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人治港

美国之音 | 胡锦涛本周访港 抗议者称会包围会场

中国官方已经确认国家主席胡锦涛本周末会访问香港。香港多个团体声称会包围他出席活动的会场并举行多项游行示威活动。据信当局的安保措施将会非常严密,但示威人士并不预期会与警方发生暴力冲突。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胡锦涛将在6月29号星期五上午抵达香港访问,第二天出席在香港岛湾仔会展中心举行的回归15周年庆祝活动,第三天7月1号出席新任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就职仪式。 即将卸任的特首曾荫权和即将上任的新一届特首梁振英都发表声明,对胡锦涛的来访表示欢迎,称这次来访证明中央政府继续支持香港和特区政府,并向胡锦涛表示“深切的感谢”。 香港多个团体则表示,会在胡锦涛访港期间发动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打压政治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 *预计示威人士众多* 准备参加抗议活动的工党执行委员会成员钟松辉对美国之音说,示威活动包括在6月30号包围胡锦涛预计会出席活动的湾仔会展中心。 钟松辉说:“据我了解,有人民力量,社民连,支联会,工党,学生团体,以及关心李旺阳事件的人士,都会参加6月30号的活动。” 这个月早些时候,香港市民在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外举行了一次人数破记录的示威游行,抗议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离奇死亡的事件,要求中国政府交待事件真相。自那时以来,甚至一些亲政府、亲北京人士也公开对事件表示关注。 与此同时,即将上任的特首梁振英爆出家中有违规建筑的丑闻。人们预计本周末参与反政府、反北京示威游行的人数会大大超过以往,当局采取的安保措施也会更加严密。 *安保措施严密 示威人士预见与警方冲撞* 香港立法会议员、社民连主席梁国雄说,他会 趁胡锦涛出席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参加的酒会的时候亲自向他递交请愿书,但估计不会成功。在过去的示威活动中多次冲击过警方防线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他会加入包围会展中心的示威人群,至于会不会与警方发生冲突,得要看警方的安保措施是否合理。 梁国雄说:“看情况吧。我们不是要冲击警方的防线。我们要示威。警方的安排不合理就有可能出现推撞。它安排合理就没有这个事。” 一些社运人士在网上刊登了七一游行手册,教示威者如何应对警方喷射胡椒末,如何准备一场旷日持久的示威游行,以及在紧急关头如何联络驻香港的外国领事馆。 工党执委钟松辉说,这个周末的示威人士预计会多过以往,与警方推撞在所难免,但不至于出现流血和暴力冲突。 钟松辉说:“这个可能性应该不会大过以前。我相信会跟以往一样。因为香港人是爱好和平的。所谓冲突不过是在警方防线那里会有一些冲撞,不至于导致流血事件。” *示威活动吸引众多大陆人士 旅行限制收紧* 近些年来,香港的各项示威游行中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大陆人的身影。居住在香港的中国大陆异议作家和环保专家陈愉林说,从以往的情况来看,这次向胡锦涛示威抗议的人群当中也会有许多大陆人士。 居港人士陈愉林说许多大陆人来香港参加示威 By 陈愉林 x 居港人士陈愉林说许多大陆人来香港参加示威 By 陈愉林 ​​​​陈愉林说:“内地移民到香港来的一些人就不用说了,他们肯定会去上街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就我所知,内地很多人因为在内地没有表达诉求的机会,所以他们往往愿意到香港来参加一些公众活动。” 有消息说,昆明、厦门和上海等城市已经限制办理7月1号前后公民赴港自由行签证。旅游业者还说,每到敏感时期,中国大陆公民来港旅行团的审批也会受阻。 香港主权回归中国15年后,人心显然还没有回归。候任特首梁振英承认人心回归还需要较长时间,但把原因归咎于香港被殖民统治多年,港人获得的国民教育不足,对国家了解不多。许多港人则说,在中国实行一党专制下,香港难有港人治港和民主制度,人心自然不愿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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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雜評 | 練乙錚:論按「契丹/石敬瑭」模式成立的梁政府

【 信報轉載 】兩三個月沒有給《信報》寫文章。其實,這一段日子裏,筆者寫了很多東西,但主要不是評論,而且還未完成,稍後才能發表;不過,七一臨近,催人思考香港政治現實,故有些話先說。 今年的七一是一個香港政治分水嶺,重要性不低於十五年前那個。共產黨當然知道,香港回歸,起碼有三個層次的意義:九七主要是一個主權回歸、一個歷史標記,禮儀一個晚上就完成,但主權回歸中國不等於治權實際回歸中共,而港人的思想改造,即所謂的「人心回歸」,更需要一代人甚或更長時間,不下五十年,方能完成。由於港人多半恐共反共,治權與思想這兩方面的改造和回歸不能操之過急,只能寓變化於無形。 首先,在治權回歸的工作上,「港人治港」口號必須堅持,由什麼港人來治港,則需分階段改變;不變是形式,改變才是實質,即所謂「穩中求變」。治權改造成功了,才能得心應手改造港人思想,特別是以各種方式向下一代注入特殊意義的國民教育。 西環操盤 經驗已掌 進行治權改造,共產黨本來給自己一個十年時間表;成功了,勝券在手,便可放心以某種形式兌現《基本法》承諾的普選。後來,因為第一任特首處事不周,北京不得不作戰術退卻、延長時間表,讓一個中間偏白的曾蔭權當第二任特首,補替董建華這位中間偏紅的人物;同時,北京相應延遲普選、強化黨在香港的政治機器。這無疑是中共在江、胡當政,特別是在中共「黃金十年」、「盛世十年」裏,在港事上遇到的最重大挫折和作出的最重要反應。 曾氏任滿退下來之後,截斷了的過程又從新接續。這次,對北京而言,誰當特首,不再像以前那麼重要;梁後來得勝,論其人政治膚色,當然更有利特首人選進一步從中間偏紅過渡到根正苗紅,但那已經不是關鍵,其他諸如背景、性格及個人喜好等方面的特點,更無關宏旨。這是因為本地的「第二管治中心」這部機器已經打造完成,幾年來由西環操盤,累積了經驗(在澳門,同名稱的機器已更早建立、運作)。 年初唐梁之爭,不過是當權派內部、北京加本地的金權板塊利益之爭而已,無論黨內哪一條線上的什麼派系得勝,都可通過接管、操控「第二管治中心」,政治上直接駕馭特首、調度當權派所有環節、控制政局。今年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是分水嶺,其要義即在此。 靠誰上台 聽誰指使 我們再仔細分析在這個場景裏新一屆特區政府的性質。 梁振英是一個未經人民正常認受、在統治階級小圈子內部也得不到大多數支持,要靠外力協助打倒對手方能上台的統治者。以這種方式上台,國史上罕有,筆者能想起的,就是殘唐五代、全靠居於蒙古一帶的契丹族出兵替他消滅後唐勢力而登基當皇帝的晉王石敬瑭。按史料記載,石並非真正漢人,而是晚唐朝廷裏不少來自西域的「漢化胡人」的後代;他即位後,即按先前密議將燕雲十六州獻給契丹,大開中門,中原抵禦北方勢力的屏障由是消失。【註】 靠誰上台,聽誰指使。梁今後聽命西環,九成九跑不了;但是,和他的兩位前任比,梁在關鍵問題上的迴旋空間更小。大家知道,他的兩位前任,都是所謂「欽點」的。「欽點」有明顯好處:人家找你當,最初總有一些對你的尊重,炒你魷魚也要三思,因為那將明顯表示「點錯了」(董不是胡欽點的,胡把他拿掉,沒有這個問題,要炒曾卻有困難)。但如果你不是欽點的,而是你主動要求上面某方把對手打下來讓你上去的,那麼,上面那些人肯幫你,你當然得許諾更多條件,而你上台之後,地位比欽點的更不穩。 特首是地方官員,在某些問題上聽命中央,自是應該,但聽話的程度可以不一樣;欽點的固然要聽話,以「石敬瑭模式」上台的,則更要主動獻身。如果這個「石敬瑭」從幾十年前起,已經是人家的一個精心培養對象,則上台後連獻身也談不上,因為他整個人身上的政治產權,本來就是屬於人家的,恰巧附在他身上而已。因此,新一屆特區政府的自治程度,將比過去的欽點時代更低,與港人的政治期望更脫節,然而卻應驗了梁及其好友譚惠珠等人年前推出的「高度自治非自治」說。 中港民運 互為影響 按其性質,這個第二階段特區政權模式,我們可稱之為「契丹╱石敬瑭模式」。在這個模式之下,民運的性質也將和以前不一樣。 要明白民主運動發展的大方向,看清楚統治階級的性質起了什麼變化,便知八九。因為,從來,群眾政治運動都是回應性的,性質決定於當權一方的本性與行為。帝國主義欺壓弱小國家,群眾運動便是反帝愛國的;資本家欺壓勞動者,便產生工業行動乃至社會主義革命;一旦體制以維穩為名對人民進行侵權掠奪,便產生反體制維權運動。 科學家、興業家可以天馬行空,完全主動地、無中生有地發明一套新理論、創製一件新產品,但群眾運動不是那樣的。若特區政府真是高度自治,政府幹了錯事壞事,民眾便唯這個政府是問。但今後特區要事轉由西環操盤,一出問題,抗議的人龍便自然跑到西環。此所謂冤有頭、債有主。 示威人龍跑西環,特區政府的中介、緩衝作用減弱,共產黨和香港社會上的反對力量之間,出現「短路」,北京需更直接面對香港矛盾。這方面的轉變,筆者估計是北京所不願見到,然而卻是它決定操盤香港社會政治的必然後果。此外,還有一個變化更值得留意:中港民運合流。 本來,九七回歸,中共提出「井水河水論」,成為「沒有共識的共識」。對此,港人完全接受;對國是有意見,就算鬧得沸沸揚揚,頂多也不過像「V煞黨」一樣,止於羅湖橋。首先而徹底違反此論者,是中共自己。誠然,中央政府擁有「剩餘權力」,任何論述的立與廢,完全由中央或主導中央的黨內派別隨心所欲,港人必須接受。在剛完成的是屆小圈子特首選舉裏,西環在香港的商界、傳媒、團體裏,調度人力物力總動員,其深與廣皆前所未見,無疑確立了「犯河水」的範式。 然而,河水被犯,卻出現一個奇特反應:港人更關心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壞事情。神九載着首位中國女宇航員上天,港人本應十分高興,但同時看到陝西省七月孕婦被十數幹部強行抓到醫院蒙頭「引產」的悲劇,卻因此不寒而慄;一個是萬中無一,應是眾人仰慕的英雄,另一個是萬中之一,只能悲嘆命運,而港人更為關心後者。幾乎同時,大陸發生李旺陽事件,六四又多一冤魂,港人反應更烈,整個社會都掀動了;結果,出現梁振英在公開論壇上不得不與眾人一道俯首默哀的窘鏡頭。 梁此舉目的何在,筆者不想臆測,但那個窘鏡頭卻聚焦了一個趨勢:香港民運與中國大陸民運互相影響,更深關連。而且,通過李旺陽事件,香港民運也建立了一個可行範式:每逢大陸上發生特別惡劣的侵權事件,港人強烈反應,繼而要求特首向北京反映民意(那是他職責所在)。按此範式行事,港民運可對國內的官與民產生一定影響,儘管現階段只是十分輕微的影響。 中式管治 腳步漸近 西環「犯河水」,港人因而意識到,北京管治的腳步近了。港人害怕,怕在大陸發生的壞事情,以後逐步也在香港發生,於是吭聲。一吭聲,卻同時體會到,自己這種維權聲音,與大陸上的民運聲音完全一致,大陸上發生的事,也是香港人的事。 這無疑是一種「人心回歸」,雖然不是中共希望的那種。 共產黨要直接管治香港,年輕人比老年人的反應更大,那是因為年輕人來日方長,生活方式一旦回歸大陸,他們受害最久;為一己及朋輩切身利益計,他們一旦醒覺,回應的主要方式,自然是踴躍參加運動。這是近年民運新血湧現且以青少年為主的一個原因。這個轉變,替民運帶來新氣象。以前民運內容比較單一嚴肅,近年因為多年輕人參與,表現方式大膽多樣化,愈來愈多用上網絡、動畫、視頻、樂隊演唱、行為藝術等手段,吸引力大增,出現擴展循環。 筆者早說過,從北京的利益觀點考慮,這一屆特區政府還不是梁振英上台的適當時機。這是因為,中共的形象,目前還遠未能被香港大多數人接受,此時過急推出一個紅色特首,徒令港人與中共更直接衝突、雙方關係更形惡化。不過,政治理性,從來都是不可一世自以為是的專制政權所欠缺。如此,香港今後幾年裏的局面,縱不一定好看,卻不會出現冷場。 【註】歷史以驚人相似的方式和我們的準特首開玩笑。小圈子選舉前夕,梁聲言若當選,條件成熟即為二十三條立法,正好比石答應給契丹獻上燕雲十六州;梁獲勝後馬上拜訪西環,亦好比石靠契丹出兵擊敗後唐抬他上轎之後,謁見契丹王耶律德光,拜呼「父皇帝」,自稱「兒皇帝」。 契丹,一說是炎帝後裔,惟其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皆大異於當時漢人;今天,核心價值完全顛倒的中共與港人之間的差別也很大,以至需有「一國兩制」的安排及《基本法》的憲法力量來做藩籬。兩個差別,大概是同一數量級。 平情而論,中國封建皇朝的皇帝,除了少數造反上台的,其他絕大多數都是如假包換的「兒皇帝」;漢人寫歷史、讀歷史,習慣把那段石敬瑭靠契丹上台的史實看成前所未有的奇恥大辱,那是過分注重道統、華夷之辨等概念,我們今天大可不必。重要的是研究梁與西環之間的政治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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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九上天人民匍匐 科技大國政治侏儒

中共若無寬鬆政策 兩彈一星難以啟動 「神舟九號」任務涉及高尖科技,然而追本溯源,若無當年中共的廣闊胸襟,中國的火箭技術也許要?H擱十年八載。中國的火箭及核武關鍵人物都是留美歸來的科學家,火箭是錢學森,原子彈是鄧稼先,前者是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後者是普渡大學博士。錢學森更是傳奇,二戰後,他以美軍中校身分到歐洲考察德國火箭技術。50年代初,錢學森準備回國,美國千方百計阻止,說一個錢學森抵得上五個師兵力,最後他歷盡艱難於1955年回到北京。鄧稼先則於1950年獲得博士學位後即回國,投入原子彈工程。1985年中央發出獎金獎勵兩彈工作人員,獎金一萬元,大家均分,鄧稼先分到20元,10元是原子彈、10元是氫彈。從1964年10月原子彈試驗成功到1985年,21年間一分錢獎金也沒有拿過。 儘管中共建政後發生多次政治鬥爭及群眾運動,極左思潮並無嚴重衝擊這些歸國博士。事實上,中共領導人派出解放軍重兵保護,氫彈便是在文革期間的1967年6月試驗成功,從原子彈到氫彈只用了32個月,比美國的7年3個月及蘇聯的4年3個月都要快。至於錢學森領導的火箭研發,則在1970年以「長征一號」運載火箭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升空。有批評說這般速度是文革「大幹快上」結果,然而正如銀幣的另一面,若沒有排除極左干擾,以文革期間萬事俱廢的狀?,狠批「唯生產力論」蔚然成風,絕不可能做出成績。兩彈試驗成功,令中共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由此舉足輕重。 文革結束,中共撥亂反正,開始認識到左毒之苦,鄧小平80年代至少兩次講到防左, 1987年4月會見西班牙副首相格拉說,「我們說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但最大的危險還是左」。同年7月會見孟加拉總統艾爾沙德說,「搞現代化建設,搞改革開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擾問題,但最主要是左的干擾」。 1980年代香港前途談判前後,左傾干擾不少,鄧小平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當時是文革結束不久,左的干擾仍大,但鄧以強勢擋住。反而是香港一些人左傾思想嚴重,有人到北京面陳回歸後種種構想,包括把英國的影響清除,其中一樣是把帶有英殖色彩的路名更改。文革伊始,長安街被紅衛兵改為東方紅大街,東交民巷變成反帝路,這股風幾乎颳到香港。 睽諸歷史,中共常常在較寬鬆的政治氣氛下, 一再走上左傾色彩濃厚的政治道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躍進餓殍遍野,到後來中共無法支撐,只得休養生息,停止政治運動,國民經濟重上軌道。可是只兩三年後,文革爆發,當60年代全球產業轉型並發展得如火如荼,中共的政治極度左傾令得國家停擺,浪費了寶貴10年。類似的歪路六四事件後也有出現,延續至今,李旺陽案、趙連海案、艾未未案、譚作人案,都是在中國太空人上天、經濟實力成為全球第二的大氣候下發生,國際對中國的認知由此呈現兩極化,上周五,美國皮尤(Pew)研究中心的21國民調指出,中國是當今最大經濟體;國際特赦組織則指中國人權情?急劇惡化。中國是經濟和科技巨人,同時卻又是政治侏儒 ,對比強烈,形成國際形象失焦,縱然再砸大錢在紐約的時報廣場賣廣告,然而一個陳光誠事件已足以令改變形象的努力泡湯。 近年在香港問題亦有左傾勢頭,北京介入香港選舉之說甚囂塵上,第二支管治隊伍之說也似無還有,失卻當初中共中央對香港的「只鬆不緊」的拿?迭C香港已經回歸15年,香港巿民縱然有對中共不滿,但對廣義上的中國始終不離不棄,可是左傾思潮卻在政治上超越客觀,陷入急於求成的局面,客觀上令自己站在對立面。舉個例說,倘若是政治氣候寬鬆,特區政府官員對李旺陽事件的回應,就不可能在事發之初一味拒絕或逃避回應。 香港政策左傾顯見 「只鬆不緊」不再復見 寧左勿右是1949年中共建政後的常見政治習慣,右傾被認為是原則性不足,左傾則被視作執行水平有差異,前者較後者嚴重。職是之故,政治上中共仍然古板保守,經濟則相對自由,這一差距日益明顯,造成政治改革遠遠落後經濟發展,也落後於澄明客觀的科技世界。今天人們歡呼中國第一次太空艙人手對接,第一位中國女太空人升空,也慶祝蛟龍號深潛太平洋,然而獨缺精神上可上九天可下五洋的自由寬鬆,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歡迎回應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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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独立媒体 | 民粹威权梁振英

作者: 香港獨立媒體  |  评论(0)  | 标签: 民粹 , 威权 , 拉布 , 梁振英 , 陈景辉 文:陈景辉 历任行政长官之中,梁振英大概是将“香港七百万人”挂在嘴边挂得最多的特首。明明是小圈子的产物,他却脸不红耳不赤的宣称要做“七百万人的特首”。最近一次,针对“拉布”,他说“立法会并非属于那六十个议员,而是香港七百万市民。不满的话,大家一定要出声”,又语带威吓说“拉布瘫痪香港”。这里,什么三权分立或议会内少数派多数派互相制衡的原则,他都隐去不说了,而是像青蛙跳般,一下子跳跃到直接发动人民讨伐议会的立场。这种“以人民之名行威权之实”的新统治趋势,可归类为“民粹主义式威权”。 首先,和其他威权一样,它的本质是非民主和缺乏权力制约的,但跟别的不同在于,它号称自身的权力基于民众的集体意愿。吊诡而重要的是,这一权力的本质虽然是自上而下,但它的正当性来源,竟是建基于号称的“民众”。“民粹式威权”的出现,跟香港社会的转变有关。近年,社会上弥漫对财团富商的不满情绪,八十年代确立“以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各阶层联合政府”的港人治港模式(引述自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许家屯),已随唐英年败选而宣告死亡。新上阵的梁振英,至少在口头上,不再把管治的正当性基础,建基于财团和精英的认同和合作,而是面无惧色地诉诸人民。所以,“民粹式威权”也是干部治港的一项特色。 跟其他地方民选的民粹领袖有别,特首并非民主产生,因而梁振英所诉诸的“港人集体意愿”,并没有人民实质的授权和支撑,反过来说,它更多是依赖一种时而取态清晰、时而虚无飘渺的民情民意。例如,强推“五司十四局”改组之际,他不停呼吁“香港急须改革”、“不好蹉跎岁月”,这既对准经济城市中“发展压倒一切”的惯性期待,也抓紧近年盛行的“香港被边缘化”的焦虑。“反拉布”一役,他更顺水推舟,呼召港人“厌恶政治”的文化基因,渲染“香港被政客瘫痪”的惊险图像,引发恐慌。这些民粹召唤不见得全然奏效,但它所捕捉的往往是人民的本能、恐惧和期待,而现实上,梁振英的民望从无到有,也是这般民粹操作的结果。 也许你会问,重视人民的期待有何不可?这不是民主的精粹吗?首先,民粹煽动家不一定反映民意,但就算他们真的抓住了人民的本能和恐惧,也不等如实现了民主。必须说明,所谓民主,是相比“少数服从多数”更为复杂的追求。以政策局改组为例,无论我们多么渴望“改革”,也不能跳过充分公众咨询的程序要求,又或,不管我们多么厌恶政客,也得尊重分权制衡的原则和少数派的表达权利。也就是说,“多数决”以外,民主还是一套包括公共理性、权力制衡、尊重多元和保障人权的社会组织方式。 可是,近三十年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强调较多的是选举民主,即“多数决”的原理,这导致好一部分港人对于司法复核、拉布、社会运动,以致任何逆反舆情的事物完全缺乏耐性,而这更为“民粹式威权”的滋长留下了肥沃的土壤。也许,在那个旧特区政府还会说“民意于我如浮云”的年头,反对运动以“多数决”的民主原理来论述已经足够,但在今天的民粹时代,情况便不一样了。 (刊于2012年5月24日《明报》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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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杰嘉:在西藏没有停止过的“文革”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得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最近世界媒体聚焦关注中共高层薄熙来和王立军案,而且中国民众也对薄熙来和王立军等的“管制”拍手叫好,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红色中国等极左思想的网站纷纷关闭。更让中国的开明人士放松一口气(虽然非常清楚这是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斗争的结果),藏人也对这一事件非常关注,因为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唤起了藏人更大的恐怖记忆,也担心中共在西藏实施更具体化的“文革”运动。 其实,藏人的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的,薄熙来还没到重庆之前中国的张钦差大臣在西藏的言词是一流的文革式,当然工作方式与文明社会绝对格格不入,离文革也是咫尺而已。当重庆大唱红歌,藏人的担忧不无道理,在藏人的记忆中西藏历史上所有的灾难都来自中国四川——从满清帮办到赵屠夫,再从刘文辉到十八军。所以在西藏大门口如此公开唱红,波及西藏是不可避免的事。对于在西藏大搞新文革的中共官员们来说重庆简直就是理论根据和楷模。 如中国大陆媒体报道,“1月22日上午,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在自治区党政大院隆重举行领袖像揭幕暨升国旗仪式。举行该活动,旨在祝福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祝福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繁荣昌盛,激励西藏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中国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似海深情,进而凝聚起推进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强大合力——官方说,当地正在广泛开展“送国旗、送领袖像进村入户进寺庙”活动。目前已赠送国旗、领袖像100余万面(张)。” 事实是:“从2月初开始,在拉萨,绝大多数参加过法会的藏人,都被找上门的警察带走,声称是送去“学习班”接受教育。甚至年过八旬的老人也被带走。而且一直是陆陆续续地有人被带走,据说是因为被“供出来”了。这让人忧心忡忡,不知道“学习班”采取了什么样的方式,又是怎么让人“供出来”的?”不让回家过藏历年。” 近来,中共政府在西藏甘孜理塘县境内开展一项征集民众签名活动,并宣布目前正值采挖虫草季节,民众签字是为了保证不会发生争执和矛盾。但后来民众却得知当局使用这种欺骗手段,在一份包括反对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反对分裂活动和达赖喇嘛和境外藏人策划自焚事件等具有7项内容的文件征集签名后,引发理塘藏人的强烈不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的家乡理塘县上木拉乡的两名藏人也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为此当地民众立刻召开会议决定把两名签字藏人从当地部落里驱逐,但两名藏人解释说,他们根本不知道文件内容,纯粹是受到中共的欺骗后,对两人分别处罚500元人民币。而中共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遣数百名公安、武警、特警和工作人员到上木拉乡,召集所有民众声称,如果有什么困难,政府会尽力解决,但在文件上必须要签字。当时,中共工作人员要求一位年迈的老人诉说有何困难时,这名老人表示,自己最大困难的是一直希望能拿到护照,到印度拜见达赖喇嘛尊者,但至今没有被办理护照;另一位老人则回答说,自己的两名兄弟曾被杀害,这是自己最大的心里困难,除此之外,并没有特大的困难后,中共工作人员和军警所有藏人集中在一起,不管是男女老少,随意进行毒打、乱剪头发,并把每个人拉到人群中间进行围殴和批斗,强行在文件上签字等当地局势正在持续恶化中。 中共当局除了在理塘县外,还在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家乡新龙县为首的其他地区中也正在进行这一强制性的征集签名活动,但一致遭到西藏民众的反对。 《西藏日报》说,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抽查拉萨便民警务站时强调,“坚决打赢维护稳定的持久战,彻底粉碎敌对势力、达赖集团破坏西藏稳定、危害国家安全的图谋,加快推进全区676个便民警务站建设。” “3月15日西藏安多香赤寺僧众开展和平示威活动后,多名藏人遭到中共军警武力镇压和拘捕,近日当局又拘捕了香赤寺堪布和其他三名僧人。” “本月初中共当局所谓的工作组在西藏昌都江达县德玛曲廓寺,强行命令该寺僧人在寺院主殿悬挂中共领导人的肖像,以及在寺院殿顶竖立中共国旗,对此,遭到该寺僧众的拒绝后,工作组强行在该寺殿顶竖立了中共国旗。当时一名年长的僧人因无法忍受工作组的精神折磨而去世,而其他僧人也因无法继续待在寺院而离寺回家,目前该寺已变成空寺。 在今年3月现任昌都地委书记罗布顿珠主持召开所谓的严打动员大会,他在大会声称:“昌都地区有大量的僧侣和信教群众,因此,成为了达赖集团的堡垒,昌都地区多个寺院未能有效管理和解决现有的问题”他还号召“坚决认识先进的思想和落后的思想之间的竞争后进行严打等”。” “本月26日,西藏炉霍县法院对今年参加抗议的16名藏人分别判处1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 以上提到的那一件是合法的?拿中共自己的法律统统是违法的,不用说国际法什么的。而且,中共对待藏人的手段那一点没有继承 “文革”的“优良传统”? 但是,当中共政府公开倒薄熙来和王立军等,国际社会聚焦关注、中国民众以倒薄、关闭极左思想网站为快之际,西藏的钦差大臣们继续在风风火火搞新一轮的“文革”。 外界一直对中共统治下的“特殊”的“国中之国”,自然也是中国钦差大臣们的“殖民王国”——西藏的统治方式和文革式运动不是很了解。在那里没有任何的法律可言,政治问题、泄露国家秘密、与达赖集团有联系、危害国家安全等等就是“法律”,而且是任何人无权质疑的“法律”。藏人所遭到的抓捕、关押、再教育、劳改、甚至处决等等就以这些为依据的。 每当看到中共高层高谈阔论西藏不能实施所谓“一国两制”时,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想,自1949年中共侵占西藏起一直实施着“一国两制”。只不过后来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口头上还有个“港人治港”,但是在西藏的“一国两制”是“汉人治藏”,而且一直是殖民统治。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也是如此。更滑稽的是中共政府在国际上大叫“解放了”、“藏人当家作主了”、“藏人翻身了”、“天亮了”——想一想这个天还能亮吗? 当然中共对西藏与香港的“一国两制”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对香港实施“一国两制”是为了安抚,说俗一点就是骗你,骗死你。那么对西藏的“一国两制”就是有计划地消灭整个西藏民族,整你,整你,整死你—所以西藏这片土地上的流血从来没有停止过,藏人的生命一个接一个——在一百二十万死亡名单上直线上升。 有人说,在西藏的这种文革式的统治模式不是来自中共高层。可是,你相信像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里如没有最高领导层的支持、认可或默许,谁敢如此胆大妄为?不可能的。所以,我之前说的中共对西藏实施的特别的“一国两制”是完全得到了中共高层的认同、支持的。 同样的,这么多年中共在西藏的所作所为都无一不是中国政府有计划的消灭西藏民族政策的一部分,无一不是推进西藏民族彻底灭亡。从限制语言、宗教、言论、自由——那一条不是呢? 因此,最大的声援西藏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组织最新报告《中国60年的暴政,论证对西藏的种族文化灭绝》中列出的四个重点如下: 第一,中国政府在对西藏60多年的统治期间,坚持不断地以各种政策和措施,试图以一个符合中共意识形态和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国家版本,来取代西藏人民本土文化传统。中共在西藏实行一系列旨在剥去西藏文化要素的政策; 第二,中共在西藏实行的压迫性政策的几点是,中共把本身的利益置于西藏人民的利益之上。 第三,中共在西藏的文化压制和破坏政策是如此系统性的,其恶果如此严重,说明这些政策包含着文化灭绝的成分。 第四,中共针对西藏政策中的这些文化灭绝成分,再加上目前西藏社会中存在的前所未有的汉藏紧张关系、以及由政府支持那些针对西藏人的、带有仇恨和歧视性的声明和宣传,类似的现象在历史上都被认作是种族灭绝的前导。” 这样就更容易了解为什么西藏的“文革”越演越烈。当然,二十一世纪的中共不是六十年前的中共,从手段到方式焕然一新:寺院给你留着,信仰给你禁止;学校给你开着,禁止藏文授课;铁路公路给你修好,禁止自由行走;法律给你摆着,抓捕处决任意…… 中共现代式的“文革”具有很高的隐蔽性,更能迷糊外界,特别是中国的民众。再加上没有第三方的信息来源,使很多中国民众完全不知道藏人所遭受的痛苦。而且,中共更恶毒的手段是在西藏民众和中国民众之间制造仇恨,制造隔阂——更加造成藏汉民族之间不能积极的交流,这一阴谋手段在2008年制造了惊人效果,而且至今无法消除其恶果。 2012/4/30于达兰萨拉 桑杰嘉,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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