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

自由亚洲 | 云南数千矿工前往市政府示威

近日来,云南个旧市数千矿工到市政府门前示威,抗议政府关闭上百家选矿厂。 据中国茉莉花革命网站报道,5月9日早上9时,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约千名来自卡房镇过百家选矿厂的农民工在市政府大楼外示威,抗议政府强迫选矿厂停止生产,导致上万工人失业。 当局出动数百警力到场戒备,并征用市政府对面的第三高级中学为临时指挥中心。双方对峙至晚上7时,警方开始驱散群众,期间发生零星冲突。 记者打电话到个旧市政府办公室查证这一消息。 记者:“问一下这两天你们个旧市的锡矿被关掉,有些工人到你们个旧市来示威的事情目前解决了吗?” 旧市政府办公室:“不好意思我们今天说不清楚,请你关注各个媒体的新闻报道。” 记者:“现在市政府门口基本上没有职工了是吧?” 旧市政府办公室:“早就没有了。” 个旧市政府办公室值班人员黄女士说,事件起因是锡矿选矿厂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导致红河水质污染十分严重。红河流向越南,引起越南不满。个旧政府在上级领导的批准下,下决心整治重金属污染,强制关闭卡房镇附近上百家选矿厂。 她表示,9号上午大约有数百人到达市府抗议,市内交通受到影响,特别是去卡房镇的公路被关闭。    “现在我们这里的生活秩序样样都非常正常,道路、人行等秩序都非常正常。没什么不寻常。道路通畅。” 记者:“当时关矿是因为环保和污染问题吗?” 旧市政府办公室:“请他们搬迁了嘛。” 个旧市政府办公室值班人员黄女士说,市政府有关人员正在和被迁移工厂的工人举行谈判,协商解决问题。 美国纽约的劳工活动人士刘念春说,个旧市这次一下子关掉上百家选矿厂,看来跟污染了流入越南的红河有关。 “你污染的水流到越南境内了。越南当然不干了。污染之后,高层一下令关闭,底下地方政府当然不敢违抗了。” 刘念春说,个旧关闭这么多选矿厂,应该考虑到如何安排失业工人的生计问题。 “你上面既然让它关掉工厂,那你自然会考虑工厂里面有大批工人。你让他关闭工厂,你应该随时向地方政府拨一部分资金,让地方政府解决这方面的矛盾。”     个旧市锡矿储量丰富,有“锡都”之称,锡产量占全国的70%以上。 选矿厂是矿山企业的一个主要生产单位,常设在矿山附近,用各种选矿方法和工艺流程,从原矿中获取品位较高的精矿。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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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为什么不招本地人做井下工?

5月1日,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证实,4月26日发生在鸡西市滴道区的“矿难瞒报”传言确为事实,矿主初步交代有9人遇难,至此,笼罩在鸡西市的“矿难谜团”终于拨云见日。(5月1日新华网)   矿难瞒报,又是矿难瞒报。黑龙江鸡西矿难瞒报勾起了我存在心里许久的一个迷团。因为我地是个煤炭大县,每一寸土地底下,都蕴藏着四、五层煤炭,合计四十多米厚。以前是小煤窑,井下工人都是用的本地人。就连四、五个国营煤矿,工人都是本地人。使靠近煤矿的村子的人,早一步解决了温饱问题。可自从整合为大煤矿后,本县人再也没有当煤矿工人的福气了,特别是井下工人,清一色都是四川、浙江一带的外路人。煤矿建在村里,村里人眼看着外地人挣钱而自己想受苦挣钱都不能。我以前就想:一样的受苦给钱,用哪里的人不一样,非要用外地人,还得给盖宿舍、修伙房,岂不增加了开支?再说,很多村的老百姓祖祖辈辈住在煤炭上,靠煤窑解决烧火做饭问题,解决零花钱。后来包给个人了,也还能当没编制的煤矿工人。现在整合了,却是只能享受大煤矿带来的土地塌陷、环境污染、地下水下陷、吃水困难、煤炭采空后子子孙孙何以谋生等多种生存问题的困扰,致使煤矿和当地村民矛盾一再暴发。为啥不一户安排一个当工人解决这个矛盾呢?   谁知在我认真研究了许多矿难瞒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用本地人当煤矿工人,遇到矿难是不好瞒报的。因为哪个工人当天下班没回来,家属就要去煤矿要人。而外地人就是出了意外,十天半月家里不知道,瞒报容易多了。再说,外地人的家属来了,还可以推说已经跳槽了,不在这里干了,连赔偿也免了。就是和你谈赔偿,你一个外地人来到异乡他地,还不是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单膀孤人有啥资本和人家叫板?所以,不论从保密的角度出发,还是从赔偿的角度出发,用外地人做井下工人是煤矿老板的上上之选。另一个原因,如果本地人出了事,他的亲戚朋友,都要参加维护他的权益的行动,就是非亲非故的人,也会同情遇难者,事故处理不好,容易动众怒。而用外地人,就是出了事,煤矿所在地的村里人也不知道,只能从他们的行动上看出些蛛丝马迹。这样,出事的信息就传不出去,就是万一走露风声,上边下来调查,也很难找到证据。笔者所在地就时不时听到一些矿难的传言,但没见曝光一次。也很难核对传言的真假。   从鸡西矿难瞒报中我们还能看到,没有当地政府的保护,没有相关部门的通同作弊,仅一个煤矿老板是瞒报不成功的。市区调查组四天没进展。“区里组成了13个小组检查煤矿,没发现发生矿难的迹象。”“26日和27日查了两遍,都没发现,‘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不大。’”而省联合调查组一天搞清楚就很能说明问题。县煤管局的书记就一问三不知:“驻矿监察员请假了不在家。没有矿主的联系方式,也不知矿主‘高老三’具体叫啥名字。”试想,如果遇难矿工是本地人,他们的家属会让这些拿着人民的高官厚禄,遇事推三掉四,连句实话都不说的人稳坐那里瞎说?十多年前,山西繁峙县金矿塌方,很多外籍矿工遇难,就是该县公安局长给矿主通风报信让其逃走的。很多矿难瞒报事件里都有当地政府包庇的影子在内。   开采矿产的,都想通过瞒报来逃避责任,逃避处罚。哪怕关停整动一段时间,他们的经济损失也颇为可观。所以,他们不用本地人当矿工,已经成了这一行业老板的共识。这样一来,矿难瞒报的成功几率就大了许多。也使矿老板敢于心存侥幸,孤注一掷,违法违规生产。根据这个规律,我们就可以严格查考一下凡是不用本地人作矿工的矿产单位,看他们有没有瞒报现象(如大同矿难瞒报是由贪官落马而牵出)。或者可以硬性规定:必须有50%的本地矿工。如能这样,我想,就可以减少矿难瞒报了。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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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冰点特稿:一个矿工的两重世界

岳建波在矿井下 岳建波和妻子在家里 岳建波在演出 岳建波在练习长跑 岳建波上井后在澡堂里   这个通道连接着两个世界:一个地上,一个地下;一个光亮,一个幽暗;但有时候,一个过于束缚,一个反倒清净。   在这两重世界之间,岳建波已经“穿越”了9年。他今年31岁,在山西省阳泉市一个国营煤矿上班,是中国上百万煤矿工人大军中的一员。   4月初的一个下午,太阳暖洋洋的,岳建波像往常一样,换上散发着汗臭味的工作棉服,提上一个分辨不出颜色的挎包,走到这个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   “不了解我的工作,你就无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一切。”这个矿工眯着眼睛说。他是近视眼,带点散光,但从不戴眼镜,因为“不想把这个世界看得太清楚”。   在地上世界,这个煤矿工人是一个摇滚歌手。他不懂乐谱,不会玩乐器,歌唱得也“不咋地”,他的“陷乐队”甚至只有他一个人登台表演,但这些并不妨碍他玩得津津有味,甚至还玩出点名气。   他还是一个长跑爱好者,经常自费参加全国的马拉松比赛——从未拿过名次,但乐此不疲。   因为这些爱好,周边的人视他为“怪人”,认为他“不务正业”。不过岳建波不在乎这些,他略带着点结巴说:“别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我只是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黑》: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在通往地下世界的通道口,缆车循环地转动着。每个缆车只有一根柱子一个座。   矿工们习惯叫缆车为“猴车”。“过来一扒,像猴子一样坐上去,所以叫猴车。”岳建波打趣地说。   一辆猴车过来,岳建波把挎包往背后一甩,双手扒住柱子,骑在座位上。猴车缓缓下行,他把头靠在柱子上,摆弄着手中的矿灯。   很快,地上世界的景物和光亮消失了。在寂静的通道中,“滴答滴答”的水滴声显得清晰透亮。   9年前,岳建波拿到了到矿井下工作的分配通知书。在他父亲退休后的第二年,父子二人成为工友。   在阳泉这座以煤炭为主要产业的城市中,矿区人口占了城市人口的1/3。就像农民祖祖辈辈固守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土地一样,生活在矿区的20多万人中,相当一部分世代相袭,固守着地下的那个世界。   岳建波打小就不喜欢煤矿。他听说过煤矿上经常死人,也见到过皮肤里渗着煤灰的矿工,其中就有他的父亲。   小的时候,他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老师和邻居们总忘不了夸奖他几句:“这孩子将来一定能上个好大学。”他也在这些夸奖中暗暗设计自己的人生:考个大学,最不济也上个中专。然而两次中考失利,之后他在父亲的劝说下,上了当地一个技校,学的是家电维修。技校毕业两年后,他拿到了分配通知书。   他的第一念头是“不干”。回到家中,他和父亲说了自己分配的工作,到井下做瓦斯设备检测。父亲点了一根烟,沉默一阵后告诉他:“井下有什么不好?我不干了一辈子嘛。有份工作不容易,你就知足吧。”   他的父亲出生在山西省左权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先是当兵,复员回家后赶上阳泉一个国营煤矿招工。1974年他成了煤矿工人,在井下足足干了27年。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让整个家庭摆脱了农民身份,但没能力让这个二儿子摆脱矿工身份。   “那有什么办法,咱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钱。”父亲说。打心里,他并不想儿子步自己的后尘。   最终岳建波屈服了。他知道父亲说的是事实。他的两个儿时伙伴,一样都是煤矿子弟,也一样读过技校,但在他拿到分配通知书时,他俩的工作还没任何着落。两人落实工作,是在他下井几年之后的事了。   不过他并不甘心。后来的日子中,这个年轻人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路。最终,“摇滚改变了生活”。不上班的时候,他是摇滚歌手,用音乐“玩儿”,也用音乐表达;上班的时候,他则是一个普通的煤矿工人,到那个幽暗的世界“混饭吃”。   大约10分钟后,猴车到达终点。岳建波的脚踏在了这个煤矿的“594点”。这意味着,他到达了地下594米的地方。   下了一段长长的台阶,拐个弯,走上10多米,就到达运输巷口。在这个地方,岳建波和他的同事们,即将坐上被叫做“人车”的有轨电车,前往各个工作面。在井下有3种车,除了猴车、人车外,还有一种是货车,运输煤炭和井下设备。   从下猴车的地方到运输巷口的这段通道,全部是乳白色的大理石铺面。岳建波说,这是最近两三年才铺的,有人定期擦拭。“全是形象工程。领导来视察,就走到这里。记者拍个照,回去一宣传,还以为煤矿工人的条件有多好呢。”他使劲跺了一下脚,嘟囔着说。   走出这个光鲜的地方,真正的地下世界出现在面前:巷道里的风呜呜地响,冷光灯发出的光亮,仿佛被黑暗吞噬了,如果没有矿灯做标志,根本看不清10多米外有人在走动。   去年,摇滚歌手岳建波给矿工岳建波写了一首叫《黑》的歌。歌词只有4句话:“我瞎了一只眼,我瞎了第二只眼,我瞎了第三只眼,我瞎了所有的眼。”   “有人说我写的歌屁都不是。没有下过坑的人,理解不了我的歌词。就比如《黑》,只有在井下,你才知道什么叫‘黑’,才知道所有的眼睛都不管用。”风呜呜地响,一阵阵阴森的冷,岳建波裹了裹棉衣。沉默了一阵,他突然又接着说:“地面上其实也挺黑。”   他的一些工友很理解他。在这个8000多人的国营煤矿上,有不少岳建波的“粉丝”。老刘就是其中一个,他最常说的话是“小岳唱出了我们煤矿工人的心里话”。 很快一辆人车过来了。岳建波坐下后,车子启动,“咣当咣当”响。 《窑工》: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行驶10多分钟后,人车停下,岳建波在第一站下车。车子还要继续前进,在前方还有几条巷道。   下车的地方有一条巷道,长1.5公里。他今天的工作是检查这条巷道中的瓦斯监控设备。每遇到这样的设备,他都要过去看一眼。碰到电话,他还会和井上的控制室联系。   相对于人车行驶的巷道,这条巷道要亮一些。巷道顶上犬牙交错,一根根钢筋裸露出来,仿佛稍有动静,这些钢筋就会扎下来。水鞋踩在水泥路面上,发出的声音能回荡很久。   上海摄影师陈晓峰经朋友介绍认识了岳建波,后来曾专门到阳泉,与他同吃同住同工作4天3夜,给他拍摄过一组照片。陈晓峰走到井下巷道的时候,第一感觉是“世界的尽头到了”。他说,在井下自己“就像老鼠一样”,面对“从未有过的黑暗”,感觉“非常压抑”。回到地面后,他想,再也不下去了!“我想象不出那些每天下井的矿工们是什么样的心境。”陈晓峰说。   半道上有个小巷,岳建波钻了进去。突然一声响动,他稍一弯腰,摸了摸头顶的安全帽。“没事,经常会有这样的声音。”他说。   一路上,只碰到不到10个人。每碰到一个人,双方都要拿矿灯互相照一下。这算是打招呼。   “说实话,一个人走在空洞洞的巷道,心里还是非常害怕的。”岳建波笑着说。   这条巷道里风很大。走路出了满身的汗,风一吹,一会儿整个身体就透心凉。岳建波的棉服已经有一年多没洗过了,因为“洗了也白洗”,一趟下来,棉服就全湿透了。   20多分钟后,他走到了工作面。那一天,这个工作面没有生产,矿工们在庞大的采煤机旁扎堆闲聊。   工作面看起来似乎更加可怕。一根根液压柱支着黑漆漆的顶部,不时还会有小煤块掉下来。但闲聊的矿工们看起来若无其事。   这个地方没有一丝风,待一会儿就热得要命。矿工们说,要是生产的话,工作面上的情况还要糟糕,不仅热,还到处是粉尘,说句话就会吃进去不少。   一线的矿工们本来配发有防尘面罩,可没有几个人愿意戴。因为一戴上,连气都喘不上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一干就是8个小时。   早在2007年,岳建波就写了一首反映矿工生活的歌,《窑工》。在那首歌中,他写道:“破衣裳、烂雨鞋,针个盈盈的疼;阴凉凉的黑洞洞里,四疙瘩石头夹疙瘩肉;黑脸脸、灰脸脸,醋个溜溜的酸;800米下的动物世界,生生的弄死个人。”   “井下的人,每天都是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干活,一不小心就会把命丢了。”他说。   有一次,岳建波到一个工作面检查设备。设备在一根铁柱子后,但柱子已经被压弯了,他只能壮着胆子钻进去。等他钻出来后,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是他碰到的最为危险的事。   这个煤矿工人平时喜欢上网,每有矿难的消息,他都会暗自哭上一会儿。   尽管干着最危险的工作,矿工们的收入并不高。岳建波是二线工人,按时出勤的话,月工资不过2000元。一线工人上满班,一个月挣的钱也不会超过3000元。   因此矿工们总是满腹牢骚。但凡听说一点不公平的事情,他们都会骂上半天。在地下这个男人的世界中,他们还会议论女人,说一些最刺激的字眼过过嘴瘾。   当他们从地下世界钻出来,一部分人走进小餐馆,吃肉喝酒;一部分人坐在牌桌前,赌上一场;还有一部分人,到卡拉OK厅,吼上一阵。当然,也有少许人,偶尔会到这个城市的角落,找女人消遣。第二天,他们照样钻到地下,照样发着牢骚。   “井下太压抑,大家总得发泄发泄。”矿工老刘说。他喜欢赌博,前几年输得一塌糊涂。   就是这样的工作,也有不少人抢着下井。岳建波有两个同事是临时工,几乎每个月,他们都出满勤。“一家老小都靠我这点工资活,不干不行呀。我们的合同快到期了,矿上随时可能不要我们。工作不好找,我得抓个紧,多挣点钱。”其中一个40多岁的男人说。他有两个孩子,现都在读初中。   岳建波是煤矿的正式职工,没有随时解聘的压力。但他和这两个临时工的同事一样,也面临着经济压力。可这个矿工并不拼命,出满勤的月份,他几乎没有。他也有满腹牢骚,他的牢骚在激情的表演,或者单调的长跑中发泄。 《灭》: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多年之后,这个煤矿工人逐渐习惯了这个寂静黑暗的工作环境,有时,他甚至有些喜欢。“地面上的人勾心斗角,这里反倒清净一些。”岳建波说。   刚参加工作不久,这个年轻人还是很努力地工作。他想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就像他技校毕业后那两年中,他四处打工。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时,他表现得非常好,结果老板给了他一个清闲但又有权力的职位,一些同事便开始巴结他。   但到矿上一段时间后,他才知道,自己的想法是多么地“幼稚”。   有一次,他扛着一根很沉的木料到一个地方。快到目的地时,和他同行的同事突然抢着帮他扛木头。他不明白怎么回事,一再说“马上就到了”,可是同事还是抢了过去。等走近一看,这个近视眼才发现,原来有个领导在角落中站着。   他们走过去时,领导直夸他的同事“能干”。没多久,这个同事就调到井上工作。之后他听说,这个同事也给领导送过钱。   这样的事情,他早就知道。技校毕业时,那些成绩远不如他的同学,纷纷找到了工作,他却只能在老师的号召下,到广东惠州打工。而在这之前,他曾为自己是班里唯一一个“考进去的”、唯一拿过奖学金的好学生,沾沾自喜过很长一阵子。那时候,他安慰自己,只要努力奋斗,总会好起来。   有同学曾给他出过招儿,平时请领导吃一顿,逢年过节给领导买点礼物,调到井上工作是很容易的事。可这个年轻人有些“拧巴”,打死也不去领导家,从未请领导吃过饭。有时,他甚至会让领导感到难堪。   早些年,煤矿上组织长跑比赛。从小就喜欢长跑的岳建波要报名参加,可是那天正赶上他上班,领导不批准。他坚决要求,领导勉强答应,并且说:“你要能跑个名次,我给你300块钱。”   结果岳建波真跑了个第一名。当他找到领导时,对方却不再提这回事了。   不久以后,他因自己的工作失误遭到领导批评,并说可能要罚款500元。那时,他的月工资不过800元。   一个老工友告诉他,赶紧去领导家送点礼,或许就没事了。他买了100元的礼物,摸黑走到领导家。领导收下礼物,安慰他说没事。但事后,他被点名批评,罚款500元,并要他的父母去交罚款。   “我非常失望。”岳建波说着,双手插在迷彩裤的裤兜里,不停地走动,说到激动处,一句话有好几个停顿。   后来,他又陆续被罚了好几百元。老刘和他同事多年,从来也没听说过矿上哪个人被罚款的次数和钱数有岳建波多,尽管有些人还不如他安分。   终于有一天,这个“从没打过架”的小伙子忍不住了,喝了一点酒后,提着酒瓶,闯到顶头上司的办公室,要把人家“脑袋砸开花”。不巧的是,这位上司不在办公室。   打那之后,岳建波像变了个人似的。但凡开会,领导在台上讲话,他就时不时说一些风凉话。他慢慢成为领导们不喜欢的对象。他也不再起劲干活,不再幻想领导“良心发现”,调他到地面上工作。   就像他写的一首叫《灭》的歌:“我们的纯洁没有了,我们的善良没有了,我们的理想没有了……”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岳建波就开始接触摇滚乐。那时,他的哥哥在郑州上学,一次假期回家时,带了一把木吉他和一些打孔磁带。这些磁带曾让他着迷过一段时间。工作不如意,他又翻出那些老歌,一遍一遍地听。在井下的时候,他还时不时吼上几嗓子。   2003年的一天,他像往常一样,穿上带着汗臭的衣服,准备下井。到达通道口时,突然听到一个房间里传出吉他声。他推门进去,看到一个年纪和他相仿的小伙子,正在埋头摆弄着手中的吉他。   “你也喜欢摇滚?”他问这个工友。   对方点点头。二人随即聊起来,从崔健的《一无所有》,一直聊到最近流行的乐队。这个叫小董的工友叫来另一个喜欢摇滚乐的同事。3人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决定成立一个乐队,并起名叫“探照灯”。   此后,没事的时候,他们就凑到一起自娱自乐。玩着玩着,逐渐在煤矿上玩出点小名气。   2005年,这个煤矿工人郁积的情绪,在一首名叫《没人给你面子》的歌曲中,淋漓尽致地发泄出来。 《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   在工作面转了一圈后,岳建波从回风巷钻回那条1.5公里长的巷道。这一天的工作宣告结束。   还没到下班时间,可他实在待不住了。前段时间,矿上要求工人必须在井下待够8小时,否则就扣工资。“扣就扣吧,在井下多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他恨恨地说。   猴车快到终点了,他跳下来,深呼吸一口,抬头看了看天空。“上面真好。”   在天空下停留了一阵子后,他才走向更衣室。他上来得正是时候,澡堂子里的水不太脏。如果赶上下班高峰,澡堂子的水很快就变得黏糊糊的。这里有淋浴,但大都是坏的。很长时间了,也没有人修。   一阵冲洗后,岳建波换上了一件灰色的运动外套,一条迷彩裤,正式回到地上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一个长跑爱好者。   岳建波第一次以摇滚歌手的身份登台演出,是在2005年。那一年,他所在的国营煤矿举办一次全体职工活动,有人推荐他去表演。   活动当天,岳建波翻唱了“扭曲的机器”乐队的《没人给你面子》。没唱几句,掌声、欢呼声和口哨声此起彼伏,有观众跟着他一起吼“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词。唱完后,他以“摇滚的方式”,背对着观众谢幕。   这场演出后,这个说话有点罗嗦、头发稀疏的摇滚歌手在这个煤矿一炮走红。很长时间内,“没人给你面子”这句话,成为大家互相打招呼的开场白。直到现在,一些听过他演出的人,都认为那首歌让他们“痛快了一把”。   不过,后来有知情人告诉岳建波,坐在前排观看的矿领导,听了以后非常生气。 当年搞活动的剧场,就在他家附近。每次上下班,岳建波都能看到它。自那次表演后,他再没有在这里登过台。   活动之后不久,矿上组织了一次考试,选拔人到一个重要岗位。在这次考试中,岳建波的成绩挺突出。但是从未有领导和他说过什么,就像没有这回事一样。   “我一点也不后悔。”回忆起这段往事,他激动起来,来回走动着,偶尔还会骂上两句。   日子一天一天过,乐队的人也分分合合。在玩摇滚的过程中,他认识了老赵。2009年,他与老赵成立了“陷乐队”,固定成员只有他们两个。对这个名字,岳建波常常用“我陷入了你,你陷害了我”来解释。   在排练过程中,乐手随意弹一些节奏,岳建波即兴填词。一来二去,他倒也写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歌。比如《我的工作》,歌词是“我的工作是在地下打洞,我的工作是替你送命”等诸如此类的排比句。   老赵是个“不知名”画家,也玩过摇滚。他有些胖,笑眯眯的,戴个眼镜。在岳建波眼里,老赵是个“有学问”的人,没事的时候,他就找老赵探讨一下人生或社会。   “这个社会处处有不公平,你要么接受,要么抗争。”老赵告诉他,“如果接受,那不公平就会永远存在。”   类似的话交流得多了,煤矿工人岳建波的思考也多了。他把这些思考,郑重地写在一个黑皮笔记本上。   从那之后,他几乎不再翻唱别人的歌曲。凡有演出,他都尝试不同的表演风格。歌词即兴的也多,即使同一个旋律,每次唱出的歌词可能不一样。不少歌词,都反映了当下社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种表演,老赵更倾向于认为是舞台“行为艺术”。   有一段时间,岳建波出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都会联系一下赛事举办地的酒吧。老赵有固定工作,不能随他一块到外地演出。一旦联系成功,岳建波就会带上事先录好的伴奏带,一个人登台表演。   前年,老赵搞了一个名为“采空区”的画展,主题是呈现像阳泉这样的资源型城市,因为地下被挖空,所引发的种种问题。摇滚歌手岳建波也去表演了一次行为艺术。他站在那里,胸前挂一块井下用的安全牌子,参观者可随意在牌子的正反面,分别写上生活中的矛盾。“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真实的生活。”他说。   不少朋友劝他,不要这么较真儿,生活对谁都一样。“你这样做,只会让领导对你更不好。”一个朋友对他说。   “无所谓,大不过被开除。”他回答说。 《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澡堂子门前是一条水泥路。顺着路往下走大约500米,就到了岳建波的家。再接着前行500米左右,就进入城市的边缘了。   实际上,这个矿区和城市没什么区别。同样的高楼大厦,同样的车水马龙,同样的灰尘飞扬。   在父母的唠叨下,2005年,岳建波与小他5岁的一个农村姑娘领了结婚证。2007年底,他有了自己的两居室。   压力接踵而来。房子当时的价格是20多万元,钱是四处凑的。直到现在,岳建波仍有近7万元借款没还清。他的工资本在母亲那里,由于上班不正常,里面的钱根本没多少。现在家里的开支,全靠妻子一个月不到700元的工资支撑。   他的父母年纪都大了。前些日子,母亲做了一个手术,父亲又病了一次,如果不是邻居发现,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看了一场病,花了800多元。   岳建波的姥姥,早在10多年前就跟着女儿一起生活。现在她80多岁,已经有几年没下床了。父母急着要将姥姥送回老家去,怕老人万一有什么,不能落叶归根。这样的事,岳建波不能不操心。阳泉距离姥姥的老家,有150公里,坐公共汽车得倒车好几次,耗时一天,老人根本折腾不起;要是雇车,没个六七百元,没人愿意跑。   “处处需要钱,压力很大。”岳建波把双手一摊,露出一种无奈的表情。   在他看来,自己的人生轨迹也是因为缺钱才转变的。第二次中考后,他的分数虽没达到中专线,但完全可以上一个普通高中。当时,小他两岁的弟弟考上了重点高中,大他3岁的哥哥正在郑州读中专。   父母开始给他做工作,说了一大通家里没钱、供不起他读高中之类的话。当时他家弟兄3人,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母亲早先是农村户口,后来到矿上,一直打零工补贴家用。   岳建波放弃了高中。而没上大学的遗憾,一直持续到现在。他到各地跑马拉松或者演出的时候,总不会忘记在某个大学门口照一张照片。   最早和他一起玩摇滚的人,现在大都不玩了。小董是他在通道口认识的摇滚乐手,二人在一起玩了将近7年摇滚。2009年,小董“洗手不干”。工作之余,小董帮着别人搞婚庆。   小董的孩子已经上小学,父母年纪也大了。“只谈理想,生活怎么办?”小董叹息道,“我其实挺羡慕小岳的生活,他很自由。”   而岳建波则羡慕他哥哥的自由生活。哥哥中专毕业后,带着一把吉他到处流浪,后来在深圳待下来,教人学乐器为生,每个月收入5000元以上,到现在还没结婚。   所以,当父母催着二儿子结婚时,岳建波选择了一个农村户口的姑娘。“她的条件不如我,我的自由就大点儿。”他嘿嘿笑道。   至今他也没有要孩子。父母和妻子都为此唠叨过,可是岳建波坚持不要。因为他觉得,一旦有了孩子,自己可能就像小董一样,必须放弃现在的生活。好在他军校毕业的弟弟马上要有孩子了,父母的唠叨暂时少了些。   “不要孩子压力也大。”岳建波说,“老赵是知识分子吧,他不要孩子都有人说。我一个煤矿工人,说的人更多,有人还怀疑我生理上有毛病。”   哥哥也曾多次劝说他,好好工作,多攒点钱,生个孩子,让父母少操心。可是岳建波不接受。   “你自己都做不到,为什么要求我?”他反问哥哥。   一谈到这个问题,哥哥不免语塞。他说自己有些对不起这个弟弟,要是老大在家,二弟说不定就能一直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好在老三的孩子就要出生了,父母正在为迎接下一代做准备,老二的压力少了些。   这天晚饭后,岳建波一头扎进卧室,打开电脑。过一段时间,有个马拉松赛,他已经报名了,现在正算计着如何买票才能省钱。另外,他还想在北京搞一次演出,正在联系人。   妻子通常坐在客厅看电视。丈夫忙些什么,她不知道,也不懂。“他做什么我都支持。他出了名不要忘了我就行。”她笑着说。   生活中的不公继续存在。就在前一段日子,煤矿上举行卡拉OK比赛,岳建波参加了。组织活动的一个人说,他的歌唱得不错,不过得奖的人是早就内定的,第一名给了市里主管安监的官员的太太。   “我也有些麻木了。这样的事情每天都发生,我又能做什么?说不定过一段时间,我也就像很多同事一样了。”岳建波说。   第二天下午,这个煤矿工人又穿着浑身散发着汗臭的衣服下井了。就像他的歌《两只老鼠》写的一样,“两只老鼠,他们消失了,消失在黄昏,消失在黑暗中”。 (本版图片均由陈晓峰摄) 原文: 点击 © Chiquitita for 新闻理想档案馆 , 2011/05/04. | Permalink | 光荣之路 Post tags: 中国青年报 OMM通讯社@新浪微博 | OhMyMedia@Twitter | OMM通讯社@腾讯微博 加入我们,OMM通讯社志愿者招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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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工维权:请再用力一些

请再用力一些 文/谢霸天(中国政法大学) 我的朋友邓江湖告诉我,他父亲,四川达州渠县的尘肺工人肖化忠最终拿到了136000元的赔偿,是现金。拿到钱后,他没敢耽误,马上存到了银行里。 其实在昨天晚上,法院已经调解成功。由于当时是晚上,现金就由法院的郑法官代为保管,今天才取回来。这历时3年多的维权漫长之旅,总算画上句点。 事态转变之快让人有些意外。6月28日的庭审,尽管有开胸验肺的工人张海超前来助阵,很多媒体记者参与庭审,老板廖兴安态度强硬,拒绝调解。之后法官倒是很积极,庭审之后的那天,邓江湖被法官叫去了法院两趟谈话。上午一趟,傍晚下班后又是一趟。但法院组织的调解并无太大进展。 而老板一方终于松动了,虽然较肖化忠主张的19万赔偿差了近三分之一,但无需再经历诉讼持久战了。 肖化忠已经拖不起了。在仲裁时,由于未将肖化忠曾上过班的工农煤矿列为被申请人,法院以未经仲裁前置为由,不同意将该煤矿列入被告。肖化忠给儿子邓江湖打电话,如果在法院打输了官司,也不许再重新去和工农煤矿仲裁了,时间太久了。 不要奇怪,为什么有的人放着诉讼的路却不走,只是因为受不了希望坠落的折磨,和时间的零刀碎割。 新闻中说,一审开庭前夕,肖化忠还在医院输液。政府省总工会的干部为其送救济款,当对方握着他的手说话时,他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只会不停地重复着“感谢”二字。 肖化忠,我只想问,当你拿到赔偿钱的时候,面对过去三年的拖延与拒绝,有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声对不起? 邓江湖是他的养子,本来在福建工作。后来回到成都,维权的事宜操作起来,也方便一些。 去年9月底,我打给邓江湖,问他国庆怎么安排。他说,“没有没有,我现在哪有心思去哪里,为这个案子,我头都已经大掉了。整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啊。”终于结束了。但是,邓江湖却被解雇了。 他是货车司机,6月里请了10天假,为他父亲诉讼的奔走。老板说他没有写请假条,违反纪律被开除了。他说老板已经感觉到他权利意识强,是个风险,早就想把他清理掉了。 去年7月,他在前往宜宾拉货的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被认定为10级伤残。但公司不承认他是工伤,原因是他进入公司时,交了5万余元融资,他便被认为是“合伙人”而非员工。他去劳动仲裁, 又找媒体报道此事 ,并向其他货运员提议一起跟公司签劳动合同。最后,老板没法,只有跟他私了,赔了一笔款。但合同还是一直没签。 去年的事件,即是埋下的引线。 现在的他,面临新一轮的维权。 你不知道的生活的幽暗,是因为那些人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 我翻看过这一路记下的四五篇个案笔记,过去的一年多时光在这些文字中摇曳。我也在成长着。刚开始的时候,对工伤赔偿领域颇为陌生,文中也存在不少法律观点的破绽。现在,甚至很多偏僻的法条也熟稔于心了。 我不是苦难的具体承担者,也不是维权的一线援助者。很大程度上,我只是在记录。 有些文字,现在看来,写的用力过猛,显得有些矫情。 但也许用力一些,麻木的速度就会慢一些吧。 一定程度上,肖化忠是幸运的。每年新发一万多尘肺病例,有多少人又能得到赔付呢? 而肖化忠如今的结果,又靠着多少人推动过呢。 邓江湖给无数的记者打过电话,曾在政府部门间跑来跑去,北京上访时还被抓到遣返并行政拘留过。他开博客,去各个论坛发帖子。北京的大学生机构安全帽曾经专门写信给达州市委书记请求介入。数位律师以保本的收费甚至是无偿代理过一部分诉讼,或者提供法律意见。 这些推动在其他的案件里是无法想象的。共同的作用力,才得到了这样一个的结果。虽然这个结果很难说合理,很难说公平。 但寄希望于媒体,寄希望于领导的介入,永远只能解决个案。而有些苦难是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贵州、陕西、宁夏那边就没有尘肺病吗?为什么成为新闻事件的机会,远远少于沿海的广东呢? 我曾经和一个发生了严重工伤的湖北民工联系,他受伤后,回村住在窝棚里。手机信号不好,他完全不懂普通话,说着我不懂的方言,我需要逐句确认他说的每句话才能把对话继续下去。他几乎没有书面材料,每一个事实我要敲击键盘才能记录。如果要帮助他,投入的时间是不可想象的,成本太大。我后来,只有放弃了。总有些苦难,是求告无门的。你的问题是敏感那类的吗?你会写博客吗?你会写打字吗?你会上网吗?你会说普通话吗?每一个问题就要刷掉一批苦主。能最终呈现出来等待救援的,只是很小很小一部分。 我感到无力,也越发感觉到,只有制度推进,才能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才能抵达那些我们目力未及的死角。 请再用力一些。 关于肖化忠案的一些背景资料: 尘肺病矿工索赔起诉成现实难题 无人为其认账买单 “开胸验肺”张海超来劳保 助渠县矿工维权 煤老板当庭否认肖化中曾在煤矿干活 标签: 尘肺病 , 煤矿 , 矿工 , 维权 , 肖化忠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上访村札记:15位上访者的采访 (6) 深圳下厂经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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