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供

潘采夫 | 这个世界没好过——虚拟采访鲁迅先生

2011年09月26日 08:21:11   刊发于《东方早报》“准鲁迅谈”特刊。       2006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我受命制作了纪念特刊《纪念的狂欢——一半是塑造,一半是还原》,其中一个“亮点”,就是对鲁迅先生的虚拟采访,我就当今社会请教他问题,他以自己作品中原文作答。后来这个采访没有刊出,一直在网络间“漂”着,今年我将它收入了文化集子《贰时代》。5年过去,有些东西变了,但更多的是没变。到了鲁迅诞辰130周年,也是逝世75周年,编辑老师又想起了我那篇稿子,嘱我写出下篇。把新近发生的一些问题请教鲁迅先生,看看先生何以教我。于是在原来访谈的基础上,又写出几千字来。从70年到75年,从新京报到东方早报,也是一段缘分,很值得纪念。     鲁迅先生笔下的中国,当然已和当下中国大有不同,但先生的批点并不过时,反而愈加入骨,刺痛我们的神经。这是因为,第一、中国有些东西变化了,有的变好,有的变坏,但有些东西并没有变,有一以贯之的根脉在里面,鲁迅给提炼出来,并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二、鲁迅最为人称道的,是批判国民性,而国民性这个东西,是祖先赐给我们的礼物,想拒收或转送,没有那么容易。所以,鲁迅先生如果还生活在当下,当不会感到特别陌生吧,至于他会从事一份什么工作,是过得还行,还是有些惨淡,那就说不好了。       潘采夫:先生,今天是您诞辰130周年,离开这么久,您的感觉怎样?     鲁迅:我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远游。所谓激动,是没有的,不过看到街市依旧太平,中国还是那个中国,而内里还是我生活过的,欣慰还是有的。     潘采夫:听说先生门下吃鲁学饭的食客有两万以上。     鲁迅:哪里,愧不如曹雪芹,他吃的是草,却用奶汁抚养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潘采夫:先生去世75年了,后来的人给了先生很高的评价,您想对他们说点什么?     鲁迅:让他们赞美去,我一个都不宽恕。     潘采夫:这些年,读经运动如火如荼,儿童读经成了时尚潮流,上海还曾开办了孟母堂。     鲁迅: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古书实在是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十四年的读经》     潘采夫:有的大学里建了孔子像,两岸还都在举行盛大的祭孔活动,看来孔子复活有望。     鲁迅:我还听说有个叫蒋庆的小子自称儒教教主呢。     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袁世凯、孙传芳、张宗昌都把孔子当作砖头用,但都明明白白地失败了。不错,孔夫子曾经计划过出色的治国方法,但那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所设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潘采夫:韩医申遗成功了,中医也跃跃欲试。您有句话让中医的感情很受伤…..     鲁迅:我是曾经说过,“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如果因为这句话误了他们的申遗,我感到抱歉。如果中医可以,则气功、金钟罩、点穴也都可以申遗的。———《呐喊》序言       潘采夫:现在有人把批评家叫做表扬家,先生对韩寒、王朔怎么评价?有人说说他们继承了先生的衣钵。     鲁迅:凡批评家对于文人,或文人们的相互评论,各各“指其所短,扬其所长”固可,即“掩其所短,称其所长”亦无不可。然而那一面一定得有所长,这一面一定得有明确的是非,有热烈的好恶。假使被文人相轻这个恶名所吓倒,对于充风流的富儿,装古雅的恶少,销淫书的瘪三,不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说或不屑说,那么,这是怎样的批评家或文人呢?———《文人相轻》     潘采夫:先生活着的时候,就有观点说先生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么多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国本土的作家总得不了奖呢?     鲁迅:这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话,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且看动物园的猴子,它们自有他们的首领;首领要它们怎样,他们就怎样。在部落里,他们有一个酋长,他们跟着酋长走,酋长的吩咐就是他们的标准。酋长要他们死,也只好去死,那是没有什么文艺,即使有,也不过是赞美上帝。唱赞美诗是得不了奖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     潘采夫:有个国家一级女诗人,写一手漂亮的梨花体,她诗歌的流传让低迷的诗坛一片沸腾,又掀起一次让诗歌走进群众的高潮。     鲁迅:这个梨花体,我是知道的,而且也写过几首。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枣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秋夜》     潘采夫:先生写得很有韵味,看来优秀的散文完全可以和诗歌互相转化。先生还是写古体诗多一些吧。     鲁迅:新诗也还是有的,我做过国真体的诗,就是那首《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豪宅,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摇头无法泪如麻。爱人赠我玫瑰花;问她什么:赤练蛇。从此翻脸不理我,不知何故兮———由她去吧。”     潘采夫:听说先生在看相方面很有造诣。     鲁迅:这是个谣传,我虽然说过“妥斯托耶夫斯基一付苦相、尼采一付凶相、高尔基简直像个流氓”之类的,但从来不给国人看相,以免被某个行当利用,打出“弘扬国粹从看相开始”的幌子来。       潘采夫:湖南卫视的超级女声、快乐女声反响都不错,但有令下来,快乐女生明年要停办了。     鲁迅:我早说过,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三闲集》     潘采夫:先生在上海栖居多年,最近一个叫杨海鹏的,正在为他的妻子打官司,还围脖直播这场“一个人的战争”,先生对官司的结果怎么看?     鲁迅:海鹏是个壮士,但我并不觉得乐观,“声罪致讨的明文,那力量往往远不如交头接耳的密语,因为一是分明,一是莫测的。” (《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鲁迅全集》四卷476页)     潘采夫:还有一些人,在为别人的事情忙活奔走,或者出头说了几句公道的话,然而命运和结果也不太好。一位著名的海归科学家饶毅,就因为批评科学体制,在院士评选中第一轮就被刷下来了。     鲁迅:运命并不是中国人的事前的指导,乃是事后的一种不费心思的解释。(《且介亭杂文•运命》,《鲁迅全集》六卷102页)对于那种为别人奔走的英雄,我仿佛总能看到他们的结局。“你敢出来!出来!躲在背后说风凉话不算好汉!”但是,如果你上了他们的当,真的赤膊奔上前阵,像许褚似的充好汉,那他那边立刻就会给你一枪,老实不客气,然后,再学着金圣叹批《三国演义》的笔法,骂一声“谁叫你赤膊的”——活该。(《伪自由书•不负责任的坦克车》,《鲁迅全集》五卷104页)     潘采夫:那个科学体制就这样坚固吗?      鲁迅:老先生们保存现状,连在黑屋子里开一个窗也不肯,还有种种不可开的理由,但倘有人要来连屋顶也掀掉它,他这才魂飞魄散,设法调解,折中之后,许开一个窗,但总在伺机想把它塞起来。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十卷147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批判封建礼教,尤其痛恨“孝”,自己却是一个孝子。到了今天,先生还是持这样的观点吗?     鲁迅:就实际上说,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父子关系之类,其实早已崩溃。这也非“于今为烈”,正是“在昔已然”。历来都竭力表彰“五世同堂”,便足见实际上同居的为难;拚命的劝孝,也足见事实上孝子的缺少。而其原因,便全在一意提倡虚伪道德,蔑视了真的人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潘采夫:先生生前常下馆子,那时的饭馆和家里饮食虽不丰富,但也至少无害,现在看到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蔬菜之类,先生能吃得下吗?     鲁迅:底层的人们,也会互相伤害的。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 (《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6页)     潘采夫:这让我想起了有的人抱怨社会不公,却挥刀奔向学校的小孩子。     鲁迅: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华盖集•杂感》,《鲁迅全集》三卷38页)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那么,无论什么魔鬼,就都只能到他自己的地狱里去。(《华盖集•忽然想到七》,《鲁迅全集》三卷47页)     潘采夫:强者向弱者,弱者向更弱者,这是一种全面的变坏,敬畏与信仰怎么突然丢失了?     鲁迅:然而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豪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鲁迅全集》三卷241页)     潘采夫:有的地方权力部门,就开辟了食品蔬菜的特供渠道。     鲁迅:奢侈和淫靡只是一种社会崩溃腐化的现象,决不是原因。 (《南腔北调集•关于女人》,《鲁迅全集》四卷396页)     潘采夫:恐怕对学校教育这一块也要反思。     鲁迅:正是,读书人家的子弟熟悉笔墨,木匠的孩子会玩斧凿,兵家儿早识刀枪…… (《且介亭杂文二集•不应该那么写》,《鲁迅全集》六卷247页)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而已集•反”漫谈“》,《鲁迅全集》三卷350页)     潘采夫:前些日子发生了动车追尾事故,先生应该知道了吧?先生认为这个事情的根本在于何处?     鲁迅: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坟•论睁了眼看》,《鲁迅全集》一卷328页)     潘采夫:可是当初宣布那是世界顶尖,专利技术,还说要援助别的国家的。     鲁迅: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六卷91页)     潘采夫:还有些人觉得自己很幸福。     鲁迅: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一卷270页)     潘采夫:先生对爱国青年怎么看?     鲁迅:大约满口激烈之谈者,其人便须留意。 (《书信•致姚克》,《鲁迅全集》十卷181页)     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颓废得快。 (《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四卷234页)     潘采夫:先生一向对青年甚好,但也上过青年的当,现在韩寒、郭美美、李天一、卢美美等,都是这个时代的青年,先生的观感如何?     鲁迅: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 (《书信•致曹聚仁》,《鲁迅全集》七卷141页)     潘采夫:有人称先生为青年导师…….     鲁迅: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很收些赞同和嘲骂的信,凡赞同者,都很坦白,并无什么恭维。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使你与他们的老生活上失去危险性的。(《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0页)     潘采夫:先生知道右愤、左愤吗?     鲁迅: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     (《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三卷79页)     潘采夫:先生对宽恕还是那么不“宽恕“吗?     鲁迅:有时也觉得宽恕是美德,但立刻也疑心这话是怯汉所发明,因为他没有报复的勇气;或者倒是卑怯的坏人所创造,因为他贻害于人而怕人来报复,便骗以宽恕的美名。     (《坟•杂忆》,《鲁迅全集》一卷300页)     潘采夫:有个不敬的话题,如果先生恰巧或在当下,先生将如何推广自己的主张,如何给报馆写文章呢?     鲁迅: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     (《呐喊•自序》,《鲁迅全集》一卷5页)     潘采夫:如果那样,你能想象自己的样子吗?     鲁迅: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且介亭杂文二集•几乎无事的悲剧》,《鲁迅全集》六卷293页)     潘采夫:先生写文章的时候,最瞧不起的对手是什么?     鲁迅: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     (《而已集•革命文学》,《鲁迅全集》三卷407页)     潘采夫:最后,先生还有什么可说的?     鲁迅: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 (《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三卷44页)       潘采夫     上一篇: 动车事故并没有过去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3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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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供”造就地沟油

“特供”造就地沟油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叶檀 2011-09-20 (www.ftchinese.com) 食品安全频频触及底线,是社会道德底线失守、监管制度形同虚设的强烈信号。 有关食品专家推算称,用全国每年食用油使用量减去每年国内食用油产量和进口量,两者差值可能就是地沟油的使用量,这个推算的数字可能不是很准确,但基本上能反映地沟油重返餐桌的全国规模。在2009年,这个差值是400万-500万吨,而中国一年食用油的消费总量大约是2250万吨。 地沟油多年来屡屡成为重要新闻,但现状仍未改变。反省的原因不出所料,食用油标准失当,各部门职责不清,卫生、质量监督、工商管理、环保、市政、城管、公安等诸多部门相互推诿,都成为地沟油屡禁不止的原因。 最大的原因在反省中被遗忘。 包括地沟油在内的食品安全,达到人人恐慌的程度,这与市场的权贵属性分不开。 监管部门不作为,使民众失去区分安全食品与不安全食品的信心,只能把所有的食品都打上安全问号。 这时,市场会有两种做法。一是在民众督责下,使监管部门厘清责任边界,重新设定标准,严格执法,换取民众对食品安全与政府监管部门的信心。有关方面在做,公安部门对地沟油的打击就是案例,但相比泛滥的“化学食品”,质监部门、工商部门的作为少得令人绝望。二是恢复权贵特供经济,与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 权贵特供经济,是将官员食品排除在市场体系之外,运用权力使官员成为低价绿色菜的受惠者。官员利用权力把自己排除在有毒食品的受害群体之外,从青菜、鸡蛋到牛奶,可能都存在特供体系。《洛杉矶时报》9月16日的报道说,在北京顺义的一座农场,1.8米高的铸铁栅栏环绕周围,农场的滑动铁门有保安把守,只对特定的一些轿车敞开,这显然不是一座普通的农场。据附近一位村民说,这座农场只向官员们提供产品,它种植的有机蔬菜并不向公众出售。特供菜的有限产出被供应给了政府官员、以及顶级运动员、驻华外交人员和其他精英阶层的餐厅。 特供范围可能下移,每一级官员都会如法炮制,让自己成为有毒食品中的安全孤岛。9月16日,新华视点报道,浙江丽水遂昌县的绿色农产品基地保障了浙江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内部供应,因而变成“特供”农场。报道指出,遂昌高坪乡高坪村 “桃源尖”牌的瓜果蔬菜主要供给对象也是一些高档酒店和上级机关部门。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浙江省水利厅、浙江省农业厅以及上海黄浦区环保局等一些外地政府机关,都是这里的定点用户。当地农业局进行了反驳,但网络上依然群情汹涌,这片深山里的绿色桃源,被贴上权贵的标签。 腐败的特供机制,是封建时代“御用”思维的当下投射。在特供思维中,没有市场意识,缺乏现代管理理念,有的只是权贵权力在食品领域弥漫的一股腐烂之气。如果市场权贵难以制止,假以时日,中国将回归低价而质优的特供体系,御用菜、御用茶、御用陶瓷等层出不穷。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御用体系从未停止,特供陶瓷等均已曝光。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三十年之后,却依然要靠特供体制保障食品的绿色与安全,是对市场经济的讽刺,说明缺乏对市场规则的驾驭能力,而只能保一己之安全。最终,这一方净土必然阻挠公平市场的进程,成为中国市场建设中的最大拦路虎。 资金堆砌的小农经济,相比权贵的特供经济少些腐败之气,多了暴富的骄矜之气。许多有钱人在市郊农场中租几分地,包几个菜农,关起门来“直供”绿色食品。 绿色蔬菜农家乐,本可以成为前景光明的产业,却在泛滥有毒食品的衬托下,沦为暴发的盛宴。城里人可以到农村种菜消除疲劳,可以将自种的绿色蔬菜发展成庞大的市场,但这一美妙的设想难以实现,一旦离开熟人社会的信任感,消费者对贴上绿色标签的食品照样不信任。 大多数时候,在食品恐慌倒逼之下,绿色蔬菜的小规模种植,成为小农经济的复归。诚信的缺失,使人们认为其他行业的人都是投毒者,人们对改变体制感到悲观,宁愿回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小农经济时代,导致社会整体交易成本直线上升。 运动式的食品安全执法是常态管理手段,但运动执法无法建立起市场规则的根基。如同以往历次执法,没有人因为大范围的有毒食品泛滥被问责,有关部门官员施施然互相指责,群情激愤之时社会信任感再次后退。 可怕的食品安全显示出社会道德无底线,诚信彻底缺失,公平市场规则的沦丧,最重要的是,统一的、安全的内需市场无法建立,中国在外需动力减弱之后,不得不面对千疮百孔、权贵横行的内需经济。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本文编辑:楚江,电子邮件: ftchinese.editor@ft.com 本文的网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40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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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蛮子 | 看待茅台酒价不能脱离中国语境

作者: 苗蛮子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回应9月17日个论《举国体制里的茅台酒》 正如人是物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混合体一样,一件商品也大抵如此,而被烙上特定文化、制度的印痕。比如,茅台酒,本来是一种高端酒精饮料,但在中国,茅台也如手表一样,承载了太多的社会功能:既是官员展示自身权力地位的象征,也是暴露官员腐败的一个信号。正因如此,茅台被公众戏称为“人情酒”,乃至“公款酒”、“特权酒”。 显然,茅台酒被“污名化”,并非茅台酒本身的问题,而是买酒、喝酒的人有问题,更进一步说,这是有病的社会文化制度结下的一个怪胎。不过,对于茅台酒的腐败论,财经观察人士陈宁远并不以为然,认为“这种论断毫无意义”,是很荒唐的。在他看来,“不只是茅台酒和大部分人无关,大凡稀缺的好东西都是属于少数人的,这不是公平正义的道德问题,而是天然如此,须宽心接受。”(9月17日南方都市报) 的确,若单纯以市场经济的角度来审视茅台酒及其涨价,当然没问题,我亦完全赞同。比如,“大凡稀缺的好东西都是属于少数人的”,“价廉物美的商品和具有稀缺性的商品在市场上并不冲突,也无高低贵贱之分,就是同一个市场的不同组成部分。”以此来看,其实无论是从市场价格配置,还是从我国是奢侈品消费大国但自有品牌却寥寥无几这一现实来看,茅台的价格仍有大幅提升的空间。大可以让茅台酒如法国红酒一样,成为中国人的骄傲。 但正如前所述,看待一件事物,不能脱离现实语境,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地在做单纯的学理分析。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观察,茅台酒及其价格问题,恰恰正是一个关涉社会公平正义的道德问题。不可否认,在近年来茅台酒每一次涨价所引来的众怒汹汹中,不乏“喝不起”的声音在。但更多的声音,恐怕是公众对天价茅台背后的腐败现象的不满和担忧。换句话说,公众关心的或许不是能否喝得起茅台酒,而是担心政府官员将茅台消费转嫁到纳税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茅台的每一次涨价,都间接地增加了纳税人的税负感。 当然,政府官员喝茅台,只要不用公帑埋单,公众没啥意见。可实际情况如何呢?尽管目前茅台酒的消费总额中,公款消费所占比例不得而知,但从茅台酒的市场流向也可见其端倪。有业内人士称,茅台年产量要达到3万吨才能保持市场基本的供求平衡,而目前只能生产1.1万吨,且其中40%供给了中央部委、国家企事业机关,只有60%在市场流通。而且,从“喝的不买,买的不喝”这一“潜规则”来看,即便这60%,恐怕大部分也属于公款消费。如果再碰上由政府操办的大型活动,比如奥运会、亚运会、世博会、大运会等等,茅台酒的流向也就越集中,用公共财政支付的比例也就越高。 故此,茅台酒的价格不断飙升,甚至在广州已超过700m l马爹利蓝带和轩尼诗XO,而据最新消息称,茅台出厂价将在国庆节前再提20%-30%。这对于公众——确切地说是中国的纳税人而言,显然不是好消息。在“三公”消费居高不下、财政不透明的背景下,茅台酒价一飞冲天,与其说是价格市场化的产物,不如说是“特供”坚挺之下的怪胎。这样的“国酒”,当然不是国人的骄傲,而恰恰是一种羞耻! 值得一说的是,这种脱离现实语境的纯学理分析现象并非只是个案,而已然成为一些专家公共表达的通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知名犯罪心理学专家李玫瑾了。从药家鑫案“弹琴说”,到湖北纪检官员身负11刀或是“自虐式自杀”,充分见证一些专家公共表达上的鸵鸟心态和日益象牙塔化——躲进学术之塔成一统,无视公共担当与大众关怀。公允地说,一些专家的公共表达并无恶意,但在事件真相未明以及权力生态恶化的背景下,专家的学理分析很容易成为权力者反击舆情的工具,而专家则在无意中成了“帮凶”。 在公共表达上,专家们或许应铭记《南方周末》的报训:“可以有不说的真话,但绝不说假话”。后半句无需赘言,前半句也很珍贵——在某种特定语境下,“不说真话”其实也是一种良善,一种对自身羽毛的呵护。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苗蛮子的最新更新: 驻京办撤不掉的“市场”逻辑 / 2011-09-23 10:11 / 评论数( 1 ) 教育是以生为本,还是以权为本? / 2011-09-22 11:42 / 评论数( 0 ) 舆论环境差异化催生官员炫富景观 / 2011-09-20 11:14 / 评论数( 3 ) 窃贼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边界 / 2011-09-18 14:45 / 评论数( 0 ) 流于内部监督的巡视制度没有出路 / 2011-09-16 23:18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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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 | “特供”造就地沟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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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早报 | 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

邓聿文:特供不除,中国食品难有保障 (2011-09-21) 早报导读 [中国早点] 一个头疼的问题 [时事漫画] 标普下调意大利信评 [名家专评] 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 [中国政情] 中国不良贷款 明年或显著增加 ● 邓聿文   在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背景下,近日中国媒体曝出浙江一些权力部门和单位,如浙省国土资源、水利、农业等部门以及一些外地政府机关,在该省生态环境优越的遂昌县开辟农产品“特供渠道”,让当地一些绿色农产品基地,高标准保障其部门和单位内部供应,引起了舆论很大反弹。许多人就质疑,当官员,尤其是监管者通过权力,能够享受到无毒无害的有机食品,自己的食品安全得到保障后,他还会尽心尽力地去打击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吗?   百姓的诘问是有道理的。某种意义可以说,正因为政府部门,尤其是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之责的部门,对日益泛滥的有毒有害食品根除没有信心,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食品特供渠道,先把自己小圈子的食品安全保障好。只要自己能够吃到放心的蔬菜食品,百姓能不能吃到,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之内,客观上无疑会松懈食品安全的保障力度。惟有监督者自己也随时受到有毒有害食品的威胁,才可能尽心尽力地去考虑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而对各种有害食品安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这乃是人性使然。   但现在监管者选择了先确保自己的食品安全。权力部门这样做,当然是因为他有条件如此行事。这就说明,不管监管者自己是否明确意识到头脑里的特权思想,社会依然客观存在特权和等级现象。一个社会,要完全杜绝特权和等级是不可能的,总会基于各种条件,产生特权和等级,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竞相去效仿,建立自己的特权圈子,而社会并不去阻止。   现在中国的问题恰恰是,“特供食品”并不只是媒体曝光的一些案例,而是大面积存在,几乎各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供农场和蔬菜养殖基地与渠道,从商家喜欢为某种产品打上“特供”来看,社会也普遍存在着“特供”心理需求,这又进一步反证了目前的食品安全的确堪忧。   事实上,中国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对“特供”这个字眼并不陌生,它曾经高调地存在,代表着物资紧缺时代,普通人难以得到的好东西。任何特供,都表明一种物品的稀缺性。计划时代如此,当前的各种食品特供现象依然如是。只不过前者是普遍的物资短缺,现在则是让人放心的物品短缺,可称之为一种结构性短缺。   因此两者之不同是:计划时代的特供,是作为一种制度,一种按权力大小分配资源的特权和福利,普遍存在于官员队伍里的,它明确与权力和官职挂钩,权力越大,官职越高,所能得到的特供也就越多;当前的特供,则还未形成一种明目张胆的制度,它只是少数部门和单位借助于权力,为自己部门建立的一种福利,享受这个福利者,不单是单位领导和官员,普通职员也能得到。但不管怎样,特供存在本身,说明特权现象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 特供的寄生虫本质   假如社会多数人都想通过特权来谋取建立特供体系,从而使自己免受物资匮乏或免受有毒有害食品之苦,结果必定是食利者众多,生产者愈少,出现更多的物资匮乏,更多的有毒有害产品,最后导致整个社会不堪重负。   苏联就是前车之鉴。有研究者认为,二战后,苏联的生产效率一直在提高,但是国民生活水平改善缓慢,原因就在于庞大的特供体系,霸占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特供体系下,特权与职务挂钩,并扩大到家属,致使党政机构设置越来越多,干部队伍越来越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食利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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