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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中国政治家群体及其产生机制 进入专题 ： 政治家    ● 胡鞍钢 （ 进入专栏 ）   　　 　　邓小平曾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中国共产党不断保持和增强生机、活力和创造力，一代一代持续不断地建设与创新，实现“长江后浪推前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政治上，实现了“江山代有才人出”、做到了不断创新的重要表现，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尤其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 　　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历史和大量的事实足以表明：尽管中国的政治制度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尽管它是“次优”而非“最优”，但它比较适合中国的国情，也适应于越来越开放的内外部环境，还能够回应内外部的各类挑战。 　　 　　集体交接班机制的历史演变 　　 　　新老交替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共产党始终未能很好地加以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是经历了先失误、后成功，先挫折、后顺利，先非制度化、后制度化，先个人选择个人接班人、后集体选择集体接班人的演变过程，进而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机制。下面，我对上述变迁历程作一简要回溯。 　　首先从毛泽东开始，他非常具有创意性地开创集体领导的体制。其主要原因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领导人变更。实际上，毛泽东是基于苏联的情况开始考虑中国共产党的新老交替问题，尽管当时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都还相对年轻，新老交替在党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尚未成为特别紧要的议题。当时毛泽东在考虑中央领导集体设置方案时创意性地提出了恢复设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建议由党中央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一起组成该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的核心。毛泽东之所以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他认为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指刘少奇)是一开始的安排。在中共八大的时候，他“感到孤单”，认为需要“设几道‘防风林’”。斯大林的去世对毛泽东的影响很大，毛泽东就首先想到了国家的长治久安问题。因此他提出要“预备着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也比较有好处”。毛泽东特别强调，集体领导制度安排的核心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责一点(工作)。毛泽东就此提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由六人组成，其中毛泽东还处于更长远的战略考虑，安排了“少壮派”即邓小平和陈云二人进入常委会。当时，陈云和邓小平分别是51岁和52岁，这样就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内部形成两个年龄梯队。毛泽东正是出于确保党的领导长期稳定的考虑，特意安排这样一个梯队，而后在1958年又选择了比他们两位更加年轻的林彪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常委人数达到七人。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领导制度安排的解体也和毛泽东提出的分“一线”和“二线”的设想有关。从毛泽东的角度来看，他更多的是个人选择接班人，那么他就陷入到一个人选择接班人的悖论之中。在1958年到1976年期间，毛泽东作为党中央主席，个人的权力过分集中，就逐渐从集体领导走向了个人领导，以至于这一制度遭受了严重破坏、严重失灵，给党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这也给后来的领导人，特别是陈云和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也使得后面能快速恢复和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暨八大制度，从而为新老交替“三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财富。 　　进入到改革开放阶段，中央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和陈云就开始探索新老交替的“三化”道路。实现新老交替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实际上就是克服毛泽东个人选择、个人考察、个人决定接班人所带来弊病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过程。这一过程中最关键的三个人是邓小平、陈云和当时连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叶剑英同志。邓小平反思了历史，他讲到领导人“个人指定接班人，与终身制一样，也是封建主义的做法”。他提出建立中央领导集体制度，对党的新一届领导人采取了集体选择、集体考察、集体交接班的逐步过渡的做法。实际上，在2012年11月15日胡锦涛同志不再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新老交替这个步骤就已经完成，但还有一个过渡阶段。这是一个渐进的、发展的政治改革过程，而难得的是三十多年前邓小平、陈云、叶剑英三个人就提出了集体交接班的看法。陈云同志提出：党的接班人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内都有过痛苦的教训。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叶剑英同志讲到我们党虽然在理论上提出了接班人问题，但是实际中没有解决好。毛主席对集体接班交班问题考虑得少，而是侧重于个人的交班、接班。党的九大把林彪当接班人写进了党章，林彪摔死了，又提出王洪文当接班人。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失败的，这个教训我们要牢牢记取。陈云同志也说，一个人接班不行，要搞集体接班，比如搞十个人，垮掉一半，还有五个。这些看法很具有前瞻性。 斯大林和毛泽东个人选择接班人的历史教训，都使得邓小平、陈云和叶剑英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做出了重大的决策，即集体交接班。从信息对称性的角度来看，集体考察要优越于个人考察，集体选择也优越于个人选择，最重要的就是避免把国家系在一两个人身上。 　　经过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明确地讲到：我在几年前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不健康的，是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所以说邓小平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完成了新老交替，他在1990年7月讲到：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才逐步完成了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和集体交接班。邓小平在探索的过程中，本身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成功地重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制度即中国特色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形成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长期效应，也保证了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和挑战中“我自岿然不动”。 　　经过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建立实际上是有其路径依赖的重要特征，形成了自身发展的政治逻辑，建立起了既有互补性又有关联性的中国政治制度框架。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代表了六大机构，这就包括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和中央纪委，其中总书记同时兼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是在1992年确立的一个基本制度。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常委数增加到九人，同样有着明确的分工和职务，每个人代表不同机构。其中总书记就是代表中共中央，同时担任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其他领导人也都代表各自的方面。集体交接班的过程也是一个集体分工合作的过程。 　　 　　中国政治家集团及其产生机制 　　 　　党中央在1994年第十四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中国政治家的政治要求。这个要求非常明确：高级干部，特别是省部以上党政主要领导干部，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他们应该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应该具有开拓的眼界，应该具有宽阔的胸襟，具有优良的作风，还要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 　　这个政治领导能力是有客观定义的：就是在一方(指省部级单位主要负责人)做过全局性领导的经历。中国的领导人，无一例外都是经过长期培养和锻炼，特别是在省级岗位砺炼之后才能够走上中央领导岗位，执政履历更为专业，执政经验更为丰富。 　　在党的十八大准备阶段，中共中央关于十八届“两委”人选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应当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起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高度统一，始终走在时代前列，能够驾驭复杂局面，应对各种挑战，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全面发展的政治家集团”。 　　这里特别要求了中央委员能够驾驭复杂的局面，能够应对各种挑战。要求这些政治家在复杂的突发性事件面前，党中央还没有做出重要决策之前，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做出重大决策的能力和魄力。这些都是我们党政治家最好的考试，又是必经的考试：每一位领导干部必须能够做出迅速的反应，以应对不可预见的挑战。 　　中国政治家集团成员的产生是相当复杂的，不是一种机制，而是两种主要机制。一种机制是严格的多次民主推荐筛选和民主预选选举的过程。这一次参与十八大的经历使我认识到中央委员的预选比正式选举更重要：因为预选是要进行差额选举，而正式选举基本上等额选举。同时这些领导干部必须是真正一级一级逐步锻炼成长起来的。这样就可以防止王洪文这种“直升飞机式”的人物出现。 　　2011年7月份启动了“两委”人选的民主推荐、民主选举、严格考察的过程：按照中央统一部署，从2011年7月到2012年6月，中央先后派出59个考察组，分赴31个省区市和130个中央国家机关、中央金融机构、在京中央企业进行考察;中央军委派出9个考察组分赴全军和武警部队各大单位进行考察;之后根据需要又对个别人选进行补充考察。按照一定差额比例，最终确定727名“两委”人选考察对象。这和小布什2000年当选美国总统之后政治任命3000到5000名官员，以及现在奥巴马连任后面临是否重新任命官员的问题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将这一过程称为有组织的、系统的、全面的考察，而不是某一个领导人指定。2012年11月10日，十八大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上，受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委托，习近平同志就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纪委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作说明。大会主席团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十七届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名单，提交全体代表酝酿。中央委员选举分为预选和正式选举，预选是根据上述名单，在代表团驻地进行预选。这种机制同美国不一样，美国50个州有50个代表团，我国是31个省市自治区加上其他机构代表团，一共是40个选举单位，通过这40个选举单位确立选举办法。这个选举办法主要是基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两委”的选举办法是通过预选引入了差额的选举，然后提交全体代表进行酝酿。这些方法从1987年沿用至今。而差额比例大体就是在5%到8%这个区间内。这里我们把十六大、十七大同十八大做一个比较，可以发现差额从十六大的5%上升到十七大的8%，这一次又达到了9%。在这样的基础上预选了中央委员会委员。如果没有当选中央委员则自动进入到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中，同时候补中央委员里还需要进行差额选举。本届中纪委委员选举也是采取了差额选举，差额人数为11人。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治家集团的产生基本上是依靠两大机制：一是选贤任能民主推荐机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通过中央“两委”人选考察组对干部素质进行全面、深入考察，确定政治家集团候选人预备人选，这一点是西方没有的。二是党的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机制。先是通过地方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差额选举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后是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通过差额选举正式产生党的政治家集团，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当然这里也会遇到一个基本问题：一名党代表如何在很短时间内怎么能了解那么多的候选人情况?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正如上述所说，两委名单已经经过一个非常严格的筛选程序，我认为是可以认同这个程序的。 　　我对中国共产党政治家集团的评价是：的确是由又红又专的、职业化的、优秀杰出的治国治党治军领导人才组成。他们是中国这个世界大国的政治家，但又不同于其他世界大国的政治家，更不同于西方的政客，有其独特的政治家特性特质。总之，中国政治家集团的成员的构成，质量水平及其团结统一的程度，是中国创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决定性因素。 　　 　　对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基本评价 　　 　　从中央政治局主要的25个领导人的选举来看，我们看到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知识，结构比较合理，熟悉各方面工作。因此这强调的是集体知识结构互补性，专业知识的互补性，不是要求全才。而且有两名女同志。此外，新进入的15位中央领导同志，7位是60岁以下的，其中4位是上世纪50年代后半期和60年代出生的。一批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领导干部进入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充分反映了我们党兴旺发达，朝气蓬勃，富有活力。 　　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评价，通过十八大，以及前面几次代表大会，中国领导人的新老交替的机制，越来越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越来越可预期。新当选的比例基本上是每五年一“小变”，每十年一“大变”，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十九大，还可以预见二十大。因此，中国的改革不需要急风暴雨。中国的领导人必须得专业化、职业化、政治家化，因为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国政治家，而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政治家。那么，领导人也不是天生就是领导人，他们都是来自于人民，首先是来自于基层，又来自于地方。必须去历练自己，才有可能成为政治家，而且他们经过长期的锻炼，工作时间平均是42.4年，有着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平均党龄是38.9年。 　　中国的领导人的确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总统、总理是靠政治演说上台，只有政治表演，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什么政治阅历。中国的领导人是靠实践锻炼出来的，这才能保证他们是政治坚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奋发有为，是值得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信赖的。 　　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老交替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就看新老交替机制能不能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新老交替的确引入了“到点退休”的年龄约束机制，也按照之前的预期完成了“三化”过程经过了几十年，中国逐步实现了新老交替的“三化”，可以说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作者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进入 胡鞍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家   

刘植荣：中国人留给非洲的十大印象 进入专题 ： 非洲    ● 刘植荣   　　 　　要想让中国民族长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有危机意识，不要盲目乐观、夜郎自大，要辨证地剖析自己，既看到自己的长处，也看到自己的短处，要扬长补短，这样我们民族才能强大起来。正如日本索尼公司前总裁小宫山英树警示日本民族那样：“永不低估自己的竞争对手，永不躺在过去的荣誉簿上睡大觉，永不骄傲自大。” 　　我在非洲几年，通过密切接触部长、省长、企业家、酋长、村民等各个层次的非洲人，勾勒出中国人留给非洲的印象，也就是非洲人眼里的中国人。我们可以以非洲人作为一面镜子，看看中国人在非洲人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以调整自己的不恰当行为，从而取得非洲人民的认同。正如唐代李世民所讲：“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葡萄牙人于1418年达到西非海岸，从此，阿非利加不再孤独，这个欧洲殖民者竞技舞台的幕布徐徐拉开，上演着屠杀、掠夺与奴隶交易的悲剧。到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整个非洲大陆被欧洲殖民者瓜分完毕，黑人不得不放弃自己从树上下来时就讲的语言，开始讲起了殖民宗主国的语言。 　　二战后，非洲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欧洲统治者恋恋不舍地败走非洲，过去跟随欧洲人过来的印巴人填补了白人撤走后留下的经济空间。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这个被称为地球上最后一座金矿的非洲大陆，已不再是黑非洲了，各种肤色的人在这里淘金，寻找财富，其中包括大约100万中国人。被白人统治一二百年的非洲黑人早已熟悉了白人的习性，但他们对中国人这个迟到的经济探险者还很陌生，他们看待我们，就像我们看待他们一样，从神秘、好奇开始，经过猜测、观察、实证，最后形成了一种观念。 　　中国人吃苦耐劳，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一个印象。中国人不管在非洲搞工程还是经商，他们几乎都没有周末和节假日，早7点上班，下午6点半下班，晚上还要加班。埃塞俄比亚NORTH WOLLO省WOLDIYA市的政府主席BALAY先生说对我说:“你们中国人工作很努力，这是你们国家很快富裕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们埃塞俄比亚人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 　　非洲人很佩服中国人的勤劳，有的甚至不可思议，认为中国人简直成了人肉机器。非洲虽然贫穷，可非洲黑人在劳动态度上与我们迥然不同。我们双周日实行还没多少年，可他们这里早就实行双周日了。加班，对中国人来说是家常便饭，甚至没有任何额外报酬。 　　在非洲，你让黑人晚下班十分钟他也向你要加班工资，不付就把你告上法庭。尽管加班工资比平常工资高出很多，黑人也不愿加班，他们要充分享受法律赋予他们的休闲。他们对中国人这种苦行僧式的工作态度实在无法理解，不知道中国人的快乐在哪里，不知道中国人在享受什么。他们经常和我讨论这样的话题：工作难道就是人活着的唯一目的么？如果人有追求快乐享受的权利，那只能认为这些闯非洲的中国人的快乐来自劳动，把劳动看作是一种享受。 　　中国人清心寡欲，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二个印象。在非洲这个性比较放纵的地区，多数国家实行一夫多妻制，他们见中国人在这里单身一呆就是一年两年甚至三年，不找女人，实在无法理解。在非洲，经常见白人身边依偎着身材绝好的黑姑娘，也经常见健壮的黑小子挽着欧美来的白姑娘，孤独的就是中国人。 　　我在埃塞俄比亚工作时，秘书Mesier曾问我，中国人出国前是不是都要打针。 　　我问她打什么针，她说是打性的针。我以为是避孕针，便说不用打针，有安全套的。她说不是，是失去性的针，打了这种针后就没有性欲了，出国后就不想女人了。我听后很惊讶，她怎么会问我这个问题。我对她说，没听说过有这种针。她反问我说，那为什么中国人在国外不需要女人。我变法地解释道，我们中国人喜欢喝茶，喝茶泄火，常喝茶，就没性欲了，就不想女人了。你看，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中国人的清心寡欲。 　　中国人制造的商品廉价，这是他们对中国人的第三个印象。非洲市场上中国商品最多的就是服装、小家电、五金和摩托车。一个中国同胞在那里为公司采购物资时，问当地的店主有没有便宜的，店主张口就来：“有呀，中国制造的就便宜。”在非洲，“中国制造”是廉价、劣质商品的代名词。一次，埃塞俄比亚交通部的Saife Berhane先生对我说：“我知道，你们中国有好产品的，可为什么出口非洲的中国产品质量这么差？我现在绝对不买中国制造的东西。” 　　2009年1月31日，喀麦隆西北大区Bali的DOHGANYONGA III酋长同样问我这个问题：“喀麦隆市场上充斥着中国商品，可这些商品质量很差。”2009年5月18日，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首府BAMENDA的DREAM LAND饭店吃饭，饭后和服务员Brenda聊天。她今年28岁，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当她下班换上漂亮的裙子时，我问她这衣服是不是中国制造。她说：“你们中国的衣服是中看不中穿，看上去很漂亮，穿两天就坏了。我现在不买‘中国制造’了，我穿的裙子是尼日利亚制造的。” 　　在非洲，“中国制造”也成了劣质产品的代名词，“Chino”一词甚至进入了斯瓦西里语词汇，专指价廉伪劣产品。在坦桑尼亚，经常听人说：“哎呀，我又买了一个‘Chino’，过两天又要换了。” 　　说实在的，非洲的中国商品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在喀麦隆西北大区住在临时租的房子里，厨房的水龙头坏了，便到省城买了一个，当然是“中国制造”，可没出两个星期就坏了，不得不又买了一个“中国制造”，因为在这里买不到别国制造的，换上后，还是用不住，就这样，在五个月里换了4个中国制造的水龙头。 　　2009年5月12日，我与喀麦隆政府官员SAMBA先生坐在车子里穿过喀麦隆的经济首都杜阿拉，我指着街道两边的商店自豪地对他说：“你看，商店里有80%的商品是中国制造。”他接着说：“怎么不见有中国制造的小轿车在非洲跑？”在非洲，许多中国企业不用国产汽车，支持民族企业，偏买小日本的丰田、三菱车，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国产汽车质量不过关。一家在非洲的建筑企业买了两辆国产皮卡，用了不到一个月，就只能开动一辆了，另一辆停在院子里做配件用，几个月后两辆车就成了一堆废铁堆在那里，最后还是买了两辆日本丰田。 　　中国人法律意识淡漠，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四个印象。可能是中国的封建社会太长了，人们习惯了家长式的管理，缺乏法律意识。中国企业涌入非洲，随之而来的也有中国人与当地人冲突的扩大和升级。 　　我在埃塞俄比亚时，一家中国公司在使用政府提供的料场用地时，竟挖过了地界30多米，与村民发生冲突，200多名村民手持步枪、冲锋枪（埃塞俄比亚公民持武器合法）和棍棒，与中国员工发生了暴力冲突，将中方人员追赶到营地围困起来，十几名中国员工受伤。 　　另外，中国企业偷卖免税建筑材料、逃税等案件也时有发生，给非洲人的感觉是，中国企业猫腻多、不规矩。一位南非人Pleb在网上留言说：“当心来自中国的黄祸！” 　　在中国，企业不和员工签订合同，不上任何保险，随意解雇员工，这是家常便饭，已习以为常。在非洲，一些中国企业老板无视当地的法律，经常与当地雇员发生冲突，官司缠身，如雇工不签合同，不交纳各种保险，工资标准低于所在国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节假日强迫员工上班，加班不付加班费，随意解雇劳工等。 　　2010年10月中旬，赞比亚中资企业科蓝煤矿与当地员工发生冲突。原因是科蓝煤矿发展不景气，该矿给矿工放了一周的假，这属于雇主主动给员工放假，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的劳动法都要求雇主支付雇员放假期间的工资。可在 10月15日的工资发放中，中方没有支付给矿工放假期间的工资，由此引发冲突。 　　在中国，企业老板财大气粗，可以用钱摆平一切。在非洲，这就不灵了，老百姓都知道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在非洲的一家中国建筑企业，一天法院突然送来了150张传票。原来，这家企业没按照法律程序解雇员工，被解雇的员工纷纷到法院把这家企业告上了法庭。 　　在埃塞俄比亚的一家中国公司开除了一名当地洗衣女工，结果这个洗衣工把这家公司给告上了法庭。法院的判决如下：公司解雇这名洗衣工非法，要么继续雇用，两年内不得解雇，要么支付2万比尔的劳动合同剩余期限的工资和非法解雇赔偿费。该洗衣工的月工资才400来比尔，2万多比尔相当于5年的工资。最后，这家公司只有继续雇用这个洗衣工。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不懂劳动法引起的。 　　笔者在喀麦隆时，一家中资企业把一女秘书解聘，后来法院给这家企业送来了传票，原来女秘书把这家企业告上法庭，说她怀孕了。其实这个女秘书并未结婚，公司也不知道她怀孕，但她有医院的怀孕证明。最后，这家中国公司撤销对这个女秘书的解聘决定，继续雇用。在非洲，雇工容易解聘难，因为劳动法对雇主解聘员工规定了复杂的程序，而且对一些特殊人员不得解雇，例如，不能对怀孕的妇女解除劳动合同。 　　非洲虽然落后，但他们仍沿袭着殖民者带来的法律，现行的法律，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那里原封不动地搬来的。如在喀麦隆，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原来是英国殖民地，这里就采用英国的法律系统；其他八个大区原来是法国的殖民地，在那里就采用法国的法律系统。可能是殖民者多年来对他们教化的结果，非洲人办事一定要找出法律根据。中国人开农场办企业要租用土地，土地许可证上引用的法律法规就有20来项；你要购买政府管制商品，许可证上第一页就列满了法律依据。所以，中国人来非洲，第一件事就是要熟悉这里的法律，这样才能避免经营过程中因违犯法律造成的被动与损失。 　　中国人不注意形象，这是非洲人对中国人的第五个印象。非洲人被白人强迫穿上衣服后，他们竟保持了白人的传统，公务活动一定是西装革履。别看非洲原始，条件落后，可一些居住在城里的非洲人还是很讲究的，他们的卫生间里一定要有洗阴的器具，就是许多中国人把它当作小便池的东西。非洲原始，但并不是所有的非洲人都愚昧，他们也有现代文明意识，对一些恶习、陋习也是恨之入骨的。 　　2006年9月的一天，我从北京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ET605航班去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飞行了6个小时左右，埃航的空姐找我，说有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让我用汉语广播，告诉中国乘客禁止在卫生间吸烟。在印度德里加油后起飞不久，又发现有人在卫生间吸烟。 　　无奈，机乘人员不得不用汉语打印出警告，贴在每个卫生间的门上：对某些中国人在卫生间吸烟的行为已经广播警告，如再发现吸烟，将在飞机到达目的后交警察处置。我还极力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形象，我对埃航的乘务员说，因为许多中国乘客不懂英语和法语，可飞机上的各种标记又都是用英语和法语书写的，中国人看不懂。我还向他们建议，招聘中国空姐，在来往中国的航班上安排中国空姐，这样，就能很好地与中国乘客进行沟通、交流。埃航果然采纳了我的建议，招聘了不少中国空姐在埃航服务。 　　2002年，一中国人从埃塞俄比亚乘坐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国，他不听飞机上的警告，坚持抽烟，结果被罚款并在泰国曼谷机场扣留了一个星期。 　　我在喀麦隆听一个从埃塞俄比亚来喀麦隆的中国同胞讲，有几个中国人与他同机来喀麦隆。开始，他还和临座的非洲人聊天，非洲人对中国人颇有好感。但在飞行途中，一位中国同胞竟毫无顾忌地向地上吐了口痰，然后用脚在上面碾压，让同机的非洲人看得目瞪口呆，再也不愿搭理中国人了。在非洲，经常见中国人在车子里把鞋子脱掉，光脚搭在挡风玻璃前，看上去很不雅观。 　　非洲某些中资公司的营地里，会看到两种房子，一种是简陋的铁皮房，一种是比较漂亮的彩钢房。很多同胞会认为好房子是给中国人住的，差房子是给当地劳工住的。正好相反，当地工人要住漂亮彩钢房，中国雇员则住简陋的铁皮房里。因为对当地雇员的各项待遇丝毫不可马虎，不按照法律要求为他们提供住房，他们就会把企业告上法庭。因公司为员工提供的住房条件不好把公司告上法庭在中国罕有发生，但在非洲，这可是白纸黑字写在法律上的。 　　在喀麦隆，我去过 TOTAL CAMEROUN、MTN CAMEROUN等外国人在喀麦隆投资的企业，从他们的办公环境到员工面貌，一看就是有实力的现代企业。进入办公楼大门，要用身份证换他们内部的电子证件，然后进每个门都用这个内部证件刷卡，来访的客人进入了哪个门，公司的电脑系统都有记录。 　　非洲也有不少印度企业，他们的商店门面要比中国的气派，建筑工地要比中国的体面。在非洲，中国商店大多是“夫妻店”，小打小闹，不成规模，连那些在国内号称排名多少强的大公司，(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非洲   

董海明：周其凤退场后，我将如何记忆 进入专题 ： 周其凤    ● 董海明   　　 　　得知周其凤校长退休的消息是在午睡后，彼时的大脑还停留在被电话叫醒的蒙怔状态。同学告诉我，学校要换校长了。随之，陆续听到和看到了很多同学的怀念之语，尤其是2009年周校长任期内的第一批学生，有人不无伤感地说，“从入学开始就与周校长相伴，可是到了毕业时，毕业证上却没有周校长的名字。” 　　我总是隐约感受到许知远一篇文章中提到的记忆上的那种“可怕的欠缺”。以至于晚上睡觉时突然问自己：在他退休后，我将如何去记忆这位校长？他是我所学习的地方的“头儿”，还是经常坐在学校大小会议主席台中央的重要人物，抑或是多次社会新闻事件中的争议人物，以及一些北大学生极力为之辩护的北大校长？ 　　所有与周校长相关的故事，在我的记忆中大多作为符号化的内容而存在，同时也常是备受争议的舆论焦点。当下的教育体制中，“校长”本身已经被符号化，“北大校长”就更会被当作符号化的象征。而学校也似乎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加深这种符号。平时走在路上，碰到校长的几率几乎为零。也许他正坐在与教室很远的办公楼里，为公务繁忙；也许他正坐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念着正式而又准确的稿子；校内新闻报道上，周校长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新闻的主角，并且发表了“重要讲话”；社会新闻中，“北大校长”时不时成为新闻事件的当事人…… 　　若非有幸在一次学生活动上，我亲耳听到周校长自己讲述他光脚挑担一路走到北大的故事细节，我或许永远都不知道他求学时的艰辛；若非一次作为学生记者去报道他视察某学院的工作的经历，我或许永远都感受不到一位真诚、朴实长辈的语重心长。可是，在行政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大学校园里，这样的机会能有多少？有多少人能有这样的经历？又有多少人能感受到这些点点滴滴，从而化作记忆中的美好存在？ 　　以至于当我真正去梳理求学三年以来关于周校长的记忆时，竟然大都是这种简化、抽象的印象，犹如断片般的内容。校园中，学生与校长见面的机会，大都是各种会议上和校内校外的新闻报道中，甚至在我们为身陷舆论漩涡的周校长辩护时，常常只能用“其实周校长跟学生很亲近”之类的话语，和另一个场景的亲近照来救场，真正要去详细讲述这些内容时，很少有鲜活的记忆。 　　显然，与周校长分享他学生时代刻苦学习的“师兄经验”，更能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在校园小径上与校长的不期而遇，更能让我们对这所学校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与校长的真诚聊天，也更有助于我们对学校发展的深刻理解。这些，远比那些“符号化”的东西重要。 　　新一任的北大校长接过帅印，开始成为我们关于这个学校记忆的一部分。当校长带领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创造北大发展的新历史时，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些微不足道的“记忆细节”，而不是空洞无味的“符号内容”。否则，校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历史走过了一程又一程，而我们记忆中的北大校长，总是“蔡元培”和那个“老北大”。    进入专题： 周其凤   

王江雨：“新加坡模式”深思明辨 进入专题 ： 新加坡模式    ● 王江雨：“新加坡模式”深思明辨   　　 　　 “新加坡模式”，得到无数中国官员热捧。国内官员“学习”这个小邦的热情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举例来说，可以说几乎每一天，都可以在新加坡找到几百名以上的各级中国政府官员，以培训的名义在各种场合出没。 　　 　　东南亚小国新加坡在全世界有着不同凡响的地位，且一直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国家。这个小小的城市国家，面积仅有697平方公里，相当于上海市的十分之一强，居住人口约530万人，其中仅60％左右（300多万）是新加坡公民，但是它的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为52051美元，处于世界前三位。事实上，按照购买力平价衡量，新加坡2010年人均GDP为56532美元，超过了挪威、美国和香港，是全球最高的。 　　作为世界贸易、金融、服务和航运中心之一，也是全世界最安全和清洁的城市之一，这个昔日第三世界城邦国家已然侧身于世界上最富裕最发达的国家之列多年。 　　尽管发展成就昭然，新加坡显然还未到其成功的顶峰。2012年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IntelligenceUnit）的一篇研究报告称，就城市竞争力而言，新加坡仅排在纽约和伦敦之后，毫无疑问是亚洲最有竞争力的城市（香港居第二）。它也被国际咨询公司评为亚洲最具创造性的城市。 　　如《华尔街日报》最近一篇关于新加坡的长篇报道所指出的，“新加坡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富裕的外来定居者和跨国企业的高管们。吸引他们的是这个城市国家的低税赋、犯罪率几乎为零的街道、适合企业发展的政策以及稳定的政府。” 　　 　　多面新加坡 　　 　　繁华亮丽之外，新加坡还有另一个不太光彩的国际形象，即与同等发达甚至是那些还不如新加坡发达的国家地区相比，言论表达和个人自由在新加坡受到严格限制。有言辞激烈者，更称新加坡为“东方专制国家”或“亚洲独裁国家”。国际主流媒体虽不至于用词如此严苛，但也鲜有承认新加坡是地道的民主国家的，最多称它是个民主与专制的混合体。换言之，新加坡在世人眼里，是一个既民主又专制的奇葩，本身就承载着说不尽的争议。 　　无论怎样的新加坡，对中国的吸引是不言而喻的。最近中央党校的一份报纸连篇累牍地登载关于“新加坡模式”的文章，引发对于新领导层政策倾向的无限遐想。自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以来，这个小国在中国几十年来都是官商学各界乃至普通老百姓的关注对象，可谓动见观瞻。“新加坡模式”，尽管对于其在中国是否行得通尚未经过严肃的辩论，都得到无数中国官员热捧。国内官员“学习”这个小邦的热情有时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举例来说，可以说几乎每一天，都可以在新加坡找到几百名以上的各级中国政府官员，以培训的名义在各种场合出没。 　　新加坡对部分中国人产生吸引力大概出于两个原因。第一，新加坡是个发展成功的华人国家。新加坡华人是主体，中国人难免对其产生“同文同种”甚至是“血浓于水”的认同（尽管这种认同经常显得一厢情愿）。同为华人社会，而新加坡居然实现了经济发达、社会安康和法治完备，这给我们所能提供的希望和诱惑不言而喻。 　　第二，对某些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新加坡的成功据说是基于一种“威权发展模式”，是在一个还有些专制但有效的政府主导之下实现的。固然，新加坡“威权国家”的名声昭著于世，无论是中国或国际上，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大都对这个小国的政治体制没有什么好印象。但是这种印象也给国人一种多多少少有点提不上台面的期待，即：既然我泱泱大国一时半会不能实现民主，那么像新加坡那样有一个高效廉洁能干的政府，并在其领导下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这有何不好？ 　　 　　一党执政的“秘诀” 　　 　　如果说正常的、传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的特色之一就是“政党轮替”，新加坡却貌似有一个“万年执政党”，即人民行动党。行动党在1954年为李光耀等一批受英文教育的中产专业人士创立，在1959年通过选举取得新加坡的执政权，并在新加坡独立以后在历次选举中都大获全胜，一直执政到今天。相形之下，新加坡的反对党力量太小，在国会的席位长期以个位数计算，无法从制度上实现对行动党的制衡。鉴于此，无论是国际媒体、国际政治观察人士，还是国内的反对党，都认为新加坡是个“事实上的一党制国家”。 　　依笔者的观察，行动党能维持一党长期执政的局面，和它自创立以来就采取的某些亦正亦邪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是分不开的。 　　执政“秘诀”之一是一切围绕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以取得实际业绩为第一要务，为此目的采取一切务实手段，包括去意识形态化。 　　新加坡刚被迫从马来西亚分离出来之时，“眼前困难重重，生存机会渺茫”（李光耀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养活岛上的人民”。开国之父李光耀认为，政府必须彻底务实，抛弃一切意识形态的羁绊，执政政策的宗旨是使新加坡“比本区域其他国家更加刚强勇猛，更加有组织和富有效率”，以提供条件让外国投资者在新加坡为基地经营牟利，为新加坡提供税收和就业。 　　在去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指导下，行动党政府一方面对外资全面开放，大力促进对外贸易，将贸易招商团都派到非洲，最终将新加坡发展成一个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另一方面，政府也不吝惜使用各种带有保护主义性质的产业政策，建立大型国有公司作为龙头企业，以加快国家的工业化和财富积累。 　　“秘诀”之二是力行法治，铁腕反贪，增强人民的信任。 　　“秘诀”之三是使每个人都有一定财产，但又压低工资，保持出口竞争力。李光耀深信人民拥有财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他在自己的自传中说： 　　“当我发现人们在照顾自己的住房和租赁单位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时，就深信一个人的产权感是与生俱来的。50年代和60年代发生暴乱时，路人也会参加，向汽车的挡风玻璃扔石头，把汽车掀翻，放火烧毁。到60年代中期，当人们拥有住房和其他资产后，发生暴乱时他们的反应大不相同。年轻人把停放在路旁的史古打（底座摩托车——笔者注）抬上组屋的楼梯。这种情况加强了我的决心，我要让新加坡每个家庭都有真正的资产让他们去保护，尤其是他们自己的住房。” 　　行动党在新加坡推行“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大力兴建政府组屋，然后以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公民。这种组屋的质量其实相当不错，说实话比中国大中城市常见的一般居民楼好得多，且购买者有完全的产权。 　　但新加坡政府从来都拒绝建设一个福利社会。这涉及到行动党治国的一个颇带权谋色彩的基本理念，即人民如果太富裕生活得太舒服，反倒有种种不利。一是容易懈怠，从而不再“刚强勇猛，力争上游”，而勤奋努力工作才是新加坡赖以生存的基础。二是工资不可太高，否则无法和有着无穷尽廉价劳动力的区域其他国家竞争。新加坡虽然人均GDP居于世界前三名，但平均工资远远低于经济发展同水平的欧美国家。 　　此外，行动党一个秘而不宣的“帝王心术”般的小算盘是，人民如果还需要为积累财富而努力，且能在现行体制下看到成功的希望，他们就会将心思主要用在发财致富方面，不至于提出太多政治要求或者急于改变现状。 　　“秘诀”之四是政府慷慨“与民分利”，使人民时时感受到现政府的好处。这是新加坡政府争取民心的主要手段之一。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若干年后，政府积累了巨量财富，却不像某些亚洲国家政府那样奉行守财奴的理政方式，丝毫不肯与人民分享而任由权贵分赃。新加坡政府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由政府出资开展大规模公共事业建设，包括修建地铁、高速公路、人行天桥、人行道防雨顶棚、社区电梯、游泳池等，并致力于将新加坡建设成亚洲最清洁城市。 　　此外，政府也大力投资教育和医疗，在这方面为公民提供补贴。居住在绿荫遍地的花园城市，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一流基础设施和教育健保方面的照顾，新加坡人不管对政府是否有好感，都会有一切好处来自行动党政府的感觉，而政府也刻意通过种种方式，强化人民这种印象。 　　“秘诀”之五是积极全面延揽人才，使反对党长期处在无人可用的境地。行动党政府通过自己掌握的行政和经济资源，几乎垄断了新加坡的人才培养和遴选渠道，并以“精英主义”为号召，将绝大多数人才纳入到体制内。相形之下，反对党很难延揽到本地公认的精英人才（主要是指那些长期获得政府奖学金，受过本地或国际名校教育，有过大企业或政府部门工作经验的专业人士），其能力不能得到本地选民信任。事实上，在历次选举中，反对党都没有能力端出一套完整的施政纲领，其攻击点主要集中在对行动党的政纲挑刺方面。 　　“秘诀”之六是采取一些手段，包括通过利用行政资源和司法制度打压反对人士，挤压反对党的生存空间，使其难以形成气候。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为此曾在媒体公开辩解说，“政府没有义务让反对党茁壮成长。”虽然这话大致不错，但行动党的某些做法，如以成熟民主国家的标准来衡量，实在提不上台面。在前些年，行动党通过无须审判即行拘禁的内安法，将某些反对人士指控为共产党人和恐怖分子而判监。行动党领袖也通过司法手段，如控告诽谤等，将有威胁性的反对党候选人推入破产的境地。在反对党可能主导的地区，政府还通过重新划分选区等难看手法消弭其影响力。 　　但必须强调的是，行动党大体上是诉诸议会斗争和民主投票的方式来取得和维护政权，从来没有借助军事和其他暴力手段整体镇压反对派，党派斗争也从来没有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程度，而新加坡的众多反对党，也是实实在在的反对党，它们虽然力量还比较弱小，但绝对不是执政党的傀儡。 　　 　　法治国家：厉行重典，以廉反贪，以法去乱 　　 　　2000年12月7日，香港中文大学向新加坡资政李光耀颁发荣誉博士学位，中大校方的赞词虽总体上颇有肉麻吹捧成分，但其中两句仍属恰当，即他能“以廉反贪”，“以法去乱”。毫无疑问，如果将法治理解为法律对所有人的一体适用和法律的公开、清晰、稳定，新加坡就是全世界法治最完善的国家之一。 　　法治也是所谓“新加坡模式”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新加坡社会不同于其他亚洲社会的最大特点，也许不是在于它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在于它是一个公认的法治国家，真正做到了依法治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点新加坡政府也不讳言。一份政府出版物指出，“新加坡经济之成功有赖于诸多因素，包括其领导者的智慧，善于利用法律规则和法律系统建立一个新型社会并以此增强新加坡的经济生存能力，以及确保自身法律系统与国际社会之需求相吻合。” 　　法治被视为新加坡政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如果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关于古代分配正义的说法还有什么现代意义的话，那就是现代人更担忧的是不同的人适用着不同的规则，从而使机会资源的后天分配永远不均等，使弱者永远没有翻身的可能。建立法治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是能使一切社会活动在法律的框架内“标准化运作”，从而提高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二是能使人民增强对政府的信任，知道政府对所有人适用相同的规则，不会对任何人有所偏私。即使政府不能绝对做到这一点，但只要尽到最大努力，并且政府自身不违法行事，人民也会体谅。 　　新加坡法治社会的源头首先来自它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在新加坡独立之前，新加坡采行英国的普通法体系已达将近150年之久，英式法治理念虽未全面开花结果，但已在新加坡根基稳固。李光耀执政后，更是以英国法为基础，大力加强法制建设，更以各种严刑峻法，使遵守规则的观念在新加坡深入人心，甚至可以说是内化在新加坡人的精神里。可以说，严格的法治和深厚的法治信仰，是新加坡不同于传统的华人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最大特征。 　　 　　经济政策：自由市场，混合所有制，产业政策 　　 　　对于一个没有国内市场和自然资源的小国在独立之后如何“绝处求生”这个问题，李光耀政府的策略是将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外国投资的基地，提供条件让投资者在此成功经营，有利可图。为此的自然选择就是建立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体制，保护财产权，对国际贸易和投资敞开国门，欢迎跨国公司来投资办厂。如今，作为众所周知的奉行资本主义法则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是市场经济无疑。 　　尽管私有的和外资的大中小型企业林立，新加坡却并不是以私有制为主导的市场经济。有研究表明，政府所拥有或控制的企业（称之为“政联公司”）在经济中占到的份额达到60％以上，涵盖制造业、金融、贸易、造船、能源、电信诸多领域。如政府全资的淡马锡投资公司管理的资产将近2000亿美元，在新加坡国内是新航、新电信、新传媒、星展银行、地铁公司、电力公司、海运公司、东方海皇集团的最大股东，(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新加坡模式   

刘复之：“文革”期间轰动一时的“李震之死” 进入专题 ： 文革 李震    ● 刘复之   　　 　　“李部长不见了” 　　 　　1973年10月18日，我奉周总理之命，尚在天津办理一起匿名恐吓信案件，接到公安部里的电话通知，要我回京参加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当天我驱车回到北京。 　　10月19日，因为于桑还在洛阳没有赶回来，李震让会议推迟。 　　10月20日上午，李震主持核心小组会议。会上，于桑、曾威因为“算旧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几乎动粗。李震和我都站起来进行劝解。我说：“争论问题不要这样。”李震让会议暂停了下来。 　　21日没有开会。 　　22日上午9点钟左右，我接到李震秘书郑爱萍打来的电话，他说：“上班时间已经过了一个钟头，李部长还没有来，我找了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这时，我没有太在意。我问：是不是熬夜了？是不是总理有事把他找去了？”我让郑爱萍到李震家里、五号楼找一找，向外面打电话问一问。 　　过了一会儿，郑又来电话说，还是没有找到。他显得有些焦急。这时我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要郑爱萍立即通知在家的核心小组成员到五号楼会议室碰头。当时我是管常务的副部长。 　　我来到五号楼下西侧会议室。施义之、曾威、张其瑞也陆续到了，于桑在部外开会赶了回来。 　　郑爱萍向核心小组成员汇报了上班后四处寻找不到李震的经过。我觉得奇怪，李震能到哪里去了呢？大家继续寻找。人们分成几路在院子里搜寻。我和曾威在五号楼，找遍了楼下楼上和三层的小阁楼，都没有结果。 　　这时，空气紧张起来，我们在五号楼的会议室里，惶惶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于桑向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报告找不到李震的情况。 　　在忙乱一阵以后，有人发现李震的夹大衣在五号楼的过厅里挂着，大家觉得更奇怪了。 　　将近上午11点钟的时候，有人慌张地跑来报告，说有两个工人查找到地下热力管道二三十米的深处，大约在李震房前东北侧那个小亭子的地下方向，发现李震吊死在管道上。这时候，大家非常震惊，我也愕然。于桑又向总理办公室作了电话报告。于桑接到周总理的电话指示：不要动现场，保护起来，不要光由公安部的勘查现场的人员下去，要立即请北京、天津的专家一块来勘查。并且要卫戍区立即派一个加强连，加强警戒，把所有地下管道口都布哨封闭。 　　总理的指示，非常精确。这样使李震自杀的现场保护得完好无损，又由几个部外单位的专家共同进行勘查，写出了材料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报告。这一切，形成了施义之等人力图把自杀搞成他杀的不可逾越的屏障。 　　根据中央的指示，施义之、曾威等人组织调查组，进行李震的死因调查。 　　头两天，核心小组在一起听汇报，分析研究情况。后来，我感觉到异常了。施义之、曾威、张其瑞明显地把我和于桑撂在一旁，有些活动不通知我参加，甚至连核心小组向周总理的汇报，也不通知我去。因此以后的情况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在李震尸体搬到了大礼堂时，施义之提议核心小组成员去看看。有一个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就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刘汉臣。刘汉臣主管刑事侦查。我们到大礼堂的楼下小休息室时，刘汉臣在一旁站着，没有说话。 　　李震尸体平放在两张小桌子上面，用一块白布蒙着，头露在外面。我看了看，能清楚看出李震的舌头从侧面伸出，舌尖被牙齿咬着，这表明是上吊自杀身死的。面对这种情况，我的心情不好，也很纳闷。事后造反派造谣诬陷我当时表现幸灾乐祸，这纯属胡说八道和蓄意陷害。 　　可是，在李震上吊自杀的事实面前，施义之等人却反常地坚持说李震不可能自杀，肯定是被谋杀的，要侦破。 　　但我没有料到，施义之的疑心竟是冲着我来的。 　　事隔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公安部老法医赵海波在看了李震遗体后曾脱口说出是自杀，还有外省来的法医也反映是自杀，他们因此受到审查。从此没人再提“自杀”这两个字了。 　　在李震自杀以后的四天里，五号楼被怀疑是“出事”的地方。周总理指示封闭五号楼。我们部领导人集中转移到东大厅办公和活动。 　　23日、24日、25日这三天，施义之让一些人排队、研究谋杀的可疑线索、对象，回忆李震当天的活动，逐人逐次排查接触过李震的人，以及来往的电话等，寻找谋杀的可能线索。由于重点在寻找他杀依据，情况被人为地搞复杂了，也弄混乱了。 　　但同时，自杀的事实也进一步显露出来。 　　办案人员从李震穿的上衣口袋里掏出几十片“速可眠”，在地下管道里上吊的地方，又捡到掉在地上的若干片“速可眠”，加上解剖时从胃里取出的30多片，正好100片。 　　公安部机关卫生所反映，几天前，李震亲自向卫生所小杨要过一瓶100片的“速可眠”。 　　在李震办公室里，发现有把剪刀放在桌面上，窗户上的尼龙绳被剪断了。刑事技术人员检验，这个剪刀和尼龙绳子被剪断的切口是吻合的，黏附着同样的纤维丝。而且桌面上、剪刀上都只留有李震的指纹。地下管道里留下的指纹、鞋印，也只是李震一个人的。 　　上述重要证据表明，李震是自杀，不是他杀。可是，施义之一口咬定“李部长不会自杀”，并声称，“不破此案不瞑目”。 　　 　　我亲历了“突然袭击” 　　 　　24日，我清楚地感觉到被施义之等人怀疑上了。 　　25日晚上，我被告知到中央开会。这时已将近午夜12点，小雨霏霏。 　　我们从公安部东大厅出来，曾威和于桑坐一辆车，施义之和我坐另一辆车，一前一后，相隔只有几步，都披着军大衣，从人民大会堂北门进入。往常，参加中央的会议是朝东往福建厅走的。这次相反，我们被领着朝西往新疆厅方向走去。突然间，埋伏在两厢的人冲出来抓住于桑，于桑回头看我，披着的军大衣掉落在地上。我还没反应过来，从两旁出来的人已把我架住了。我亲历了“突然袭击”的刹那感受。 　　我被带到西大厅的东北角，进行搜身。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进来向我宣布：“中央决定对你保护审查。”只说了这一句话。我没有任何对抗的动作。我即时反应说：“好嘛”。我心里明白，这个逮捕的决定是经过中央作出的。不过，这下搞错了，完全搞错了。我没有想象到中央会采取这样严厉的方式来审查。 　　这个时候已是10月26日凌晨。我被架着进入电梯下到大会堂西北门的院子里。这里已有北京卫戍区的吉普车在等着。我上了车，两旁坐着监护人员，车子朝着南长街方向开去。我料到将被送到安定门外交通干校那个监护所去，而不是秦城监狱。这条路线我很熟悉，我曾几次到这个交通干校的监护场所审问过人。到秦城监狱的路线我也很熟悉。 　　我被关进安定门外交通干校的北京卫戍区监护所单人牢房里。这个被改做监狱的交通干校，院子里有三座两层小楼。关我的是北楼二层靠西头的一间。牢房的代号是“251”。这个房间曾经关过王恩茂，墙壁上留存有造反派乱写乱画打倒谁谁的字迹。后来，我在中楼和南楼都关过一段时间。 　　事后知道，在我被拘押期间，施义之等人发动公安部机关开展对我的大规模揭发批判，逼迫很多人发言表态，又派人四处调查，讯问我的亲属，我的一些同事、战友也受到审查，还查到了我的出生地广东省梅县。这个冤错案件，沾染着浓浓的“文化大革命”色彩。 　　事后知道，1973年10月23日、25日，中央政治局接见公安部核心小组成员时，周总理曾指出，李震之死存在着自杀和他杀两种可能。但这两次会都没让我参加。 　　施义之等人始终坚持李震是被谋杀的。事后知道，1973年11月11日，正在中央“读书班”学习的祝家耀（十届中央委员）、杨贵（十届中央候补委员）被派到公安部工作，任核心小组成员。祝家耀是王洪文的“小兄弟”，是一起造反起家的。祝家耀进驻公安部以后，完全同施义之站在一起，武断认定，“公安部的阶级斗争白热化”。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公安部机关一度被搞得乌烟瘴气。 　　施义之还把李震自杀同所谓“算旧账”联系在一起。他们以查“于、刘的问题”为名，先后调阅了所谓“算旧账”和批判“算旧账”时的一些同志的发言，查阅了我在第十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和第七次全国劳改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有关文件，调查了我在检查“算旧账”时找一些老局长座谈的情况，以及“五七”战校从黑龙江迁回秦城的情况等。后来，从祝家耀保存的材料中清查出一份名单，因为李震自杀而被公开和秘密审查的干部职工有133人之多，其中局级以上干部29人，处长级干部31人。 　　据我老伴王岫联回忆，我被抓走的第二天，就有人到我家里进行搜查。王岫联是“重点怀疑对象”，被叫到公安部南大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轮番逼问。先是让她“交代”李震自杀前后几天我的活动。那些人没有得到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便硬逼她“坦白”。王岫联说：我怎么说，他们就是不相信，几个人轮番地逼供，最后我干脆一句话也不说了，装“哑巴”了。这一下，他们就更恼火了，认为心中有鬼，态度恶劣。但是王岫联丝毫没有害怕。她心里清楚，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过了几天，王岫联也被抓走了。王岫联和大女儿刘红林分别被监护看管在北京卫戍区的招待所里，失去了自由。 　　我的二女儿刘红燕和儿子刘红森在福建当兵，幸而得到老战友北京军区副政委张南生、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卓雄、福州军区副政委佘积德等人的保护而未被拘捕审查；大女儿刘红林在天津工学院上学，被“保护审查”后又不分配工作；只有12岁的小儿子刘红宇在家，得到老保姆邵玉君勇敢的照顾。 　　 　　李震自杀，证据确凿 　　 　　1973年10月30日至31日，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吴阶平主持下，一批著名专科医生和法医，对李震尸体进行解剖检查。1973年11月9日凌晨3时，由参加李震尸体检验的著名医学专家吴阶平、林钧才等签署写出了向中央的书面报告，排除李震死于他杀。当时参加李震尸体检验的人员有：刘汉臣（北京市公安局）；吴阶平（中国医学科学院）；李延吉（法医，上海市公安局）；陈仲芝（法医，广东省公安局）；吴声屯（法医，天津市公安局）；韩木林（法医，北京市公安局）；赵海波（法医，公安部）；李伯龄（法医，公安部）；朱燕（检验师，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张孝骞（内科医生，首都医院）；陈敏章（内科医生，首都医院）；王直中（耳鼻喉科医生，首都医院）；韩宗琦（口腔科医生，北京医院）；马正中（病理科医生，北京医院）；林钧才（北京医院）；吴蔚然（北京医院）；董炳琨（北京医院）。 　　与此同时，北京、天津、上海和广东四个省、市公安局参加现场勘查的技术人员，对现场痕迹进行了检验，于1974年2月2日上报中央《关于李震死亡案件现场痕迹物证检验工作情况报告》，也排除他杀。 　　1977年3月，公安部党组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批准了报告中关于李震自杀的结论。1977年12月，公安部在第十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向到会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和公安局长以及公安部全体干部传达了中央批准的公安部党组关于李震自杀问题的报告。但是，都没有向我个人通告一下。我认为，我是无辜而受株连的人，无论在法律上和道义上，不告诉我都是有缺失的，不对的。 　　我回忆，被关进交通干校监护所的第二天，来了两个不认识的人要我写材料。我花了四天时间，细致地回忆了李震自杀前两个月，特别是前一个星期我从天津回到北京这一段的情况。我把自己的活动逐日写成详细材料，按照正常手续要求监管人员替我报送周总理和党中央。我申明是清白的，与李震之死毫无关系。 　　从此，没有任何人找我谈话，没有任何人提问过我。我与外界的关系完全被隔绝了，只看见五个哨兵专门看管着我。 　　令我不解的是，自杀现场勘查得一清二楚，为什么还如临大敌地把我抓起来，长期不释放？为什么把明显的自杀搞成谋杀去侦破？ 　　 　　我被释放前后 　　 　　坐牢的日子长了，异常苦闷，觉得中央直接过问这样一个案件，怎么也搞成这个样子。这时的心境与“文化大革命”中受批斗完全不一样。坐单人牢房心里十分受压抑。蹲在小屋里，五个月不放风，不洗澡，不换衣，不说话，不准关灯睡觉，不准脸朝墙，不准自由上厕所等等，身心受到极大折磨、刺激和践踏。 　　冬天暖气不热，西北风飕飕地从门缝中钻进来。我要了两床被子，再把棉大衣都盖上了。 　　因为休息不好，特别是睡不好觉而神经衰弱、耳鸣头晕，以致一度出现幻听、幻视。 　　1974年，我57岁。每天在小监房里转圈，尝到了“单间牢房”“专哨监护”的滋味。大窗户封了，只能通过高高的小铁窗户，看到狭小的天空，偶尔看到一群鸽子在天空飞过。寒假期间，听到西面小学校的风琴声音，清静、寂寞、闷气。 　　后来，每个月可以替我买一斤点心、一卷手纸、三条光荣牌香烟。但看书不给铅笔，不让写字，我利用火柴棍碳化以后当笔，在只给看的《毛泽东选集》上做了一些眉批，(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专题： 文革 李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