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铁军

中国的新左派(缩减版)

  今年早前的一天,我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附近的醒客咖啡和汪晖见面,他在清华教书。他是个不高、结实的男子,头发有了几缕灰色,神情愉悦,看起来总是很愿意微笑,他来的时候骑着辆老式的自行车,这以后我们见面他也都是这么来的。他穿着深色的灯芯绒裤子,磨沙的外套,黑色的套头衫,在美国的校园里这么穿也不会错。   作为中国的重要知识分子刊物《读书》的主编之一,四卷本中国思想研究的作者,汪晖才四十多岁,他被认为是“新左派”(一群作家和学者的集合)的一个中心人物。新左派知识分子提倡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以外的“中国它选”(Chinese alternative),以求能够保证被最近的改革抛在后面的中国8亿农民的福利。他和中国大部分执不同政见者不同,这部分人大多是人权和主张民主的活动者,汪晖和新左派认为党的领导是一个可能变化的力量。最近的事件–上个月末通过反腐败处理党内的领导以及一贯的限制市场过度的发展–显示,这种观点并不是乌托邦的,也不是矛盾的。虽然新左派从来没有直接指导过政府政策,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正越来越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   在过去几年中,汪晖有说服力地、而且经常地分析一个外人认为是当代中国的一个关键矛盾:一个独裁的国家培养自由市场经济,同时又拥护社会主义。我们见面的第一个下午,汪晖基本没有闲聊,就开始分析这个国家的问题。他描述了共产党已经向富有的商人开放入党渠道,虽然官方还是致力于平等主义。他说,很多党的地方官员,利用他们专断的权力牺牲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农村人口而成为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和房地产投机商合伙从农民那里夺取集体所有的土地。(根据中国官员们所说,60%的土地获得是非法的。)其结果就是政治精英和商业利益的联合,汪晖说,这让人想起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中相似的联合。   当他谈到市场改革是如何扩大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时候,穿着漂亮的学生在浏览一些深奥的书籍(里欧.斯特劳斯、哈贝马斯),查阅电子邮件,抿着摩咖。在私有的醒客咖啡馆和连着的万圣书园,汪晖看来很有名。学生们很尊敬地问候他,服务生非常地周到。然而汪晖还是属于一个少数群体。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对过度的毛主义和计划经济的失败敬而远之,即使是那些跟国家毫无关系的知识分子,都认为市场经济对中国的现代化和复兴是不可缺的。朱学勤,上海大学的一个历史教授,中国最有名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告诉我他想要更多,而不是更少,市场改革。对他来说,中国现在的不稳定不是由经济力量造成的,而是由政治压制的体制造成的,这种体制阻碍了间接民主和宪政政府的出现。   汪晖很愿意承认中国的经济改革努力并不是没有带来巨大的好处。他赞扬了改革的第一阶段,也就是从1978到1985年,这个阶段提高了农业产量和农村生存条件。他说,是中央政府最近在城市创造财富的执着–以及它把政治权力交给地方上的党老板(这些人经常公开忽视中央政府的指导方针)的决定–导致了中国的高度不平等。不仅在中国也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中,接受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是福利系统的分崩离析,贫富差距的加大,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对汪晖来说,提醒国家它以前对工人和农民作出的、没有实现的承诺是知识分子的责任。   虽然他援引了社会主义原则,但是汪晖很快告诉我他不喜欢新左派这个标签,虽然他自己也用过这个词。汪晖说,“80年代中,知识分子反感‘左’的思想,认为它引起了中国所有的问题,右翼的激进分子用‘新左派’这个词来打击我们,想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毛时代的残余。”汪晖也不愿意被等同于60年代欧美的激进知识分子,新左派其实最早是用来描述这群人的。他说,他们中的很多人有过激情和口号,但是却只有很少政治实践,他们中的不少人最后变成了新保守主义者,支持像伊拉克民主那样的“幻想项目”,这没什么可吃惊的。   汪晖更倾向用“批评的知识分子”(critical intellectual)来描绘他自己和执类似想法的同事,他们中的有些人也是新生的中国乡村运动的一部分,他们试图减轻农村贫穷和环境破坏。虽然宽泛地说是左翼的,《读书》发表的文章来自意识形态的整个领域。汪晖本人的写作也广泛地利用西方思想者的作品,从法国历史学家布罗戴尔到全球化的理论家华勒斯坦。汪晖说,“我觉得知识质量(intellectual quality)是重要的,我不希望只要是左翼的就拿来用。”汪晖说,《读书》曾经进行过抽象的关于后殖民理论的讨论,也有在中国关于政府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是怎样破坏了农村社会的最有意思的分析。当然《读书》能够发表的文章也是有所限制的,汪晖对这一点很坦白。跟中国大陆所有的知识分子刊物的编辑一样,《读书》的作者和编辑必须行使某种程度的“自我审阅”。文章中不能直接批评领导班子,也不能在政府最为敏感的话题上跟官方论调偏离的太过分–比如说台湾或者新疆西藏的难以控制的穆斯林和佛教少数民族问题。   汪晖说,“在西方人们问我,‘你怎么定义你的位置 ?’‘你是不是个执不同政见者?’我说:‘不是。’什么是执不同政见者?这是个冷战时期的范畴。现在它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很多在美国的中国执不同政见者可以回到中国。但是他们不愿意回来。他们在美国过得不错。对那些问我是不是执不同政见者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是批评的知识分子。我们支持某些政府政策,某些我们反对。这都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决定。”   汪晖出生在东南部的江苏省扬州市,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汪晖才7岁,刚进小学。十年动乱给老一代带来了创伤,但是对汪晖来说留下的是温和的记忆。他回忆起每年学农,被学校带到乡村去干一两个礼拜活。“我们这一代城市的知识分子,”他说,“是最后一代还有乡村生活的第一手经验的。”   他把他中学毕业以后在扬州的工厂工作的20个月作为一份可贵的经验。1977年他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文革期间很多大学要么关门了要么只招收工农兵学员。“数千名学生竞争着一个入学名额,”他回忆到。   当他在1980年代中期从扬州去北京开始博士学习的时候,汪晖发现他成了一个拥有更多特权的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他说,“在毛时代成为攻击对象;现在,在毛以后的时代,他们又成了精英。”汪晖说,到那时,知识分子都同意应该做什么:中国必须抛弃它的“封建”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追上资本主义的西方。十年的伤痕使得知识分子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个失败。汪晖认为,结果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关于西方模式的消费社会可能在中国被重新建构,或者这种消费社会在中国对环境来说是否是可持续发展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被理想化了。   汪晖最初开始发展他自己的关于当代中国的想法是在他写博士论文的时候,论文题目是中国最受尊敬的现代作家之一,鲁迅(1881-1936)。汪晖解释说,鲁迅是一个左翼作家,但是他对左翼作家们和活动家们非常地批评。他批判中国的传统,但也是个优秀的古典学者。他欢迎西方关于进步的概念,但是也对它很怀疑。鲁迅内在的矛盾帮助汪晖看到中国的现代性不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弃旧扬新的问题–毛主义者和自由市场资本家们却都是执这种观点的。   ——【略】——   汪晖把他的“真正的教育”看成是从陕西(中国最穷的一个地区)开始的。他看到享受着改革开放成果的沿海城市与内陆省份的明显差距,非常震惊。他也对自己和自己的同事的无知感到震惊。“我们[这以前]根本不知道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的旧秩序都深陷危机。”   陕西的公社制度瓦解了,土地被重新分配了。但是这个地区并不出产任何有价值的农产品,甚至都不能生产足够的口粮。由于贫穷的加深,犯罪和社会问题急剧增加,有争夺土地的暴力殴斗,男人们赌博,打老婆和女儿,甚至卖掉她们。汪晖住在一个低地的村庄,晚上睡着宿舍就有洪水淹进来了。他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宣传手册,警告农民们不要赌博不要犯罪。他也帮助重建一所洪水破坏的小学。“就在那一年,”汪晖说,“我意识到福利系统和合作网络对中国的很多人来说还是多么重要。”这不是个社会主义的概念。即使是过去统治中国的皇朝也通过赋税和救济来平衡中国富裕和穷困的地区。   “人们把中国的经验局限为共产主义独裁和计划经济的失败,认为市场会做一切事情。他们没有看到在过去很多事情是怎样成功运作的,普通人又是多么欢迎这些方式,比如说农村医疗保险的合作制,农民组织起来互相帮助。那在今天也许是有用的经验,既然国家不再对农村医疗进行投资了。”   汪晖在陕西遇到的很多穷人把他看成是来自北京的受过教育的人,回去会让中央政府的干部们给他们送来些帮助。汪晖说,“这个角色很沉重,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我根本无法做任何事情。”汪晖告诉我,他十个月以后回北京的时候,怀着一种对知识分子的世界和普通人的世界差距之大的深刻感觉。   他在陕西的时候,很有影响的《文学评论》杂志发表文章说他的鲁迅研究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个例子。然而汪晖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就回到了学术生活。   汪晖不太喜欢谈1989。他抱怨了西方媒体中提到这个事件就想到的关于中国的“过分公式化的形象”。然而,我们的谈话是不同寻常的。我在中国城市旅行的时候,我发现很难让人们谈论这个话题。邓小平在1992年试图通过号召快速的市场改革来埋葬幽灵,他也许当时就考虑到了个人财富以及能够买到西方的名牌商品对许多最新变得富有的人们来说足以弥补政治民主的缺乏。如果是这样的话,他看起来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事件以后最大的公众骚乱发生在1992年8月,那时几万中国人想在刚刚开张的深圳股票交易所购买股票。   通过出口为主的工业来在城市中创造财富的努力–这是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一部分,他的后任也都肯定这一政策–使得中国经济以10%的平均速度增长,也使得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第四大。然而中国仍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一亿五千万人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一美元。大概二亿农村人口拥进了城镇寻找低收入的工作。四百多万人参加了2005年记录的87000次抗议,这个数字并不一定完全反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收入差距最悬殊国家之一,医疗系统和教育系统都在衰退,地方党干部强加的费用和税收的环境中的人们真实的愤怒和不满。汪晖说,这一切中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罪于“激进的右翼分子”,或者说那些引用着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他们鼓吹不加控制的市场,在80年代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都有很大影响)、要求中国融合进全球经济却不考虑大规模私有化的社会代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汪晖又提到,正是他们一直得到统治精英的青睐而且支配着国家管理的媒体。   汪晖说,只是在最近十年,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挑战市场经济必然导致民主和繁荣的观念。回到北京以后,汪晖于1991年合作建立了《学人》杂志,他有一个很好的观察这些知识分子的角度。当他们与西方学术界和学者的联系越来越多,他们不仅对欧美国家的问题更加敏感,也对后社会主义的国家试图把它们的计划经济模式向新自由主义靠近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更加敏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试图(2001年中国已经加入WTO)在学者中引起了意料之外的激烈争论。就像汪晖描述的那样,争论的方向已经变化了:“很多人那时已经知道全球化不是个用来描述一个中性过程的中性词汇。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成长的一部分。”这当然不是说新左派拥护一种随便的反全球化姿态;新左派对最近城市中产阶级中爆发的反日和反美潮是执批评态度的–汪晖把这种爆发归为“消费民族主义”。汪晖说,这种消费民族主义其实正与美国推行的全球化是同一种全球化:“这其实是一种伪民族主义,也是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在谈论对中国增加税收和罚款。”   汪晖停顿了一下,又加了几句:“很多人都认识到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经济没有像其他亚洲经济那样崩溃,是因为民族国家有能力保护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出口垄断的经济当然要比印度更加倚赖西方世界的秩序,尤其是美国经济。”   今年一月,汪晖发表了一篇长文,揭露他的家乡扬州的一个工厂的工人的困境,扬州是个百万人口的城市。据汪晖说,2004年当地政府把这家赢利的国有工厂卖给深圳的一家房地产发展商。工人股份以实际价值的三分之一出卖,工厂管理不良导致亏损以后一千多工人下岗。2004年7月,工人罢工。汪晖称这是扬州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激荡,工人们堵住了一条主要高速公路,拦住公共交通,冲击了市府办公楼。   汪晖告诉我,他正在帮助工人们起诉当地政府。他上大学以前曾经在附近的工厂工作过,这使他感到和这些工人们有一种特殊的联系。他记得他的工资非常低,大概不到2美元一个月(这是按照现在的牌价折算的),但关键问题是,他认识的工人们都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安全。“有些人宣称市场会自动迫使国家变得更加民主,”他说,“但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只要想想在私有化过程中形成的精英联盟。国家只有在受到一个强大的社会力量–比如说工人和农民–的压力时才会改变。”   汪晖关于扬州的故事并不独特。有很多叙述提到控制公共财产的地方政府官员通过私有化国有财产聚集了大量财富。根据刘小波最近的报告,中国最富有的2万人中,90%都跟高级政府或者党的官员有联系。   对汪晖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扩大中产阶级的政治自由或者为一小拨已经在市场改革中获得力量的人创造法律和宪法权利。他说,民主在中国必须是基于大多数人的积极同意,也动员大多数人,必须能够保证大多数人得到社会和经济公正。   然而对某些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来说,比如说崔之元,汪晖的一个亲密朋友和合作者,他在清华大学教政治学,他就认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碰撞中存在着一些机会。“中国有更多的空间发展新想法,”他描述他为什么在美国呆了很多年以后回到中国时对我说,在西方,资本主义系统已经固定了,但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地方,很多东西还在变化中。我们有一个历史的机遇来建构一个比西方更加公正的社会。”对崔之元来说,重要的是首先要澄清概念。他说,”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是对立的和分裂的并没有什么帮助。两者在20世纪中共同行进。不仅是欧洲的福利国家,就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这是与工会联盟达成谅解以后形成的。”   最近几年,崔之元在一个与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根基相关的问题上找到了愿意聆听而且掌握权力的听众,这个问题就是集体所有的财产。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称在市场经济中,私有财产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这个观念在中国是个激进的观点。崔之元在一篇2004年发表于《读书》的文章中挑战了这个观点,他强调了财产所有权本质上的社群性。他引用了托马斯.杰弗逊在《独立宣言》中把约翰.洛克的“生命、自由、财产”权改成了“生命、自由、和快乐”这个例子。   “杰弗逊认识到,”他说,“财产权是从社会而不是从自然生发出来的。那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没有关于财产权的具体条款,这个问题是后来在第五条修正案才提出来的。”崔之元继续说,差不多带着点欢欣,2004年他的文章在很多人大的立法委员中广泛传阅。他说这篇文章引起了一场辩论,导致人大采取了一种折衷的宪法修正案,在措辞上有点像美国的第五条宪法修正案,只是简单地陈述没有人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   这个春天有一点变得明显了:新左派对福利国家的宣扬在党的领导层内部也有共鸣,领导层很担心社会不稳定,也急切地希望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合法性。今年三月,我和汪晖见面的前几周,人大在北京开会,出人意料地变成了一个许多年来第一个党内的公开意识形态争论的论坛。立法者们批评政府官员在向市场力量出卖国家利益。反对市场的情绪如此之浓,以至于一项保护私有财产和赋予农民土地所有权的议案(这两条一直被外国投资者和中国的商人所游说)根本就没被讨论。温家宝总理在描述农村重大新投资项目的时候,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重要历史任务”。他也勾画了平衡经济成长和环境保护的步骤。   一个德国记者告诉我这是他在北京的八年中从一个高级领导人口中听到的最左翼的演说:“即使是美国和欧洲政客也不会去谈建设绿色GDP。”汪晖也同意这个说法。他说他看到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关注与亚洲国家的关系也很高兴。“我们在江泽民的时代太执着于美国了,”他说,“我们非常需要改善我们和日本、印度的关系。我们都属于这么古老和辉煌的文明,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跟随、模仿美国。”   他又带着微笑加了一句,“国家总理公开承认医疗和教育都是失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以前这样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汪晖说他认为政府对于消除农村贫穷是真诚的。但他也还是谨慎的,他说,“中国的去中心化已经严重到把中央政府的政策转化为行动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了。”上个月,发生了1995年以来的第一次对高级党内干部的清理,中央领导以贪污罪撤除了上海党委领导的职务,这使得人们猜想在中央政府和地方领导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发生重新整合,也许还会在政策上转向保护社会福利系统和停止污染。汪晖还是有点怀疑,“上海的事件至少是激励人心的,”他在最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我想这个事件会有一些政治结果,但是这些是结果而不是理由。”   对汪晖来说,不去改善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的危险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不改善情况,那就会有更多的独裁。我们已经在俄国看到人们是多么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像普金那样的,因为他们已经受够了贪污、政治混乱、和经济停滞。激进的市场化使得人们失去安全感,对秩序和自上而下的干涉的要求是不可避免的。”   在抨击腐败的地方政府时,新左派往往看起来像是在想建立独裁政客喜欢的老大哥式的政府。中央政府的社会主义修辞和新左派的观点的越来越多的相似性当然会让很多人不安。龙应台,一个知名台湾作家和民主的提倡者,早前曾经告诉我,她对那些看起来在意识形态上跟党体制很近的新左派很小心。刘军宁把这个观点又推进了一步,他是一个流行的自由政治理论者,1999年离开中国,但是后来又回国了,他宣称新左派就是被对西方的仇恨激励着,是党的民主主义旧卫士的一个新名称。   虽然这个听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在夸张:温铁军,原来是个政府官员,现在主持重建农村的项目,也被看成新左派,他和温家宝、胡锦涛一起参加了他称为“脑力激荡”(brainstorming sessions)的会议。共产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比如瓦茨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 或者亚当·米什尼克 (Adam Michnik),典型地通过批判拥有一切权力的国家来获得道德领袖的地位。新左派是怎么调整他们和国家的关系呢?   当我向崔之元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一时间不再有精神饱满的态度。“这是个重要的问题,”他说,“怎样在道德上还有知识上处理和政府的关系。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崔之元并不把共产党政权看成一个“整体”。他说,在地方和中央的层面上,共产党政权都有很多方面。“几乎每天,”崔之元说,“《纽约时报》都报道农民抗议政府的骚乱,但是如果你听听农民在说什么,他们在告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所以即使是农民都能看到国家的不同方面,谁支持他们,谁不支持他们。”   王晓明,上海大学的文化研究教授,把他自己的位置定位为在汪晖的右侧,但是他说他同情新左派对待共产党政权的实际的态度。“公民社会在中国是非常软弱的,”他说,“既然政府是改变的最积极的代理人,除了推动政府放弃它的一些权力,也不得不推动政府来做它应该做的。”   我和汪晖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否定了所有关于新左派对政权的影响越来越大的说法。“我们试图去做的是创造一个知识环境,在这里探讨新政策,”他说,“我知道很多领导人都读温铁军的文章,他们也读崔之元关于财产权的文章。《读书》发表的其他文章也同样地很有影响,我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跟政权没有其他的联系。”   汪晖看来一点都不焦虑与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会不会把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变成支持政府政策的书呆子和雇佣文人,这种现象是给政府提供建议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古老传统。“我们当然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汪晖说,“西方人问,中国怎么能在独裁国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但是这个问题忽略了现代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西方发展起来的–是并没有多少民主,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帮助下发展的。你必须问问西方的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是否可以不经过浩大的战争和环境破坏而实现。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中国已经停止砍伐自己的森林,中国森林的大部分已经消失了,而其他国家还是必须为中国的消费提供木材。”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汪晖也谈到了崔之元先前向我提起的一个题目: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怎样对整个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可能性,同时也带来了深重的影响。“西方社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并且通过他们的决定改变了世界,”他说,“中国和印度在新的世纪也会扮演同样关键的角色。但是这样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对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只模仿西方。他们必须探索西方现代性模式的它选(alternatives)。否则,那些‘消费民族主义者’已经在说了,‘美国曾经最大,现在我们最大。’”   汪晖大笑,然后加了句:“这是很没劲的。”   ——————-   记者: 潘卡奇.米西拉(Pankaj Mishra) 上次为纽约时报的期刊写的文章是关于流亡在外的西藏人的。 他最近的出版的一本书是《西方的诱惑:怎样在印度、巴基斯坦、西藏以及更多地方成为现代的》(Temptations of the West: How to be Modern in India, Pakistan, Tibet and Beyond).   ——————-   原版载http://wen.org.cn/modules/newbb/viewt … p?topic_id=17&forum=1   2006年10月15日   《纽约时报 .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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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温铁军等: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温铁军等:发达国家的双重危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转嫁 进入专题 :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成本转嫁    ● 董筱丹   薛翠   温铁军 ( 进入专栏 )       一、发达国家全球金融资本与现代化政体的双重危机          2008年西方金融资本核心区“华尔街金融海啸”次第引发了全球危机和发达国家债务危机,引发了海内外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广泛关注。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从迄今为止的演变进程来看,主导国家的金融衍生品泡沫破灭不仅引发了金融危机,也暴露了具有全球普遍意义的、愈演愈烈的财政(政府债务)危机。     正是由于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都是政府独有之政治强权创造的信用体系危机,我们才说这场全球危机不仅是经济的,其实质也是源于西方的现代上层建筑的政体危机,或称现代政治危机;其所以引发西亚、北非的政治动荡,则可归因于这种政治体制的泛意识形态化的普世价值,在危机爆发时直接地、显著地作用于高成本上层建筑的逻辑结果。     (一)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特征     渐次暴露出来的发达国家债务危机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这是一场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与以往人们较多讨论的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差异显著,却内在具有同源性;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     1. 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规模。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2009年全球债务中,前10个债务最高的国家负债总额占全世界全部债务79.09%,除中国和印度外,其他8个均为发达国家;这8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达到28万亿美元,占全球全部债务的74.4%。也就是说,当前的全世界政府债务中,绝大部分债务是发达国家的。     从债务的相对规模来看,北美、日本及欧元区国家的负债状况最为严峻。日本的政府债务无论绝对规模和相对规模都最大,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达到190%;债务规模居次的美国这一比重为51.9%,意大利为115.2%。2008年底全球中、低收入国家的外债现值为3.4万亿美元,其中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外债总和约为2.1万亿美元,而日本一国2009年底的政府债务就已达到9.49万亿,美、德、意、法、英等国的债务规模也都达到了万亿美元的规模。     2. 发达国家政府债务的扩张趋势。     与一般债务不同,政府的债务并不是有借有还,而往往是在政府发行的新债中更高比例地用以支付旧债,从而也就内生性地助推了政府债务信用的扩张。为了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救市”需求,西方国家自2009年以来所采取的转嫁危机代价的宏观政策中,短期有效但危害最为深远的措施,仍然是大规模增加政府债务。     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以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其他发达国家也同样,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几乎所有高收入国家的政府债务都急剧增加,除美国以外,英、日、西班牙、冰岛等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也大幅攀升,英国增加了近40个百分点。     而且,发达国家政府现在是在用两只“看得见的手”同时扩张信用,一方面扩张债务,一方面增发货币信用来购买债务。     3. 发达国家债台高筑的政治经济原因。     政治体制原因方面,发达国家之所以积累了这么高的债务并且难以化解,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的政治现代化的内生性危机。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但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从客观上看,这些政治现代化运作,都将增加政府赤字和国家债务——政治家为赢得选举而支付的全部成本、连同其政党给民众做出的福利承诺,在政府财政来源不足时都会直接形成高额的政府债务,再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福利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此外,欧洲的人口老龄化客观上导致社会成本提高,也增加了政府社会开支的压力。     经济原因方面,在上述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另一个、也是最具实质性的变化是西方世界普遍的债务化:居民账户和国民收入账户一样都是经常项目逆差而资本项目顺差,即居民实际上是在用符号经济的收益维持实体性的生活消费,而且也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转移支付来维持基本保障。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他们已被全球“资本深化”所内化——西方式福利主义大锅饭的“温水煮蛙”。     产业转移导致的空心化和随之而来的金融资本全球化,都是对本国实体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异化,势必促成资本与政府这两个异化物“进步”到金融垄断和政治垄断的结合,从而使国内形成了新的收入分配格局和社会结构。这些内部变化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     因此,在这种西方模式的政治现代化中,只能是继续深化社会制度寄生性,通过货币信用扩张和债务扩张来满足这个社会大多数人的福利主义需求。但越是这样,越走向不归路。     (二)政府债务危机为什么先从欧洲国家爆发     当前债务危机最严重的,是欧盟中那些已经没有实质产业支撑却加入了欧元区的国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这些欧元区国家因放弃了货币主权,不能再用政府不断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手段向社会转嫁危机,从而率先爆发债务危机。     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意味着这些仍然具有政治主权的欧元区国家把最为重要的经济主权——对内的货币主权和外汇主权都交给了欧洲中央银行,不仅失去了靠制造通货膨胀向社会转嫁危机来缓解债务压力的手段,而且不再有条件采取即时的利率和汇率政策这两个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也就失去了政府即时宏观调控的两只手。     何况,这类国家大多数同时完成了制造业对外转移,那就好比完成了经济上的自断骨肱——失去了货币体系和产业体系这两条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腿。     因此,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这并非通常所说的个别国家元首任期内所面临的国内信任危机。在西方现代政治理念的支配下,选举实践必然会内在形成政治成本累积起来的公共债务因现金流断裂而爆发的“现代政治”危机。     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都没有了,那么,政府的利率调控、汇率调控等宏观政策也就没意义了;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来救他们。     而美国尽管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但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与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强势政府,必要时得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因此,只有美国仍然可以靠既增发货币(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又增发国债,以促推全球通货膨胀的方式,向世界上其他仍然主要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国家转嫁危机代价。     (三)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     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一样,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寄生性的内在矛盾,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     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不同的是,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就是金融危机,顶多恶化成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不仅每次就是经济危机,而且经常递进成社会动乱、政权颠覆、国家分裂。          二、发达国家成本转嫁 西亚、北非“两高一单”发生“街头政治”            西亚、北非历史上多次上演过的大痛苦,都是因离欧洲太近造成的;那里正在发生的,仍然是全球资本化危机延续着的悲剧。西亚、北非的政权变化,是一场在核心国家资本主义危机向全球转嫁代价的背景下,由于“两高一单”而引发的政治动荡。“两高”是指高通胀和高失业;“一单”是指后殖民主义时期发展中国家单一经济结构问题。其本质,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承载危机代价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上层建筑之间更具有本质的对抗性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制约性因果关系的矛盾。在当代全球化条件下,这对矛盾演变为:发展中国家以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支撑发达国家造成的、人类历史上伴随资本这个人类异化物而形成的高成本上层建筑。     这里所谓发达国家的高成本上层建筑有两重含义,一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主导/强加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意识形态而使发展中国家自身的上层建筑成本过高;二是发达国家为支撑其本国的高成本上层建筑而以全球通胀的手段向发展中国家转嫁代价。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承担的是双重的高成本上层建筑的压力。     虽然西方政治家以代表人类普遍利益提出的所谓人权、民主、自由等表达,已经伴随意识形态化的社会科学教育及传媒等工具传播而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接受的理念,但这些价值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客观上都不具有支撑条件,导致一般发展中国家追随西方的精英集团对本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整体反作用。     以此看当今西亚、北非出现的问题,显见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悲剧之所以无可奈何地延续,乃在于无论换人换政,无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危机。     因此,发展中国家上层建筑的任何调整,都并不意味着经济基础得到加强,反而一定是把搬用西方上层建筑造成的代价再反作用于本国薄弱的经济基础,使这个经济基础在街头政治之后更难得到调整。     (二)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对单一结构的经济体的影响     1. 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必然导致全球通货膨胀。     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凭借政治强权来进一步扩张信用,造成全球通货膨胀。     当代垄断化帝国主义金融信用早已不再是市场决定的,既不再是所谓市场根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调节金融收益率,更不是一般经济学理论中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下,资金作为一种要素由市场来自发调节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在金融垄断资本阶段践行这种理论的可能性不存在。在金融资本阶段,发达国家一定是政府看得见的两只“手”在主导——无论是国家的债务信用还是金融信用,都是政府用强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当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发生危机的时候,占据强势金融资本地位的政府都用信用扩张来饮鸩止渴,而不可能自断股肱地砍掉或压缩政府创造的信用。因此,发生这种源于核心国家金融泡沫化的全球经济危机,只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政府进一步扩张信用,不论谁执政都一样,这才是看得见的“阳谋”。由此,则必然进一步恶化全球通胀;而全球通胀将迫使那些不得不大量进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承载金融危机的代价。     也就是说,占据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政府用强权扩张信用转化成全球高通胀,使发展中国家成为代价的载体,这就是金融资本阶段的全球危机转嫁。     2. 全球粮食价格上涨。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时候就出现过全球三种主粮产品——小麦、玉米和稻米价格大幅上涨。这次也有类似的规律。本轮危机中,这种相关性的原因主要在于,当全球经济危机发生时大量过剩流动性涌入到能源、粮食和原材料、期货领域,能源价格上涨给了生物质能源3倍于以往的利润空间。因为生物质能源与石油是相互替代产品,因此生物质能源生产的盈利性取决于石油价格。简单来说,当石油价格维持在5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投入产出大体相平;低于40美元/桶时,生物质能源的生产就不挣钱;如果上涨到100美元,意味着生物质能源的成本利润率是100%;如果达到150美元,就意味着生产生物质能源将获得3倍于成本的利润。因此,只要油价攀升,生物质能源生产的利润空间就随之增加。     此外,据国外学者介绍,占人口20%的发达国家为了将清洁能源在所消费能源中的占比达到20%,所做出的规划就是进行1亿公顷土地的生物质能源开发。这意味着世界上发展中国家的口粮面积会下降,就会带来几千万人的饥饿。另有专家指出,美国大概从明年开始,玉米和大豆的4到6成要开始做生物质能源。     从趋势来说,资源短缺、资本过剩,一定是恶化人类安全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人类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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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63 次 更新时间: 2011-10-04 13:06:27 杨小凯:革命与反革命及其它 进入专题 : 杨小凯 革命 反革命    ● 杨小凯 ( 进入专栏 )   向继东       向继东(以下简称向):杨先生,你是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和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今天我们不谈经济。前不久我在网上读到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和《从科索沃事件看中国民主和政党政治的前景》,觉得很有意思。你能就此谈谈吗?          杨小凯(以下简称杨):我是搞经济学的,别的文章写得很少。你刚才提到的这些文章,都是美国的一些杂志编辑盯上我,被逼着交差的。          向:你的《中国政治随想录》提出一个“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有意思。          杨:这篇文章是一九八七年写的,我不知是哪位热心人把它上的网。在那篇文章里,我说洛克的思想对我有过极大的影响。按照洛克的逻辑,革命要推翻的是一个暴君,而没有一个比暴君更集权的力量,却无法打倒暴君。一旦暴君一倒,革命中形成的权威,任何人又无法控制它了,它又成了新暴君,又会催生革命。这就是“革命产生暴君,暴君产生革命”的改朝换代的逻辑。我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行不通;二是革命          会延缓民主化进程。我还说,在现代条件下,如果没有国与国的战争,没有上层阶级内部的          大规模冲突或类似代理人战争的局面,用革命手段推翻一个专制政体成功的概率等于零。换句话说:我不主张革命,因为革命无益于民主化进程,正像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使中国民主化进程延缓了几代人时间、俄国革命使苏联的民主化遭遇挫折一样,所以阻止革命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向:这是你现在的观点?          杨:现在我的观点又有很大不同了。我读过英国人伯克写的《法国大革命论》,这本书写于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后,可以说,它是经典的反革命理论。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是人们对这个制度不满,他们相信人的理性,认为可以把这个制度改造好。但在革命过程中, 可能将许多人们不了解其功能的有效制度破坏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历史有一个很长的筛选过程,好的东西经过筛选建立起来,坏的东西同样经过筛选淘汰出去。经长期历史变化后仍生存下来的制度一定有其生存的理由。现在中国虽然有许多问题, 但有合法的警察暴力,可以惩罚偷窃,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有,中国政府决定最高领导人的一些机制,也不是谁说了算的,它也有自己的套路。譬如江泽民做了总书记,他也经过了许多磨练,一步一步做上来的,也就是说它有一个让人服气的机制。如果把这些机制去掉了,谁都不服谁的气,那可能就乱套了。有些机制,你现在看它有不少弊端,它正面的东西被你忽略了,当你革命的时候,没有了这些机制时,你才会发现没有它可能会更糟糕,你不得不恢复和保留它。否则,去掉这些机制,革命的后果可能比预想的要坏,这就是所谓的“反革命”思想。          向:你是否读过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论”?          杨:李泽厚与刘再复的对话“告别革命”,是“八九风波”后,他们在海外完成,而我在一九八七年就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现在我要修正这个观点,因为革命理论也有其合理性。我认为,有些东西在学术上还没有定论,你不能轻易地说,反革命的理论就是对,或者革命的理论就是对的。革命对统治者总是一种威胁,没有这种威胁,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就不可信;有威胁,其行为就不会太离谱。美国宪法明确指出:人民的权利是天赋的,而政府的权利是人民给的。所以美国人普遍认为:你要统治我们,就必须得到我们的同意。要是你搞得不好,人民就可以革你的命。如美国的弹劾制度,就是人民表达革命权利的一种方法。你是否读过已故Olsen的书,他就有非常深奥的革命理论,认为一个稳定的秩序会使既得利益者寻租行为制度化,而革命和动乱却能打破制度化寻租。美国很多经济学家都很敬佩Olsen 。他甚至把社会动乱看成一个国家兴盛的原因(见他的“国家兴衰论”) 。他大概是西方的“多难兴邦” 论者。          向:你那篇谈科索沃事件的文章我读了。你能简单谈谈它的意义吗?          杨:科索沃事件是世界历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政治和外交史上的大事。说它是世          界史上的大事,是因为起于十七世纪和在十九世纪被神圣同盟确立的“国界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已被“住民自治”和“民选政府”不可侵犯的原则超越(Override)。在这两个原则有冲突时, 国际社会选择了后者优先的原则,并有“国际警察”机制来强制执行这些新制度。这是意识形态、道德准则和国际关系的大变化。其背景是:欧洲由于没有统一的政治权力,各国之间长期战乱,逐渐形成了住民自决、民选地方政府的原则,并且这个原则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西欧的共同意识形态,各国之间的领土纠纷都是由住民投票解决的。例如德法之间对鲁尔区的归属在二次大战后就用公民投票解决。虽然法国是战胜国,是鲁尔区既成事实治理者, ,公民投票还是使鲁尔区回归了德国。这次就是科索沃地方民选政府要求独立,而南斯拉夫企图收回自治权,并动用联邦的军队去打。          向:那么强大的北约去打一个小小的南联盟,这不是依强凌弱吗?          杨:不能这么简单地看,要在国际大环境下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人比较普遍地认为这是一场强权政治的游戏,无道德准则可言。这点我也理解,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不能老是停留在苏联时代。要有人类普遍的价值观念。比如说警察惩罚小偷就不能说是依强凌弱,因为我们有社会公义概论:偷东西是不义的,应受到惩罚。          向:在“随想录”中你说三个平等竞争的野兽就是民主,而一个”圣人”却是专制。这话很有意思。          杨:既然我们认识到人都有天生的弱点,找不到十全十美的”控制者”, 那我们就让几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的人来平等竞争吧!这个道理虽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易,因为人都有征服的本能,都想打倒对方。怎样才能保证他们和平共处、平等竞争?唯一的办法就是依赖历史提供的各派平衡、谁也吃不掉谁的机制。英国光荣革命前夕,长期互相迫害的两大派之间就出现了这种谁也吃不掉谁的均衡局面,这就是两个魔鬼平等竞争——即民主的条件。所以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来说,就是要尽量维持上层各派的均衡,哪一派强大了,就要支持它的敌对派。可惜,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制度的实质远未了解,他们喜欢附和强权而歧视弱者。          向:由此来看,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知识分子全部悲剧都是咎自由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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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秦晖: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 进入专题 : 印度    ● 秦晖 ( 进入专栏 )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进入 秦晖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印度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7 推荐 本文责编: 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思想库 > 学者文库 > 历史学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27509.html     寄给好友: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实在是佩服! RHXY 2011-09-01 00:24:28 每读秦晖教授的文章都如沐春风! 好文 洛德适 2011-05-12 14:58:27 秦晖见解深刻,很多文章使人眼界大开 好文深刻 太空射线 2009-07-07 21:50:06 秦晖是我最喜欢的学者之一 同意“黑色鲶鱼” 石大刍狗 2009-06-01 18:17:45 印度值得尊敬!他们也开创了“具有印度特色的制度”,结合印度近代史仅此一点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这个国家! 意思可能有误 延炎 2009-06-01 16:34:09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 这句话可能错了。应该是: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不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 好 沉梦 2009-06-01 12:27:04 还是顺其自然的发展好 印度让人尊敬 黑色鲶鱼 2009-06-01 10:01:40 秦晖的意思的确是说:印度虽没有中国专制下节省交易费用带来的经济先发优势,但却有因民主基础优良而极可能带来经济上的后发优势。当然这都是从经济成就上来说的,而如果把政治文明加入进来,现在也不见得中国有全面的优势。 民主制能与当地民族文化完美融合,这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印度以其庞大人口、错综复杂的宗教和种姓制,能如此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与其文化相适应的民主制,这不得不让人敬重。 民主制永远不可能发生3000万死忙的大饥荒,仅此一点,中国就永远无法跟人家比! 更何况,在更长的时间段上,没有宪政保证的中国经济未必一定领先印度的经济。极大的概率是:印度因其民主制+资本主义,将超越只有一条腿走路的中国。 都值得思考,致敬 mingjun887 2009-05-31 18:16:46 秦老师的文章所述与各位的理性“商榷”都是较深刻的 有兴趣的话,可以专门讨论一下秦文。 宝剑 2009-05-31 16:12:31 比如你们可以先将秦文分析的“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归纳一下,究竟集中讲(一二句话)是什么?我们再看这种原因究竟是否“深刻”吧。 还没有看懂秦晖先生文章的人应该重点看看最后这段: weiguan 2009-05-31 11:33:02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 http://www.tecn.cn )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呵呵 计划计划 2009-05-30 19:27:15 下面说“秦教授的文章令人失望”的先生,一是看秦先生的文章可能看的很少(他的文章互相联系起来理解,思想脉络就很明晰了);二是这篇文章也完全没有看懂。 谬论而已 评民 2009-05-30 18:21:53 原理错误。在当今世界上的国际级的著名人士来看,如克林顿,比尔盖茨,克鲁格曼等一致认为,不远的将来,印度一定会超过中国的,这就好比同样二个基础相似的两个人,是先读书再赚钱还是先赚钱再修补,后期效益是不言而喻的。秦晖“5毛”岂能与思想者相比。 我觉得专制资本主义才应该打引号。 guanxi 2009-05-29 21:22:01 真正的资本主义必须具备一套完备的法权体系,必须尊重公民自主交易的权利,其对民主宪政的需求是内在的,专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则不一样,特别是生产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公有制计划经济,离开了高强度的中央极权专制是完全没办法进行“计划”的。 秦教授的文章令人失望 宝剑 2009-05-28 08:13:31 一些人觉得秦晖教授的文章写得好,我倒以为还是差劲,要害在于思考不深刻,道理没有讲清楚。这里讲的是“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题目无疑很吸引人,但通篇的原因分析却既不集中(观点不鲜明),也不周全准确。 秦文讲的“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大约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方面”,二是讲的所谓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方面。制度原因秦晖认为是“公论”(自己赞成),所以就仅点到为止了。其实这里的原因分析相当重要。印度落后于中国,在制度上面究竟为何落后了?难道是印度的民主制度造成的?那么是不是中国应当庆幸没有搞民主?显然这里的问题“非常”需要说(作者应该先自己思考)清楚的。从本质上看,制度确实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但其必须存在一个这样的前提,即制度的适合性。换句话则是说,只有选择(创造)一种更适合自己情况的制度,才能促使自己的更好发展。从制度的具体属性来看,可以分为民主政治制度和威权政治制度,但是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固定的分界,必须结合自己的实际来调整推行。我们可以说印度的民主制度确实存在是否与印度国情适合的问题,可以考虑调整(比如新加坡)。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得出中国现在不能搞民主制度(只是这个民主制度需要创造,但其性质仍在民主政治体系的范畴)。 在所谓的社资道路问题上,秦文虽然大篇幅介绍了印度左右选择的过程,并似乎表达了作者倾向于资本主义道路的观点——也可以表明印度落后的原因还是没有坚定搞资本主义吧。这样的观点其实又是很难经得起推敲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概念化肤浅化幼稚化的思想。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它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分界在哪里?世界上是不是真有依靠个中选择就发展好了的地方?或者相反?菲律宾1946年就由美国一手设计运行了整套的资本主义,为什么后来没有发展好?新加坡搞一党民主政治是什么主义,为什么又发展好了?以色列著名的集体农庄是什么主义,为什么也发展好了?回到作者文章的范畴,难道中国现在比印度发展快,还是资本主义更多一些吗?是自由多、民主多、个性多、福利多、制衡多,……还是什么? 尽量全面系统整体地看,其实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还是思想观念上的,因为思想观念决定人们的行为。而思想观念的形成又是印度传统的宗教信仰及传统观念文化为根基的。印度的这种根基似乎一直存在两大弊端。一是所谓的佛教“苦感”文化,“苦行僧”、“以苦为乐”是其终身追求,因而即使遇到不平,看到贪腐,也要逆来顺受,无须争斗。在现代化物质性条件的建设方面,也是可有可无,甚至没有更好。二是等级森严的社会传统,从根本上压抑了众多人群的上进冲动。 向秦先生致敬! george3 2009-05-27 18:18:45 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 ——————– 挑个小错:秦老师是不是把上面这句话写反了? 不管怎样,这篇文章有秦老师一向的缜密,严谨,立意深刻而说理浅显易懂的风格。受教了!向秦先生致敬! 治国三句话 xjjwxd 2009-05-27 13:43:53 理念不明确,短期可以,长期不行 头脑不清醒,底层可以,高层不行 功效怎么样,现在说不清,将来不好说 好 计划计划 2009-05-26 19:40:57 中国大陆那些经济学家可能每天都睡觉吃干饭了.竟然需要秦晖先生这样的历史学者来论述这样深刻的问题! 秦晖先生的卓越,映衬出经济学家的平庸. 不同意 蚕丛 2009-05-26 17:00:41 说印度永远敢不上中国,永远少用,印度不可小看 感谢 zhanglaosan 2009-05-26 14:12:38 读秦先生的文章获益匪浅。可读性非常强,有理有据,文字流畅,做学问的高境界。 表示敬意! 中国的改革都是逼出来的 holyshit 2009-05-26 10:55:23 没办法,从清末就是这样了 深入、有理有据! lel 2009-05-26 10:23:34 但印度的落后中国是长期的,仅六十年代与中国平齐,为什么?可能除了政治、经济制度原因外,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不知秦晖今天有兴趣分析一下吗?其实,这对今天来说很有意义。比如它的民族矛盾、地区差异、传统文化习俗、宗教影响、殖民地劣根性、急于充大的功利心态(重视军工、航天业,做许多力所不及的事),以及他们民主制度的漏洞和严重的腐败传统、官僚习气。总之长期的太落后一定带来一些无法 、难以克服的劣习、恶的路径依赖。总之、我以为印度永远也赶不上中国,如果中国不发生动乱的话。 好文 shinanchen 2009-05-26 09:38:00 秦晖的文章逻辑性强,深刻,让人信服.受益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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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作者:温铁军 环球时报 2011-9-20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当然应有新的反思。大家常说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摧毁了反动的、腐朽的封建王朝。可很少有人问:自秦代构建中国大一统以来的历代王朝难道是经典理论归纳的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制吗? 辛亥年前的清末,无论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还是后来被人戏剧化处理的慈禧,都想搞西制工业化。如果说大臣们只提出了 “师夷长技以制夷”,即今天所说的 “对国外技术引进消化吸收”,那么包括慈禧在内的中央统治者在洋务运动后期就已经开展了 “师夷长制以制夷”,亦即令人所说的“制度引进”。所以,在经济基础的洋务运动和上层建筑的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已在教育、军事乃至政府体制上采行西制。大量派留学生出国,也是这一时期的现象。 后来我们知道.引进西制及人才没能救活被内外战争搞得财政崩溃、地方弄权的清王朝。 接着探讨一下蒋介石政府为什么失败。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全面采行西制的民国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叫“黄金经建10年”。当时大局甫定,重归一统,地方经济随之恢复,于是出现民间资本和自由市场加快工业化的10年。但1929-1933年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大危机打断了这一进程,当时,包括白银在内的贵金属价格飞涨,与今天滥发美元造成通胀带动黄金价格飞涨类似。而中国那个年代还是白银币制,民间交易中流行的是银元,袁大头、孙大头、鹰洋,官府税收和富商财富都用白银。这个银本位的国家突然遭遇世界银价大幅度上涨,接着遭遇美国单方面取消白银协定,并且从1934年开始提价收购白银,日本为摧毁民国经济,也抬价收购白银,致使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同时,西方通胀危机在中国造成“输入型通缩”,迫使民国政府在1936年宣布取消银本位,改发纸币,民国随之在 1937年进入长达11年内外战争叠加、高额通胀的全面危机。 二战后,民国几乎没有硬通货和贵金属储备,惟靠美援维持政府,也只维持到1948年美援停止,有的地方已经发行数十亿票面单位的纸币。此时,这个国家最具现代化西制内涵的财政金融体系崩溃了。 所以说,民国先亡于无储备之西制财政金融崩溃,后亡于无军饷之西制军事失败。天可怜见的,西制也没能救民国。 而1950年新中国能够从民国遗留的高通胀经济危机走出,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土改剥离了85%的农村人口使之与现代西制经济无关,于是乎乡土中国相对稳定:二是朝鲜战争打来了依赖外部投资的军事重工业,让中国战时经济陡然起飞。 实际上,世界上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管理制度的构建,都要满足于得殖民主义巨额利益之先手的西方国家提出的利益需求。如今,国内很多人更加认同西制之“普世价值”,把西方政治看成是人类要普遍实现的现代化体制。对此得提个醒:如果是一种理念或信仰,则无所谓对错:应该尊重不同的信仰自由。但当我们刚想接受这个很美好的’“普世价值” 时,欧债危机、美债危机,以及北非和欧洲的城市骚乱爆发:虽然被西化意识形态冠以不同名义,但仍证实了这种“被普世“的西制实质上是一个高成本导致高负债的制度体系。 有鉴于此,关键要看认同者是否打算负担西制需要支付的巨大制度成本。任何西方来源的现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下的治理体制,都是要花大钱的。能否有效运作的关键,还不仅是得看成本高低:更要看到底由何种利益集团支付成本。 有个现实需要承认:辛亥逾百年,中国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担西方转嫁过来的制度成本的后发国家。如果没有另辟蹊径的创新能力,则难逃玉石俱焚之宿命。 诸君,辛亥百年之际的中国,面临的已经不是上世纪的资本短缺,而是新世纪的资本过剩。在产业、金融、商业这三大资本过剩条件下,执政者若试图靠过剩的资本构建信用社会、形成稳定契约关系的努力,往往会适得其反地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和因这种势力不奏效而带来的较高的治理成本。时过境迁,当一些人还在讲着如何构建市场制度、如何自由契约万岁的时候,这些早已是那“童年的阿娇唱着过去的歌谣”。 回顾辛亥以来中国走过的百年历程.归纳成一个还不很确定的提法叫做:“告别百年西制崇拜”。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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