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

Co-China周刊 | 盛洪:谁有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权力?

“ 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 (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 近日,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一口气关闭了五十多所打工子弟小学和幼儿园,但最令人震惊的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它选择的这个时机:竟然在社会关系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声誉已大受贬损的时候,做出这种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见的恶行。我们也惊叹这些官员的耻辱感已经麻木,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背上“赶学生、拆学校”这种反教育反社会的大耻。 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谎称,那些失学的孩子可以全部被分流到公办学校,但孩子的家长们发现,等待他们的是要办好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所谓“五证”。把“五证”作为中国公民孩子受教育的前提,也就是把这个神圣的权利放在了行政部门自己规定的“许可”之下。其实,真正该拿出来证明的,恰恰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自己:关闭别人的学校、禁止别人办学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假定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教育,尤其是初级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所以政府有某种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叫做保证全中国所有孩子的起点平等。因为有某些家庭的收入较少,不足以支持孩子上学,从而最需要公共机构的扶助和支持。我们假设,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在花费纳税人的钱成为一个机构的时候,它的义务或职责,就是向在其境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尤其是弱势公民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北京市境内的中国公民”是否包括那些到北京来打工的外地人或农村人呢?显然包括。因为他们来到北京工作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这种权利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被剥夺,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居民跨城乡、跨地区的流动已经成为常态,流入人口已是一个地方的正常且合法的居民。一个地方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各项公共服务,当然包括教育上的辅助或资助。《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那么,北京市地方政府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了吗?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经90年代到今天,到北京来工作的外地人和农村人成千上万,他们为北京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为所有这些人的子弟提供了充分的教育服务吗?对此我并不掌握全面的信息。但我可以通过一些事件反证,它没有履行它本应履行的义务。那就是,它不止一次关闭打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在北京已经创立并教学了很多年。例如媒体披露的红星小学,就在北京设立并教学了十二年。我们试想,在这十二年间,若没有红星小学等打工子弟学校的努力,在北京的数万以至数十万孩子岂不没有学上了吗?而这些学校的存在不正是对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未履行自身义务的一种补救吗? 令人奇怪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没有向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提供它应该提供的服务,不但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批评和惩罚,反而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些弥补它过错的民间学校来了。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想推动教育的发展,是可以鼓励民间力量来办学的,但如果民间有困难,它就应施以援手。而在民间办学中,为富人子弟办学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不须为经费发愁,但为穷人办学就相当困难。在印度,有大量为穷人子弟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提供了社会大部分儿童的教育服务。例如在海德拉巴市,有61%的孩子在未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上学。这种穷人学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扬。从这个角度看,十几年来在北京挣扎奋斗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及其教师,是令人敬佩的教育英雄;但在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眼中竟一文不值。我不知还有什么比这更颠倒黑白、恩将仇报了。 当北京市教育当局指责这些学校没有资质的时候,它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不正是它自己的过错吗?所谓“没有资质”,就是因为这些穷人学校的财务捉襟见肘,不能聘用高素质的教师,添置充分的设备,以及租用更坚固和宽畅的教室。难道这不是教育管理当局应该出手援助的地方吗?然而尽管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手握巨额公共教育经费,却对关乎穷人子弟的学校一毛不拔,自我设立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所谓办学许可,反将它不履行义务的结果当成它关闭这些本该表彰的学校的理由,这不是太过荒诞了吗? 最重要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自己有权力关闭这些学校。翻开中国宪法,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创办学校是中国公民的天赋权利,行政部门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至少不能妨碍他们。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没有一条规定行政部门有限制公民自由办学权利的权力。 实际上,行政部门控制教育只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操控整个社会的体制的一部分。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又不公正;改革开放对这种体制进行了宪政层次的纠正。在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政府还权于民,裁撤了大量管制经济的行政部门,人民有权自由创办企业,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一奇迹又印证了这一宪政原则,即人民才是行政部门各项权力的宪法来源,后者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反过来限制它的政治委托人。很显然,北京市教育当局自我授权、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是一种僭越权利的狂妄举动。 最后,我们承认,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有关“资质”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是谁的资质有问题?这一事件也暴露出了“不合格”的机构,但关键在于,是哪一个机构不合格?我们也看到了“危房”,关键在于,是哪个房屋里有真正的危险?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到底是谁推进了北京市的教育,使更多的人得到了教育;又是谁在破坏北京市的教育,使大量的学龄人口失学?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的这一行为不仅给打工子弟上学造成了困难,更是在颠覆有关公平与教育的宪法原则,挑战社会正义与良知的底线。这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滥用公权力现象达到的新的高度。他们敢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们有恃无恐——规定他们义务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不能有效实施,用来对他们加以惩罚。然而正因如此,宪法就无法落地;就会鼓励其它地区和其它行政部门也起而仿效,最终瓦解中国的宪法原则。所以,中国社会已经到进行宪政改革,保卫宪法,阻遏宪政崩坏的加速度的重要关头了。 即使在今天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违宪诉讼和违宪审查的有效机制,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我呼吁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采取果断举措,严惩北京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撤消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以表明自己维护和捍卫宪法原则、打击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的坚定立场;由此扭转宪政崩坏的势头,证明政府的存在符合人民设立它时的初衷,以及执政党有政治合法性继续治理这个社会。   (盛洪, 经济学家,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山东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链接: http :// www . ftchinese . com / story /001040578? page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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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hina周刊 | 柏蔚林:警惕中国模式下的贫困陷阱

“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却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贫困陷阱之上。……面对这样的悖论,谁也无法否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奇迹。”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马克•吐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就说过这样一句通俗易懂的话,“如果你要关闭一所学校,就要准备修建一座监狱”。毫无疑问,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国民教育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没有心智健全的人民,社会不会进步,没有技能高超的劳动者,产业转型、经济持续成长就只能是南柯一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甚至在1982年裁定,任何州或者学区都不得拒绝给学龄非法移民儿童提供基础教育(K-12),否则属于违反美国宪法的行为。美国之所以会对教育如此重视,甚至上纲上线到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是因为他们很清楚,教育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基石,缺乏良好教育的下一代将是整个社会的灾难。直到今天,即便在美国经济已经身陷困境,对于非法移民占用教育资怨声四起的情况下,那些父母没有合法身份的儿童,也仍然可以接受完整的免费义务教育。 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号称自古至今一贯重视教育的礼仪之邦,在新千年已经过了第1个10年的时候,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仍然在通过行政手段,大规模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甚至幼儿园。据媒体报道,受到影响的学龄儿童高达上万人。虽然当地教育部门面对社会的舆论压力,也表示要全部解决农民工子弟入学问题,但选择在学校开学之际关闭大批学校,而且重新入学手续繁杂,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学生失学在所难免。在事实上,近多年来,北京地区以各种名目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行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以行政命令关闭学校是很容易的,但似乎为政者并没有想到这样做的后果。在学龄阶段缺乏正常的教育,将如何影响一个人的一生,是无需多加解释的。如果假定一个人或者少数人是可以被忽视的,那么将这样的效果放大到整个农民工下一代身上的时候,谁也将无法回避这样的一个事实:在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同时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陷入“贫困陷阱”的人群。而这一现象将带给中国社会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就如同一个处于绝望中的人会以什么样的举动来反馈社会一样,都是无法想象的。 “贫困陷阱”原本是国际经济学界针对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问题,提出的一个概念,意思就是一些经济体由于某些特定的原因,陷入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改善经济状况的境地。欧美发达国家在早期对于亚非拉落后国家的经济援助过程中,主要的手段是给予金钱和物质的援助。但是后来发现收效甚微,有些国家在经过了多年的援助之后,经济仍然没有任何起色,反而要完全依赖于西方的援助,否则就会立即陷入混乱。后来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重新检讨了先前的援助理论,认为援助不能自上而下进行,直接给钱给物资是没有用的,必须直接帮助当地人民建立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之后,也不能不承认,减贫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任何一个国家里,贫困产生和延续的背景都是极其复杂的,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含义。在这样的背景下,“贫困陷阱”作为一个概念被创造了出来,用于解释这种身陷贫穷困境却无法自拔的境地。在学术界中,关于是否真正存在所谓“贫困陷阱”的争议一直在学者中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今天中国农民工子弟的遭遇,恰恰证明了这种“陷阱”的真实存在,而且是存在于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中。谁也无法否认,中国的农民工以及其身后的农村社会,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被大肆宣传的“中国模式”。但是由于二元社会制度的存在,使这个中国最大的人口群体一边在创造着世界经济奇迹,一边却基于种种人为制约而无法摆脱自身贫穷的命运,每年甚至还会出现大量的“返贫”人口。 在1991年,世界银行出版了一期世界贫困问题报告,在其中“贫困”的定义基本上是简单地按照收入来划定的。而到了十多年之后,当世行出版了另一份关于世界范围内“贫困”的报告时,主流经济学家们终于承认了“贫困”并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数字就能解释的概念,按照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解释,“贫困”源自于权利被剥夺。面对中国在近多年炫目的经济成长数字,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无论是以“休克疗法”闻名的杰弗瑞•塞克斯,还是与其观点相对的MIT的威廉姆•伊斯特里,在其著作中均把中国经济模式作为了正面的典型来引用。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统统没有看到,在中国的二元社会中,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有着一个极其庞大的人口,被人为剥夺了多种基本的权利,而深深陷入了中国特色的贫穷困境不能自拔。事实上,中国政府一直在和一些国际组织为如何定义贫困线而纠缠不清。如果按照国际上的定义,在这个拥有着世界第二大GDP的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已经高达上亿,而这些贫困人口的分布,都毫无例外集中在农村地区。究其本源,生身为农家子弟,由于教育资源分配的巨大城乡差异,再加上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被随意剥夺,无法跟上社会进步的节奏,地位被固化在社会最底层,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贫困陷阱”。 为什么这些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家往往会忽视了中国社会里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其实是很好解释的。很多西方人来到中国旅行,往往被少数几个大城市的奢华所震撼,因而认为“中国模式”乃是第三世界的出路所在。比如当杰弗瑞•塞克斯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所接触的,多是一些要在有钢琴师伴奏的高档餐厅里用晚餐的中国人。此时此刻,他当然不会想到那些聚居在民工棚里或者蜗居在地下室里讨生活的所谓外来人口。所以他除了按照惯例对中国的一些所谓敏感话题做了轻描淡写的批评之外,剩下的就是对中国奇迹的感慨和盛赞了。没有出现如拉美、印度城市里一般绵延不绝的贫民窟,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高速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成就,也为这些国际知名学者所称道。然而事实并非如那些五年十年甚至百年的城市规划蓝图那样的美妙。正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实施,使得农村人口无法在城市定居,只能成为所谓的“流动人口”和“暂住人口”,在不被需要时随时可以被驱逐,这就使得中国的城市不会出现拉美式的贫民窟现象。在不久前深圳就一次清理了数万名所谓“无正当理由”的外来人员,来保证自己城市的光鲜形象。 然而为政者需要明白,当弱势人口可以被政府随意以强力清理的时候,现实中的贫穷却是无法被轻易消灭的。简而言之,当中国的城市以没有贫民窟为豪的时候,贫穷在实际上是被转移到了乡村,贫民窟并非只是拉美、印度才有的特产,在中国只是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存在。每年春节因为买不起火车票而只好驾驶摩托车返乡的农民工长龙,就是城市如何向乡村输送贫穷的经典象征。近年来随着知识界乡土田野调查的广泛进行,伴随着城市化的高歌猛进,农村日益凋敝的现实正在一点点的向世人展现出来。梁鸿所著《中国在梁庄》和阮梅的《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就是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比现实的贫穷更可怕的,则是陷入了“贫困陷阱”,永无翻身之日。我在以前曾经看过一个统计报告,经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统计,农民工的平均文化水准大致在小学到初中的阶段,而且多年没有提高。长期以来城乡之间教育资源分配的差异是人所共知的,而现在连农民工下一代也要遭遇与父辈同样的命运,在知识爆炸、技术飞速进步的今天,一个在学龄而不能接受完整教育的儿童,将来会有多少机会能在未来的社会立足呢?由于缺乏良好的教育,在二元体制下,他们一生注定要成为社会最低层的简单劳动力,看不到半点改变人生的希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令人绝望的事情吗? 正如盛洪先生最近撰文指出的那样,就在北京教育当局推诿关闭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原因于办学资质和条件不足时,他们为什么不能反省一下,农民工子弟小学为什么得不到政府的资助,来改善办学环境呢。而郭宇宽先生的调查,则反映出了农民工子弟学校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当社会舆论对于农民工子弟学校普遍同情的时候,这些学校本身却成了一些人利用社会大众的同情心,为自己个人谋取巨额利润的工具。无论是何种情况,那些需要接受教育的农民工子弟都是最终的受害者。当然,作为二元社会受益者的城市居民也并不能超然事外。从这些年日益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犯罪,频发的农民工与当地人之间的冲突事件,以及其他所谓困扰城市的各种社会问题,我们都不得不承认,马克•吐温早在100年的那几句话的确是真知灼见。就在不久前广东某地当地人与川籍农民工发生大规模冲突之后,曾经有人预言,随着“农二代”的长大成人,作为一种无法忽视的新生社会力量,中国社会早晚将见证一个“城市内战”的时代。相对于民间人士的睿智,最近出版的代表官方意见的人权蓝皮书,却仍然把日益严重的农民和乡村贫穷问题简单地归咎于“自然灾害、重大疾病和环境因素”。很显然,在对“中国模式”的赞誉甚嚣尘上的时候,其背后核心的二元社会制度正在如何从根本上毁掉这个国家的未来,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掩盖住了。而这,是真正值得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民族未来的人去关注的。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却是建立在不断加深的贫困陷阱之上。黄亚生教授曾经感叹,从90年代中期向后10年里,上海增加了3,000座高层建筑,而中国增加了3,000万文盲人口。面对这样的悖论,谁也无法否认,这只能是一种没有未来的奇迹。   (柏蔚林,1510博客作者 。原文链接: http :// my 1510. cn / article . php ? id =64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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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力建 | (转载)盛洪:应该关闭的是北京市教育局-

最令人震惊的,还不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一口气关闭了五十多所打工子弟小学和幼儿园,而是它选择的这个时机:竟然敢在社会关系日趋紧张、执政党的声誉已大受贬损的时候,做出这种古今中外都非常罕见的恶行。我们也惊叹这些官员的耻辱感已经麻木,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背上“赶学生、拆学校”这种反教育反社会的千古大耻。 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谎称那些失学的孩子可以全部被分流到公办学校,但孩子的家长们发现,等待他们的是要办好暂住证、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和全家户口簿等所谓“五证”。把“五证”作为中国公民孩子受教育的前提,也就是把这个神圣的权利放在了行政部门自己规定的“许可”之下。其实,真正该拿出来证明的,恰恰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自己:关闭别人的学校、禁止别人办学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假定政府是提供公共物品的,教育,尤其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教育具有一定的公共物品的性质,所以政府有某种责任。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叫作保证全中国所有孩子的起点平等。因为有某些家庭的收入较少,不足以支持孩子上学,从而最需要公共机构的扶助和支持。我们假设,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在花费纳税人的钱成为一个机构的时候,它的义务或职责,就是向在其境内的所有中国公民,尤其是弱势公民提供这样的服务。 那么,“北京市境内的中国公民”是否包括那些到北京来打工的外地人或农村人呢?显然包括。因为他们来到北京工作是他们的宪法权利。这种权利在计划经济时期曾被剥夺,但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居民跨城乡、跨地区的流动已经成为常态,流入人口已是一个地方的正常且合法的居民。一个地方政府有义务为其提供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各项公共服务,当然包括教育上的辅助或资助。《义务教育法》已经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那么,北京市地方政府履行了法律规定的义务了吗? 从八十年代开始,经九十年代到今天,到北京来工作的外地人和农村人成千上万,他们为北京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为所有这些人的子弟提供了充分的教育服务吗?对此我并不掌握全面的信息。但我可以通过一些事件反证,它没有履行它本应履行的义务。这就是,它不止一次关闭打工子弟学校。而这些学校,在北京已经创立并教学了很多年。例如媒体披露的红星小学,就在北京设立并教学了十二年。我们试想,在这十二年间,若没有红星小学等打工子弟学校的努力,在北京的数万以至数十万孩子岂不没有学上了吗?而这些学校的存在不正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没有履行它自己的义务的一种补救吗? 令人奇怪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没有向成千上万的学龄儿童提供它应该提供的服务,却没有受到相关部门的批评和惩罚,反而理直气壮地指责这些弥补它过错的民间学校来了。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想推动教育的发展,是可以鼓励民间力量来办学的,但如果民间有困难,它就应施以援手。而在民间办学中,为富人的子弟办学相对来说容易一些,因为他们不会为经费发愁,但为穷人办学就相当困难。在印度,有大量为穷人子弟创办的私立学校,他们提供了社会大部分孩子的教育服务。例如在海德拉巴市,有 61% 的孩子在未接受政府资助的私立学校上学。这种穷人学校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赞扬。从这个角度看,十几年来在北京挣扎奋斗的民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和管理者及其教师,是令人敬佩的教育英雄;但在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眼中竟一文不值。我不知还有更为颠倒黑白和恩将仇报的情形了。 当北京市教育当局指责这些学校没有资质的时候,它难道没有意识到,这不正是它自己的过错吗?所谓“没有资质”,就是因为这些穷人学校的财务捉襟见肘,不能聘用高素质的教师,添置充分的设备,以及租用更坚固和宽畅的教室。难道这不是教育管理当局应该出手援助的地方吗?然而尽管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手握巨额公共教育经费,却对关乎穷人子弟的学校一毛不拔,自我设立违反《义务教育法》的所谓办学许可,反将它不履行义务的结果当成它关闭这些本该表彰的学校的理由,这不是太过荒诞了吗? 最重要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误以为自己有权力关闭这些学校。翻开中国宪法,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创办学校是中国公民的天赋权利,行政部门只有帮助他们的义务,至少不能妨碍他们。从宪法到各项法律,没有一条规定行政部门有限制公民自由办学权利的权力。 实际上,行政部门控制教育只是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面操控整个社会的体制的一部分。实践已经证明,这种体制既无效率、又不公正;改革开放对这种体制进行了宪政层次的纠正。在大多数领域,尤其是经济领域,政府还权于民,裁撤了大量管制经济的行政部门,人民有权利自由创办企业,从而创造了中国的经济奇迹。这一奇迹又印证了这一宪政原则,即人民才是行政部门各项权力的宪法来源,后者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反过来限制它的政治委托人。很显然,北京市教育当局自我授权、关闭打工子弟学校的作法,是一种僭越权利的狂妄举动。 最后,我们承认,关闭打工子弟学校是一个有关“资质”的问题。但关键在于,是谁的资质有问题?这一事件也暴露出了“不合格”的机构,但关键在于,是哪一个机构不合格?我们也看到了“危房”,关键在于,是哪个房屋里有真正的危险?一方面,是大量打工子弟学校的员工在艰苦条件下的不懈努力,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使数十万打工子弟免于失学的损失;在另一面,是手握公权力,吃着喝着纳税人(包括成千上万的打工者)的血汗,却几次三番地要关闭这些可能缓解打工子弟上学难题的学校。到底是谁推进了北京市的教育,使更多的人得到了教育;又是谁在破坏北京市的教育,使大量的学龄人口失学,不是很清楚了吗? 更为严重的是,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的这一恶行不仅给打工子弟上学造成了困难,更是在颠覆我国有关公平与教育的宪法原则,挑战社会正义与良知的底线。这也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系列愈演愈烈的滥用公权力现象达到的新的高度。他们敢于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们有恃无恐。这就是规定他们义务的《宪法》和《义务教育法》不能有效实施,用来对他们加以惩罚。然而正因如此,宪法就无法落地;就会鼓励其它地区和其它行政部门也起而仿效,最终瓦解我国的宪法原则。所以,我国社会已经到进行宪政改革,保卫宪法,阻遏宪政崩坏的加速度的重要关头了。 即使在今天我国还没有建立起违宪诉讼和违宪审查的有效机制,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也是可以有所作为。我呼吁执政党和中央政府采取严惩北京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和撤消北京市教育管理当局的果断举措,以表明自己维护和捍卫宪法原则、打击地方政府和行政部门滥用公权力的坚定立场;由此扭转宪政崩坏的势头,证明政府的存在符合人民设立它时的初衷,以及执政党有政治合法性继续治理这个社会。   (转载自 FT 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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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千帆 | 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是歧视性回潮

2011年09月20日 11:14:11        天则所关于打工者子弟学校的研讨会发言          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就说过:“有教无类。”中国现在的教育实在相差太远,教育资源高度集中,分配严重不均衡。其实有些资源集中以后,总体资源反而变得更少了。它会产生各种现象,包括扭曲这种社会动机。如果大学之间平等竞争的话,那么三流学校也可以成为一流,但是如果国家划定一流大学就那么几所,大学之间没有公平竞争,那么这些二三流学校就没有希望了。这样我们的“国内一流”学校永远只有那么几所,而且这些学校因为缺乏竞争,永远成不了“世界一流”。经常讲自由、平等和效率之间存在矛盾,但是它们之间更一般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一个不平等的制度不可能促进效率。     中国目前可以说在所有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平等问题,尤其是教育这个方面。尤其是因为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人特别强调教育,教育对于决定人的一生确实很重要。也是因为中国人特别强调家庭,所以特别强调孩子的学习,都把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尤其下一代的教育上,而不同家庭投入教育的能力是千差万别的。这样一来,和中国本来就不平等这种社会结构结合起来,教育不平等尤其严重,教育平等的呼声尤其强烈。     这种不平等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我们经常说,孩子是这个国家的明天,这句话一点没有说错。孩子教育不好,这个国家要出大问题。教育不平等在中国体现在这两个极端。农村的孩子可能得不到任何像样的教育,城市孩子的教育则严重营养过剩,各种各样的班,奥数班、英语班、各种特长班……营养严重过剩,吃成个胖子;或者饿死、或者撑死,还有各种各样的业余爱好、体育特长生、艺术特长生或各种各样的门槛,其实把城市的孩子折腾得也是筋疲力尽,最后这两方面都得不到很好的教育。这样下来,这个国家的前途是非常堪忧的。     即便在城市,即便在这种资源过剩、至少不缺乏资源的地方,将来这些孩子会长成一个什么样子?能否成长为合格的公民?我们都期待这个国家将来实行民主宪政,但是这种成长模式给他们心理的影响,从小就培养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能让他们成为民主宪政国家所要求的一个起码合格的公民吗?     [ 盛洪:他没希望了,成为伪民族宪政的合格公民。]     张千帆:城市的孩子都要得什么奥数第一、年级第一,将来进哈佛、耶鲁,都在想这个,做一个十几亿人之一的公民,这个能给我带来什么?农村的孩子则完全是破罐子破摔、自暴自弃,这种模式对中国未来的发展造成的危害和深远的影响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它的危害之大,或许不亚于“文革”。但是中国今天谁还在乎几十年后这个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国家领导人都在忙十八大,忙完了也是两届十年,只要这十年当中不翻船,不带来麻烦,就万事OK了。所以我们国家领导人对于远景的考虑就是十年,更何况很多地方官员,包括我们平民百姓,可能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在教育上,存在众多各个层次的歧视。现在不仅是大学招生平等问题,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做这个课题,这个领域的歧视很严重、很明显;以前从考分就能看出来,现在考分没意义了,因为各地方试不一样,考分看不出来差别,但是歧视状况并没有改变。大约只有一半省份的考生参加所谓的全国统考,通常是不发达的省区。京沪等发达省市考自己的高考。清华、北大录取中国的学生和美国的学生,美国学生根本没有考试,你说到底平等不平等?根本没法说,因为标准不统一。但是大学招生的指标体系仍然存在,指标在各省分配严重不平等。中学、高中教育乃至小学问题更大,甚至幼儿园都是不一样的。我经常听说,连北京的居民都说上不起幼儿园,因为中小学毕竟是义务教育,幼儿园完全自费。     [ 赵旭:现在大量在居民区里面的托儿所,现在要搬进托儿所]。     [ 秋风:黑学校,黑幼儿园。]     [ 赵旭:现在昌平区出了一个决定,要不在居民楼里面的幼儿园都关掉。]     张千帆:关掉前,你首先要有替代,不论质量如何,至少要为家长提供一个把孩子放下的场所,这样也可以。但是现在很多措施有点不可理喻,把它先关了,之后相应配套的又跟不上,就像拆这些打工子弟学校。那么它为什么会这么做,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探讨。这次没有请他们有些当事人来,当事人了解的更加清楚。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国家近年来、尤其是近十年不到的时间,一方面公民的平等意识在提高,但另一方面,政府部门通过制度化的歧视,在不断强化歧视。个别领域变得更好,比如以乙肝歧视,从学校录取到公务员,各种各样的企事业就业在逐渐取消歧视。现在也有一些反对歧视爱滋病方面的活动,可能以后在这个方面的歧视也会有所减缓。     [ 盛洪:这个道理,我觉得它的思路是随机的,就是说全市的,还是老百姓的,都是随机的。]     张千帆:它确实不触动非常大的既得利益。但是打工子弟学校也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既得利益,最起码它已经存在了,为什么要把它给关闭了?我觉得这和我们政府部门在近几年总体思维趋向保守有关系,一种歧视性的回潮。当然,歧视在中国是根深蒂固了,只不过改革开放初期向农村开放,它甚至可能没有意识到它自己是在放开歧视,所以说打工者就来了。其实他们来到城市,受到的待遇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毕竟能进城了。现在大城市开始觉得这些人在挤占这个城市的资源,无论是教育资源、就业的资源等各类资源。所以现在又有一种趋势,那就是变相赶他们走,这当然这些都是拿不上台面的事了。     [ 赵旭:那个打工子弟学校存在以后,反而不挤占它的空间?]     张千帆:它就是希望这些人走。     [ 秋风:驱逐他们的父母离开北京,这是他们的目的。就通过这个东西,要把他们驱逐出去。]     [ 冯兴元:影响城市形象。]     [ 赵旭:那就更方便了,把他的父母都赶走了,然后保姆也没了,什么也没了,那就好了。]     张千帆:现在北京不缺这个,可能供需关系到了这样,廉价劳动力供大于求。现在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过来,城市管理者认为他们造成城市拥堵,甚至加剧城市犯罪。     [ 赵旭:农民工在北京最多造成空间的问题,不会造成交通拥堵。]     张千帆: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它背后真实的原因,这种趋势一定要想办法控制住。但是中国目前这种总体上的社会格局,既得利益肯定是属于强势方。如果说本地的居民也作为既得利益者不支持他们,本地的媒体呼声也不强烈,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大城市又回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对来说闭关锁国的这么一种状态。     要问这个国家理想的教育资源分配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图景是不难想象的,因为凡是出去到其他国家看过的,都知道不应该像我们现在这种样子的教育资源这么高度地集中,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基础教育资源。如果说要我们提方案的话,那就很简单了。从大学到中小学,都要保证公共资源的基本平等。现在中国什么都争要创世界一流,我看排了半天,北大、清华还是200名开外,国家每年投入这么多,我看成效不大。至少在义务教育阶段,各个学校应该完全平等,从硬件、投资到师资的分配,应该完全平等,这样才没有什么择校。为什么教育部三令五申禁止择校费,择校费却屡禁不止?就是因为每个城市只有那么几所像样的中学小学,资源过度集中。北京的教育资源够丰富了,但是我想不超过10所中学真正拥有优质教育资源。     [ 盛洪:其实很多的好学校不是真好,只是所谓的名好,其实全是虚幻的东西。不管是大学,还是所谓的中学,所谓的好学校,这是我经历过的。你看北大、清华是被强化的,北大、清华有多好?]     [ 赵旭:因为好学生愿意进那个好学校,好老师愿意进那个好学校,然后它就变成真的好学校。]     张千帆:我觉得中小学对这种择校非常明显,普遍以考取北大、清华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去年某个高中考取清华的人多,立即就受追捧。这样资源自然就更多,老师的工资也高,所以能请更好的老师,有了名师又能吸引更多更好的学生……要打破这种格局,有时不得不靠国家强制。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目前的格局是因为自由竞争造成的,它恰恰是国家不适当管理和干预造成的,但是自由竞争也会造成不平等。人类自由是天然的,平等则可能要强迫才能实现。但是义务教育的自由和平等并不矛盾,你可以要求平等,同时允许自由,这两者不矛盾。你可以允许非常精英的私立学校,每年爱收多少就收多少钱,但是国家必须把义务教育做好,而且义务教育资源至少对于同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说,无论他居住在什么地区,是城市中心还是在城乡结合部,都应该一律平等。不同城市之间,包括城市跟农村之间的基础教育水平也应该基本平等的。一旦义务教育出现不平等,显然是国家没有履行宪法规定的平等的义务。现在农村会面临一些困惑,比如说很多子女跟着父母到了城市,不得不兼并很多学校,学校离家太远,导致很多学生要寄宿这些现象。甚至有些地方,我听说一个学校七个年级,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再加上托儿班,加起来才三四十个人,老师从幼儿园教到六年级。合班的现象我在加拿大也看到过,但是绝对没这么夸张,顶多是两个年级合在一起上,从来没有像我们这边面临这么巨大的农村生源的压力。这种现象就是不平等造成的。如果我们不把农村弄得那么差,造成这么大的城乡差距,导致农村变成没人想去的地方,是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原则上,这些问题应该都是可以解决的。当然,政府的惰性我们都知道是巨大的。如果你给它出个馊主意,可能马上就采纳了;如果你给他一个对这个国家真正有利的方案,譬如怎么促进教育平等,要它采纳往往比登天还难。     我再补充另外一点,就是歧视不一定要造成什么物质的后果,歧视本身就是恶果。在美国1994年的那个校区隔离案中,沃伦法官说;不平等未必是软硬件的实际的不平等,实际上不平等的本身就足以对人的心理就造成一种畸形影响,譬如毫无理由的优越感或自卑感。你去问问那些城市的孩子,对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村小孩怎么看,你得到的答案是清一色的鄙视。这种看法是非常自然的,如果长期维持这种状况,必然的结果是城乡两重天,中国真的会变成一个分裂国家,不同地区、不同阶层之间彼此是没有办法融合和沟通的。     谈到效率,我觉得我们的发展速度不能简单的跟效率等同起来。功利主义意义上的“效率”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感,但是中国式发展根本不管大多数人如何;就和奥运一样,只管拿多少金牌,根本不考虑全民体育素质。在教育方面,大学现在越来越精英化,比如北大的目的就是培养精英中的精英;也许我们的形象上去了,也许若干年后折腾出个什么奖来,这就是教育的政绩,至于这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他们考虑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所谓“效率”,这种“效率”显然是很危险的。     [ 盛洪:它有点像铁路那样追求世界速度第一的理想。]     张千帆:把这个社会分割以后,什么事情都会发生;这些人不能自由交流,时间久了就会失去一些常识性判断。托克维尔说的法国革命就是这样发生的,社会各阶层分裂之后,彼此之间失去了起码的好感,各个孤立的人群最后都把希望寄托在强大的国家身上。     所以说,最终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打工子弟学校的事件,它包含着本地对外地的歧视,光是一个民主宪政的一般框架不一定能够解决。因为有时候像从多数报纸上可能会涉及这样的问题。但是最终我想,它涉及的还是这个国家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你一定要通过某一种方式,当然在一个制度不运行的国家,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但是你要通过某种方式,要让他们行动起来。     [ 盛洪:让谁?]     张千帆:让国家大多数人。不是当权者,当权的既得利益放在那儿。现在整个民族都图那点虚的面子,就只要看那个尖子;好比一座建筑,就看顶上一点,下面腐烂一片也不在乎。     [ 盛洪:但是大多数人怎么行动呀,要不像利比亚,就是这样,所谓大多数人就是这样的。]     张千帆:也不一定吧。当然大多数人所拥有的资源是极其稀薄的,几乎没有。但是毕竟像媒体、网络还是站在他们这边。但是也许网络受到了控制,关闭打工者子弟学校的影响似乎并没有激起太强烈的反响,也高峰已经过去了。如果北京市民能够发表一点意见,如果这种政策直接侵害了北京市民的利益,那么社会反响就会不一样,政府部门想这么做也要三思而行。     [ 盛洪:那块跟北京市民没有什么关系,侵害他们干什么。但是我们幻想的是大家有一个人权意识和平等意识,或者别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我们应该怎么看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他们关他们什么事儿,哪天受到什么侵害。但是这个是个别的。]     其实我跟千帆想的差不多,但是我只是说,或者这个统治集团还有所谓英明人士,或者他们就完蛋了。我就这个观点。英明的愿意听了,他可能接受,他可能挽救这个问题。没有英明人士,那它就完蛋了。只有这两种,我也没有更多好的想法。]     张千帆:这个完蛋可不止是一个执政集团的完蛋,而是整个社会也跟着一起完蛋。             上一篇: 中央与地方财政分权——中国经验…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154)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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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国家统计局不发布的数据

来自: 静水深流 不疾而速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1年09月11日,  已有 2 人推荐 原文地址: 国家统计局不发布的数据 作者: 雨山价值趋势实战      根据法学教授陈忠林的研究,从1999-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可以推算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        合理的房价与家庭年收入之比,世界银行的标准是5:1,联合国制定的标准是3:1,现实中,美国是3:1,日本是4:1,发达国家最高的是悉尼8.5:1,纽约7.9:1,伦敦6.9:1,首尔7.7:1,东京7.9:1,新加坡5:1,而中国20~30:1,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甚至达到40:1。        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一向将称成功消灭了多少贫困人口列为政绩,称中国贫困人口只有4300万人。要分摊联合国经费时,中国说:如果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每天消费低于1. 25美元的标准计算,中国的贫困人口总数超过2. 5亿,高居世界第二位。           1955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韩国的3.2倍,日本的1.1倍。但经过50多年“翻天覆地”的增长,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日本的3%,韩国7%。       奥巴马日前接受采访说:中国人均生活水平停留在美国1910年水准。       中国历代民、官的比例:西汉7945:1;东汉7464:1;唐朝2927:1;元朝2613:1;明朝2299:1;清朝911:1;现代67:1。1998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刘长琨说:汉朝八千人养一个官员,唐朝三千人养一个官员,清朝一千人养一个官员,现在四十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用于行政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25.6%   印度:6.3%   美国:3.4%   日本:2.8%       用于教育,医疗的费用所占生产总值的比例: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政府收入增长了985倍,百姓收入只增长了19倍       知道现在我国有多少“裸官”吗?118万。这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平均每个省(直辖市)有3万多名“裸官”,如按全国2000多个市县算,每个市县也有50多人。        关于中美两国财政公共服务程度比较的资料。以2004年两国财政支出为例,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我国用于经济建设支出的比例为11.6%,美国为5.0%;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超过320万:       单项统计:        1. 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2. 中国每年约有二十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3. 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估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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