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哭是没有用的

2009年刚到美国读书,注意到时不时一小群学生围着学校的行政楼(Administrition Building)进行抗议,诉求通常是抗议学费昂贵,课程设置不合理等等。印象中唯一一次当地电视台也过来采访录像的抗议活动是在马路上针对福克斯(Fox)电视台的不当言论。几十个学生又唱又跳,周围行人驻足留意一下,又纷纷离去。 2011年1月,胡锦涛先生来美进行国事访问,途径芝加哥。由于学校距离芝加哥较近,中国学生会组织大家前去欢迎。我的朋友CC抱着打酱油的态度欣然前往,但还是活动途中给我打来电话:这场面,太热闹了! 她所指的是马路两边分别被不同人群占领,一边是中国留学生,挥舞着国旗热烈欢迎领导人前来,另一边是各类“反华人士”,也在集体呼喊各种“反动”“污蔑”口号,气焰十分“嚣张”。 晚上CC回来之后,我们饶有兴趣的一起观看她使用数码相机拍的照片与短片。CC作为一名围观群众,马路两边跑来跑去,争取拍到不同群体。最后结果是悲惨的,胡锦涛先生并未按照原计划经过此条马路。夜色降临,两边人悻悻离去。 去年秋天我来到了新的学校,当时“占领华尔街”运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后来活动又扩展到可以占领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甚至一所大学,于是校园里面经常看到学生们三三两两的围在一起,在草地上搭个帐篷,投身到伟大的公民运动中。 终于有一天,学生们开始策划去占领哈特福特(康州首府)了。学校每天向全体师生发送的邮件里也进行了通知。我的传播学教授也激动地摩拳擦掌,原因是他下个学期会开一门“Protest and Communication(抗议与传播)”的课,所以想亲身感受一下,还鼓动我们一起去。我们当时以为他在开玩笑,同时吐槽这门课的期末考试会不会是让学生以小组单位策划一场真实的抗议。没想到到了第二次上课时间,他真的消失不见了。这位教授年纪不小,老当益壮走在了革命军的第一线。但是那天可一直下着大雪,抗议者,辛苦了! 在风起云涌的2011年,世界上的不同国家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公民行动,《时代》杂志也将抗议者群体选为风云人物。回望中国,我们不提传说中的宪法第三十五条,只是看到奥运会后的“秋后算账”、《阳光时务》中的文章“陆生在台‘安全’指南”的其中一条“不介入、不回应岛内任何社会性、政治性活动”,就能够了解我们对于公民抗议的排斥态度。 我认为抗议是一门学问,它要求多方利益相关者同时学习。对于抗议者,应该学会怎样组织,怎样实施,何为界限;对于支持者,要知道怎样反驳,怎样回击;对于被抗议者,同样应该冷静对待,如何处理,如何回应;对于媒体,更应该了解事件如何关注,如何跟踪,如何公平报道。 前段时间我的微博好友参加了北京“占领男厕所”运动,几个姑娘们顶着牌子站在公厕一旁,身体力行抗议男女厕所不均衡的问题,希望消除女性排队现象。我转发支持,但是之后据活动参与者说,图片被管理员设置为仅自己可见,官媒也将此定义为了又一场“行为艺术”。 没有点滴的实践学习,又如何应对宏大场面?当习近平先生访问美国故地重游来到爱荷华州小镇马斯卡廷,又有一批留学生们前往欢迎。但是这次他们的对手明显做足了准备,富有节奏感的口号变化无穷,小留学生们惨遭“调戏”。 在视频中,一位留学生激动地唱起了国歌,留下了热泪。我相信此时她的心情是真诚且热血的,但是在此刻,不得不说,哭,是没有用的。 ———— 发布于“一五一十周刊51期——140个字符之外的阅读”, 欢迎下载 。 图片注释:“占领华尔街”运动时的一句口号:【当不义写进了法律,抵抗就成为了义务】。摘自: @咆哮女郎柏邦妮 关于作者 鬼怪式 ,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2011 级 八零后靠谱准文青,学生,正在痛苦享受多元文化冲击。信奉理想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强调个体权利。关注时事,喜好娱乐恶搞创意流行文化。狂爱阅读及结交三教九流狐朋狗友。希望人生过得快乐与正直,目标是发财与发声。“合法禁书”博主,“新闻理想档案馆”馆长。 合法禁书 新闻理想档案馆 饭否 豆瓣 新浪微博 Twitter 人人网 向文章付费 © 鬼怪式 for 合法禁书 , 2012. | Permalink | 新闻与政治 Post tags: 鬼怪式,八零后靠谱准文青,学生,正在痛苦享受多元文化冲击。信奉理想主义的悲观主义者,强调个体权利。关注时事,喜好娱乐恶搞创意流行文化。狂爱阅读及结交三教九流狐朋狗友。希望人生过得快乐与正直(王小波语),目标是发财与发声(袁伟时语)。 “ 合法禁书 ”博主,“ 新闻理想档案馆 ”馆长。 QQ:37621747 | MSN:Fifofree@hotmail.com | Gtalk:eggsilly@gmail.com | Skype: eggsilly @人人 | @豆瓣 | @饭否 | @新浪微博 | @Facebook | @Twi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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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 | 政治就是你我的处境:认识马基雅维利

作者: 王立彬 http://www.impencil.org/Portal/pencilwork/C0D661FB-0683-4272-BE7E-73388C857D31.aspx       马基雅维利并不是政治丑恶一面的代名词,他是政治本身的代名词。他让一代又一代人感到极不舒服,然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与道德、宗教以及艺术很不一样,政治不太照顾我们的幻想和理想。与此同时,他还向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实:政治就是人的处境,而且人确实能够通过积极参与而不是逃避,将不完美的政治改得较为完美,或者说将必要的恶稍加减少。     2007年6月21日,在他480周年忌辰之时,尼科洛·马基雅维利仍将以其咄咄逼人的目光,穿透人云亦云、道听途说、成见作怪的重重迷雾,使每一个现代人,要么面对他忍受刺眼的寒光,要么背对他忍受背生针芒。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关于马基雅维利的传记、评述等各类专著,可以检索到的就已经超过150种。他是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标签大全”——他分别被称为“专制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爱国者”“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机会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等等。可以说,现实生活中有多少政治思想派别,就有多少个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这个人物身上的巨大矛盾性,就是人类政治存在本身的巨大矛盾性,以及作为“政治动物”的我们人类自身的巨大矛盾性。然而事实表明,迄今为止,只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地反对马基雅维利,那就是他本人——他就像长着两张脸的罗马门神雅奴思,同时面对着过去又逼视未来,同时挥动双臂,奋力敲打着地狱和天堂之门。 独裁者之师:马基雅维利主义     据历史资料记载,第三帝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在自己枕头边上经常摆放的书,就是《君主论》。而对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而言,此书“臭名昭著”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犹如法西斯主义的真正鼻祖。据说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任何攻击都不予置评,唯独憎恨把他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这位游走于“黑白两道”的伟大的机会主义者,认为“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称号贬损了自己的人格。     这位佛罗伦萨的“厚黑教主”,说出了政治领域从未有人公开说出口的话:“统治者应当杀掉敌手,而不要只是没收他们的财产。因为被剥夺财产的人,可以图谋复仇,而那些被从肉体上铲除的人,就不可能这样做了。其实人们忘掉父亲被杀,都比忘记财产被剥夺来得快。”“如果要加害于人,务必坏事做绝,被杀的人对死亡的品味转瞬即逝,忍受的痛苦反而轻得多。”“要施惠于人,务必细水长流,点滴为限,恩惠才会被更深地感受到。所谓慷慨就是对自己的财产吝啬小气,对他人的所有物大方施为。”……充斥这类惊世骇俗之语的《君主论》,堪称古今中外最为臭名昭著之作。那么,其作者马基雅维利究竟何许人也?     1469年5月3日,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公职家庭。虽然出身还算不错,但到尼科洛时,家道已经中落。由于经济拮据,马基雅维利幼年未能接受系统的良好教育。但是他以坚毅的性格和出众的天赋,博览群书,自学不辍,在那个知识饥渴的文艺复兴时代,终于成为文艺复兴之都佛罗伦萨的一代才俊。     少年即参加起义反对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独裁的马基雅维利,1494年开始在佛罗伦萨共和国出任公职。刚刚驱逐了独裁者的佛罗伦萨,恢复了它以之为荣的共和制度。就像后世所有的大革命一样,新复兴的共和国经历了清教徒式的禁欲主义的4年,1498年,忍受不了清心寡欲统治的佛罗伦萨人,在罗马教廷的煽动下,处死了禁欲主义的统治者萨沃纳罗拉修士。几乎就在这位手无寸铁的修士化为火刑柱上的黑烟的同时,年仅29岁的马基雅维利成为佛罗伦萨共和国市政第二厅的秘书,随即又成为自由执政十人委员会的秘书。     在共和国的这一重要然而枯燥乏味的职位上,马基雅维利一直干了14年之久。这位以聪明闻名的政府要员,从来没有忘记萨沃纳罗拉的悲惨命运。这倒不是说他深为萨沃纳罗拉著名的政治神学演说和清廉人格所打动,而是他从萨沃纳罗拉之死发现了一个政治现实: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政治理想,只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这种简单却真实的思想判断,很快就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危机和覆灭中表现得更为清楚。     在内政事务中表现优秀的马基雅维利,在共和国逐渐陷入的外交困境中,也一再担当外交出访工作,直到他热爱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被美第奇家族推翻为止。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法兰西、西班牙、英格兰等,都已经成为统一而强大的封建主义王国,而亚平宁半岛则依然处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意大利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邦国林立,朝秦暮楚。佛罗伦萨共和国后期,马基雅维利在出访、长驻各邦国的过程中,拜会、结识了各色的权要显贵,以其敏锐的头脑和观察力,成为一个小有名气的纵横家。可以说,马基雅维利在外交事务中认识到的,是背信弃义、弱肉强食的现实。在好朋友莱奥纳多·达·芬奇以及米开朗琪罗塑造的艺术的文艺复兴的另一面,马基雅维利目睹的是政治的文艺复兴时期:传统的基督教道德沦为麻痹对手的谎话与欺人之谈,所有的甜言蜜语背后,都是刀光剑影的鸿门宴。     就在令人心潮澎湃的远大前程在这位与佛罗伦萨共和国一起成长的政治人物的脚下展开时,命运女神喜怒无常的本性发作了。在罗马教廷军队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作为美第奇家族后盾的教廷军队,一举击败了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盟友的法兰西国王,于是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倾覆。被佛罗伦萨人民驱逐的美第奇家族,迅速恢复独裁统治。这样,共和派人物理所当然地受到政治大清洗。作为佛罗伦萨有名的反美第奇分子和共和党人,马基雅维利在1512年被解除一切公职。这位43岁的共和派,一生中第一次失业了。     这还不算,就在彷徨无计之时,马基雅维利的大名出现在一场流产的共和党人武装起义支持者名单之中。这样,马基雅维利被捕入狱,上了老虎凳。在受尽酷刑折磨后,由于没有找到直接而有力的真凭实据,马基雅维利最后被无罪开释。但是,他不得不接受被流放的政治命运。这样,就在佛罗伦萨附近的一个小农庄里,为共和国效力了14年之久的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开始了人生中的又一个14年——当然,这是笼子里的14年。     不知道是为了安慰还是嘲讽,命运女神在马基雅维利一生的最后一年,同他开了一个玩笑——1526年,他终于获得美第奇家族批准而返回佛罗伦萨的公共生活。然而就在次年,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大败罗马教皇,罗马教廷支持的美第奇家族再次被佛罗伦萨人民推翻和驱逐,佛罗伦萨共和国一朝恢复。然而这样一来,刚刚被君主政体“摘帽”的马基雅维利,一转眼又成为共和派的眼中钉,而且共和党人以“人民公敌”的全民公决方式,把“叛徒”马基雅维利彻底逐出公共生活,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失业了。他死于1527年。     在与世隔绝的14年中,马基雅维利没完没了地给美第奇家族、罗马教皇写信,宣示效忠之意。在献给美第奇家族的《君主论》之外,他还写了一部《佛罗伦萨史》献给罗马教皇。他只想得到允许,重返公共生活。正是在这毫无指望、凄凉而漫长的等待岁月里,这位笼中之鸟以读书、写作打发时间。他的《君主论》和《史论——李维前十书》先后问世。他还以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杰出才华,创作了第一部意大利语的喜剧《曼陀罗花》。1520年,他完成了《论战争艺术》。1525年,在完成8卷本《佛罗伦萨史》的同时,还创作出另一部喜剧《克罗采娅》。     当然,在这些著作之中,尽管《君主论》无论在篇幅、文采还是深刻性上,并不会居于第一位。然而这部独特的著作,凭借其“恬不知耻”的唯权力论,对不择手段的政治斗争的鼓吹,前所未闻的阴谋主义,赤裸裸的暴力崇拜,以及倡导对反对派斩草除根,成为马基雅维利的代表作。而“马基雅维利主义”,就此成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好事莫做、坏事做尽的代名词。     正如当代哲学家们所说,马克思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弗洛伊德揭示了人类无意识深处的残酷本能,尼采揭露了“道德很不道德”的秘密,而马基雅维利在早得多的时代,就已经揭露了“政治原始积累”的暴力本质。 共和国之光:另一个马基雅维利     当代世界诸邦,哪一个国家最符合马基雅维利的理想模式?政治学家的答案很可能会让大多数人大跌眼镜——美利坚合众国是如此接近马基雅维利的共和国主义理想,以致马基雅维利完全可以称得上“美国宪法思想之父”!如果说墨索里尼会为此说法而勃然大怒的话,乔治·华盛顿很可能会点头称是。较为全面了解马基雅维利的为人后,我们绝大多数人会自信地说,马基雅维利戴了一个恺撒主义的面具,本质上却是一个坚定、务实、深刻的共和主义者。     历史学家波科克将美国宪法同马基雅维利《史论——李维前十书》中的共和主义思想联系了起来。与《君主论》受到众口一词诟骂不同的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被公认为“共和主义手册”。在这部著作里,马基雅维利解读了古罗马的共和组织,指出罗马式的共和主义,具有波斯的君主政体、雅典的民粹政治无法具有的优越性和生存能力。马基雅维利指出了共和主义的两条原则,一是权力乃民众生活的产物,本质上即是共和性质的;二是此一权力的社会基础总是存在着冲突性,因此需要有制约权力之权力出现,使权力之间发生交互作用,使权力被组织和约束起来。对当代人而言,特别是对处于暴君专制与暴民专制双重危险的当代社会而言,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思想极其重要。     马基雅维利留给后世政治与社会思想家的,是一个古典的共和国理念,而不包含任何民粹主义成分。他既不把信任交给不受限制的君主,也不把希望交付给不爱约束的“人民”。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总结为: 任何长治久安的政体,必须在君主、贵族、人民三种要素之间维持平衡 。他思想的基石是共和,而不是民主,民主只是共和的要素之一。在这里,他与亚里士多德一脉相承。马基雅维利认为,共和政体包含着三三对应的两个逻辑层次。第一个层次:原则上的精英政治、本质上的富裕者政治、法理上的少数人政治;第二个层次:原则上的民主政治、本质上的穷人政治、法理上的多数人政治。他认为,维持精英—民主、多数—少数、有钱人—穷人之间的平衡,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家或政体健全的标志,而共和国最能实现这一点。     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马基雅维利成为替“社会冲突”辩护的第一人。他认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斗争,对于君主专制国家是致命的,然而对于共和国,社会冲突是使国家强大统一的真正动力。共和国不必从一开始就压制社会冲突,因控制、消灭社会冲突而大大消耗力量,共和国不会像独裁君主那样限制人民的创造性和参与精神,因此共和国比君主国更能长治久安,更善于调动公民精神投入战争。正如现代政治观察家发现的那样,争吵不休的英国人,总能打败“意见一致”的德国人;七嘴八舌的美国人,也让“铁板一块”的日本人和俄国人吃不消。     马基雅维利的“共和”主义与“民主”概念的最大区别在于,共和主义强调能够整合各种不同社会群体偏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是暴政,而大多数人对最少的少数派同样可以形成暴政)的混合政府之重要性,而“民主”更多关注群众(“多数人”)的利益偏好。 这后一种偏好,乍看上去蛮不错的,然而推论到极致,几乎肯定会有多数人统治之下“少数人不是人”的政治结论。 在西方历史上,雅典最聪明的苏格拉底,犹太人中最聪明的耶稣,可以说是“被多数人表决处决”的最著名案例。马基雅维利在《史论——李维前十书》中强调的公式,就是古罗马人最喜爱的说法——“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与恺撒形成的权力制衡。罗马元老院代表的贵族、罗马平民及其具有否决权的保民官,与紧急状态下的独裁官恺撒,形成古老的“三权制衡”,维持了罗马帝国的伟大与光荣。     在这一点上,实际上马基雅维利比我们许多当代人要清醒得多。对马基雅维利而言,“多数人”(群众)的统治好,还是“一个人”(君主)的统治好,或者“少数人”(贵族)的统治好,根本是一个第二性的问题,他的古典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在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上,多数人、一个人与少数人的分权。 由任何一个社会组成部分垄断的政府,不仅是非法的,而且也是不稳定的,对任何人、任何集团、任何阶级都具有潜在的灾难性。     美国国父之一的汉密尔顿断言,哪怕是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苏格拉底般的智慧,他们直接组成全体公民大会行使权力时“仍将是一群暴民”。汉密尔顿不信任直接的民主,而选择有限民主的共和主义。而美国大陆会议的制宪者,基本上都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们拒绝从直接民主的角度考虑问题,就像他们暂时对蓄奴制保持沉默一样。这样,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本质上是一个共和而非民主的宪法。著名的联邦党人麦迪逊坚持使用“间接的代议制共和国”,而从来不说“直接的民主政体”。他认为,直接民主,本质上是多数人的私权,可能导致对少数人的暴政。代议间接民主,能够避免掌握绝对权力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迫。 如此一来,尽管世界上喊叫“民主”嗓门最大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然而美利坚合众国却是典型的罗马式共和国而不是雅典式的民主国。     从表面上看,最接近马基雅维利模式的一人(以总统为代表)、多数人(按人数选出来的众议院)与少数人(按州选举出来的参议院)是“罗马三头”结构,其次就是尽人皆知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然而实质上更为重要的是美利坚联邦主义,就是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实现分权。在北美的这个罗马式共和国里,横向的立法、行政、司法分权之外,还有纵向的分权——即联邦与州以及更多的政府单位之间的分权。 既不是华盛顿特区,也不是选举或联邦国会,而是成千上万的自治性乡镇(Countries),构成了美国的民主的真正根基。     马基雅维利拒绝把信任奉送给任何人。这种对分权制衡的执著,对精英阶层与民众阶层的“双重依靠与双重不信任”的混合主义,就是《联邦党人文集》最重要的思想原则。 第三世界国家的青少年们在星巴克或麦当劳就餐时,很难意识到,尽管美利坚合众国甚至鼓吹要在月球上实现直接民主,但自己却是一个间接民主的罗马共和国。     在当代,马基雅维利以他特有的略带嘲弄的微笑,栖身于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骨子里。十七、十八世纪新兴的共和宪制模式:君主、上议院和下议院,曾被孟德斯鸠认为是完美平衡的政体,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而非孟德斯鸠,才是现代共和主义之父。 意大利之梦:民族统一的先知     马基雅维利在骨子里,究竟是《君主论》暗示的那样的君主主义者呢,还是《史论——李维前十书》表明的一个共和主义者呢?其实,马基雅维利不是哲学家,甚至不是一个学者,他是那个动乱时代的积极参与者。     普通当代人理解马基雅维利,面临的主要风险在于无法直观把握他生活于其中的时代,无法感受马基雅维利陷于其中而不能自拔的时代处境。只有把马基雅维利置回世界历史中的亚平宁半岛,我们才能理解何以意大利统一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加富尔等,以及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理论家葛兰西,都把马基雅维利奉为民族统一的精神导师、意大利的民族英雄。     就像那个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马基雅维利从青年时代起,意大利的前途问题就萦绕心头。他们强烈希望统一意大利,反对罗马教会和贵族割据势力,并建议把外国势力赶出亚平宁半岛。这里面的内在动机,与其说是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不如说是一种佛罗伦萨人特有的罗马精神。我们知道,在政治思想术语中,“罗马人”代表的,就是大一统的帝国精神,与“雅典人”代表的城邦精神完全不同。     尽管推崇共和政体,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马基雅维利相信,统一意大利只能靠一个强大的恺撒,而不是元老院的争论。从这个角度看,他将《君主论》献给佛罗伦萨统治者美第奇家族的洛伦佐,在希望讨个一官半职的同时,确实有呼吁美第奇致力于意大利统一的意思,特别是美第奇家族同时当选罗马教皇(利奥十世)之后,美第奇家族的罗马与佛罗伦萨,确实有统一意大利的前景。耐人寻味的是,即使其在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军事生涯最为春风得意之时,甚至当他催生的佛罗伦萨国民军一举打败老对手比萨时,马基雅维利都没有表露出任何罗马式的帝国统一观念。     这特别像马基雅维利的偶像及老乡但丁。他俩都是在政治上垮台,甚至被逐出佛罗伦萨之后,才显示出超越“服务城邦”理想的更大的政治抱负。究其原因,不外是一种切肤之痛:邦国林立、外国干涉不仅是他们本身政治命运不幸的根源,也是全意大利悲惨处境的根源。当马基雅维利因比萨人投降而享受入城式的光荣时,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意大利,是佛罗伦萨人、比萨人、威尼斯人的共同悲剧。     为民族国家统一,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手段、不惜一切妥协,可以说后来由马志尼、加里波第主演的意大利统一戏剧,很大程度上使用的就是天才戏剧大师马基雅维利的脚本,而且这个脚本的弱点,如撒丁国王及加富尔首相窃取民族革命果实、墨索里尼窃取人民革命果实,也在历史中一再表现了出来。     关于马基雅维利是共和党人还是恺撒主义者的争论,多少有点儿瞎子摸象。马基雅维利旋转世界的大杠杆只有一个支点:政治生存,具体说就是意大利的政治生存。无论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首先要有政治生存本身。当意大利四分五裂、七零八落,沦为西班牙、法兰西和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的案板肉时,争论共和制还是君主制,纯属细枝末节问题。这就像给孩子取名字一样,首先要把孩子生下来,不然“狗剩”也好,“富贵”也罢,完全不得要领。 你我的处境:抵抗马基雅维利     中国有个李宗吾,就是自称“厚黑教主”的《厚黑学》一书的作者。许多人喜欢把李宗吾与马基雅维利相提并论。这里面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本质上却是完全错误的。原因非常简单:专门唱“反调”,做“翻案文章”的李宗吾,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作家,他的《厚黑学》可以用到政治以外的场合,而且他要面对的,主要是政治圈以外的读者。而马基雅维利是一个文艺复兴巨人,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经验。而且,他的《君主论》主要是呈现给统治者的。     马基雅维利并不讳言,如果一般老百姓想把《君主论》的信条带入日常生活,那么一定会使家庭立即变成地狱。马基雅维利把自己严格限制于政治学的范畴,他对道德层面表现的,是大理石一般的冷漠。同样生于乱世,马基雅维利强调的“不择手段”,毕竟只是手段,他的终极目标是意大利的民族统一,至少是他的祖国佛罗伦萨的强大与稳定。     当代人,包括当代中国人研究马基雅维利,认识马基雅维利,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反对政治虚无主义。从一定意义上看,马基雅维利当之无愧是现代政治学之父。当文艺复兴“重新发现”古典世界时,波提切利和莱奥纳多·达·芬奇们的新世界是文艺,而马基雅维利发现的新大陆是政治。我们知道,在中世纪,政治充其量是神学的仆役,基督教义把此岸性的政治,视为败坏人性的肮脏之地,是对美丽幸福天国的背叛和遗忘。即便最好的政治,对于鄙弃现世的禁欲思想而言,也是污秽不堪的。     马基雅维利发现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政治世界,他把政治学从神学的婢女或伦理学的侍妾身份中解放出来。如果我们读了篇幅七倍于《君主论》的《史论——李维前十书》,不难发现,马基雅维利从来没有“使政治与道德离婚”(这是关于马基雅维利最流行的陈词滥调之一),他终结了政治与道德特别是与宗教道德之间的“奴隶制”,使政治重新成为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讨论的公德世界。我们知道,中世纪基督教把政治贬低为“狗咬狗”,并以天国之名对现世价值不屑一顾。而马基雅维利恢复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古典政治学思想,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人与动植物不同,因为人的存在是政治性的存在,唯有奴隶不能参与政治,只有在政治社会中,通过公民的政治美德,才能找到通往完美生活的道路。     500年来,反对马基雅维利最为激烈的人,往往都是“最为马基雅维利”的专制君主。他们的目的,不外是希望普通民众甘心情愿地生活在非政治的幻想之中,生活在所谓“远离革命”“远离政治”的麻醉之中。就在疯狂反对宗教改革的时期,罗马教廷在历史上第一个把《君主论》列为“邪恶的”禁书。虽然在屠杀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新教徒时,天主教从《君主论》中摘抄使屠杀正当化的词句。而有“士兵王”绰号的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王,年轻时撰写过一本痛骂马基雅维利的小册子,这位喜欢睡在兵营而不是宫廷里的著名专制君主,却是《君主论》的模范生,以致伏尔泰极尽嘲讽地挖苦道:“如果马基雅维利还活着,并且给君主上课的话,他向君主讲授的第一条肯定是:陛下,请撰写一本反马基雅维利的书。”     非难马基雅维利,就是非难政治;拒绝马基雅维利,会使人们错过预报、避免大风暴的最好时机。 马基雅维利所发现的,也是马克斯·韦伯晚年确认的真理:政治是人的处境 。尽管吃够了政治运动苦头的人,很可能特别喜欢以宗教信仰、神学理论、道德超越、价值中立、“看不见的手”等取代政治,从而返回“前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然而,科学技术、标准化、文学审美、市场机制等等,只能短暂掩盖人类的真实处境。     人类是否会等到一个“非马基雅维利”的,或者“去马基雅维利”的世界呢,比如说一个普世同质的“国家的星期天”?在那儿,政治、斗争、冲突等彻底消失,全世界住满了“快乐人”,人们从事的只是无穷无尽的游戏,不用斗争,不必决断,不必进攻也不必捍卫?也许有,但是这种“快乐人”还是人吗?     马基雅维利坚持的是一个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学信条:人走出家门的那一刻,便由“私民”成为公民,而公德永远比私德更加重要。历史上,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因为厌倦政治冲突、阶级斗争而竭力把脑袋伸进“天国”。这位最早提出以国民军取代雇佣军的政治思想家,是厌倦政治的政治虚无主义时代的真正敌人。我们知道历史上最有名的厌倦政治的时代:在罗马人民厌倦了政治时,罗马共和国衰亡了;在魏玛共和国知识分子的政治厌倦中,第三帝国崛起了。如果阅读他的人对他发起攻击了,他将不胜荣幸。     2005年暮春,我在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外面徘徊,并一再走进这座佛罗伦萨人的“先贤祠”。近代科学的开创者伽利略、艺术大师米开朗琪罗、伟大的诗人但丁(纪念冢)、音乐家罗西尼、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等巨人均在此长眠。马基雅维利的肖像,古怪地出现在石棺上的守护女神手持的盾牌上,马基雅维利的似笑非笑之中,流露着无以形容的嘲讽。不管马基雅维利有意还是无意,在今人来看,《君主论》语调中的嘲讽意味是无法否认的。     实际上,这部书已经成为所有自我粉饰的专制政治的《皇帝的新衣》。所以毫不奇怪的是,在《君主论》的献词里,马基雅维利说道:“ 深刻认识人民的性质的人应该是统治者,而深刻认识统治者的性质的人是人民。”不能认识人民的统治者,将以暴政而亡;不能认识统治者的人民,将永远是奴隶;不曾真正认识马基雅维利的人,将不可能抵抗他所预言的无所不在的邪恶与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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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从“Kony 2012”看网络语言生态的失衡

作者: 韦三皮  |  评论(0)  | 标签: Kony , 2012 我在第一时间转发了这个视频,虽然我很不认同“Invisible Children”的一些做法。 第一,“注意力经济”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Invisible Children”将这一概念延伸到了公益领域,可以说是一项创新。但这种公益形式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很大的风险。他们通过网络传播、街头行动等形式力图使Joseph Kony出名,实际上是创建了一个“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平台,并在此基础上组织群众运动,有一定的广场效应。广场效应的危害就在于,即使广场上每个人都是抱着良好的愿望来参与活动的,但整个群体的活动却极有可能发生失控的危险。 第二,中非局势之复杂不亚于中东,宗教、政治、能源等容易引发战争的因素一样不缺。Joseph Kony固然罪大恶极,但杀掉他肯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不试图从深层次分析、解决问题,一个Joseph Kony倒下,还会有另一个站起来。我不是说他们的行动毫无意义,只是说做公益、花钱也是一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如何能将钱和精力用得更有效率,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尽管这个行动存在这么多缺陷,我还是转发以示支持,原因后面再讲。倒是这次事件引发的争论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观察角度,让我可以对网络空间的生态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我看来,当前网络语言存在以下变化趋势: 一,两极化。整个网络语言的分布模型就像一个计时沙漏,两头大,中间小。支持者和反对者的声音都比较极端。在一些网络论坛上,所谓的“五毛党”和“美分党”相互攻击,旗帜鲜明。有意思的是,由于网络热点不断转移,许多人发现在某场争论中的“队友”忽然成了另一场争论的“对手”。所以这种站队行为往往令某些同学非常尴尬,罗永浩老师就是一枚标准案例。在方舟子反中医的时候他是无限支持,对方舟子每条微博都不加讨论地转发;现在方舟子大棒打到自己头上了,又不分对错地无限反对,说人家是臭流氓。所以说站队有风险,跟风需谨慎。罗素曾经说过,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生活的本源。因此对网络空间我们可以说,参差多态是健康网络生态的本源。这种不允许异己存在的发言方式无疑是对虚拟空间的健康发展很不利的。 二,情绪化。在现实生活中很和气的人,到了网上也会变得极富攻击性。大家都缺乏认真讨论问题的耐心,一开口就是“傻B”。这让我想到了黄侃和章太炎的故事。话说有一天黄侃同学尿急,直接就对着窗户小解了起来,让楼下读书的章太炎惹了一身骚。两人就此对骂起来,谁料越骂越感觉相互佩服,最终黄侃折节拜章太炎为师,传为佳话。但“佳话”毕竟是“佳话”,大多数人并没有两者的肚量和才气。我见过不少同学在网上跟朋友起了争执,结果闹得现实生活中也有了隔阂。情绪化的危害虽是在虚拟空间中产生,但完全可以影响真实生活。所以希望大家在出口成脏之前先冷静一下,别像吴法天和五岳散人那样搞到非“约架”不可的地步。 三,泛道德化。在这种争论中,阴谋论总是不会缺席。“五毛党”们认为这又是一个美国政府的阴谋,想要从乌干达的石油资源中分一杯羹;“美分党”们认为“五毛党”的阴谋论本身就是中国政府下的一大盘棋。这种现象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所有人都在反对些什么,但谁也说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反对什么。也就是说你不喜欢狗,但你首先应该定义一下什么叫狗吧,总不能举着一只猫说你看,这狗长得真他妈丑。有时候我在跟别的网友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感觉非常困惑,因为许多人特别容易跑题或是答非所问。甚至有些人骂人都骂不到点上。用一句网络用语讲就是,“我都替你捉急”。在这个事件中,很多事情都是纯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此次活动的运作方式、收费方式是否合理,这都是可以讨论的。但很少有人能够就事论事,而是将所有问题都往道德上扯,努力占据道德制高点。 至于这些失衡状况出现的原因,我暂时想到了以下几点: 一,中国人整体精神生活状态堪忧,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积累了大量压抑的情绪。世俗道德的作用压制了这些负面情绪,使之无法转变为负面行动,却没有为之提供有效的疏导。而网络空间是一个可以毫无顾忌的发泄场所,因为大家都处在一群陌生人中间,世俗道德对语言的约束力不再起作用。从这个角度讲,网络语言的暴虐倾向反而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减少其在现实生活中的破坏力。 二,国内网络空间的架构不够合理,各大网络社交平台都在努力“造星”。以新浪微博为例,它虽是twitter的翻版,但又与twitter有很大的区别。新浪微博的技术架构呈现垂直化的趋势,将平台的核心位置交给了少数的明星用户,而普通用户之间的横向交流很难获得别人的关注。这就使得大多数普通用户要么缺乏参与热情,进而沦为“沉默的大多数”,要么尽量采用极端语言“搏出位”,以获取别人的注意力。 三,中国政府的负面作用。网络空间是如今少有的中国人可以自由讨论一些敏感问题的场所,因此对敏感信息的渴求促进了一些网络平台的急速发展。中国政府也试图参与其中以引导舆论,这本无可厚非,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会忽视舆论的力量。然而政府参与引导的方式却有大问题。它并非以增加透明度、提供真实信息的方式引导舆论,而是通过雇佣网评员发帖的方式进行舆论监督与控制,这无疑更加削弱了其公信力,并且导致了所谓“五毛党”和“美分党”等网络用语的出现。 现在再来说我为什么转发“Kony 2012”。在看它的宣传视频之前,我刚刚看过一部与之内容十分相关的电影:《机关枪传教士》(《Machine Gun Preacher 》)。这部电影根据山姆·奇德斯(Sam Childers)的真实故事改编而成。事实上,与“Kony 2012”相比,我更欣赏Sam的做法,因为他的做法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更传奇(虽然以“传奇”作为理由会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Kony 2012”让我感动的地方在于,这种形式激起了成千上万人的同情心。虽然同情心很有可能被滥用,但其本身的高贵毋庸置疑。 有一本禁书叫《戴晴文集》,里面详细描述了戴晴的一九八九。里面有一个镜头让我热泪盈眶。那些参与运动的学生们,并不知道自己将要为了理想而付出多大的代价。当戴晴带领着一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试图与学生领袖们进行对话的时候,学生们紧紧地将他们围住,请求他们所敬爱的戴晴老师、李泽厚老师为自己签名。在那场惨剧里,有没有真正心怀鬼胎的领导者?肯定是有的。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否定所有学生们的单纯和执着,以及他们为中国的未来而付出的热血。 因此,当人们在讨论八九年的学生,或是今天支持“Kony 2012”的人们时,这样一种论调是我极度厌恶的:这群傻B,被人卖了还在帮人数钱。他们有没有可能是被利用了呢?完全有可能。但这恰恰说明了他们的单纯和执着是多么的可贵。你如果能够识破阴谋者的诡计,那就应该理性地将其中的道理讲给他们听,而不是在一旁冷嘲热讽。因此我想对那些自以为看透世故的人们说:你可以沉默不语,但请对人类最高贵的情感怀有一丝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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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 | 《纽约书评》学会争论:采访冉云飞

核心提示: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原文: Learning How to Argue: Interview Ran Yunfei 发表:2012年3月2日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摄影:张彦(Ian Johnson)】 冉云飞是中国最敢于直言不讳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去年他在呼吁中国效法席卷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被拘留。没有任何审讯,他被扣押了半年,直到去年8月。有趣的是,公诉人驳回了警方正式起诉冉云飞的要求,要求警方提供更多证据。而警方拿不出更多证据,直到今年二月初,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冉云飞就职于政府经营的《四川文学》出版社,他常写一些关于中国古文的文章。他也是一位写了十多本学术著作的作家,其中包括《古蜀之肺——大慈寺》,关于一座地方寺庙的详细历史。这本书在他去年被拘留后就发表了。但在他的博客里——在那儿他常常打擦边球,文字幽默而夸张——这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冉云飞在中国海外流亡网站上匿名呼吁中国进行“茉莉花革命”,并写道中国需要改革,否则只会落得和北非国家一样的下场——陷入无尽的混乱。(他的推特账号(@ranyunfei)已有57000粉丝,在中国只能用虚拟个人网络或代理上推特。而他的另一个博客——中国允许开放的新浪微博,已有7万粉丝。) 最近,47岁的冉云飞一直在关注言论自由和中国需要变革的道德教育。他生于一个农村小镇——现在属于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他是一名土家族,土家族是目前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我在他四川省西南部成都的家中和他聊天。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去成都学习文学开始,他就一直住在那里。 ——————————————————————————– 伊恩・约翰逊 : 自从你去年被拘留,一直有传言说警方认为你和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有关系。当然这儿根本就没什么革命,甚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效仿北非的抗议活动都没有。那么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呢? 冉云飞 : 他们担心的是网络。但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常与人交往的人。他们问我是不是和王军涛(音)(著名的天安门动乱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异议分子领导)保持着联系。我说,没有。我真的没和任何人联系。我只是持有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国保(国家安全局)最后还是相信我了,只是刚开始不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串通起来的。 你在监狱里做了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在阅读。像《圣经》一类的书是禁书,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反政府的。但他们允许我阅读所有我想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但他们不知道古文里也有些(颠覆性)思想。但他们不懂得古文,所以他们允许阅读这个。 有趣的是,经历了所有这些麻烦事之后你还能保住在国营出版社的饭碗。怎么可能呢?难道政府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贿赂你的方式? 不,钱对于我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况且我几乎不去工作。这是一种管理技术。如果有事发生,他们不用直接和你接触;他们借你的个人关系和职责向你施压。比如你有一个好老板,你也欣赏他,那么你就可能连累到他。他们会让老板来处置你,然后老板又来问你……总之,你能怎么办?他们会说:“喂,冉云飞出什么事了?”然后他们来询问你,告诉你你所做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会害了你的老板,然后你会觉得,好吧,我怎么能害了他? 不能辞职吗? 不能!他们会一直付你工资并告诉你你是体制的一部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除了北京以外,四川是全中国政治异议分子最多的地区。四川并不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不是最穷的;四川也不像广州那样靠近香港而有更自由的媒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说来话长了。四川有一种茶馆文化——这些地方适合政治性集会。在中国并非许多城市都像这样。这里几乎处处都有茶馆,人们在里边见面聊天。茶馆里边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袍哥文化(一种类似黑帮的组织,以前代替政府法律法规管理日常事务)。人们习惯了独立思考,不受政府左右。同样,我们离北京很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甚至这里的国保都不一样,他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做这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你不久前刚写了一本关于一座寺庙的书,寺庙就在街上。大慈寺有一个人声鼎沸的茶馆。发表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 冉云飞 著】 我在去年被拘留前就完成了那本书的写作,然后就开始印刷。但当时我被拘留之后出版社拒绝发表这本书。我就把这事和国保说了,他们说:“你虽然被拘留了,但还没定罪,你可以出版书籍。你现在还不是罪犯,你有权利出书。”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和出版社说说?”他们说:“不行。我们又不是你的经纪人什么的,不能给出版社打电话。而且,那会把他们吓个半死!但你可以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书就出版了。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网上出售。我们印了5000本,我已经卖掉了2000本。他们在一个寺庙里面卖书,但除非你自己问他们要,否则你买不到。书可以买到但没有途径。 那是一本做工精制的关于寺庙历史的书,包括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些事。 是的,我描述了解放后那些僧人是怎么被攻击然后划成右派的。一个僧人是右派!简直是胡扯。但那就是事实。就说了这些,我也不会偏激到非要揭政府的伤疤。只是陈述事实。这就是我写书的风格:真实,清晰。 为什么你选择写一座佛教寺庙?你是信徒吗,佛教还是基督教? 不,不,不,但我确实和基督教有些渊源。我妻子是个基督教徒。因为我的妻子和一个地方教堂的牧师朋友,我受过一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我自己不是信徒,也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我懂得灵性的价值。这点我并不否认。但共产主义者确实毁了宗教。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看看西藏。我告诉过国保:”你们想太多了。你们不让他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你们没有信仰所以你们不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如此愤怒和悲伤。你们跑去寺庙挂上毛泽东、江泽民或胡锦涛的画像,这就过分了。这是不对的。想想吧。难怪他们要自焚。” 那么你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你却很尊重宗教。 如果这个国家想要更好地发展,那么一定需要信仰。也需要非政府组织。我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他们认为那是“好人做的好事”。但这不对。非政府组织和教堂一样有必要性。那些没登机的教堂都是公共空间。现在在中国可能只有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了。 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新书。教育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材料都是些如何爱党的东西——当然只会导致精神危机了。 为什么? 他们教你崇敬的东西都是假的。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他们的那些模范英雄都是假的:王杰,刘文学,赖宁:假,假,假。所以当他们教人道德的时候,用的工具却是捏造的,完全的虚假。之后学生们知道了雷锋是假的。他这个人的确存在,但那些事迹都是编造的。这是毁灭性的——毁灭了所有你所教的东西。人们会感觉没有事情是真的了。这样他们还怎么教道德?不可能。问题是他们没有底线。社会也没有底线。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则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而那些骗你的人就是统治你的人。 你是如何与之斗争的? 你必须学会如何争论。中国很少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逻辑清晰地争论。他们不知道如何争论,通常都以咒骂对方作为结束。 像艾未未那样? 老艾表现得过火了。就像那个《环球时报》(一家批评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中国报纸)的家伙。那个编辑辱骂艾未未,艾未未就把那人的电话录音放到了网上。那是不对的。你可以辱骂我,但我也没有权利公开你的私人谈话。这个国家令你愤怒,但你应该对政府或制度愤怒。不要毁掉自己的原则,你不能用毁掉自由的方式保卫自由。中国许多讨论的重点都是怎么让对方愤怒至极:“哈哈哈,你死定了,等着瞧吧!”“(我)拧你的鼻子,吐你一脸口水。呸呸呸呸呸!”这是辩论吗?不是。 那么你的新书是如何写这一点的? 我正在收集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书。这两个黑木头柜子里装满了教育材料。这些东西有的是清朝的,有的是民国时期的,还有建国后的。我从大学、小学、军队、佛教徒学校、监狱、农民扫盲运动中都收集过材料,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写的书会分为两卷。你会从中知道(教育的方式)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有哪些变化,哪些没变。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数据和定性分析上的——比如说,在教育材料中一个字究竟有什么变化。 你观察到了什么? 让我先给你看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现在政府说是30万人(被杀害)而日本人说远远不到这个数字。一些日本人甚至不认为那是一场屠杀。他们说:“好吧,如果那是一次屠杀,请拿出死者的名单。你们30万死者的名单在哪儿?”政府没有什么名单,甚至3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重视个体的生命。这是事实。70年后也他们只有1万人的名单。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个人。 就在前几天外交部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上写着不能够讨论南京大屠杀;它已经发生了,你却不能讨论它!简直太荒谬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根据东京战争罪法庭的判决,南京大屠杀已经宣布为一场犯罪。从法律上说已经讨论过,它已经存在。所以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性。你可以从学术上讨论,但法律认定它是事实。”这才是他们反击日本人抵赖应该采取的方式。他们应该说:“你们的官员不应该否认国际论坛法定成立的事实。”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显得克制却坚定。而他们却说,不要讨论它。禁止讨论。但是你应该去讨论死了多少人吧。他们不在乎。 这和教育有什么关系? 在那些教育材料中这些处处可见。你会看见共产党是怎么利用历史达到自己目的的。国民党也这样。两党都喜欢夸大国家的重要性,都不谈个人或权利,每个人都是为国家而生的。在上个世纪,绝大多数教科书里充斥着民族主义。但两党之中,共产党把历史歪曲得更严重。他们一边教你爱国主义,一边描述外国人如何毁灭和侵略了中国。这是为了让人产生愤怒感和羞耻感,认为只有党才能拯救你。 人们在说今年可能是改革之年。高层领导将在秋季换届,似乎这些官员认可了改革的需要。上周《人民日报》上有大篇幅社论都在呼吁更多改革。 我也看见了,但你要明白《人民日报》上总是会有些这种文章给知识分子们虚假希望。他们在谈论改革。甚至《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他们是看见了问题所在,但我怀疑这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可能会有更多经济改革。 但好消息是博客和网络冲破了共产党的信息垄断。所以改变的确在从草根阶层慢慢发生,但多年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作为一个老外,你可以住在这里,学会使用筷子,学会流畅的中文,但你可能不会明白中国人在想什么,尤其是在那些敏感地区。如果你向一个普通人询问敏感事件,他们的反应可和你的反应大不相同。你很难想像他们的恐惧感。你可能被驱逐出境,但这儿的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中国的话语系统需要被仔细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假话的)平行语言系统,这和真话有同等的地位。你必须学会分析在这种不自由的国家长大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唯一途径。 教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可以改变两件事,我会选言论自由和教育中立。如果做到了这两件事,中国会有巨大改变。1949年以前我们还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和更完善的教育。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这是因为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控制比共产党要松得多。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更优秀——即是专家也是公知。而现在学者专家发表的都是垃圾,公知也不公共了。 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都看不起学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叫做“教兽”。你仔细想想,日本人可以继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只为政府服务。他们是御用的。真相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标准工作都是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做的,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发表过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有价值的文章吗?我昨天在微博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连日本人都为南京大屠杀做了他们唯一做的好事,你们还敢说你们爱国?” 然后每个人都骂你吗? 没错!他们说我是美国人的走狗。但我只是我自己的走狗。 ——伊恩・约翰逊之前在NYR博客采访了长平、廖亦武和杨继绳。 2012年3月2日,上午11:15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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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龙应台

  龙应台小档案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祖籍湖南衡山。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曾在台湾中央大学、淡江大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1985年出版《野火集》,红遍全球华人社会。其后相继有《人在欧洲》、《美丽的权利》、《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多部作品问世。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2012年2月15日,正式就任台湾“文建委”主委,而5月20日后,该委将改为“文化部”,因此她也是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海峡两岸驰名的作家龙应台最近从香港回到台湾,正式接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建会)主任委员,引起海峡两岸三地高度关注。文建会即将于今年5月改制成为权力更大、资源较多的“文化部”,龙应台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这不是龙应台第一次当官。此前是在1999年底,当时在台北市长马英九力邀之下,从德国回到台湾筹办并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当了三年多局长之后,2003年初未再续任,又恢复她的学者和作家身份。   相隔十三年两度为官,同样都主管文化事务,也同样是呼应马英九的召唤,只是这次她的官衔从“局长”变成了“部长”。没有人知道龙应台这次会当多久,何时会恢复她的作家身份,若随马英九同进退的话,未来任期还有四年。   28年前,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有趣的是,历史不理会她的预言,事实上不仅有人请她出来做官,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官越做越大。   二度为官   1986年底,蒋经国宣布“解严”的前一年,龙应台放的那把野火,烧进了台湾的大学校园。二十多年来,龙应台当年手上的火把仍然依稀在握,而且不时吐出新的火舌,每隔一段时间在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引起各方瞩目。   新官上任后的龙应台会放哪三把火还有得瞧,而且她显然不会只放三把火而已。   作家龙应台可以挥动如椽大笔,放言批判,点出问题而不必负责解决问题。身份从作家转换成官员后,龙应台曾告诉媒体记者,当官后她才发现“大立实在要比大破难上百倍”,建设比破坏困难,批评比做事容易。   自视甚高、颇有傲气的龙应台,自认“杂文写得比鲁迅好”,曾说过自己是“现代的身体住着‘五四’的灵魂”。十三年前首度为官之时,直率耿介的文人风格一时难以适应官场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曾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一时按捺不住脾气,公开在议场以“抗议”二字回呛议员,引来朝野两党议员炮轰。   局长龙应台很拼命,一天花十五小时处理政务,刚开始当官时她经常失眠,工作压力大到食欲不振,没时间运动使她自嘲变成“肥胖的女人”,也一点一滴失去了她最珍惜的发声批判时政的权利,有时忙里偷闲逛逛市集、享受自由自在之后,必须返回官署办公的龙应台也曾无奈地说:又要回去坐牢了。   在台湾《商业周刊》一篇名为《龙应台官场挣扎一千天》的报道中,龙应台这样回顾为官三年:“我当年完全不知道,这艰难的程度超过想象!”上任第一个月,因为议员陈淑华质疑她不是台湾人,她高举右手大喊“我抗议”的惊人之举,大大撼动台湾政坛。外界不了解的是,龙应台磨合了三年,怎么还是学不会政坛上那套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处,龙应台手握拳头。她学着压抑自己,但这些挫折还是一度波及到“老板”马英九,上任两三个月不到,马应九就会在半夜接到龙应台的求救电话。   这次接任“文化部长”新职,当官似乎对龙应台仍是艰难的决定,她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   2月15日在就任新职的记者会上,龙应台忆起前次为官期间不时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说自己此番已有深刻反省:10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对于龙应台二度为官、出任“文化部长”,台湾文化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重量级人士普遍都抱持正面看法,但也对她寄予深切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文化评论者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件好事,任命龙应台这么一位较高规格的人来掌管文化部,凸显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是,“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也会持续检验龙的施政表现。   台湾本土文学前辈黄春明则期待,龙应台应多关注基层文化,照顾庶民文化品位,“不要只重视知识分子的声音。” 文化评论者胡永芬和郭力昕表示,希望龙应台不要只有文化论述,而期许她在经济挂帅的执政团队中保持文化的创造性思考,关注包括完善公共广电媒体的文化政策,使文化部在政府部会中不再是弱势部门,摆脱文化过去聊备一格的政治花瓶角色,拒绝被当做服务政治的工具。   作家陈文芬对于龙应台此番重出非常感慨,“这份期待非常复杂,四年过去,人事全非。龙仍然是龙,马却已非马。”她提到,“当年议会议员想博版面上报,骂哭龙应台,那是四十八岁的龙应台。六十岁的龙应台要有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精神,气贯丹田,声震议场……我盼望她有面对马英九团队的能力与勇气,最大的敌人是执政团队胜选而对体制的怠惰,对正义的口是心非。”   知识分子的傲慢   擅长社会批判、拆解威权,同时不信任政府的龙应台,上次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表现如何?   严格说,一开始是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她说在三年任内随时把辞呈带在身上,放在衣服口袋里。她也对“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衙门名称反感,坚持把“政府”二字拿掉,挂上“台北市文化局”的牌子。   头一两年她也做错了不少事,或至少必须为这些错误负起一定责任。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的解职风波、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谢长廷等五位县市长联合抵制事件、客家民谣歌手陈永淘抗议文化局等事件。固然这些争议至今仍各说各话,或存在着误解或缺乏互信等因素,但龙应台当时的表现也有理亏失当之处,很难不让涉及争议的对方感到她的跋扈、傲慢,以及缺乏足够的自省。   在2007年发表的《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也对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有过反思。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称,“(龙)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这沟通对外是‘立法院’的质询(譬如文化定位、资源分配),以及对内的内阁团队间异议的磨合(施政的优先次序、预算的争取)。”   龙应台对马英九特别优待,甚至独厚马英九。这种情况,不只当官时如此,卸任后的龙应台对马英九也只有感谢,从不曾公开批评过马英九。她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马英九的感谢和称赞:“感谢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我才能放手挥洒。”   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直面权力、说真话,但连龙应台在当官后也不得不改变,例如虽然她对马英九施行废公娼、取缔摇头吧的政策作为颇不认同,但为了“顾全大局”,身为下属的她曾说这种事只能“关起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外界不清楚的是,在那道关起来的门后面,龙应台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异议?马英九如何回应?意见未被接受时,她“生气”了吗?据理力争了吗?还是就这么算了?   龙应台恪守的这种官场伦理,确实是一般官员的为官之道,龙应台侧身其中也比照办理,是有其不得不然,但对于官员龙应台抱着更高期待的人难免感到失落:连龙应台这样是非分明的知识分子,当了官之后也得把知识分子该讲的话吞进嘴里,也得对提拔自己的长官表现出“愿为小相”的忠诚和谨慎。这或许不能苛责龙应台,历来爱放炮的官员都没有好下场;既来之,则安之,犯不着为了理念差异而铆上长官,更何况是公开让马英九难堪?   回到1999年马英九飞去欧洲、夜访龙应台德国居所请龙当官时,龙马两人之间曾有的一段对话(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记载如下):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马英九在跨洋“三顾茅庐”龙应台的同时,除了承诺会尊重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特别强调是林怀民的推荐;龙应台踌躇再三,最后终于回台从政。但外界也有人担心:从文化人变成政治人,她的转身,会不会变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利益服务,而失去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那样的话,转身等于是弯身,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被政治这个肮脏的酱缸所渍污?   减法美学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生气,没有用吗?》),那个“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生了梅毒的母亲》),她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和呼吁:“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后,她不能像过去只作批评,而是有责任让这个城市变美,变得更有文化。她怎么做?   一般官员喜欢用“加法”,龙应台用“减法”。她不热衷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迷信砸大钱,更信细水长流。她逐渐收敛脾气,不断开拓创新的视野。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用她的努力与胆识,将台北带进新的文化境界。局长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局长龙应台敢为天下先,推动“亚太文化之都”,为台北在亚太文化地图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为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私底下,龙应台是个怎样的人?有位曾经近身观察龙应台,并在1990年代造访龙应台德国家中的朋友告诉我,龙应台像个新闻记者一样,对德国环境保护事务充满关心与好奇心,喜欢发问。当时,龙的两个孩子安安和飞飞还小,但说起中文字正腔圆,因为龙应台坚持和孩子说中文。朋友这样描述他所知道的龙应台:写文章很快,一气呵成,听她讲话,则是另一种气候,话不急,也不算多,会仔细听别人说话。   在这位朋友看来,龙第一次当官的经验应该是不愉快的,“但她似乎就有她平衡的方法。而且她和文化界的朋友关系, 比历任文化事务主管官员都更为真切深刻。”   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另一点很难得的是,”朋友告诉我,嫁给德国人并旅居欧美地区多年的龙应台,“至今只拿一本台湾的护照,没有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变成德国人。”   “部长”的考验   龙应台毕竟是文人,文化政策理念清晰,具有足够的高度与宏大的格局。   2004年3月,局长龙应台在恢复作家龙应台身份之后,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长文《文化政策,是什么?》,系统论述了她所认识的文化政策,“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   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另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龙应台在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是“立国”的依据,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这个道理,龙应台说:“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这些关于文化政策的理念思维,相当程度能够解释十年前的局长龙应台做的事,或许也可以用来预测或检验刚刚上任“部长”的龙应台今后做的事。   “文建会”2011年“建国百年国庆”大型歌舞剧《梦想家》两晚花费2.15亿多元,引发艺文界强烈反弹。节目主持人陈文茜在《新闻面对面》节目中指称“梦想家预算是马英九和吴敦义决定,盛治仁(文建会前主委)是代罪羔羊”。也正因此事,龙应台从确定接下“文建会”主委一职后,就备受文化界人士期待。   从局长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中间相隔了将近十年。二度为官的龙应台,与前一次当官会有什么不同,令人拭目以待。她要面对的是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在蜜月期过后媒体也会开始使用放大镜检视她的言行举止和施政表现。   其次,她的层级变高,衙门变大,从编制150人(最初只有80人)的台北市文化局,这次换到编制达282人的文化部。可支配资源变多的同时,责任也变得更大了,因为她这次要照顾的不只是文化资源原本就很丰富的“首善之都”台北,而且有许多文化资源相对贫瘠的台湾中南部穷乡僻壤、农渔小村。   不过,龙应台对这些地方并不陌生,她本来就是生在台湾中南部乡下也长在乡下的孩子:她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住过高雄县茄定乡和苗栗县苑里乡,在台南市念完高中和大学。在这次就任时的谈话里,她表达了对城乡文化资源分配贫富悬殊问题的高度重视。   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二十七年前出版《野火集》时,收录了龙应台写的一篇当时报纸自我审查后不敢刊登的文章,映衬并描述了她所期待与反对的文化氛围与土壤: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奥韦尔的台湾?》)   “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龙应台引用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André Malraux)的话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他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她说得很对。   但龙应台应该也知道,1959年就任文化部长的马乐侯,直到卸任之后仍无法让文化政策免于长期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长期陷入统/独、南/北、本土/文化、菁英品位/庶民品位、公共服务/商业营利之争的台湾,以及越来越明显可见的财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另有所图,文化霸权力量为文化资源的掠夺与垄断,如何确保“梦想家事件”不重演,摆脱竞放华而不实、高空烟火式的文化政绩工程,都是龙应台即将要面对的天人交战。   相信她对这些早有自觉,2005年在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周年写的序文里,龙应台已经写道:“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   她也清楚知道,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媒体也正在啃噬文化:“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变为虚假和童呆式的愚蠢统治?”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关键在于,民间也正这样高度期待着,“部长”龙应台能兼容并蓄,这次不只应放下身段,也应为所当为,同时扮演好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打工,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局长龙应台的功过是非   主要政绩   为台北市开窗和加强国际交流。打造“亚太文化之都”,短短两年,大概有四百多个城市的市长跟文化局长到过台北,还有源源不断的艺术家进驻。   善用“减法”,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号,把平常认为是高级精致艺术的东西,带到广场、公园、庙前,让艺术进入底层的住民生活圈里。   为台北市掀起一场“全民绿色革命”,促使市议会审议通过“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凡是树胸直径零点八公尺以上、树高十五公尺以上都是市政府保护的树木。   运用个人关系的“明星效应”为台北市的文化建设,争取了超过三亿元新台币的企业捐助。马英九赞许:“她不只会烧一把野火,还能鼓起一阵旋风。”   争议事件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   台北文化局成立后,台北市政府从台湾和平基金会手中收回对二二八纪念馆的经营权。前馆长叶博文认为,政府因为想要找一个比较好控制的单位来经营纪念馆,才会收回经营权。续约风波炒得很热闹,龙应台与叶博文之间,也一来一往针锋相对,外界指斥龙“强力干预”续约。   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解职风波   陈水扁的贴身女艺术顾问林曼丽,1996年11月起担任台北美术馆馆长。龙应台上任台北文化局长后,两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2000年7月,在没有主管机关举办交接仪式的情况下,林曼丽黯然辞职。这场被称为“两个女人的战争”,被解读为背后是“政党轮替”后两个男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战争。   客家民谣歌手抗议文化局   陈永淘是台湾知名客家民谣诗人,因为对台北彻底失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新竹北浦走唱,在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请下,2000年再度来到台北参加艺术节表演。没想到因为执行的台湾有线电视TVBS台担心冷场,在他不知情下加入“清凉秀” (半裸体演出),陈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如文化强暴,要求台北文化局和TVBS台公开道歉。   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抵制   以全台各县市大串联为号召的首届“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到多数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抵制。外界有声音称该活动已沦为党派角力的议题,高雄市长谢长廷公开质疑台北市强势主导,认为“民进党都执政了,我们为什么要向台北市申请补助?”,龙应台则呼吁不要泛政治化。   公开赞成设立色情文化专区   媒体报道,龙应台造访公娼馆时,对外表示支持设立色情文化专区,并指万华、大同就是最好地点。此言遭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颜圣冠抗议,要求龙应台向大同、万华地区居民道歉。龙表示,她未说过文化局要在大同、万华两区设立色情专区,而是说在做好所有配套措施下,赞成台北可以有色情专区。至于议员认为她“不当发言”,她表示,不管是公娼或娼妓都是任何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无须以此为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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