生意,如今在深圳有工厂。林生凡则在深圳和安远县城都有电子企业,虽然规模都较小,但资产也有数百万,目前全家在县城居住。林棉中,在车头镇开办了家具厂,专门负责加工门窗,其产品销往本县和外县。车头镇当地有稀土、钼矿等资源,一些开发矿产的农民早就成为了富豪阶层。另外,依托脐橙产业,在销售市场和加工市场获利较多的农户,也可能跻身于村庄富豪阶层。例如车头村支书、主任郑隆泉合伙开办了专业打蜡公司,获利颇丰,因此也成为村庄富裕阶层。黄陂社区没有超大规模的脐橙种植户,但车头镇其他村庄有,其规模最大的达到了百亩。达到数十亩的规模,就可以跻身村庄富豪阶层。超大规模的脐橙种植,一般都会雇人专门管理。村庄富豪阶层年收入在数十万以上,一般可以稳定地实现“城镇化”,在县城里有房子,甚至进入大城市。不过,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村里还有旧房子,一般由老人居住。村庄富豪阶层的比例在5%以下。     (二)村庄富裕阶层     这个阶层是脐橙产业发展的最大受益群体,其脐橙产业经营也高度依赖林地流转,对农村土地高度依赖,因此也是现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村庄富裕阶层的比例在10%左右。他们在村庄中备受村民羡慕。一般来说,脐橙种植规模达到12亩(600株)以上,经营稍好就可能成为村庄富裕阶层。不过,他们也只是富裕而已,无法与开工厂、做大生意的富豪阶层相比。村庄富裕阶层农户的年收入至少在10万元以上。另外,依托脐橙产业,在销售市场获利较多的农户,比如从事农资买卖、脐橙经纪等活动,年收入也可能达到10万元,从而跻身于村庄富裕阶层。这个阶层不能完全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脐橙种植,在农忙时节往往需要雇工。当然,一些富裕阶层的家庭劳动力配置也可能存在代际分工或性别分工,家庭成员中有外出务工经商的。例如,黄陂社区的林小敏,夫妻俩种植了16亩(800株)脐橙树,老母亲操持家务,家里两个20多岁的儿子都在深圳打工。     (三)规模种植阶层     这个阶层与村庄富裕阶层有些类似,种植脐橙都达到了一定规模,不同的是村庄富裕阶层的种植规模更大。在车头镇,种植6亩以上的脐橙,就可以称为规模种植,其年收入可达6万元以上。规模种植阶层对林地依赖性较高,也是现行土地政策的受益者。规模种植阶层的比例在20%左右,属于村庄中的小康阶层,是村庄贫弱阶层和不稳定的外出务工阶层羡慕的对象。这个阶层基本可以依靠家庭劳动力进行脐橙种植,在农忙时节很少需要雇工。当然,这个阶层的个别家庭也可能出现劳动力剩余,因此有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的。在车头镇,也有个别规模种植阶层的农户,种植的不是脐橙,而是莲子、西瓜等其他作物。例如,车头村黄陂社区的村民林春荣家就规模种植西瓜,林祥寿家就规模种植莲子。在车头村莲花社区,人均土地比其他社区多,规模种植20亩西瓜的农户比较多。依靠种植这些作物,他们也可以达到年收入6万元的小康生活水平。     (四)小农兼业阶层     这个阶层也种植了脐橙,但是其规模不够大,在6亩以下。他们一般在自己的承包山地上种植,较少通过土地流转而获得其他林地,因此种植脐橙的收入较为有限。不过即便只在自己的承包地上种植,他们也是脐橙产业发展的受益者,每年从脐橙种植中的获益也有不少,多的甚至达到5万元。这个阶层在种植脐橙之外,还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务工经商,所以被称为小农兼业阶层。根据家庭劳动力情况的不同,他们在乡村劳动力市场的务工收入一般为1~2万元。此外,这个阶层农户也可能在乡村市场中从事自雇小商人、脐橙经纪等职业,此项收入一年也可达到几万元。小农兼业阶层农户在务工与脐橙种植两项上的家庭收入总和,大体上为3~6万元,其中较高收入者与规模种植阶层农户的年收入相当。车头村村干部杜隆有说:“外边有人打工挣钱,家里能种两三亩脐橙,这样的生活就比较好。”这种说法正是很多中等收入水平家庭经济状况的写照。小农兼业阶层的比例在35%左右,与规模种植阶层同属于村庄中的小康阶层,是村庄贫弱阶层农户羡慕的对象。     (五)外出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外出务工为业,目前对农村土地依赖度非常低。他们很少回家,属于村庄外的“流浪者”。也有的外出务工阶层农户家里的老人在承包田里种植了水稻,但这仅仅是糊口之用,在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甚至也有人种植了一点脐橙(如不到1亩),但占家庭收入比例很低。当年政府推广脐橙种植时,这个阶层的多数农户或者是对脐橙种植没有信心,或者是本来就在外打工,家里没有劳动力,因此将自己的林地流转给了邻里或亲戚。由于脐橙树的存活期为40年左右,所以当时林地流转的期限是40年。打工收入是他们的家庭总收入,具体数额与家庭劳动力数量有关。外出务工阶层的比例在20%左右。他们的普遍心态是后悔未能跟上脐橙产业发展的步伐,一步落后,步步落后。他们对未来有些忧虑,缺乏安全感。无论现在打工收入多高,他们都担心自己年龄大了,或突然生病,不能继续打工,生活将难以为继。     (六)乡村务工阶层     这个阶层以在乡村务工为业,他们大多原是外出务工阶层,因年龄、疾病等原因返乡后,由于没有林地,无法种植脐橙,只好在乡村劳动力市场上务工,或成为自雇小商人。他们中大多数人也有不错的收入,并不比外出务工阶层低。车头镇的一些中年农民返乡以后,丈夫在邻县的林场伐木,妻子则在乡镇内的果园干活,也能有不错的家庭收入。林根胜2008年从广东打工返乡,之后一直在家里做水电工,承包装修工程,妻子则每天到果园打工,日工资50元左右,两个小孩都在上学。有大约5%的农民属于乡村务工阶层。他们在心态上与外出务工阶层有类似之处,也因没有跟上脐橙产业发展的步伐而后悔,不过他们毕竟从脐橙产业发展中得到了在家乡就业的机会。     (七)村庄贫弱阶层     贫弱阶层是村庄的最底层。这个阶层主要有两类,一是因病致贫的农户,二是懒惰而无所追求的光棍汉。因病的贫弱农户往往既没有种植脐橙,因缺少劳动力无法外出务工或在家兼业。他们属于村庄中的“贫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是他们的追求目标。车头村黄陂社区的林鑫森,为了生儿子,在外地躲计划生育多年,也因生育3胎而被罚不少。妻子因为过度生育而身体衰弱,家里即没有耕地也没有脐橙,全家仅靠林鑫森一人的打工收入糊口。车头村长沙口社区的李某,长期身体不好,无法从事稍重的体力劳动,至今家里没有盖新房。他虽然不满足于现状,却无法反抗命运的安排,最终皈依了基督教。有5%左右农户属于村庄贫弱阶层。     显然,在车头镇,脐橙种植状况对农民的阶层分化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其背后是林地的占有状况。虽然一些农民可以通过从事商业活动,办厂做生意而成为村庄富豪阶层,一些农户则因为疾病或其他原因而落入村庄贫弱阶层,但从总体上讲,当地的脐橙种植对农民阶层分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脐橙种植状况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民的阶层状况,种植脐橙多的农户可以轻松跻身于规模种植阶层甚至富裕阶层,而种植脐橙少的农户只能成为小农兼业阶层;没有种植脐橙的农户只能选择继续外出务工,回乡后也只能在乡村市场中务工或成为自雇小商业者;如果境遇恶化,他们就可能落入村庄贫弱阶层。由脐橙产业带动的乡村市场,也在农民的阶层分化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脐橙产业的相关市场给农民带来了打工机会,也带来了商业机会。劳动力状况稍好的家庭可以通过在乡村市场中打工来提高家庭收入,头脑精明的农民更是可以在脐橙的运输、买卖、加工市场中获得提升社会阶层的大好机会。          五、农村中间阶层及其利益保障          车头镇农村的阶层分化,在村庄内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村庄里有相当规模的中等收入家庭,村庄经济没有过度分化,非常富有的只是少数家庭,非常贫穷的也只是少数家庭。从经济收入上来看,除了村庄富豪阶层以外,村庄富裕阶层、规模种植阶层、小农兼业阶层、外出务工阶层、乡村务工阶层都能过上不错的生活,他们构成了村庄里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家庭比例达到了村庄所有家庭的90%左右。其中除了外出务工阶层以外,其他阶层都从脐橙种植及相关产业链中受益。当然,由于受益程度不同,在这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中,也存在一些分化,既有富裕和小康家庭,也有对现状不满、为前途忧虑的外出务工阶层和乡村务工阶层。     务工阶层的心理状态主要是后悔未能赶上脐橙产业发展的好时机,由于土地紧张和政策限制而不能重新搭上脐橙产业发展的快车。最初发展脐橙产业时,为形成规模效应,需要将山地流转集中给部分农户。脐橙推广阶段,很多农民根本就没有预见几年后赣南能够形成全国有名的脐橙产地,因此将林地廉价转让给了脐橙种植户。例如,黄陂社区人均林地1.5亩左右,种植脐橙之初,大多数农民将林地承包权以每株脐橙0.5元(每亩可以种植50株)的低价转让,而且流转期限一定就是40年。当时很多农户对脐橙发展没有信心,索性将林地流转出去,现在他们不可能要求收回。虽然没有种植脐橙的农户可以外出打工,但是打工收入相对于脐橙收益还是相差甚远。无林地或林地很少的农户也可以在乡村市场中务工,但其微薄收入与脐橙产业务工的季节性特点,决定了其中的大多数人很难改变自己在村庄经济分层格局中的地位。他们中仅有少数人可能抓住乡村市场中的某种机遇,成为收入不错的特色职业者,如水电工、殡葬服务人员等。     脐橙产业蓬勃发展,在本地容纳了部分中老年劳动力,村庄青壮年也被部分地吸纳到脐橙种植及其各个产业链环节中来。但刚出学校的年轻人在农村没有用武之地,他们往往毕业后就到沿海城市打工,不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会被认为是“不务正业”。南坪村丁建彪2005年初中未毕业就出去打工,同本村的同龄人一起在深圳的工厂流水线上工作。在外打工3年后,觉得很没意思,挣钱太少,于是2008年又回村寻找新的出路,但发现农村也没有出路,“重的活干不了,轻的活轮不到干”。他尝试了开店、做买卖,最终在亲戚的帮助下,承包了18亩地种植莲子,成了附近有名的“莲子大户”。丁建彪是返乡年轻人中最为成功的一个,其他年轻人根本没有类似的机会。许多返乡年轻人也想种植脐橙,加入脐橙产业发展的大潮流,但林地承包格局的固化让他们感觉创业无望。     虽然务工阶层对现状有些不满,但是他们毕竟人数太少,而且利益有所分化,其中有些人能够从脐橙产业中受益,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完全没有从脐橙产业中受益。也就是说,车头镇有一个巨大的中间阶层从脐橙产业链中受益,他们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力量。     笔者之前的研究发现,一些地区农村由于存在基于土地流转和占有而产生的庞大“中间阶层”,土地占有状况虽然不均,农民却对土地制度异议并不大。16贺雪峰研究发现,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农村人财物快速流向城市的同时,他们的耕地以极低价格非正规地流转给了仍在农村从事农业的邻里亲友,这使得在村的农户可以耕种20亩左右的耕地,从而成为新兴的“中农”阶层,“中农”阶层成为维护农村秩序的基本力量。17杨华从土地耕种、社会资源占有角度对农民阶层分化进行了划分,其中作为耕种中等规模土地、获取中等水平收入的中农阶层,因其独特的社会禀赋和在农村阶层结构中的特殊位置,在乡村治理和农村政治社会事务中扮演着价值引导和治理主体的重要角色。18这些研究显然已经注意到了中间阶层是农村社会的稳定性力量,但是受研究地域和视野限制,没有研究特色农业发展地区的阶层分化,未能注意到乡村市场发展在农民阶层分化中的重要作用。在车头镇,脐橙产业所带来的乡村市场发展,显然对农村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壮大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中国社会的稳定机制,需要结合城乡二元结构与农村社会结构去理解。中国农村是城市发展和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蓄水池和稳定器,而中国农村之所以能够在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保持高度稳定,奥秘就在于农村形成了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中间阶层,这个阶层能够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中获益。正因此,改革与发展中的法律、政策和制度需要对农村中间阶层的利益给予最大程度的保障。     按照黄宗智的说法,中国的小规模农业有着发展的重大契机,未来10年到25年经济持续发展,会带来食品消费结构从以粮为主到粮、肉—鱼、菜—果兼重的转型,农民响应这种转型,就会带来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农业转型和劳动相对密集农业的发展,将扩大农业的就业容量,农业中的半隐性失业将减少。以小规模农场为主体的中国农业,可能在未来10年至25年,达到充分的农业就业,中国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将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经济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虽然贺雪峰从结构约束的角度对黄宗智的判断提出了质疑,20但从微观层面的研究来看,确实有一些地方正在向黄宗智所预言的方向发展,车头镇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无论黄先生的推断在宏观结构上是否正确可靠,在车头镇这样的农业转型成功的地区,显然需要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农村社会稳定。     让广大的农村中间阶层分享农业转型发展的利益,首先应当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高效农业,而不是发展大规模的农业。大规模农业的发展,一定伴随着大资本的介入,资本介入一定会与农民(主要是农村中间阶层)争夺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最终赚取高效农业的收益,农民从中并不能得到多少利益。即使部分农民能够从中获取更高的地租,但作为整体的农民并不能获取更多的利益。车头镇的实践中,农村中间阶层从脐橙产业的发展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也有一部分农业利益被外来资本赚取。最初政府倡导脐橙种植时,为种植户免费提供树苗和技术支持,并在山林流转、果园建设方面提供帮助,并要求各级干部、公职人员带头种植一定规模的脐橙。有些干部看准机会,做了很大投资,例如当时有位县长在车头镇通过林地流转建了3000亩的果园。现在农民提及此事,只是怪自己没有眼光。当然,大资本参与脐橙种植,在市场信息收集、市场网络建设方面有很大的带动作用。但是,如果这些林地由农民来种植脐橙,农村中间阶层必定更加壮大;如果这些林地可以较为自由地流转给返乡农民工,农村中间阶层显然会更加稳固。     如果真要保障农村中间阶层农民的利益,就不应该仅仅让他们获取地租收益,而应该让他们参与分享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收益,即广泛参与能够成功的高效农业。因此,农民需要的就不是所谓的资本下乡经营农业,不是所谓现代的农业经营公司,而是高效农业的经营合作社。这样,占多数的农村中间阶层农户可以以自己的土地参与经营高效农业,获取高效农业的收益,而合作社又能为他们提供广泛的销售渠道、生产信息等,并为他们解决资金问题,帮助他们抵御市场风险。当然,并不是说大公司和资本不能介入农业,而是说它们不应该介入赚取农业生产环节本身的利润。大公司和资本在市场经济中有其固有的优势,农民不能与之相比,倘若其能参与农业深加工或生产之后的销售等环节,这样大多数农民赚取高效农业生产环节的利润,而资本获取农业生产之后环节的利润,两者互相扶持,岂不是两全其美!政府需要做的是,既为资本提供合适的市场环境让其参与农业生产之后的环节,又要规制其进入农业生产环节本身获取农业生产利润。     当然,即使在加工和销售领域,如果政府给予足够的支持,中间阶层农民也可以从中获取一些利润。赣南脐橙的品牌效应出现之后,有了广泛的销售渠道和网络,脐橙的生产、加工、销售领域的风险都大大降低。尤其是在脐橙的打蜡加工环节,几乎没有技术含量,中间阶层农民完全可以参与进来,从而分享其利润。倘若在政府的支持下,由农业合作社来经营脐橙的打蜡加工,农村中间阶层农民就能获得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而不是任由这些利润完全归资本和中介商人所有。     农村中间阶层农民所能获取的收益更多,中间阶层就更加稳固,这样农村社会就能更加稳定,从而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提供更加稳定的农村基础。          *感谢共同参与调研的陈靖、燕红亮、左雯敏等20多位师弟师妹。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283页。     ②参见周晓虹:《再论中产阶级:理论、历史与类型学》,载《社会》2005年第4期。     ③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④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⑤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载《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⑥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载《社会》2005年第l期。     ⑦贺雪峰:《乡村的前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贺雪峰:《组织起来》,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⑧温铁军:《稳定大局与三农新解》,三农中国网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11/1231/article_27019.html。李昌平:《三农问题,中国要避免做菲律宾第二》,三农中国网站,http://www.snzg.cn/article/2008/0306/article_9334.html。     ⑨黄宗智:《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悖论的社会形态》,载《领导者》2008年第3期。     ⑩黄宗智:《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     11黄宗智:《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过密型农业》,载《读书》2006年第2期、第3期。     12陈柏峰:《农地的社会功能及其法律制度选择》,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2期。     13贺雪峰等:《农民工返乡研究》,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4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89~200页。     15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16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载《中国农村观察》2009年第4期。     17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后农村的阶层及其分析》,载《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18杨华:《农村土地流转与社会阶层的重构》,载《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19黄宗智、彭玉生:《三大历史性变迁的交汇与中国小规模农业的前景》,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黄宗智:《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20贺雪峰:《农业的前途与农村的发展》,载《读书》2008年第10期。          陈柏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来源:《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         进入专题: 中间阶层 市场化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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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邹爱华:科学发展观视阈下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邹爱华:科学发展观视阈下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 进入专题 : 科学发展观 土地征收制度    ● 邹爱华       【摘要】我国当前的征地制度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冲突,表现为:过于宽泛的土地征收目的范围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冲突,补偿额过低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的冲突,被征地农民不能就业与以人为本之间的冲突。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土地征收制度进行以下改革:明确土地征收目的范围,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劳动就业权。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土地征收;可持续发展;城乡统筹;以人为本          2008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逐步缩小征地范围,按照同地同价原则及时足额给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合理补偿,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该《决定》之所以提出要改革征地制度,是因为我国当前的征地制度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之间存在冲突,改革征地制度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一、土地征收制度的历史变迁          1.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逐渐缩小     土地征收目的是国家动用征收权征收土地的出发点,新中国关于土地征收目的范围的规定体现在宪法和具体的土地征收法中。宪法一直明确地将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限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时的1954年宪法第13条就明确规定,只有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私人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资料方面的财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的1975、1978、1982年宪法都明确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是,具体的土地征收实践依据是土地征收法而不是宪法。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土地征收法并没有明确将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限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1953年12月5日,政务院发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第一个全面规范土地征收行为的法律文件。《办法》第2条规定:“凡兴建国防工程、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工程、市政建设及其他经济、文化建设等所需用之土地,均依本办法征用之。”根据该条规定,土地征收目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要建设需要土地,就可以征收土地,并不是为了满足公共利益需要的建设才能征收土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1958年1月6日,国务院公布了修正后的《办法》。修正后的《办法》没有改变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只是对原来的句子作了一些调整,其中第2条规定:“国家兴建厂矿、铁路、交通、水利、国防等工程,进行文化教育卫生建设、市政建设和其他建设,需要征用土地的时候,都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办理。”1982年5月14日,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废除了《办法》。《条例》第2条规定:“国家进行经济、文化、国防建设以及兴办社会公共事业,需要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时,必须按照本条例办理。”至此,土地征收法都没有明确限定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是公共利益的需要。首次明确规定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是公共利益需要的法律是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该法废除了《条例》。其第2条第3款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进行征收。至此,在土地征收法律中,土地征收的目的范围缩小了,限定为公共利益的需要。     2.补偿标准逐步提高     不管是改革开放初期的《办法》、《条例》,还是后来1986、1988、1998和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都是规定国家只按照被征收土地的产量的一定倍数支付补偿费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补偿标准逐步得到了提高。《办法》规定的补偿标准是:“对于一般土地,以它最近2年至4年的定产量的总值为标准。”《条例》规定的补偿标准是:征收耕地(包括菜地)的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三至六倍。征收耕地(包括菜地)的,每一个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每亩年产值的二至三倍。但是,每亩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十倍。个别特殊情况,按照上述补偿和安置补助标准,尚不能保证维持群众原有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20倍。1986和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与条例相同。1998和2004年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补偿标准是:征收耕地的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年产值的六至十倍。征收耕地(包括菜地)的,每一个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每亩年产值的四至六倍。但是,每公顷被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个别特殊情况,按照上述补偿和安置补助标准,尚不能保证维持群众原有生产和生活水平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审查批准,可以适当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被征土地年产值的30倍。     3.安置办法逐步市场化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采取了有计划的实物安置方式来安置被征地农民。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基本原则中有两条:一是“既应根据国家建设的确实需要,保证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土地,又应照顾当地人民的切身利益,必须对土地被征用者的生产和生活有妥善的安置”;二是“凡虽属需要(的工程),而对土地被征用者一时无法安置,则应俟安置妥善后再行举办,或另行择地举办”。这两条原则都强调了对被征地农民的妥善安置问题。为了解决被征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办法第13条规定政府和用地单位必须承担妥善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义务:“农民耕种的土地被征用后,当地人民政府必须负责协助解决其继续生产所需之土地或协助其转业,不得使其流离失所。用地单位亦应协同政府劳动部门和工会在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吸收其参加工作。”据此可知,办法要求被征地的地方政府要有计划地安置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是给被征地农民安排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或提供工作岗位。这种安置方式一直延续到1998年土地管理法修改之前。1998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改变了原来的被征地农民安置方式,取消了地方政府承担安置被征地农民生产的义务。只是在第50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被征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从事开发经营,兴办企业。”该规定意味着,被征地农民需要通过市场来就业了,不能要求地方政府提供从事耕种的土地或非农业的工作岗位了。          二、土地征收制度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之间的冲突          1.过于宽泛的土地征收目的范围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冲突     虽然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只有当为了公共利益时才能征地,但由于宪法和土地管理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加上公共利益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导致实践中的土地征收目的范围过于宽泛,只要政府觉得有必要征地,就可以启动征收程序进行征地。修建公路、铁路、港口等公用的基础设施可以征收土地;为了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扩展大学校园或异地重建校园,设立大学城可以征收土地;为了发展经济,引进高技术企业,推动工业化进程,设立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可以征收土地;为了推动城市化进程,房地产开发商修建商品房也可以征收土地,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超越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可以找到法律依据。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该条规定,只要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不管是为了公共利益目的的建设,还是为了私人利益目的的建设,都只能使用国家原有的土地和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后所获得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当国家原有的土地不能满足为了私人利益目的的建设需要时,国家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提供给为了私人利益目的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当前,在实践中,有的地方政府就是这样操作的。     由于政府可以超越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加上政府可以低价征地和高价出让土地使用权,获得巨额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地多征地,而不是尽可能地充分利用原有的国有土地。这种做法不利于保护我国的耕地,导致我国的耕地日益减少。     政府超越公共利益的需要征地所导致的耕地减少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相互冲突,主要体现在耕地减少会危及我国的粮食安全。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持续发展,首先必须保证本国的粮食安全。要想保证粮食安全,就必须维持与人口数量相匹配的一定数量的耕地。当前中国人口已经达到13亿,到2033年有可能达到15亿的高峰值,为了保证国人的粮食安全,至少需要18亿亩的耕地。1但是,根据国务院2008年10月23日发布的《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介绍,未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形势日趋严峻,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将不可避免地占用部分耕地,现代农业发展和生态建设也需要调整一些耕地。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规定,到2010和2020年,我国的耕地应当分别维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截至2008年,我国的耕地为18.257亿亩。据此判断,如果政府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尽可能少地征地,上述目标应当可以实现,从而能够维持保证我国粮食安全的耕地数量。然而令人担忧的是,在政府倾向于尽可能多征地的情形下,上述目标能否实现。因为政府倾向于多征地的行为会导致规划目标在实际执行中被打折扣。     2.补偿额过低与城乡统筹发展之间存在着冲突     虽然我国的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断提高,但是根据该标准支付给被征地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的补偿额在被征收土地的整个价值额中只占少部分。学者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后认为,如果将政府出让被征地的土地使用权所获得的土地出让金(对于使用人而言是其获得土地使用权的成本价)假设为100,其中收益被征地农民只得到5%—10%,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得到25%—30%,政府及各部门所得为60%—70%。2     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得的补偿额过低不利于城乡统筹发展。一是影响城市本身的发展。当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土地都被征收时,该集体经济组织就会被撤销,所有被征地农民的身份就会发生变化,由农民变成了市民。在这个身份转化过程中,如果被征地农民能够获得比较高的补偿款的话,过上普通的市民生活还是有保障的。可是,由于当前的补偿额偏低,被征地农民所获得的补偿款难以保障其普通的市民生活。如果遇上法定的补偿安置不到位,又不能就业时,被征地农民将沦为城市贫民。如果城市大量征地,出现众多的城市贫民,将会影响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二是影响农村的发展。当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只是部分被征收时,在大多数情形下,被征地农民的身份不会发生变化,仍然会居住在农村。在补偿额偏低的背景下,被征地农民一般很难维持原有的收入水平。被征地农民的收入减少,意味着该地区的流通资金减少,从而会影响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三是拉大了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当前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本来就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根据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数据,200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3.33∶1扩大为3.36∶1,绝对差距由9646元首次超过1万元。3补偿额偏低将进一步拉大这种差距,原因在于,补偿额偏低意味着被征地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失去土地的过程中,没有获得或者只获得了很少的土地增殖收益,失去了发展的物质基础,相反,补偿额偏低意味着政府和建设单位获得了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土地增殖收益,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简言之,土地被征收后,如果补偿额偏低,农村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而城市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将会加速,结果就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3.被征地农民不能就业与以人为本之间存在着冲突     虽然市场化的安置办法适应了市场经济形势下就业市场化和自主化的特点,但是这种安置办法对被征地农民不利,原因在于这种安置办法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交给了市场来解决,可是,在当前,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许多被征地农民无法就业。从外在的形势来讲,我国现阶段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供给大于需求,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非常激烈。在这种不利的局面下,从自身来讲,被征地劳动力普遍地缺乏文化知识,素质不高,没有从事非农业生产的一技之长,没有竞争力,如果再遇上年龄偏大或身体不好,就更没有竞争力了。据不完全统计,到2004年3月,没有就业的被征地农民人数已达到4000万。4     在当前补偿额偏低和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保护的情形下,不能就业的被征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都遇到了困难,这种状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贯彻以人为本的要求,意味着被征地农民的原有生活水平应当不下降,长远生计应当有保障,能够进一步发展。但实际情况是,当被征地农民不能就业时,他们的生存都会遇到困难,更谈不上发展了。九三学社2003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60%的失地农民生活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有稳定经济收入、没有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5          三、按照科学发展观要求修改土地征收制度          鉴于当前的土地征收制度与科学发展观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地方,为了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修改现有的土地征收制度。     1.明确土地征收目的范围     明确土地征收目的范围,有利于缩小征地范围,有效保护耕地资源,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为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对于如何规定土地征收目的范围,不同国家由于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立法传统,导致其土地征收法在规定公共利益的范围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主要有详细列举式、概括列举式、概括式和分散式。所谓详细列举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将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一一列举出来。所谓概括列举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将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按类别列举出来。所谓概括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对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作出抽象规定,既没有一一列举,也没有分类列举。所谓分散式,就是在土地征收法中没有规定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既没有一一或分类列举,也没有抽象地概括,而仅仅规定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由特别法规定。     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笔者认为,应当采用概括列举式规定公共利益范围,其他三种模式不适合中国的国情。首先,考虑到我国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传统,不宜采用详细列举式。其次,考虑到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和加强耕地保护的需要,不宜采用概括式。最后,考虑到目前的《铁路法》、《公路法》、《邮政法》和《国防法》等特别法都没有授权征收土地的规定,如果要采用该模式,我国将需要修改大量的特别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不符合效益原则,因此,也不宜采用分散式。     依据国情,可以将我国属于公共利益范围内的事业概括列举为以下几类:(1)修建供公众共同使用的设施。包括公路、铁路、轻轨、飞机场、各种停车场、出租车站、公共汽车站、火车站、港口、码头等各种公共交通设施;学校、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等各种公共文化设施;医院、墓地、邮政、自来水厂、电厂、煤气厂、污水排放设施等各种生活使用设施;公园、运动场、休闲广场等各种休闲设施;其他供公众共同使用的设施。(2)修建有利于公众福利的设施。包括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的设施;防护林等环境保护设施;河流的防堤、护岸设施,山区的防滑坡设施,消防和救灾设施等公共安全设施;其他有利于公众福利的设施。(3)促进社会发展的事业。包括消除贫民窟和衰败破旧地区或预防贫民窟和衰败破旧地区形成的事项;消除犯罪方面的事项;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修建;其他促进社会发展的事业。(4)促进经济发展的事业。仅限于国家批准的对国民经济发展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等项目的建设。     2.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     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意味着被征地农民可以参与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过程中出现的增殖收益的分配,被征地农民获得的补偿数额将大大增加。当被征地农民变成市民时,他们可以促进城市本身的发展;如果继续留在农村,拥有了高额补偿款项的被征地农民可以促进农村的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土地征收只是意味着征收人可以借助国家公权力强制性地获得被征收人的土地,并不意味着征收人可以不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向被征收人支付补偿款。正因为如此,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和日本等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所规定的补偿标准无一例外地都规定土地征收补偿的标准是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该市场价值是指一个自愿的卖方在公开市场上出售给一个自愿的买方时所获得的金额。既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没有理由在土地征收补偿方面不遵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的基本原则。     对于征地补偿标准所存在的缺陷,国务院已经有所认识,并在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给予公正补偿这个问题上迈出了一小步。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要求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订并公布各市县征地的统一年产值标准或区片综合地价,征地补偿做到同地同价。该规定将按照统一的“区片综合地价”作为征地补偿标准选项之一就是对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基本原则的初步承认。不过,“区片综合地价”与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区片综合地价”只是同一地区的土地的平均价值,忽视了同一地区的不同地块之间的价值差异,因此,虽然与“年产值”补偿标准相比较,“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在遵循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方面是一个进步,但还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的要求。为了在征收补偿问题上贯彻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基本原则,我们需要修改土地管理法,取消按照年产值的一定倍数给予被征收人补偿的规定,而明确规定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市场价值给予被征收人公正的补偿。     3.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劳动就业权     如果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能够按照被征收土地市场价值补偿被征地农民,完全失去土地的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状况肯定会有很大的改观,但不能因此忽视被征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原因在于,如果被征地农民得到了一笔高额的补偿款,却不能运用该款项从事经营活动或者实现再就业以获得新的收入,而仅仅只是靠该款项及其利息过生活的话,将会坐吃山空。而受各种主客观原因的限制,只有少部分被征地农民会自谋职业,大部分被征地农民需要在政府的帮助下实现就业。     为了解决1998年土地管理法在市场化安置办法方面存在的缺陷,国务院于2004年10月21日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对安置办法进行了修订,强调要对被征地农民进行妥善安置,在城市规划区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城市规划区外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时,当地人民政府要在本行政区域内为被征地农民留有必要的耕作土地或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对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无地农民,应当异地移民安置。根据该规定,城市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与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相比较,前者的劳动就业权更有保障。原因在于,前者能够获得实实在在的耕种土地或工作岗位,而后者只能通过市场去就业,能否获得就业岗位是一个未知数。在实践中,大量被征地农民处于城市规划区内,仅仅将他们纳入城镇就业体系,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服务,仍难以解决其就业问题。     为了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劳动就业权、解决其生活困难问题、促进被征地农民的发展,应当要求当地政府承担有计划地安置被征地农民的义务,安置方式是给被征地农民安排从事农业生产所需要的土地或提供工作岗位,在不能妥善地安置被征地农民前,不得征收农民的土地。          邹爱华,单位为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1封志明《中国未来人口发展的粮食安全与耕地保障》,载于《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     2温铁军、朱守银《土地资本的增殖收益及其分配——县以下地方政府资本原始积累与农村小城镇建设中的土地问题》,载于《中国土地》1996年第4期。     3郭晋晖《城乡差距破万元中央将大幅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载于《环球时报》2009年1月16日。     45邹爱华《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权与社会保障权》,载于《政法论坛》200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科学发展观 土地征收制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公共政策与治理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11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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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时局-未来(上)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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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思潮-时局-未来(上)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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