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秋风：广东模式与重庆模式的政治意涵 进入专题 ： 广东模式 重庆模式    ● 秋风 （ 进入专栏 ）       由于幅员广阔，不同地方的自然、文化、社会、经济等状态不同，因而自古以来，尽管在政治上中国是“大一统”的，但不同地区的治理形态，总有着很明显的差异。封建制下的西周、春秋时代如此，皇权制下的汉、唐同样如此，20世纪也不例外。     这一传统在当代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的形成与分野。两地为解决本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近乎自然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政策。从外部观察，这些政策各自具有内在的、大体融贯的逻辑，学界将其称之为地方治理的“模式”。于是有了关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说法。     这两种地方治理模式在当代中国的治理架构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代表性：它们分别针对当代中国从整体上所面临的两大主要矛盾：中产阶层的兴起所导致的社会管理失调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贫富分化问题，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应对之策。这两种治理模式是解决普遍存在于各地的两大矛盾的典型方案。剖析它们，有助于我们寻找到解决中国问题之完整方案。           当代中国社会的两大主要矛盾          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高速增长必然带来社会结构之巨变，从而出现一些问题与矛盾。其中有两个矛盾最为严重，对于社会、政治稳定，也最具影响力。     第一大矛盾是三大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现扩大态势，导致社会各群体间的矛盾加剧。     各国现代化的经验表明，高速经济增长通常伴随着收入差距扩大。在中国，这个问题尤其严重。除了少数例外年份，改革开放整个30年间，城乡、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城镇贫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     根据学界通常认可的数据，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之比，1978年是2.6倍，2008年扩大到3.3倍。地区间差距也在扩大：1980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比是1.8：1.18：1，1990年扩大为1.9：1.17：1，2008年为2：1：0.86。     与此同时，社会成员内部的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城市居民按照10%分组，最高一组和最低一组的平均收入，1995年相差6.2倍，2007年相差8.7倍——这还是严重低估的数据。农村人均收入最高和最低组相比，1995年是9.5倍，2004年是12.4倍。城市最高收入组与农村最低收入组之间的差距就更大了。总体而言，1981年中国基尼系数仅为0.29，1990年代末超过0.40；最近十年持续上升，最近经常被人引用的基尼系数是0.43乃至更高。     收入差距扩大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贫困人口向城镇集中。随着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原本就比较严重的城乡差距，也借之移植于城市内部。再加上城镇原有贫困人口群体，城镇常住人口中就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贫困人口群体。另一方面，富裕群体也大多聚居于城镇。于是，越是发达的大城市，就越是显著地呈现出严重的贫富分化。     贫富分化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汉儒董仲舒曾精辟指出，“大富则骄，大贫则暴”。在贫富分化的社会结构中，富人和穷人的心理和行为都会扭曲，并造成人际关系的广泛紧张、对立，在现实中主要表现为官民对立、精英大众对立。在东南沿海地区，也表现为外来人口遭到本地政府和民众的排斥。社会的信任与团结因此迅速流失。同时，高房价、就业困难、财富与权力的世袭导致青年人的普遍消沉乃至绝望。凡此种种，都在侵蚀着整个国家的精神秩序和社会秩序。     贫富分化也必然造成和维持畸形的经济结构：消费不足，被迫严重依赖投资与出口。由于多数人口的消费能力低下，大量投资形成的产能只能用于出口，这引发了诸多贸易争端。不合理的汇率制度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反过来又制造了通货膨胀。这样的经济结构很难具有可持续性。     第二大矛盾是社会治理的失调。陈旧的社会管理体制远远滞后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从而形成了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且日趋公开与严重。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主要的社会阶层是干部、工人、农民。干部群体作为先锋队，充当着社会联结的纽带，他们嵌入工人、农民之中，组成“单位”。这样，政府与社会就混融为一个以干部为中心的整体。这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政党型国家”。     80年代之后，这个以干部为中心、由政党整合的社会结构开始松动。在工业领域，国有部门缩小，非公部门不断扩张。就业于非公部门的人员越来越多，他们是流动的。农民也在城乡之间相当自由地流动，尽管其自由迁徙权并不完整。大量人口游离出原来的国家控制架构之外，政府与社会之间逐渐出现分野，形成分立的局面。     在社会中，最重要的群体是“中产阶层”，它包括一般私人企业家和各个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即白领。社会学家陆学艺估计，2007年“中间阶层/中产阶级”已达到全社会的22%~23%。这个群体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较为敏感，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意识，尤其是其中的精英。     另一方面，大量农民进入城镇形成的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兴产业工人阶层。权威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农民工总数2.2亿，其中跨省外出务工者1.3亿，他们主要集中于沿海城镇。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这个工人阶层基本上取代了原来的工人阶级，最有能力的青壮年农民都在这个群体中。     城镇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的形成，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这些中产阶层和新产业工人阶层存在于传统党国体系之外，并具有较高的空间流动性以及一定的结构流动性。这一点对政府的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为政府的管理手段依然习惯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     社会结构与政府结构的错位，造成了当代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社会治理的失调。当代中国社会最为活跃的两个阶层未被社会管理体制有效覆盖，这使得，一方面，这两个阶层无法充分享受到公共服务；另一方面，政府也缺乏有效的渠道，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公共管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阶层的心智与传统的“单位体制”中的群众已经完全不同。“群众”被固定在党国控制结构中，其意识是单一的，可以由干部轻易地动员、“代表”。这两个阶层则属于自由人，具有流动性。他们见多识广，广泛地接受各种资讯，具有较为明确的自主意识和权利意识。他们期望自主管理，传统的政府架构既不能保障他们的权益，也不能给他们提供参与政治的畅通通道。     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分立，进一步演变为两者之间相当紧张的关系，有时甚至是尖锐对立。这种紧张与对立既表现为新兴产业工人的罢工或者骚乱，也表现为中间阶层越来越多地组织、参与NGO组织，以及各个领域的维权活动。     三大差距日益扩大、社会治理严重失调这两大矛盾，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它们不仅影响了经济增长本应带给民众的幸福效应，也直接威胁到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不过，略加观察还是可以发现，在不同地方，这两大矛盾的尖锐程度，还是有所不同的。就本文所考察的范围而言，第一种矛盾在重庆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重庆问题”。第二种矛盾在广东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姑且称之为“广东问题”。           广东的法治、社会建设规划          因地利和文化之便，广东形成了一个较为开放的政治传统，30多年来几乎未曾中断。因为政治开放、政策灵活，广东的经济也始终较其他省份更为发达。对广东来说，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社会管理体制滞后于社会结构变化的矛盾。     2007年，汪洋初到广东，曾提出“解放思想大讨论”，试图进行大刀阔斧的全方位变革。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迅速将关注点集中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体措施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但从2010年年底开始，广东的施政方针出现了一次重大调整，这主要体现在广东省委2011年召开的两次全会的政治决定中。     2011年1月初召开的广东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提出，“十二五”时期，广东要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广东”，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其中包括注重民生，从源头上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畅通渠道，不断满足群众依法表达诉求的需要。     作为实现“幸福广东”的手段，广东当局特别强调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     广东主政者明确意识到，“广东问题”主要有二：第一，企业家、白领等新生社会力量成长、扩大，形成了一个规模相当庞大的中产阶层。正是以这个阶层的存在和扩展为依托，广东形成了中国最为重要、最为开放的媒体群落。广东的公民社会组织发育程度，可能也是全国最高的。     这些现象表明，在广东，中产阶层已经具有了相当强大的经济、文化、社会力量，他们也已经显示了参与政治以保障自己的权利、利益的诉求。强烈的诉求与传统的体制，形成鲜明对比。90年代中期以来，企业家还被容许进入政协、人大，但规模大得多的专业人员群体，他们的权利意识最为强烈，却没有参与政治的正常渠道。这构成广东主政者不能不面对的第一大问题。     第二，大量外来人口的安顿，对于广东也构成一个严重挑战。中西部地区流入广东的农民工有两千多万，在珠三角不少城镇，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本地人口，甚至是其数倍。如此严重的人口结构倒置，给这些城镇带来巨大的社会管理问题。比如，政府各职能部门人员编制是依照本地户籍人口分配的，这种规模的政府工作人员，无法向外来人口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也无法进行有效管理。一旦上级施加压力，基层政府就只能倾向于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长此以往，外来人口与本地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必然越来越紧张，一旦遭遇经济增长减缓，就可能出现冲突。今年上半年，这种紧张甚至升级为局部地区的骚乱。     作为“幸福广东”两大政策支柱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就是要应对中产阶层、新兴产业工人阶层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法治建设似乎有两大任务，一方面是推进法治服务型政府建设，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另一方面则是有序开放政治，如汪洋所说，积极探索民主政治建设的新形式新途径，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探索保障人民群众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有效方式，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由此可以看出，广东试图重塑党、政府、社会之间的关系，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汪洋关于社会建设的讲话更为清楚地阐述了这一点：思维观念要真正实现从“依靠群众打天下”向“依靠群众治天下”转变，从“对社会管理控制”向“为社会和群众服务”转变，从由党委政府“撑船”向由党委政府“掌舵”转变。     因此，广东模式中的社会建设与法治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法治建设旨在规范政府行为，同时有序地开放政治，重建权力的正当性。社会建设的本质则是承认社会既有自治性力量的正当性，并试图在这些力量与政府之间，构造出较为健全的关系。如果广东模式成功，将极大地改变社会与政府、市场与政府的关系。           重庆的共同富裕实践          重庆的自然、经济、社会等状况，与广东，特别是与珠三角地区相比，截然不同。虽然是直辖市，但直到2008年，重庆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均落后于全国，如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等。     另一方面，重庆市辖区内的三大差距也是比较严重的。最为明显的是城乡差距。重庆主城区的经济社会较为发达，但以三峡库区为主的渝东北（含11个区县）和少数民族聚居的渝东南（含6个区县）这“两翼”，生态环境脆弱、基础设施薄弱、人均收入低下、贫困人口集中，共有14个国家重点贫困区县，贫困人口达113万。2006年，重庆城乡居民的收入比为3.5：1，而当时全国的比例大致是3.32：1。同时，重庆作为老工业基地，90年代以来诸多大型企业经营陷入困境，下岗工人大量出现，再加上大量涌入重庆的农民，他们共同构成了城市贫民阶层。总体上，重庆的基尼系数为0.42，在全国是比较高的。     这样的经济状况决定了重庆的社会结构尚处于前发展状态，滞后于珠三角。2008年重庆市社科院完成《重庆市社会各阶层状况调查分析》报告，用“倒丁字型”描述重庆的社会阶层结构：一横是庞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是规模不大的城市社会阶层。这一结构反映了当前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并存的城乡二元分割现实。     2007年下半年，薄熙来调任重庆市委书记，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这其中的关键是城乡差距，以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城市内部贫富差距问题。     在2008年7月20日召开的重庆市委三届三次全委会上，薄熙来首次提出建设“五个重庆”的战略目标，也即宜居重庆、畅通重庆、平安重庆、森林重庆、健康重庆。其中“宜居重庆”名列第一，旨在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其主要措施是市场供给与政府保障并举，实行“住房双轨制”：中高收入人群依靠商品房市场，针对低收入人群，政府提供保障性住房。     同时，为缩小城乡差距，重庆也开始在城乡统筹方面进行试验。其中最重要的探索是“地票”交易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     2008年12月5日，重庆市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土地交易所，进行“地票”交易。地票的制度前提是土地二元制度、土地用途管制，平台是增减挂钩制度。增减挂钩政策允许在减少农村建设用地数量的前提下，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数量。乡镇企业废弃的厂房可复耕为农地；农民适当集中居住，也可腾出部分宅基地复耕。通过这两类复耕而节约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就构成了“地票”，重庆市将其拿到城镇交易。地票实现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远距离、大范围的转换，大幅度提升了偏远地区的农村土地价值。重庆市规定，地票交易净收益的85%直补农民，15%划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过去两年，地票交易价格稳定上涨，目前大约在十七八万元，大多数为农民所得。重庆市目前规定，农民所得不得低于每亩9.6万元。这样，即便边远地区的农民，通过地票交易也可获得一笔财产性收入，分享城市化的好处。这个制度最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新增耕地农民仍享有承包经营权。     2010年7月，重庆市启动户籍制度改革，其当期重点是将已在城市稳定就业、拥有稳定住所或纳税能力的农民工，转为城市户籍。符合这一条件者约为338.8万人。重庆市规划，未来将进一步放宽城镇入户条件，2012~2020年，新增城镇居民700万人。重庆此次户籍制度改革有一些重大突破：第一，规模较大；第二，以长期在重庆市城镇务工的农民工为重点转移对象，以解决区域内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的问题；第三，对农民进城的农地处置和城市公共服务供给难题的解决预备了解决方案，这就是重庆所说的“穿上五件衣服”：进城农民将穿上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五件衣服”。     由此可以看出，重庆市在不同时期出台的地票交易制度、公租房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等政策之间，具有某种深层次的内在关联，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地票交易让农民获得一笔土地财产性收入，从而有能力进城；户籍制度改革，让城市接纳这些农民；公租房等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则可以解决农民初入城的基本生活需要。     2010年6月，继公租房推出四个月之后，重庆推出包括4000万平米公租房建设在内的“民生十条”，所需投入达数千亿元。上述所有改革都涉及相当巨大的成本。因此，我们不能不对重庆的财政问题略作讨论。     毫无疑问，过去若干年重庆财政表现得非常出色，这主要得益于经济的快速增长。在这方面，重庆大体上沿用了各地普遍采用的模式，这就是大规模引进外资。为此，以内陆地区保税港区为依托，重庆成立了“两江新区”。大规模投资与产业发展，自然可以带来税收增长。     与此同时，重庆市政府对民生的很多投入，大多数时候都可看到政府投资的八大国投的身影。比如，政府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所需土地，全部由相关国有企业无偿划拨。在过去十年中，这些企业储备了大量土地。依赖这些土地储备，国投也可以向商业银行大规模融资，用于投入基础设施、民生建设以及重要开发区建设项目。     过去十年间陆续建立的新兴国有企业借助于土地经营和金融运作，也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益。重庆市政府规定，要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2010年，国企利润的15%上缴财政——这一比例是全国最高的。国有企业就成为重庆继税收、基金收费之外的“第三财政”。这是重庆财政结构不同于其他省市的地方。     财政收入高，并不意味着民生投入就多。但重庆政治领导人具有解决民生问题的决心，因而，重庆财政在民生领域的投入比重，横向来看是比较高的。2010年，重庆市财政用在民生方面的支出达887亿元。这已是连续四年重庆将半数以上的财政用于民生。     令人惊讶的是，正如崔之元反复强调的，重庆这样的财政结构似乎并没有加重非公企业的负担。相反，在税收政策上，重庆企业一直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所得税按15%征收。重庆也正在促进“微型企业”发展，这类企业通常是大学生、残疾人和下岗职工创办，对原始创业者投入的资本金，政府按照1：1的比例予以补助。总之，至少从统计数字上看，重庆国有经济在快速发展，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非常快的，崔之元将其总结为“国进民进”。     其中的秘密也许在于，重庆市对土地收益采取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分配政策。重庆诸多民生项目的资金，在相当程度上来自于土地增值收益，或者直接就是土地，或者是土地融资，或者是土地增值收益。农民新居的建设与农民进城可作为生活保障的财产，则来自于地票交易。     或许可以这样总结，重庆模式的整个逻辑，是以土地为枢纽而转动的。这并不难理解，城镇化的关键是土地在经济地理上的重新配置，统筹城乡、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是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之调整，经济增长本身在当下也是以土地开发为前提的。因此，土地把重庆当局在过去几年间所做的各种与民生和城乡统筹相关的措施联结为一体。其实，过去十几年来，各地经济增长和财政同样以土地为本。只不过，在大多数地方，这种收益倾向于开发商和房产拥有者，政府所获得的收益，也多用于非民生领域。重庆的土地收益分配向农民、向普通市民倾斜，底层民众似乎从中得到更多好处。这是一个民生导向型的土地收益配置框架，它有助于社会新增财富的共同分享。     合乎逻辑地，到2010年12月，重庆方面对自身实践进行了总结，在重庆市2011年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在“民生十条”之上提出了“共同富裕”的纲领。     基于这样的理念，《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列举十二条非常具体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上可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通过引导经济结构和要素价格比的调整，形成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收入相对均衡增长的机制。较为重要的是第一条，推动小企业发展。此举除增加就业之外，其实还有更大的作用，小企业主导的经济结构本身就有利于收入均衡。第七条，缩小劳资分配差距，建立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机制。第九条，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之比，由目前的43%提高到50%以上。其措施包括，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当然，这里没有提到的是，国有企业的土地储备进入公租房，也有助于增加公租房用户的收入。     第二类，增进经济公平，为弱者创造增加收入的机会，以提高市场进入的机会均等程度。具体措施包括，第二条，引导500万农民工等转户进城，通过减少农民的办法缩小城乡差别。第十二条，把31个远郊区县城打造成区域经济中心，建设500个现代化小城镇，加快缩小区域差距。第三条，加快农民土地等财产的确权，让农民有机会获得财产性收入，可以利用现代金融工具。第四条，完善地票交易，让农民分享城市化收益。     其余措施则属于第三类，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机制，缩小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第五条，扶贫。第六条，照顾130万农村留守儿童和200万空巢老人。此举具有重要社会伦理意义。第七条，继续坚持“国进民也进”的原则，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国有资本收益的30%用于民生。第八条，建成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推动住房双轨制的形成。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把市级财政一般预算50%以上用于民生、75%用于区县和基层。第十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经济发展水平和物价上涨“双联动”。第十一条，5年投入3000亿元，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     由此可以看出，在重庆模式中，共同富裕已超越了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层次，而是将此原则向上游延伸，覆盖财富的生产过程，从而成为全面指导政府的经济、财政乃至社会政策的根本性原则。因而，共同富裕不是简单的民生政策，而是一个最高指导原则，是指导重庆制度变革的基本原则。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改革的目标几乎完全是提高效率。人们一谈改革，似乎就是指经济改革。当然，过去若干年中，各地政府出台了一些民生措施。但是，它们只是零散的政策，缺乏足够的制度深度，也没有触及效率导向的经济结构。     重庆则围绕着共同富裕，进行了诸多触及经济、财政结构的制度性变革。也就是说，重庆并不是没有进行改革，而是进行了公平导向的社会—经济改革，它不同于效率导向的经济改革。           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全国意义          经由上述简单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确实大不相同。这种不同其实并非刻意而为，如同中国过去30年的变化过程一样，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两者都是为了解决本地最为突出的经济社会问题而逐渐摸索、积累形成的。     相当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的形成节奏几乎完全相同。客观的原因是，两地都处于某种大变动阶段：广东是经历了工业化的高速增长之后，需要另寻出路；重庆需要在内陆特定环境中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两位主政者都具有比较敏锐的政治责任意识，他们都经历了三年的摸索，最后，在去年底、今年上半年，几乎同时形成了清晰的地方治理理念。这一点或许可以说明，尽管广东模式、重庆模式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产物，但在本地社会、经济脉络中，也具有内在的必然性。     由于两地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典型性，所以，这两种模式从不同方向丰富、拓展了过去30多年来逐渐形成的主流改革发展模式。这个主流模式的内核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经典表述也许可以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中的一段话为代表：“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它的另一个表述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而要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开放。     应当说，广东、重庆都坚持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其容易被人忽略但十分重要的共同点。过去几年，广东始终在坚持“加快转型升级”这一目标。重庆也一直通过种种开放措施，谋求成为西部地区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也就是说，两地都坚持了发展是硬道理的中心政治要求，也都坚持主流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但是，进入本世纪，伴随着经济增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贫富分化问题也已经凸显出来。有鉴于此，2006年底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和谐社会”命题，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比较突出等。在此基础上，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命题。     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固然是对这个基本政治纲领的具体应用，重庆的缩小三大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同样是在和谐社会、社会建设的框架内展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东模式和重庆模式是胡锦涛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大框架内两个侧重点有所不同的版本。     由于三大差距和治理失调是当下中国所面临的两个最主要的矛盾，重庆、广东分别形成这两个方案，并引起全社会关注，也就绝非偶然。     比较而言，广东的法治建设、社会建设旨在重新安排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的关系，规范政府自身的行为，容纳新兴中产阶层参与政治。因此，它的“改革”色彩较为浓重。实际上，过去30年间，广东这样的改革一直在进行当中。汪洋则在矛盾更为明显的时候，予以特别强调，试图深化改革。不过，这种改革涉及到政府自身的转型，具体说是政府权力的收缩，所以难度是比较大的。     重庆模式则已经形成了诸多具体政策，它的本质是利用强政府既有的权威，对于经济增长的各种制度安排予以调整。它以强政府的存在为前提，而不涉及政府相对于社会、市场的权力的调整，因而进展似乎非常迅速。但是，这种调整在另一个方面展开了改革：它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安排了效率与公平的排序，把公平置于效率之上，至少将两者等量齐观。这一点，对主流改革模式作了某种修正。     可以说，广东和重庆都在进行改革，尽管其方向大不相同：广东试图深化原有的改革，解决增长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的问题。重庆问题的特殊性，则让重庆当局不得不试图对改革模式本身进行某种程度的改革。这可能也正是公众对两者的评价大不相同的根源所在。人们容易接受前者，而较难接受后者。     如果超出两地，从国家层面看待重庆模式、广东模式，我们就可以发现，两地较为典型的问题，以不那么典型的方式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一方面是在增长中受益人群的社会政治权利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在过去十几年高速增长过程被置于边缘的人群的生计问题。针对前一个问题，只能是采取法治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方案。针对后一个问题，共同富裕则差不多是唯一的解决方案。从理论上说，既然在当下的中国，在几乎每一个地方，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那就需要同时采用两个方案，予以同时解决。     然而，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中人们所看到的事实是，每个主政者的偏好有所不同，因而，主政者所关注的问题必然有所侧重，他在两个方案之间进行了一定的权衡取舍，由此而形成了特定的地方治理模式。这两个地方治理模式并不声称解决全部人的问题，而是分别瞄准特定的人群，旨在较多地增进他们的权利或利益，其他人群的权利或利益，则被忽视。     这似乎是一个新现象。此前的诸多改革方案通常假定瞄准所有人，服务于所有人。这只有在社会结构没有严重分化的时代才是可能的，那时的政策是“全体性政策”。在社会结构分化，尤其是在2003年改革共识破裂之后，这种政策就几乎不可能了。因为不同群体的诉求是大不相同的，甚至存在紧张、对立，政策就很难做到两全其美，决策者只能瞄准一部分人。这样一来，政策也就具有了明显的偏向。这应该被视为现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谐社会纲领其实就已经具有了这样的倾向。     另外，两地政策组合之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主政者与特定群体之间互动的产物。这一点，在广东模式的形成过程中有直接表现。中产阶层本身具有表达政治诉求的能力和渠道，在广东，民众问政的渠道是比较广泛而畅通的。这些诉求必然会被主政者听到，广东模式，就是主政者对中产阶层呼声的一种积极回应。相比较而言，重庆模式的形成过程似乎更多是主政者发现问题，而自上而下设计、提出解决方案。但值得注意的是，重庆主政者与理论界之间有密切对话，对最终纲领的形成，理论界似乎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也就是说，广东、重庆两大模式形成的过程，是一个较为现代的政治过程。此为30年社会巨变之必然结果。     这样，以理论为支持、观念主导政策决策的倾向，在近两年的重庆、广东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由此形成一个非常显著的政治后果：两地政策的系统性大大强化，人们就是因此而称之为“模式”的。政策的出台不再是单纯回应性的、灵机一动式的、经验式的，而具有较为长远的理性考虑，决策者注意到诸多具体措施之间的内在逻辑，而形成一个融贯的政治纲领。相反，其他地方的经济社会政策虽各有其特点，由于缺乏观念的贯穿，而不能构成一种地方治理“模式”。     或许可以说，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改革似乎正在走出“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阶段，而进入较为自觉的现代竞争性政治阶段。在此过程中，政治家的角色凸现出来。正是政治家沟通民意、观念，形成具有明确指向的政策方案。     这种情形之出现，表明中国政治似乎正在进入一个新阶段，意味着过去30多年来的发展战略可能正处在转折阶段。此一发展战略集中体现于邓小平的“先富后富”思想中。这里的先富后富不只是简单的时间先后，而是指政策安排的轻重先后。具体地说，在给定的制度框架中，发展需要自上而下的“放权让利”：谁被放了权、让了利，谁就可以发展。这样，中国的发展也就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从城市到乡村、从一部分人到另一部分人的梯度转移过程。     这种实用主义的发展战略确实有效地突破了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推动了发展。过去30年间，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不过，这种发展战略要求执政者，在恰当的时机实现政策重点转换，从先富政策转向共同富裕。但是，既然不同地区曾被区别对待，有先发展后发展之区别，各地的发展阶段不同，一如今日之广东、重庆，那么从全国范围看，执政者其实几乎不可能统一地确定从先富到共同富裕转换的时机。这样，分别面向部分人、部分地区的竞争性政治，也就不可避免了。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发展起来之后，政策抉择问题就会变得出乎人们最初的意料。首先，先富之后，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间差距肯定会扩大。相对于先富者，后富者一定会发出共同富裕的呼声。也就是说，在后发展的地区，共同富裕反而变成一个严重问题。这正是重庆模式形成的根源。另一方面，先富的人群所考虑的问题不会是与后富者共同富裕，而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权利的安全。因此，他们会对执政者提出自治、法治、民主的要求。这正是广东模式形成的根源。     可以说，邓小平所规划的共同富裕阶段的经济、社会、政治之复杂性，超出当初的预料。最为显著的是，它让社会结构高度分化，人们的诉求也高度分化，全国一致解决问题的难度加大，而必然出现竞争性政治。目前我们看到的治理模式在空间上的不同，伴随着同一地区日益分化的阶层意识的觉醒和推动，很可能表现为政策方案在时间上的轮替。重庆模式、广东模式大约就是可供轮替的两套基本政策组合。这一政治生态的变化，必然对政体结构的演变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在这样的转变时代，中国需要一批理性、成熟的政治家。所谓理性，就是冷静面对开放环境下中国之现实，不畏缩，也不虚骄；所谓成熟，就是秉持中道，无过也无不及。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社会结构已经分化的现实，在关注一个群体利益的时候，注意不去冒犯、损害其他群体，从而始终保持社会之团结。这才是成熟的政治。      进入 秋风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广东模式 重庆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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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和 　　 　　 一直到2002年，我才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叫杨小凯的经济学家。那是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在天则经济研究所看见了他，瘦弱，有些苍白，为我们慢慢讲述着“后发劣势”的课题。大约一个多月之后，林毅夫针对小凯的演讲，专门写了一篇“后发优势”的文章。由此，这个话题正式放大为当年最著名的经济学事件，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很多人分析中国当代经济的两种范式。 　　 　　 小凯的后发劣势表述，将经济学家沃森的“Curse To The Late Comer”，即“对后来者的诅咒”，置放在中国百年经济史里，让人眼睛明亮。事实可能正如小凯所言，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但这种没有制度提升的模仿，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林毅夫的阐释显然有意背对杨小凯而去，他不认为一个后发国家只有完成英美的宪政改革才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不认为当下英美的宪政体制就是最好的制度，如此，后发很有可能是一种优势所在。 　　 　　 感谢两位经济学家的辩论，很多人开始了解杨小凯。人们惊讶的发现，这个瘦弱的中国学者，竟然是世界经济学界的翘楚。1998年，杨小凯出版他的《经济学原理》，这是自马歇尔、萨谬尔森以来最重要的第三代经济学教科书，该书的匿名审稿人这样评论：“这一研究激动人心，令人屏息以视。杨是世上少有的几个可以思考这类问题的人之一，他更是世界少有的能解决这类问题的人之一。这一工作具有原创性和新颖性。他正在迅速建立起他作为主要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国际名声。”事实正是如此，在人类经济学史上，杨小凯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建立了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崭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创立了超边际经济分析方法，从而能够对经济组织演变、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问题提出理论解释。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布坎南毫不含糊地说杨小凯可能是目前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并连续两年提名小凯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 　　 　　 周其仁对小凯的评价可能更接近本质，“我认识杨小凯超过了20年，印象最深的是他对现在举世赞同的中国增长还有一种保留和怀疑。这种保留和怀疑不是一种情绪化的猜疑，更不是因为他的境况不好，而是来自他对社会、对经济长期发展面临问题的思考，也来自他对学术核心部分的理解。” 　　 我愿意把周其仁的这种见解当成理解小凯的一把钥匙，由此我们能够真正走进他独立思考的一生中去。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始终坚守的保留和怀疑，构成了杨小凯主要的精神气度。耶稣曾经说过：“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杨小凯的人生遭际再一次见证了耶稣的真理。 　　 杨小凯，原名杨曦光，祖籍湖南湘潭，1948年10月6日生于东北吉林，长于湖南长沙。他的父亲杨第甫原为湖南省委高级干部， 1966年，他升读高中一年级，文革爆发。小凯父母亲因同情刘少奇和彭德怀的政治观点，双双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和“狗崽子”。可能正是如此人生遭际，让年轻的杨小凯开始思考。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出了一篇大字报，名为《中国向何处去？》，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在一片盲从和癫狂之中，这样的观点非常扎眼，以至于身在北京的康生几次提到《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江青更是大发雷霆，直接告诉湖南官员：“让他见鬼去吧！”几天以后，杨小凯就被“钦点”抓进监狱，关进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一年多之后，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不久，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直到1978年初刑满释放。 　　 遭受大难的，还有小凯的家人。由于康生在讲话中，认为以杨曦光的年龄，不可能写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指示要抓“反革命黑手”。他的父母首当其冲，母亲陈素多次被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象征“黑手”，强迫下跪示众，杨母受尽屈辱，悬梁自尽。杨父被关入“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两个妹妹从此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人。 　　 10年牢狱生活当然是杨小凯九死一生的时光。小凯的好友陈益南指出，在被捕入狱到被投入劳改农场那长达十年的岁月中，杨曦光度过他人生中最黑暗的光阴。将形容人间苦难的一切词语，都用在他那段日子中，也不会过份。许多比他知识渊博的人，许多比他阅历成熟的人，也有许多像他一样坚强的人，都没能走出那段漆黑而恐怖的时期，而倒在不应结束的人生途中。但是杨小凯没有死在黑暗里，十年监狱，杨小凯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后来，他还将狱中见闻写成回忆录《牛鬼蛇神录──文革囚禁中的精灵》，用他的本名杨曦光出版。他为那些枉死的冤魂和中国最优秀的人才，留下永恒的纪念和血泪见证。胡平高度评价：“《牛鬼蛇神录》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写的有关文革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国人写的有关中国古拉格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小凯在莫纳什大学最后指导的一位博士生曲祉宁，得知老师青年时期的坎坷经历，再三感叹：“老师那种精神力量，让人联想起小说里的基督山伯爵。” 　　 大约在2000年前后，经济学家茅于轼曾竭力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经济学的领导推荐，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领导不置可否。茅于轼感叹，“学术活动受到学术以外因素的干扰，这正是中国学术落后的一个原因”。 　　 一个如此聪明的生命在自己的家乡遭受迫害，让我们唏嘘，但这样的局面却是一个时代的常态，由此，杨小凯先知一样的人生在炼狱中得以完成。总体看来，除了卓越的经济学贡献之外，小凯的生命价值沿着3个向度展开，呈现出他那短短56年不同凡响的人生。 　　 其一当然是他艰难的求学经历，以及在这样的经历之中一直坚守的独立思考与怀疑精神。上帝对小凯的美意总是用一种奇怪的方式出现。他20岁身陷囹圄，可是他真正的经济学生涯却从监狱里开始。小凯在监狱里找到了一位英文老师学英文，找了一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一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他还向被关押的一位陈姓老师借了一本厚厚的《资本论》，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将三卷《资本论》通读完毕。正是对《资本论》的阅读与思考，杨小凯开始进入经济学领域。后来他回忆到： 　　 “等我看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我却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马克思称为使用价值的概念在当代经济学中叫做效用。但我相当喜欢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分工论的发挥。看完《资本论》，我不知为什么心中期望未来的我成为一个经济学家。” 　　 监狱里的小凯给自己设定了三个经济学任务，一个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第二个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去，第三个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他在劳改队沿着这样的思路甚至写下了一本厚厚的经济学笔记。许多年之后，小凯才发觉，这些思想早就在现代经济学中变成了非常有体系化的理论了，只是他在监狱里无从得知。不过，小凯在监狱的数学训练，试图用数学来重新思考价值理论，甚至想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和古典经济学的关于分工的思想数学化，让他日后的经济学家梦想成为可能。这是段奇妙的求学经历，小凯自己如此总结： 　　 “由于当时自己也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西方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所以比较自由，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就有可能出现一些新思想。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 　　 小凯的这段话意味深长。如果没有10年牢狱生活，他有没有可能系统地研读经济学，的确是个问号。我想说的是，上帝通过让杨小凯坐牢的形式，使他在一个反智主义的时代里独自走上了艰深的经济学道路，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真正将经济学当成了自己毕生的追求。 　　 应该说，从1978年开始，小凯的经济学生涯才有所转机。4月，他刑满释放，回到了长沙，可是没有单位敢接收他，小凯就在父亲的家里待了一年，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的数学课。1979年，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并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由此，杨小凯的学术之路真正开始。1982年，他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教授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论课程，并撰写了《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本著作。小凯在这几本书里建构了一些计量经济模型，在国内尚属首创，这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小凯在1983年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出国的时候，由于他还没有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亲自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写信，赵进行了批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向来开明且爱惜人才的刘道玉校长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手续。 　　 其二是他一生对国家命运挥之不去的关怀。虽然小凯早期的大字报带有浓厚的青春躁动气息，但却实实在在凸显了杨小凯与生俱来的家国使命意识。许多年之后的一个春夏之交，已经定居在澳大利亚的小凯，天天昼夜难眠，为中国改革的前途忧虑。他的夫人小娟说，那段时间，小凯总是梦见中国在打仗，早上心里十分难过，忍不住把电视打开，小凯抱着电视机痛哭流涕。这是小娟认识小凯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流泪。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认为，杨小凯并非一个纯粹的经济学者，在他的言说中透露着大量的政治智慧，也渗透着他对中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他始终关注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变迁，并提出了众多观点，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赵凌的如此表述揭示了一个重大事实。小凯在他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经济持续增长与宪政制度的关系里。小凯的一位学生曾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国内宪政学者秋风认为，“后发劣势”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百年中国经济史是小凯研究宪政的主要观察对象。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增长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的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 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的不平等，政府垄断的部门或与政府勾结的商人获得大量垄断利润, 而其它部门受剥削而收入低, 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有害于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相对于这几年沾沾自喜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小凯的宪政研究无疑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冲突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第三则是杨小凯的基督教信仰。 　　 对于一个崇尚理性的经济学家而言，接受上帝的拣选，似乎是一件不可为之的事情。在信仰历程的自剖中，小凯曾经坦承，他对基督教有心探究，起因于看出基督新教在经济史上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一些经济史学家指出，意识形态与宗教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道德准则，而这些便成为法律制度的依据，经济表现则为其成果。政治和法律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根基却并非来自科学，乃是来自信仰。而历史可以为证，凡是以基督新教为主要宗教的国家，在经济上皆成为世界的翘楚。 　　 细究之下，杨小凯分析出几个基督教让宪政成功的因素，诸如：尊重自由抉择、爱仇敌、不划分等级、服事最低贱的人等。按照这些原则生活，使人得以彼此尊重、信赖，而这正是能够建立大型企业的基础。事实上，最佳商业行为的准则亦源自十诫。更重要的是，这些精神能带来和平的政治秩序，因为能建立公平的政治游戏规则，满足“模糊面纱”的要求，即正反双方都认为游戏规则是公平的。新教伦理所导致为对方着想的精神，能克服施行宪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失败者愿意认输，甘愿为了社会而牺牲个人的利益。这些要素促使一个社会能走向不断扩张之秩序和公正。 　　 然而，从经济与社会贡献的角度发现基督教的伟大，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骄傲，骄傲的理性，距离内心的顺服和上帝的拣选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1999年11月，杨小凯的大女儿小溪长了脑瘤。手术前后，信徒们为她祷告，神对这样的祷告给予了奇妙回应，小溪竟然渐渐康复了。上帝的美意在杨小凯的理性世界里产生了震撼。2001年8月，杨小凯身体感到不适，去医院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既无法开刀，做化疗也只有短暂的功效。杨小凯在病房中醒过来，发现自己不能讲话，通过喉管才能呼吸。他知道此时谁都救不了他。他开始认真向上帝忏悔，也向妻子请求宽恕。几个月后，他的病情奇迹式地好转。次年二月，他们夫妻一同受洗。 　　 这一年的年底，杨小凯为上帝的美意作了一个最系统性的见证： 　　 “我的第三阶段，就是从哈耶克的社会科学的理性追踪到“信”，“信”是基督教成功的秘诀。基督教的教义乃是说明，人与造物主怎样才能恢复关系，而相信神在十字架上所预备的救恩，乃是关键所在”。 　　 被神拣选之后，杨小凯的生命明显有了改变。他的妻子见证：“小凯信主以后，对信仰益加虔诚，凡事先谦虚自省，尽可能站在别人的立场替别人想。遇到重大的困难，总会认真地祈祷，求主宽恕并赐予智慧和力量。他对学生的态度越来越像父亲对儿子一样。” 　　 2004年1月，杨小凯开始低烧不退，病情恶化。后来他的女儿回忆到：“在爸爸生命的最后几个星期里，他期望着天堂的一切。爸爸很高兴地想到他会和上帝在一起，而且有一天也会和我们在天堂里重逢。”小凯的好友，莫纳什大学教授Ian Harper教授说：“小凯辞世前几天，我坐在他的床边，亲眼见证他内心的平静与日俱增，不再有对死亡的恐惧。 　　 “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11]杨小凯就是这样有福的人。这位聪明的读书人，仿佛神为我们预备的先知，经历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磨练和太多的试探，走出了封闭的世界，建立了世界性的眼光。他用56年的人生，看清了人间最大的罪恶，也看清了人生最美好的风景。他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提升，终于在耶稣身上发现了终极真理。他是中国独一无二的知识分子，既有对现实和历史的深度开掘，又有对上帝虔诚的敬畏与仰望。这样奇妙的生命，将光照活着的每一个人。这就是小凯，伟大的经济学人，卓越的宪政主义理论家，矢志不渝的爱国者，耶和华最虔敬的孩子。他深深地爱神，深深地爱人如己。在爱里，小凯没有惧怕，在爱里，他已永恒。

　　佛山小童被汽车碾轧，十八路人视而不见，舆论哗然，微博上，民众也进行深入反思。广东有人趁热打铁，提出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者。 　　这样的提议当然立刻引发争议。支持者说，你看，美国、德国都有这样的法律。也有人坚决反对，主要理由是，见死救还是不救，是个道德选择问题，不应当试图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道德问题。 　　我支持立法惩罚见死不救者，因为这是必要的，而反对者的论证站不住脚。因为，见死不救虽与道德有关，但首先是一个伦理问题，因而也就可以成为一个法律问题。 　　不分道德、伦理，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公共论坛中围绕社会治理的讨论充满混乱的根源之一。简单地说，道德是内在之善，伦理则关涉人际间之合宜关系。 　　很有趣的是，从观念史的角度看，人们对伦理的关注早于对道德的关注。不论中西，古典时代的哲人关心伦理，现代哲学家才较多关注道德。比如在中國，春秋时代的贤人晏子就系统提出：“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礼也。君令而不违，臣共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这里所讨论的都是伦理规范。 　　人类首先关注伦理，并不奇怪。人天然是合群的动物，人也借助合群而得以生存，并发育出文明。而两个人以上的只要合群，形成某种关系，就会形成一组伦理规范。伦理规范必须呈现为义务，它要求处在具体关系中的各方分别承担对他人的责任，各方并可据此而相互期待、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期待、要求中，双方维持合宜的关系，每个人各尽其责，又各得其分，群就可以维持下去，双方可以从稳定的合作关系中获得收益。 　　以男女关系而言，一对男女因为相爱而成为恋人，双方就需要面对恋人伦理，比如，要履行自己对对方的承诺。由此，双方基于激情而产生的关系才有可能趋向稳定。没有这种伦理约束的恋爱，就是原始的本能。这两个人成为夫妻，也就分别承担了丈夫的伦理义务和妻子的伦理义务。双方有权相互期待对方，若丈夫没有履行这义务，比如越轨，妻子的权利就遭到了伤害。若双方因此离婚，妻子将会在财产分割上获得照顾、补偿，这时伦理义务已经衍生出法律义务。 　　同样，一个人接受专业训练成为教师、医生，也就被施加了教师的伦理义务、医生的伦理义务。这样的伦理义务为职业共同体所公认，为社会所公认，因而对于任何教师、医生来说都是客观的。客观的含义是，不管你是否意识到，也不管你在道德上是好人坏人，这些义务都是有效的。只要你没有履行某种伦理义务，而导致学生或者患者遭受伤害，你就得承担伦理责任。司法机关也完全可以支持受害者据此主张赔偿的权利。 　　人们也正是据此谴责那些目睹小悦悦在死亡线上挣扎而无动于衷的路人。在自己不需要冒多大风险的情况下，救助一个面临死亡危险的人，是人之为人的普遍而客观的伦理义务。上天有好生之大德，因此，人皆有生的权利。为确保这一点，上天要每个人承担救助自己同类的义务。从功利主义角度说，惟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才存在最基本的信任关系，人才能对社会形成最基本的信任，社会也才能够存在。假如没有这样的义务约束，社会就会趋向解体。 　　当然，相对于上面所说的家庭伦理义务、职业伦理义务，路人的伦理义务的强度要低一些。但是，这仍然是伦理义务。而现代民事法律发展的基本线索就是伦理义务之法律化。在传统熟人社会，社会自发治理机制可以促使人们履行伦理义务。在现代陌生人社会，则需要以法律的强制力，强制人们履行某些对于共同体存续而言最为根本的伦理义务。 　　因此，从学理上说，将见死不救列入法律惩治范围，是完全正当的。在当下中國社会人口大规模流动、传统的伦理约束机制失灵的环境下，也是十分必要的。惟有如此，人与人之间才能够形成获得幸福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合作秩序。 　　《南都周刊》 　　（ 秋风 獨立学者，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译介、研究，着有《为什么是市场》等。） 　　作者: 秋风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10-29.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法律可以惩治“见死不救”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法律纵横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道德约束不能替代法律准绳 (0) 道德管治可以休矣 (2) 质疑“《劳动合同法》为何与期望产生距离” (0) 读张五常十篇关于劳动合同法文章 (8) 论法院、法官定位的误区及矫正 (0) 论李庄漏罪案的十大硬伤 (0) 论张五常的两篇关于新劳动法的文章 (17) 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妥协性和软弱性 (0) 论“两规”措施的违宪性和刑事违法性 (1) 让法理念融入民情 (0) 警惕“恶法” (0) 规则为谁而定之——农民的困惑与法律的矛盾 (0) 行政垄断再次羞辱了法律尊严 (0) 艾未未面对的法律 (0) 舆论应止于一般事实和价值反思——对杭州飙车案的评论 (3) 聚众淫乱法批判 (2) 美国的“美国权利法案”第一条直指国会权力说明什么 (1) 经济决策的机制失误 (5) 立法·立信·执法 (0) 福州警匪勾结杀人案回放，刑警百发子弹谋杀平民 (4) 瞄准“新《婚法》”三大误区 (0) 略谈美国法律的弊端——胡露案例分析 (0) 用“陪审团”把法院和政府隔开 (0) 法规和政府的红头文件不是法律 (0) 法律首先制约政府 (0) 法律的尊荣与无奈 (0) 法律是否应该惩罚婚外情 (0) 法律应当是所有人的挡箭牌 (0) 法律到哪里止步？——关于“撞了白撞”的法理思考 (2) 法律公正与法律信仰 (0) 法律何时给动物不受虐待的权利 (0) 民愤不能突破成文法 (0) 民情比法律更重要 (0) 欲救社会冷漠，先“暖”法律制度 (0) 李庄案，还有必要陪练吗？ (0) 李庄案预示着什么？ (0) 李庄案撤诉保全了程序正义 (0) 最富有想象力的判决书 (0)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会把工人养懒吗？ (6) 新司法解释想把《婚姻法》变成《公司法》 (0)

瘦米网摘导读： 作者认为，中国经济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背后都是体制问题；体制不解决，结构性问题也不会解决。作者将中国的体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中央握有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而在行政、资源、经济等控制权上向地方分权，而中国的经济告诉增长源自获得分权的地方政府在晋升指标GDP上的比赛，比赛之外的众多问题——环境污染、贫富不均等等——都被忽视。 中国问题：从制度到结构 文/许成钢 当前，关于中国面对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基本上获得了共识，比如在“十二五”规划中都已经写上大部分的结构性问题，指出中国存在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但是这里我想指出，对中国结构性问题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中国有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这个认识很不足。 中国面对的所有基本结构性问题，它的背后都是体制问题，如果这个体制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结构性问题很难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体制落后是所有经济落后最根源的问题。国际间学者最近在研究中国结构性问题时有一个发现，对中国和美国的资源配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资源配置导致经济效率比美国低50%，意思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够改变自己的结构性问题，能够修正自己的结构性问题，哪怕不再增加投资，中国的经济还能再增长50%出来，这本身就告诉我们中国有巨大的潜力。 公认的几个中国结构性问题 公认的中国结构性问题有哪些呢？第一个被公认的问题，是中国过去30年里快速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因素是出口。现在国际间和国内都公认，以出口推动增长是不可能持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很快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靠出口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发展这是不可能的，世界历史上从来不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让全世界的人来买一个世界最大国家的出口。为什么中国一直靠出口来推动，为什么经济增长这么依赖出口推动？核心的问题就是内需不足，这也是现在公认的问题。 内需不足的第一个原因是国内的消费水平低，换成统计数字，含义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占G D P的比例低，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中是全世界国家里最低的。不仅仅是中国老百姓消费占G D P比例低，而且过去几年里这个比例一直在下降。如果我们只看老百姓的消费，消费的绝对水平是在上升，但是消费增长的速度低于G D P增长的速度，所以这个比例过去这些年里逐年下降，这导致了中国的消费不足、内需不足。为什么老百姓的消费低呢？原因特别简单，是因为中国的劳动收入低。老百姓的劳动收入每年都在增长，但是一直低于G D P增长速度，积累多少年以后，这个差距就越来越大了。 另外，中国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不仅仅是世界上最高的，而且远高第二、第三的国家。这么高储蓄率的原因是什么？你看一下都是谁在储蓄，你就可以发现之所以中国储蓄率这么高，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中国老百姓的家庭储蓄并不高过韩国，这样特殊高的储蓄率，主要原因是企业的储蓄高、政府的储蓄高。大量的财富在企业手里、在政府手里，而不在老百姓的家庭手里。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导致了内需不足。 其他结构性问题还有： 经济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关系中的一些不正义。 再就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直接和中国的体制相关，为什么？因为在任何国家里，企业的升级换代问题一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基本发展动力是中小企业，美国技术发展的基本动力是中小企业，如果你去看一下，美国的发明创造从哪里来，都是从中小企业来，大企业都是从中小企业变出来的，大企业可以有一些慢慢从市场退出去，一批接着一批的中小企业变成大企业，靠着不断有中小企业进入市场，靠着它们的发展。但是在中国中小企业严重发展不足，本身第一是直接带来就业不足、直接带来内需不足，中小企业的发展不足也会影响到中国制造业的升级换代。 还有环境问题等。 这些结构性问题，基本上在十一五规划里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五年之后，十一五规划说出来的绝大多数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恶化了。现在十二五又写进去，下面的问题就是会不会重蹈覆辙，有没有改进，能不能解决。这里有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在十一五，尤其是在十二五规划里，当写进经济结构问题时，里面都有一种提法，似乎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如果问题的根源是追求速度造成的，那么是不是将增长速度降下来就好了呢？我想说这实际上是错误的判断。内需不足不是因为经济增长速度太快造成的，内需不足是因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大量的资源在企业和政府手里，没有到老百姓的手中。所以试图靠降低经济增长速度来解决经济结构问题，最后是解决不了的，而且会带来自己的问题。将问题变得更坏，主要是在体制。 目前的体制体现好与坏双刃 到底中国的体制是什么？我将中国的体制概括为“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体制”，简称“分权式威权制”。它的特点，第一是中央对政治、人事权的高度集权，第二是分权，分权在什么地方呢？行政、资源、经济的控制权，这些方面大规模分权，一方面集权，一方面分权，政治、人事集权，行政、资源、经济分权，这样的制度是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有的制度。这个特殊的制度决定了中国过去30年里它的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轨迹，如果我们讲到为什么中国过去30年能够经济发展这么快，直接是因为这个体制带来的。现在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么严重的结构性问题，也是从同一个制度来的，好的那一面和问题的那一面，都是从同一个体制来的。 分权式威权制很重要，重要的原因有两条。第一，在这个制度下政治和人事高度集权。所有地方政府的官员都是由上级任命的，省一级是中央任命的，市一级是省里任命的，县一级是市里任命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和行政分权，你作为一个县长、作为一个市长，手里掌握着本地区的资源，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在他们的手里掌握着。在这两个条件下，第一他们是被任命的，第二他们手里有资源。那么这两个条件下怎么能够发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参与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增长？这在任何国家推动改革时，都是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引导中下层的官员一起跟着改革和促进经济增长，这是极其困难的事，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解决的办法就是地区之间竞争，让他们比赛G D P增长速度。 当中国非常穷的时候，那个时候大家都会有一个共识，经济增长是一切一切里最重要的，因此在那个时候竞争G D P的增长速度基本上是与大家的共识相一致。但是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低的中等收入水平了，再加上中国的规模这么大，就有巨大量的超出G D P的其他问题产生。当这些问题产生时，这些问题超出G D P.比如说G D P高速增长的同时，大量的财富被企业、被政府拿走，地方政府竞争G D P和这个事情没有关系了，地方政府竞争G D P之后需要将钱拿走，中央也需要将钱拿走，G D P是竞争了，但是钱在谁的手中，这是另外的问题。贫富不均的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环境保护问题是G D P增长之外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在G D P增长速度之内。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中国基本的体制还是这样，中国的操作方式就仍然是要靠地方政府竞争来帮助解决地方政府自身动力问题、解决它的信息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可能采用的办法，一方面考核地方政府G D P增长指标，另外也考核其他指标，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当地方政府在竞争时，考核若干个指标时，实际上地方政府的竞争并不一定总能够保证你竞争时都是大家变成最好的，相反可能会产生所谓的逐底竞争，也就是有意变成最坏的。为了保证财政收入、保证G D P的增长，其他的部分它都不管了，比如说社会正义、比如说强制拆迁、比如说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占老百姓的土地等等。当我说地区竞争面对这样的窘境时，中国面对的这些结构性问题，是直接产生于这种体制、这种操作方式，只要是这样的体制、只要在这样的操作方式下，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不改变体制的几个思考 下面我们一起动脑子思考，有没有可能发明一个什么办法，不改变这个体制，只是改变操作方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很自动地大家会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即所谓的绿色G D P.设计一个指标，G D P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综合指标里还有所有其他的我们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内需、比如说老百姓的收入、比如说环境保护、比如说社会稳定等等，所有问题都放在一起，算出一个数来，G D P只是其中一个数，从此我们就用这个数代替G D P，还让地方政府竞争，地方政府这一回竞争的是综合指标，而不是G D P了。但是，从经济科学的角度来说，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第一个原因，因为你为了造这个综合指标，实际上需要许多许多的具体指标，而许多许多的具体指标里非常多的指标之间它们有内在的矛盾，它们互相冲突着。第二个原因，在很多的这些指标里，有的指标界定是清楚的，就是怎么定义是清楚的，而且容易度量，可以测出来的，比如说G D P就是其中一个。但是也有很多的指标，它的界定是非常模糊的，它的度量也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社会稳定，什么是社会稳定呢？第三个原因，许多的指标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地方政府、地区官员的自身利益，地方政府、地方官员有动力也有能力来歪曲这些指标。第四个原因，中国至今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独立于地方政府的，而且有权力的，全面收集和审计地方政府各方面工作数据的机构。 再下来一个可能的方案，是不是可能寻找单项的社会经济指标来取代G D P呢？尤其是当某些社会问题变得很严重时，是不是可能呢？这里有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最近一年以来中央有一个新的考核指标发出来，说所有的地方政府都必须要保证将房价降下来，房价不降下来我拿你是问。但是这样的方法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是严重的错误，因为在使用G D P这个指标时，它考核的是全面的市场活动，当你一旦拿单向指标去取代的时候很危险，当你给地方政府非常大的压力，压力在某一个单项上时，如果地方政府可能以其他事为代价，比如可以G D P增长速度为代价，满足某一个单项指标，这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分权式的威权制在中国并不是新的，中国实际上自古就是这个体制，可以一直追回去，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基本建立的就是这个体制，这个体制从唐朝时开始正式成为制度化的东西。唐朝、宋朝，逐渐开始演化，然后到了明朝时，就非常非常像现在的体制了。满清结束之后，国民党代替满清，名义上看起来它是中华民国是共和制，但是实际上中华民国的结构基本上跟满清相似，主要差别就是没有了皇帝。就是说权力的分配、治理的方式，基本上就是相似的方式。当然，中国这样的帝国，在历史上持续2000年，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它能够维持2000年，本身就意味着这样的统治方式里有自己很重要的特点，这些很重要的特点使得它能够稳定。现在我想强调的是，这个体制不是新的东西。 那么到底中国这30年改革里什么东西是新的呢？新的是全面地引进了市场经济，至少试图全面引进市场经济。地方政府竞争的不再是单项指标，而是全面的市场活动，这就是G D P，就是G D P增长速度，这是新东西。所以现在试图用单项社会经济指标取代G D P，这是倒退。现在之所以单项指标没有见到那么大的成效，原因是因为某一些要地方政府做的单项指标和地方的利益相冲突，地方政府在顶着。人们有时候会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坏事都是地方政府做的，其实不一定，有的时候地方政府顶着是对大家都有好处的。 扭曲的土地财政影响基层 与刚才问题相关的是土地财政问题，土地财政问题哪儿来的？是这个体制来的。虽然经济活动是分权的，但是实际上中央政府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利益所在就决定了中央政府有很大的动力要将更多的财权抓在自己手里。这个变化起始于1994年，进一步加深是1998年，更严重的进一步加深是2002年。这几次的变化之后，中央基本上将全国的财政收入大头拿到自己手中了。但同时中国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公共支出的主体是靠各级地方政府做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地方政府需要解决自己的财政收入问题，于是只能利用他们手中掌握的土地资源。 而土地问题在好几个方面，从最基本的地方影响着中国经济结构。第一个基本方面就是它影响了内需，第二是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第三是影响社会的稳定。当然了，中央政府有一种解释，财源中央拿走了2/3，地方留了1/3，但是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大概4/5，甚至更多是地方政府承担的，这怎么可能呢？你将2/3的财源拿走，而4/5的事情让他们做。当人们提出这个问题时，中央政府可以这么回答，他说实际上虽然中央名义上拿走2/3，但是拿走的这些财源里，它又用各种方式返还了。这个说法里有非常基本的问题，中央将财源拿走再返还的方式严重扭曲了激励机制，它将大量的财源拿走，然后再重新分配给各省，导致了在这之前地方政府的努力是增加财政收入，自己想办法发展经济，靠发展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现在变成了地方政府，尤其是比较贫穷一些的地方政府只能“跑部钱进”。 第二个扭曲是中央向地方返还时，是返还到省一级，在这个财政政策改变之前，中国的财政收入是自下而上的，意思就是县里有县里自己的财政收入、市里有市里自己的财政收入，除了满足自己的财政支出之外，各县、各市向省里报，就是有一部分报到省里去，省里有省里自己的财政收入，省里再向中央上交它的财政收入。自下而上这一种过程，就是减少了扭曲，而且保证了最基层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这样不会严重地扭曲信息，不会严重地扭曲激励机制。但是现在是从上往下送钱，省里一定是拿掉大头，到基层就很少了，但是巨大量的公共服务、公共物品是地方基层政府解决的，严重扭曲了激励机制，严重影响了中国基层的发展。 地方是在严重的赤字运行下，中央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鼓励他们用土地收入来解决他们的财政收入问题。全国大多数相对比较发达地区的G D P，都是和当地政府的土地财政密切相关，而失去土地的民众，包括农民、市民，包括小企业主，他们怨声载道，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 经济结构问题里最大头的问题是内需不足，解决中国的内需问题，必须要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相关的这些内容一定要有所改动，没有改动的话，土地问题解决不了，那么内需就上不去，大量的社会矛盾也解决不了。解决的办法就是农民土地的权益要受到保护，市民的土地权益要受到保护，房地产是他们的基本财产，他们的基本财产要受到保护，民众的基本权益得到了保护，社会也就稳定了。 现在我们真正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要逐渐地用法治来取代分权式威权制，各级领导需要的不只是对上级负责，而是需要对民众负责，不只是对上级负责，必须要服从法律，要逐渐地将这个体制变成以法律为基础的治理机制，以此代替行政机制。刚才我们强调自上而下，这是行政机制，就是这样的行政机制要退出，不是彻底退出，而是逐渐退出，用法律的治理机制取代，要用宪法来保护民众的所有财产，保护其土地的权利。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查看评论(0)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0)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革命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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