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明

蘋果日報 | 薄熙來 成龍 遭列人渣榜 (附上榜原因全文)

薄熙來:「我夫人多年來就是看書做家務」 【大陸中心、娛樂中心╱綜合報導】中國網友近日票選「2012年中國人渣排行榜」,引發話題,涉貪去職下台的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高居榜首,被選為人渣第一名,第二名是標榜打假的作家方舟子,第三名是大力吹捧薄熙來的學者司馬南。曾說過「中國人是要管的」引起爭議的影視巨星成龍,獲選為第14名。 這份榜單是新浪微博網友於去年7月發起,歷經近半年的投票,最後選出100人,進榜的有政壇官員、大學教授、企業家、藝人、體壇明星,因爭議言論和行徑被網友視為「人渣」,榜單還摘錄他們的「出位言論」。 方舟子品格遭質疑 高居第一名的薄熙來,曾說過「造謠說我兒子有紅色法拉利,完全是無稽之談」、「我的夫人這麼多年來就是看看書、搞些藝術、做做家務,默默地陪伴著我。」薄案爆發後,薄家被揭發貪污達30億美元(約870億元台幣),薄妻谷開來倚仗權勢殺人、洗錢,網友痛罵薄是「人渣一號」。 第2名的方舟子被抨擊以打假鬥士自居,卻涉嫌抄襲論文、誣陷北大教授賀衛方、作家韓寒等,品格令人質疑。 司馬南猛抱薄大腿 第3名的司馬南曾大肆吹捧薄熙來的唱紅打黑(提倡左派、打擊黑幫):「重慶重慶,逢九至幸,零九掃黑,熙來熙嚷,救民水火,吾黨真誠。」 至於薄熙來的心腹、重慶市前公安局長王立軍,被選為第6名,網友說他「助紂為虐、罄竹難書」。 成龍挨批奴才演員 排名第14的成龍,爭議言論除了「中國人是要管的」,還說過「如果要買電視機,一定要買日本電視,中國的電視機可能會爆炸」,被網友抨擊是「天生的奴才演員」。《蘋果》昨致電成龍經紀公司,對方並未回應。 此外,排名第17的奧運乒乓球金牌選手鄧亞萍,目前任職人民網總裁,她是運動員在政壇發展最好的一人,曾表示「《人民日報》62年來沒有假新聞」,被網友視為大笑話。知名作家余秋雨也榜上有名,排名第21,網友認為他是「御用的文革寫手」、「身家過億,汶川大地震居然假捐20萬(他在部落格自稱捐了20萬卻拿不出證據)。」 網友還選出另一個「人品最差榜」,曾辱罵「香港很多人是狗」的北大教授孔慶東、及被視為仗權雄霸中國電力系統的中國國務院前總理李鵬之女李小琳,均榜上有名。 成龍:「中國人是要管的」 余秋雨 「文革寫手」 王立軍 「助紂為虐」 人渣排行榜部分名單 1.薄熙來(重慶市前市委書記) 2.方舟子(打假作家) 3.司馬南(薄熙來御用學者) 4.張宏良(時事評論家) 5.吳法天(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6.王立軍(重慶市前公安局長) 14.成龍(影視明星) 17.鄧亞萍(奧運乒乓球金牌、人民網總裁) 21.余秋雨(作家) 46.倪萍(央視女主持人) 資料來源:新浪微博 《蘋果》G+叫我穆瓜霞!! 你+1了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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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我的一张成绩单

作者: 信力建      12月6日,赴京参加了两个年终盛典,一个是新浪网2012年教育盛典,一个是凤凰网博报年终颁奖盛典,巧的是两个会都在同一天开,看来“今天是个好日子”!在这两个盛典上,我分别领取了2012年杰出贡献教育人物和2012年影响力博主两个奖项,这两个奖项分别是对我事业上、兴趣上的肯定,现将成绩单呈上,也是对各方的多方抬爱的感激和汇报。    6日下午,我作为获奖者受邀参加了由新浪网教育频道主办,主题为“Education3.0–移动互联时代的中国教育”的2012中国教育盛典,这个盛典以移动互联为特色,与时俱进。移动互联网有很强的互动性,可利用互联网分享自己学习经验,会上各路教育精英还对移动互联网对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出席盛典并致辞,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朱永新、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民进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杨春茂、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真格基金创始人徐小平等多位嘉宾和朋友都来到了盛典现场。    整个盛典非常紧凑,秉承历届传统,对教育行业各领域有杰出贡献的个人与机构给予表彰,还分别颁发出2012年度微博风尚教育专家、官方微博、国际教育贡献奖、中国大学生社团及中国榜样家长五大微博公益奖项等新锐奖项。新浪教育盛典自2008年创办以来,至今已连续举办了5届,已成为中国教育界、媒体界的一个品牌活动,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在颁出2012年度杰出贡献教育人物时,我与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执行总裁陈向东等教育界人士上台领奖。这个奖项不仅是颁给我个人,还是颁给信孚教育集团。今年来,在信孚教育集团全体师生员工的努力下,各方面都取得佳绩。多所学校获得区市级、省级、国家级的奖项,并通过一级学校评估,中考成绩在民办学校中名列前茅。我们加大了教育投入,打造美丽校园、安全校园、优质校园,多所幼儿园也通过了优质园的评估,并新开和投资了几家新的幼儿园,办学质量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可。信孚教育集团还会继续努力,把更多的孩子培养成才。    领奖后,就和杨东平、徐小平等老友匆匆告别,赶场参加凤凰网博报举办的“给理想一点时间——凤凰网2012年度名博颁奖盛典”。此次颁奖礼由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闾丘露薇主持,凤凰网CEO刘爽、COO李亚、副总裁邹明等都出席颁奖礼。    凤凰网博报自创立以来,秉承凤凰“全球视野、中华情怀、兼容开放、进步力量”之精神,倡导“发布全球华人独立观点”,以理性为宗旨,客观为基础,从全球角度解读中国,用中华情怀关注世界,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公共知识分子的意见平台。    本次名博评选,是凤凰网博报编辑部根据博文的活跃度、博文质量和点击量等因素,初选150名优秀博主进入投票阶段,接受网友投票。网友投票和日常博文的质量和数量相结合,评出最终获奖者。获奖者的博文点击,大都在千万以上,最终评出丁咚、老愚、杨恒均、杨佩昌、张铁志、邱震海、郎遥远、闾丘露薇、蔡慎坤和我获得2012年度凤凰网十大影响力博主;王思想、吴祚来、宫铃、柴静、唐辛子、鄢烈山等获得十大洞察力博主。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闾丘露薇以一贯的睿智、大气的主持风格带动全场博主。著名学者章立凡先生代表博主做主旨发言,他说的“五年看改、十年看埋”获得了会场诸多博主的认同,他认为,“这五年对于新的领导层来讲非常重要,如果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在他们任期的第一个五年内启动的话,我个人对于在第二个任期能否启动,抱有非常大的疑问。所以给理想一点时间,可能也就是给理想五年的时间。”    在会场上,我见到了许多朋友,在听了朋友们的想法后,在领奖时我发表了获奖感言:    “如果讲两小时的话是不用做准备,讲五分钟的话要做一些准备。我昨天就做了一些准备,足见我对凤凰网博报的重视程度。我想讲的是网络时代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凤凰网和凤凰卫视,包括刘长乐、刘爽、李亚、邹明等等,所有凤凰集团的领导,他们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担当。在目前的中国,不管从《宪法》的角度或者是其他的角度,还是有很大的空间,我们写了几年的博客,最大的感受是很多话说不出来,这是很郁闷的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把应该说的话通过各种技巧,通过自己各种方法表达出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中国特色。    凤凰网以及在座的各位一起努力拓宽了中国言论空间,让国民有了知情权,回归了他们应有的权利,我觉得这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担当的。尤其是知识分子应该担当起这么一个社会责任,凤凰网也参与了参政议政、打击腐败、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也宣传了科学和民主,提高了国民素质,改变了国民的思维模式。功德无量。中国人除了其他方面,还有一个思维模式僵化的问题,在文革以后绝大部分中国人其实都差不多。    我认为我们每个人更重要的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这个时代。前途还是光明的,需要智慧的包容。我作为一个企业家,确实需要更多的担当。有一些资料显示,英国的贵族在一战或者是二战都承担了自己的责任。现在兴起的工商业或者是企业家,能不能担负起社会转型他们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我觉得这是考验,也是看中国能不能发展的目标。最后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共同努力,守望相助,希望凤凰网继续努力向前走,谢谢。”    会后,大家意犹未尽,我再组织了几位学者就中国未来改革和发展的问题互相交流了看法,有的乐观,有的悲观,有的提出改良,有的认为改革已死。无论如何,我们生在这片土地上,就要让它变得更好的责任和义务,我对中国的未来仍然抱有期待,也希望高层们不要辜负每个国民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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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断网删帖不可取 微博管理靠法律

网络“问”政绝不等于网络“听”政 http://zqb.cyol.com/html/2012-10/15/nw.D110000zgqnb_20121015_4-03.htm 断网删帖不可取 微博管理靠法律 本报记者 白皓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10月15日   03 版)      3.3亿微博用户改变着什么     一场关于政务微博的讨论,始终贯穿着第二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     这场9月21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论坛中,3.3亿微博用户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这些微博用户对政府管理已经产生深刻影响,是与会者的一个共识。     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管理局公布的数据称,截至到2012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教授称,到2010年年底,我国的微博用户数量达到6000万,2011年年底接近两亿,目前大约有3.3亿。     这意味着,超过60%的中国网民都是微博用户。“一些信息会被瞬间放大,不到两个小时就形成一个网络事件。”汪玉凯说,微博的普及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平台,使得公众能够针对具体的公共政策,来施展自己的影响力,这将弥补有缺陷的实体民主。     2012年2月,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11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显示,在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4家网站经过认证的党政机构微博超过3.2万个。     教育部原新闻发言人、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认为,作为公共传播的一个媒介,藐视和蔑视微博的声音是站不住脚的,各级政府和各级官员对政务微博、网络问政的认识程度远远不够,重视也远远不够。     汪玉凯进一步分析说,重视的基础是清楚微博究竟对政府管理有什么样的影响。     他认为,首先,微博让社会整体进入自媒体时代,每一个微博都是爆料中心,可以成为新闻发布的载体和主体,这打破了过去仅仅政府作为主体进行信息发布的局面,“民间主体发布的信息,往往传播速度比官方的还要快。”其次,微博可以对政府和公务员不良行为进行爆料,校正不法行为。第三,微博民意会对政府公共政策及其处理公共事务的行为进行评价,积聚成社会共识,快速形成扩大的效应。     汪玉凯表示,这3方面的影响将促进政府改变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摆正主仆关系。     官方微博别说“官话”     王旭明认为,有了对政务微博、网络问政的认识,就应该进一步思考怎么让这条公民参与的渠道更顺畅、更有效。他甚至认为,网络问政的实质不仅是一种激情,或者是一种形式,而是通过这种激情和形式,在改变政府和官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     论坛发言中,王旭明问台下的参会嘉宾:“官员喜欢什么方式?”他自己笑着回答说:“习惯办公室写文件,做报告,给领导汇报。”     “那么,网络上习惯什么方式?”“大家知道,在网络上是不分高低贵贱,网络上所有人都平等,兼容并包,多元化表达。”     在王旭明看来,把办公室搬到微博上,把文件搬到微博上,把网民当成自己的下级,在网络上根本行不通,“特别不能说空话和套话,尤其是伟大正确的废话。”     他认为,官方微博的内容如果把文件、材料“读”出来,是最原始的方式,传播效果最差。相对比较好的方式是“说话”的方式,像“说新闻”那样把自己文件、材料想表达的内容“说出来”。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直言: “这就是要求官方微博‘说人话’。”     他提出,政务微博应该直面评论,不能删除或关闭博友的评论,应该大胆、坦率和诚实的交流,说话有“街坊味儿”,同时要从问到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2010年微博刚刚兴起时,曾经有沿海省份的政府部门开设官方微博,微博的内容基本都是文件的摘抄,结果引来了很多网友的批评,在强行删除一些网友批评的声音之后,这个官方微博面对的是更多、更猛烈的抨击。     王旭明说,改变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由“读话”变成“说话”,再变成“对话”,优秀的政务微博考量的是有没有这个认识和气魄。     让法治取代微博管理中的行政干预     政府官员成为微博追逐的重点,这成为论坛参与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     近来,典型的例子是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引起广泛关注。关注的起源来自微博上的一张照片,照片中,杨达才在“8·26”延安特别重大交通事故现场背着手微笑的场景引起广泛争议,微博网友称其为“微笑局长”,随后网友搜出多张照片直指杨达才有多块名表涉嫌腐败。对“微笑局长”的关注迅速升温成为网络事件,直到9月21日,陕西省纪委通报撤销杨达才陕西省第十二届纪委委员、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并对其进一步调查。     汪玉凯发现,伴随这一事件发展的,是微博网友的“穷追猛打”,没有出现用行政手段干预的大规模删帖,让事件朝着质疑、调查、问责的法治轨道发展。     他认为,在微博管理过程中,尽量不要用行政手段来干预,保护公民参与的权利。     北京大学起诉邹恒甫的事件被许多参会学者认为是一个经典案例。     8月21日,北京大学前教授邹恒甫在微博实名认证账户中爆料“北大院长奸淫服务员”,之后的11天,北京大学通过微博等媒体发出3份声明,同时宣布已经向法院递交起诉书,正式起诉邹恒甫。     “面对质疑,北大没用行政干预删帖,而是让事情走上法治轨道,是值得学习的。”汪玉凯认为,“微笑局长”、“北大起诉”两个案例对政府提高网络管理能力应该有所启发。     他进一步分析说,微博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既有正面信息的传播,也存在着大量谣言,对于这些信息,要用法律本身来进行监督,不要在关键时候断网、大量删帖子。他认为,政府不能以消极态度来对待微博,官员要敢于出马面对公众,切实打造透明政府,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他表示,个人微博用户发声要严格自律,转发前要自我把关,不确定的信息不转发,时刻提醒自己对发出的信息负法律责任。     政务微博不仅要“听”更要“问”     “网络‘问’政绝不等于网络‘听’政。”胡泳说,网络问政的关键在问责。     曾经有媒体对97名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采访,题目是人大代表为什么要使用网络。得到的答案有两点,一是人大代表希望通过网络收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二是要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强和人民群众的沟通。     胡泳分析说,这是典型的双向需求,这些需求是必要的,但这还属于“听”政的范畴,如果仅限于此,网络问政最后可能沦为一个T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     通过对大量由微博信息引发的热点事件进行分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主任董盟君认为:首先,政府不要轻视舆情民意,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的问题是主观上不愿意对民众说、时间上不及时对民众说、内容上不对民众说真话的现象。     第二,政府要建立网络舆情收集信息和会商机制,加强舆情动态反应,审慎对待网络舆情。     第三,政府要重视信息发布,在网络质疑声出现以后24小时之内有回音,必要的时候需要第一责任人出现,不要匆忙做出结论。     第四,要畅通信息渠道,负责人要在第一时间沟通,及时掌握方方面面的信息,任何个人对相关信息的瞒报、错报会给事件带来不好的影响。     第五,政府要跟媒体建立很好的联系,与媒体形成互动,正确对待和回应媒体的报道。     第六,政府要与意见领袖交朋友,不要对抗,要通过寻找最大共同点来解决问题。     第七,政府要速报事实,慎报原因,谨慎定性,不要自顾自说,不要挑战公众的智商,不要侮辱网民的智慧。     第八,政府要坦诚面对公众,有误解要主动澄清。     胡泳直言,官员通过网络关注社情民意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值得赞扬,值得赞扬的是听取了公众意见,主动解决公众提出的疑问和问题,主动达到公众的期望,“这才是从‘听’政到‘问’政的过程。”     王旭明则表示,网络问政绝不能成为公众一次次的狂欢和媒体一次次的盛宴,网络问政一定要问明白,问出效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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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学者提醒不要让网络问政沦为官员的T型台和秀场

学者提醒不要让网络问政沦为官员的T型台和秀场 2012年09月27日 05:00 来源:中国青年报  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9-27/4214985.shtml   9月21日,“第二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在贵阳举行。100多位中央机关和地方党政部门的政府官员,以及来自国家行政学院、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就“微博时代的政府网络问政”的话题展开深入研讨和交流。   随着互联网新技术的发展,微博等网络工具改变了信息传播方式和社会舆论的格局,日益成为主流舆论新载体和社会意见的生成地。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新浪和腾讯两家微博注册用户达到8亿,其中官方微博的数量也持续呈增长态势。“微博时代的政府网络问政”已成为各级政府不能回避的课题。   论坛上,贵州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喻红秋介绍,目前,贵州全省有433家政府机构开设了政务微博,贵州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人民网开设的官方微博,关注粉丝近100万人。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看来,微博问政对政府管理影响深刻。他说,自从有了微博,社会进入了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媒体,一个微博就是一个爆料中心。   此前,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因在多种场合佩戴各种名表被网友“围观”,网友对照图片统计出其有11块名表。杨达才在接受微博访谈时称自己只有5块表,并且为合法收入所得。最新消息是,杨达才被陕西省纪委正式立案调查,并被撤销陕西省安监局党组书记、局长职务。   “通过网络爆料,为揭露腐败案件提供了线索。”汪玉凯说。   过去,很多官员习惯于坐在办公室写文件,批阅文件,做报告,给领导汇报。如今,微博成为官员了解民生的另一种重要途径。   在语文出版社社长、教育部前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看来,转变过去的工作模式,官员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调整和改变。特别是网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多元化表达,以及直接面对受众等特点,官员要做好面对这些问题的准备。   关于网络问政,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胡泳说:“大家都说通过网络问政能够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对微博和整个网络政治功能的认识仅限于这一点,网络问政最后会沦为官员的T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   清华大学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所社会化媒体实验室在其官方微博中提到,“当前政务微博群体中80%患上了‘痴呆症’,既‘盲’又‘聋’,自言自语。”同时,在网友的注视与研判下,某些政务微博常遭网友们诟病。例如,去年,银川市兴庆区党委、政府官方微博“兴庆微博”贴出了对网友“般若观”发帖称房屋强拆问题的调查核实,许多网友认为该微博有“成为房地产公司的新闻发言人”之嫌,有网友发现有些质疑评论被删除,更有网友被“兴庆微博”拉入黑名单。   “仅仅把官员使用网络,或者说地方官员通过网络问计于民,作为网络问政来认识,这是不够的。我觉得,必须把网络问政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型网络问政。”胡泳说。  本报记者 桂杰 实习生 梁笑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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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 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

http://dfzb.people.com.cn/note.php?id=16120920205223_ctdzb_001 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   胡泳   2012 年 9 月 21 日 贵阳 第二届网络问政与舆情监测高峰论坛   网络问政绝不是简单的下情上达或上情下达。网络问政也不仅仅是问计于民。网络问政最终应该走向问责政治 ·          ·       [ 主持人 ]: 接下来有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老师为我们作专题演讲,胡泳老师是国内最早从事互联网和新媒体研究的人士之一,他写作的《网络为王》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互联网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他演讲的题目是《网络问政关键在问责》,有请。 [11:50] ·       [ 胡泳 ]: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回顾一下,在 2010 年的时候,“政务微博”这个词还没有出现,广东走得比较早,广东省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公安微博群,当时《南方都市报》约我写评论,我写了《政府微博三原则》。第一个原则是“直面评论”,广东有一些地级市公安局开微博的时候,出现了删负面的评论,包括利用新浪微博提供的功能,限制别人对它进行评论,所以我第一条特别提出来,一定要直面评论。刚才汪玉凯老师讲到了人民日报微博为什么成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负面评论的一种态度。人民日报微博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删除负面评论,哪怕是骂人的评论。 [11:51] ·       第二个原则,也是针对当时广东一些公安微博产生的实际问题,就是官味太浓了,宣传味太浓,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请讲人话”。刚说出来的时候很刺耳,后来有媒体在传播的时候把第二个原则改成“学会讲话”,这不是我的原话,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三个原则,叫做“结果为上”。这跟我今天讲的题目高度相关,就是一定要行胜于言,今天我提出来网络问政的关键在问责,实际上是落实第三个原则的问题。 [11:52] ·       在讨论什么叫网络问责之前,先分析一下什么叫网络问政。因为我们做研究定义概念的时候,有两种定义方法,第一点你定义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有一点你反过来定义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通过不是什么来论证它是什么。我们讲到微博问政这个词,到底什么东西叫做网络问政,这里面有很多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所以我想从反面来说,就是网络问政不是什么。 [11:52] ·       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网络问政绝不是简单的下情上达,或者上情下达。人民日报有一个新媒体的版面,人民日报有这个条件能够调查到两会的代表,前两年做了一个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的调查,采访了 97 名人大代表,题目是为什么人大代表要使用网络,有两条:第一条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第二条,要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互动,这个是典型的双向传播。 这些原因是必要的,但并不足够。除了我们讲到说官员在网络上面对民众的态度问题,比如说王旭明先生讲,官员喜欢说假话、做报告,除了形式上和内容上产生的疑问,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区别,大家都说网络问政能够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但如果你对微博和整个网络政治功能的认识仅仅限于这一点的话,网络认证最后会沦为官员的 T 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 所以很多人一说到问政的时候,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听到大多数谈网络问政时都是在谈“听证”。比如说网络邮箱,开始市民写了很多邮件来,但到后来可能没有人管;还有网上信访,从上访到上网;还有大案要案来自网络举报非常多,这些都很好,但它们都属于“听证”的范围。听证的一个很大问题叫做人走政息,这是在中国政坛上太普遍了,有些官员提出了很好的改革措施,这个官员一旦走了人,这个东西能不能持续,要划一个巨大的问号。 [11:53] ·       对于网络问政要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政府领导关注社情民意,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个不值得赞扬。我通过网络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不值得赞扬,值得赞扬的是听取了这个意见,解决了老百姓对你提出的疑问,对你提出的期望和问题,这个是真正值得赞扬的,只有走到这一步才是所谓的网络问政。 [11:53] 第二个很大的认识,经常大家会说的,就是网络问政是什么?是“问计于民”。现在我们的政治词汇中有“四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和“三问”(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刚才贵州的领导也讲到问计于民,网络问政经常被等同于问计于民。网络问政发挥了问政于民的作用这是好事,主要的问题还是,这样做足够不足够。 我说到这个问计于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汪玉凯老师都参加了新疆举办的会议,跟张春贤座谈,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到一个故事,他说 2006 年我在湖南的时候,第一次搞湖南党代会献计献策,网上来了 5000 个报告,反响非常好,但是我们的阻力很大,湖南常委中很多意见都不一致,有人把互联网上的东西看做洪水猛兽,这种反差和距离是非常大的。所以问计于民在一开始是需要有勇气的,真正问的时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来克服阻力。湖南后来一直沿着这条路走, 2006 年他们做了“迎接党代会,共谋新发展”, 2008 年又组织了“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富民强省”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后来又提出一个口号叫“法治湖南”,这条路一直走得很好。 说到网络问政,一个津津乐道的个案就是广东的汪洋,五年以来他每一年都见网民,一开始他自己带头见,现在常委都出来见,与网民的互动正在向制度化的方向发展。还有惠州、南海等这些地方,甚至已经开始一些对网络问政进行制度化考核的做法。 [11:56] ·       所以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张春贤,还是汪洋,在问计于民这个道路上都走得非常好,但我仍然要强调说,仅仅把官员使用网络,或者说地方官员通过网络问计于民,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网络问政一种新的东西来认识,我觉得是不足够的。我甚至想大胆地来说一个我的观点,我觉得整个网络问政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就是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型网络问政。 [11:56] 胡泳在演讲中 ·          ·       [ 胡泳 ]: 所以就涉及到我要讲的核心问题,就是网络问政最终应该达到的一个理想结果,就是问责政治,或者叫责任政治。问政和问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是搞学术研究的,搞政治学研究的,可能稍微离开这个话题,讲得远一点,讲一下所谓的责任政治是怎么回事。 ·       在 1989 年美国有一个学者叫做福山,那时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叫“历史的终结”,今天不讲这个,我想谈一下他最近刚出的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的诸起源》,他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他分析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整个西方世界,是怎么从一种部落式的结构变成一种国家的结构的。他提出政治秩序可以分为三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国家,很多人都反感国家,他说没有国家其实很多事情发展不好,所以国家是第一重要的要素。但是国家出现的前提,一定完成一个转变,不能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方式。因为通常来讲人类社会原来的组织方式,先从最亲近的人开始,而国家要通过非血缘性的关系来组织和治理,所有的被统治者都是同质的公民。国家这个要素要从血缘性和地缘性的东西,走向更加普遍的过程。 第二个要素叫做法治。法治不是说你有法律就行了,建成了法律体系不等于有了法治,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谈论法治,意味着法律要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共识,法律的权威要高于当时的行政权力。国家的一切都必须在法律框架下运行。因此总理也好,总统也好,部长也好,你就不能随心所欲地统治,你违法了就会受到法治国家的硬约束。 [11:59] ·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问责制,政府必须感到对全体国民有一种责任。中国有 GDP 政绩观,为什么官员要去追求 GDP 的增长,你要问一个终极性的问题,难道 GDP 的增长就是政府的终极目标吗?你的利益驱动不能超越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且尤其是你不能把政治当做为自己发财,或者为你的亲属,为你所有的裙带关系发财的工具。问责制政府当然有很多的义务,从美国学者的分析角度来说,问责制跟自由式民主选举是相关的。 ·       福山做了大量的历史比较,来分析世界上的国家到底怎么样,最有意思的是他讲到中国。我们首先要说我们老祖宗有一些骄傲的地方,福山认为第一个世界上公认的现代政权是中国缔造的,因为从秦朝的时候开始,秦朝的东西延续了 2 千年,中国政治是延续了 2 千年,由官僚体系统治一大片的领土。在公元前 221 年就有这样的政权,但福山说中国的缺陷在哪里,第一是没有法治,第二是没有政府问责。所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当中,就缺少现在问责制的所有必要的要素,如果做横向的比较,就很容易得出这些观察,比如说英国在 17 世纪就已经是议会问责制,这个跟英国光荣革命和资产阶级贵族同国王的斗争,包括对征税权的斗争密切相关,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在几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统治者靠什么来进行统治,我们靠什么?我们靠道义性的共识,我们靠道义问责制。 [12:05] ·       道义性问责是对上负责,从当一个问责制主要是往上负责,而不是往下负责的自己,你会发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缺失的,被统治者没有办法给统治者施加真正问责的可能性。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可以说中国问责是一种道义上的问责,而不是程序的问责,换句话说如果我是统治者,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我对你怀有责任的,我代表了你们最大的利益,代表这个最大利益的过程中,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的。然而,我刚刚说过,道义问责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缺乏对下负责,这会导致很大的问题。我们看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循环,发现最后出问题都出在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发生的事情上,最后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且这个官僚体系有巨大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王朝的问题在中国当代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网络问政仅仅等同于网络搜集信息,政府是不是尊重人民怎么样来治理的意见,这实际上一直是巨大的问题,我们目前只是狭义的公民参与。 [12:07] ·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当下,当我们还不能进行真正选举的时候,这个时候问责式的网络问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公民有一定的能力,按照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当权者进行问责,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中,逐渐种下责任政治的种子,其意义也是非常巨大的,同时这个种植过程是一个伦理提升的过程。道义问责制意味着你必须真的是道义的拥有者,你如果是没有道义,或者你只有名义上的道义,那么你怎么统治呢?现在网上的流行语就是“你被打过耳光吗”,如果打过一记耳光就会改变中国的未来,你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和良性的状态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讲问责政治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要意识我们对当下的人民必须有求必应,你不能光听到这个呼声,有求必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至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在现实情况下问责式的网络问政的价值在于,在现在的系统当中撬开一些裂缝,安装上一些把手,让我们政府逐渐被置于真正的公共监督之下,我觉得这个叫做真正的网络问政。 这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大家! [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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