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另外，这个通报谈到了2月9日有一个政治局常委会议，就在那个会议上已经认定了王立军事件的基本性质，就说是 中共 建政以来，第一次省部级 领导 私自进入外国领事馆滞留，当时就认定说情况复杂、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等等。

　　编者按/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82岁高龄的江平教授，被称为是中国民法的“教父”、“法学界的良心”。 　　作为时代的智者，江平不但亲身参与了构建中国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立法进程，还始终以呐喊者的姿态，宣扬自由、民主、法治的精神和思想。 　　在全国两会前，围绕中国法治进程与各相关领域存在的问题，江平在北京南四环的公寓中接受了《中国经营报》记者的专访。 　　仅有制度是不够的 　　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 　　《中国经营报》：2011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时指出，到2010年年底，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如期完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你亲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立法进程，能否评价一下这三十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经验教训? 　　江平：我们法律人讲的法治是“治理”的治而不是制度的“制”，过去谈到更多的法治其实是制度的制。 　　我认为，法治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最低的是制度层面，第二层面是方法，第三个层面，是认识到法治是一种理念。 　　目前，从制度层面来看中国的法律，中国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过程中，经过大规模的立法，可以说法律体系相对完善了。以前，无法可依的问题已经改变，这一点是好的。 　　但是，有法律制度并不等于有很好的法律理念。要实现真正的法治，重要的是有法律理念。光有制度，缺乏理念是不行的。就像有宪法不等于有宪政一样。这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了。 　　因为制度有好有坏，有的制度制定时是好的，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改变，可能就会过时了，需要修改了。 　　市场与法治应协调 　　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中国经营报》：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十年以来，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你如何看待当前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市场与法治的关系? 　　江平：我们一直在谈市场和法治的关系，我认为这其中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自由的法治，一个是市场秩序的法治。 　　自由与秩序，这两个方面从法律来看，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讲的是自由的法治，国家应该是尽量少干预，给予市场主体以自由，让市场自己来解决问题，就像我们的行政许可法里面的精神，能够由当事人自己解决的问题，尽量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当事人自己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只有当事人自己和社会都没有能力解决时，国家政府才来干预解决。 　　这体现了大社会小政府的思想，即尽量由社会自己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个理想，我们始终没有很好的实现。也就是，在我们的市场自由法治里面，国家干预还是很多的。 　　有些人始终认为政府办的才可靠，企业还是国企好、信用高，私营企业信用差，是骗人的，这种观念造成了很大的问题。在很多事情上都盲目的依赖政府，希望政府大包大揽解决所有问题。 　　当年制定《产品质量法》时便遇到这个问题。在美国也有类似的法律，但是人家叫产品责任法，没有产品质量法。他们的立法理念是，不强调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如何去监督，除了药品、食品等涉及到人身健康的特殊产品外，其他的产品质量政府是不管的。 　　但是如果企业生产的产品出现了质量问题，给消费者带来了损害，会面临诉讼，甚至集体诉讼，以及高昂的赔偿。他们强调的是，你要为自己生产的不合乎规格的产品负责，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去执法监督企业如何生产。 　　而我们则强调行政管理，一旦出现比如假酒等产品质量问题，政府机关就要忙着去执法，但是不重视维护消费者的维权诉讼。 　　《中国经营报》：为什么国家的行政干预会如此之多呢? 　　江平：这里面有个利害关系，市场的资源分配，市场的准入资格关系着政府的利益。比如，土地资源的分配，矿藏资源的分配等等这些资源的分配都由政府的权力控制着，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的利益也就越大。 　　而另一方面，市场秩序的法律，它的精神是不一样的。因为秩序是强制性的，不是自由的。法治强调开放、任意，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问题。而秩序的问题不是由当事人自己来解决的。市场秩序需要国家政府动用权力，以严格的禁止性的行为，管理性的行为来解决。 　　可是这方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做的并不好，而且管理的方式也有问题。比如西方国家环境保护搞的比较好，可是他们也没过多地动用政府的力量来管，可见问题的关键是动员什么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 　　西方国家是在动用社会力量来解决环境问题，比如绿色环境保护组织等很多社会公益组织发挥了巨大作用，像阻拦日本捕鲸船的就是民间环保组织，也没有见到哪国政府出面干预。 　　可是，我们是不敢发动民间力量的，因为怕威胁到社会稳定，就严格限制社会组织的设立。 　　民众的法治观念与政府有关 　　我认为如果吴英案判死刑是量刑太重了。 　　《中国经营报》：现在有人持这样一种观点：中国的法治进程缓慢是因为中国民众的法治观念薄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你如何看待民众的法治素养?

改革已到攻坚时 文革教训须记取 作者：雷颐 来源：经济观察报 来源日期：2012-3-1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18 22:09:21 阅读量：24次 　　导语：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次“两会答记者问”是温总理在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人们形容为“告别演讲”，情理并重。此时此刻，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反思文革，确实语重心长。 　　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巨大创伤，至今并未“痊愈”。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实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文革。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执政党在1981年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一方面是总结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此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条件下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温家宝在谈到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后，也特别提到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 　　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 　　当然，仅仅靠权力掌控，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影响毕竟有限。它能成为引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原因。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进一步说，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能“失忆”。 　　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承认，当有人把文革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