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

　　● 林贤治 　　 　　 　　 “知识分子”一词，有两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国，始于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由当时的激进派领 袖克列孟梭在《知识分子宣言》中首次使用；二，据考证，在俄国，此词在1860年间即已开始流行，甚至更早。在这两个国家的知识分子中，作家和人文知识分 子就从事社会批判，推动社会价值观念的进步作用来说，表现是最突出的。然而，在社会地位方面，两国却出现很大的反差。在法国，这部分知识分子普遍受到社会 的重视，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不少进入“先贤祠”。而俄国知识分子，尤其是作家，却长期充当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特别在苏联时期。 　　 　　 在布尔什维克内部，存在着一种重视工农而轻视知识分子的主流倾向。十月革命胜利后，这种倾向无疑地要在政治实践中表现出来，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了恶 性的发展。1918年7月之后，苏维埃政府开始建立书报审查制度，对文化组织和文化活动实行垄断和控制。1921年8月，列宁下令解散由高尔基倡导的以保 护知识分子为目的的“饥荒救济委员会”，导致高尔基出走国外。知识分子对十月革命的怀疑、不合作、甚至反对的态度激怒了列宁，他亲自签署命令，表态向“资 产阶级意识形态”宣战，指名把一批学者驱逐出境。1922年5月19日，列宁亲自致函安全部门负责人捷尔任斯基，就“把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 的的问题”进行周密布置，指示说︰“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请将这个信函密交（不要复制）政治局委员传阅”。是年底，安 全部门即将近300名知名学者、文学家、科学家装上两只大轮船，流放欧洲。著名哲学家洛斯基、别尔嘉耶夫、布尔加科夫等，都被送进船内，因此，这船被称作 “哲学船”，而这次震惊世界的集体流放事件，也被称作“哲学船事件”。 　　 　　 列宁在世时，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体上还算得上温和。到了斯大林执掌政权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在对党内反对派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斯大林开始把斗争的利刃指向知识分子。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个警句是︰“老大哥在注 视你。”知识分子从此成为被监视的主要对象。三十年代的“大清洗”，就是从整肃知识分子开始的。1928年，由维辛斯基主持对“沙赫特事件”进行审判，指 控53名知识分子制造矿井事件，接受境外资金和设备，勾结原矿主搞破坏活动等等。审判后，几十名知识分子绝大部分被处死，或被监禁和流放。后来证实，构成 被告的罪行，基本上是凭空捏造的。1929年，在乌克兰对“乌克兰解放联盟”进行公开政治审讯，一批著名历史学家被加以“民族主义”的罪名受到惩处。 1930年，又相继出现所谓“农业党”和“工业党”的案件，据说两者都是“反革命地下组织”，其实也是“莫须有”的。在前一个案件中，著名农业科学家恰耶 诺夫、经济学教授康德拉捷耶夫等在秘密审判中受到迫害，株连达20万之众；后一个案件也使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及专家教授被加以组织破坏及间谍活动的罪名，遭到监禁和处决。 　　 　　 大约作家和诗人长于反映社会现实，传递时代情绪，而且语言可以承载各种危险的思想观念和意义，所以受到的控制特别严密，迫害特别残酷，而损失也特别惨重。 1921年，诗人古米廖夫在一起“反革命”案中被枪决。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被捕，他是为一首十四行诗而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在诗中，他把斯大林写成“ 克里姆林宫的登山家”，“杀人凶手”，具有“蟑螂触须般的阴险目光”和“蛆一样肥胖的手指”。几年后，他被消灭在海参崴劳改营内，死前患上精神分裂症。他 的妻子一边逃避逮捕，一边设法将他的诗作分散保存。为了万无一失，几乎把每行诗都背了下来。曼德尔施塔姆死后，连他的名字，也没有人敢于提起；直至 1987年才获平反，五十年间在苏联境内未曾发表过一首诗。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我们》的作者扎米亚京在1922年被捕，随后被禁止发表作品，1931年 在高尔基的庇护下流放法国。《骑兵军》作者巴别尔1939年被捕，次年即被枪决。女诗人茨维塔耶娃的丈夫和女儿被捕，她长期失去工作，想当一个洗碗工也不 可得，在困顿孤独中自缢而死。比较幸运一点的，像小说家布尔加科夫，《大师与玛格丽特》的作者，被调至剧院工作之后，长达15年没有出版过作品。1946 年把讽刺作家左琴科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开除出作协，使他们的生活失去保障，作品无法出版。左琴科一直找不到一个职业，领不到退休金，至1958年仅领到一 次，就死掉了。就是高尔基这样的文坛领袖，也都有材料表明，对他是加以“软禁”的。“契卡的铁扫帚毫不留情，”索尔仁尼琴说，“有多少出类拔萃的智者，甚 至超凡入圣的天才被压进泥土中，不留痕迹，永无尽头，而且一去不复返。” 　　 　　 “老大哥在注视你”。窃听、告密、诽谤、跟踪、逮捕、监禁、流放，以至枪毙，都是极常见的。一面展开群众运动、大审判，一面加强秘密警察的力量，致力于制 造恐怖，毒化社会空气，使每个人从中学会顺从。有一份告密材料显示，巴别尔曾说︰“人人适应逮捕，如同适应气候一样。党内人士和知识分子顺从地坐牢，顺从 得令人发指。这是国家制度的特征。” 　　 　　 五十年代初，斯大林去世后，苏共二十大召开，平反系列冤假错案，思想知识界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解冻”时期，西方称为“去斯大林化”时期。实际上，国家 的政治体制并没有根本性变化，所奉行的依旧是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赫鲁晓夫主政时略见宽松，但也不时地“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犹如癫**发作般地间歇性 进行；至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更为保守，僵化，以至于倒退了。 　　 　　 拒绝发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把诗人布罗茨基当“寄生虫”告上法庭，被判流放北方，接着放逐西方， 都是五六十年代的事，可见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的程度。正因为存在着对社会尤其是知识界的高压，才酝酿成为后来的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持不同政见者”运 动。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直接起因，是1965年克格勃对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的逮捕。这两名作家，只是因为在西方出版自己的著作而被判重刑。于是， 有数百名持不同政见者用公开示威、写信抗议的方式表示对作家的声援。1968年，“氢弹之父”萨哈罗夫加入其中，随后成立人权组织。麦德维杰夫兄弟、索尔 仁尼琴等，也都是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政见各有不同，在运动内部互相批判，但在反对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求改变现行体制，以及放弃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等 方面是一致的。对苏联当局来说，如此异端的政见，确实可以构成致命的威胁。然而，“老大哥”的目光犹在，一旦发现目标，由国家机器所施予的打击仍然是迅疾 有力的、具毁灭性的。不过，到了七十年代，官方已经有意识把打击的目标缩小，在战术上不同于斯大林时代倾向于大规模的搜捕和杀戮，在镇压技术上明显地精致 化了。对于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具有国际影响的人物，官方尽力设法孤立他们，把他们开除出国家原子能机构或作协，然后设法驱逐出国。萨哈罗夫已经被安置 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亲属多人也做出了安排，只是由于他的坚持，才最终留了下来。但是，他的子女因此遭到匿名信的死亡威胁，当局对他的家庭一再 作难，比如拖延不让他的妻子到意大利治疗眼疾，等等。1975年夏秋之交，他为反对株连家属而发出痛苦的呼吁，他说，他的家人正被利用作为反对他的“人质 ”。即使如此，仍然不失为一种“礼遇”；至于其它的追随者，那处境就要恶劣得多了。 　　 　　 八十年代中期，克里姆林宫的主人经过一阵短暂的交替，最后换成了戈尔巴乔夫。他极力标榜“新思维”，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这对于传统政治是一个很大的 冲击。这时，意识形态的裂缝迅速扩大，思想文化界变得活跃起来。禁区开始打破，禁书重新出版，其中包括持不同政见者的著作。“老大哥”的目光变得疲怠乏 力，散漫游移。随着政治的松弛和思想的活跃，知识与权力结束长期紧张对峙的局面，呈现出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态势，大批知识分子成为“有机知识分子”，其 中一部分进入政权结构甚至高层，成为高参，即所谓“智囊知识分子”。这种情况，在有着异议传统的俄罗斯知识分子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1991年12月25日，苏联正式宣告解体。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的结果，改革的结果；从本质上说，则是苏联帝国本身逻辑演变的结果，是一种必然性命运。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这种命运，如何看待自身的角色和未来的责任呢？“老大哥”不复存在，但是目光依然严峻。 　　 　　 2008年8月8日 　　

    左方    他缔造了《南方周末》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他将这份伴随改革开放而诞生的报纸，送上了开启民智、呼告民生的历史航程，他就是《南方周末》前主编左方。这是一个经历异常坎坷的传奇报人，幼年丧父，一直在亲戚家寄养；参军后，在政治运动中被当做特务关押；文革时期，他成了广东省最著名的造反派……直到50岁的时候，他被聘请做《南方周末》的主编，打造出一份充满活力、饱蘸良知的影响力读物，一纸风行；而左方自己，也终于在半生的动荡和反思之后，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本期腾讯大师系列，我们请来左方先生作客，讲述他的成长经历，讲述他如何在时代的漩涡和命运的低谷中，一次次寻找出路。 　　国难孤儿 　　我出生在广州郊区一个叫槎头的乡村里。我的父亲是当时这个村的乡长和小学的校长。日本鬼子入侵中国，接近广东。父亲将13个乡的民团组成一个抗日民团。我们村的旁边有一个无烟局兵工厂，做黄色炸药，是清代那时候建的。日本来了，国民党撤退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带领着13乡的抗日民团把这个厂拆毁了。 　　所以，日本人一进广州，就到我们村把我父亲抓起来了，当时就灌水。他们把男的关在一边，女的和小孩关在一边。后来日本人要走的时候，让女人和小孩可以先回去。这时候我妈妈想带我去见我父亲一面，但是乡里的人劝阻，怕日本人知道她是家属。 　　妈妈只好就叫我的表姐抱着我去，路过父亲受刑的地方，我看到爸爸已经昏迷了，趴在地上。我表姐小声跟我说，你望望你爸爸，望望你爸爸。这一刻给我留下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那时我才6岁。我表姐背着我去看我父亲最后一眼，我永生都忘不了。 　　后来我爸爸给抬走了，关在广州日本宪兵部。我有个二姑妈，她嫁在附近的村。他们村里边有一个人当了汉奸，他就跟我二姑妈说，只要给100块大洋，就会放我父亲。结果我妈妈把家里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掉了，然后到日本的宪兵部，交钱给那个汉奸。 　　走到半路的时候，看着一辆车开出来，拉着犯人去行刑。当时我妈妈吓得就坐在地下了。去到之后，把钱交给了那位汉奸。可是，后来才知道，我们受骗了，我妈妈碰到的这个行刑的车，我父亲就在这个车上。 　　父亲被抓时，妈妈已经怀孕，生产时日本兵第二次进村，村民都跑光了，有个日本兵进我家，见我妈妈躺在床上，日本兵便用刺刀恐吓我妈妈，我祖母跪在地上求他，他踢了我祖母一脚，我妈妈产后没奶，只好请人将小妹妹丢在广州街头。 　　我爸爸在临刑的时候，他留下一个玉镯，叫他的难友以后带出来，这个玉镯就是我爸爸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物了。按照我们村的村俗，亲人被关进去，孩子每顿吃饭前都要到门后喊几句：爸爸，回来吃饭吧。据说喊完以后，亲人会放出来。所以，每天吃午饭的时候，妈妈都要叫我到门后面去喊。但是，我喊爸爸的那个哭声让全家人都流眼泪。 　　在证实我父亲被杀前，每天都是这样喊，所以全家人都是流着眼泪来吃饭的。国仇家恨，怎能忘记。我妈妈跟我经常讲的一句话，你长大以后，一定要为父亲报仇。所以，这对我后来对祖国的热爱，对侵略者的仇恨是深有体悟的。 　　野孩子 　　父亲牺牲之后，我妈妈去广州打工，把我和一个姐姐一个妹妹交给祖母。这时候村里已经没有小学了，只有私塾，我7岁开始读私塾，读了四年。这段时间我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 　　我抓鸟，钓鱼，抓各种昆虫，我也爱打架。但是我打的都是那些欺负人的人。其中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孩子，他父亲和哥哥都有枪，所以他横行霸道，专门欺负跟他年纪差不多的孩子。 　　但是，这个人生得满脸横肉，村里人都给他一个外号叫“老鬼成”。但是我偏偏就是跟他打架，但是我没有打赢过一次。每次都被打得不是眼睛肿了，就是鼻子流血，或者牙流血。我祖母就老说我，说人家“老鬼成”是拳头可以打穿石，你是文弱书生，干吗整天跟他打？我说我看不惯他欺负人。 　　现在我和“老鬼成”都已经年近八十了。我听我现在还在家乡的堂弟春节来拜年告诉我，说“老鬼成”跟他说，我从小是跟你哥哥打架打大的，但是他没赢过我一次。我堂弟就问他，你为什么老打我哥？他说都是他挑起来的。撩人口贱，打死无怨。大概，我性格中的野性，叛逆性，就是在这样一种没人管束的生活中形成的。 　　寄人篱下 　　后来，抗日战争结束了，我妈妈有一个舅父，他很有钱。但是他们只有一个女儿，招了一个女婿入门，想继承他的事业，没想到这个女婿只会花钱，不懂做事。 　　有一年春节，我妈妈带我到舅父家，我叫舅公了。他的孙女比我小几个月，是我的表妹。我第一次在他家里面看到很多外国的童话。像《白雪公主》，《卖火柴的小女孩》，《木偶奇遇记》，我在农村过去都是看《三国演义》、《封神榜》、《西游记》这类小人书，我第一次接触到这种西方的文艺作品，这可以说是我后来热爱西方古典文学的一个起点。 　　当时我在他家里住了三天，我一动不动地看了三天书。这个舅公见此很高兴，他就跟我妈妈讲，你整天说你孩子调皮，我看他静静坐着三天都没有动，都在那里读书，你不如将他留在我家，让我供他读书吧，他和他表妹可以上同一个学校。 　　这样的话，我就到广州一所教会学校读小学三年级。但是，因为他这个女婿知道他的岳父的用意是等我长大后接他的生意，所以老是挑他女儿跟我闹矛盾。那时他们家很有钱，有黄包车送饭到学校吃的。我的表妹见到哪个菜好就吐口沫，气得我多了，我就打她。她回来就向她父亲哭诉，她父亲又打我又骂我。 　　后来有一次，因为我在农村很喜欢捉蟋蟀，有一次路过知道有一个店卖蟋蟀的，我就偷了他放在桌面上的几个零钱去买了一只蟋蟀，结果他就说我偷他家里的钱，把我狠狠打了一顿。 　　我母亲看到我手上、脸上都被打伤，就很气，马上把我带走，叫我回槎头去读书。我不同意，我说我还是想在广州念小学，我不想回村里。我妈妈就说，你有一个九婶在广州，不知九婶能不能收留你。 　　后来九婶同意了。九婶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一个很贫困的房子里面，大概一个房子住了十多家人。九婶租了一个小阁楼，她跟大女儿推大板车，去黄花岗那边拉一些劈柴，然后拉到西关那边卖。很苦的。没有钱买菜，都是在菜市场那里捡人家剩菜，回来用盐水一腌当菜吃。她二女儿没书读，在家做饭，她儿子比我大三岁，和我读同一个学校。我们连张书桌都没有，都是坐在地板上，在床上做功课，晚上我和堂哥都是睡在地板上。 　　阅读启蒙 　　到九婶家住了半年，她就生病死了。我没办法，只好又回到槎头念小学四年级。我有一个伯父在天津，他是一个小印刷厂的老板，他知道情况后，就把我和堂哥，1947年接到天津去，我当时念小学五年级的下学期。 　　我伯父家，是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伯母对我很慈爱，大哥和二姐、三姐对我都很关怀，但是对我影响最深的是大姐。大姐是一个喜欢文艺思想进步的青年。我去的时候，她已经不在天津了，她跟他的男朋友想跑到解放区，结果被发现拦住了，就留在了河南。后来她在河南一个煤矿里工作。但是，她留下来很大的一箱书，有鲁迅的，还有巴金、矛盾、曹禺的。我都拿来读了，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五四时代的文学作品。 　　但是，最对我有影响的，是箱子里边有很多储安平主编的《观察》杂志，这是一本政论性杂志，主要是分析国共内战的形势，以批评蒋介石政府的腐败为主。我当时还是小学六年级。而我对留下来的这几十本杂志，很有兴趣地把它们读完了。这可能是我后来政治意识的一个启蒙。 　　1948年天津就解放了，我刚好小学毕业。我的堂哥在念中学时，参加了当时地下的民主青年联盟，这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天津一解放他就参加革命了，叫南下工作团，一直跟部队进了广州。 　　弃学从军 　　我毕业以后在天津市立第一中学念书。到了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那时我是初中二年级只念了一个月，我决定参军。因为我觉得我不能让我的下一代再成为国难孤儿，我要把侵略者挡在国门之外。我记得我当时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投笔从军去，铁血咏史诗。我就是要用铁和血来书写自己的历史。 　　我马上报名，很快就批准了。让我去一个学无线电的军校培训，正式入伍需要等一个月。我伯父很紧张，因为我是独子，如果我在参军之后牺牲了，就没法给我妈妈交代，就写信给我妈妈。 　　叫我妈妈连续打了三次电报，先说她有病入院，后来说病重病危，要我回去看她。当时我很犹豫，我很担心回去回不来了。我伯父就讲，你要为你父亲报仇，我们支持，但是你妈妈病了，你哪怕回去看她一眼也好。我说我回不来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回程的路费，你看完母亲自己买车票就可以回来了。 　　我相信伯父的话，回到广州，我妈妈根本没有病。到第二天起来，我发现我的钱给我妈妈偷掉了。我当时就跟我妈妈吵起来。我妈妈就说，如果你一定要参军，我就要跟你脱离母子关系。 　　我这个人的性格很叛逆，当时就说脱离就脱离。马上跑回家乡槎头，找土改队，叫他给我路费回天津。我说我已经是参军了的，你们应该给我路费回去。土改队长说我们没有办法给你钱。你要抗美援朝，现在我们村正在扩军，你来领个头不是更好吗？我想反正也一样，就同意了。 　　他马上要现填报名表。其实左方不是我的真名，我的真名是黄克骥。我填表的时候，我就说我妈妈已跟我脱离关系，我也不姓黄了，我跟我的堂哥姓，我堂哥参加地下民主青年联盟的时候改名叫左文。我要改姓左。但叫什么名好呢？刚好土改队长桌上有一张《南方日报》，他就指着这个方字，你就叫左方吧。我说好，就叫左方。左方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杀人训练 　　大概有一个月，就到部队去了。那时我还没满16岁。参加的部队叫珠江军分区独立16团，是个边防部队，主要是守卫澳门和香港边防线，同时负责剿匪反霸。我们这个连叫做警卫通讯连，负责警卫工作和通讯工作，同时也负责镇压反革命。 　　我进了连队，就专门受过怎么样枪毙犯人这种训练。要打在犯人背后的左侧，说穿心过肺一枪就可以毙命。那时正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把判死刑的权下放至县团级。我们的团长政委就可以判犯人的死刑。 　　当时我们连负责枪决的人相当多，差不多三两天就枪毙一个，对我们来说等于是轮值日一样，枪手轮到谁就是谁当。一次轮到我，押赴刑场的时候，我拿着一支三八枪在犯人的后面，我还不觉得害怕。但是部队有规矩，临到刑场就吹号，一吹号我的心就跳得很厉害。 　　连长看到我手也抖脸也青了，就过来问我：小鬼你怕了？没想到犯人很镇静，他回过头来跟我讲：小同志，打好点，今生报答不了你，来生报答你。他这么一说我怕得更厉害了。 　　在刑场，连长将我的枪接过去，然后把他的手枪给了我，他说我先打，你来补枪。连长可能有意不打死他，将倒下的犯人翻过来叫我补枪。我看到血从他的脖子那里直冒出来。他可能声带断了，只是张大嘴喊，没有声音。我慌得很。连长说，你再不开枪我就毙掉你。我就闭上眼睛大概打了六枪。我也不知道打在哪里。 　　回来之后，我觉得好象是大病一场虚脱的样子，晚饭也没吃。有一个调皮的战友在天台上喊我：左方，上来有好东西看。我以为是什么东西呢，跑上去，原来我枪毙的那个犯人就住在我们住的老百姓的民房隔壁。他老婆把他的尸体摆在院子里，帮他洗血，用棉花塞枪洞，我一看就更加怕得很。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站岗的。睡我旁边的一个老兵，他对我说，今天晚上叫你起床的时候，你叫醒我，我替你站岗。我当时很口硬说：不喊。但是后来带班把我叫醒了之后走了，我要独自出去，出了门没走几步，觉得到处都黑洞洞的，马上就退回房间。我把子弹也推上膛，刺刀也上了，但是走不了多少步，又觉得很恐惧，又退回营房。 　　只好把这个老兵叫醒，让他带我站了这个岗。明天全连都知道我在晚上不敢站岗。我这个人在连队很活跃，大家说我有点小英雄主义。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拿我来取笑，我当时就很生气地去找指导员。我说下一次再有一个，再要我枪毙一个，我说大家都在笑我。 　　当时连指导员跟我说，你昨天枪毙的那个反革命分子，是有七条命案的。如果这七条命案是你的父母、兄弟，我想你拿刀宰了他都敢。我们是人民子弟兵，人民的血债就是我们的血债。我们要为人民讨还血债。到晚上晚点名时，没想到指导员表扬我，叫大家不许再跟我开玩笑。 　　除了这个，我在部队也参加过土改，和当地农民一起批斗地主，也跟农民“三同”过睡在一张床。1962年，我们这个团就奉命调到朝鲜去。入朝前，大练兵一个月。每个人打了三颗子弹，扔了两颗手榴弹，一个是中式的，有一个是美式的。 　　当我们扔美式手榴弹的时候，许多老兵就私底下议论，可能我们要到朝鲜去了，不然为什么要我们学扔美国的手榴弹？美国手榴弹是一个鹅蛋型的，我们是有柄的。还拉了一个炸药包，学会了炸碉堡和挖防空壕，接着练急行军。 　　第一次是80里，然后90里，100里，接着就宣布我们这个团要到朝鲜去。我记得宣布的那一天，整个连大部分的战士都哭了。因为当时我们这个连。除排长以下的都是从国民党解放过来的兵，他们都没有文化，和日本鬼子和解放军都打过仗，他们很害怕美国。 　　我当时年轻气盛就骂他们，当兵就是打仗嘛，有什么好哭的？他们不吃饭，我说你们不吃，我一个人吃。他们就讥讽我，说你别在这里吹牛，真正到了朝鲜，你没听到机关枪响，只听到炮响就要撒尿了。 　　宣布赴朝第二天就出了两个事，一个是有一个逃兵给抓回来，在全团大会中枪决了。另外有一个老兵晚上拿着一个手榴弹想强奸一个女孩，他把手榴弹的环扣在手上吓唬那个女的，那个女孩也不懂手榴弹性能就跟他抢，结果拉响了，两人都被炸死了。出了这两个事整个团都静下来了。 　　接着就坐着一列军车去朝鲜了。这是一种货运列车，我们都是打开铺盖睡在车厢里。但是那时候大家都跟平常一样，打扑克开玩笑，好象没有当时宣布赴朝时的那种气氛了，情绪都是很好的。我们都不用煮饭，到吃饭的时候列车在站上一停，老百姓就送饭送菜来，敲锣打鼓送慰问袋。那时候战友们情绪还是很高的。 　　到了安东，现在叫丹东，部队住下来后，我就看到很多伤兵从朝鲜那边运过来，有些是炸了腿，炸了手，用个白布盖着，布都是红的。我这个时候才真正知道战争的残酷性，心里边也开始惧怕了，晚上还发过恶梦。但是赴朝作战的决心并未动摇。 　　待命秀才 　　不久，部队就过江了，过江前一天宣布我留下待命。我问连长留下待命是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也不知道。你欢送我们过江之后，回到营房就有人会来接收你。我就看着部队过江，回营房果然有人在那里把我接到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一百多小青年，都是有初中学历的，我们一打听，据说中央军委有指示，说一个连有初中学历的不许超过五六个人。可能我们连超过了所以将我留下来。在1950年，初中生是很宝贵的，被称为小秀才，小知识分子，很快就给我们体检。 　　体检之后，我们都分配了，有海军的，有坦克兵的，有高射炮兵的，有空军的，我被分配到空军到航空第七预备总队学文化。要求我们学一年学完代数、三角、几何，和物理的力学和电学，还有部分化学课程，根据学飞行的需要，这些课程要达到高中毕业水平，这是一种速成的学习。 　　我到第七预备总队不久，接到在朝鲜的连长来信，说我们的部队已经减员了一半以上，大家都很勇敢，主要是死在美国的飞机下面。他们知道我现在调到空军，大家都很高兴，希望我赶快学会飞行，去跟美国飞机较量一下。 　　在这一年的学习里面，我是非常拼命的。我毕业时，我大小考试，包括作业，没有得过一个4分，当时是5分制，80分以上就是5分。但是体检，说我的视力有点减退不能飞行，可能我经常晚上到路边看书，结果其他成绩差的同志都分配到九航校学飞行了，我却调到七航校学机械绘图。 　　第一次审查 　　七航校是中国的第一家老航校，在牡丹江。它主要是培养飞行员的，但是办了一个绘图班。学了七八个月就毕业了，我被分配到北京空军司令部。组织部门分配我到训练部的绘图室，报到后，我才知道这个绘图室不是搞机械图的，而是搞美术图的。 　　因为训练部主要是训练战术，绘的图都是怎样跟美国飞机在空中对抗，图下边都是田野、坦克、山地森林。但是我已经去了，他们就分配我跟一个叫张绍良的做助手。给他打底色，他画好我帮他描线条。 　　那个张绍良是没有军籍的文职人员。他在日本长大，是一个油画系讲师。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出于爱国才从日本回到北京的。那时候他画领袖像维持生活，后来领袖像的印刷品出来了，他就没法生活，空军司令部把他招进训练部绘图室。 　　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艺术喜欢文艺。所以我跟他很合得来。他从日本带来很多世界名画册，他教我怎么欣赏，礼拜天他带我到公园去教我速写。但是过了三个月，空军司令部的组织部门发现搞错了。 　　要我的是空军司令部的翻译出版处，因为翻译出版出的都是从苏联买来的书，书的印刷质量很低，书中的图都是机械图，没有办法再制版，这就需要一个绘图员再重新画。 　　所以，翻译出版处去函七航校，要求派一个优秀的学员到他们那里去，结果他们等来等去怎么没来，后来一查是空军司令部组织部摆乌龙了。他们认为我是绘图班毕业的，刚好训练部有个绘图室，就把我调过去了。这样，我就从训练部转到了翻译出版处。 　　到了翻译出版处之后，我就画机械图了。到1955年全国开展肃反运动。开始时，我还是蛮积极的，但是突然宣布我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要关起来审查。我对审查感到莫名其妙，大概审查了三个月，每个月拉我出来斗争四五次，要我交代反革命行为。 　　我当然接受不了这样的审查，硬跟他们争，因而有人动手打了我，踢了我。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斗争会我看见有两个不是我们处的人，好象是上级单位派来的军官。这天他们斗得特别猛烈，斗争了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两个人拿出一张照片来，问这是你跟张绍良合照的照片吗？我说是。在哪里？我说在北海。几个人去的？我说只是我跟他。他说你们两人去，怎么有你们的合照？我说先他帮我照，我帮他照，照到最后一张了，他说我们来一个合影，请北海路过的人帮我们按一下快门。他们说你一定要交出这个人，我说我没法交。 　　但是很奇怪，从这一次以后就没再斗我了。但是还是关起来，不过允许我看书，礼拜六还有人陪同我去看电影。直到一年之后，才宣布搞错了。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是因为张绍良对空军训练部的一个副部长讲了一句话引起的，那个副部长是第一个起义到延安的国民党飞行员。 　　他的二哥还在国民党空军，在台湾。张绍良是从国外回来的，不太懂中国的政治，他有一次跟副部长讲，你想不想和你哥联系？我可以帮你。那个副部长当时也觉得他是好意，就说他当他的国民党，我当我的共产党，我跟他联系干什么？ 　　肃反运动时，敌情观念提高了，都要揭发敌情，他想起这个事，就揭发出来。事情一揭发问题就大了，成了他要策反我们的一个副部长，马上就把他给抓起来了。可能他是抓到军法处，经七打八打的，他一会儿说他是日本特务，一会儿说他是台湾特务，后来追问他有没有发展关系，他就说发展了我。 　　有什么证明？他说我把航校很多情况对他讲了。国民党派一个人到北海和我们去接头。其实军法处的那个人早就清楚审查我是一个错案。他来见我一次之后就交代单位领导，不要再斗我。但是因为张绍良的专案是国防部管的专案，所以必须把他的问题搞清，我才能够解放。 　　这次审查倒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读了大量的书。我从小就很喜欢西方文学。特别到了空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是机关生活，有星期天，下班时间都是自己的。 　　那一段时间我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北京图书馆度过的。我买几个面包，拿军用水壶装一壶开水，就从他们10点钟开门，一直晚上10点钟关门，都在里面读书。走的时候借两本书，礼拜天还。我特别喜爱俄罗斯文学，法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名著也很喜欢，三年内我读的世界文学名著有一百多本以上。 　　应该说西方文学给我的影响是比较深的。这些书我当时是作为小说来看的，是一种爱好。但是书中人性跟人道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是很深刻的。也可以说是我人生的思想底色。 　　初恋的打击 　　审查结束之后，跟我同时毕业的都授予中尉军衔，按部队的规定我们在航校学的时候是正班级，毕业分配之后就是正排级，等于少尉。但是，我们毕业的时候，部队要搞军衔制，全军冻结调整级别。所以我还是正班级。 　　到了两年之后，部队授军衔了，他们原应是正排，误了两年多，应该是提副连级，都授中尉，但是因为我在授衔时还在审查中，所以就没有军衔。这时候领导就跟我讲，那就委屈你授个上士军衔，三年之后给你补偿提拔你当上尉军官。 　　在空军司令部内，凡坐办公室的，全都是军官，唯独我是个上士，这个对我的刺激很大。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一个初恋女朋友后来和我分手了。因为当时审查我的时候，是可以向外通信的，但是所有收到的信和我发出的信，都要经过专案组看过。当然我和我妈妈通信就无所谓。但是和女友通信，我不想让人家拆。 　　我的女朋友是我小时候的同学，当时在一个小学里面当教师，我不许对外泄露受政治审查，所以我就告诉她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不能通信，所以你也不要给我写信，我完成任务之前也不会给你写信了。我当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闹三两个月问题就解决，没想到拖了一年。 　　宣布我问题平反了之后，我就给这个女朋友写信，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她，她马上就给我回信，也诉说了她对我这一年的思念之情。但是以后我连续给她写信都没接到她的回信。 　　我就有点奇怪了，向领导要求探亲。领导知道冤枉了我，马上批准我20天探亲假，我就写信给这个女朋友，这是1956年夏天，问她什么时候放暑假，她回信告诉我放假日期，并说她一定要到车站去迎接自己心爱人的归来。但是我到了广州火车站以后没见到人。回到家里等了两天也没见着人我就奇怪了。 　　我跑到她所在的学校，我以为她学校里面肯定有什么事因而不能出来。她学校领导说她去区里面办的一个普通话学习班。我说是你们学校要她去的吗？该领导说不是，是她自己临时要求去的，我觉得她在逃避我，因而感到很奇怪。赶紧赶到区里面去。 　　刚好他们下课，她见到我就借了一个碗打了两碗饭，带我到田头坐下来。我问她为什么要躲开我？她就哭。我问她是不是另外爱上别人了，她也不说话就使劲哭。我说你如果还爱我，你就点一个头，不爱我就摇一个头，我不是缠住你不放的那种人，只要你摇个头我马上离开。 　　但是她头不肯点也不肯摇只在哭，一直哭了两个小时。我听他们学习班打钟了，就送她回学习班，找了一辆载客自行车，坐车尾赶回槎头。我就问我们的好朋友，究竟她出了什么事没有。那个朋友告诉我，最近解放军在槎头办了一个转业军人培训班。 　　有一个贵州的营教导员安排住在我的女朋友家。可能她礼拜天回家和他认识了，这个朋友告诉我说，听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了。这个事情对我打击很大，她没跟我讲过一句话，我现在也不知道原因。但是按我的猜想，很可能是她回家的时候，见到了那位营教导员，那个营教导员见她又年轻又有文化长得也很漂亮，就向她求婚。 　　她可能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是在空军司令部，不过他现在在执行一个特殊任务，我们已经有一年没通信了。可能那位营教导员对她说现在和平时期哪有什么任务一年不能通信的呢？人家已经到了北京，在空军司令部工作，哪里会要你这样的一个农村女教师呢？ 　　本来可能她也有这种疑虑，所以就答应了那个军人，可能在结婚报告上签名不久就接了我的信，所以就回了我的信，同时找这个营教导员想收回她的承诺，那个教导员肯定不肯放手，她在两难当中就一直没有给我回第二封信。 　　后来知道我要回来探亲，所以她又第二次找这位营教导员要收回她的承诺，所以回信要到车站接我，那时候营教导员就采用了很强硬的手段了，可能出动组织的名义，说他们已经写了结婚报告，组织上已安排你们回贵州，工作都安排了，不能再有变动。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就哭着跟我分手。这个事情对我思想打击很大。我没等20天探亲假满，就提前返回部队。 　　报考北大 　　我把分手的事告诉了我妈妈，我陪我妈两天，就乘火车返回部队，我对我妈说明年夏天我就复员，我不在部队干了。我回到部队后马上给领导送了申请复员的报告。当时领导还不太在意，以为我是因失恋闹情绪。 　　确实我那时很苦闷。有一天晚上，我在街上闲逛看到有一个老人在街上摆一些油印的东西。我就上前拿来看，问他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是高考试题，我说高考试题都可以卖的吗？他回答说高考过后试题就可以公开，前三年的高考试题都有。如果你们军人考大学，还不用考外语和数学，只考语文、历史、地理、政治。后来我说好吧，四年我都买了。我回来一看这些试题，我答不出来，但是我觉得不难。 　　我去新华书店把所有高中这四门课程的书都买来，卖书的人说你想考大学吗？我说是。他说我们这里还有一种教学参考书，是内部发行的，如果你买可以卖给你。这是教育部发给老师参考的标准讲义，我全买了。我就来了一个开卷答题，答完以后我就给一个俄语翻译看，他是北大俄语系毕业的。 　　他第二天告诉我，你水平那么高为何不考高考？就凭你这个考卷可以进北大。我说此言当真？他说我保证。我说我是开卷的，他说开卷的那怎么算数。我说不过就是二三十本书，我将它读完了不就可以闭卷了吗？他说哪有那么简单。 　　我就开始进入高考的准备。我知道每年部队的复员时间大概是第二年4月份，我还有8个月时间。我就先用三个月业余时间，以快读的办法把20多本书读一遍，然后用5个月再细读一遍，果然明年4月份就复员了，我到广州刚好是五一，离高考还有一个多月，我再重点地看一遍，就参加高考了，没想到果然就考进北大了。收到录取通知书是1957年的8月末。 　　黄金岁月 　　我们进北大报到的时候，学校给我们一本右派言论集，全校已开展反右派了。但是我读到谭天荣写的十一株“大毒草”、林希翎这个大右派讲的话，沈泽宜、张元勋写的《是时候了》的诗，简直热血沸腾。这不是思想判断，是一种本能的共鸣。我觉得只要是一种有热血的人，我想读到这些都会激动的。我心想坏了，好在我晚点来，否则我肯定站到他们这队伍里面去了。大学的教材我全扔了，只有这本右派言论集至今珍藏着。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突然间学校广播，要大家起来斗右派。我们跑到北大的大饭堂，原来有几个右派学生跑到天津，想通过塘沽港外逃，给抓回来拉回北大批斗。这时候大家都在喊口号，我也在喊口号，但是我的心里是流泪的，觉得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抓他们的人强行要他们低头，他们却倔强地在喊口号。这是我进北大后一种最初的心态。 　　北大给我有很深的影响。虽然我入学的时候北大已经反右了，但是北大好的传统还是保留着的。当时还是马寅初当校长，我们读到四年级的时候他才离开的。我最怀念北大有几个很特殊的东西，一个是北大的大门是永远敞开的。它的大门没有守卫的，所有课室的门也都是打开的，特别是名教授的课，大家去那里上课像去戏院看戏一样，找个座位坐下来就是了，有很多外来我们不认识的人。 　　第一个学期我学俄语差不多花了一半的时间，结果还是没及格。虽然是从字母学起，但是人家在高中时学了三年，我怎么赶得上，我找系领导要求免修。当时他吓唬我，说我们北大要求学两门外语，如果你不修两门外语是不能发毕业证书给你的。我说我可以不要，因为我知道我反正我的档案写明在北大读了五年。单位看你的本事而不是看你的毕业证书。 　　由于我当过七年兵，跟那些从高中学校出来的同学相比，我的优势是社会知识广，劣势是受过初中一年级的教育，在许多基础课上，我是没法跟那些同学比的。 　　但我知道将来工作对我最有用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毕业以后，不可能留在大学或研究院做研究工作。好在北大不考勤，许多为将来做学术研究用的基础课我都不去上。 　　我知道北大最宝贵的是两个东西。一个是大师级的教授。如果我离开北大，恐怕连见一下这些老师都困难。第二个是北大的图书仅次于北京图书馆。所以我比那些同学更懂得利用这个东西。 　　我对北大中文系里面的大师级教授讲的课，像吴组缃先生，游国恩先生，王力先生，朱德熙先生，王瑶先生，林庚先生，还有王季思先生，王季思是中山大学的著名教授，中大和北大交换教授，他给我们年级教了一年课，他们都是一级的大师。 　　对他们的课，我是很认真听的。由于我免修外语，还罢上许多专业基础课，因而就有大量时间到外系去听课，我跑到哲学系听了两年冯友兰老师讲《中国思想史》，我到西语系听朱光潜先生讲了一年的《西方美学史》，听他讲了一年的《美学概论》，我听了翦伯赞老师讲两年的中国通史，我还修了康德的专题和黑格尔的专题。这些中文系其他的同学不会这样做的，他们是按学校安排课程学习的。 　　因为北大是从来不考勤的，北大是没有作业的。北大每年的考试只需考两门主课，所以我只是听文学史、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些主课。这样的话，在北大，我确实学了很多东西。我对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特别感兴趣，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的书有中译本的我都读了。 　　北大没有自修课，下课自己找个阅览室，有很多阅览室。星期天往往我们要提前起床，才能找到一个座位。那一代北大的学生是很用功的。北大在学术上没禁区。北大的老师跟同学是能够互相争论的，考题不按老师讲的答，只要言之成理，也能得高分。北大当时那种环境，应该说对我后来是有深刻的影响的。 　　应该说我在北大这些年，很珍惜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说，我在北大五年几乎没有空过礼拜天。北大还有一个传统，北大无禁书。我知道很多我离开北大不能看的书，我就拼命去读。包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原版的《金瓶梅》我都是在北大读的。 　　北大还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每年的校庆都有很多讲座。学校会发给我们一个讲座专题本，各系的有名教授都会拿出他们新的研究成果，下午四点钟以后，我们喜欢哪个专题就去哪个课室听。这样，我也去听物理系，也去听生物系老师讲的专题讲座，对扩大我的知识面很有好处的。应该说我在北大还是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对于我为什么要考中文系。其实我刚开始当兵的时候就喜欢写诗。我的诗当然没地方发表，但是我把自己的日记本作为诗集。我把胡风分子阿垅的诗论读了很多遍，很爱诗。 　　50年代曾经有朱光潜、李泽厚和蔡仪等美学家开展的一场美学大辩论。我对此非常感兴趣。几乎所有这次美学大辩论的文章，我在部队时都看了，这又让我对美学和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所以，我选择中文系其实就是一种爱好。对于职业的问题，我们这代人从来不想。因为，在那个时代，就是党派到哪里就到哪里，绝对地服从分配，我们根本不会想，我以后要做什么，反正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我要学什么，主要是凭我个人的爱好去学。 　　在北大后期我的思想有了极大的转变，给我后来最大的一个影响，使我从原来对右派这些人的敬佩，转变为一个满脑子乌托邦思想的激进的极左青年，主要是通过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九评》，《九评》是很有煽动力的，报上每发一篇，组织大家讨论学习，然后又再发一篇。 　　《九评》对我的思想影响很深。也可以说通过《九评》的学习，我完全接纳了很左的思想。也就是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对反防修的理论，可以说我完全被“九评”洗脑子。 　　我们毕业那年是1962年，困难时期分配也困难，所以学校是先放暑假，后回来再接受分配，暑假我就回到广州来了。 　　一稿成名 　　我的堂哥左文是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他有一次去参加舞会，《南方日报》的副总编辑杨梵也去了，我堂哥问他，你们《南方日报》要不要人。 　　他说我们很需要人，特别需要编文艺副刊的。因为中山大学今年从四年制改五年制，没有毕业生。我堂哥说他有一个弟弟，正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你们要不要？他说那好极了，叫我明天就去《南方日报》跟他们的人事部门谈。 　　人事部门马上同意写信到北京要我，就这样调到《南方日报》工作，任文艺副刊编辑。因为从反右的时候，《南方日报》已经停止了文艺副刊了，这个时候才复刊一年，我分配的部门叫理论文艺副刊部，黄每是主编。 　　部门分三块，一块是文艺副刊，一个礼拜出两期。还有《党的生活》，是理论性的。《星期六》刊登一些知识性、趣味性的文章，我是属于文艺副刊这一块，受关振东领导。 　　我在北大我是重点学文艺批评，我工作不久，全国开展文艺大批判，我正英雄有用武之地，我写了很多文艺大批判文章。批《苦斗》、《三家巷》我发表整版的文章，批周炳这个形象，所以当时报社很看中我。那时候我可以说如鱼得水。 　　为了配合全国形势专门成立一个文艺大批判组，让我当组长。除开两周出两期文艺副刊，专门做一期文艺批判版，由我主持。但是我总觉得已经进了报社了，就是一个新闻人，我应该懂得写新闻。所以我向黄每要求去采访。 　　后来，黄每告诉我，省里面通知《南方日报》要采访南海县一个女生产队长，她叫左凤。是佛山地委新发现的一个学毛著先进分子，曾经在三级干部会上做了一个讲用报告。佛山的毛著一下子卖空了，很震动，省里要《南方日报》派人去采访她，黄每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到了南海县委，就问有没有录音，他说有，但是记成文字后就洗掉了，当时是使用那种圆盘录音机，他们把记录稿给我看。 　　我一看，讲话根本没有提到学毛著，都是忆苦思甜的东西。我就不相信这样的一个讲话能够震动大会把佛山的毛著卖光？我跑去新华书店，我看到书架上这些毛著封满灰尘，我问店员有没有人最近抢购毛著，他们说没有。 　　我认为这个左凤肯定是假新闻，我回到县委就把背包背起来走，马上就返回广州，准备告诉领导左凤的新闻是假的。到汽车总站，刚好管《党的生活》的副主编饶子持从一辆汽车上下来。 　　他问我怎么回事？不是来采访，怎么又跑回去。我就告诉他，饶子持说你回去肯定要挨批的，人家是佛山地委定的学毛著积极分子，你人都不见也不调查研究，就回去说是假的。 　　我听后确实觉得自己不对头，就赶紧背着背包，直接下到生产队去，见到左凤。她大概是四十岁左右的农村妇女。她一听我叫左方，兴奋地说我从八九岁以后就没有见过姓左的人。 　　连忙把她六个孩子叫过来让孩子们叫我舅父，一定要留我在她家住，我本不姓左，因此觉得很有趣，就在她家住下来，晚上跟她聊起来。她讲她是个孤儿，后来是南海一个老太婆收养了她，这个老太婆是编竹篮子为生的也很穷。 　　十五岁就把她嫁了，丈夫也非常穷，她生第一个小孩后几天就下田，生孩子前一天还在下田。我问她你为什么六个孩子还要当什么生产队长？人家都不愿意当干部了。她说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当我才当。 　　她跟我讲她的丈夫合作化的时候是高级社社长。人民公社成立后，他在大队当治保主任，四清运动时，把这些大队干部斗得很厉害，她丈夫得了神经病回到村里。她村里的生产队长也不干了，快立夏了都没有人下田。 　　她说我的丈夫有神经病，我有六个孩子，如果大家都不种田，我怎么养活一家人？她找了一个好朋友，也是一个女的。 　　她当队长，她的朋友当副队长，就把村里面的生产搞起来了，这一年取得大丰收。所以她说你说吃亏吧，如果将解放前和解放后比，我觉得我没有吃亏，如果将单干和合作社比，我没有吃亏。 　　因为我孩子多，当时还有老人，到了成立人民公社我也没有吃亏。她说如果现在大家都躺下不干，这才是吃大亏了，人家有本事的都跑到外面搞副业赚钱，像我这样有一个有病的丈夫，带着六个孩子我怎么办？所以我就挺身而出当生产队长，不管多苦我都要干。 　　那我觉得她谈的话挺有意思的，我问你学过毛著没有？学什么文章？她说学老三篇，我说老三篇是什么？她说有一个什么张思德，有一个外国人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还有一个叫雷锋，我一听笑了，我说谁教你学毛著的？ 　　她说我的大儿子给我念过，我觉得报道她学毛著是不真实的。她这个经历很有普遍意义，我就以究竟当干部吃不吃亏的主题，写了一篇通讯。我当时把这个通讯交给主编黄每心里面还是很怕，因为我私自改变主题。 　　人家叫你写学毛著积极分子，你却写这样一篇东西。后来过了两天，黄每告诉我，黄文俞看了很赞扬你这篇文章。他决定在明天的一版头条刊登，而且他自己给你配一篇短评。 　　文章登出来了之后，过了一天黄每告诉我赵紫阳打电话来了，说这篇文章是《南方日报》创刊以来最好的一篇文章。而且要全广东都要学左凤，所有传媒要宣传左凤三个月，赵紫阳的指示下来，全省传媒连续都在那里报道左凤，后来还把左凤封为佛山地委副主任，成了个有名无实的大官。 　　我也因为这篇报道成了广东年轻的名记者。我知道并不是我这篇稿写得多么好，而是四清运动后许多基层干部都躺倒不干了，我的报道正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这一段时间我是很得意的，大家也都赞赏我。所以工作也非常积极，但是我主要的业余爱好还是读西方世界名著。 　　候选接班人 　　文艺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中央指示广东要批欧阳山。当时陶铸要对《三家巷》、《苦斗》拿出一篇定性文章。为此指示组织四个大批判组。 　　省委文艺处成立一个大批判组，《羊城晚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中山大学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成立一个大批判组，《南方日报》的批判组是黄文俞当组长，组员都是处以上干部，只有我是一个普通编辑。而陶铸交代四个批判组的研究结论都要向黄文俞汇报，最后由黄文俞亲自执笔写那篇定性文章。 　　黄文俞把全组人带到佛山记者站躲起来，专门研究《三家巷》、《苦斗》，晚上黄文俞叫我到他的房间。问起我在北大读书的一些情况，我讲了我听过朱光潜、冯友兰老师的课。 　　他很感兴趣，黄文俞告诉我他对文艺评论非常感兴趣，抗战前在香港以写文艺评论为生的。他和他哥住在隔壁房间，有一个地下党员劝他哥入党，他哥不肯入，他跑过去说，他不入我入。 　　就这样他就入了党，抗日的时候调到东江纵队当宣传科长。解放广州他就当新华社广东分社的副社长，后来当中南局宣传部长的是王匡是社长，一年半后，他就调到《南方日报》当总编辑。 　　他对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特别对1956年美学大辩论时朱光潜的美学观点都很感兴趣，所以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他已经多年没有找到一个就美学问题的谈话对手了。 　　回来之后，我就下去阳江县搞四清，我没想回来之后，关振东偷偷告诉我省委要求《南方日报》要提出两个接班人。第一线的接班人，黄文俞提黄每，黄每同志是一个杂文家，当接班人理所当然。第二线的接班人居然提我。 　　当时有人说，左方才毕业三年，怎么提他接班人呢？黄文俞说不是三年了，他有七年军龄，按照规定他们调干生大学五年是算工龄的，那十二年，加上来报社三年就十五年了。提接班人也不是马上接，到接班的时候都有二十多年的工龄，怎么不能接班？就把我的名字报给省委组织部。 　　批欧阳山和秦牧 　　1966年文革开始了，省委把我要去省委大批判组，当时中央给广东的任务是批欧阳山跟批秦牧。我在大批判组里是批判秦牧小组的组长。当时领导我们这个大批判组的是宣传部的部长陈越平。我第一篇文章是批秦牧的《艺海拾贝》，写了一个版。 　　文章很快就通过了，陈越平很满意，但是对批欧阳山这个小组就不满意，说他们没有激情。当时省作协在政法学校集中搞批判。他们就去省作协参加批欧阳山，以增加点激情，可是到会场发现他们都是一人一杯茶，在那里聊天。他们后来跟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商量，要求联合批一次欧阳山。 　　仇志杰同意了，欧阳山批判组由罗源文和黄树森负责，他们来找我，要我们也去批欧阳山，当时们两个组都有一批大学生。到了出发的时候，那些大学生就拿出一顶高帽来。 　　罗源文说我是省委的干部，你们搞武斗我不去了。而学生则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斗你管得着吗？罗源文是主持人，他不去那怎么办？ 　　黄树森对我说，我也不方便主持，但是我去，是不是由你来主持。我说好吧，但是我跟那些学生讲好，不能随便给人家带高帽，除非欧阳山非常顽固你们才戴，你们要听我的，我一拍桌子你们就戴，我不拍桌子你们不许戴。 　　结果我们一去到那里，作协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组长仇志杰是个青年女作家，她一看我们戴着高帽去，就说你们这样搞我们不参加。我说我们干革命还要你批准吗？你们不参加我们自己斗。 　　我们就把欧阳山拉来了，开初我们一直让他坐在椅子上。后来我问欧阳山，你写的《三家巷》、《苦斗》总题目为《一代风流》，你是要篡改历史，你要交代你是怎么反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他说，我怎么会反对毛泽东思想，我是在延安亲自听毛主席讲文艺座谈会讲话的。后来根据主席的讲话精神，深入下乡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毛主席认为很好，还专门请我到他家吃了一顿饭。 　　我当时就火了，我说你还在那里表扬自己。我无意识地拍了一下桌子，我没想这些学生以为我给他们发信号，马上就把欧阳山压在地下让他跪着，给他戴上了高帽，欧阳山很胖。跪了不到两分钟就趴在地下。我这个时候知道坏了，窗户外面作家们都在探头看我们。 　　所以我过了一会儿说，你老老实实交代问题可以让你再坐回椅子上，我就把他扶回椅子上了。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个杂文家曾经写文章，说我是广东文艺界最左的，第一个把欧阳山打倒在地上，实际内幕就是如此。 　　我写的批秦牧的第一篇文章是要送给赵紫阳审的。当时赵紫阳在湛江开三级干部会，陈越平叫我坐飞机到湛江去，我去了见到赵紫阳。赵紫阳就叫他的秘书带这个记者去饭堂，叫师傅给他煮一碗瘦肉面再给他加两个鸡蛋。赵紫阳这个人做事还是蛮细心的。我吃完面回来了见赵紫阳带着两个秘书在那里对语录。 　　我说赵书记你不用对了，这些语录我们反复对过。赵紫阳望也不望我睬也不睬我，继续对语录，对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看来赵紫阳并不关心批秦牧的内容，而是关心语录是否有错，那是政治问题。 　　他签了字，批示可发，他告诉我有一架专机送你回广州，你告诉黄文俞文章明天就见报，要放在一版。走时没有想到赵紫阳跟着我出来，我以为他送我，我就说赵书记不要客气了，不要送了。 　　赵紫阳的性格不外露，他说没有事儿，没有事儿，后来送到院子门口了，我说赵书记您请回吧，他还是说没事儿，没事儿。他一直送出来，我这样一个小记者怎么能让赵书记送。在路上我又说赵书记你请回吧，你这样送我我不好意思。 　　赵照旧说，没事儿，走走，到了院子大门时我才知道，原来区梦觉先回去。区梦觉是大革命时代的革命老同志，赵紫阳一直称她区大姐，原来他是送区大姐。我这时的脸就要红到脖子上了，是表错了情。 　　揭发陶铸 　　批秦牧《艺海拾贝》的文章就登出后，陈越平给我第二个任务，是写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是秦牧在大鸣大放时期写的文章。一天我在饭堂吃饭的时候罗源文跟我讲，你批秦牧的《地下水喷出地面》，陶铸有一个讲话，比秦牧的文章反动一百倍，我说什么讲话那么厉害？ 　　他说是全国话剧、歌剧工作者会议的一次讲话，我说这个讲话陶铸收在他的文集《松树的风格》上，我看过没有多么大的问题。 　　他说出书时是删节过的，现在省委想毁掉讲话原文，要把这个讲话的原文收回，我们文艺处有一份，到明天就要交回，你敢不敢看。我说我怎么不敢看呢？我是你敢不敢给我看的问题。 　　他说给你看可以，但是你明天一早必须给回我，我晚上连续把陶铸这个讲话看了三遍。按照我那时那种左的观念，搞大批判的观念，确实认为他和毛主席的文艺思想、知识分子政策是对立得很厉害，确实是棵大毒草。 　　星期六回《南方日报》我的宿舍，和我同房的叫黄衍辉，我就把陶铸的讲话内容告诉他，他说现在陶铸已经是中央第四把手。 　　是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你要赶紧把这个事儿写信报告毛主席。我说广东是陶铸的基地啊，如果万一这个事情泄露出来是要杀头的。他说你就怕丢脑袋，不怕中国变颜色，要杀头我陪你，你来写我也签一个名。 　　我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从邮局寄一封信给毛主席能够寄得出去吗？我想没有出广东这个信就落到广东省委手上了。他说不要紧，我认识广东省委一个机要交通员，你写好之后，我就让他插在省委给毛主席的文件里面去，那就保证能到主席手上。 　　我把信写好后他交给机要交通员，这个机要交通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黄衍辉采访过他，跟他交上了很深的朋友，那个机要交通员说，省委没有直接给毛主席的文件，只有给中央文革和中央军委的。 　　他建议我们改成两份，一份给江青一份给林彪。我们就把这个信重新抄了两份送出去。这事是后来我陷进文革的一个源头。 　　巴黎公社梦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我当时很震动觉得究竟怎么回事？也觉得姚文元上纲上线那么高，而且吴晗是北京市的一个副市长，也是一个著名的明史学者。当时，黄每传达黄文俞的指示，要我们部研究究竟《南方日报》要不要转载？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转载也不好，不转载也不好，我建议删节转载。不管怎么样，将来说是批错了，我们对这个事情是有保留的。如果批对了，我还是转载了。他就接受了这个意见。 　　党的十一中全会公布刘少奇、邓小平退到后边去了，陶铸上去成了四号人物。 　　这个时候我正是在省委大批判组，我看到这公布之后，、突然间觉得自己大彻大悟了。我觉得这次不是一般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目的是要在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我觉得过去我们整天讲共产主义，实际上还是个等级的体制社会。如果要反对修正主义必须要砸烂这个体制，要在中国搞巴黎公社。 　　我赶紧回房间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有关巴黎公社的文章找来重新看，越看越激动。觉得以后中国所有官员都是由民主选举产生，老百姓也有罢免权，而且官员们的工资不能超过技术工人的工资。所以只有真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才会去当官。我觉得中国有希望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来了。这是我对文革的最初一种认识。 　　一天我到华南工学院去看大字报，看到有一张叫高翔的学生贴的一张大字报，题目叫《北京的来信》，他贴的这封信是他在北京念书的妹妹写给他的，说当前我们学生不能再让党委做我们的保姆，我们要踢开党委闹革命。我看后认为这信的观点是正确的，你不把全国所有的党委砸烂重新组织，怎么能够实现巴黎公社原则呢？ 　　我就马上去见高翔，我们俩人一会面就很谈得来，认为要实行巴黎公社原则，文化大革命就一定要踢开各级党委闹革命。但是过了一个多星期我再去华工，知道高翔已经被省委关起来了。 　　采访红卫兵 　　后来不久，陈越平关到牛栏里面去了，由省委的秘书长李超来领导我们大批判组。过了不久黄文俞也关到牛栏里面去了，赵紫阳决定李超带一个业务组进《南方日报》。在这之前省委派了个检查组（实际是工作队）管《南方日报》的运动，李超只管报纸。李超走了，大批判组也解散了。我就跟他回《南方日报》。他到了《南方日报》以后成立了一个文化革命宣传部，让我当红卫兵小组的组长。 　　我就专门负责红卫兵的采访，主要跟红卫兵去抄家。我记得我当时跟第七中学的红卫兵去抄广州市副市长，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家。抄了好多东西，其中里面有很多豪华物品，我见都没有见过的，连卫生间都放有外国的糖，当时我也觉得很气愤，觉得这个人也修得够可以了。 　　这些学生抄完之后，看到他家有一只小猫，把这只小猫给吊起来。后来我跟红卫兵队长讲这样不好，应该把这只小猫放下来，我说你们走后好多老百姓都会来看的，你们这样做对红卫兵的影响不好，这个卫兵队长听后就把小猫放下来了，他们在路上随便拦了一辆车，把抄来的东西搬到车上。 　　他们学校后面是一个天主教堂，他们一下车就各自跑掉。由教堂里面的老师出来清理，这些老师将这些东西搬到教堂里面，分门别类地放好登记，我进教堂里面看，放有很多钱、金条、手表和各种饰物、衣服。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1921－2002）说：“民主政治要向我们确保的是，人与人之间不会因为社经资源的差异，而无法同样有效地利用其政治自由、享有不同的政治影响力。” 　　马英九再次当选中华民国总统，为海峡两岸关系带来稳定的机会，尽管两岸之间存在歧见与障碍，但是，若双方能够把握机会，顾及彼此之间的利益，和平协定的签署、两岸终极统一还是有可能的。 　　马英九幼承庭训，饱读中华经典，大学期间曾为“保钓运动”理论家。其父马鹤凌临终前曾嘱咐：化独渐统。马英九生性醇孝，在其祭奠乃父的文字中，再次提及亡父生前对他的期许：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马英九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政治立场，如何促进真正的海峡安全，大选前马英九曾主张与中共签订和平协定，但首要前提是中共撤除对台导弹，并进一步提出，在“国家需要”，“民意支持”和“国会监督”三项前提下，台湾应该考虑未来十年中两岸是不是洽签和平协议问题。马英九在接受BBC采访时说：“你老拿着飞弹对着我，这叫对我好吗？”他愿意以政治上的保证减少中共的不安全感。但中共如何因应却是很复杂的，而且涉及解放軍对台湾局势的研判，以及其在中共制度中所扮演的角色。 　　两岸的分裂状态是国共内战延续的结果，是“内战未决” 状态；德国分裂是国际势力所为。两德于1972年签署基础条约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项原则：1、统一是两个德国的历史使命；2、东西德彼此不是外国；3、基础条约是政治及历史行为，完成之后就要透过法律行为来完成。 　　从历史角度看，两岸签订和平协议、终极统一具有必然性，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为向中國历史作出郑重交代的需要。从现在的法律角度来看，签订两岸和平协议，是要把两岸中國人的和平合作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之制度化，合法化。 　　但是，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终极统一存在很多障碍。第一障碍是美国，尽管美国对台政策基本依据“一个中國、三报一法”，美国人表面上坚持“和平解决、两岸人民同意”等美国传统的“政策”，但是，美国的确要两岸和平，但绝对不“坐视”两岸走向统一。美国控制台湾，就可以控制半个太平洋；失去台湾，就失去半个太平洋。“以台湾制约中國大陆”是美国长年不变的国家战略。“台湾牌”怎么打、何时打、大打、小打还是暂时不打，这些都是根据美国的根本利益和国际环境而出牌的。 　　另一个障碍是台湾民意，并不是说台湾人民不希望两岸和平，而是台湾人无法达成“台湾共识”。尽管台商民意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但是，强烈的“台湾主体意识”则强烈地要求凸显台湾的“獨立主权地位”，几乎每一个台湾人都坚持台湾前途必须由“2300万台湾人民决定”，期望获得更大的“国际生存空间”。台湾人很难接受，台湾问题的解决必须获得“两岸人民的同意”。 　　马英九如今连任，放下包袱，至少不比在意自己被攻击为“亲中、媚共、卖台、叛国”，但是他仍然要担心，中國国民黨要背“亲中、卖台”的包袱。而且，美国还要通过民进黨来钳制国民黨。 　　第三障碍是中共本身，像马英九受台湾民意牵制一样，中共强人政治已经过时，胡錦濤或习近平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至少要政治局常委以“黨内民主”方式说话才算数。其实，中南高层最害怕的是，来自台湾自由、民主、多元、宪政价值的冲突，最担心两岸政治协商的启动，最希望两岸“保持现状”。“现状”改变了，“五不搞” 注 1，就得搞了。 　　根据媒体报道，如果马英九连任的话，两岸可能会面临终极统一 ，中國大陆国台办发言人杨毅在记者会上被询问，对此，发言人“跳过”，沒有回应。 　　大选前，媒体询问马英九，若连任，是否与大陆签署和平协议？马英九强调，签署没有“时间表”，“主要看条件是不是成熟”，若评估无此需要，当然不会做。 　　马英九在这一任内，两岸无法搬倒如上“三座大山”，和平协议虽需要，但做不到。 　　注释： 　　注 1不搞多黨轮流执政，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分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 　　作者: 谢盛友 中国报道周刊 , 2012-01-15.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马英九这一任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两岸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马英九胜选的十大启示 (19) 马英九胜在老谋深算 (0) 马英九应小心谢长廷的大“奥步” (0) 陈水扁其人 (0) 陈水扁——又一个兔死狗烹的可悲下场 (35) 阿扁一石击起千重浪 (0) 金门战役检讨 (24) 重读台湾的军事战略价值 (2) 这样的马英九——台湾“弃马保蓝”？ (1) 走访台湾有感！ (1) 谁使台湾越走越远？ (2) 评陈水扁的“善意姿态” (0) 论台湾战争必胜 (13) 美国会抛弃台湾吗？ (0) 真实的台湾很中国，很现代 (0) 民国百年土地资产 (0) 析《旧金山和约》与“台湾地位未定论” (0) 杠杆效应和链式反应 (0) 日台关系暗流涌动 (0) 既是同根生，待以同根情 (0) 我没有看见过有能力攻打台湾的大陆军队 (14) 我在台湾看禁书的故事 (1) 我在台湾体验文革 (0) 对台海局势的预测——两岸必将和平统一 (27) 大陆麻雀变凤凰，台湾还有多少机会？ (1) 大陆和台湾：大舜号和八掌溪 (0) 大陆人与台湾人 (1) 大选在即——我向台湾进一言 (18) 吕秀莲岂是“深宫怨妇”？ (0) 向浴火重生的国民党学习 (42) 向台湾人民致敬 (35) 台湾面对内外变局 (0) 台湾遮住美国的眼 (1) 台湾选民明天投票，中国“打扁”台选现变数 (0) 台湾选战——正在进行的游戏化政治实践 (10) 台湾经济的沉沦 (1) 台湾的战与和 (1) 台湾的今天，大陆的明天——台湾大选观感 (20) 台湾民选——七大谎言的破灭和三大启示的烛照 (65) 台湾民主在美国对撼 (0)

杜君立：体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 进入专题 ： 知识分子    ● 杜君立       对待儿童的态度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良心，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题记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君子谋道不谋食”，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说过，大学教授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必须是“为了思想而不是靠了思想而生活的人。”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王小波说，“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从一定意义上，暴力恰恰与邪恶并肩而行。艾未未先生常常劝人要做“讲道理的人”，很快他就遇到了“道理”的反义词——暴力。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哲学家杜威说：“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明帝国遗民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沐猴而冠的“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进入专题： 知识分子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311.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知识分子的特征有两方面，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的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头，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利害。 ——哲学家杜威 　　人类学家常常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暴力的崛起使野蛮代替蒙昧，启蒙运动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如果说暴力是人性恶的泛滥，那么启蒙则是人类理性的滥觞。知识分子作为理性的象征，作为启蒙运动的领导者，无疑是人类摆脱暴力恐怖，走向自由文明的重要力量。如果说成吉思汗和希特勒是野蛮的象征，那么卢梭和哈维尔就是文明的象征。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分为3个阶段：暴力社会、财富社会和知识社会。早期野蛮时代和极权主义都属于暴力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来自暴力，国家是暴力的化身，政府是施暴的机器;在传统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代替了暴力，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是权力主要出处;在后工业时代或者后资本主义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将成为最大权力。作为世界第一经济体和世界第二经济体，如果说史蒂夫·乔布斯是美国权力的象征，那么刘志军&张曙光就是中国权力的象征。 　　1 　　“天下惟有德者居之”，中国从远古的酋长时代开始，所谓的氏族部落实行的就是“人治”，到了城邦、国家也仍然是“人治”模式。“人治”并没有什么不好，这个“人”一般指的是“贤人”。“举贤”的禅让制度拉开了中华文明的序幕，按照《尚书》的记载，尧时已经有羲、和这样专管天象历法的臣子，并广泛地“克朋俊德”即考察举用贤良之才为官员。《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夏禹之后开始权力世袭，依然是“人治”，龙种就可能变异，成为跳蚤，所以出现了夏桀和商纣这样的“恶人”。从此以后，传统的“人治”就被污染了，“人”可能是“贤人”，也可能是“恶人”。 　　在“人治”传统下，中国历史开始了2000多年的轮回。遇见“贤人”则为盛世，遇见“恶人”则为乱世。如果不幸遭遇“恶人”，中国的传统是“人人得而诛之”。孔子说“伐无道曰仁”;孟子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其君也。”“杀恶人即是行善”，“邦无道，天下共伐”，这是中国人对恶的抑制。 　　中国每一个王朝最大的夙愿其实都是为了避免出现“恶人”的出现，“选贤任能”是这个中国传统“人治”体制的核心。英国有句谚语，“良心是柔和的枕头”;中国也有类似的“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正如哈维尔所说，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政治从根本上来说，它应当是正义和良知的产物。在政治的发展中，知识分子自然而然成为人类良知的代言人。因此，知识分子往往扮演着体制牧师的角色，甚至他们构成体制的主要构成。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中国儒教塑造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所说“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中国民间传统认为知识神圣，读书人需要得到敬重，这种感情甚至投注到了知识的载体上，形成“敬惜字纸”的习俗。在科举制度建立以后，弘扬良知和正义的知识分子精神一直是体制力量的重要构成。没有文化素养和学理思想的人不能成为帝国的官吏，最多只能成为下贱的“衙役”。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史，从某种角度来说，就是一部皇权越来越强而相权越来越弱的历史。依附于相权的知识分子，人格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萎缩。秦汉时代，相权很大，皇帝对丞相相当尊敬。萧和病了，汉惠帝亲自去探望，这在明清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梦话。刘备三顾茅庐，其实在当时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后来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么好的运气，所以会非常羡慕。一直到唐代，丞相还可以和皇帝“坐而论道”。而进入宋朝，知识分子在皇帝面前便没有了“坐”的权利，只能站着。明清时期，丞相没有了，皇帝高高在上，知识分子连仰望皇帝的权利都没有，成了真正的奴才。当然，在这期间，也不乏脊梁挺得很直的知识分子。 　　毫无疑问，作为“最后的中国”，宋帝国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着中国历史上最优裕和宽松的环境。出身寒微的知识分子打破了数百年来豪门士族对文化的垄断，如范仲淹吕蒙正都出身寒门。“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宋朝历代皇帝都很重视科举制度。为了保证让家境欠佳的士子赴京应试，赵匡胤在开宝二年就实行了一项旅费补给制度，“往来给券”，由各地驿馆免费接待。北宋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惟一一个没有因为政治的原因(政见的分歧)而屠杀知识分子的朝廷。大约也由于这一点，它才得以达到自己在中国封建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使中国一度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从某种意义上，中国传统文化即是“史官文化”，“留取丹心照汗青”带给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不可战胜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正义与道德成为传统中国智慧永不磨灭的一部分。这种荣光最后终止于“崖山”。“崖山之后无中国”，蒙古鞑靼和后来的女真鞑靼以野蛮暴力对中国传统文明实现了“肉体消灭”，屠杀与恐怖使中国重新回到一个蛮荒时代的暴力社会，文明已经不复存在，知识分子沦为体制下战战兢兢苟活的犬儒。中国从1000年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沦落到1000年后的世界流氓典范。 　　2 　　法国思想家雷蒙·阿隆曾说：“有史以来的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或是艺术。……他有权和有能力发表意见，是根据他在一定学科方面拥有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鉴于他在精神上的权威，这是他从事的职业以及人们想象他具有的道德或文化赋予的。”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也是一种精英制度，制度的建立者往往是一群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国家本身就是知识分子建立的，比如美国的“建国三杰”，民主捷克的哈维尔。就近代中国而言，从戊戌变法、立宪运动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无不是知识分子的运动。甚至说，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直到胡耀邦，最终统治中国的社团也是出自一群知识分子之手，并带有革命理想主义这种强烈的知识分子印记。 　　哈维尔在《知识分子的责任》中讲到：“在我看来，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一生概括地说都致力于思索这个世界的事务和事物更广泛的背景。当然，知识分子并非做这种事的人，但他们是以专业态度来做的。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阅读、教授、写作、出版、向公众发表演说。通常——尽管并非永远——这导致他们对世界和世界前途抱有更广阔的责任感。”美国精神其实就是自由主义，这与知识分子精神是一脉相承的。美国传统文化充满对权力体制的极度不信任和滥用权力的恐惧。当年，美国人的祖辈因为无法忍受欧洲大陆的专制迫害而背井离乡来到新大陆，虽然美国是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美国的体制却是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佛逊和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用思想创造出了的。哈耶克曾经说过，一种坏的制度会使好人做坏事，而一种好的制度会使坏人也做好事。托马斯·杰佛逊当年主持起草了影响深远的《独立宣言》，詹姆斯·麦迪逊则被誉为”美国宪法之父”。 　　从知识分子这一特点上来说，中国传统帝国时代与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有相似的一面，就是构成国家体制的官吏群体基本为知识分子组成，即使个人品性不一。从很大程度上，中国儒生构成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儒学本来是宗法社会的产物，是维护父权制的思想武器，当它延伸到政治领域的时候，只是在原有的框架上，家上升为国，父上升为君。君父一体，构成了社会权力的轴心。服从这一权力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原则。在没有选举的古代，中国创造了文明的考试制度，这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科举考试作为选拔官吏的主要方式，显得比世袭或地方推举要公平，也为寒门氏族开了晋升之阶，成为统治集团内部协调的一种机制。但是明清两代的八股取士却把知识官僚训练成没有独立思想，只知惟命是从、同上级以至皇上保持完全一致的奴才。 　　孙中山在游历世界各国后，反复进行了比较，又根据民国初创，各路军阀拥兵自重、强权决定官员选任的现状，颇为务实的承认考试制度的合理性，“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从某种程度上，民国考试院的建立完全是科举制的复活。事实上，西方大思想家罗素也对中国考试制度赞赏有加：“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在中国专制传统中，知识分子与权力的斗争构成一条历史的主线，从焚书坑儒到“文字狱”，流氓军人的专制权力屡屡对知识分子赶尽杀绝。从嵇康到李贽，良心犯思想犯层出不穷。据《国语•楚语》记载，早在距今4500年前的颛顼帝时代，权力就开始严禁民间巫术，巫师全部被权力掌控和垄断。与西方自由传统相比，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历史上就显得少有骨气。在传统文化中，人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与才智，而不是他们的精神气质和人格力量。或者说，中国一直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种趋势在现代以后更加不可救药。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着“不服从者不得食”的境遇。特别是在过去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下，一切都被专制权力卑鄙的垄断，只能依靠权力的恩赐和配给，知识分子完全失去了独立生存的物质基础。 　　3 　　施京吾先生在《良知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一文中写道：“思想进步是人类进步的标志，人类的每一次前行，都会留下知识分子的足迹：哲学，度量着人类思维的深度;政治学，衡量着人类的组织能力;信仰，使心灵不受国家的制约、良知不受政治的控制;科学，则是人类精神对物质世界的深度回应。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或者缺乏知识分子的世界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世界。”100年前，天朝崩溃。在礼崩乐坏中，中国知识分子扮演起救世主的角色，一场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使中国重新树立起一个社会共识与政治良知。即使在军人当政的数十年里，知识分子一直扮演着国家道义和体制力量的角色。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李泽厚认为，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诞生了，“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刘半农、易白沙、傅斯年、周作人以及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但他们却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历史。“真理”成为一个时代的女神，一个精英人群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而将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视为理想和追求。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梁漱溟等16名知识分子在《努力周报》上共同发表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这份宣言主张“政治的清明全靠好人出来奋斗”，并提出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等政治要求，同时对当时北洋政府与南方护法运动之间的南北和谈、裁军等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这也被人们概括为“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主义”是民国初年一批知识分子在关心政治、跃跃欲试的背景下产生的，这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既不是以参与者的身份，也不是以反对者的身份对政府提出政治要求。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知识分子从来不是简单的读书人，即使科学家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首先是一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即孔子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鲁迅的“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知识分子是一批拥有智慧和良知的贤人，他们是“人瑞”，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最珍贵礼物，他们是人类的希望，是人类不至于灭亡并保持发展，维持尊严的坚强保证。鲁迅将其称为“中国的脊梁”。在民国时期的中国，在国民参政会上詈骂蒋介石独裁的张奚若何等刚烈，骂倒孔祥熙和宋子文两任行政院长的傅斯年何等勇敢，章太炎、黄侃师弟又何等狂傲。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在野”的中共代表团于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郑重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明确写道：“政府应保障国内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在平时应享受之思想、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营业、罢工、游行、示威及免于贫苦、免于恐怖等自由。……废除党化教育，保障教学自由。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作为新中国的合法性基础，由一群知识分子起草确立的《共同纲领》象征着一种正义公平的政治理想。当权力成为一种唯一的目的时，无论建国时代的拉拢引诱，还是政权稳固后的暴力清洗，一切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而与道德无关。对古老的中国传统宫廷政治来说，本来就不存在道德这种概念。历史正如《儒林外史》开篇时王冕说的一句话：“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民国三十八年，在大批知识分子的拥护下，一个强大的流民武装成功地成为新统治者，中国从此进入体制时代。 　　1951年，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席卷全国。这场暴力化的精神阉割曾出现了不同的民间版本，比如“割尾巴”、“脱裤子”、“洗澡”……等等。赵越胜在《燃灯者》一书中曾经这样形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前是先辱后杀，后是辱而不杀。再后，直教读书人自取其辱，乃至不觉其辱，甚而以辱为荣，反辱同侪，竞相作辱人者的同道。”事实上，人作为地球上唯一一种智慧动物，精神阉割比肉体阉割更加残忍和致命。强权之下，所有读书人不得不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自己当众吃下自己拉的屎、喝下自己撒的尿。 　　社会学家潘光旦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独腿硬汉，历任清华和西南联大教务长，从来不向权贵低头。可是这个“民国范儿”到1949年后就彻底否定自己，那种自我糟践与当年的傲骨英风完全使其判若两人。潘光旦一连写了12份检讨，还在报纸上发表了上万字的长篇自我批判文章——《为什么仇美仇不起来》，把自己的父母、师长、同学、教育和科研逐一否定。与郭沫若等人的彻底堕落相比，潘光旦还算是怯懦而善良的君子。身为社会学家，潘光旦在这种屈辱的环境中，竟然不可思议地总结出了 “3S”求生理论：“Surrender(投降)、Submit(屈从)、Survive(生存)”;当他最后发现“3S”也没法苟活时，他又补上最后一个“S” ——“Succumb(毁灭)”。事实上，对体制下的知识分子来说，有时连死都成为一种奢侈。从老舍、傅雷，到潘光旦，这些中国的文化精英死得没有一丝人的尊严。 　　在一个强大的体制下，即使潘光旦这样铮铮铁骨的知识分子，也被“改造”成一个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奴才和僵尸。这无疑是国家的胜利，但却是人类的悲哀。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桀骜不驯杯葛权贵，坚决不肯加入国民党，蒋仍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相反，自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当年拒绝随傅斯年入台，20年后竟被红卫兵活活吓死。梁漱溟曾作打油诗一首： 　　十儒九丐古时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叫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知识有。 　　倘若马列生今世，也需揪出满街走。 　　4 　　“我们甘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一场“引蛇出洞”的“阳谋”就这样无耻地开始了，“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958年3月22日，毛万岁在成都会议的讲话提纲中写道：“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 　　300年前，流民武装首领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帝国”。帝国草创，张献忠深知读书人之可怕，遂生一计，以求贤若渴广招天下英才为名，在大悲寺设“特科”考试。张献忠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还规定谁家若有父兄胆敢阻挠子弟赴试，必将受到严惩。普天下应试士子信以为真，趋之若鹜，齐聚大悲寺。张献忠秘密设以伏兵，一举血洗大悲寺，尽灭天下举子。此次大捷成为中国权力史上的“千古佳话”，有幸的是，这个“佳话”在300年后能够以“阳谋”的经典再次重现。 　　1957年，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未能看清楚毛万岁“引蛇出洞”的“伟大战略部署”，跳出来向党提意见，最后落了个灰头土脸，自己搭上不算，还连累全国至少55万右派与他们一起遭殃。此后，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们果真老老实实地当起了“花瓶”和“鼓掌器”，即使被外界和民众多有讥刺也无怨无悔。倒是毛万岁高踞金銮殿，面对一片高高撅起的屁股颇感无趣，为了展示万岁的胸襟，号召大家学海瑞，“拼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回被“阳谋”的是彭大元帅，一个万言书使其马上成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反党集团头子，接下来有1000万人被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一场人为饥荒下，这些贱民“非正常死亡”者不计其数。聪明的吴晗秉承圣意，大讲“海瑞精神”，结果开启了文化大革命的祭坛。仅仅10余年间，思想与文化、智慧与人性在暴力中国遭遇灭顶之灾。 　　马寅初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呼吁保护古城，黄万里反对三门峡上马。结果，马寅初被罢官，梁思成挨批判，黄万里戴了帽。社团斗士李锐更被长期关在秦城监狱。有时候，短寿竟然是一种幸运。1957年正是“反右派”斗争白热化的高潮期，罗稷南问毛：“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毛回答说：“鲁迅嘛──要么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邓拓摘抄的这句古老对联成为“公开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罪证”。对知识分子实行种族灭绝之后，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就可以安全地登场了。无论指鹿为马，还是焚琴烹鹤，在一个永远正确的体制下，都是一件很高明很伟大的壮举。1958的9月5日，毛万岁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得意地说：“几亿劳动群众，工人农民，他们现在感觉得心里通畅，搞大跃进。这就是整风反右的结果。”偌大中国如同一个精神病院，“全民炼钢”、“全民打麻雀”、“高产卫星”、“吃饭不要钱”，一出接着一出，最后举国饿殍遍野。不几年，消灭一切文化和知识的“文化大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知识越多越反动，越愚蠢的人越聪明，中国人赛着个儿比谁更愚蠢更低智，学校关门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古语云，与虎谋皮。虎有皮，人欲取之为革，必先杀死虎，是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毛万岁的“好学生”柯庆施对知识分子总结了两点：“中国知识分子有两个字可以概括：一是懒，平时不检查，还常常翘尾巴;二是贱，三天不打屁股，就自以为了不起了。”毛万岁则总结了四点：“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一项比较最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北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一文的批语》)。 　　在汉字中，“牢”就是“牛棚”的意思;在接下来的日子，知识分子几乎全部遭到囚禁。囚禁的地方不叫“牢”，叫做“牛棚”。在传统时代，历代统治者是非常尊重知识分子的，“士可杀不可辱”，但到了牛棚时代，知识分子面对的不是“杀”而是“辱”。摩罗曾在他的《耻辱者手记》中写道： 　　他们一群一群地被赶进了名叫干校的地方——那实际上就是政治集中营，接受人民的改造。在漫长而又残酷的迫害中，只有极少数人为了捍卫尊严而以身相抗，其他人则一律为了求得生存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立场，也就是说，他们不但没有行使知识分子创造职能的条件，而且内心已没有一丝知识分子意识。他们已经像他们以前所要改造的愚民一样没有自我、没有个性。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全军覆没，这个覆没产生了近代以来最为黑暗的历史废墟。 　　从60年前开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走到了边缘化的尽头。”体制试图消灭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精神。不是要杀掉知识分子，而是要打断所有中国人的脊梁，“夹起尾巴”做狗。韦君宜说：“我在年轻时入党时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一旦失去良知，这个知识分子作为个体也就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一个行尸走肉而已。 　　1968年12月20日，70岁的历史学家翦伯赞自杀，当局从他的口袋中找到一个纸条遗书：“毛主席万岁万万岁!”即使死，他依然要向权力效忠。同样一个翦伯赞，他在40年代强烈批判蒋介石政权说：“暴力对于学术是没有用的，真正的学术决不会服从刀剑的指挥，更不会变成政治的婢女。”章诒和这样评价道：“翦伯赞的死，是对以暴力做后盾的中国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无声抗议，更是对眼下这个以暴力为前导的‘文革’的激烈反抗。”苏联帝国覆灭之后，随着大量尘封的档案公开，这个红色政权的暴力恐怖程度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法捷耶夫自杀前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所说：“优秀的文学干部在当权者罪恶的纵容下或被从肉体上消灭，或被折磨致死，其人数之多甚至历代沙皇暴君做梦也难想到。”在一个依靠权力和暴力支撑罪恶体制下，作为知识分子不仅是困难的，更是危险的。 　　5 　　1840年，巴黎人在凯旋门送走了拿破仑，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45年后，他们又在凯旋门送走了雨果的，一个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转变。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拿破仑说过，世上只有两种力量，一种是暴力，一种是精神。如果说拿破仑是前者，那么雨果就是后者。 　　回顾中国现代史，不得不承认一种可怕的事实，作为一个“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列宁)，毛万岁借助现代国家机器，将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控制着每个人的身体和精神，这是传统君主做梦都想不到的。如果说从前一个遭到迫害的人还有来自民间的慰藉的话，那么现在他却成了“全民公敌”。当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高贵和骨气、批判和智慧之后，一个完美的和谐社会就完成了，放眼望去，都是无边无际奴颜婢膝的奴才和蠢材。正如古希腊智者托拉休马可斯所说，“所谓正义，除了强者的利益，别无其他。”人作为一种智力型动物，知识分子象征着人类的希望，一个没有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沦为人类的次品和耻辱。 　　如果说暴力是军人的产物，那么法律就是知识分子的产物。与暴力相比，法律无疑是人类的文明的象征，因为即使兽类，也懂得暴力的意义，但只有人类才会制定法律。从普遍意义上来说，法律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第一尺度。《纽约时报》著名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 　　民国时期，《观察》杂志扮演起中国知识分子陪审团的道义角色，可以说，这是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的第一次滥觞。他们奋笔直书，对当时国民党政府在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毫不留情的杯葛与批判。朱自清、向达等13位教授联名以“保障人权”为题发表宣言，抗议国民党政府“肆行搜捕”，并要求“将无辜被捕之人民从速释放。如果其确有犯罪嫌疑者，也应从速移送法院，保证不再有此侵犯人权之举”;次年，国民党当局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明令对该盟及其成员的一切活动“严加取缔”。对此，周炳琳、李广田、俞平伯等48位教授公开发表《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从法律的角度批评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不合法性，指出“盖容忍反对的意见，尊重异己的政党，实为民主政党的基本要素”。针对当时公教人员待遇每况愈下的情况，王道明、王铁崖、孟昭英等十位教授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改善公教人员待遇的意见》，坦陈自己的合理意见，以此要求政府改变错误的做法。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大学教授的这些集体抗争，并不是简单的情绪化宣泄，建言立论均以法理精神为前提，折射出他们建立在深厚专业能力上的对社会弊端的诊断能力与主持公平、公正的理性批判能力，这是教授自信的基础。其次，这些批评立论体现了教授忧国忧民的人格品质，映衬出他们不愧是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带头人。 　　即使进入新中国之后，一批经历过现代宪政法治精神锻炼的新型官员同样不乏可圈可点之处。当时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就反复强调：“政治是政治，法律是法律，我们是司法不是司政策。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是通过制定法律来实现的。法律是人民的意志，也是党的意志，审判员服从了法律，就等于服从了党的领导。因此，审判员只需服从法律，再不必有什么党的领导了。党具体过问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就是违法。” 毫无疑问，在一个反正常的体制下，贾潜希望将中国建成为一个法治国家的梦想很快就成为一场噩梦，这些充满诚意的忠告立即被认为是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从而遭到猛烈的批判，他本人更是遭遇到无尽的残酷迫害。 　　作为一种反衬，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曾直言不讳地说：“文化部就是要成为意识形态的公安部!”思想警察的面目昭然若揭，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奥威尔《1984》的不幸预言。这部写于1949年的小说中，“老大哥”无处不在，“老大哥”无时无刻不在看着你。 　　6 　　清初顾炎武曾经说过：亡国必先亡士。古代的“士”相当于现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代表国家的智力水平，也代表国家的精神高度。“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反右到文革，从体制内到体制外，从官方到民间，中国几乎将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肉体消灭殆尽，也将知识分子精神彻底摧毁。中国陷入万劫不复的可怕境地，直到毛万岁的生理死亡。 　　从1976年的清明节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草开始钻出寒冬的土地，接下来“春风吹又生”。近乎崩溃的体制以“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来获取民众的谅解和合法性，这一做法无疑是有效的，从文艺界到思想领域，劫后余生的知识分子精神开始复苏，进而将中国带入一个万象更新的1980年代，“文化热”的背后是一场充满希望的中国现代思想启蒙运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口号“响彻神州大地”，刚从“牛棚”里爬出来的学者、专家、教授们又一个个衣冠楚楚、风度矜持，俨然都是社会中坚、国家良器，再加上几篇文章一鼓吹，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图书馆座无虚席，书店里人满为患。 　　对中国来说，仅有知识分子是不够，还要有广泛的知识分子精神，让中国恢复正义和良知。这一切社会变迁得益于构成新体制力量的知识分子。朱镕基、王蒙、费孝通和钱伟长等都是那一时期咸鱼翻身被重新启用的知识分子。 　　在70年代末期，北京出现了著名的民主墙，人们甚至可以张贴批评政府及其政策的大字报。在80年代，抗议行为的最公开的表现就是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的集中批评和学生的一系列游行示威行动。 　　1986年11月，许良英、刘宾雁和王若望联名发起召开“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费孝通接邀请之后，严令“民盟”成员“汲取1957年的教训”，禁止参与此类活动，并立即向社团揭发……事实上，从1957年镇压清洗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集体失去了自五四以来建立起来的正义话语权。在后毛时代，新生代的知识分子作为良知和正义的代表，无疑与既得利益发生了冲突。知识分子遭遇到了来自体制毫不留情的残酷暴力。秀才遇到兵，淑女遭遇莽夫，暴力是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一直面对的困境。暴力的作用在于“虽然不能解决问题，但能取消问题”。此次灾难之后，体制再次对知识分子进行了大规模地清洗，知识分子全部被驱逐到媒体和学校，然后以酷吏组成的权力来进行严厉的控制。 　　经过净化的体制完全“去知识分子化”，一个反良知反正义的纯净利益集团打造成功，他们垄断了一切暴力和权力，甚至话语权。“囚禁”或者“圈养”知识分子的媒体与学校遭到酷吏的严厉监视审查和打压。人类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体制，知识分子沦为被劫掠到山寨的“账房先生”。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知识分子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人员”，其“研究或思维不再是无偿的活动，而是谋生的手段。”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萨伊德在《知识分子论》中强烈批评了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他认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业余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为某种利益而存在，而永远是为了某种兴趣而存在。他把业余性看作是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业余知识分子首先意味着他们的动力来自兴趣、普遍的关怀，而不是利益和专业化。而专业的知识分子总是遵从体制，缺乏批判精神，著书只为稻粱谋。 　　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典范，鲁迅被权力逐出中国孩子的教科书，钱钟书与季羡林的走红标志中国一个犬儒时代的来临。一个研究梵文的普通学者因其效忠权力，因此获得了权力给予的万般荣誉。温家宝表扬到：“您在最困难的时候，包括在‘牛棚’挨整的时候，也没有丢掉自己的信仰。”这个“国学大师”的名言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他在《牛棚杂忆》中甚至这样写道：“‘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盛事’。如果我自己不跳出来，就决不能亲自尝一尝这一场‘革命’的滋味，决不可能了解这一场灾难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将是绝对无法挽回的极大的憾事。” 　　“我们把这个阶级(知识分子)买过来，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使他们无话可讲。剥的办法，一个是出钱买，一个是安排，给他们事做。”在物质利诱和暴力威胁下，知识分子精神在中国不断的泄散和萎缩，虽然还有苦苦坚持者，他们不是被赶到外国，就是呆着监狱。剩余的基本都被“软禁”在体制的角落，被彻底边缘化，沦为倡优般考据苟蝇的犬儒。国学热的兴起与学术界万马齐喑正是知识分子被打压消解的结果。余杰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90年代大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这种职业化的身份，不再对社会发言，不再关注‘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状况，并且把这种选择当作进步。……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尊严的丧失，责任感的丧失意味着灵魂的缺席。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人格力量，没有责任感也就没有思想的穿透力。‘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被抽空的器皿。” 　　7 　　五四运动的先驱胡适先生在台湾时，每天都要收到无数来自另一个体制的辱骂攻击的信件，他试图一一回复，别人劝他说：一个处女怎么能跟一群流氓恶棍搏斗呢?2012年1月11日，颇有胡适之风的知识分子余杰携全家从北京国际机场出境，据称几年内可能不会再回中国，这实则是一种政治逃亡。作为独立作家，余杰秉承自由主义精神，以批判暴力杯葛权力为己任，著作颇丰，包括《火与冰》《铁屋里的呐喊》《香草山》和《中国影帝》等。毫无疑问，余杰比“特立独行”的王小波走得更远，他遭遇到的已不是“被设置”的困惑，而是“被捶”的灾难。据说他在此前的软禁期间“差点被秘密警察活活打死”，这种悲惨遭遇艾未未早已领教过。暴力的用处在于通过伤害一个人的身体，以此报复其思想，而思想恰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独特标志。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所有权力都离不开其最原始的出处——暴力，失去暴力的支持，权力就不复存在，但暴力永远无法替代权力。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阿伦特指出：“暴力总是能够摧毁权力;一只枪管所发出的命令是最有效的命令，带来的是最及时的和最完全的服从。永远不会从枪管中生长出来的是权力。”权力的暴力化不仅取消了权力的合法性，也取消政治本身，所谓政客不过都是些恶棍和流氓，他们依靠谎言和恐怖维持非法的权力。政治暴力使社会走向暴力化，知识分子沦为苟且的犬儒，道德沦丧使整个社会走向溃败和解体。 　　有人将2011年称为“文革元年”，“三妈的”不仅象征着知识分子精神的没落，更预示着野蛮与暴力的“王者归来”。以孔庆东周其凤为标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地的北大已经沦为社团的“党校”，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北大精神已经不复存在。中国重新回到军人体制下的酷吏时代，从一个城管、警察、街道办主任、局长、市长到封疆大吏，无一不是军人出身或者流氓酷吏出身。暴力镇压以“刚性维稳”的国家制度甚嚣尘上，实名制将全体国民置于一个强大的监狱管理体制下，“老大哥在看着你”。干部学校成为一个效忠和洗脑的车间。体制拒绝一切关于良知和正义的想象，暴力和金钱成为体制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民众只有在暴力和金钱层面才有意义，民众的存在不过是权力的对象。 　　余英时先生说：“一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作为知识分子，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他们都将遭到体制的严厉打压和摧残，体制不需要良知与正义。体制也不是没有思想，体制的思想依然停留在100年前的法西斯时代。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丛林社会，社会达尔文主义四处弥漫，弱肉强食，强权就是公理，落后就要挨打，枪杆子里出政权……当人们嘲笑北朝鲜还停留在冷战时代时，其实当下中国比它兄弟更古老。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这个体制需要的不是智慧和良知，而是一群娼妓、鹰犬和打手。 　　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说：“体制是这样一种东西，一开始你抗拒它，然后习惯它，最后离不开它。”体制的存在本身就是反思想的，它拒绝一切关于人类传统和良知的想象，权力规则或者说暴力规则(血酬定律)是它运行的唯一动力。对这个时代的中国来说，谈民主谈人权谈启蒙都是荒诞不经的，因为连人类基本的常识和良知都已经不存在了。一个失去知识分子的国家不过只是一具没有灵魂的僵尸而已，如同一个植物人，你甚至无法断定它是否还是一个人，更不用说它是否还有生命。 　　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人文主义者拉波哀西在《自愿奴役论》中曾说：“人们最初是受迫才供人驱使的。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就再也看不见自由，他们已经无所遗憾地供人驱使了。他们自愿地完成着前辈只是由于强迫才去做的工作。所以，生于羁绁长为奴隶的人，都把他们出生的环境当作自然状态。他不清楚遗留给他的权利，不知道自己或者他前辈剥夺了什么东西。”“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传说。在一个犬儒时代，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张维迎曾经创造了一个奇怪的经济学理论，叫“钻狗洞”。“钻狗洞理论”是说：“中国的好多体制就像一堵墙，上面挖了许多狗洞，然后让我们钻狗洞。我曾经说过光华不钻‘狗洞’，我们要从墙上跳过去。但是有的时候你跳不过去，可能会摔死。所以我现在想，必要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些人来钻狗洞”。不知这个“钻狗洞理论”是否有望获得诺贝尔奖。另一个被称为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曾经预言中国将在201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结果他对了一半，一个中国罪犯获得了和平奖。 　　1957年，老舍在《创作与自由》一文中鼓吹作家的写作自由;转眼反右开始，老舍立即识时务地对胡风展开毫不留情的批判。结果老舍仍然在劫难逃。听到老舍自杀的噩耗，胡风愤慨道：“像老舍这样的人他们都容不下!”许纪霖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多有“外圆内方”的特点：“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的政治性格。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做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喻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8 　　“文化的真正的本质和意义就在于从心里厌恶一切肮脏的、卑鄙的、虚伪的、粗俗的东西，一切贬低人和迫使人痛苦的东西。”这句话出自高尔基。在俄语中，“高尔基”的意思是最大的痛苦。这个“无产阶级艺术最杰出的代表”有一部少为人知的文集，叫做《不合时宜的思想》。在一种野蛮体制下，思想必然“不合时宜”，知识分子必然“不识时务”。作为蒙古帝国和沙皇极权的继承者，暴力化的苏维埃帝国从1922年起，就开始有计划有系统地驱逐知识分子，100余名俄罗斯精英分别乘坐两艘德国船“哈肯船长号”和“普鲁士号”离开祖国，投向西方——只有清除他们，才能“净化俄罗斯”。这就是著名的“哲学船事件”。事实上，列宁时代的“哲学船”比起斯大林时代的“古拉格群岛”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个集权的暴力国家里面，作为社会良心而存在的知识分子，始终是有一种犬儒化趋势。对于伟大的索尔仁尼琴来说，即使他曾经因为对自己的未来憧憬而使他对政府的暴行保持了沉默的态度，但一部厚重的《古拉格群岛》足以证明他的勇敢。索尔仁尼琴把整个苏联比作海洋，在这个海洋上处处皆是监狱和集中营的岛屿，他把这些岛屿称为古拉格群岛。 　　独立作家黎学文在他的微博中写道：“去年几次聚会，朋友们都说余杰张大军在准备移民，我还疑惑：会让他们走吗?这次他们都走了。良心知识分子纷纷用脚选择离开，类似逃亡，当一个政权用暴力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的时候，精英只有被迫离开，尽管他的末日还在持续，丧钟其实已经敲响。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黎学文的另一则微博则说：“清华大学的‘转型陷阱’研讨会上，感受最深的是知识界的绝望情绪;孙立平教授说：我内心的绝望比我的文字还要绝望。郑也夫教授说：谁都不是傻逼，上层更不是傻逼，大家一起玩完吧，这是国民性决定的。汪玉凯教授说：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体制了。”著名的中国当代史学家高华先生去世之所以在网络上成为一个颇为悲情的公共事件，是因为他焚膏继晷呕心沥血的研究和作品竟然成为体制下的“禁书”。这个体制内一生坚守研究中共党史的知识分子，直到临死前才勉强出版了一本书。 　　犹太人的塔木德经上说：一个出身卑贱的学者比一个不学无术的祭司更加伟大。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事实上，中国从来不乏傲骨铮铮的知识分子。在郭沫若钱学森们曲迎圣意春风得意时，出身名门的黄万里与梁思成马寅初等一代正直学者宁愿承受打击迫害也不愿放弃良知。从早先的反对三门峡大坝到后来的反对三峡大坝，直到去世，黄万里所有的诚恳建议几乎从未受到官方的重视，更不用说被听取和采纳，而他的许多作品也一直都无法在与时俱进的中国被准许发表或出版。2001年8月20日，黄万里的学生们将他的文章汇编整理自费印刷了500本没有书号的《黄万里文集》，作为他90华诞的纪念。7天之后，被中国民间誉为“当代大禹”的黄万里逝世。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文字本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常常会沦为一场暴力灾难，中国历史因此充斥着数不清的“文字狱”。梁文道近日的一篇专栏文章称：有一次他搭机从香港去南京演讲，入境时被神色紧张的边检人员叫到一边开箱检查。梁文道开玩笑说：“怎么啦?看到一包包粉末?”这位敬业的中国执法者说：“不，一样严重。你带了很多书。”梁文道由此感叹：“书的危险程度原来和毒品差不多!”正如摧残、囚禁和消灭一个知识分子身体(“坑儒”)是为了扼杀思想，同样禁书焚书同样也是为了消灭思想，特别是异端。在思想和良心都成为一种犯罪行为时，真正的知识分子便沦为思想犯和良心犯，从而遭到暴力迫害和打压。因此在东欧和前苏联流传着这样一句名言：没有坐过监狱的作家不是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是真理的孩子，而不是权力的宠臣，在很多时候，真理常常成为权力和暴力的公敌，知识分子沦为权力与暴力的祭品。梭罗在《论公民的不服从》中激愤地写道：“在一个监禁正义之士的政府统治之下，正义之士的真正栖身之地也就是监狱。” 　　辛亥百年如同一场轮回，2011年已成往事，2012年拉开帷幕，中国又回到了一个龙年。当启蒙成为一种禁忌，从体制内的高华黄万里到体制外的王小波余杰，知识分子在中国不仅愈来愈边缘化，其生存空间日益逼仄，甚至连存在本身都越来越成为问题。失控的权力暴力在消灭知识分子的同时，也消灭了常识与良知，所以“文明”与“和谐”完全依赖谎言的裱糊。暴力法则与血酬定律使中国继续在蒙古鞑靼开创的野蛮与蒙昧中滑行。 　　“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而对待农民的态度则可考验这个民族的良心。”中国传统社会，士为“四民”(士农工商)之首，他们在政治、文化与道德上都占据着社会中心的位置。“士”作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孟子对其的定义是“无恒产而有恒心”，有别于普通人的“有恒产者有恒心”。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鲍曼曾说：“在这样的一种消费文化的背景下，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没有立锥之地。”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良医;失去知识分子的精神，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免疫功能，电脑卸载了防火墙;人性就失去美德至善和公正，只有自私自利和伪善;恶必然战胜善，邪恶战胜正义，每个人都陷入对每个人的战争。所谓流氓，就是丧失精神家园和道德感的人，从某种意义上，流氓是知识分子的反义词。 　　从某种意义上，知识分子的本质是文化的，而非政治的，是人性与自由主义，而不是某种简单的政治立场。虽然当下中国的深层次问题有很多，但可以促进中国进步最直接、最有力的推手只有一个，那就是新闻和言论自由。作为知识分子精神的重要意义，只有实现言论自由，人类社会才可以重新确立良知、找回良心。一个拒绝良心的社会必然害怕言论自由，从而导致谎言与暴力盛行。当一个社会消灭了知识分子以后，流氓就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力量，他们挟裹着一个社会，绑架了整个国家，向着没有未来和希望的罪恶深处奔去。对一个流氓来说，不要说正义和良知，连道理都是不存在的，跟不用说法律和程序。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的不幸，因为他不仅是失败的、孤独的，而且他成为一个笑柄，连同良知、正义、未来、责任、智慧、尊严一起，都沦为一个荒诞的话题。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