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来自: Initiative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30日, 已有 7 人推荐 tg牛逼!!!兲朝砖家提醒您: 有害 气体是 无害 的。。。。 via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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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家,是“专家”的戏虐叫法,是中国网友对不学无术或缺乏同理心的学界人士的戏称,往往和“叫兽”(教授的谐音)连用。这背后往往隐藏的是普通百姓对中国当局政策的不满,这些政策或远离实际,或不知民间疾苦,于是网友对于制定政策的专家学者也一并嘲讽。
知名的言论有:
北师大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农民去县城买房然后开车回村种地”。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许宪春:“解决低收入群体的收入问题,比如说你有私家车,可以拉活,闲置的房子租出去,也是获得收入的一种方式,收入不一定低”。
经济学家管清友:“现在买不起房就多买两套,不然以后就更买不起了,借钱也要买,如果你嫌房价贵,10年以后更加买不起”。
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黄有光:“政府应该把公民同意捐赠器官作为默认选项”,“应该考虑允许一妻多夫,一妻多夫在中国有很长的历史和适用范围,所以建议一妻多夫,低收入的男人合娶一个老婆,以此来解决目前几千万光棍难娶老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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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7 月 30,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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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7 月 30, 2010
原文地址: 【8月号卷首】夜晚是平的 A FLAT NIGHT 作者: 时尚先生esquire 卷首201008 夜晚是平的 A FLAT NIGHT BY 钭江明 从去年8 月号起,我们杂志开始每年都制作夜生活特辑。夜生活是中国消费主义革命的最好标本,就像去年这时候我在卷首语里感叹的,“夜晚的变化是建国60 年来最剧烈的一个变化”,现在的夜晚已经“变成中国有史以来最亮的夜晚”。今年再做这个特辑时,我也跟着编辑逡游夜店,更加觉得此时此地的夜晚,已然“被夷为平地”(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这样描述藩篱的消除)。不管在吧台前还是沙发里,那些露着牙齿与你碰杯的,不分东西南北俨然都世界村民,不分左右忠奸人人皆伊壁鸠鲁的信徒。 中国的夜晚如此之平。 本刊记者卢悦“卧底”多家夜店,虔诚拜师几位搭讪艺术家,进行了差不多两个星期的夜店奥德赛,最终拿出一篇超级长篇的《勾引家日记》。为了说服我他这篇长篇体验值得刊登30 多P,卢大师从尼采讲到克尔恺郭尔,甚至论述起了民主与一夜情之多重关系的嬗变。不过最终却是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一位主人公的话说服了我。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已经够苟且了,难道不应该在自己的私生活中给自己留一些不苟且的空间吗?” 近20 年中国的社会变化,基于“国情”高墙处处,但在生活消费领域,道路不仅平坦,甚至平坦得过于光滑。如果你也曾为私会苍井空苦练翻墙绝技却只练就一双鼠标手,妄图叫板魔兽揭露砖家却反遭绿霸娘调戏,在灰溜溜地绕过人民广场时深刻而“墙裂”地感受过世界的崎岖,那么欢迎来到这平坦的夜晚。碰过了所有的壁,走过了所有的死胡同,摸过了所有的石头,所幸留下一条消费主义的金光大道。只有在这条大道上,你才可以最真切地触摸到自己同世界的焊接点。 前不久去上海参加一个酒会。酒会在外滩27 号的楼顶。入夜,暑气隐隐退去,江风徐徐扑来,灯火辉煌有如情人间肉麻的赞美,灿烂、密集、热烈,相形之下,星空黯然见绌,只好甘做这若梦浮华的背景。凭栏远眺,盛世之慨油然而生。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中国杂志的服装编辑们终于心满意足地坐上国际时装周的秀场第一排;在上海北京而不是米兰巴黎就可以见到越来越多时尚大神们的和蔼面孔。全球都在担心经济二次触底,但在中国,这个消息似乎不存在。普华永道预言中国将在2015 年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最大买家。OC&C 把这个预言干脆提前到了明年。而真若要把中国人在全球进行的奢侈品消费加进来,相信早已是第一了。 外滩27 号楼顶的那晚,我刚和胡润(我觉得他是最懂我们的时代之“最好”的外国人)交换完名片,倚栏俯瞰,之前一直只是远眺,却没注意眼下这外滩街头汹涌的人群。应该是世博会吸引来的全国游客,人头攒动,恍惚春运现场。 中国的夜晚如此之平? (原文见《时尚先生esquire》2010年8月号卷首语)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7 月 22, 2010
来自: 中国报道周刊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7月21日, 已有 5 人推荐 2010年上半年刚过,我们关注习惯,那些正在或已经让我们麻木的习惯。 王家岭矿难悲剧、张悟本养生神话、学术腐败丑闻、电视娱乐怪相……我们处在一个异彩纷呈同时又问题丛生的年代,媒体在一轮轮的新闻盛宴中端出这些五味杂陈的菜肴。我们曾经欢欣,曾经悲伤,曾经愤怒,曾经无助。我们茫然地发出诘问,又忍不住随之裹挟着东奔西走,还没来得及忘却,更新的正剧、悲剧或闹剧又已轮番上场。 这个年代,让我们习惯的事情似乎正越来越多。许多原本异常的事情和现象,不再如一开始时那样刺激着我们的神经,撞击着我们的心弦。我们可能就在这种不知不觉中,变得习惯,变得淡然。 没错,这个年代的确正在一天比一天可爱,人们的观念一天比一天开放,经济发展的数字总是在更上一层楼。可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忽略那些原本不该习惯、甚至值得我们警醒的现象,这些现象正在败坏着自然环境,麻痹着人的良知,噬咬着社会肌体……对此,我们再不能熟视无睹,态度漠然。 所以,今天,我们关注习惯。 「社会篇」 1、矿难频发 3月28日13时40分左右,华晋焦煤公司王家岭煤矿发生特别重大透水事故,事发时除108人顺利升井外,153人被困井下。一时间,媒体开足马力,全力聚焦救援工作。几天后,115人被抢救安全升井,38人遇难。 其实,王家岭矿难只是众多矿难中最具特点的一场矿难。整个今年上半年,中國矿难继续着过去的高发态势,从江西新余到湖南湘潭,从河南伊川到河北承德,从新疆塔城到山西晋城,矿难的版图涵盖大半个中國。媒体的反思却已经陷入茫然。看到矿难,担忧、悲伤、愤怒是人之常情,不过当你看到矿难循环往复地不断发生后,你会感觉如何?但愿我们上上下下不会由此变得麻木,变得习惯矿难的不断上演。 2、百姓跪访 大连庄河市市长大概是第一个被村民“跪掉”的官员。4月13日,该市龙王庙村1000多名村民到市政府门口想见市长反映村干部腐败问题,大家面朝市政府下跪,直到最后也没见到市长。11天后,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被大连市委责令辞职。 4月22日,广东化州梅子坑移民新村近百村民在化州市政府门前长跪一小时,反映耕地被侵占问题,但无人理会。 作家陈桂棣、春桃夫妇在《中國农民调查》中曾介绍,面对农民的长跪不起,时任中纪委执法监察室的曾晓东主任泪流满面。他说,试想,如果不是巨大的悲苦,过久的压抑,一个阅尽人间沧桑的老者,怎么会不顾屈辱和难堪地双膝触地,给一个可以做自己儿孙的调查人员施此大礼? 十年前的采访让读者不胜唏嘘,十年后,跪访却已在各地政府门前已不再鲜见。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还是我们的信访制度走了弯路? 3、冤狱案一出再出 佘祥林的风波还没被忘却,赵作海冤狱案又在2010年震惊中國。 从“死者”赵振晌回到村里,到“犯人”赵作海被释放,一共用了6天时间。此前,赵作海在监狱里已经服刑11年。经历了刑讯逼供和牢狱之灾,赵作海被形容为“乡村冤案样本”。6月21日,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来到赵作海的新家,向赵作海鞠躬致歉。 无论如何,赵作海的人生已经不可能重来。而是否还有更多的佘祥林、赵作海,才是中國司法之痛。 4、拆迁暴力与暗箱操作 一方扛着煤气罐,房子上插着标语旗帜;另一方雇佣社会闲散人员深夜扔砖头,在大门上喷恐吓性文字。这就是当下的中國式拆迁。拆迁引发的民众不满甚至社会治安案件,已成为导致社会不稳的重要因素。中央要求的“阳光拆迁”,到了很多地方成了“黑箱拆迁”,不仅不告诉被拆迁人土地真实用途,还强行签署保密协议,不同家庭的拆迁补偿数字可能天壤之别,有人一夜暴富,有人一夜赤贫。 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障碍?众多答案中,暴力拆迁绝对可列其中。 5、官员有话不好好说 2010年全国两会,各地官员表现不一。有的部长被录音笔堵到下巴仍微笑作答,有的地方官员反问女记者:“你是哪个单位的?” 在这片土地上,既诞生过“你是为黨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的雷人官语,也出现过官腔十足“研究研究”的敷衍塞责,当然,还有国际场合官员的集体“鸦雀无声”。有话不好好说,不是高高在上打官腔,就是沉默不语,要么就是乱说一气,已经是中國部分官员的通病。 6、慈善捐款入财政 “5·12”大地震,中國慈善事业曾迎来前所未有的“井喷”。而公众抗震捐款的流向问题,却引发了同样前所未有的质疑。《中國青年报》在今年4月的一篇报道中质问:中國式慈善,被财政“收编”? 对此,民政部前官员王振耀回应说,公众把资金捐给慈善组织,但最后还是由政府来执行项目,这是个很现实的体制问题。 “体制问题”背后,捐款人有理由心灰意冷:入了财政的捐款,会不会被官员用来买轿车? 7、人才流失海外 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葛优和冯小刚都知道的道理,却是今天中國面临的难题。一份由中國社科院发布的《2007年全球政治与安全》中承认:中國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在世界居于首位。 大批人才何时回归,一留学机构总裁的结论很简单:“当中國超过美国的时候,人才自然回归。” 8、冒名顶替上大学 2004年9月,时任湖南隆回县公安局政委的王峥嵘从女儿的班主任处获取了罗彩霞的高考信息,伪造了罗彩霞的户口迁移证等证件。并让女儿冒用罗彩霞之名,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罗彩霞事件”曝光后,王峥嵘以伪造国家机关证件罪被判刑4年。 此后,众多版本的“罗彩霞”在各地频现。本该严谨的高考招生录取流程,在手眼通天的权力面前形同摆设。媒体近日披露的案例是,河南一高校清退300多名“罗彩霞”。 9、官员问责后“带病”复出 曾经造成国有资产损失5.5亿美元并在新加坡锒铛入狱的陈久霖,近日悄然复出。2010年6月底,陈久霖出现在央企葛洲坝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的高管名单上。《南方周末》报道称,国资委的问责制度和央企高管任命方式,令人生疑。 陈久霖只是被问责者复出的最新样本。此前,“带病复出”、异地任职的被问责官员,已经让老百姓见识了太多的“问责现形记”。有人说,问责官员不是不能复出,人们反对的是胡乱复出和悄悄复出。 10、两会雷人雷语 两会雷人雷语已不新鲜,但今年全国两会仍有“突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陶然居饮食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严琦首倡“两会营销”。严琦的雷人提案是,建议取缔社会网吧,由政府办公共网吧。消息一出,舆论哗然,陶然居网站被黑。 3月11日,全国政协委员韩方明在微博上曝料:“昨晚一众人马应邀去严琦委员的陶然居晚宴,席间她对关闭网吧的提案颇为沾沾自喜,并称是今年两会第一雷人雷语。又称她的陶然居品牌由此话题增值五个亿。” 两会雷人语录正式迈上新台阶。对此,韩方明表示,委员不能代表利益集团、私人商业机构到国家最高议政场所来为自己或小集团谋利。 11、富豪榜成为“杀猪榜” 5月18日,备受关注的黄光裕案作出一审判决。内地首富黄光裕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和单位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黄光裕落马,再次印证了“富豪榜=杀猪榜”的规律。 去年年底,胡润研究院称,从1999年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9人出事。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归纳了中國富豪更容易落马的原因:中國的官僚权限过大且权力界定不明;中國的民间企业运作的空间有限而边界也不定;中國的市场和诱惑非常巨大,因此即使落马的风险大,铤而走险者依然前赴后继。 12、全民争当公务员 被称为“国考”的国家公务员考试,报考人数正呈爆炸式增长。继2009年飙升至百万以上(105万)后,2010年报考人数历史性地达到了146万,而2003年仅为8.7万人,7年时间增加了将近16倍! 全民争当公务员,看中的无外乎是工作的稳定和良好的待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和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坦承,逐年推高的报考热与目前我国的社会分配制度有较大关系,“目前的社会利益分配仍然集中在少数一些部门和职业上”。 13、河流鱼虾消失 还记得小学时写过的作文吗?家门口的那条小河,还有小河里的鱼虾,曾经成就了几代人的童年乐趣。而今,这样的美好回忆却成了现在孩子们的一种奢侈,因为鱼虾早已消失,河流不是已干涸,就可能成了臭水沟。 我们其实只是这片土地暂居的过客,有什么理由去败坏子孙后代仍要享用的土地、河流和生存环境?N 14、公务员呵斥纳税人 如果不是广州市民王先生将自己与当地法制办公室公务人员的争吵过程放到网上,更多遭遇“咆哮办事”态度的群众可能依旧在忍气吞声(事实上,即使这个问题解决了,更多人依然也在忍受“咆哮”式办事态度)。 中午12点下班,11点半就不再接待办事群众,广州市法制办工作人员的理直气壮,相信每个到过政府机关办事的人都感同身受。纳税人的钱供养着公务员,后者却对前来办事的“主人”颐指气使。中國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经解体快100年,一些地方机关部门的“衙门作风”依旧不减当年。 15、“公费旅游”比着来 香港《明报》报道称,去年一年赴台的大陆省市地方团体只有5个,但今年3月以来,已经有11个大陆省市参访团抵台,而且规模更为庞大,动辄数百上千人。 如果说访台多少还有些“走亲戚”的味道,还带着很多项目前往的话,那么很多前往西方国家和境外旅游胜地的团组就纯粹属于“公费旅游”了。虽然这些团组都会挂着“某某考察团”、“某某项目组”的鲜亮招牌,但他们考察的无非是名胜古迹,每天展开的项目也就是吃喝玩乐。这样的出访团组还是越少越好。 16、小偷偷出贪官 七年前的一天凌晨,原贵州省长顺县政协副主席胡方瑜一家正在熟睡之时,小偷从窗外将胡方瑜的裤子挑走。搜走现金后,裤子被扔在县医院后门外。两个小学生将拾到的裤子交给县公安局。公安人员发现皮带的夹层里,竟还藏有4张大额存单。纪检部门展开调查,胡方瑜随即被“双规”。 这是《广州日报》总结出的“最雷人的贪官暴露经历”之一,其他雷人方式还有:被骗出来的贪官,劣质水管“漏”出来的贪官,拆房拆除来的贪官…… 「民生篇」 17、铁路春运一票难求 新铁路年年在建,车速日日在提,春运火车票“一票难求”问题却成了不变的铁律。每到春节前,求得一张回家的车票看上去比登天还难。这里当然有中國人口众多的原因,也脱不掉“回家过年”习俗的干系,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从中作祟。要不,在车站前晃荡的黄牛黨为何总能在春节前大赚一笔。 今年两会期间,铁道部表示解决“一票难求”的日子不会太远。据说到是到2012年,依据是届时铁路网营业总里程将达到11万公里以上。但愿一年多以后我们不会在春节前的车站看到太多沮丧的脸。 18、老少皆为买房狂 我为房狂!从2007年前后至今,全民买房的热潮蔓延华夏大地。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要买房,年过半百的老人要换房,刚毕业的大学生也想买房。年轻人不愿“蜗居”,投资客忙着“抄底”,开发商一边利用各种概念推波助澜,一边忙着数钱。 究竟谁最需要房子?花费父母、岳父母甚至祖父母数代人的积蓄成就的一套住宅,到底值不值?有人说不该为房子牺牲幸福,有人则认为有了房子才叫真幸福。幸福究竟有多远?全看你心里的期望与现实的距离。 19、油价涨多跌少 涨价时总选择深夜偷偷摸摸宣布,跌价时却缓缓慢慢步履蹒跚,这就是中國油价调整时的怪现象。更有意思的是,目前22个工作日的调价间隔,往往出现“国际油价动、国内成品油价不动”、“国际油价下跌,国内成品油价却上涨”的尴尬局面。 6月1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原所长周大地做客人民网,称“中國油价涨得快跌得慢”属片面理解。至于后一种情况,曾传出缩短间隔日期的消息,但至今未果。 20、医生收红包 “靠山吃山”的职务受贿,不是什么新话题。这种习惯在医院的直接后果,就是病人觉得“不送红包,心里不踏实”。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九成被调查者觉得在家人患重病需要手术或住院时,应该给医生送红包。 从今年7月1日起,北京市出台新规,凡是向患者索取红包的医生,都将在考核中定为不合格。医生收红包的现象甚至惊动了中纪委。5月7日,在卫生部召开的纠风联席会议上,中纪委副书记马馼指出,当前老百姓特别是对于药价虚高和医务人员收受红包、回扣等问题仍然意见很大。 21、上幼儿园比上大学难 幼儿园收费比大学还贵!《新京报》近日报道,北京一民办学校学前班学费上涨70%,一年收费20480元。不仅学费贵,入园更是难上难。有消息称,北京幼儿园15年减少1790所,仅能满足一半需求。幼儿园成了稀缺资源,以至于很多准妈妈,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为入园问题操心。 从6月21日到28日,《人民日报》连发5篇文章分析上幼儿园难的问题。教育资源如何平衡分配,影响的绝不只是当下。 22、神医轮流转 成也媒体,败也媒体。“养生大师”张悟本恐怕此刻对这句话最感同身受。今年上半年,张通过媒体迅速走红,2000元一个号的门诊一度排到2011年。但随着后来媒体的质疑,张悟本一夕败落,其行医坐堂的“悟本堂”,也被北京市有关部门以“违章建筑”为名强行拆除。 “神医”被拉下神坛,“养生专家”成了伪科学代言人。张悟本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之前自称“盖世华佗”的胡万林,用一把芒硝包治百病,与张悟本生吃茄子、喝绿豆汤没什么区别。神医轮流转,究竟是谁病了? 23、黑心食品泛滥 张悟本说,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这句话现已成过街老鼠,但中國人常常“吃出病来”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个夏天,三聚氰胺再出江湖,青海、吉林等地“问题奶粉”事件,目前仍在调查中。自从出了“苏丹红”以及它的弟弟妹妹之后,食品安全就成了老大难。百度百科介绍说,虽然世界各国都有不法商人生产黑心食品,但由于严重程度及(黑心食品)比例上的差异,目前中國制造已成为黑心产品代名词。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就只剩下老百姓自认倒霉,每天盯着电视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 24、开车不如走着快 连二三线城市长春、北戴河,也开始按照车牌尾号限制汽车上路了!放眼望去,凡主要城市的主要街道,经常是道路变成停车场;走路反比开车(坐车)快,已经不再是天方夜谭。中國城市的交通,真的到了让人崩溃的地步吗? 7月1日,IBM发布全球各大城市上班之旅的痛苦指数排名,北京独占鳌头。据财新网报道,此前2月的“世界各国人民上班路上花多长时间”的调查,中國亦是当仁不让占据老大地位。 25、银行乱收费 到银行存上千枚硬币,645元竟被收了18元手续费。重庆一市民在遭遇莫名收费后,方得知银行收取的是“零钞清点费”。银行说,点钞费用来支付银行的人力成本。 排队等待的客户永远那么拥挤,办理一笔业务的时间永远那么漫长,服务被指相当于“初级阶段”的中國商业银行,在收费问题上却一直紧跟国际潮流,且不断有发明和创新。6月初,国家发改委、中國银监会联合发文叫停“零钞清点费”,但商业银行的更换存折费、短信提醒费、打印凭证费等乱收费仍多如牛毛。 26、农民工为工钱爬塔吊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逢年过节,总会有农民工为讨工钱爬塔吊的新闻曝光。塔吊,正成为众多农民工维护权益的最后一根稻草。 人们习惯了农民工和塔吊的关联,甚至有无良媒体将农民工讨薪比作“跳楼秀”,对此央视主持人崔永元直言:“那你秀一个给我看看!” 27、卖肾救子 因2周岁的儿子得了罕见的病——戈谢氏病(肚大如皮球),37岁的母亲马女士开始在广东惠阳各地贴卖肾救子的小广告,筹钱给儿子治病。 这样的新闻,媒体上已经见惯不怪。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卖肾救子”,3.5万条信息跃然眼前。主人公几乎都是因孩子或父母生病无钱医治,才想出如此对策。 面对要靠卖肾才能拯救亲人生命的现实,最该反思的是医疗管理和社会保障部门。什么时候,这样令人心酸的悲剧不再重演? 28、“被”涨工资 将“被”字的意义发扬光大的网民“酱里合酱”绝对是个人才,虽然他当时正在“被就业”。为追求就业率,一些高校将没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强行描述为“已经就业”,至此中國特色的黑色幽默正式诞生。 而这一年来,从“被就业”到“被涨工资”、“被代表”,太多的身不由己“被安排”,效果可能如GDP的数字一样看起来很美,其中的弯弯绕却不知有多少九曲回肠? 29、收费站天罗地网 两年前,一幅山西省内公路收费站地图在网上热传,图上密密麻麻地标注着山西省几个县市的收费站点,仿佛满天的星星,又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天罗地网。媒体人封新城说,“在这里,读懂山西。” 其实,收费站比服务站多,过路费比燃油费贵,早已是很多车主的感受。根据公开的资料,全世界收费公路不过14万公里,竟有10万公里在中國。实行燃油税后,按说普通公路所有的收费站都要取消,但现实情况却是,变相收费、非法收费的公路收费站仍横行各地。 30、国庆节成了旅游节 从1999年起,春节、“五一”“十一”开始了7天的长假。 十几年后,除五一黄金周取消、春节以探亲为主外,国庆节作为旅游盛典的味道依旧如火如荼。国庆节就是放长假,商家为争夺市场铺天盖地搞促销,节日本身的意义反而退居次席。 31、听证会成“涨价会” 6月,备受关注的世界文化遗产“三孔”门票价格最终以涨价告终。此前的5月30日,山东省物价局已就此在曲阜召开了价格调整听证会。 景点门票涨价,我们习惯了;采用听证会的方式为涨价披上民意的外衣,我们也正在习惯着。不仅旅游景点门票如此,其他诸如水、电、煤气等民生价格在各地的历次调整,无一不是按照“听证-涨价”的程序一路走来。 「文化篇」 32、电视节目台湾化 台湾艺人西进,歌手来了,演员来了,主持人和电视制作人也来了。随便克隆一下对岸的节目,再加上夸张的掌声欢呼声尖叫声,收视率就可能如打了鸡血般猛窜。一时间,众多卫视黄金时段嗲声不断,全民娱乐,“国语”腔席卷大陆荧屏。 早年香港影视剧也曾风靡内地,如今已是明日黄花。这一拨电视节目台湾化风潮,不知会吹到几时? 33、拜金女争比不要脸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年上半年最火的电视节目都非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莫属。一群或真或假的“拜金女”,在台上极尽刻薄奚落“穷男人”之能事,语不惊人死不休。马诺、马伊咪,甚至连主持人和点评嘉宾,都因撩拨大众道德底线的“技巧”火得一塌糊涂。 可惜,“火”不代表口碑好,赢得了收视率却可能失却了美誉度。孟非曾辩称“不要老拿一句话说事”(马诺名言: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北京电视台主持人田歌则在微博上回应:别忘了,你们节目就是靠这一句话大红大紫的。 34、大学行政化 华中科技大学2010届毕业典礼上,校长李培根短短16分钟的演讲,被掌声打断了30次。“根叔”的演讲稿中,“俯卧撑”“躲猫猫”“打酱油”等网络用语一应俱全。 我们习惯了高校被各种“工程”划分不同等级,校长也往往摇身一变成了副部级、正局级官员,此后便不苟言笑,不怒自威。让教授治校,恢复学术至上,虽老生常谈,但曙光已现。近日,《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35、用“XX后”标签一代人 用出生年代来划分并标签一代人,是看似讨巧的提法。但“80后”“90后”等笼统的划分在涉及具体个案时,却往往以偏概全。“80后”在汶川地震和奥运火炬海外传递风波后终于获得了正名,而精明的商家则用商业的手段向90后献媚:“你不了解90后!”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对此撰文,呼吁“慎用代际用语”。在陶教授看来,随便使用代际术语,还反映了我们的文化、思维的弊端:对个人价值的不尊重。 36、盗版有理 早在2001年, 王小东 就发表文章《盗版有理》,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没有到底是谁欠谁的绝对的“理”。“要讲绝对的理,人类的知识和智慧是高度关联的,很难讲清楚到底是谁欠谁的。” 十年之后,如果有人批评盗版,想必仍有很多人会气愤难平:“你要是卖得和盗版一样便宜,哪怕是盗版二倍的价格,我们也会买!”有评论曰:看来,造假有理,只要便宜。 37、山寨名牌满天飞 每天深夜打开电视机,各大卫视的广告几乎都被山寨品牌占据,其中尤以电子产品为最。你有苹果iphone,我就有Hiphone,你有iPad,我就造一个iPed. 事实上,中國厂家山寨的对象已不仅限于电子产品。美国《时代》周刊近期也凑了把热闹,评出中國的十大山寨,内容涵盖电子产品、街道建筑(如“白宫”)、文化产品等方面。有简单的模仿,也有加入自己智慧的创造,既满足底层人民大众之需,又娱乐了世界人民。 38、戏说历史成风 新《三国》开机前,高希希曾表示“绝不戏说历史”。但上映后,却被网友猛烈揭批为“伪《三国》”。 从《宰相刘罗锅》到《康熙微服私访记》,从新《三国》到《杨贵妃秘史》,影视文学戏说历史之风由来已久。对此有人不解,指斥戏说让严肃真实的史学与社会大众之间的断层越来越深,有人则认为这不过是特殊的文化现象,“四大名著里面三部都是演绎的历史”,老百姓看历史,“全凭戏说”。 戏说有理乎?答案缺席,只有戏说依旧。 39、艳照门 始于香港明星陈冠希的专有名词,正在内地网络上发扬光大。“兽兽”、“闫凤娇”,一批又一批豪放女在网络上曝光令人咂舌的艳照,尺度之大让陈冠希的艳照风波相形见绌。 出名才是硬道理。在此背景下,一些女大学生、空姐开始分享自己的艳照甚至是洗澡视频。让见惯了大世面的中國网民也手足无措。 40、争抢名人故里 李白、曹操、西门庆、孙悟空、观音菩萨……如果有足够的版面,这串名字可以列出更多。哪里才是他们的家乡?7月,这股争抢名人故里的风潮中又添新丁:国学大师陈寅恪。7月3日是陈寅恪120周年诞辰,随着“陈学”在海内外华人地区炙手可热,湖南凤凰古城与广东中山也掀起了“陈寅恪故里”之争。 拉名人虎皮,举地方经济大旗,各地政府的司马昭之心早已路人皆知。 41、学术腐败丢脸到国外 7月7日,《中國青年报》刊发数十名学者联名公开信,就清华教授汪晖涉嫌剽窃事件敦促中國社科院和清华大学给予回复。 汪晖之后,唐骏、 朱学勤 等名人,纷纷被指学历或毕业论文有问题。江西井冈山大学两位教师更牛,不到两年的时间在国际学术期刊《晶体学报》上发表70篇论文,直到去年年底,上述论文被一次性撤销,“科研成果”才成为“学术丑闻”。 学术腐败各国皆有,中國学人一枝独秀委实不易。 42、体育界丑闻 今年二十,明年十八。因董芳霄涉嫌伪造年龄参加2000年悉尼奥运会,十年后(2010)的2月27日,中國体操女队当年获得的团体铜牌被取消,这是中國奥运史上第一块被收回的奖牌。 “年龄门”还没结束,新消息又传来。国际柔道联合会查明,中國选手佟文在2009年柔道世锦赛后的尿检呈阳性,并宣布对其禁赛两年,世锦赛所获金牌被取消。据说,佟文是“被中國的猪放倒的”——赛前吃了排骨。 如果算上足球界的假球黑哨,中國体育信誉危矣。 「城市篇」 43、雨后城市习惯性瘫痪 一下雨就成汪洋,正在成为中國城市的普遍顽症。今夏多雨,城市中的水乡泽国也就格外多。 台湾作家 龙应台 早年曾这样描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國家的区别:最好来一场倾盆大雨,足足下它三个小时,交通虽慢但不堵塞,城市虽滑却不积水的,多半是发达国家,反之,大概就是发展中國家。原因很简单,后者或许有钱建造高楼大厦,却还没有心力去发展下水道,高楼大厦看得见,下水道看不见。 未雨绸缪,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古训,可惜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领会它的本意。 44、盲道“失明” 人行道上那一溜长长的特殊凹凸路面,你曾发现过什么问题?在即将举办亚运会的广州,《羊城晚报》记者前几天闭着眼睛走了几步,在七拐八拐之间,不时要躲避停在上面的自行车、机动车,记者感叹“如练九宫步”。 2005年的数据显示,中國有盲人500万,占全世界盲人总数的18%.如此多的盲人群体却很少出门,原因自然是生活的不便。而盲道上的错落“风景”,也让其违背了设计初衷。 45、城市马路开膛破肚 不是在修路,就是在准备修路。《兰州晨报》曾报道,为了净化黄河,兰州市从2009年开始展开为期三年的污水全收集官网配套工程,该工程的特点就是对主次干道动“大手术”。《重庆晚报》对此类现象的描述更形象:今天姓“电”的部门刚刚开挖完,明天姓“水”的部门可能又来挖。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中國多数城市却因马路隔三差五开膛破肚,让居民无法感觉到“美好”。 46、耕地变厂房 几个月前还是绿意浓浓的田野,再去时却发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塔吊。如果有空到城市周边转转,城市建设的步伐是多么迅速,就能略知一二。 数据显示,1996年10月31日,我国耕地面积为19.5亿亩;到2006年10月31日,这个数字已经锐减为18.27亿亩,平均每年净减少1240万亩。保住18亿亩耕地红线正面临严峻考验。 47、办假证广告随处见 这绝对是“中國特色”的景观:电线杆上,地铁车厢内,旅游景区的建筑表面,到处都可见到歪歪扭扭的“办证”两个字,后面是一长串11个数字的电话号码。 殊途同归的,还有“收药”广告、“中奖喜讯”,通过原始的、电子的方式考验你的承受力。 48、城管扫荡小贩 从当年北京烤串小贩刺死城管队员,到后来流传于网络的《城管执法手册》,城管与城市建设和市民的关系一直含糊不清(表述上很清晰,共识总是很有限)。 城管扫荡小贩,已是中國城市雷打不动的街头闹剧,演出场次随机,演出地点随意,演出结果唯一:罚款,没收小贩谋生的工具。 49、物业只知道收费 潘石屹在瑟瑟的办公室里冻得发抖,建外SOHO物业公司停暖,令这位中國地产巨头一筹莫展。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让中國众多业主看到了物业公司的超强能量。潘石屹尚且瑟缩一团,普通人又能如何? 2月11日,国务院参事室网站发表署名文章,直言“不能让物业矛盾影响了和谐社区的建设”。业主与物业公司的矛盾相当普遍,物业被指责为只知收钱,而几年前北京朝阳区业主因拒交物业费遭法院强行从被窝里带走的场面更是历历在目。 50、国际名牌中國最贵 一条Levi’s牛仔裤在美国的折扣店卖15~30美元,可在国内的专卖店却要卖700元人民币。一双耐克鞋,美国卖60美元,在中國的专卖店里可能要800元人民币。尤其让中國人郁闷的是,其中很多国际名牌都还是中國造。 一样的商品,一样的出身,美国人消费就是比中國人便宜,这种价格倒挂现象由来已久。与此类似的还有,国外名牌汽车全球召回,唯独中國消费者很难获得同等待遇等。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晓德发自北京 来源: 国际先驱导报 作者:晓德 中国报道周刊 , 2010-07-21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7 月 22, 2010
http://www.my1510.cn/article.php?id=bc6a5a44d2e2016c 媒体该如何报道自杀?(下) / CoChina 2010-06-30 19:44 | 此文是 Co-China 论坛主办的第 11 场活动 “ 突发事件报道工作坊 ” 第二部分的文字稿,此文版权归 Co- China 论坛所有,个人转载请注明原文链接和 Co-China 论坛活动文字稿,媒体转载请发电邮至: co.china.online.email@gmail.com 第二节:对自杀类报道的反思(下) 程绮瑾: 我现在要讲的是一个具体的报道建议,我按照先是记者采访,然后到编辑的编版顺序。采访的时候,比如说访问死者遗属时要注意的一些情况,有些遗属可能是希望得到关注的,但从国外的研究来看,也有很多遗属在当下是并不希望被打扰的,可能还处于一个伤痛期,大家应该尊重他们有这样一个哀伤的时期。而且研究证明这些自杀遗属自己也处于很高的自杀风险中间,他们是很脆弱的人群。那你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怎么跟他沟通,怎么不刺激到他很敏感的神经。对于自杀未遂者,成年人的话比较好的访谈是你能够在访谈中让他意识到其实还有其他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如果是面对一个未成年人,有的时候反而会有误导效应,未成年人可能会觉得现在记者因为我自杀这件事情来采访我了,那就证明我的自杀行为是能够博得关注的,那他可能再去尝试。当采访之后写稿子时,其实刚才大家都已经讨论到,避免煽情、夸张、美化或者浪漫化自杀。然后也要避免提及自杀者的全名或者他的个人信息,他的相片最好也不要刊登,为什么?出于同样的考虑,就是不要让读者以为我们可以一死成名。自杀方法也要避免详细描述,之前胡力汉也提到过,他曾经想死的时候就去报纸上找自杀方法,他还好没有找到,如果他找到哪一种药能够吃死而没有痛苦的话他当时很有可能真的就吃了,有很多真实的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李欧梵的太太李子玉,她以前是受抑郁症困扰的,她曾经写过一本书,自己回顾她怎么对抗抑郁症。她里面提到她有四次尝试自杀的经验,全部都跟媒体有关,其中有一次就是在报纸上看到哪一种药吃了之后就可以致死,而且无痛。一般人们会找没有痛苦的自杀方法,像烧炭自杀就是,当时香港媒体的报道就说这是一种无痛自杀方法,所以就传染得很快,所以我们要避免这种描述。然后自杀原因要避免简化。有的时候媒体会直接说因情自杀或者是财务困扰,或者是考试或者是分手, 但其实这些可能都只是他在自杀之前发生的最后一件事情,最后一根压死他的稻草,其实原因是很复杂的,可能他会有心理疾病,可能他有家庭的原因或者其它各方面的原因 ,所以我觉得 媒体在报道的时候不应该这样简化 。从媒体对新闻真实性的追求来讲,也应该做到这一点。如果自杀者有精神问题或者是滥药的记录一定要提及,为什么要提及呢?就是给社会一个启示作用,告诉人们这些问题值得关注。在外国有些媒体,如果是名人自杀,他会顾虑到这个名人的声名,会掩盖这个事情,但是从专业预防的角度来说,这个是值得拿出来说的,他是一个反面教材,应该告诉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如果是他的粉丝,应该告诉他们有这样的事情。然后在处理自杀后果的时候要避免误导读者以为自杀是可以解决问题的一种方法。另外如果亲友的情绪过分悲伤,在报道的时候可以不用全部写出来,因为这也是同样考虑到,避免某些想要自杀的人,那些和亲友有矛盾的人会觉得 “ 我死了之后,我就可以让你们后悔了,我就可以让你们永远处于悔恨之中 ” ,要避免这样一种误导。 编辑排版的时候,标题尤其要谨慎。因为很多时候读者只扫标题,标题是最吸引他的。避免放在头版,因为那样会让受众觉得自杀是一件很重要的事。避免列出自杀方法,也避免数数的这种方式。之前大家讨论到几连跳、第十几跳这种方法,从人道的角度来说我 们不应该这样做。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比如美国金门大桥是所谓的自杀圣地,很多人在那里跳,金门大桥的管理方就很焦虑,说我们怎么办?我们要做一些事情来阻止这些事件继续恶化。他们曾经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在桥头竖起了一块显示屏,上面写 “ 曾经有多少人在这里跳桥自杀 ” ,原意是好的,希望起到警示作用,但后来发现有的人真的来这里自杀,他说我要做第 121 个;我要成为第 150 个,那个数字对我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反而变成去刺激有人来这里模仿自杀行为。所以像富士康事件,我们现在没有证据,但是会不会有的人因为想要成为第十几个?从媒体尽量减少伤害的角度来想,我们可以把标题设计得更妥当一点。同时要发布求助资料,但在内地大家实施起来可能有些难度,因为资源欠缺,但如果你能够做到的话最好是能够把相关的,比如说在深圳有哪些精神科医院,或者是有哪些心理辅导机构的名称和电话提供出来。虽然香港媒体喜欢做刺激的报道,但是他们在求助资料方面也做得不错。比如说若自杀事件是跟财务危机有关的话,它会提出你如果有财务危机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话你可以向哪些机构求助。 还有一点就是从业者自身的保护,记者本身会不会受到报道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实习生去卧底,他自己的精神状态怎么样?有没有受到影响?其它的记者会否受到影响?一个人若有关系亲近的人有过类似的经验,他可能会有情绪上的感染。我听说做富士康报道的卧底记者会觉得报道完之后有一种挫败感,觉得自己没有找到事情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觉得他的调查不能够解释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富 士康自杀,然后就一直处于很挫败、很低落的情绪。我觉得对于这些从业者,可以告诉他们,你是在提出一个本来就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自杀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且是一个非正常的事情,作为一个正常人要来揣摩一个极端的事情时你肯定是有限制的。而且当这些人的生命已经逝去的时候,你要来复原当时的情况,本来就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你只能贴近,但是你如果要求自己做到百分之百的复原,我觉得这是在自己为难自己。如果这些人周围的同事观察到他有这样低落的情绪,大家可以提供一些同仁之间的支持。 还有一点是媒体和专家的合作,从国外的推广实践来说比较好的实践就是研究机构要跟媒体合作。在香港,港大的自杀预防中心跟香港媒体的沟通是很好的。在内地因为没有这样的机构,我其实自己很想做,就比如今天这样的工作坊,我觉得给我的启发很大。我们可以在内地做这样的事情,如果能通过传媒学院或者通过一些媒体机构让大家来做这样的讨论,是能够有效果的。不要真的等到有自杀的事情发生时记者才临时授命仓促上阵,我们可以在日常找一个机会讨论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国外的经验想跟大家分享,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和丹麦这三个国家,他们会为好的自杀报道颁奖。澳大利亚这个奖是由专门的预防自杀机构来颁发,而在比利时和丹麦这两个国家,它的评审委员会包括预防自杀的专业人士、媒体的代表和自杀遗属的代表,所以这个奖会比较有说服力,也能够给记者一种价值感、使命感。如果你的报道真的能够给这些遗属一份安慰或者是能够挽救生命的话,对记者是很好的鼓励。 我刚才说到在中国推广的具体的问题,一个是精神健康的资源本身就很欠缺。当你想要在报纸上列求助信息的时候,你可能找不到合适的,或者你在采访的时候发现这个人他可能处于危机状态,但是你没有合适的人可以转介。这是一个长远的问题,我没有办法提出解决之道。我想说在香港有一些资源,是不是可以先利用起来?如果在内地没有找到合适资源的时候,可不可以先把香港资源利用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专家的问题,我发现媒体在报道的时候,在内地有点混乱。 比如说大家都是研究自杀预防的,我这张表单上面列的是香港研究自杀预防各个方面的专家,你会看到他写得很清楚,如果你要问跟统计有关的应该找谁,如果你要问跟青少年的自杀预防有关的你要找谁,如果你要问家庭暴力的心理医师你要找谁,分工其实是很细的,术业有专攻。在内地,比如富士康,我记得比较有趣的是媒体问一位心理学的老师关于自杀率的事情,他给出来的答案可能并不是最权威的,而且他自己可能表达也有点不太妥当, 就说富士康的自杀率其实是可以接受的,中国的平均自杀率其实更高。 他不是回答这个问题最合适的人选,有人专门做数字的会比较权威。 要比较自杀率该怎么比较?是每个年龄层、每个性别然后在不同的城市,以及城市的自杀率还是乡村的自杀率,这里面是有很多细致的讲究。 不是说你问一个,虽然也是做自杀研究但是是做心理学方面的学者,我觉得是问错人了。怎样找到最恰当的专家?我想需要研究者和媒体之间要有合作,我愿意来做这件事情,帮助大家来建立一个资源库,可能以后如果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大家能够快速找到谁是最合适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我想这也是媒体能够在这件事情里面发挥的作用, 我觉得富士康是一个很好的时机让大家意识到自杀问题在中国到底有多严重, 以前没有人知道。中国的自杀率现在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一些研究显示在中国每年因自杀而死的人数占到全世界将近一半,大概 4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媒体可以通过这个事,可以做报道来引起有关方面或者社会的关注。 杜婷 :你这段时间也在研究中港台三地对富士康事件的报道的对比是吧,可不可以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程绮瑾: 对,但很初步,刚刚开展。初步的印象是三地的报道有一些不同,这些不同可能是跟政治环境有关,比如说内地可能会受到新闻审查的影响,很多事情不可以报。我觉得刚才闾丘举的那个例子就很典型,当你知道有一个人又要自杀的时候,如果是内地媒体就不能报;如果是香港媒体,可能处于比较中立的位置,但是整体来说它还会偏向于想要保护工人、保护弱势群体来批判中国政府,有这种特别的立场;台湾的媒体,当然他们也有客观、中立的报道,但是有时候会有一种民族主义情绪在里面,在解读这件事情的时候会带上说 “ 这件事情是不是中国政府要把所有的罪推到台商身上? ” , “ 郭台铭是不是一个替罪羊? ” 。就是政治因素再加上三地不同的理念,对于精神健康的认知程度也不同。台湾和香港认知程度高一点,从报道里面会更多提到这个方面,但内地的报道,可能一方面认知不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媒体审查导致的反弹,不愿意把这件事情仅仅归结为精神健康。 黄煜: 刚才听了程绮瑾的发言挺有启发的。其实我也接受过《南华早报》的访问,记者问富士康事件报纸该不该报。我并没有觉得不应该报,但是怎样报呢?你可以讲一整套,但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你很难去要求一些媒体不那样做,虽然我们都知道有些是不应该那样做的,但是为了市场销售,还有受众的期盼心理也会做。自杀是冲突事件的一种极端表现,媒体就是报道冲突事件或者戏剧化事件的。你叫他不报怎么可能呢?伦理规范对一些媒体可能是有用的,比如信报、明报、经济日报,但是对苹果、东方是完全不管用。不仅不管用,他还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戏剧化的成份加大,而这些报纸恰是市民大众最喜欢看的,这其实是社会现实的问题。 我的一个学生原来是亚视的主播,她因为是情感问题,两次成了第三者,最后扛不住了就烧炭自杀,那是 1998 年,东方日报整版的大标题,很震撼,后来社会上对这种报道手法有很强烈的批评,之后表面上看媒体有些收敛,但其实并非如此,只是烧炭已经成为自杀的一种常识选项,所以媒体因为常见就不怎么渲染了。当然也有一些变化,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普遍认为烧炭是没有痛苦的,后来他们作了些弥补,找了些专家说烧炭的时候人会怎么痛苦,表情扭曲,用这样的报道做了一些平衡,但本质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不仅如此,由于动新闻的产生,它居然可以用动漫的形式来观看,可以看到像连环画一样的画面。但这并没有引起社会太大的反感,因为大家已经习惯了,人们会把报纸分类,比如这些报纸就应该让我看这些东西,那些报纸就不应该,人们自身有一种抗衡。内地的话我不太清楚小报的自由度到什么程度,但是大的报纸对自杀原因的探究还是下了很大工夫。比如说南方周末关于富士康的报道,大概是五六跳的时候就发表了他们的卧底报道。虽然作者很困惑,没有找到直接的残酷的血汗工厂的证据,只是从精神、心理、疏远、异化等方面找了一些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种尝试,是为大家对富士康这样一种连续性的、大规模的震撼性自杀提供了一种报道的方向。 从正面的研究、正面的理解去对自杀报道作出更多界定,这个很必要,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实现起来很困难。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老师教他 理念式的新闻 ,要服务公众,要崇高、要职业,自杀报道如果涉及的话要遵循哪些规则。可一到实习回来很多学生就跟老师说你这样教完全没用,比如说一些学生去报道自杀,采访主任要求一定要问自杀的原因和家属的反映。所以他们许多人回来以后就感到特别难受。看到那些家属在本来就很痛苦的情况下,他们还一定要问这个人为什么要自杀,或者被什么人迫害,总之就是要找到戏剧的元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停反抗,那报社就派别人去做,最后弄到他们在那里什么都没得做。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学生有一年去了壹周刊实习。其实很多人对苹果、壹周刊一直有一种误解,认为他们做新闻很粗糙,其实他们对事实的查究已经严谨到了近乎苛刻的地步。我这个学生当时就在调查香港的同志卖淫,他们不停地派人去放蛇,我那个学生就被派去鸭店里面,不停地用各种方法去套他们情报。他实习回来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把当时放蛇的报道写出来,哪一部分是伪装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把人家引蛇出洞,他觉得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最终他决定不做记者。 说回自杀报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报还是不报,它的界限是比较难掌握的。比如说拆迁自焚案,虽然很惨烈,但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对问题的解决。但另一种比如说大家可能还记得刘德华的一个粉丝来香港找刘德华,她的父亲后来自杀。媒体一窝蜂报道,又引发更多的事情。其实在报道个人悲剧的时候,最可怕的就是像有的媒体报富士康那样,拿个百分比来说 “ 富士康其实自杀率不是很高 ” 。这么多人连续自杀,肯定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常识可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你以为找一个专家,就像北京大学有一个很敢讲话的孙东东,他那个 99% 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从某个层面来看有一定道理,但是你放在那种场合下说出来就犯了大忌。我自己对媒体有一点研究,但是越深入探究,就觉得越难说得清楚,自杀报道到底媒体是帮凶还是解决问题的推手?怎么界定?关键就在于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你定位在什么地方。你是完全一味迎合大众的,那你一定就是帮凶。资本主义的盈利法则,他一直会追求下去,除非大众有一天转向。拿香港来说,苹果日报和东方日报互相竞争,我记得苹果日报 1998 年报道一个精神病人,把他母亲头给砍下来,头落在地上。然后东方日报不甘落后,过了不久有一个人跳楼,东方一口气拍了二十来张照片放在头版。用一个 L 型的,从他怎么跳到最后跳下来,最后脑浆涂地,就用这样的方式来竞争。而社会大众一方面是一片谩骂,但另一方面销量奇好,这可能是我们自己人性的问题。 长平: 刚才程绮瑾讲到希望有机会在内地做自杀类报道的指引,我觉得这很有意义,但可能遇到的问题是你有这样的东西,但我不感兴趣,记者会觉得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觉得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比如争取更大的言论空间,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没解决,这样的细节暂时无法顾及。我之前提到一点就是 粗鄙化的管制让整个社会变得粗鄙化 。我们今天谈的已经是细致报道了,是属于让我们的精神生活过得比较精细这个层面的问题,是 “ 怎么报道 ” 的问题,那很多记者还停留在 “ 报还是不报 ” 的层面。这件事他都还没斗争完,他会觉得你现在和我说这些没用。所以你去跟他说自杀类报道要注意哪些细节,他会说我们现在反对专制的事情还没有完成,民主还没完成,那些都是小事,就相当于我还没有衣服穿,你跟我说怎么打领结。因为在这个粗鄙化的管制下,其实我们也只能过一种粗鄙的精神生活,这个是首先会遇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总会有一些人感兴趣,就像我们今天的研讨会,他也在传播,一点一点的先让一部分人精细起来。 同样的我们的专家也很粗鄙化,本来专家是带一点社会精细化、生活专业化,但我们的专家越来越粗鄙化,本来专家应该非常谨慎地发言,你在你那个领域拿出专业的姿态、专业的数据,但是我们的专家经常是跨领域,或者就在本领域他也不专业,不专业他又要说,比如说 99% 的上访者都有精神疾病,其实这个是可以说的,关键是你说那百分之几的时候你能不能细化,你的数据支持是什么。还有那几个说富士康自杀率不高的心理学家,这个本来就是富士康出钱请他们调查,在这种前提下你发言就更要谨慎。另外你是心理学家不是研究自杀率的,在还没有做调研的时候就急着表态,这是不合适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公众管教授叫 “ 叫兽 ” ;专家叫 “ 砖家 ” ,这个就是互相粗鄙化。 闾丘露薇: 我讲一下作为记者我们找专家时的一种心态。我们在第一线的时候找专家最主要是容易找,因为很多的采访是有时效性、紧迫性的,然后大家需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愿意讲话的,所以大家就会看到我们叫某些专家是万能博士,他是什么都能谈的。其实媒体很清楚,这个人他的分量到底是多少,但有的时候为了填充那个时段或者那个版面,实在没有办法。我一圈电话打下来,永远都是这个人。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者、学科的划分,没有那么细。你看香港的大学,每个学科细分很多专业,但是在国内是非常粗放型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对口的学者。我觉得有一点其实中国的大学可以跟香港的这些学校学习,比方说香港的媒体每年都会收到一本各大学的通讯手册,在这个通讯手册里面每个院系的老师的电子邮件、办公室电话都会写在里面,它的一个好处是当有新闻事件发生的时候,你知道要去找谁,至少给媒体提供了一个资源。当然这里面也有媒体自身的问题,就是记者干脆不知道去找什么样的专家,写富士康报道的那位记者可能觉得受访者有个心理专家的头衔已经足够了,觉得已经很对口了。因为我们平时缺乏细致的训练,所以经常会发生记者找专家、官员却去问和他们专业或身份不相干的问题的情况。 程绮瑾: 再补充一点,其实如果仅对记者来宣讲这些规则的话,那他会有一个机构的压力、上层管理者的压力,所以在国外推广的时候一个一致的经验就是我们应该走上层路线。从先说服媒体管理者开始,如果媒体管理者可以树立这种价值观的话,他才能通过规则要求他的记 者。 还有一点,说到专家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万能专家都还算好的。我觉得有一个比较极端的,让我觉得不能忍的例子是某电视台曾经做个一个节目叫《密室疗伤》,节目用了心理治疗的模式,主持人是一位所谓的心理学专家。首先这就很奇怪,中国的心理学专家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是不知道的。但是比如在香港,你如果是临床心理师,是要受临床心理学的专业训练的,而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社工经过培训就可以担任,那和心理学专家是非常不同的。心理学专家和精神病学专家在香港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需要接受不同的训练。但是在内地好像不是分得很清楚。节目中此人自称是心理学专家,我后来专门去他的网站看了一下,发现他拿到的很多是咨询师培训的一些证书,这在香港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的。他那些所谓心理学的什么医师几级证书,在国内也不是一个完全官方认可或者很规 范的东西。再说节目,如果真有临床实践经验的话,临床心理师的首要准则就是不可以泄漏病人的隐私,但这个节目或许会说这些来上我们节目的人是自愿的,但我依然觉得这样完全不符合国际惯例。在国外哪怕是一些征得病人许可而把现场咨询的录像作为教学用途的,也不可将其外传,不可以有任何商业用途。这个节目却用了这种形式,而那位辅导师的辅导过程有非常多不规范的地方,包括刺激病人等。后期的剪辑更加戏剧化,如果你只看节目其中的一部分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比如说你是从中间才开始收看这个节目,你会觉得心理学家就鼓励大家在怕蛇的情况下一定要多看蛇,看得越多越好,直到看到让你自己想吐,才能够以毒攻毒,以后就不怕了。好在做了几期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节目被停了,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媒体为什么要找这样一个人来做这样一个节目,而且还打着 “ 为了普及精神健康理念 ” 的旗号,媒体自身的伦理准则实在降得太低了。 毛向辉: 首先我先分享两个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在 twitter 上发生过两起自杀被解救的案件。一个是某位推友之前发出一条信息, “ 大家再见,如果有缘,来世再见吧,我已经决定今晚主动去结束我的生命 ” ,他的讯息马上就被 twitter 上他的朋友转发,然后又 CC 给了 twitter 上的一些名人,那一些推友就主动把电话留给他,说 “ 你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可以聊一聊之类的 ” ,也有一些推友想办法去联络他身边的人。后来这个人也开始慢慢跟别人做一些开放的对话,然后把电话也公布出来,很多人都打电话给他,最后他决定不去自杀了。 twitter 上这种关怀引发我去思考,实际上想自杀的人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一些类似支持的话,可能孤立感或是对社会的排斥感会少一些,或许他就可能放弃自杀的念头。第二个是一个中学生,他自杀前还主动留了电话,说我要去自杀,然后他的一些朋友就开始 cc 给艾未未,冉云飞等, 这些 twitter 名人就变成了一个自杀救助中心的角色。 twitter 的好处是什么?因为在这种新媒体上佐拉和奥巴马可以在一句话中出现,也就是说在整个新媒体空间我们把社会和人之间的关系拉到比传统空间更近的地方。物理空间中虽然我们可以做邻居,但我们的心灵交流是很少的,但在 twitter 上,这种新媒体空间之中,可以很容易找到给你同情的人、给你帮助的人,或者说对你有辅助作用的人,所以这可能就是社会性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一个差别。 传统媒体是功能性的,从采访到编辑到发稿整个过程,是功能性的考虑。一家媒体,一个频道或者是一个声音,无论你多专业,新闻记者多有经验,都很难避免偏见。那整个新闻界就不一样,新闻界要追求的是多个角度不同报道,就像刚才讲有的媒体报道是专业性、理性、学术性更强的,有的可能是新闻性、时效性或者是说煽动性更强的东西,但从整个社会媒体空间来讲,相互之间是一个平衡力。比如说 twitter 上那两个自杀的案例,因为 twitter 是一个非常自由的社会化媒 体,当两个人说出自杀的念头之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去劝阻他,其实有一些反而是在推他。有的人选择这种方式,有的人选择另外的方式,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综合的拉力。但关键就回到沟通的问题,最后他发现有一个对话空间,在这里可以交流,这个方面和传统媒体的观念不太一样。 我个人非常推崇新媒体,因为我觉得传统媒体在获取新闻源,快速进行多角度的探索方面肯定是不够的。它的带宽是有限的,比如说报纸每日出刊,电视要受节目时长、播出时段限制,可是新媒体是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去 check 的一个过程。我认为我们社会中分享的程度还不够,大家用新媒体的程度还不够,所以才造成了大众对传统媒体的过分 依赖。 程绮瑾: 我想大家可能听说过在之前在香港有过一个案例,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自杀组群。当时这件事惊动了警方,后来这个小组就被封掉了。之前我看到他们的讨论,确实有人会在上面表达他想要自杀的情绪或者一些负面的想法,这里面有一个叠加。但我自己,包括我们港大防止自杀中心的一些同事,都是不赞成封杀这种组群的,为什么?要给他们这样的机会来表达。另外因为他们是公开的组群,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看见,那对于做自杀预防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你看到了这些危机,然后你就可以对他们进行干预。如果你封杀掉了之后并不意味这些人就不想自杀了,他们还是继续会讨论这些话题,只不过转成封闭的小组,他们还是继续讨论,继续感染,但你却没有办法接触到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干预。这其实也是回应毛向辉刚才说的,其实互联网带来的是一个沟通的机会。 我还有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有一次听了一位香港警方的谈判专家的一个演讲。他就分享说谈判专家和处于自杀危险的人谈判的手法是什么?说到最后很简单,就是倾听,不做价值判断,其实和社工的方法是一样的。就是你去倾听,尊重他的想法,尊重的过程中能够让对方冷静下来,把时间争取下来,然后能够让他回头继续好好想自己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记者朋友也是同样的情况,如果你采访的人正好是要跳楼的,这个时候如果旁边没有 谈判专家,你自己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先不要急于给他做判断或者说 “ 你不要死 ” ,倾听是最重要的。当你把他劝回来以后,如果记者还有精力和能力的话,最好能够跟他保持继续联络,或者你转介给某一位有专业能力的义工,可以继续联络他。
阅读更多发布者CDT aggregator | 7 月 6, 2010
为个人声誉计,为自己担任高管的两间公司商誉计,唐骏应该出来澄清。躲在对方舟子“偏执狂”的指责和“清者自清”的自许后面,不是办法 方舟子称“打工皇帝”唐骏留学创业等经历多处造假(见附录),唐骏未作回应,但反应沸腾,指责唐骏与指责方舟子者势均力敌。 我的意见从问题开始。 第一,没有完美学历,或者没有学历,重不重要? 简单和政治正确的答案是不重要。对于成功者,学历的确不重要。没有学历而且成功,往往成就一段佳话,不论主角是学者还是商人。陈寅恪无学历而列清华四大教授,盖茨哈佛辍学而成首富。以无学历骄人,是成功者的专利。 但我们也知道,学历是社会的一把尺子,用来度量,归类,把大多数人分放到不同的轨道上。学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非常重要,特别是在他们涉世之初。学历作假,等于剥夺了诚信者的机会。 第二,商人学历作假是不是严重事件? 学历作假,对学者和商人来说略有分别。很多人会认为学者的学历作假是严重事件。我赞同。学历是学者学术能力的重要证明。假学历说明学者可能滥竽充数。很多人会因此认为学历作假对商人来说不重要,因为企业家能力由业绩来证明,无须学历的背书。我对此不能赞同。学历作假意味着商人缺乏诚信。这既关乎私德又超越私德,足以使人质疑其商业道德。 美国近年来出现过多起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作假曝光事件,涉及米高梅CEO、Radio Shack CEO、Broadcom副总裁等。一旦当事人不能提供有力反证,结果就只能是辞职下台。上市公司高管学历作假,有可能引发股东诉讼;但更重要的是冲击整间公司商誉,必须及时止损。 在华人商圈,近10年前,《远东经济评论》曾报出,电盈主席李泽楷旗下公司上市文件称其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不实。李泽楷为此及时公开道歉,尽管他确实就学于斯坦福大学,但未曾毕业。 第三,唐骏要不要出来澄清? 唐骏需要出来澄清。唐骏为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新华都集团为私人公司,高管涉学历作假传闻,压力不如上市公司那般大。但唐骏去年还宣布以个人名义加盟上市公司金和软件,为其董事和首席顾问。 为个人声誉计,为自己担任高管的两间公司商誉计,唐骏应该出来澄清。躲在对方舟子“偏执狂”的指责和“清者自清”的自许后面,不是办法。 订阅我的博客:http://blog.caing.com/rss/user/4.xml 附录 方舟子称“打工皇帝”唐骏留学创业等经历多处造假2010年07月05日 04:38广州日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0条 文/本报记者 邱瑞贤 从7月1日晚上8时20分至昨日,曾创办中文网第一个学术打假网站的科普作家方舟子一连在自家的微博上发出21条记录,把矛头指向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 在这一系列微博中,方舟子从唐骏在《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透露的其个人学位、求学及工作经历中,提出了多个质疑,并出示了部分查证证据,提出“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 截至记者发稿,方舟子以及唐骏的微博上,网友对此事件的讨论依然在进行中。不过作为被质疑方,连日来都有更新微博的唐骏却一直没有作出任何正面回应,使这场“微博”地震暂时成为一出独角戏而非连续剧。质疑方:匿名举报 去年已见端倪 科普作家方舟子的微博开通后,宣称“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世的任何忠告,也不欢迎中医、风水、易经、国学以及各种伪科学‘大师’及其信徒的‘关注’”。在7月1日之前他发表的微博记录中,大多数是发表科普常识或回答各种网友的科普问题。 但是他显然没有忘记自己从2000年就开始的“学术打假”目标。7月1日晚上8时20分,方舟子忽然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个回复网友“萨根”的微博:“唐骏的‘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是假的,是不是也要大家跟着复制如何造假?” 而记者经过查阅相关报道发现,早在去年4月21日,就有消息称,有匿名人士在著名打假人士方舟子的“新语丝”网站发帖,质疑“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唐骏的博士学位有假。当时,这位署名为Albert的作者在“新语丝”网站发帖称,自己于1991~1996年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从未听说过唐骏。随后,方舟子在该帖中表示,在美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查不到唐骏的“博士论文”。 时隔一年有余,方舟子再次对唐骏的学历提出了质疑。在他对该事件发出第一条微博后,有网友即反问他有何证据。因此方舟子仅隔50分钟后就发出了第二条微博,称有两项关键证据,“一、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系校友名单中没有此人。二、美国大学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找不到此人的论文。”其后他更称根据查证,“在2001年之前加州理工学院就没有华人得过计算机博士学位。到现在也没有姓唐的得过。” 据了解,在唐骏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第二章第56节最后一段写道:“办到第二家公司,我差不多已放弃了学业。但凭借语音识别方面的应用性研究成果,我最后还是拿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连环“开炮”:学位、工作、论文都受质疑 7月1日方舟子发出的这一系列微博,立即引发了网友的广泛关注,不少网站迅速转帖放在头条位置。当晚,方舟子承认,他没有读唐骏的书,是因为“有人举报我做了查证而已”。 他指出,“美国的名牌大学不是中国名牌大学,不会允许你‘在职读博’,靠糊弄出一个‘成功’或一篇论文就可以获得博士学位,那是卖文凭的野鸡大学的做法。”因此,只要查不到名字和论文,唐骏就不可能在该校拿到博士学位。 方舟子对该事件的关注一发不可收拾。7月2日凌晨4时27分,他甚至留意到唐骏在书中描述的求学经历细节,“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说他1994年到微软工作时才第一次使用电子邮件,感到十分新鲜。我作为生物化学系的学生,1992年就已开始使用电子邮件,他作为‘加州理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博士生’居然没有用过电子邮件?” 其后,他迅速转而关注唐骏的其他经历——书中称,“他在90年代初到美国自办公司有几项发明,靠卖专利赚了钱并引起微软的重视。但是查美国专利局自1976年以来的专利全文数据库,在1999年之前并无叫Jun Tang的人获得过专利。唐骏去微软用的名字还是Jun Tang,不太可能用别的名字申请专利。” 对于唐骏在书中称自己曾获得的“大头贴照相机”和“卡拉OK打分”专利,方舟子称经过查证,都有专门的拥有者,而均非唐骏所有。而对于唐骏自称在美国办了“美国第一移民律师事务所”,开业5个月在洛杉矶的移民咨询业中排到第一位,他是该事务所的唯一律师;方舟子质疑:“唐骏没有任何法律学位,也没有美国法律知识(自称一边啃法律书一边接案),有何资格在美国当律师替人办案?他说不敢见客户怕露馅,就不怕见移民官露馅?” 被质疑者:对此事保持沉默 截至记者发稿,方舟子对唐骏的质疑仍未停止。在最新发表的微博中,对唐骏在书中称自己在美国创办的多个公司,方舟子均表示经查证后发现,唐骏并不是注册人。 连续四天发表数十条微博,方舟子看来是下定决心要攻出唐骏的“学位门”了。在他发出第一条质疑微博开始,就有网友开始到唐骏的微博上留下评论,提出要唐骏回答质疑。 连日来,记者尝试联系唐骏本人对此事作出回应,但未果。其秘书李小姐称,“方舟子这个人有问题,是个偏执狂,他写这些是为了炒作自己,我们不准备回应,因为回应这样人的问题,让我们也显得很无聊!” 截至目前,唐骏本人对此事依然沉默。记者发现,虽然从7月1日至昨日期间,唐骏一直都有在微博上活动,并发出了近10条记录,但是看起来他完全没有理会方舟子的连环开炮——在唐骏近几日的微博中,大部分都在讲述他观看“世界杯”的感受。 其中只有一条提到接受媒体采访的微博,是7月3日傍晚发出的。唐骏称,“刚才有媒体采访我现在最享受的是什么: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工作,最担心的是什么:什么都不担心,最在乎的是:明天是否下雨(不下雨可以打球)……”但是这条记录似乎并未写完,后面的一些语句无法显示出来。 在唐骏的微博上,有数十条网友提出让他回应方舟子质疑的留言,但是唐骏到目前为止都未加以理会。 网友大辩论:能力与学历孰重? 虽然唐骏的“学位门”事件,目前仍然是只有方舟子一方的质疑,却已引起大量网友的关注。“到底一个人的学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唐骏的学历作假到底是否影响他的成就?”不少网友已经在方舟子和唐骏的微博上,进行了唇枪舌剑的大辩论。 孙晓坤:学历,很重要吗?看看唐的成就就好了,那东西值得炫耀或者拿来证明什么吗? 贪吃的大狗:即使人家不是博士,他的成就也不是随意一个人就能达到。他凭自己创出了一番成就,你们凭什么说他,他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同安砖家:我对“学历造假”这一行为不做任何评价,也无意在道德层面探讨“学历造假”的性质。我想此时此刻,大多数人只想知道一个客观答案:唐骏是否在学历上造假?请回答是或不是。 慎用舌头:学历有何重要,重要的是实践的成绩,学历再高,没有实践的成绩,也只能算是纸上谈兵一类。 守望者1975:学历造假的话关系一个人的诚信问题,是做人的基本道德底线!希望唐骏正面方舟子的质疑,拿出一个真的学历证书让大家看看开开眼界!要知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只有心虚的人才会躲闪回避! 发表评论 | 查看原文 更多收获,请注册财新网 | 深入交流请登录思享家(i.caing.com) | 关注财新网微博 更多精彩内容: 财新网首页 | 金融 | 商业 | 宏观 | 政经 | 海外 | 读书 | 杂志 | 视听 | 博客 | 世博 | English 财新传媒系列刊物订阅 | 电邮订阅 | 财新全媒体 for iphone | 手机访问:http://m.ca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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