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译者 | 《纽约书评》学会争论:采访冉云飞

核心提示: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 原文: Learning How to Argue: Interview Ran Yunfei 发表:2012年3月2日 作者:张彦(Ian Johnson)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配图:摄影:张彦(Ian Johnson)】 冉云飞是中国最敢于直言不讳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去年他在呼吁中国效法席卷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之后被拘留。没有任何审讯,他被扣押了半年,直到去年8月。有趣的是,公诉人驳回了警方正式起诉冉云飞的要求,要求警方提供更多证据。而警方拿不出更多证据,直到今年二月初,他一直被软禁在家。 冉云飞就职于政府经营的《四川文学》出版社,他常写一些关于中国古文的文章。他也是一位写了十多本学术著作的作家,其中包括《古蜀之肺——大慈寺》,关于一座地方寺庙的详细历史。这本书在他去年被拘留后就发表了。但在他的博客里——在那儿他常常打擦边球,文字幽默而夸张——这给他带来了大麻烦。冉云飞在中国海外流亡网站上匿名呼吁中国进行“茉莉花革命”,并写道中国需要改革,否则只会落得和北非国家一样的下场——陷入无尽的混乱。(他的推特账号(@ranyunfei)已有57000粉丝,在中国只能用虚拟个人网络或代理上推特。而他的另一个博客——中国允许开放的新浪微博,已有7万粉丝。) 最近,47岁的冉云飞一直在关注言论自由和中国需要变革的道德教育。他生于一个农村小镇——现在属于重庆直辖市的范围,他是一名土家族,土家族是目前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我在他四川省西南部成都的家中和他聊天。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去成都学习文学开始,他就一直住在那里。 ——————————————————————————– 伊恩・约翰逊 : 自从你去年被拘留,一直有传言说警方认为你和中国的茉莉花革命有关系。当然这儿根本就没什么革命,甚至连一个真正意义上效仿北非的抗议活动都没有。那么他们到底担心什么呢? 冉云飞 : 他们担心的是网络。但事实上,我并不是一个常与人交往的人。他们问我是不是和王军涛(音)(著名的天安门动乱领导人)以及其他人(异议分子领导)保持着联系。我说,没有。我真的没和任何人联系。我只是持有我自己的观点。我觉得国保(国家安全局)最后还是相信我了,只是刚开始不信。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串通起来的。 你在监狱里做了些什么? 大部分时间在阅读。像《圣经》一类的书是禁书,因为他们觉得那是反政府的。但他们允许我阅读所有我想读的中国古典文学。但他们不知道古文里也有些(颠覆性)思想。但他们不懂得古文,所以他们允许阅读这个。 有趣的是,经历了所有这些麻烦事之后你还能保住在国营出版社的饭碗。怎么可能呢?难道政府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贿赂你的方式? 不,钱对于我而言并不那么重要,况且我几乎不去工作。这是一种管理技术。如果有事发生,他们不用直接和你接触;他们借你的个人关系和职责向你施压。比如你有一个好老板,你也欣赏他,那么你就可能连累到他。他们会让老板来处置你,然后老板又来问你……总之,你能怎么办?他们会说:“喂,冉云飞出什么事了?”然后他们来询问你,告诉你你所做的(不管你做的是什么)会害了你的老板,然后你会觉得,好吧,我怎么能害了他? 不能辞职吗? 不能!他们会一直付你工资并告诉你你是体制的一部分。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数据,除了北京以外,四川是全中国政治异议分子最多的地区。四川并不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也不是最穷的;四川也不像广州那样靠近香港而有更自由的媒体。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这个说来话长了。四川有一种茶馆文化——这些地方适合政治性集会。在中国并非许多城市都像这样。这里几乎处处都有茶馆,人们在里边见面聊天。茶馆里边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但每个人都视而不见。 这里还有袍哥文化(一种类似黑帮的组织,以前代替政府法律法规管理日常事务)。人们习惯了独立思考,不受政府左右。同样,我们离北京很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甚至这里的国保都不一样,他们有时候会说:“我们做这些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你不久前刚写了一本关于一座寺庙的书,寺庙就在街上。大慈寺有一个人声鼎沸的茶馆。发表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 【《古蜀之肺——大慈寺传》 冉云飞 著】 我在去年被拘留前就完成了那本书的写作,然后就开始印刷。但当时我被拘留之后出版社拒绝发表这本书。我就把这事和国保说了,他们说:“你虽然被拘留了,但还没定罪,你可以出版书籍。你现在还不是罪犯,你有权利出书。”我说:“那,你们能不能和出版社说说?”他们说:“不行。我们又不是你的经纪人什么的,不能给出版社打电话。而且,那会把他们吓个半死!但你可以和他们说我们的意见。”然后我就这么做了,书就出版了。但不允许任何形式的网上出售。我们印了5000本,我已经卖掉了2000本。他们在一个寺庙里面卖书,但除非你自己问他们要,否则你买不到。书可以买到但没有途径。 那是一本做工精制的关于寺庙历史的书,包括过去几十年发生的一些事。 是的,我描述了解放后那些僧人是怎么被攻击然后划成右派的。一个僧人是右派!简直是胡扯。但那就是事实。就说了这些,我也不会偏激到非要揭政府的伤疤。只是陈述事实。这就是我写书的风格:真实,清晰。 为什么你选择写一座佛教寺庙?你是信徒吗,佛教还是基督教? 不,不,不,但我确实和基督教有些渊源。我妻子是个基督教徒。因为我的妻子和一个地方教堂的牧师朋友,我受过一些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我自己不是信徒,也不是什么无神论者;我懂得灵性的价值。这点我并不否认。但共产主义者确实毁了宗教。他们根本什么都不懂。看看西藏。我告诉过国保:”你们想太多了。你们不让他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你们没有信仰所以你们不会明白。这就是为什么藏人如此愤怒和悲伤。你们跑去寺庙挂上毛泽东、江泽民或胡锦涛的画像,这就过分了。这是不对的。想想吧。难怪他们要自焚。” 那么你不是一个信教的人,但你却很尊重宗教。 如果这个国家想要更好地发展,那么一定需要信仰。也需要非政府组织。我曾说过中国知识分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非政府组织。他们认为那是“好人做的好事”。但这不对。非政府组织和教堂一样有必要性。那些没登机的教堂都是公共空间。现在在中国可能只有它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了。 你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新书。教育和信仰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如果一个社会的教育材料都是些如何爱党的东西——当然只会导致精神危机了。 为什么? 他们教你崇敬的东西都是假的。现在他们又在搞学雷锋(共产主义者英雄,无私精神的模范)了。但人人都知道雷锋不过是人造的。他们的那些模范英雄都是假的:王杰,刘文学,赖宁:假,假,假。所以当他们教人道德的时候,用的工具却是捏造的,完全的虚假。之后学生们知道了雷锋是假的。他这个人的确存在,但那些事迹都是编造的。这是毁灭性的——毁灭了所有你所教的东西。人们会感觉没有事情是真的了。这样他们还怎么教道德?不可能。问题是他们没有底线。社会也没有底线。你发现自己应该崇敬的绝大多数都是编造的,那看起来则没什么是真的了。所以中共成功的唯一办法是靠欺骗,那是他们最大的成功。而那些骗你的人就是统治你的人。 你是如何与之斗争的? 你必须学会如何争论。中国很少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逻辑清晰地争论。他们不知道如何争论,通常都以咒骂对方作为结束。 像艾未未那样? 老艾表现得过火了。就像那个《环球时报》(一家批评这位著名艺术家的中国报纸)的家伙。那个编辑辱骂艾未未,艾未未就把那人的电话录音放到了网上。那是不对的。你可以辱骂我,但我也没有权利公开你的私人谈话。这个国家令你愤怒,但你应该对政府或制度愤怒。不要毁掉自己的原则,你不能用毁掉自由的方式保卫自由。中国许多讨论的重点都是怎么让对方愤怒至极:“哈哈哈,你死定了,等着瞧吧!”“(我)拧你的鼻子,吐你一脸口水。呸呸呸呸呸!”这是辩论吗?不是。 那么你的新书是如何写这一点的? 我正在收集资料写一本关于中国教育的书。这两个黑木头柜子里装满了教育材料。这些东西有的是清朝的,有的是民国时期的,还有建国后的。我从大学、小学、军队、佛教徒学校、监狱、农民扫盲运动中都收集过材料,还有许多其他地方。我写的书会分为两卷。你会从中知道(教育的方式)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有哪些变化,哪些没变。我的研究是建立在数据和定性分析上的——比如说,在教育材料中一个字究竟有什么变化。 你观察到了什么? 让我先给你看一个与此有关的例子: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讨论。现在政府说是30万人(被杀害)而日本人说远远不到这个数字。一些日本人甚至不认为那是一场屠杀。他们说:“好吧,如果那是一次屠杀,请拿出死者的名单。你们30万死者的名单在哪儿?”政府没有什么名单,甚至3万人的名单都拿不出来。为什么?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重视个体的生命。这是事实。70年后也他们只有1万人的名单。那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个人。 就在前几天外交部还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上写着不能够讨论南京大屠杀;它已经发生了,你却不能讨论它!简直太荒谬了!他们其实可以说:“根据东京战争罪法庭的判决,南京大屠杀已经宣布为一场犯罪。从法律上说已经讨论过,它已经存在。所以你不能否认它的存在性。你可以从学术上讨论,但法律认定它是事实。”这才是他们反击日本人抵赖应该采取的方式。他们应该说:“你们的官员不应该否认国际论坛法定成立的事实。”这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方式,显得克制却坚定。而他们却说,不要讨论它。禁止讨论。但是你应该去讨论死了多少人吧。他们不在乎。 这和教育有什么关系? 在那些教育材料中这些处处可见。你会看见共产党是怎么利用历史达到自己目的的。国民党也这样。两党都喜欢夸大国家的重要性,都不谈个人或权利,每个人都是为国家而生的。在上个世纪,绝大多数教科书里充斥着民族主义。但两党之中,共产党把历史歪曲得更严重。他们一边教你爱国主义,一边描述外国人如何毁灭和侵略了中国。这是为了让人产生愤怒感和羞耻感,认为只有党才能拯救你。 人们在说今年可能是改革之年。高层领导将在秋季换届,似乎这些官员认可了改革的需要。上周《人民日报》上有大篇幅社论都在呼吁更多改革。 我也看见了,但你要明白《人民日报》上总是会有些这种文章给知识分子们虚假希望。他们在谈论改革。甚至《环球时报》也不例外。他们是看见了问题所在,但我怀疑这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可能会有更多经济改革。 但好消息是博客和网络冲破了共产党的信息垄断。所以改变的确在从草根阶层慢慢发生,但多年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作为一个老外,你可以住在这里,学会使用筷子,学会流畅的中文,但你可能不会明白中国人在想什么,尤其是在那些敏感地区。如果你向一个普通人询问敏感事件,他们的反应可和你的反应大不相同。你很难想像他们的恐惧感。你可能被驱逐出境,但这儿的人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中国的话语系统需要被仔细分析。共产党创造了一个(假话的)平行语言系统,这和真话有同等的地位。你必须学会分析在这种不自由的国家长大会成为什么样子。这是真正了解这个国家的唯一途径。 教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 如果我可以改变两件事,我会选言论自由和教育中立。如果做到了这两件事,中国会有巨大改变。1949年以前我们还有相当的言论自由和更完善的教育。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这是因为国民党在这方面的控制比共产党要松得多。民国时期的学者也更优秀——即是专家也是公知。而现在学者专家发表的都是垃圾,公知也不公共了。 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人都看不起学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被叫做“教兽”。你仔细想想,日本人可以继续否认南京大屠杀,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只为政府服务。他们是御用的。真相是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标准工作都是日本学者笠原十九司做的,而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发表过任何关于南京大屠杀有价值的文章吗?我昨天在微博上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连日本人都为南京大屠杀做了他们唯一做的好事,你们还敢说你们爱国?” 然后每个人都骂你吗? 没错!他们说我是美国人的走狗。但我只是我自己的走狗。 ——伊恩・约翰逊之前在NYR博客采访了长平、廖亦武和杨继绳。 2012年3月2日,上午11:15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许可协议 。 译文遵循 CC3.0 版权标准。转载务必标明链接和“转自译者”。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发送邮件至 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 即可订阅译文;到iTunes 中搜索“译者”即可订阅和下载译者Podcast;点击 这里 可以播放和下载所有译者已公开的视频、音频和杂志。(需翻墙)。

阅读更多

官员龙应台

  龙应台小档案   1952年出生于台湾高雄县,祖籍湖南衡山。1974年毕业于成功大学外文系,之后赴美深造,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曾在台湾中央大学、淡江大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学院以及德国海德堡大学任教。1985年出版《野火集》,红遍全球华人社会。其后相继有《人在欧洲》、《美丽的权利》、《看世纪末向你走来》、《我的不安》、《百年思索》等多部作品问世。1999年出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2003年辞职。2012年2月15日,正式就任台湾“文建委”主委,而5月20日后,该委将改为“文化部”,因此她也是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海峡两岸驰名的作家龙应台最近从香港回到台湾,正式接掌“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建会)主任委员,引起海峡两岸三地高度关注。文建会即将于今年5月改制成为权力更大、资源较多的“文化部”,龙应台也将顺理成章地成为台湾首任文化部长。   这不是龙应台第一次当官。此前是在1999年底,当时在台北市长马英九力邀之下,从德国回到台湾筹办并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龙应台当了三年多局长之后,2003年初未再续任,又恢复她的学者和作家身份。   相隔十三年两度为官,同样都主管文化事务,也同样是呼应马英九的召唤,只是这次她的官衔从“局长”变成了“部长”。没有人知道龙应台这次会当多久,何时会恢复她的作家身份,若随马英九同进退的话,未来任期还有四年。   28年前,在《野火集》序言里龙应台说:“写了《野火集》的代价大概是:这一辈子不会有人请我‘学而优则仕’出来做官了。”有趣的是,历史不理会她的预言,事实上不仅有人请她出来做官,而且不是一次,是两次,官越做越大。   二度为官   1986年底,蒋经国宣布“解严”的前一年,龙应台放的那把野火,烧进了台湾的大学校园。二十多年来,龙应台当年手上的火把仍然依稀在握,而且不时吐出新的火舌,每隔一段时间在新加坡,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地引起各方瞩目。   新官上任后的龙应台会放哪三把火还有得瞧,而且她显然不会只放三把火而已。   作家龙应台可以挥动如椽大笔,放言批判,点出问题而不必负责解决问题。身份从作家转换成官员后,龙应台曾告诉媒体记者,当官后她才发现“大立实在要比大破难上百倍”,建设比破坏困难,批评比做事容易。   自视甚高、颇有傲气的龙应台,自认“杂文写得比鲁迅好”,曾说过自己是“现代的身体住着‘五四’的灵魂”。十三年前首度为官之时,直率耿介的文人风格一时难以适应官场生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曾在接受议员质询时,一时按捺不住脾气,公开在议场以“抗议”二字回呛议员,引来朝野两党议员炮轰。   局长龙应台很拼命,一天花十五小时处理政务,刚开始当官时她经常失眠,工作压力大到食欲不振,没时间运动使她自嘲变成“肥胖的女人”,也一点一滴失去了她最珍惜的发声批判时政的权利,有时忙里偷闲逛逛市集、享受自由自在之后,必须返回官署办公的龙应台也曾无奈地说:又要回去坐牢了。   在台湾《商业周刊》一篇名为《龙应台官场挣扎一千天》的报道中,龙应台这样回顾为官三年:“我当年完全不知道,这艰难的程度超过想象!”上任第一个月,因为议员陈淑华质疑她不是台湾人,她高举右手大喊“我抗议”的惊人之举,大大撼动台湾政坛。外界不了解的是,龙应台磨合了三年,怎么还是学不会政坛上那套打躬作揖的规则。“如果是作家龙应台,早就拂袖而去了!”说到激动处,龙应台手握拳头。她学着压抑自己,但这些挫折还是一度波及到“老板”马英九,上任两三个月不到,马应九就会在半夜接到龙应台的求救电话。   这次接任“文化部长”新职,当官似乎对龙应台仍是艰难的决定,她在公开声明中表示:咬牙下决定之后,已严重失眠,每天心情沉重,好像戴着头盔要去当兵,或者是高空跳水。   2月15日在就任新职的记者会上,龙应台忆起前次为官期间不时与台北市议会针锋相对的情景,说自己此番已有深刻反省:10年前做不好的是自己态度要调整,希望这次可以做到。   对于龙应台二度为官、出任“文化部长”,台湾文化界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等重量级人士普遍都抱持正面看法,但也对她寄予深切期许。“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成员之一的文化评论者张铁志指出,龙应台当文化部长是件好事,任命龙应台这么一位较高规格的人来掌管文化部,凸显马英九想要在文化政策上有所作为。但是,“文化元年基金会”筹备处作为一个关注文化政策的公民团体,也会持续检验龙的施政表现。   台湾本土文学前辈黄春明则期待,龙应台应多关注基层文化,照顾庶民文化品位,“不要只重视知识分子的声音。” 文化评论者胡永芬和郭力昕表示,希望龙应台不要只有文化论述,而期许她在经济挂帅的执政团队中保持文化的创造性思考,关注包括完善公共广电媒体的文化政策,使文化部在政府部会中不再是弱势部门,摆脱文化过去聊备一格的政治花瓶角色,拒绝被当做服务政治的工具。   作家陈文芬对于龙应台此番重出非常感慨,“这份期待非常复杂,四年过去,人事全非。龙仍然是龙,马却已非马。”她提到,“当年议会议员想博版面上报,骂哭龙应台,那是四十八岁的龙应台。六十岁的龙应台要有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精神,气贯丹田,声震议场……我盼望她有面对马英九团队的能力与勇气,最大的敌人是执政团队胜选而对体制的怠惰,对正义的口是心非。”   知识分子的傲慢   擅长社会批判、拆解威权,同时不信任政府的龙应台,上次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表现如何?   严格说,一开始是格格不入,适应不良。她说在三年任内随时把辞呈带在身上,放在衣服口袋里。她也对“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衙门名称反感,坚持把“政府”二字拿掉,挂上“台北市文化局”的牌子。   头一两年她也做错了不少事,或至少必须为这些错误负起一定责任。其中最令人遗憾的是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的解职风波、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谢长廷等五位县市长联合抵制事件、客家民谣歌手陈永淘抗议文化局等事件。固然这些争议至今仍各说各话,或存在着误解或缺乏互信等因素,但龙应台当时的表现也有理亏失当之处,很难不让涉及争议的对方感到她的跋扈、傲慢,以及缺乏足够的自省。   在2007年发表的《孟子与小科员》中,龙应台也对自己“知识分子的傲慢”有过反思。台湾元智大学艺术与设计系主任阮庆岳称,“(龙)此番重新上阵,信仰的底蕴大约未变,对权力的诱惑也应傲骨犹在,真正的挑战还是落在她沟通的技巧与能力。这沟通对外是‘立法院’的质询(譬如文化定位、资源分配),以及对内的内阁团队间异议的磨合(施政的优先次序、预算的争取)。”   龙应台对马英九特别优待,甚至独厚马英九。这种情况,不只当官时如此,卸任后的龙应台对马英九也只有感谢,从不曾公开批评过马英九。她不只一次在公开场合表达对马英九的感谢和称赞:“感谢一个具有文化视野、宽容大度的市长,我才能放手挥洒。”   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直面权力、说真话,但连龙应台在当官后也不得不改变,例如虽然她对马英九施行废公娼、取缔摇头吧的政策作为颇不认同,但为了“顾全大局”,身为下属的她曾说这种事只能“关起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外界不清楚的是,在那道关起来的门后面,龙应台有没有表达自己的异议?马英九如何回应?意见未被接受时,她“生气”了吗?据理力争了吗?还是就这么算了?   龙应台恪守的这种官场伦理,确实是一般官员的为官之道,龙应台侧身其中也比照办理,是有其不得不然,但对于官员龙应台抱着更高期待的人难免感到失落:连龙应台这样是非分明的知识分子,当了官之后也得把知识分子该讲的话吞进嘴里,也得对提拔自己的长官表现出“愿为小相”的忠诚和谨慎。这或许不能苛责龙应台,历来爱放炮的官员都没有好下场;既来之,则安之,犯不着为了理念差异而铆上长官,更何况是公开让马英九难堪?   回到1999年马英九飞去欧洲、夜访龙应台德国居所请龙当官时,龙马两人之间曾有的一段对话(龙应台的《百年思索》记载如下):   龙问:“你把她找来,是因为她有独立的精神。如果她一进入官僚体系就失去这份精神,也就抵消了你找她来的意义,你同意吗?”   马答:“如果她失去了独立的精神,那么她输了,我也输了。”   马英九在跨洋“三顾茅庐”龙应台的同时,除了承诺会尊重龙应台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也特别强调是林怀民的推荐;龙应台踌躇再三,最后终于回台从政。但外界也有人担心:从文化人变成政治人,她的转身,会不会变成从属于政治、为政治利益服务,而失去知识分子独立精神;那样的话,转身等于是弯身,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被政治这个肮脏的酱缸所渍污?   减法美学   二十多年前,龙应台曾在《野火集》里说,“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生气,没有用吗?》),那个“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生了梅毒的母亲》),她也曾在另一篇文章中发出这样的喟叹和呼吁:“台北实在够糟了!给我们一片青翠的草地,给我们一点新鲜的空气,给我们一个清静的小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干净的厕所、一个宽广的公园、一座儿童图书馆,但是不要,不要给我们一个会遮住阳光的大铜像”。(《不要遮住我的阳光》)   当了台北市文化局长后,她不能像过去只作批评,而是有责任让这个城市变美,变得更有文化。她怎么做?   一般官员喜欢用“加法”,龙应台用“减法”。她不热衷盖新房、拆老房,更重视“隐性”的文化建设。她不迷信砸大钱,更信细水长流。她逐渐收敛脾气,不断开拓创新的视野。   三年文化局长任内,龙应台用她的努力与胆识,将台北带进新的文化境界。局长龙应台带来了新的文化观念,包括提倡“台北学”,重视台北最宝贵的城市特质,也就是“人文的厚度”、提倡文化平等权,推动艺术人文向下扎根,她看重历史记忆,重新再造了许多被弃置或未被善用的文化资产。   局长龙应台敢为天下先,推动“亚太文化之都”,为台北在亚太文化地图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也为台北的文化地景开创了许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国际艺术村、第一个驻市艺术家高行健、第一个华人世界的国际诗歌节、第一个古迹专业演艺厅(中山堂)、第一个专业艺术电影院(台北之家)、提倡修复并开放许多名人故居(包括钱穆、林语堂等人的故居)、第一个公私合营模式的美术馆(台北当代艺术馆)、制定第一个“树木保护自治条例”。   她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私底下,龙应台是个怎样的人?有位曾经近身观察龙应台,并在1990年代造访龙应台德国家中的朋友告诉我,龙应台像个新闻记者一样,对德国环境保护事务充满关心与好奇心,喜欢发问。当时,龙的两个孩子安安和飞飞还小,但说起中文字正腔圆,因为龙应台坚持和孩子说中文。朋友这样描述他所知道的龙应台:写文章很快,一气呵成,听她讲话,则是另一种气候,话不急,也不算多,会仔细听别人说话。   在这位朋友看来,龙第一次当官的经验应该是不愉快的,“但她似乎就有她平衡的方法。而且她和文化界的朋友关系, 比历任文化事务主管官员都更为真切深刻。”   或许可以这么说,虽然当官,她的人味还是比官味重得多,人的血性压倒官的僚气。“另一点很难得的是,”朋友告诉我,嫁给德国人并旅居欧美地区多年的龙应台,“至今只拿一本台湾的护照,没有变成美国人,也没有变成德国人。”   “部长”的考验   龙应台毕竟是文人,文化政策理念清晰,具有足够的高度与宏大的格局。   2004年3月,局长龙应台在恢复作家龙应台身份之后,在《中国时报》发表了长文《文化政策,是什么?》,系统论述了她所认识的文化政策,“文化不仅只是唱歌跳舞,文化发生的场所不仅只是音乐厅美术馆,文化政策也不仅只是大厅大堂的形象工程。文化是民生,是政治,是经济,是教育,是外交,是国防……”   2008年5月初,正值马英九当选“总统”、尚未就任之际,龙应台在《中国时报》发表另一篇长文《文化,是什么?》。文中提及她在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如何在半夜三点市议会审查预算之际,被要求回答议员突如其来的“什么叫做文化”的质询,龙应台答道:“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品位、道德、智慧,是文化积累的总和。”   龙应台在文中指出,文化的核心是自由,而自由需要文化政策的制度保障才能长久,属于公民的文化平台得以建立,是看不见的工程,是“立国”的依据,更是支撑民主前行的力量;这个道理,龙应台说:“很少人认识到,文化政策和民主政治之间有一种扶持关系,像水载着船。文化的水越有活力,民主的船越能顺行。”   这些关于文化政策的理念思维,相当程度能够解释十年前的局长龙应台做的事,或许也可以用来预测或检验刚刚上任“部长”的龙应台今后做的事。   “文建会”2011年“建国百年国庆”大型歌舞剧《梦想家》两晚花费2.15亿多元,引发艺文界强烈反弹。节目主持人陈文茜在《新闻面对面》节目中指称“梦想家预算是马英九和吴敦义决定,盛治仁(文建会前主委)是代罪羔羊”。也正因此事,龙应台从确定接下“文建会”主委一职后,就备受文化界人士期待。   从局长龙应台到“部长”龙应台,中间相隔了将近十年。二度为官的龙应台,与前一次当官会有什么不同,令人拭目以待。她要面对的是比市议员质询火力更强的立法委员,在蜜月期过后媒体也会开始使用放大镜检视她的言行举止和施政表现。   其次,她的层级变高,衙门变大,从编制150人(最初只有80人)的台北市文化局,这次换到编制达282人的文化部。可支配资源变多的同时,责任也变得更大了,因为她这次要照顾的不只是文化资源原本就很丰富的“首善之都”台北,而且有许多文化资源相对贫瘠的台湾中南部穷乡僻壤、农渔小村。   不过,龙应台对这些地方并不陌生,她本来就是生在台湾中南部乡下也长在乡下的孩子:她出生于高雄县大寮乡,住过高雄县茄定乡和苗栗县苑里乡,在台南市念完高中和大学。在这次就任时的谈话里,她表达了对城乡文化资源分配贫富悬殊问题的高度重视。   文化政策的要旨,不在规训、指导人民如何变得更有“文化”,而在于让人都拥有创作和欣赏的自由。二十七年前出版《野火集》时,收录了龙应台写的一篇当时报纸自我审查后不敢刊登的文章,映衬并描述了她所期待与反对的文化氛围与土壤:   “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每一个人都能竭尽所能地去发展他的才智……而台湾的艺术家则在层层束缚中创作,像一群困在窄池里的青蛙。有太多太多的书禁读,太多太多的题材作家不敢写、歌手不敢唱、画家不敢画;写了成禁书,唱了成禁歌,画了成禁画。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在一个许可的小范围里发挥有限的想象。”(《奥韦尔的台湾?》)   “文化不是一块石头投入水杯,而是一块方糖溶于整杯水,”龙应台引用法国首任文化部长马乐侯(André Malraux)的话说,“法国不是一个文化部,而是四十四个文化部。”当文化部推动的文化政策渗入整个政府,成为所有其他部会共同投入资源协力推动的工作,就是方糖渗入整杯水的调和作用。   她说得很对。   但龙应台应该也知道,1959年就任文化部长的马乐侯,直到卸任之后仍无法让文化政策免于长期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长期陷入统/独、南/北、本土/文化、菁英品位/庶民品位、公共服务/商业营利之争的台湾,以及越来越明显可见的财团对文化创意产业的另有所图,文化霸权力量为文化资源的掠夺与垄断,如何确保“梦想家事件”不重演,摆脱竞放华而不实、高空烟火式的文化政绩工程,都是龙应台即将要面对的天人交战。   相信她对这些早有自觉,2005年在为《野火集》出版二十周年写的序文里,龙应台已经写道:“知识分子、新闻记者、进步的大学生,在威权时代,对政府的垄断和操纵曾经前仆后继地批判、反抗,在今天,知识分子和记者却成为政治人物的事业合伙人,进步大学生成为竞选团队。”   她也清楚知道,恶性商业竞争的新闻媒体也正在啃噬文化:“我是否知道,新闻学的种种崇高理想可能变成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摆脱了威权之后,电视变为虚假和童呆式的愚蠢统治?”   文化就是政治,文化无法与政治绝缘。关键在于,民间也正这样高度期待着,“部长”龙应台能兼容并蓄,这次不只应放下身段,也应为所当为,同时扮演好文化人与政治人的双重角色,让政府的力量为文化打工,让政治为文化服务。   局长龙应台的功过是非   主要政绩   为台北市开窗和加强国际交流。打造“亚太文化之都”,短短两年,大概有四百多个城市的市长跟文化局长到过台北,还有源源不断的艺术家进驻。   善用“减法”,没有盖很多新的政绩工程,而是努力拯救老巷弄,以及曾经是名人故居的老房子,也救了许多老树,让台北留下更多历史记忆。   提出“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口号,把平常认为是高级精致艺术的东西,带到广场、公园、庙前,让艺术进入底层的住民生活圈里。   为台北市掀起一场“全民绿色革命”,促使市议会审议通过“台北市树木保护自治条例”,规定凡是树胸直径零点八公尺以上、树高十五公尺以上都是市政府保护的树木。   运用个人关系的“明星效应”为台北市的文化建设,争取了超过三亿元新台币的企业捐助。马英九赞许:“她不只会烧一把野火,还能鼓起一阵旋风。”   争议事件   台北二二八纪念馆续约风波   台北文化局成立后,台北市政府从台湾和平基金会手中收回对二二八纪念馆的经营权。前馆长叶博文认为,政府因为想要找一个比较好控制的单位来经营纪念馆,才会收回经营权。续约风波炒得很热闹,龙应台与叶博文之间,也一来一往针锋相对,外界指斥龙“强力干预”续约。   台北美术馆馆长林曼丽解职风波   陈水扁的贴身女艺术顾问林曼丽,1996年11月起担任台北美术馆馆长。龙应台上任台北文化局长后,两人的矛盾逐渐公开化。2000年7月,在没有主管机关举办交接仪式的情况下,林曼丽黯然辞职。这场被称为“两个女人的战争”,被解读为背后是“政党轮替”后两个男人(陈水扁和马英九)的战争。   客家民谣歌手抗议文化局   陈永淘是台湾知名客家民谣诗人,因为对台北彻底失望回到自己的家乡新竹北浦走唱,在台北市文化局的邀请下,2000年再度来到台北参加艺术节表演。没想到因为执行的台湾有线电视TVBS台担心冷场,在他不知情下加入“清凉秀” (半裸体演出),陈觉得这样的安排有如文化强暴,要求台北文化局和TVBS台公开道歉。   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抵制   以全台各县市大串联为号召的首届“亚太文化之都”活动,遭到多数民进党执政县市的抵制。外界有声音称该活动已沦为党派角力的议题,高雄市长谢长廷公开质疑台北市强势主导,认为“民进党都执政了,我们为什么要向台北市申请补助?”,龙应台则呼吁不要泛政治化。   公开赞成设立色情文化专区   媒体报道,龙应台造访公娼馆时,对外表示支持设立色情文化专区,并指万华、大同就是最好地点。此言遭民进党市议员王世坚、颜圣冠抗议,要求龙应台向大同、万华地区居民道歉。龙表示,她未说过文化局要在大同、万华两区设立色情专区,而是说在做好所有配套措施下,赞成台北可以有色情专区。至于议员认为她“不当发言”,她表示,不管是公娼或娼妓都是任何文化发展史的一部分,无须以此为耻。

阅读更多

廖伟棠 | 蝗虫之日的启示

2012年02月22日 19:45:10   蝗虫这个惊悚的意象,并非某些敏感的香港人首创,1950年代,美国时代杂志就曾经以毛泽东和一群蝗虫做封面,隐喻介入韩战的中国。当然更早是圣经启示录“蝗虫之日”的典故,经由美国作家韦斯特的小说及好莱坞电影而广为人知。熟悉圣经和好莱坞电影的香港人,理应不会不知道这个意象包含有多么暴力、恐怖的意义,但是当某些人用它来形容自己的同胞的时候,我们震惊之余,也要想想为什么。     对外来族群的妖魔化和排斥,向来是处于危机之中的社会转移民众注意力的手段,当年纳粹德国刻意为此,回归后的香港,诉诸民粹主义的某些本土传媒、网络媒体则有意无意宣传新移民劣质论——在他们眼里,来港的大陆新移民就是好吃懒做、滥用综援(综合援助,香港的扶贫福利)的典型,而传统香港人的美德则是吃苦耐劳、以领取综援为耻——蝗虫一词,在香港最早是用来形容新移民的。民粹主义本来是由对政府政策有怨气的人凝聚起来,但被舆论制造者成功转移,成为针对同处受压迫底层的新移民的愤怒,阶层的矛盾转变成族群矛盾,松了一口气的是香港的什么人我就不用明说了。     如果说对新移民的不满,只是基于这么一种误解:新移民抢饭碗,这种愤怒还是会慢慢消除的,尤其是港人看到新移民也有大量辛勤工作的人之后。而且香港人的上一代、上上一代,又有多少不是移民而来呢?当能理解为生活筚路蓝缕之苦。所以对新移民的歧视,实际上并未形成显明的风浪,至多见于日常轻慢的唠叨与高登网站愤青的冷嘲热讽而已。真正激化矛盾,来自日益严重的双非婴儿压力和自由行带来的文化冲突。蝗虫二字,正式从新移民身上过度到双非孕妇和自由行游客身上。     双非婴儿问题是基本法立法、释法留下来的一个漏洞,有说是一个刻意的漏洞,以备将来香港人口老化以及移民潮造成的空虚。但公众并不知情,看到的只是传媒日日披露的一组组数据,惊觉未来的压力原来如定时炸弹般渐渐走向聚变的临界点。香港人本来的危机意识就比较强,想及“现在生仔要和她们争床位,将来孩子要和他们争学位,长大后还要争工作和福利!”他们有足够理由惊恐和愤怒。再则还有很实际的危险已经爆发。公立医院是香港纳税人的钱营运,而且带有福利性质,帮助不少香港穷人,内地孕妇去香港私立和公立医院产子,都要付很贵的价钱,八到十余万不等,香港孕妇去私立产子则要四到十万不等,去公立则只需几百块。但内地孕妇队伍日益壮大除了导致床位紧张,还有很多不经预约直接冲公立医院急诊室,迫使它基于人道理由接生,导致原本待产的孕妇或其他病人受影响,后者往往是不够钱去私立医院的香港基层人民。前文所说的阶层矛盾转化为族群矛盾,就这样一下子坐到了实处。目前这种案例每年已近千宗,考虑到香港的医疗资源本来就紧张,所以传媒与民众对此敏感不足为奇。     原本香港人还能把双非问题一分为二理性看待,对于迫于计划生育政策而来港产子的部分孕妇,依人道精神和法律为本持包容态度。后来发现以移民为目的的双非孕妇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是国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完全消费得起昂贵的医疗服务,她们来港并非必需,而是出自欲求。就象大陆炒楼者拉高香港楼价一样,她们也拉高了香港的私立医院的收费标准,直接影响的是香港的中产阶层,这下号称最理性的香港中产也难以忍受。双非问题,终于在香港形成共识,各政党及群体皆陆续表态要求政府负责解决。而当政府犹豫难决的时候,激进民粹力量就成功捆绑民意,把族群矛盾进一步激化至今天局面。     究竟先有族群,还是先有族群对立?这样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在大多数人的思维中是尚未存在的,而对于有需要的人,他们会选择后者,利用对立,成功制造出族群的两分。     其实更复杂更深层的,是自由行带来的问题,它没有前者那种赤裸裸的严重性,却根源更深更纠结难清。自由行初启之时,似乎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蜂拥而至的消费性游客拉动了一度疲弱的香港经济,受贸易差异制约的内地消费者又得其所爱,购得相对优质或便宜的物品。而且,在一个乐观的文化观察者眼里,值得期待的是自由行带来的文化交流,一方面是内地游客通过亲身体验,学习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的价值观及具体运作规则,并且把这些体会就像带禁书一样带过罗湖海关的另一边去;另一方面,那些对大陆的想象依旧停留在八十年代的表哥表姐电影、从未见过新一代中国公民的香港人,也应因此得以更新自己的定见,了解一个并不那么“落后”的中国。     可惜事与愿违,自由行不受控制的迅速扩大,两地本来就不协调的步伐一下子拉得踉跄了,来的人一多,必然会有优劣不同的表现,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个别人的劣行会被放大,掩盖了更多的普通行径和良好行径。这点其实也是双向的,香港传媒倾向报道自由行游客行为野蛮粗劣的一面,国内传媒则倾向报道香港人不宽容甚至势利的一面——就像关于现在最热的关于香港青年围堵国内游客唱蝗虫歌的报道,在国内各种媒体越传越大,甚至有说成“香港人一见到自由行游客就包围唱歌羞辱”的,其实根本没有万分之一这般严重,我和认识的香港人这些天没有见到一宗类似事件,细看流传网络上的照片,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愤青——据查是不到十人的所谓“高登唱蝗团”在一天所为——但被反复传播之后,就给予内地民众一个香港人群起而攻之的印象。     必须指出,香港民众对国内同胞,基本上依然心存善意,若不是双方背后一些哗众取宠的“学者”煽风点火,事态不会严重至此。而即使所谓“事态严重”的当下,大多数香港人依然比较清醒对待:你向我求助,我肯定尽力帮忙,这是基于人情和教养;你若违反规则乱来,我不会沉默,这是依法办事。这是孔庆东之流不会理解的法治社会的修养,法治社会并非如他所说是用法治维持秩序的地方就证明人没有素质,恰恰相反,只有高素质的社会才懂得善用法治制约来使社会良性运转。而且,法治保障了人情不会被滥用。     不过也必须指出,心存善意的同时是心存戒意。中港两地文化的差异虽不是本质性的,也是经历了百年完全不同的发展而至,难以一朝一夕互相理解,且后者更恐惧前者的融合欲——如果不是更恐怖的“文化清洗”的话。“文化清洗”恐惧来自部分唯本土主义者的论述,有其一定道理,并非空穴来风。但我觉得应该限于对有目的性的上层政治话语“侵入”的警惕,而不是被极端本土论者扩大化的文化洁癖。这点我深有体会,最近遭遇的是语言上的上纲上线,自从学者陈云的语言纯化论提出之后,简体字变成“残体字”自不待言,言词上的洁癖走向极端,对毛式、新华体语言的警惕(这点我也同意)发展成对内地用语的全面排斥。比如说有一次我的写作中用了“立交桥”这个词汇,马上被某文化界老前辈控为“把香港大陆化”,还有年轻作者指“立交桥使他想到立着性交的桥”,那已经到了荒谬可笑的地步了。须知语言的发展必然有融合的过程,不是强行抗拒可以拆解的,把语言的融合上升到文化侵略的层次,不如理性、良性引导这种融合朝有利语言丰富性的方向发展,香港语言、文化能消化内纳英国及西方语言文化,为什么就不能消化内纳内地语言文化呢,如果对自身的免疫力有足够自信的话。     举兹一例,是为了说明,民族的灵魂在于其语言,语言开放的民族其思想也开放,语言封闭排他的民族其思想必然受限。虽然港、陆并非两个不同的民族,但最近的冲突源于语言的隔阂不少,语言不通其实是小事,更重要的是语言观的狭隘引致:说普通话的以为普通话就是国语、放诸四海皆准,这是大国沙文;说粤语的以为在其地必须说其语,不说者不可与之言,这是地方沙文。     “爱是熟知,恨也是熟知啊”——作家木心先生的《陌生的国族》一诗如此写他流离远去的祖国,这话也适用于中港人之间的矛盾情结。七十年代香港知识青年热衷于“认祖关社”(认识祖国关心社会),八十年代至今国内的港台文化热,本来促成相当美好的互相认受,最后却在今天突然被扭转成去向不明的矛盾局面,当然还有本文难以论及的政治、经济因素,但文化上的自设藩篱更令人痛心。爱与恨的同时存在,其实是两种文化互相砥砺发展的健康状态,须预防的是它变成“爱是陌生,恨也是陌生”这样的纯粹消极之力——这点,恐怕是互骂蝗虫与狗的人所乐见的——互相尊重为人的人,应该力拒之。       上一篇: 微博点将录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 )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阅读更多

艾未自由 | 德国之声:《艾未未:从未抱歉》在美展映

1月19日至29日,美国圣丹斯电影节在犹他州帕克城举行。导演爱莉森·克莱曼(Alison Klayman)拍摄的纪录片《艾未未:从未抱歉》于上周日首映。艾未未这位中国知名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已经获得国际社会的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艺术作品也展示出他的政治挑衅,在公共事件中,他与中国当局的冲突也日益增多。 该纪录片在镜头中捕捉到围绕在艾未未身边的人,很多人性化的瞬间和生活细节:艾未未的母亲在他被捕后,担忧他的安全而流下泪水;艾未未与他的儿子在一起嬉戏,他曾完成的艺术项目,比如艾未未在四川地震后对遇难学生的调查等,而这些项目早已超越艺术本身。 “艾未未被捕成为中国言论自由和其他运动的着力点” 2011年4月3日,艾未未被北京警方带走,经过81天的秘密羁押后放回家中,在他失踪期间,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抗议。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认为,艾未未的遭遇是中国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艺术家打压的典型案例。 2011年10月13日,国际著名艺术期刊、英国的《艺术观察》发布了本年度全球100位最有影响力的艺术人物名单,艾未未名列榜首。该杂志当时所做的采访是在他被秘密抓捕之前,而不是他被释放之后。在他释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位艺术家变得非常谨慎,因为中国当局在释放他时,要求他不得”离开北京”和”接受媒体采访。” 2011年11月,中国当局以”偷逃税款”罪名对他进行打压,北京地税对他开出一张1520万人民币的税单,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网友发起”艾债行动”,在不到10天给他借款近900万元。 纪录片首映后,导演克莱曼站立在鼓掌的观众中说:”这位身材魁梧的大胡子艺术家很想参加圣丹斯电影节,但是他知道邀请他将带来太多的麻烦”。 克莱曼也表示,片中记录了艾未未走入公共空间和参与公共事件的几年历程,但艾未未被秘密羁押,已经成为中国的言论自由和其他运动的着力点。 艾未未:我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 这部纪录片还讲述了艾未未的童年时代、他的家庭、他青年时代在纽约生活的经历及他批评中国政府的原因,他是慈爱的父亲、坚忍的儿子,也是一个不肯将艺术和行动与公共事件分离的艺术家。而这些也在他的很多艺术作品显现出来。 这位曾在2008年参与北京奥运主体育场”鸟巢”设计的艺术家曾说:”如果你不采取行动,危险会越来越强。”《从未抱歉》也展示了他在四川地震后,指向豆腐渣工程校舍,他曾收集和发布了5000多名在地震中死亡的学生名单。他也曾因此遭受四川成都警方击打头部。 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在纪录中讲述在艾未未被捕后,担心以后再也无法见到他,因此常常以泪洗面:”每天晚上我无法入睡。” 艾未未在片中平静的说:”我们将承爱我们所能承受的一切”,他也自称是”一个永恒的乐观主义者。” “不知道艾未未的连续剧还会怎样演下去” 艾未未的母亲高瑛向德国之声表示,艾未未目前心态很好,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并且在网上和网友们互动:”他说那是他的权利,如果他不发言的话,他说他就变成行尸走肉了。” 但对于中国当局对艾未未的打压,这位母亲依然表现出了无尽的担忧:”谁知道会怎么样,因为这个电视连续剧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往下演,怎么走,搞不清楚了。当灾难降临在儿子头上的时候,作为母亲,应该挺身而出,应该付出。” 据悉,该纪录片也将参加今年的柏林电影节. 作者:吴雨 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84504,00.html 责编:李鱼 附:《艾未未文集》音频版将从1月23日起在德国之声“禁书选读”项目中播出,敬请下载收听:http://www.dw-world.de/dw/article/0,,15647595,00.html

阅读更多

陈希我 | 我的同乡邓拓

    有媒体找我,说今年是邓拓诞辰100周年。我有些反应不过来,《燕山夜话》书里那个穿中山装的人,已经这么大了吗?     印象中,他只是4、50岁光景,并且长得很像我的一个中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确实跟我有点关系,同乡。并且,上世纪90年代,我曾经供职的中学举办百年校庆,还七弯八拐考证出他是那学校的校友。     但考证出来了,也是中老年人兴奋,学生、甚至年轻的教师大多没什么感觉。当时还考证出来另一个“杰出校友”,就是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主任邹友开,说他曾策划过“春晚”,这名头如雷贯耳。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更少知道邓拓了,我曾经调查过一些学生,都是我认为关心文学、喜欢思考的,有的回答听说这名字,但不知道写了什么;有的干脆问:邓拓是谁?说起他的两本曾经被批判的书,知道的,也只是听说书名。也许在当初,他的那些文章确实成了许多人灯下的阅读,让不少人击节,但是时过境迁,那些文章中所针贬的问题,很多已经质变。无论是否赞成“革命”,“革命”已经燃在屁股。靠邓拓式的针贬,只能隔靴搔痒。     我是在上世纪80年代,读大学时知道邓拓的,知道是个禁书作家,被禁的书就是《燕山夜话》,还有一本叫《三家村札记》的,没有看,因为《燕山夜话》都没有看完。所谓禁书,我想象应该是很刺激的,但是《燕山夜话》却没有给我什么特殊的感觉。观点并不新鲜,文笔也不犀利,态度更不绝决,还不如当时的我。当时奇怪,这样的文章有什么好禁的?说是作者还因此生命不保,我只能得出结论,他所处的时代,政治神经太脆弱了。现在更不用说了,按整他的标准,网络上随手抓一把,都得死啦死啦的。当然已经有人觉得很可怕了,比如担心我的老父亲,看了我在一家还是保守的报纸上说的话,就觉得我已经超出了当年“右派”的界限,担心得睡不着觉。可见当年的反动派,都是什么东西。     但似乎邓拓也不是想当反动派的。他所以写了那些文章,其实是当时上头允许了。从58年郑州会议起,到59年庐山会议前,中央开了一系列会议,纠正“左”倾,调整政策,于是邓拓才开始写那些所谓的尖锐文章。在此之前,他也是“大跃进”的歌颂者的,比如58年“国庆”,他就写了《从天安门到全中国》,写道:“今天,当我们又一次走到天安门广场来庆祝国庆的时候,我们将看到我国最近一年来在农业、工业、科学、文化等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惊人成绩。世界各国的来宾今年也比往年更多。大家都将看到我国的小麦、稻谷、马铃薯、高粱、玉米、谷子、红薯等最新的纪录。我国自己制造的飞机、汽车、光学仪器、活性染料以及其他各种创造发明,一定都要迅速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这一切说明: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得到解放和充分的发展,客观的历史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就能发挥无穷无尽的作用。只要客观可能的事情,通过主观努力,就没有办不到的。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能把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好。想想这美妙的未来,我要高吟一首诗,为天安门的未来和全人类的未来赞颂……”我们难以想象,他怎么就看不到遍野饿殍?有史实证明他是看到了,但他仍然不顾现实地歌功颂德。所以他的死,虽然有无辜的成份,但并不全然无辜。     即便他批“大跃进”,这样的文章,在他全部文章中仍然只占很少的部分。即便是批判,也仍然跟当时的主流口径保持一致,用学者王彬彬的话说,“只不过是跟在毛泽东讲话和中共中央文件后面亦步亦趋。”只是很不幸,人家又折过身去了,他步错了,用老舍的名言说,是“没配合上了!”所以,怪我自己一厢情愿,把他当是禁书作家。事实是,他是党的干部,不是作家,更谈不上违禁。虽然他有文化知识,但是有文化知识的未必就是知识分子。他写作,但是他要遵守他的组织原则。他不是写作者,是拿笔杆子的官员。     或许,他最初也是知识分子,但是后来有了组织。有了组织的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     他编过第一套《毛泽东文选》,最终却被毛说成书生办报,甚至是死人办报。也许是知识分子的底子障碍了他?他其实也未必是对组织完全奉献的,知识的底子,也让他有些清醒。作为《人民日报》总编,他应该不会不知道政治的厉害,所以他不愿当毛的秘书,觉得“伴君如伴虎”。但他仍是用书生的眼光、用知识来判断的。知识遇到政治,常会出错,因为政治本来就不走知识那套路。所以知识分子沾政治,往往死路一条。而知识分子哈巴政治,更是死无葬身之地。     邓拓是福州人,福州男人。我家乡福州的男人,历来是被低看的,所谓缺乏血性。但在历史上,福州却出了几个极有血性的男人,诸如林觉民、林白水、林祥谦……其实,福州男人原来也是有血性的,甚至暴烈,但后来,男人被杀光了。我在《大势》里说,这是一片被杀了阳气的土地。但必然还剩下几个,比如上面提到的几个。但他们都是在成功前死掉了,邓拓不是。虽然邓拓早年也坐过牢,但他享受到了成功的果实。这与其是幸运,勿宁是不幸。好男儿要早死,一如好作家绝不能拖泥带水。当然,归根结底与死不死无关,通往死亡的道路是有境界之分的。     跟其他地域的烈士相比,福州的烈士具有浓厚的悲情,一篇林觉民的《与妻书》,就让世人有如此感觉。有人说,邓拓自杀前也写了“与妻书”。但邓拓首先是写给他的组织的,絮絮叨叨,如婴儿牵着母亲的手不肯放,然后才给妻子寥寥数语。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月度视频】十一月之声(2024)——“一路都被撞没了,估计一圈都没了”

【年终专题】“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2024年度“每日一语”

【年终专题】“中文互联网上的内容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2024年度404文章

更多文章总汇……

CDT专题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

蓝灯·无界计划

现在,你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对抗互联网审查:在浏览中国数字时代网站时,按下下面这个开关按钮,为全世界想要自由获取信息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桥梁”。这个开源项目由蓝灯(lantern)提供,了解详情

CDT 新闻简报

读者投稿

漫游数字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