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

他们可以如此恣意妄为正是得益于民国政府的宽容。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蒋介石治下的南京、重庆国民政府，不仅礼遇知识份子，使其成为高收入阶层，而且对于那些冒犯自己的知识份子也尽量包容。

艾未未发起的“公民调查”向中央、四川省级、县市级以及基金会等100多家不同政府机构申请公开512完整的信息，包括灾情核查、捐款使用明细、坍塌校舍调查报告、遇难师生具体情况等近万条信息，但没有得到任何正面的回复。

这些年来，有些学者得了软骨病，放弃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守护神的责任，这些人其实在害政府而不是帮政府。就在去世前不久，他还发表了“民主是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一重要言论，对那些认为民主会带来社会不稳定的谬论予以反驳。去年冬天，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颁奖仪式上，已知自己癌症晚期的他发表获奖感言：“我们学校有些学者，不被某些官员认同。学校领导对此要有正确的认识，要保护他们。正是这些学者为政法大学赢得声誉，对他们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判断，不要短视。(大意)”他说话时的调门并不高，但我感觉这是已知自己存世不久的他，对同事的我们沉重的嘱托。

就他们与学生的关系而言，经历了从导师到老板的变化。1980年代，当学界新父们还只是本科生课堂的教师或最多是硕士生的导师时，他们大多还致力于引导学生通过读书来思考问题。那时，他们都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引导博士生去攀登学术的高峰。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学界新父们先后都成了博士生导师。然而，到这个时候，“博士生导师”往往只是他们个人在学界的一种资格和地位符号。至于说他们与学生的关系，则从原来指导读书的导师变成了课题发包的老板。在新父们领来了无数的课题之后，已经完全没有兴趣或精力来指导学生读书了，他们必须主要依靠研究生来完成课题。研究生一进校就被分派到导师不同的课题中，成为课题廉价却主要的劳力，并以此充作他们的毕业论文；而老板们从课题中拨出九牛一毛给研究生充作微薄的报酬后，就欣然在学生的论文前把自己的名字署在了第一位，而后又去运作在核心期刊的发表。课题不可能达到真正培养人的目的，它需要的只是熟练的技工。新世纪前后，中国大学卷入了升格和合并的狂潮，专科变本科，学院变大学，大学变超级大学；然而，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今天的中国大学几乎通通成了高级技工学校。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作为。比如民主，谁都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主。最不讲民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主，院系缺乏民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