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洛杉矶时报:在中国,吃些什么可是大有来头

北京海关总署的蔬菜种植基地高达六英尺的围栏后面种植的各种有机蔬菜。“普通人是进不去的。”一个家住周边的邻居说。(Barbara Demick, Los Angeles Times / September 17, 2011) 来自北京的报道: 一眼看上去,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农场,围栏高达六英尺,里面种的蔬菜异常精细,多名保安在门口执勤,大门是吊臂滑动式的,只有特定的车辆才能进入。 68岁的李秀清(音译)老人,一直生活在北京顺义区,家就住在农场的马路对面,他说他一辈子从来没进去过,因为普通人是进不去的。据他描述,这个农场专门为政府机关生产有机蔬菜,从来不对外销售,生产的蔬菜包括甜椒、洋葱、豆角、花菜等等。 农场的大门上一直挂着写有“该农场资产属于北京海关蔬菜种植基地”的公告,直到今年五月,一名中国记者潜入该农场写了有关该农场内的有机食品的报道,报道称该农场生产的小黄瓜干净又卫生,摘下后无需清洗即可直接食用。 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拥有这样好的蔬菜种植基地都是一件值得大力宣扬的事情。但是在中国,像这样的有机农场似乎是非常隐秘的。这里面生产的最干净最安全的食品,是特供给那些权贵阶层专用的。 在中国,最上等的食品公司从不做广告来推销自己的产品,他们不愿意让公众知道,他们限量生产的那些优质产品实际上是专供中央机关和政府食堂等地方的相关精英阶层食用的,他们中有政府首脑,各国大使馆的官员等。与此同时,普通老百姓餐桌上的食物却受到了各种污染,吃得越来越不健康。肉里胆固醇超标,池塘里养的鱼是用避孕药催生的,牛奶更危险,为了让蛋白质含量达到标准,竟然在牛奶中添加了三聚氰胺这种有害添加剂。 在国有食品企业工作并发表过专著的高志勇(音译)直言,政府根本不关心老百姓吃得健康不健康,因为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都是吃特供食品的。 在中国,“特供”这个名词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国有企业有专门的单位自己生产食品然后按需分配。高志勇说:领导人必须确保自己有的吃,吃的放心,以及不会有人污染他们的食物。 从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撰写的《毛泽东传》中,我们可以找到,其实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特别的食品采购部门,该部门直属于国家安全机构,旨在向国家领导人供应和检验食品。其次,供应给中央和地方的其他领导人的食品也在质量和数量上被分为25个等级。 而现今的中国现代都市社会,环境越来越恶劣,安全健康的食品的数量越来越有限,这些现状同样助长了整个为精英阶层特供食品的体系。 来自美国人权观察香港办公室的PhelimKine指出,我们回顾过去的50年可以看到,在中国社会能吃到那些安全可靠无污染的食物的,只有那些享受特供的政府官员们。 在北京,特供农场一般选址都在机场附近,那儿有钱的外籍人士非常多,还有很多国际学校。那儿属于北京的西北片,远离中心城市人多车堵的环境还有其排出的各种废气污染。 位于北京西山的巨山农场最早是用来特供给毛泽东私人厨房的,现在依旧是所属于北京首都农业集团(Capital Agribusiness Group)旗下的一家国有企业,专为国宾宴会提供食品。北京二商集团(原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在其官方网站上这样写到:特供国家宴会,已成为北京安全食品的摇篮。 作为中国最高的权力机构,国务院有其专门的食品供应部门,哪怕只是一只咸鸭蛋,也是特供产品。 位于山东省的微山湖莲花食品集团的有关人员称:“我们已经为国务院特供近20年了,我们的产品供应总量相当有限,从来不在普通的超市卖场里销售。” 一些有机农场主称,当他们将产量有限的产品推向市场时也往往受到各方阻力。 延庆的一家有机乳品厂的老板王詹立(音译)说:“当地政府希望我们向政府机关和有关单位提供更多的产品,但是我们觉得让普罗大众来分享我们的产品更加重要。”他的乳品厂是2006年拿到有机认证书的。 王詹立的奶制品厂取名绿色小院(Green Yard),其制作技术是从荷兰引进的。奶牛吃的草是不用农药的,工人们在无菌仓房里为奶牛挤奶,她们带着白色的帽子,看上去不太像女工,更像是实验室里的工作人员。 使用这种有机喂养方法,这些奶牛的产奶量只有普通奶牛的一半,这些牛奶显然是供不应求的。尤其是2008年爆出了三聚氰胺丑闻,毒奶粉导致六名婴儿致死,三十多万人受感染的新闻使得本来就供不应求的有机乳品更成紧俏货。该乳品企业的经理说,其三分之二的产品是供应给政府机关、国有企业、外交人员以及国际学校的。剩下的非常有限的产品进入少数涉外超市或健康食品商店售卖,标价是普通牛奶的近三倍。 “绿色小院”的总经理侯学军说:“我们国家不像瑞士,我们国家人口太庞大,要想每个人都吃到有机食品是不现实的。” 为了避免公众对于某些精英阶层拥有特权产生民愤,这种长时期持续不断的特供现象一直都是秘密存在的。近期,一家广州本土以强硬态度著称的报纸《南方周末》报道了有关海关农场的消息。报纸一出,中宣部立即禁止了该报对此事件做进一步报道,并且将该文章从《南方周末》的网页上删除了。 海关总署出面澄清说这个农场并非是他们的,他们只不过是签了一个十年期从该农场采购蔬菜的期约。 海关总署发言人冯丽静说:“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们能有一个固定的蔬菜供应商,其次,现在食品价格越来越高,但是由于签了这个期约,我们可以以相当低廉的价格采购蔬菜。”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只去年一年,中国就发生了几十件令人作呕的食品安全丑闻。上个月,中国西部地区又有11人由于食用了添加了防冻剂的醋而死亡。每一件新的食品安全丑闻的发生都迅速提升了公众对安全食品的需求度。 尽管有机食品商店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越来越多见,但是价格非常高。一些中国家庭非常渴望以一个他们可以接受的价格购买到干净的食物,他们开始寻找属于他们的特供渠道,即形成一个家庭合作机制直接从农民手中购买食物。 一个北京的家庭农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这样解释说:“首先,有机食品的供应量是相当有限的。其次,并非每一个农民都懂得如何进行有机种植。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建一座农场的费用也太高昂,是很难承受的。”这位负责人去年组建了一个由一百个家庭组成的合作社从农户手里直接购买食品。 刘女士是一位四岁女孩的母亲,经过三聚氰胺污染奶粉的事件后,她认为:“你虽然可以在商店里买到所谓的有机食品,但是我对这些产品也不太信任,因为我知道很多都是假货。” 中国的体育代表队已经明令禁止运动员食用猪肉,因为双氯醇胺(clenbuterol)这种常见但是非法的类固醇常常被用来饲养猪,而吃了这样的猪肉后,往往无法通过药检。女子柔道冠军佟文去年被国际柔道联合会禁赛,原因是药检不合格。不过这则禁令在今年二月的时候又被取消了,因为她说她从未注射过双氯醇胺。 柔道教练吴伟峰说:“现在我们会对食品进行预检,我们比过去更加谨慎了。我们只从那些经过政府审批的有机农场采购猪肉。” 某商业杂志披露,大多数供应权贵阶层的猪肉都经过北京第二商业局的检验,其附属的子公司每年在位于河北省的农场宰杀约五万头生猪。 这家杂志同时披露,这些猪肉主要是特供的。正如屠宰场的经理说的那样,有时候,养猪也是关乎政治的事情。 《 洛杉矶时报》驻北京记者 Nicole Liu   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东西 链接: http://dongxi.net/b11zT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0070 1988——我想和这个世界谈谈(韩寒最新小说)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周精华尽在【 喷嚏周刊 】        《喷嚏图卦》图片托管于又拍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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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 | [刘罡读报] 美报揭秘中国农产品“特供”

刘罡 美报揭秘中国农产品“特供” 美国 《洛杉矶时报》 9月16日的报道 说,在北京顺义的一座农场,1.8米高的铸铁栅栏环绕周围,农场的滑动铁门有保安把守,只对特定的一些轿车敞开,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场。据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座农场只向官员们提供产品,它种植的有机蔬菜并不向公众出售。这位村民说,他从未进过这座农场,“普通人进不去”。 报道说,在世界其他国家,有机蔬菜农场可能是一件值得对外夸耀的东西,但在中国却不是,有机园艺在这里是件秘密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种植出的那些最清洁、最安全的农产品大体被供应给了富人和政治上有关系的人。报道说,中国许多最好的食品企业并不进行促销或做广告,它们不想让公众知道,其有限的产出被供应给了政府官员、以及顶级运动员、驻华外交人员和其他精英阶层的餐厅。报道说,中国国务院就有自己的食品供应商,供应的产品小至咸鸭蛋。 英报:中国“猪坚强”被克隆 英国 《每日电讯报》 9月18日的报道 说,一头公猪因在2008年中国四川大地震中被埋在废墟下一个多月依然存活而被赞誉为“猪坚强”,据中国媒体报道,深圳的科学家们用克隆技术为“猪坚强”培育出了六个后代。报道说,“猪坚强”在地震发生前已被阉割,它现在已经五岁了,相当于人类的60岁左右。 报道说,“猪坚强”通过克隆技术诞生的后代与它惊人地相像,它们与“猪坚强”一样在两眼间也有一个胎记。报道说,这些新培育出的小猪有可能被送到一家博物馆以及一个遗传研究所。 英报:贝卢斯科尼曾带皮条客访华 英国 《卫报》 9月18日的报道 说,周日有报道称,一名被控向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提供妓女的男子曾取得外交签证,并随贝卢斯科尼一起正式访问中国。报道说,这个名叫Giampaolo Tarantini的男子在获得随贝卢斯科尼2008年10月访华的签证后,曾给自己的一个同事打电话,询问他如何在访华期间为这位总理安排晚上的娱乐活动。 报道援引这名男子在电话中的话说:我希望某位知道内情的人能够安排点晚间“节目”… … 因为贝卢斯科尼说他已经受够了中国官方安排的正式活动了。 (本文作者刘罡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编辑兼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本文版权归道琼斯公司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译或转载。)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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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客 | 香味儿就像一朵蘑菇云一样炸平了我的卧室

> > 一周语文> 2011 2011-9-12-2011-9-18> 右 为本周单字“欠”。央视主播芮成钢提问骆家辉,一句“你坐经济舱是否在提醒美国欠中国很多钱”,迅速成为热门话题,各种意见纷至沓来。 作家 李承鹏说 ,芮成钢之问“很经典”:“希望我的偶像芮成钢可以问中国官员‘你们坐头等舱,是否在提醒欠了人民很多钱’”……芮问强调美欠中,李问坦言官欠民,一个“欠”欠出不同的“债”,也欠出不同的屁股,不同的脑袋。 汉字“欠”为象形字,《说文-欠部》里说:“欠,张口气悟也,象气从人上出之形”,可见“欠”字本义为打哈欠,即困倦时张口吸气后缓缓呼出。后衍生出身体些微前倾、不足、不够、亏欠、缺少、欠债等意。“欠”字可单用,亦可作为偏旁。汉字中凡从欠取义的字大都与张口出气义项相关,如次、欢、欤、欣、饮、吹、欺、歌等,有很多。 据网友小题大作推荐,网友老老单从芮成钢之问中看到了被热议忽略的一面,老老单认,芮成钢之问属于一种“ 制度性体系性傻缺 ”:“现在连傻缺都是制度性体系性的了。蛮机灵一人,但凡往台上一站,施施然就开始瞎喷,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老老单这一溯源式研判远比胶着于芮粉斗嘴有趣、有益,杀伤力满格。 ————————————————————————————————————————— ■ 宝鸡> > 来自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周四节目。节目中,名嘴窦文涛插说英文汉译后的奇想——一种基于歪曲基于游戏的诡异联想,录之备存:1.Pearl Harbor(珍珠港)→蚌埠;Rock Hometown(摇滚之乡)→石家庄;New York(纽约)→新乡;Red River Valley(红河谷)→丹江口;Phoenix(凤凰城)→宝鸡。 ■ 我要是属鼠就伸胳膊让它咬一口> > 语出剧作家史航微博。当天,史老师在北大见着一位“老灵魂”:“刚才漫步北大校园,遇上这么一位胖猫咪老灵魂,还慢慢踱步过来让我摸头。我却没东西喂它。 我要是属鼠,就伸胳膊让它咬一口了 。这猫还很爱躲在树后探头看人,估计国产谍战剧看太多。对了,尊重那个邂逅的北大女同学的肖像权,就把拍摄角度调整了一下”……这则微博的情感指数已然热恋情书级,令人过目难忘。 ■ 食品犯罪> > 语出作家刘齐微博,旧帖,本周才看见。“从名称看中国食品的发展史:最初叫食品,然后叫食品质量,然后叫食品卫生,然后叫食品安全。现在正在考虑叫 食品犯罪 ,预计很快就要改叫食品杀人,最后将发展成:食品武器。到了那时,食品的归口单位既不属农业,也不属商业、质检、公安,而应是军工”……配合本周“地沟油”“香精包子”等“食品安全”焦点,“食品犯罪”之称论据如海。此前曾收集过“餐桌恐怖主义”“食品恐怖主义”诸词,与刘老师的解析观察颇为近似。 ■ 结果变成了成熟的傻逼> > 语出作家庄雅婷本周微博:“有感:十年前的傻逼,十年后使劲证明自己成长了, 结果变成了成熟的傻逼 。”此感何来因何而起不得而知,可揣测的是,熟语所谓“成长”之意并不天然保证往哪儿长,确有的不少人之“成长”是反着来的,要么越长越抽抽,要么智力返祖,愈发不可救药。 ■ 茅学> > 语出学者朱大可周五博文,原文题为“茅台酒的文化象征”。朱老师所谓“茅学”即“ 茅台学 ”,是有关“茅台”符号演进史的整套学问:它既是“酒桌政治”的重要道具,也是“微观权力叙事在餐馆里的投射”,它是“办公室政治的亲密对偶”,也是“权力舞台、官僚政治、名利场、贪腐圈、行贿通道”等政治术语的隐形脚注,“它是一种民族指数,用以表达农业文明进化的深度”,也是“权力指数,用来衡量饮者地位及特权的高度”,而最终“它演化为贪腐指数,用以测量官场和商界‘亲密合作’的广度”……它既“肮脏”又“亲切”,“在杯盘交错之中,密谋被轻松地达成了,仿佛只是些漫不经心的私语。以一个旁观者的偏激眼光看去,在当代官场,似乎每个酒杯都装满了难以启齿的秘密。” ■ 原研新药> > 语出 作家冯唐 周三微博。针对本周中国科学家、北大校友屠呦呦荣获2011年度拉斯克临床医学奖新闻,冯老师说:“有史以来,用现代药学标准,中国只研发出一个半原研新药,青蒿素就是那一个……百年来,无论是产品还是技术,中国和研发一直这么遥远。”冯老师慨叹里传递出“原研新药”这一专门名词。“原研新药”又称“原研药”,它是指国际上没有研制出来的药物,属“一类新药”,如国外已研制出、国内再研制出来的药物则被划归于“二类新药”……据《南方周末》 本周报道 ,2011“拉斯克奖获得者屠呦呦是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此前在国内几乎寂寂无闻,头上也没有两院院士的耀眼光环。” ■ 你们是我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 > 语出作家老愚本周专栏“母校只在追忆中”。文中高老师慨叹母校纷纷被夷为平地,共同记忆被碾压成灰,无限伤感:“同学们已经修炼到家,能自如地把复旦情结转化为一种深沉的感情,彭东海同学的话赢得了大家的认同(女生是沥沥热泪):‘除了父母兄弟姐妹外, 你们是我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和血缘关系 !’母校只剩下了一个意象,我们记忆的印痕消失之后,唤起青春记忆的就只有肯自费参加聚会的这些同学了。” ■ 社食本> > 来自《 中华读书报 》特约记者戴铮周三报道,原文标题为“老百姓也能吃特供:日本流行社食本”。报道介绍以“公司员工食堂食谱”为主要内容的“ 社食本 ”(图书)今年“在日本出版界抢尽风头。最具代表性的《谷田的员工食堂》及其续集累计销量高达227万册,成为超级畅销书,引得各家出版社趋之若鹜。”汉化“社食本”,大约可是“公司食谱”,可问题是,中国本土公司里,有几个有自己调配营养师精心设计菜单? ■ 香味儿就像一朵蘑菇云一样炸平了我的卧室> > 语出演员黄觉微博,写吃月饼感想:“云南原生态月饼用微波炉稍微过了一下, 香味儿就像一朵蘑菇云一样炸平了我的卧室 。我坐在废墟中一边大口的吃着一边抹去感动的泪水”……我家每年也仅自购所谓“原生态”云南月饼,故对黄老师所言“炸平卧室”之喻颇有同感……那不是夸张,写实着呢。 ■ 限量心理> > 语出出版人 张立宪 周五博文,原文标题为“限量,而且全球”。在博文中,张老师挑剔支持“限量效应”的心理动因:“仔细分析一下这种独享尊崇的限量心理,可能是人类根深蒂固的劣根性使然。人活在世,许多时间和精力都是用来跟别人比,最大的追求,最大的快感,就是‘我有,而你没有’‘你有,我比你还有’,诸如金钱、地位、学问、见识、面子、脑子、房子、大房子、性感、感性、手表、项链、袜子、内裤,概莫能外。” ■ 不要打扰我的骄傲> > 来自《新京报》周五文娱人物版对演员袁立的采访,语出影星 袁立 :“我很感谢我的第一个男朋友……有人宠着我,就培养了我这种骄傲的心态,我绝不会说,你给我上一部戏吧,我跟你交换什么。”“我这一路走来都是骄傲着过来的,我希望有一天我拿到奖时,特别跟他们说,我应该得到这个奖,因为我奋斗了很多年,感谢所有帮助我的人,然后我哈哈大笑。我不会哭的,这有什么好哭的。我哭,可能在事情经历当中已经哭过了。” ■ 民运会> > 语出学者王晓渔微博:“听说贵州公开举办‘ 民运会 ’,吓了一跳。查了一下,原来是‘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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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绿色基地沦为权力部门“特供农场”_资讯频道_凤凰网

浙江多个政府部门搞特权让生态农业工程变味 把面向广大消费群众的绿色农产品基地变为少数人的“特供农场”,让人对特权充满反感。勾特/制图 最近有群众向“新华视点”记者反映,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借助权力在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真相到底如何,记者专程赴遂昌县进行了调查。 ‘特供’的重现和蔓延,无疑向公众传达了一些政府官员对市场食品安全不信任的信号。如果官员都信心不足,又哪有决心和动力去推动问题的解决?” —— 杭州 市退休职工张国光 优质农产品成“特供菜” 遂昌地处浙西南深山区,素有“林海仙县”之誉,近年来这个欠发达县在各级政府支持下,靠发展原生态精品农业声名鹊起。然而,与此不和谐的是,一些权力部门“小团体利益”的介入,使这一“富民工程”变了味。 妙高镇仙岩村,位于大山深处海拔700多米的山腰,四周群山环抱、林木苍翠、景色迷人。知情人介绍,这个村庄就是一些部门选定的高山土猪“特供”基地之一。 入村探访,记者了解到,当地农户养殖土猪由村委会创办的“妙高七山头土猪专业合作社”统一提供猪仔,统一养殖标准,统一收购,统一补贴。为了保证养殖质量,村委会规定每户农民养猪数量最多不能超过3头。 今年88岁的翁炳瑞养了3头猪,老人每天天一亮就上山拿猪草,回来剁碎,用大锅煮熟后来喂。“一天喂3次,3头猪一天就能吃掉一大锅。”翁炳瑞说,除了吃猪草,还吃自己种的番薯、玉米、土豆、葛藤、葫芦。一头猪要养一年以上才能出栏。 仙岩村委会主任翁金水介绍,一些部门、单位选择他们村作为定点,主要看中的是这里海拔高,空气好,环境好,能够保障土猪养殖的品质,并且对他们严守“土”法饲养,不喂合成饲料、不用激素和添加剂感到放心。翁金水说,现在每隔一天,村里都要给市里“直运”土猪,每次宰杀两头,并且连宰杀的猪血也要求一并送去。 记者采访了解到,仙岩村农户养殖的土猪,因村庄周围有7个山头而得名“七山头土猪”。目前全村养这种原生态高山土猪的农户有350多家,主要供应一些部门、单位和高档酒店。 除了土猪“特供”,遂昌县当地生产的绿色瓜果蔬菜,也被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看中。在海拔850多米的遂昌高坪乡高坪村,记者看到一箱箱印着“桃源尖”商标的小黄瓜正在包装启运。高坪村里高农产品合作社理事长包孙雄说,这批即将送往省城的小黄瓜都是原生态无污染的产品。目前,这种不喷农药、不施化肥的瓜果蔬菜已发展了60多亩,种植了四季豆、番茄、小辣椒、水果玉米等20来个品种。 据了解,该村“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包孙雄说,浙江省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关,是这里的定点用户。 有钱大单位要求“特供” 记者了解到,遂昌县制定了全省首个原生态农产品地方标准,目前,已创建了“黄泥岭土鸡”“七山头土猪”“建洋原生态稻米”“高坪土牛”“金竹山茶油”“湖山有机鱼”等40多个原生态绿色农产品生产核心基地,深受市场欢迎。 这些基地虽然在开发建设中得到了不少上级部门的指导和支持,但群众反感的是,个别部门借助权力为小团体和个人谋取利益。 遂昌县农业部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干部对记者说,一些部门手中掌握着各种名目的资金。比如说农业部门有设施农业、生态循环、污染治理等各类项目资金,这些大类中又有很多子项目。资金要给谁、给多给少,上级部门有决定权。如果看中某一农产品基地,部门可以通过当地基层政府或企业,让其以一些名目申报项目或申请补助等方式实现变相“补偿”,而部门得到的是低价优质农产品的长期供应。一些有钱的大单位财大气粗,往往采取定点团购等方式来保障吃到安全放心食品。 记者采访了解到,仙岩村农户每出栏一头土猪,村专业合作社收购价每公斤要比市场的普通饲料养的猪贵6元左右,并且农户还可获得每头猪200元的资金补贴。当地村民介绍,现在农户养一头土猪获利要比普通猪高出700元左右。 村主任翁金水坦言,由于养殖土猪要重品质,数量不可能大规模增长,目前全村已发展养殖了1000多头土猪,也只能满足一些高档酒店和机关部门的特需供应。虽然村里在县城最大的中心菜场设了一处专卖摊位,每天却只能供应一头猪,不仅售价高,市民想买还得赶早集,否则很难买到。 “特供”何时变“普供”? 对于当下高端安全食品“权贵化”的倾向,社会议论纷纷。 “现在食品安全问题让群众防不胜防,作为政府部门尤其监管部门,如果只顾保障自己吃好喝好,安全无忧,这样会不会把公众焦虑的食品安全监管置之于脑后?”在采访调查中,一些市民表示担忧。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范柏乃说,政府部门不能从中搞“特权”,把面向广大消费群众的绿色农产品基地变为少数人的“特供农场”,这不符合执政为民的理念。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对于食品安全的需求人人都是平等的,百姓希望各级政府下更大的决心、投入更多的资源,解决好普通大众的食品安全问题,早日让所有的消费者都能吃上放心猪、安全菜。 据新华社杭州9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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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戴隆斌:苏联解体是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

“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 苏联解体已近20年,但对解体的原因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我们看来,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原因也有主次之分。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是出自苏联执政党自身,而其中苏联长期存在的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 职务名册”与苏联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联特权阶层是按照一定的职务名册直接任命、相应地掌握着国家执政资源并且按职级合法享受不同特权的一部分人。这个特权阶层,俄语中是用Номенклатура这个词来表示的。从字面上来说,这个词来源于拉丁语“nomen”,意思是人名名单或者品名清单。借用到俄语中,这个词指的就是职务名册,或职务一览表。具体地讲,是指其人选由上级任命的职位名称表。后来这一制度涵盖了对苏联领导干部的考察、登记造册、任免以及职级待遇等方方面面。 作为公职人员任命原则的“职务名册”制度,在十月革命之后就开始实行,只是最初还没有规定这一原则的指令性文件。1923 年6 月12 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通过了《关于任命制》的决议,同年10 月,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关于登记分配工作基本任务的决议。1925 年11 月16 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了《关于选拔、任命工作人员的程序》条例,同时通过了一份重新修订的“职务名册”。“职务名册”各种各样,当时最重要的有3号:第1 号“职务名册”是由中央委员会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第2 号“职务名册”是中央组织分配部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各部委负责任命、管理干部名单称为第3 号“职务名册”。其他则是地方各级机关的“职务名册”。 “职务名册”制度在20 世纪30 年代末最终定型。此后,尽管“职务名册”制度作了一些修订,但是基本原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职务名册”制度也开始被触动。1989 年10 月,苏共中央的一个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终止执行有关干部任用的《职务名册登记监督》的决议,“职务名册”制度代之以选举制,从此“职务名册”制度作为一种干部任用制度在苏联实际上已经不起什么作用了。1991 年“8·19 事件”后,戈尔巴乔夫于8 月23 日宣布苏联共产党停止活动,“职务名册”制度被彻底取消。 通过“职务名册”制度获得任命的这一部分干部,他们担任一定的职务,享有一定的物质利益和一定的特权,有着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垄断了权力、意识形态和经济管理,代表了苏联的官僚集团,也就是整个党和国家权力阶层。苏联由此产生了一批封闭的特权阶层。   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   可以说,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与发展是与苏联政治生活中出现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权力逐渐集中相一致的,它的形成与确立又是与斯大林模式的形成和确立同步的。实际上,苏联的“职务名册”制度就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因此,苏联特权阶层的基本特点不仅与“职务名册”制度相联系,而且和斯大林模式有共性的内容。   1.权力结构呈现金字塔形,其权力具有专断性。   上至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局、组织局,下到各县、区、镇,苏联官僚特权阶层的组成人数是逐渐增多的。按照“职务名册”规则,各级官员是任命的,其命运掌握在最高领导层手中。在斯大林时期,处在最上面的当然是“掌握了无限权力”的斯大林,大部分官员的任用是由斯大林亲信控制的组织分配部决定的。斯大林本人控制着第1号和第2 号名单,甚至经常操纵第3号名单。此外,中央书记处一方面给各省书记处推荐候选人,另一方面还给中央组织局(可以作出党和国家最高职位任命决议)推荐候选人。这样,以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就掌握了全国各级主要领导人的任命权。与此同时,无论是党内还是苏维埃,都缺乏对这个阶层的监督制约机制,致使这个阶层制定政策时独断,实行政策时武断。   2.权利的特殊性。   根据“职务名册”任命的各级干部享有与众不同的各种特权:高级住宅、别墅、汽车、休假券及休假旅费、“医疗费”补助、在特供商店购买紧缺品等。 另外,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还实行了领导干部高薪制,除正式工资外还要发一个装很多钱的大信封,即所谓“钱袋”制度。从几百卢布(当时的货币)到几千卢布不等,数量的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 赫鲁晓夫向特权体系发起了第一次主动攻击。在他的命令下,取消了官僚的很多特权,他的改革遭到了特权阶层的激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立即恢复了被赫鲁晓夫废除的全部干部特权,并且享受特权的干部范围还有所扩大,特权种类日益增多。这就促使苏联的特权统治阶级迅速地成长起来。正是在这个时期,党政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达到30~44 倍。   3. 官位某种程度的凝固性和继承制。   官位的凝固性表现在领导干部实际上的终身制。斯大林时期,干部不仅层层由上级任命,而且实际上是终身任职。赫鲁晓夫对干部制度进行了改革,采取了不断更新的制度,并把干部更新制度写入苏共纲领和章程。这种干部更新制度严重触动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所以遭到了很多人特别是高层的强烈反对。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苏共中央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并顺从官僚们的要求,全面否定了干部职务的任期制和轮换制,废除了苏共中央委员会和党委会每次改选必须更换1/4 成员的做法。 官位的继承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务名册”制度官员本身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特定阶层,他们官官相护,互相推荐任用,代代相传;二是官位的直接继承,如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25岁就当了将军,这样的例子很多。   4. 干部队伍的保守性。   苏联在选拔任用干部时的标准是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和忠诚,但在实际操作中,业务素质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素质”,另一个重要标准是对领袖是否效忠。如,联共(布)十七大后,对斯大林崇拜与否成了一条政治准则,吸收党员、职务升降、“派别活动”的划分、“人民公敌”的定案等等,一概以此为界。尽管有许多人对社会主义、对苏维埃国家十分忠诚,但只是在领袖崇拜上稍有微词,就立即被降职、免职,甚至置于人民公敌的位置,并从肉体上加以消灭,一大批久经考验的老布尔什维克因此死于非命。而那些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领袖和天才导师”、“一切进步的和先进事物的象征”、“一切时代最伟大的人物”等等的人却飞黄腾达。在决定干部任用时采用暗箱操作方式,根本不考虑或者很少考虑到该人的工作能力。这实际上使得苏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这种政策不可能产生选拔优秀人才的机制,相反,却把许多有文化的、才华横溢的人才排斥在干部队伍的大门之外。通过暗箱选拔出来的干部,不仅只是一味地忠实执行上级的指示,缺乏主动精神和创新精神,还会把一些有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干部视为“另类”,使他们无法在负责的岗位上继续工作下去。苏联仅有的几次改革无果而终,改革失败后的体制越发陷入僵化。领导干部为守住既得利益,求稳怕变,故步自封,与快速发展的外部世界隔绝,错过了改革发展的有利时机,致使整个社会处于全面病态状况中。   苏联特权阶层对苏联剧变的影响   苏联特权阶层的存在和发展,对苏联剧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苏联特权阶层助长了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   “职务名册”制度的核心就是任命制。由于在干部任用时完全采取行政手段进行暗箱操作,任用的标准主要又是对领袖的忠诚与否,因此,这种制度酿成了苏联政坛上的阿谀逢迎之风。这种风气极大地助长了个人崇拜的盛行,最终导致党和国家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极不正常的个人高度集权现象。正是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使苏联的决策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失误,包括严重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   第二,特权阶层拥有的特权恶化了党群关系,加大了与普通群众之间的隔阂。   如前所述,苏联的特权阶层按照官职级别的高低,享有苏联普通百姓无法享受到的各种“福利”特权。苏联的这种“特权等级制模式”大大加深了群众与领导之间的隔阂。他们表面上标榜“社会平等”、“党员干部是公仆”,实际上却在无所顾忌地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享受各种特殊待遇,甚至腐化堕落。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无法谅解的。 当各种腐败现象被大量揭露后,人民所接受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和道德标准迅速趋于崩溃,从而对苏共产生了严重的信任危机,并对其执政的合法性提出了巨大怀疑。   第三,苏联剧变是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结果。   尽管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关键原因还是出在共产党内。这种结果也是苏联特权阶层主动选择的。苏联的特权阶层垄断着国家的一切执政资源,包括政治经济资源、舆论宣传工具,掌握着苏联党政军以及企业和社会团体等干部的任命权,他们趁着戈尔巴乔夫刮起的改革之风大肆侵吞国有资产,化公为私,据为己有。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阶层的私有财产急剧膨胀。为了使自己拥有的财产合法化,他们实际上成了公有制的最有力的摧毁者和私有化的最实际的推动者。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特权阶层的“自我政变”,是为了使他们长期以来通过非法手段占有的社会财富和各种权益合法化。苏联剧变后的进程也确实表明了这一点。苏联时期的那些“在册权贵”在苏联解体以后摇身一变,变成了新体制下的新官僚或者富翁。   (戴隆斌,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原文链接: http :// www . chinaelec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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