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

刘道玉：大学需要有反思精神 清华，您好！ 清华大学即将迎来百年华诞的喜庆，我借此机会，向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在过去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向为这些成就做出贡献者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希望你们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清华大学有着“中国麻省理工”之称的美誉，说明贵校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我也一直认为，清华大学是我国重点大学的“排头兵”，是最有希望最早建成的世界一流大学之一。这说明，贵校重任在肩，千万不要辜负了自己所承担的重大使命。...

一、初識劉曉波於上海 　　二○○六年十一月三號上午，我突然接到曉波的手機短信：「沙兄：好！我今晚到上海，何時有空，見面聊聊。曉波。」接到此信，我深感意外，因為，我從未沒見過他，也從未用任何方式和他互通音問；還因為此前也有一個北京來的敏感人士要見我，卻給國安阻撓，甚至他要求只在我家社區大門外將禮物交給我也沒得到允許。曉波的敏感度大大超過此人，他會受阻嗎？會有麻煩嗎？我也沒多想，就立即回信給他：「歡迎你！」 　　三號晚上曉波到上海，住在衡山路慶餘別墅。翌日上午九時我去見他。我本以為他是個很劍拔弩張的那種人，這是因為他在六四之前的毅然回國以及他那些鋒芒畢露的時政文章給我造成的印象。其實他不是金剛怒目的人，乍一看，他貌不出眾，語不驚人，說話還有點口吃，結結巴巴的反而讓我覺得他很老實，甚至有點笨拙。初次見面，雖不能說一見如故，但我對他頗有好感。 　　我和他聊了一會兒，便同去看望也住在別墅裡的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是曉波的博士論文的審讀者，有師生之誼。我本以為有王元化先生這樣的大傘護著，曉波至少在上海期間可以「脫敏」了；其實不然，第二天中午，我和曉波以及上海的一些朋友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湘菜館吃飯時，仍然有國安尾隨監控。我們一共有九人，在一個包房內；國安有三人，二男一女，坐在緊靠我們包房外的雙排座位上。透過包房的玻璃門窗，雙方都可以清晰地看見對方的一切。

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 　　刘绪源：你曾经说过，有些人对你的批判动摇不了你，但刘小枫却有可能构成挑战。这是从基督教哲学的角度上说的吧? 　　李泽厚：是这样。为什么刘小枫会构成重要的挑战呢?刘小枫是“代表”基督教教义批评中国传统，他的一些很重要的论点，我认为恰恰是正确的。比如，他说：在中国，人的地位太高了。 　　确实啊，在中国，人的地位就是比较高。 　　刘绪源：不过他这些批判，和上世纪80年代的解放思想，也是相关的。因为当时，“文革”刚过。在“文革”中，人不知道“怕”，渴望“造反”，搞“打砸抢”，无法无天，没有敬畏。所以他的《我们这一代人的爱和怕》这样的文章和观念一出来，就让人感到新鲜，新奇，也深入到人心深处，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心灵的缺陷。 　　李泽厚：对啊，所以90年代，刘小枫在大学生里有很大的影响。基督教的精神，正好弥补了我们这里的缺憾。中国传统无论是老传统还是革命传统，有各种牺牲精神，就是缺乏对灵魂圣洁、灵魂纯净的极度追求，缺少那种自己鞭打肉体来洁净灵魂的作为。 　　中国的确需要吸取那种异常纯净、圣洁的情感，希望宗教的传布在这方面对中国心灵即文化-心理结构能有所助益。其中，特别是以个体绝对孤独为基础、与中国人情迥不相像的上述情感，如何和如何可能被吸收融入，便是在实践和理论上值得关注的要点。 　　对鲁迅从这个角度作比较、深探，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刘绪源：“五四”以后，有过一段排除基督教的激进潮流，当时周作人是反对这样做的。 　　李泽厚：中国不应惧怕基督教文化，而应该包容它。我们应该更有信心。 　　在中国文化中，人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人可以帮天地办事，只要掌握了规律，人就能发挥作用。人的力量不小。 　　所以，我不赞成“天赋人权”，因为人权既是天赋，那么，这就与“王权神授”是一样的，那都成了上帝给的。中国不是这样的。且不讲路易十四。你看日本，日本的天皇，就是不得了的，天皇死了，日本有些老兵还自杀。真有这样的事。但在中国就没有，毛泽东去世了，最哀痛的人也不会自杀。没听说过有人自杀吧? 　　在中国，陈胜、项羽起义前，就说过：“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也。”这就是说，王权没那么神圣，皇帝我也可以当。在中国，皇帝要听天的旨意，要祭天。在汉代，皇帝碰到自然灾害，碰到地震，要写“责己诏”责备自己。而天呢，天要听老百姓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这是三角关系，皇帝统治老百姓，天统治皇帝，而天要受人影响。这和西方，和日本，都很不同。 　　我不同意“天赋人权”。人权是历史的产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从来不提人权，不提什么个人自由。这都是近代的产物。这一点马克思是对的。到了近代，因为工业的需要，农民有了打工的自由。我们这里也是这样，过去农民进城，没有户口没有粮票，没法在城里生活，没什么个人自由。 　　要反对封建特色资本主义 　　刘绪源：近几年在学界，关于现代性的争论也很热闹。只是他们运用的那套后现代的话语系统，晦涩难懂，所以一般读者都敬而远之了。你能谈谈对于这些争论的看法吗? 　　李泽厚：由于现代化(亦即资本主义)带来了一系列的重大缺失，西方学人提出现代性问题，强调现代性不等同于现代化。因而有“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用来反对以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自由、平等、人权、民主)为思想理论(亦即“启蒙现代性”)依据的现代化。 　　一些学人把这些后现代理论搬到了中国，吸引了好些不满现实的年轻学子，造成了某种混淆。把前现代当成后现代，把“文革”鲜明的封建特征，当成是“反现代的现代性”“审美的现代性”，以之来反对“启蒙现代性”(即启蒙理论)。于是，反现代也成了一种现代性，去政治化也是一种政治。 　　这使我不免想起，这与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不表态也是一种表态，不讲话也是一种讲话，避开政治也是一种政治，从而搞大倡平等的群众运动，逼得人人必须开口表态讲政治，尽管内容大不相同，在理论论式上却几乎一模一样，不过当今加上后现代的文风，不如当年爽快明白罢了。对此，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记得在一次对谈中我曾说，陈独秀穿西服吃西餐是“启蒙现代性”，辜鸿铭留辫子吸鸦片是“审美现代性”，亦即“反现代的现代性”，都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袁世凯搞祭孔大典是“审美现代性”或“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行为艺术，也是现代性，这说得通吗? 　　所以今天我提出：“中国到底要哪种现代性?”或者说：“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性?”这是个大问题。是要这种“反现代的现代性”实际是反对启蒙理性、普世价值而与前现代势力合流的现代性呢，还是要我所主张的—— 接受、吸取启蒙理性、普世价值并以之作基础，加上中国传统元素如“情本体”的现代性—— 也就是“西体中用”的现代性? 　　刘绪源：现在有人把“文革”，把建国后十七年关门建设的状态，都视为“现代性”，这很奇怪。 　　李泽厚：是啊，这种说法经常可以听到。当时的确是“反现代的现代化”，是想走一条中国自己的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之路，是以厉行平等的群众运动来反资本主义以实现现代化，这也曾受到从萨特到福柯等国外新老左派的一些赞扬，但最后走到了十年“文革”，彻底失败了。“文革”没有任何现代性可言，“三忠于”“四无限”，完全是封建的一套。 　　所以，现在中国若能走出一条既不同于当时，又不同于现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新路，是会对人类作出大贡献的。但这需要作非常艰苦的努力，其中，便要防止封建主义借尸还魂。 　　政治、军事充满偶然，经济有某种“必然” 　　李泽厚：我提到研究命运是21世纪哲学的主题，因此应该走出语言，回到生活，回到一些根本性的东西，探讨人类以后的可能。 　　上面已讲，我认为许多事都是偶然的，没有那么多必然，特别在政治、军事这些领域。军事上的偶然最清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会全军覆没，所以孙子兵法讲“国之存亡”，一仗打不好整个国家就亡了。政治上很多大事，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只有经济上有一定的必然性，这就是我讲的“吃饭哲学”，因为人都要吃饭。这里的“吃饭”，并不单指填饱肚子，还包括吃得好一点，穿得好一点，在衣食住行上不断改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这就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人要吃饭并不等于是经济决定一切。只是说从长期来看，从人类的角度来看，经济是带有决定性的;但并不是每时每地都由经济决定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根本不是这么讲的。有时候是政治决定的，有时候是宗教决定的，有时候是文化决定的，有些民族比如玛雅文明，它的灭亡有可能是宗教原因使它经济衰败而灭亡。 　　经济即使在正常情况下，也会有因政治、文化、宗教因素而倒退的可能，但总的从长远来看，特别从人类这个角度来看，它是在发展的，它的发展常常是其他方面发展的基础。原始人住洞穴时平均寿命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中国人现在的平均寿命达到七十多岁，这就是进步。 　　一些新潮学者连进步也否认。我认为人类物质文明一直在进步，而且主要靠科技即不断改进工具力量而进步。 　　刘绪源：还有个问题，你曾说21世纪是教育的世纪，为什么这样说呢?它的根据在哪里呢

严、梁之后，自由主义者之代表当属“五四”知识份子群，例如胡適之、蔡元培、傅斯年等。而群龙之首，非胡適之莫属。新文化运动以后，胡適传播介绍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