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主义

2012年05月05日 15:10:04 ——五四运动九十年祭     章立凡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各种纪念和解读都会出现。进入21世纪以来，对“五四”的反传统、反封建精神，海内外都出现了一些新质疑，大体可归纳为三类：     一类意见是学理上的，例如林毓生先生认为：“创造新文化并不需要彻底地摧毁旧有的事物。铲除传统中不合时宜及有害的成分，并不一定非完全否定传统不可。传统若有很大的转变潜能，在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传统的符号及价值系统经过重新的解释与建构，会成为有利变迁的‘种子’，在激烈变迁的同时仍可维持文化的认同。”应该说，从上个世纪“战国策派”对五四运动的批判，到“新儒学”在中华文化圈的崛起，自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探讨的价值。在认同林先生的世界性文化视野的同时，仍须对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化作深层内窥。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特色”的，例如倡导“国学”的人民大学纪宝成校长认为：“我们国家的整个教育制度全是西化的”；“经学就相当于国学。遗憾的是， 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其实蔡元培也不都是对的嘛，不要把蔡元培说得那么神圣”。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期间废止读经反对尊孔，出任北大校长后提倡“兼容并包”并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我国六十年来的教育制度，更多的不是“西化”而是“苏化”，如果为了反对五四前后教育的“西化”而重倡“尊孔读经”，难免有继续为国愚民之嫌。     第三类意见出于信仰危机甚至逆反心态，具体表现在对鲁迅的批评上。盖因长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出于宣传需要，屏蔽陈独秀、胡适的历史贡献，将鲁迅捧成“五四精神”的唯一正确代表；而多年的说教与社会现实形成悖论，理论上无法自圆，也导致对五四历史及其思想遗产的鄙弃。从“反传统”的意义而言，这类意见反倒像继承了“五四精神”中的批判性，但批判的是不是封建传统而是“革命传统”。     一、概念误读：“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或是出于习惯，或是出于宣传需要，“新文化运动”经常与“五四运动”混为一谈，或以后者代替前者，或合称 “五四新文化运动”。其实，前者是后者的发生背景和思想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继续和发展。没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及其带来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五四运动的发生，五四运动发展并丰富了新文化运动。     对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运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解读，一种是思想文化上的，另一种是政治性的。就思想文化而言，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中西文化对撞下思想启蒙潮流的继续，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反封建的思想脉络越来越清晰具体。从政治解读而言，新文化运动发展到五四以后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积极投身政治，创建了中国共产党，这也是主流意识形态所着力宣传的部分，但其代表人物换成了鲁迅和毛泽东。     首先提出“新文化运动”概念的是孙中山，他在1920年提出：“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并对此作了政治解读。胡适也认为：“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他在1960年回顾这段历史时又说：“五四本身决不是文艺复兴运动，而五四本身是爱国运动……它一方面帮助我们的文艺复兴思想的运动，同时也可以算是害了我们、这纯粹思想运动变成政治化啦，可以说变了质啦”。     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君宪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学说百家争鸣，文化理念是多元而非一元的，且不是以权力消灭其他各方。1949年以后，这套理念被一元化的政治权力所消灭。屏蔽历史，灌服“狼奶”，曲解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关系，以及对两者的过分政治化解读，令这段历史的研究走入了误区，至今难以摆脱。近年有学者重倡文艺复兴和新文化，用意可嘉，但在权力怪兽关进笼子之前，仍是知易行难。     二、文化互戕：“杀父的文化”与“杀子的文化”     “全盘西化“与“中体西用”一直是文化论争的焦点。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港版）中借用人类学的概念，提出西方文化是“杀父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且直指某重大历史事件是“杀子的文化”。虽是极而言之，却道破了中国封建文化扼杀民族创造力的特质。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长期教化与压抑，培育了中国人平时顺民、乱时暴民的“国民性”，并随着封建社会的“历史周期律”而引发社会危机。     自五四以来，中国一直在这两种文化的身影下徘徊。五四的反传统精神，既是对五千年封建“杀子文化”的反抗，也由此诞生了一个造反的革命党——中国共产党。不料造反成功坐定江山以后，封建主义阴魂不散，从思想改造运动到“反右”、“文革”，五四运动所造就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纷纷被推上祭坛，“杀子文化”在“不断革命”的旗号之下借尸还魂。     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思想上的高度“一元化”，不容任何异端存在。“造神运动”造就了绝对的威权，也加剧了执政党的内争。以“文化大革命”名义发动的内乱，把中国变成了既杀父、又杀子，既互杀、又自杀的恐怖地狱，完全是文化的悖论。这场反文明的“社会实验”，把八亿中国人变成了实验品。     “文革”失败和毛泽东的死亡，令中国走出历史噩梦，痛定思痛之际，“父权”与“子权”都无力相互对抗，达成了临时妥协的默契，于是出现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空——思想解放的八十年代。但权力的惯性不断打破平衡，对“自由化”的讨伐时断时续，最终在一九八九年爆发了新一轮的对抗，“父权”的惨胜，中断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也令“杀子文化”重新占据了舞台。     中国何时才能走出“父子互戕”的极端文化怪圈，创造一种“兼容并包”的新文化？自五四以来的九十年间，仍是一道待解之题。     三、教义赝品：“原教旨主义”变“山寨版教义”     中国的“文化酱缸”，足以令众多的外来龙种化为蛆虫。自从小学教师洪秀全傅会西方的基督教教义，将一种外来宗教改造毁灭伦理文明的邪教以来，将外来学说变成“中国特色”的“山寨版教义”的改造从未停止过。洪天王起事七十年后，另一位小学教师继承了他的事业并发扬光大。     书写中共的建党历史，必定追溯五四，这是可以理解的。五四前后正是各种思潮与主义风行的时代，其中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胜利，不仅仰仗老大哥的“输出革命”，亦与儒家“大同学说”及中国人的“国民性”有很大关系，而白话文的推广，也使革命学说变得更易于传播。     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俨然以正统自居。其实他所真正接受的乃是列宁主义，继承更多的则是斯大林主义。马克思“解放全人类”的社会理想，自有其普世价值的成分，至今仍被欧洲的社会党所继承；而马氏实现社会理想的手段——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则形成了“俄国山寨版”。这套“山寨版教义”及其体制已经在二十年前轰然倒塌，如今只残存于个别集权国家。     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的，是“俄国山寨版”的“中国特色”变种，其间既有俄罗斯的黑暗专制，也有中国式秘密社会的“会党政治”与改朝换代的“均贫富”口号。以“公有制”的名义，将全国财富变成权力团体的“血酬”，再将贫困平均分配给国人，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接下来的时代，是疯狂攫取公共财富及其增值部分。从“均贫”到“贫富悬殊”，正是“山寨版教义”无法自圆其说之处。近年发动对“普世价值”的围剿，更是与马克思的初衷南辕北辙。     五四的另一面大旗是爱国主义，其后也不乏“山寨版”赝品：一面将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私相授受，一面宣扬“大国崛起”，选择一些国际事端煽动排外情绪，借助民族主义转移国内矛盾，都是“山寨版爱国主义”的杰作。     四、沉渣泛起：“打倒孔家店”到“新尊孔读经”     三十年间经济发展有成，贫富差距悬殊，教义依旧定于一尊，文化失去创造力。面对普遍的信仰危机，不得不搬回被“革命”打倒的文化偶像孔子充当陪祭。新的“尊孔读经”明为文化时尚，骨子里仍是维稳手段，以弘扬国学之名行愚民教育之实，“老调子”至今唱个没完。     蔡元培民国元年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之初，下令小学堂读经科一律废止，不久再度下令废止师范、中、小学读经科。他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故各级学校不应祭孔。针对守旧派尊孔及“以孔教为国教”等主张，他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创议。在民智未开、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当时，皆是保护少年儿童免受毒害的必要之举，但未见其有禁止大学讲授经学的政令。他后来执掌北大，也是兼容新旧之学，提倡学术自由。“经学”与“读经”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纪宝成校长指责“蔡元培当部长，把经学搞掉了”，不知有何依据？     中国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不可一概而论。洋人讲“中国学”或“汉学”皆有科学定义，国人笼统以“国学”自诩，甚至将“经学”与“国学”混为一谈，皆有偷换概念之嫌。文化学是一个大概念，其实无分中西。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子，都是学贯中西、受过全套传统教育而又从封建营垒中杀出的人物。就新文化运动形成的学风而论，胡适整理国故，得益于西方学术研究的科学方法；蔡元培办北大力倡“兼容并包”，才有了梁漱溟、钱穆、冯友兰等一代学术大师。     六十年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传统文化在大陆一度濒临灭绝，淹留一脉孤悬台港海外。“新儒学”的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几位大家，都不是在大陆“土法治学”，方能有所成就，学术环境视野使然也。当今日益浮躁的大陆学界，坐堂叫卖“国学”犹如艺场说书，但求名利双收，何须真才实学？有望成为硕学鸿儒者，凤毛麟角而已。     孔子作为中国的伟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人类文化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也只有在思想自由、百家争鸣的春秋时代，才会产生这样的人物。顾准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儒教定于一尊、实行文化专制的反动，纵有矫枉过正之处，其进步意义同样不容抹杀。五四后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是对传统文化的认真反思与批判继承。     五、自宫仪式：高举“五四旗帜”与阉割“五四精神”     中国大陆年年都纪念“五四”，几乎成了一种仪式化的活动，今年难免又要大办。选择这个日子清场，在纪念牌前大办“成人礼”，堪与祭孔大典一比。高举“五四旗帜”而阉割“五四精神”，实为当今一大怪象。     五四的旗帜是“科学与民主”，岂有偏废之理？有科学而无民主，则科学无以昌明；有民主而无科学，则民主徒托空言。中国在五四后出现了一批学术大师，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学生，也在海外成了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今日之中国，大师不出诺奖无缘，原因仍在体制对文化学术的思想桎梏未除。     近年“赛先生”特蒙恩宠，跻身“发展观”；“德先生”打入冷宫多年，方获“好东西”名号。科学（science）一词从被未严格定义过，有人将科学概括为“一种最逼近真理的尽可能不包含自相矛盾的知识体系，且是一项社会事业”。如前所述，“山寨版教义”的自相矛盾之处，恰恰在于教义与社会实践的悖离，提倡科学而无民主同步，就不可能有全面的社会发展观。     科学家可以从工程师中产生，但工程师未必能成为科学家，盖因其缺乏创造性思维。在“工程师治国”之今日，新的利益格局已经形成，从造反革命党到“维稳”执政党的转型也已完成，不变的是对权力的强烈控制欲望。一切以维护旧机器的运转为前提，奉行的是以技术代科学的“技治主义”；在理论的科学创新上鲜有建树，注重的是统治技术及机器部件的更新。     以生产线式的应试教育禁锢青少年的思想，制造体制机器的标准配件；罔顾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用技术手段监控国人的思想言行；以强调“中国特色”为借口，将“普世价值”作为异端来围剿……；种种切切，皆是对“五四精神”的阉割，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九十年后环顾神州：孔店重开，“国民性”积习未除；五四已远，新启蒙仍须努力。五四精神及五四的先贤们，尚飨！     2009年4月3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上一篇： 《飘零一家》序：哥哥的拼图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五四运动引领中国走上歧途 ——9评五四运动       [ 核心提示：“五四”可以算是爱国主义运动。但是，作为一个群 体 性 事 件，难以掌控的五四运动也造成了很多误伤，尤其是其对新文化运动的误伤。再加上某些无良心历史学家的歪曲，五四精神终于被阉割、被扭曲。 ]     “五四”的重要性，是被中国御用历史学家隆重夸赞的，甚至将这 1919 年这一天，作为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界线。过去，他们阉割、篡改五四精神，今天，他们连阉割、篡改后的五四精神也不放心了，还要继续阉割、篡改。     为什么那些人要将“五四”夸张、阉割、篡改？五四运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1 ，简述“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     大家都熟悉，简单叙述：     1919 年 5 月 4 日 发端于北京的学生运动。一战结束，巴黎和会， 21 条，山东从德国转给日本……     通过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爱国学生让当时的政府看到了民众的力量，也让民众意识到了自己的力量，这是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       新文化运动具体起源并不确切。     19 世纪以后，出现了许多觉醒的中国人，比如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王韬、郑观应等，他们著书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一些洋务知识分子或早期维新思想家还主张以西方的“君民共主”制度取代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到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主张“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不仅着力宣传过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民权思想，而且也对科学知识、科学方法进行过提倡和介绍。     特别是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思想的提出，为新文化运动铺好了最后一块砖。     个人认为可以将 1915 年 9 月出版的《新青年》创刊号 ( 《青年》第 1 卷第 1 号 ) 作为新文化运动起源。陈独秀在该创刊号中提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新青年》从创刊之日起，一再发表文章， 解释国家、政府、个人三者的关系，归结到一点，是要“堂堂正正以个人主义为前提”。     也就是说， 新文化运动萌芽于严复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正式起始于陈独秀的“人权和科学”，最终升华并定格为“民主与科学”。     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地区，是上海，后来推广到北京。      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人第一次知道应该走出中世纪。 如果要按近代、现代来划分中国历史，我认为应当以 1915 年 9 月 15 日 陈独秀的《新青年》创刊号为界限，而不是五四 。   2 ，“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区别是什么？     首先，从两个运动的核心思想说起。     “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是“民主，科学”，那时候对“自由”尚无充分重视。     “五四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注意两个词组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五四精神的八字方针，如上面所述，被某些别有用心的所谓历史学家给阉割成了只剩“爱国” 2 字。       其次，从形成过程来看。     新文化运动经历了国家的苦难、思想者的觉醒，具有相仿丰厚的铺垫。     “五四”起因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马哲分子如果楞要习惯性地从偶然中找必然，我们也不阻拦。        第三，从方式书看。     “五四”是街头运动。“新文化”则是思想运动，以传媒为主要活动地点。     构成新文化运动主体的报刊很多。影响比较大期刊的有《新青年》、《太平洋》、《每周评论》、《新潮》、《国民》、《新教育》、《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建设》、《 解放与改造》、《少年世界》等 11 种。影响比较大的报纸有《晨报》和《晨报副刊》、《时事新报》及其副刊《学灯》、《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等等，         第四，从参与主体来看：     “五四”是有热情、无思想的青年学生。一腔热血，一心爱国。     “新文化”则是一些思想家和政治家、文学家。陈独秀是第一核心人物，其他还有胡适，鲁迅，蔡元培，汪兆铭，宋教仁，等等。       第五，从思想高度来看。     新文化运动提出的 司法独立 、教育独立、舆论独立、少数人的权利、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等等，远非“五四”所能比。       第六，从两个运动的结果来看。见下一部分。       3 ，被阉割、篡改的“五四”     为什么御用历史学家要夸张五四？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五四精神”之前，俄国刚刚进行了十月革命（其实叫十一月革命更准确）。 也就是说， 1940 年代以后，深受苏联影响的中国所谓历史学家们，将“五四”视为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将其提高到了本来没有的高度。      他们是如何阉割、篡改五四呢？他们把“五四精神”的核心“爱国，进步，民主，科学 给阉割成了只剩“爱国” 2 字。   4 ，恶劣词汇：“五四新文化运动”     御用学者们创造了这个词，有意将两个运动混为一谈，从而使得“新文化运动”无疾而终，达到了 偷梁换柱 的目的。     于是，“新文化运动”成了植物人，御用学者利用“五四运动”抽去了民主与科学的精髓，戴着“爱国”的面具上场表演。     “五四”与“新文化”是有区别的。比如孙中山，他就欣赏五四，却对新文化运动多次质疑。其实，国共两党与孙中山的态度基本一样，但是他们并不想直接反对，而是曲解。这也是导致“五四新文化”这个恶劣词汇出现的原因。   5 ，“五四”仅有的意义却被掩盖     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在于，草民可以用街头运动来发出自己的呐喊。    此前虽然有“公车上书”，但那仍然是“忠臣谏言”式的，是跪着恳求统治阶级。    五四则是用呐喊来表达愤怒。而恰恰这一伟大之处，是要被御用学者刻意回避、掩盖的。    6 ，恶果：“五四暴雨”浇灭 “新文化火炬”     “五四精神”在新文化核心前面加了“爱国，进步”四个字。所谓“进步”是虚的，不值得批驳。其真正的指向是“爱国”。     也就是说，用民族主义情绪的所谓“爱国”，覆盖、阉割、抹杀了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     我怀疑陈独秀发现了“五四”的危险倾向，所以他在“五四”运动期间，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提出的五项要求之一，是“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但他无法扭转“五四”参与者的肤浅与狂热。     从这个意义上讲，“五四”是中国历史、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大倒退。中国近代刚刚亮起的现代文明火种被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狂躁给抹杀了。     爱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7 ，秦始皇与“五四”：故意谋杀与过失谋杀     数千年（有人说是 5000 年）中国历史，只有 3 次思想大繁荣。     第一次是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终止 于暴君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第 2 次是 20 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终止，或者说消融于“五四运动”。     第 3 次是黄金的 1980 年代……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走出中世纪的一次努力，可惜没有成功。     谁说好心办不了坏事？   8 ，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会死于暴力革命     当然，必然会有人问：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能带领中国人走出中世纪吗？     我的回答是：即便“新文化运动”不死于“五四”，也很可能会死于其他。苦难中的思想启蒙，很难一次成功。     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会死于暴力革命。也就是说，本来是“兵杀秀才”，现在却是“秀才杀秀才”，内讧。     你不杀人，别人也会杀，但是现在，毕竟是你杀了人。     所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幽冥中负此良友。     我并不想谴责“五四”，我只想表达遗憾。   9 ，总结：极端民族主义分子的胜利，人民的苦难     说轻松一点，“五四”是“新文化运动”的硬着陆。     说严重一点， “五四”以狂风暴雨的形式，将新文化运动点亮的“民主与科学”的火炬给浇灭了。几千年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葬送了迄今最后一次复兴的希望。 尤其 后来一些无良心历史学家利用了“五四”，曲解了“五四”，至今还在欺骗、误导国民。     “五四”之后，中国人就在自卑与极端民族主义的泥潭中难以自由地呼吸，直到今天。(首发于20090504)   爱国诚可贵， 自由价更高； 误伤酿恶果， 五四害中国。

转按： 感觉张教授修订后的文章不如演讲稿，部分原因是修订稿也有“语言腐败”，把至今盛行的“语言腐败”全装到“四人帮”的筐里。中国的语言腐败，也与现代汉语缺乏造字的功能因此在现代化（其实就是西化）进程中曲解了与现代化相关的对于汉语来说却是全新的词语及理念有关。换言之，“语言腐败”不仅有故意扭曲，还有无意识的扭曲。     　　腐败一词，是当今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百度搜索，有关腐败的新闻就有近百万条。腐败的种类五花八门，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公司腐败、司法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甚至足球腐败……举不胜举。但有一类更为普遍、其危害性也更为严重的腐败，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就是语言腐败。 　　所谓语言腐败，是指人们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忽悠民众，操纵人心。 语言腐败的典型形式是冠恶行以美名，或冠善行以恶名。轰轰烈烈的重庆“打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黑社会”本来指的是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无论任何社会，打击此类犯罪活动都是正当的，很少人会反对。但我们现在知道，在重庆的所谓“打黑”运动中，“黑社会”可以扣在任何当权者不喜欢的人和企业头上，所以“打黑”变成了“黑打”，变成了侵犯人权和私有财产的政治行为。 　　事实上，极左的东西之所以能流行，有市场，有人追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中一些人士善于语言腐败。在这方面，“四人帮”可以说达到登峰造极。他们把摧残人性、毁灭文化的行动，说成是“文化大革命”；把政敌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整人说成是“整风”；把不经正当 法律 程序就剥夺人的自由的监禁称为“劳动教养”；把任何反对他们的人说成是“反革命分子”；把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发泄对他们不满的民主运动说成是“反革命暴乱”；把含冤而死的人，说成是“自绝于人民”；把闭关锁国说成是“独立自主”，把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文化说成是“崇洋媚外”；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在“四人帮”的词典里，所谓“国家利益”，实际上指的是他们自己的私利；所谓“爱国主义”，指的是对他们小团体的愚忠；所谓“人民”，指的是追随他们的一小族人；所谓“反动势力”，指的是任何对他们不满的人。正因为他们善于语言腐败，他们的倒行逆施才能持续十年之久，而他们的政治语言仍然在影响我们的生活，以致在他们垮台30多年后，他们的阴魂还可以在“唱红打黑”的旗号下复活。 　　语言腐败这个词并非我的杜撰，它最初是在英国作家乔治·奥维尔于1946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来的，现在已成为政治哲学理论中的经典术语。语言腐败的现象自古有之，但应该说，只是在20世纪之后，特别是希特勒和斯大林之后，才变成社会公害。奥维尔本人的作品《一九八四》为我们提供了许多经典的例子：专门制造假新闻的部门被冠名为“真理部”；监督、逮捕和迫害异己人士的秘密警察被冠名为“友爱部”；发动战争的部门被冠名为“和平部”……真理就是谬误；和平就是战争；无知就是力量。这当然是小说里的事情，但与现实相距也并不远。北朝鲜的国名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前东德的国名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领导的执政党叫“民族民主党”，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的执政党叫“宪政民主联盟”。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语言腐败在当今中国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只要闭上眼睛想一下，就可以想到许多例子。诸如真理、事实、谣言、道德、民主、法治、自由、人权、宪法、选举、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改革、宏观调控、现代企业制度、董事会……这些词汇在一定程度都被腐败了，甚至腐败这个词本身也已经腐败了。当某个官员说他是人民的“公仆”时，他实际上可能是说，权力在他手里，你得听他的。以“改革”为例，它的本意是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的措施，改革意味着政府要放松对经济的控制，给百姓更多的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但最近几年，一些政府部门却把加强政府对经济的控制、限制商业自由的反改革政策称为“改革”，甚至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措施”。宏观调整本来指的是总量上的放松或抽紧，而我们现在所谓的“宏观调控”经常指的是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包括准入限制和价格管制。国有控股公司宣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而事实上他们的董事会连选择副总经理的权利都没有，何谈现代企业制度？ 　　语言腐败有什么严重后果？至少有三个： 　　首先，语言腐败严重破坏了语言的交流功能，导致人类智力的退化。人类创造语言，是为了交流，人类的所有进步都建立在语言的这一功能上。为了交流，语言词汇必须有普遍认可的特定含义，语言腐败意味着同一词汇在不同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含义，语言变成了文字游戏，使得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变得困难。 　　语言腐败使得我们越来越缺乏理性和逻辑思考能力，我们的大脑在萎缩，我们的文章越来越变成口号的堆砌，我们越来越习惯于以权压人或简单顺从，而不是以理服人和平等讨论。比如同一个文件中，以X为主导，以Y为主体，以Z为基础，但谁也说不清楚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我们的文章越来越长，但包含的信息量越来越少。一个工作报告动辄一两万字，还要有人再写出数十万的辅导材料，仍然让人不知所云。这是人类智力和物质资源的双重浪费。全国有数十万高智商的人全职做文字游戏，还有数百万人兼职做文字游戏，生产出不计其数的文字垃圾，不仅污染了人类的心灵，也浪费了宝贵的物质资源，污染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第二，语言腐败导致道德堕落。人类道德的底线是诚实，语言腐败本质上是不诚实。就人类本性而言，说假话比干坏事在道德上更具挑战性。法院判决书经常有“罪犯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这样的话，说明即使一个人敢于做坏事，我们还相信他在事实面前不敢说假话。西方法庭上证人出庭作证，如果对方律师能证明证人是经常说谎的人，他的证词就不会被采纳。以此标准，我们的社会很难找到合格的证人。 　　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思想家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在《理性时代》一书中讲道： 　　“为了人类的幸福，一个人在思想上必须对自己保持忠诚，所谓不忠诚不在于相信或不相信，而在于口称相信自己实在不相信的东西。” 　　“思想上的谎言在社会里所产生的道德上的损害，是无法计算的，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的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所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犯其他任何的罪行。他做宣教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获得做这个职业的资格起见，他必须从撒大谎开始。试问我们能否设想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一个对于道德的破坏更大呢？” 　　一句话，要让一个说假话脸不红的人干坏事时反倒脸红，实在是太难了，即使不是不可能的。由此来看，我们的官员腐败如此严重，我们的假冒伪劣产品如此之多，我们的社会道德如此堕落，就一点也不奇怪了。成天假话连篇的官员，在接受贿赂和以权谋私方面是不可能有道德约束的。现在的腐败官员被抓起来后，可能会感到后悔，感到运气不好，但在法庭上你很少看到他们有羞耻感。当某些政府官员中语言和行为双重腐败泛滥时，生产假冒伪劣的商人也会很难觉得自己做了亏心事。要让在谎言中接受教育和生活的人有社会公德，实在是难上加难。 　　潜规则已成为当今社会腐败的重要形式，官员干任何事都得拿回扣已是公开的秘密。而潜规则在我们社会之所以如此盛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腐败。语言腐败使明规则形同废纸。 　　第三，语言腐败导致社会走向的高度不确定和不可预测性。语言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递社会运行状态的信号，在语言严重腐败的情况下，信号就会严重失真，结果是，当一个社会事实上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天下太平，对大难临头茫然不知，任何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体制的突然坍塌。20多年前苏联体制的解体和最近发生的中东巨变，就是非常典型的事例。 　　中国未来的改革和发展，以及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语言腐败问题。两千多年前孔子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语言腐败就是要正名，恢复语言词汇本来的含义。比如既然称为“人民代表”，应该真正由人民选举产生，选举必须公开透明，必须是竞争性的，必须真正反映选民的意志，而不是被有关部门操纵。如果确实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使用新的词汇，如用“政府官员席位”、“名人席位”、“社团席位”等等取代“人民代表”。 　　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语言腐败的程度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有密切关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真正执行宪法第三十五条，实行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至少可以消除50%的语言腐败，而这50%是危害最大的，剩下的50%就其危害性而言无足轻重。如果我们能消除这50%的危害最大的语言腐败，就有希望消除80%的官员腐败，我们的政府就会廉洁起来，我们的道德风尚就可以大大改善。 　　该是向语言腐败开战的时候了！   　　（本文是作者于2012年4月21日在中国绿色公司年会上的演讲，经作者修订）   http://opinion.hexun.com/2012-04-27/14089592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