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瘦米网摘导读 ：WHY?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干出911这样的大件事？答案让你很沮丧——因为一小撮美国人愿意这样认为，因为美国言论自由。本文来自《杨恒均2009年言论自由系列》之二： 杨恒均：我在911现场发现了美国政府的大阴谋！ 和朋友经过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看到现场被密密地围起来了，不过，好象并没有减少络绎不绝游客们的兴趣，其中不乏来自各州的美国人。911虽然过去这么多年了，可从美国游客脸上依然可以看出挥之不去的阴影很沉重。有一些美国人，更是表情肃穆的和围栏上的一个花环，或者简单的一行字合影留念。 看多了美国人平日吊儿朗当、嘻嘻哈哈的样子，对他们一本正经的德性我还真有点不习惯。想起前段时间有媒体揭露911现场施工缓慢的深度报告，我擅长编撰悬念小说的大脑立即产生了一个“阴谋论”：美国布什当局故意拖拖拉拉，保持911现场原样，不让新楼房盖起来，为的是提醒美国人911的残酷，为伊拉克战争找动力，以及把这个地方变成美国反恐和爱国的“圣地”，供美国人朝拜。 就在我为自己编造的阴谋论自得其乐的时候，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横幅和几个提着示威的美国人。横幅上写的是：911是内部人干的！ 在到处都是警车的美国人民爱国的圣地，竟然出现了示威的一小撮，我和朋友停下来观看，这时很多游客也聚拢过来。我过去问那个显然是他们中的负责人的高个子白人他们为什么示威。他随手递给我一份印刷很精致的传单，说，你可以看看。小册子上的标题是：你应该怀疑！ 小册字以各种他们认为是事实的证据试图证明：911是美国内部人干的，就是政府或者中央情报局或者布什家族干的。我问那个头，后面那些警察不干涉你们吗？我朋友也问，你们在这种地方挑战美国政府，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个身上挂着牌子的带头人说，警察是例行值勤，我们是和平游行，言论自由，没有任何问题。他还说，他们每个星期六固定到这里来打横幅抗议，散发传单，揭露美国利益集团的阴谋，向人民讲真相。 911是美国政府的阴谋？显然这几个哥们比我更能够忽悠，我刚刚想到的阴谋论哪里能够和他们的相比？人家的那才叫好莱坞大片，我为自己想象力的贫乏感到惭愧。不过，他们可不是在构思小说，他们是在抗议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政权，这就让我觉得既不可思议，又佩服他们的勇气了，毕竟，那宾拉登自己都承认是他干的，你们还在这中光天化日之下折腾个啥子呢？ 我特意留意了周围围观他们游客，特别是那些美国口音的人，他们都很好奇，但看得出来，没有一个人相信这几个哥们的阴谋论。可是，他们都很礼貌地听示威者解释，客气地接下他们的传单，然后继续去表情严肃地凭吊爱国911现场。显然，他们对这种事情已经习以为常了，在美国人看来，你可以怀疑任何事情，哪怕是911这种连宾拉登都已经承认了的事，你不但有权怀疑，而且，你还有权在任何地方把你的怀疑说出来，发送传单，引起大家的注意。 这大概就是美国言论自由的极致吧，只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其实我也注意到，在美国，由于言论自由已经成为大众的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对普通的所谓“言论自由”你也就不以为意了。也正因为如此，只有这种极端的例子，才常常引起大家的注意。就拿我来说，我记得的一些关于美国的言论自由的例子，几乎都是很不寻常的，有些另类，有些搞笑的，大多都很夸张。也正因为这些例子，让人对美国的言论自由有了深刻的印象。例如，对于那些说美国的言论自由是虚假的人，怎么也没有办法解释：美国的宪政民主制度竟然允许在国难“圣地”911现场固定摆摊揭露政府“阴谋”，抗议最高当局，给前来拜祭的人士发放鼓动怀疑和揭露政府的宣传传单。 试想一下，到中国红色胜地延安去摆一个摊点，讲一些编造或者真实的有关老毛同志的鲜为人知的故事，后果，或者说下场会是怎么样？你一定不想知道。 想到这里，我突然浑身一紧，啊哈，我擅长写阴谋论、制造悬念小说的脑袋怎么了？于是我开动脑筋，于是这样一个更离奇、更惊竦的阴谋论诞生了： 911后美国为了反恐，在人权和言论自由上大踏步倒退，全世界人都对美国的言论自由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布什的亲自领导下，决定在美国游客最多的圣地911现场设立一个展示美国言论自由的窗口，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美国依然是言论自由的国家。当然，不能象某些国家宣传部搞的那样，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要搞，就搞苦肉计。不过，要搞苦肉计，却又不能真正伤害到美国政府和国家利益，于是，要弄一个一看就知道是虚假的东西。 于是，中央情报局从一帮流浪汉和无业游民中挑选了几个口齿清楚的，让他们每个星期六到911现场去攻击美国政府，去揭露白宫的阴谋。这阴谋一定要编造得非常离奇，离奇得让人一听就感到不攻自破。 于是，就在美国纽约911现场的东边街道上，出现了正好被我撞上的聚会示威活动。 而我这个被一些网友讥讽为民主小贩的中国人，正好就被中央情报局给忽悠了。因为，即便你完全不相信美国政府的阴谋，当你转身离开这里的时候，脑袋里一定会想，上帝呀，美国宪法竟然允许公民在这样的地方定期集会、示威和散发传单，政府和警察完全不能干涉？真是一个言论多么自由的国度呀。你忍不住祈祷：上帝保佑美利坚！ 至少，我转身离开时，对美国的言论自由充满了崇拜之情。本来前几天冒出要响应胡哥号召“不折腾”，准备留在美国过安稳日子的，现在我忽然改变主意了。我得回到我的国家，尽快把那里也折腾成一个言论自由的圣地。 （来源： 爱思想 ） 查看评论(4)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4)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柴静：因为如果是我 (3)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瘦米网摘导读 ：四卷本的《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这比所谓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传记真实得多，也更具历史和现实意义。我手上也有一套，正在翻看。对于朱镕基的评价，多有叫好者，也有部分质疑他搞严重和搞出了一些社会和经济问题。看着这些讲话，虽不能说是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但多少有点行动赶不上言语吧。下面是一位网友摘录的一些针对性的讲话内容，算是个极简版： 朱鎔基到底在骂谁？ ——朱镕基的批文选 打开四卷本《朱镕基讲话实录》，翻阅这些时隔多年的文稿，人们仍能清晰地感受这位耄耋老人力透纸背的怒意。当时担任国务院总理的他，曾不忿官场陋规，直斥走私之非，大骂以竹筋替代钢筋的防洪工程为“王八蛋工程”。再回首，我们才惊讶地发现，这个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湖南“伢子”从未离开，而我们今天想骂的，朱镕基当年都已骂过。 批京沪高速铁路：我是泼冷水的 我们不能总搞锦上添花，对京沪高速铁路我是泼冷水的，先雪中送炭嘛。我是上海来的，难道不希望看到上海通高速铁路?当然希望早日修高速铁路。得有钱呀，京沪高速铁路得花多少钱?说是600亿元，我看1000亿元也下不来!论证要实事求是。我不是反对修高速铁路，更不是反对修京沪高速铁路，时间未到，先做工作。“九五”期间能不能开工?我看很困难，既没有钱，也没有研究透。(1995年11月，《铁路建设要雪中送炭》，第二卷第218页) 批大量卖地：要影响社会稳定 1994年6月3日，建设部部长侯捷向朱镕基同志报送《关于请求解决城市拆迁安置住房建设专项贷款资金的紧急报告》，反映各地旧城改造规模大幅度增长，拆迁过渡周转用房严重不足，希望中国人民银行安排5亿元的专项贷款，用于沈阳、哈尔滨、上海等10个问题比较突出城市的拆迁安置住房建设。这是朱镕基在该报告上的批语—- 椿霖同志(即何椿霖，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并告侯捷同志： 城市拆迁应该有计划、有步骤，量力而行。现在有些城市不顾后果，大量卖地，大量拆迁，置拆迁居民于不顾，这样搞下去要影响社会稳定。应由有关部门联合发个通知，提请地方注意。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要国家来背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请酌。(1994年6月，《卖地收入首先要用于安置拆迁户》，第一卷第509页) 批权力过分集中：不能个人说了算 最近，我问一位省长，你们省的政府工作、经济工作是不是省委也开会讨论?他说，我们省委大约一个月开一次会。那怎么够呢?这是不行的。我在上海市当市长、江泽民同志当市委书记时，我们碰到重大问题、经济问题，都要向市委常委报告，市委至少一周开一次常委会，讨论经济工作。市政府准备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准备进行的重大项目，都要拿到市委常委会上去讨论，常委集体讨论拍板，市政府去执行。这才是集体领导，市委常委都要了解上海要干什么、怎么干法。大家都有一份责任，才能够互相配合，齐心协力去干。现在一些省的集体领导不健全，党政职责不清，成员各干各的，经常发表不同精神的讲话，使底下非常为难。我认为，一个省的经济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文化工作及治安工作都要经过省委的集体讨论，不能个人说了算，决定了以后分头去执行嘛，这样才能避免省长与省委书记不团结的现象。(1995年6月，《关于党的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第二卷第154页) 批盲目建设：一万多块钱一平米的房子，盖给谁住啊? 去年(2001年)经济形势大好，但实际上隐藏着很多问题，今年就可能要逐渐暴露出来。现在我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城市建设方面，存在一种浮夸、铺张浪费、不顾实际情况之风。“安居工程”没有解决，很多房子老百姓还是买不起。一万多块钱一平方米，盖了给谁住呀?这种很危险的倾向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厉害。全国182个城市都要建国际化都市，怎么得了!忘了中国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有些地方连“低保”都保不了，发工资都保不了，就保建所谓的国际化都市。 真的搞不成就搞假的，15年的规划要15个月完成，楼盖不起来就临街盖一面墙，自欺欺人!这种作风非常恶劣，就是为了升官、升级。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我们的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觉得现在搞的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文件，不单纯是要求加强城乡规划的管理，还要狠刹这股歪风。(2002年1月，《制止城市规模盲目扩大的势头》，第四卷第309页) 批出租汽车公司：那帮人简直就是“把头” 举个例子说，北京出租车司机每天要向公司交150元钱的车份儿。照这样下来，公司两三年就可以把买车子的钱收回来了，但司机还要继续交下去。出租汽车公司还老是给他们摊派，叫他们装这个装那个，卖给他的东西又贵得要命。而且，所有这些交给出租汽车公司的钱只打一张“白条子”，这意味着出租汽车公司根本不交税。说得难听一点，出租汽车公司那帮人简直就是“把头”，是上海解放前戴墨镜、穿香云纱的那种人。偷税、漏税，这里面有多少钱呀!(2000年1月，《关于当前的财政政策》，第三卷第417页) 批银行管理：骗钱太容易了 国务院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电话会议，并把这个会议一直开到国家银行的县支行呢?这是因为现在金融诈骗已经成为我们银行系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都记得，去年发生过农业银行衡水支行开出100亿美元信用证的大案。江泽民同志作了批示，他指出，这个案子告诉我们，金融系统的秩序混乱、纪律废弛，已经到了何等惊人的程度。但现在看起来，我们银行系统并没有真正吸取教训，这种金融诈骗案件还在发生，有几个特点：一是范围越来越广。从农业银行这件事情开始，紧接着中国银行被骗换1.5亿美元汇到国外去了，又来了一个建设银行哈尔滨第二支行开出大额外汇存单，还出了一个工商银行上饶支行的案子，等等。二是情节荒唐。到银行骗钱太容易了，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一样，传出去要成为国际笑柄。衡水支行的案子是100亿美元信用证。最近又发现一个诈骗分子谎称能引进500亿美元，并且已经存入工商银行。稍有常识的人，怎么会相信这种事情?三是性质恶劣，恶劣到可以假造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印章、信件。四是损失严重，为了追回衡水支行100亿美元的信用证，不知费了多少心血，钱也花得不少。这200张信用证虽然都控制住了，但还没有完全追回。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是我们有些同志急于利用外资，又缺乏金融常识，上当受骗;另一方面，银行系统也存在不少问题。(1994年5月，《严防金融诈骗》，第一卷第489页) 批飞机晚点：如果连这个都抓不上去，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 应该认识到，民航的一切作为，代表着国家的形象、民族的精神。你们是一个先驱、先行、先锋，外国人首先是从我们的民航、民航人员看这个国家的素质和精神状态的。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要用这种感情来改善你们的服务态度，一个国家的民航服务水平很低，飞机老不正点，如果连这个都抓不上去，这个国家是没有前途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比德国人、日本人的严格要求差得远。我们应该有民族的自尊心，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一点应该从民航的工作人员中体现出来，应该从民航的身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应该提到这个高度来检查我们的工作，改进我们的工作。(1991年10月，《“正点”是民航服务质量的中心》，第一卷第58—59页) 批机构臃肿：一个脓疮都熟透了，必须把它割掉 现行机制我们实行了几十年，大家都知道弊病在什么地方，共同语言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我并不认为政府机构的精简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的意见差不多了，而且很多同志都认为机构臃肿问题，现在已经像一个脓疮都熟透了，必须把它割掉，这方面大家还是有共识的，也都有改革的意愿。(1997年12月，《在一九九七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第二卷第504页) 批乱用社保基金：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来冒这个险 现在一年也就收入养老保险费1100亿元，92亿元跑掉了，怎么跑掉的呀?就是想增值，去搞投资，搞房地产、炒股票、上项目，干什么的都有，最后血本无归，钱都收不回来了，还增什么值呀!我看了这个报告以后，是很痛心的。我记得这几年，至少是从1994年以来，年年跟同志们讲，这个钱只能买国债，不能去搞投资。投资有风险，你可能赚一大笔，也可能全部赔光了。我们不能冒这个险，我们没有这个权力来冒这个险!不是国务院没有提醒，早就提醒了，可是有人就是不听，也不报告，等审计出来以后才知道。 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我们建议还是要把有关文件很好地学习一下。要认真调查，因为这只是个大概数字，究竟哪个地区有多少、流失在什么地方，先把事情搞清楚，你们回去自己查一查，实际上绝对不止流失92亿元。这里，我不客气地讲，大部分是劳动管理部门自己批的，财政部门也批了1.7亿元。你们要总结经验教训，我也希望那些有关的地方领导要总结教训，你没有权批，这种干预是完全错误的。(1997年7月，《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几个问题》，第二卷第436页) 批领导人参加剪彩：出席类似的活动干什么? 还要作一个规定：国务院领导同志不参加接见、照相、颁奖、剪彩、首发首映式等事务性活动。我们要停止剪彩活动，我们国务院领导同志出席类似的活动干什么?国外也没有在职政要参加类似的活动。除国务院同意安排的以外，一般都不要搞，也不为各部门的各种工作会议发贺信、贺电，不题词、提名，在信封上签名例外。(1998年3月，《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第三卷第10页) 批公款吃喝：这是帮助自己加速死亡呀! 我们都宣过誓，要为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奋斗，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除了这个目的以外，我们还有什么别的目的呢? 山珍海味，一天无非是吃三顿嘛;高档宾馆，晚上无非也就是一张床嘛。你现在究竟图的什么东西呢?刚才有同志讲，是嘴巴害的，一天到晚吃吃喝喝。同志们，那样吃吃喝喝，血管是要硬化的。最近，我看到台湾报纸上登的王永庆(中国台湾地区台塑集团创办人)的养生之道。他说，养生之道就是简单，越复杂越活不长。他吃饭时，不吃山珍海味，以小菜为主，有时候吃一个鱼头，吃几片藕、一碗稀饭。一天到晚，这里赴宴，那里赴宴，究竟有什么好处?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帮助自己加速死亡呀!(2000年2月，《海关要重振雄风》，第三卷第459页) 批豆腐渣工程：这是对人民犯罪 采取财政发债的方式，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是我国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重大政策措施，而成败的关键在于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质量和效益。因此，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1998年12月，《搞“豆腐渣工程”就是对人民犯罪》，第三卷第171页) 如果千里长江大堤，质量大抵如此，则中国危矣，而我等均该骂名千古。曾记去年(1998年)今日，解放军牺牲生命保卫洪湖大堤，而今一撮蛀虫公然克扣国库公帑，置百万人民生命于不顾，政府诸公视而无睹，国法何在，公理难容。(1999年7月，《搞“豆腐渣工程”公理难容》，第三卷第282页) 批造假账：中国不做假账，我死可瞑目 我当了总理以后，这几个国家会计学院建成了。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第一个建成;北京国家会计学院我也去看了，建成了;广州不够积极，改建在厦门。厦门非常积极，把海岸上最漂亮的一块绿化的地方，500亩，拿来建会计学院。我在今年(2001年)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题了个校训：“不做假账”，就四个字。三所国家会计学院是我倡议设立的，经过千辛万苦才建立起来，你们要是给我造假账，我会伤心死的啊!我们辛辛苦苦办的国家会计学院，把你们培养出来了，你要都造假账，中国还有希望吗?当然还要有法制，刚才讲的，要罚他个倾家荡产、名誉扫地，看他还敢不敢造假账。在这些方面，我们要做艰苦的工作，建立信用文化，实行讲信用的法治。不然的话，银行、证劵、保险将来都会一塌糊涂，国有企业也都会一塌糊涂。根本问题没解决好，经济好、财政好都是暂时的。今年10月份我到北京国家会计学院视察时，他们也让我题词，学院领导向我建议题：“凡我校友，不做假账!”难道不是我校友的就可以做假账吗?因此，我就改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坚持准则，不做假账。”这样就更全面一点。如果我这一任政府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中国不做假账，那我就死可瞑目了。如果将来从国家会计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还做假账的话，我就死不瞑目了。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实现工业化、怎么实现现代化?(2001年12月，《加强舆论监督》，第四卷第291页) 批食品问题：对违法犯罪分子就得抓起来依法判刑! 质量问题始终是我们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现在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许多商品不能让人放心，有的在大米中掺工业油，在酱油里掺甲醛、“毛发水”;有的在白糖里掺吊白块(含致癌物质);还有“黑心棉”、“黑心菜”、“注水肉”。“黑心棉”这个名字起得很准确，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外面一个套子很漂亮，里面用的是废棉花。最近，发现一些地方的血液制品有病毒，有的甚至将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液制品卖到医院输给病人，真实害人!我两次将有关材料批给卫生部，要求对这些案例严肃查处，处理结果要公布，在报纸上曝光。 有些假冒伪劣商品已出口到国外。前不久，韩国从进口鸡肉中查出禽流感病毒，就禁止从我国进口禽肉。我对来访的韩国总理李汉东讲，你们不与我们商量，就停止进口，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则。他回去后就撤销了禁令。质检部门应该把这样的产品卡在国内，不让它出关。要查清是哪些企业出口的，坚决把这些企业关掉。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能够在世界上站住脚?欧盟国家发生“疯牛病”、禽流感后，就全部屠宰消灭，也不怕曝光。我们国内如果真有口蹄疫、禽流感，就应该公布，不要让这些东西出去害人。只有把问题暴露出来，人人喊打，才会有效果。最近，中国银行把自己的不良贷款比例如实公布了，得到国际上的一致好评，将中国银行评为中国最好的银行、亚洲最好的银行，就是因为它说实话。我们应该有这个勇气，如果连这点精神也没有，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前途? 我特别强调一点，对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食品，质检总局一定要管好。要有计划地、全面地、狠狠地打击那些危害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的假冒伪劣食品，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定要毫不留情。 光靠罚款没有用，光撤职也不行，有的人被撤了职还会异地升官。对违法犯罪分子就得抓起来依法判刑!(2001年7月，《加强质量监督检验工作》，第四卷第200-201页、第203页) 批走私：走私分子的炮艇再出来，就把它们打沉 有的人认为，“走私可以致富”、“走私可以搞活经济”、“打私不能打死”、“打私影响改革开放”。这些纯粹是奇谈怪论，荒谬绝伦!走私就是犯罪，走私只会使极少数人暴富起来，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会受到损害。走私只会破坏改革开放，只会搞乱经济，而绝不是搞活经济。所谓“打私不能打死”，本身就是庇护、纵容走私，为走私张目。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口头上讲打击走私，实际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纵容、支持走私，为谋求局部、小团体和个人利益，不惜损害国家利益。(1998年7月，《严厉打击走私犯罪活动》，第三卷第76-77页) 走私带来的危害性不仅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影响到我们整个党、政、军的廉政建设。如果让这种歪风泛滥起来的话，我们就有丧失政权的可能，共产党就可能变质，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一些共产党员已经变质了，当然是少数，或者是极少数，但是他们都身居高位，影响很大啊! 同志们，江主席已经下了命令，这也是江主席在全国打击走私工作会议召开前几天几夜的考虑。他给我打电话讲，军队不许经商办企业，切断这个经济来源，就吃“皇粮”嘛。“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啊，军队怎么能自己去捞钱呢?其实，这些钱也根本没有到军队口袋里，而是被那些混账王八蛋中饱私囊了。 确实有一些地方的领导腐败了、变质了。大家都应该知道，广州省湛江市，整个党政机关都牵涉进去了，从市委书记开始，到常务副市长、副市长、市打私办主任、公安边防局政委和局长，当然还加上海关关长，这个海关关长受贿1000万元以上。他们把我们一个政权、把我们共产党的一个根据地都给丢光了，你说这个危害性多大!山东省乳山市那个市委书记应该判死刑。广东省海丰县杀了一个县委书记，叫王仲，他管海丰管了10年啊，所以现在有的人得杀呀!不杀还行?

瘦米网摘导读 ：标题改为出走中国或逃出中国，更加贴切。一份教你在身处监视和限制下，怎么逃出中国的指导手册。至于为什么要逃出中国，作者给出的理由是：只有逃离中国这个庞大而无形的监狱，我才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出版。我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所隐藏着的真正中国——对老百​​姓一触即发的怨恨漠不关心的中国。 《纽约时报》 – 廖亦武：走出中国 来自四川成都的诗人、小说家和记者廖亦武 位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长期以来一直是渴望到国外开始新生活的中国人的出境点。在那里，人们可以经陆上穿过原始森林潜离中国，也可以走水路，沿澜沧江一路顺流而下，直到它变成了湄公河，绵延流过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 因此，每当我踏足云南，看到在阳光下闪亮的红土地，就会变得不安分起来。我的想象力也会四处驰骋。毕竟，自从我写了一首诗谴责中国政府在1989年对抗议学生的残酷镇压、并因此被囚禁四年后，我已经有16次被禁止离开中国了。 我真的很动心。有没有护照或签证并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口袋里的现金数量。你扔掉手机，切断与外界的通讯，潜入一个村庄。在那里你可以轻松地找到一个愿意帮你的农民或走私犯。谈妥价格之后，你就会被带上一条秘密小路，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中国。 直到今年年初，我一直在抵制着逃离的冲动。相反，我选择留在中国，继续记录着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生活。然而，民主抗议活动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互联网上也开始出现呼吁在中国举行同类街头抗议的帖子。在二、三月份里的每个星期天下午，在几十个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旅游热点都有和平集会。政府惊慌失措，在全国各地一致严厉镇压。士兵们换上便衣，持枪在街道上巡逻，逮捕他们认为可疑的人。 与此同时，任何提及突尼斯茉利华革命（甚至只是茉理hua三个字）的言论，都会在短信和搜索引擎中被过滤掉。警方围捕人权律师、作家和艺术家。民主活动家刘贤斌曾因组建中国民主谠而被关了9年监狱，现在又被判了10年徒刑。艺术家艾位未在4月里彻底失踪，并且在6月中旬被放出来之后，一直在政府的严密监视下生活。 我是一个老派的作者，很少上网浏览。阿拉伯之春与我擦肩而过。但是，即使没有参与其中，我仍然逃不过警察的骚扰。当公安人员了解到我的书将在德国、台湾和美国出版后，他们便开始经常打电话给我，并登门造访。 今年三月，负责监视我日常活动的警察在我的公寓外常驻下来。“在西方出书是违反中国法律的，”他们告诉我。“狱中回忆录玷污了中国监狱系统的声誉，《上帝是红色的》歪曲了党的宗教政策，煽动地下教会。”他们说，如果我拒绝取消与西方出版商的合同，我将面临法律后果。 后来我收到萨尔曼•拉什迪寄来的邀请信，请我参加在纽约的国际笔会世界之声节。我马上联系了地方当局，申请离开中国，并预订了机票。不过，在我预定出发的前一天，一名警官叫我去“喝茶”，并通知我，我的申请遭到拒绝。那位警官告诉我说，如果我坚持要去机场，他们就会让我像艾味未一样失踪。 对于一位作家，尤其是一位渴望见证中国的作家来说，言论和出版自由比生命本身更重要。我的好朋友、诺贝尔合平奖得主刘X波，已为他的著作和政治活动支付了沉重的代价。我不想走他的道路。我不想回到监狱。我也不愿意被监狱高墙外的人当作”自由的象征”。 只有逃离中国这个庞大而无形的监狱，我才可以自由地写作和出版。我有责任让世界了解经济繁荣的假象背后所隐藏着的真正中国——对老百​​姓一触即发的怨恨漠不关心的中国。 我没有向别人透露自己的计划。我没有按惯例请求警方的批准，而是收拾到箱子里一些衣服、一只箫、一个转经钵和我珍爱的两本书籍——《史记》和《易经》。然后趁警方不注意的时候，我离开了家前往云南。虽然当地很热，但我仍然感觉就像冬天里的老鼠，静静躺着以节省能量。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与道上的人打交道。我知道，只要我在附近打听，最后就一定能找到出路。 揣着有德国、美国和越南有效签证的护照，我开始了行动。与我在西方的朋友（他协助我制定了这次计划）做简短的联系之后，我关闭了手机。几天后，我来到一个边陲小镇。在那里，我可以看到在水流湍急的河道对面就是越南。当地帮助我的人说，可以花钱雇人偷偷渡我到对面，但我谢绝了。我有一份合法的护照。我决定通过桥上的边境检查站过去。 在逃离之前，帮助我的人把我安置在边境附近的一家酒店里。阵雨时断时续，我也在半梦半醒之间。然而敲门声惊醒了我，我紧张地打开门，却看到一个妓女站在雨中发抖，她想要进来避避雨。虽然心有同情，我当时的情形实在是爱莫能助。 7月2日上午10时，我走了100码，来到边检站。我心中已做好最坏的打算，但奇迹出现了。边防人员检查了我的护照，盯着我看了片刻，然后在我的护照上盖了章。我一刻不停地前往河内，并登上了飞往波兰的飞机，然后又转飞德国。当我在7月6日上午走出柏林泰格尔机场时，我的德国编辑彼得·史莱姆正等在外面接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大叫着。他被深深地感动了，简直不敢相信我真的到了德国。机场外空气清新，我感到了自由。 安置好之后，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人和女友，他们已被当局盘问过了。我逃离中国的消息传得很快。一个画家朋友告诉我说，他去见了仍被严密监视着的艾味未。当我的朋友提到我神秘地出现在德国之后，老艾的眼睛都瞪大了。他难以置信地喊着，“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 （来源：纽约时报 翻译： 南山 ） 查看评论(4)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4)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1)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 柴静：因为如果是我 (3)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瘦米网摘导读 ：一些官员和学者认为“中国模式”是存在的，它的组成/特点就是高度集权的政治+儒家文化+高速发展的经济。而更多的学者和一些官员认为，“中国模式”是个假问题，为这个模式正名，其实是在掩盖中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是在为政府为党说话。也就是说，如果“中国模式”真的存在，那么它值五毛钱。这篇瘦米网摘是9月1日“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有很多熟悉的名字： “中国模式”幻影折射的真实 地点：北京  主持人：张剑荆 中国经济30余年高速增长，确是极大的成就。如何解释这一成就呢？从“北京共识”到“中国模式论”，强调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成为一种流行的观点。虽然温家宝总理曾明确表示不存在“中国模式”，但争论依然不断。 那么，究竟如何认识中国的发展道路？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中国模式”？所谓中国模式，其特点如何，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模式有何不同？这一模式的经验和教训何在，是否值得其他国家借鉴？与中国经济成就伴生的诸多问题如何解决？ 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关乎民众的幸福和国家的未来，均值得关注和探讨。本刊整理并刊出“中国模式座谈会”的专家发言，供读者参考。——编者 “中国模式”真与假 竹立家（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中国模式”是一个假问题。我一直以为，中国是一个正处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体，具有现代性的制度和价值也正处于初步形成和发育的过程中，以制度和价值支撑的“现代社会结构模式”还处于探索阶段，具有战略意义的社会体制改革才刚刚起步，改革正在步入“深水区”，一些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正在逐步显现，社会公正、贫富差距、特权腐败等诸多问题正在困扰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谈“中国模式”，确实有些“奢侈”。 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快速增长来界定“中国模式”。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经济增长仅仅是发展模式形成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正确对待、处理好和分配好增长的社会财富，保持社会的公正、稳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安排才是一种发展模式的根本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必须对“中国模式”这一话题有一个全面的、深刻的解析，并保持高度的清醒，不能文过饰非。要知道，我们自己正处于发展的“中国时刻”，不但要防止被他人“误读”，也要防止被自己“误读”，丧失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动力和方向。 蔡霞（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 应当把“中国模式”的问题放到一个大背景中去看，就是中国社会几十年来的变化，本质上是东方农业大国怎么走向现代文明。 在这个大背景下，世界可以分为两类国家：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这样看来，30多年的改革开放其实并没有超越发展中国家追赶工业文明这个大范畴。 有学者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就是以政府权力为主导，推动市场经济。这一步，其实发达国家都走过，我们也正在走。所以，从文明发展规律来讲，我们没有更特别的东西。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国情，就是人口多、规模大、国土幅员广，底子可能更薄。 所以，中国30多年的发展，恰恰是人类文明转型的规律在发展中的中国的表现。所有社会文明的变迁，都是从经济的变化开始的，中国的发展没有超越这个规律，也没有超越其他发展中国家采用的路径。因此，没有什么“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鼓吹者试图把模式固定下来，这会在客观上掩盖我们中国现存的问题和矛盾。因为这些问题和矛盾不是光靠经济本身所能解决的，它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而一旦谈模式，便是要固化下来，使之变成静态的东西。 中国人要走向现代文明，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过程，应该用开放的、发展的、过程的眼光去看待中国的变化。中国要走向现代文明，中华民族要强盛起来，我们是在探索一条发展道路，所以应该讲的是“中国道路”。 夏业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首先我要提一个问题，到底是不是存在“中国模式”？要形成经济发展中可借鉴的模式，它必须从理论上具备几个重要的构成要件，这样，既可以从理论上加以阐释，也便于其他国家应用或者借鉴。但是，我们看来看去，现在无论中国人说的，还是外国人说的“中国模式”，都含糊不清，没有很清楚的界定。 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好像是把中国30多年来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的一些成绩都认为是模式的成功。但是，这个模式跟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路径都不一样吗？ 前些年，“中国崛起”这个概念提出以后，很多人就想能不能把中国发展路径总结成一种模式，比如说过去“亚洲四小龙”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国际上非常推崇的发展模式，叫“东亚经济模式”。 目前看来，无论从理论意义，还是从实践意义来说，所谓“中国模式”都没有真正超越“东亚模式”，没有比“四小龙”的业绩更加显著。 诚然，中国的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大，但是，从经济发展业绩本身去比较，同样的30年跟人家相比较，未必比人家业绩好。从这方面讲，如果“东亚模式”都不能肯定为一个成功的经济模式，怎么能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更加值得赞颂的模式？这本身在理论上就难以成立。 如果以更广泛的方式看待“中国模式”，不单单看成经济模式，而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全方位的模式，它的特色在于“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 “摸着石头过河”，从理论上总结，其实就是经济学里面常说的“试错”。哪一个国家都是这样，在变革、发展过程中总会有试错过程，中国的试错是什么？一般先是发现一个典型，对这个典型展开调查研究，认为它值得肯定以后就开始试点，试点之后设立特区，特区之后再扩大特区，即模仿这个特区再建若干个特区。过去发展的30多年里面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确实发生了所谓的奇迹。这个奇迹是中性的，我并没有说这个奇迹是好的还是坏的。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有某种特点，这个特点叫做模式？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相当惊人，有人说这个数字是假的，有很多水分。 我要讲一个统计学常识，一个经济体假如以这么高的增长率增长了几十年之后，你可以怀疑它的绝对值，但是，它的增长率你就很难怀疑了。讲得简单点，改革之前不浮夸吗？一个浮夸的基数不断往上翻，假定说原来浮夸了一倍，第二年增长率翻了一番。你第二年的基数仍然是浮夸，你浮夸的量又翻一倍，第二年的基数等于是浮夸了两倍。如果我们30多年中国的浮夸是以几何级数往上翻，我们就会又看到“亩产13万斤了”。 大家知道，几何级数的浮夸是不能持续太长时间的，“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高增长率持续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明显的“烂包”，所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确是事实，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确实相当惊人。 东亚模式增长都没有真正长久，长达几十年的只有南非，也是一种很快上升的增长，而且，南非有很多经济指标非常惊人，人均耗电量居然跟英国差不多，高速公路占世界第三，而且它的制度设计跟中国很类似。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我认为有一个“中国模式”，不但有，而且“中国模式”接近完成，已经处于最后的完善过程当中。第一，这60年是一个整体。我们过去有一个框架，分改革前和改革后，实际上我们忽略了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一致性。第二，这场改革叫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然后，本着这两点，我们看现在的问题，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 最近，有两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一件是福州大学实行恋爱实名制，就是谁要恋爱，就要登记，谁提出，谁负责，然后，出现问题找组织解决。第二件事，北京准备用手机定位人们的出行和工作情况。这两件小事非常让人受启发，表明了这样一个体制的空间是什么，在哪儿，这个体制内能做什么事。 怎么看30年的变化？这30年其实是很有限的变化，真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这个东西确实有着创新的过程，用体制和机制来说的话，就是体制没变，机制创新。其实，模式不是其他人能不能学，能不能做。我说的这个模式需要有自洽的逻辑，只要满足这一点，它就有特点，也叫模式。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模式”的概念有没有意义？比如说资本主义世界，别人可以总结出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东亚模式、莱茵模式。在中国，你可以说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内部可以分成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现在又有了重庆模式、广州模式等等。 从2008年起，由于金融危机，一下子让人觉得似乎有一种中国模式。很多我认识的金融界人士讲，中国能避开金融危机，是因为中国还没有学会游泳，还没有下海，不可能被淹死，实际上中国处于很初级的阶段。所以，我们不要轻易认定存在一个成功的“中国模式”。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系教授） ：模式如果是个中性的概念，其实是可以使用的。当然，我们首先要界定“中国模式”。 根据我有限的了解，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最大的敬佩和中国人自己感觉的差不多，就是走出匮乏：30多年前吃不饱肚子，抽烟的人一个月就抽一包烟，现在不太匮乏了。 对世界各地发展的不同方式，暂且用模式的说法，我觉得是中性的，这是可以的。先不说中国，现在世界上确实有一种另类的国家。哪类国家呢？特别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些国家，可能会有不稳定，比如利比亚；当然也有的国家多少年后才出现不稳定，如埃及；也可能靠石油超稳定，比如说沙特。东南亚还有一个特殊的国家，就是文莱，文莱人均GDP四五万美元，和西方是可以比一比的。我觉得可能存在一个依靠石油的模式。 中国最近对石油，包括官方和官商对石油的兴趣那么大，说哪里发现了油田，哪里发现气田，其实是对那种模式的一种向往。 另外提供一点视角。关于西方模式，我最近在翻译的一本书，它在欧洲和北美的范畴之内，把西方分成了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地中海模式，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第二种是中欧和北欧模式，叫民主法团主义模式；第三种是北大西洋模式或者自由主义模式。这是两个政治科学家，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美国人联合研究的结论，他们是研究媒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 我现在特别关注地中海模式，觉得中国某种程度上接近地中海模式，但是跟它又有着很大的区别，这就是，它有一个极化多元主义，两个议政党，左的和右的。另外，他们这些国家相对来说和另外两个模式相比存在很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少数人掌握资源，把资源送给老百姓，送给他的支持者，支持者反过来回报他。 茅于轼（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认为所谓的模式是一个样本，大家都可以照着学，可以推广。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发展，有些经验是别人可以学的，但是，大部分经验别人学不了。 首先，中国是一个转轨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我们的经验跟其他转轨经济不同，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双轨制”。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经验，但对外而言就没什么好学的了，除了古巴。 中国道路的特点 茅于轼 ：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有共产党稳定的领导，所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领导人的过渡没有流血事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看看别的发展中国家，暗杀、流血不在少数，我们没有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对于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第二个特点，因为有一个党的领导，有很多事情市场做不了的，政府能做，或者市场做起来很慢的，政府做起来很快就能做成。最典型的如基础设施，包括高速公路、铁路、飞机、机场、电信，在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可以排第一。 但是，现在有点儿过头了，好多高速公路没有足够的车走。这30多年来，没有发生过长期缺电、电力供应不足之类的事情。印度、菲律宾，几十年缺电，总也解决不了。印度更不用说，连高速公路都没有。我们比他们强多了，原因是我们能有一个强大的政府做这些事。 还有一个特点，可以说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为了多数人的利益可以牺牲少数人。有没有这样的事？这可以讨论，我觉得应该可能会有的。按照市场的意义，多数人的利益是不容侵犯的。大多数人得益了，然后整个国家的发展就快了，这个道理看起来是有点对的，但是，违背了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理，即每个人的权利是相同的，任何人都同样受到保护。 但是，我们中国政府有时不太关心这一点。比如说三峡工程是好事还是坏事？现在有很大争论。在有些国家里头，要搞这么一个工程，根本就搞不起来，我们说搞就搞了。当然现在不知道是好还是坏？无法辩论。 另一个特点，即改革的开始是“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那时，中国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起点非常低，这个别人学不了。那个时候，农民吃不饱肚子。进城能吃饱饭，就谢天谢地。再有几百元钱，更是满足得不得了。我们现在积累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是靠农民工打工赚出来的。30多年来，中国挖了200多亿吨的煤啊，死了很多人，但是没有因此出现社会问题。中国的农民工非常能忍耐，这个别的国家学不了。 现在情况已经完全变了，现在进城打工的不是吃不饱的农民了，而是“80后”、“90后”，他们没挨过饿，知识比较多，受教育比较多，懂得维权，会用计算机，会上网，知道全世界的事情，这是很不一样的。 中国改革成功主要的特点是财富的极大增加，财富的增加有什么经验呢？有一条，可能大家不见得同意，叫做“闷声大发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句话很恰当地归纳了中国财富快速增加的道理。 比较改革以前的30年，那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也想建立一个富强的中国，走的是一种什么道路呢？就是不许你发财。走工业化，要劳动创造财富，要学大寨、学鞍钢宪法，就是不让你赚钱，一赚钱就是资本主义。 现在看起来这些都错了，发财是对的。发财是什么？发财就是创造财富，有了钱，许多问题都容易解决了。搞“大跃进”“大炼钢铁”炼了1000多万吨钢，现在中国每年钢产量达6亿吨。 秦晖 ：现在中国的发展当然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人能不能学瑞典？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也不是说福利国家是中国追求的目标，在这一点上，经济学界的朋友有强烈的不同意见。值得思考的是，所有的这些国家的政府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权力？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探讨的结论是，政府的权力大，责任也很大，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政府也可能权力小，责任也很小，这就是自由放任。因为老百姓有不同的诉求，有的老百姓对自己的权利看得很重，害怕政府过多地侵犯他，就不同意给政府太多授权；有的老百姓更多地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他就更强调问责政府，因为要问责政府，所以要更多地授权于政府，但是，权力授得再多，也是可以随时收回来的。 在中国，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这种权力无穷大，责任无限小的特点，和它的高速增长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今天，中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力全世界最大。 现在最怕是两拨人说相反的话，一部分人说政府就应该多收点钱，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另一派人说政府就不管公共服务，老百姓就应该自生自灭。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方面政府收了大量的钱，一方面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所谓的预算公开有什么动机呢？ 孙立平 ：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在于它为体制新造了一种机制，这个机制就是现在我们用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语言来表达的这些内容。中国的市场不是一个完整的体制，而是一个零散的机制。现在用这个零散的机制做了三件事： 第一，把地下的资源挖出来了。第二，盘活了土地。我们这些年有钱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把这么多地给卖了，卖了地还得建点东西。地还是那块地，实际上财富没增加，但是钱确实是增加的。第三，最充分利用了人口的红利。 蔡霞 ：中国内外有两个“时空交错”，这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当我们工业文明这段路还没有走完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走向信息文明了。这是外部的时空交错。 内部的时空交错，就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相当于工业化的后期，乃至于接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比如广东、北京、上海等地；但是，往中部走的时候，到河南、安徽、山东，你可能看到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要是跑到云贵川的非省会城市，你就看到它处在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然后你再往广西、贵州、云南的大山里走，完全是田园风光、农业文化。 另外一个特点就是，权力对市场经济介入的范围和强度，比其他国家可能还要再强一些。 还可以再加上一条：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用将近200年走过的路子。反过来说，西方国家200年之内积聚的矛盾，我们30年当中全部遇到了。西方国家有200年的时间来回旋、解决问题，我们没有。 所以，今天我们遇到的问题是新老矛盾交织，各种矛盾借助先进的传播手段传播出来。 吴思（《炎黄春秋》副社长兼执行主编） ：我认为是有“中国模式”的。在经济方面可以先从历史上谈起。中国经济历来就是多了一个权力要素，权力介入市场，而且分量非常大，除了税费之外，还有各种敲诈勒索、垄断的方式，这个东西是中国特色。 我们可以把它量化，可以说得很清楚，但是，不能局限在西方经济学的模式中，要引入新概念，真实描述中国经济的概念。 现在是不完整的市场经济状态，出现权力市场或者是按照古汉语所说的“官市”或者“杂霸市”。 在经济上，“杂霸市”、“官市”仍然有可能凭着自己的比较优势持续一段时间：第一，我们劳动力便宜，在国际上有优势；第二，我们向西方学习模仿各种新技术、新制度，还在学习过程中，可学的东西还很多。于是，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还可能发展得不错，这仍然是“杂霸”模式经济的成绩。 现在中国存在的权力市场，不能长久持续，未来必须继续提高市场自由度。 中国的未来与对策 茅于轼 ：中国的问题是现在钱无孔不入，当官可以买卖，踢足球可以买卖，文凭可以买卖，渗透到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在一点原则没有了，完全被钱控制了。 改革30多年，我们往往看成一个阶段，其实30年是很长一段时间，是一代人的时间，里头的变化非常大，现在的情况跟改革开始的情况是非常不一样的。 比如，讨论财产登记问题。30年以前，领导干部刚刚从“牛棚”里放出来，什么财产都没有，要他们登记也没有必要，没什么财产，登什么记呀，一定要登记，也没有什么阻力。现在可不一样了，现在说了20年也登记不起来，阻力非常大。 最后，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宪法》上讲了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都要守法。大家看看，马路上的特权车就公然跟《宪法》挑战，交警不敢管，老百姓习以为常。这些事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是个特权社会，几千年没有根本改变。 中国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特权，特权的反面就是法治，有特权就没有法治。 竹立家 ：中国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仅仅是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发展，关键还在于未来几年社会管理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的力度，在于改革是否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要求，真正有效地消除贫富分化和特权腐败的制度性根源，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幸福和尊严，让人民满意。 在统观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全局的基础上，寻求重点突破的、关键性的“改革顶层设计”，是从制度和价值层面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深度思考的结果，对未来五至十年的中国社会稳定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实现社会健康，只有一个健康的社会才能有效地实现社会合作和社会团结，才是一个人民幸福和尊严得到保证的稳定和谐社会，也才有资格谈论所谓的发展模式这一“宏大叙事”。 未来，中国必须推进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按照宪法原则实践社会体制安排，按照“民主、民生、公正、和谐”的“新发展共识”追求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把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引入一个更高的理论和实践层面。 “十二五”期间，国家面临非常艰巨的社会体制和政治行政体制改革任务，改革的结果直接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相关联，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关联，当然，也与中国未来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发展模式相关联。 吴思 ：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邓子恢鼓吹“四大自由”——“租地自由、借贷自由、务工自由、贸易自由”。我们可以把土地看做资源，借贷就是资本，务工就是劳动力流动，贸易就是产品的自由。邓子恢想推动这“四大自由”，推动民间的市场经济的自由度。 改革开放后，“四大自由”都恢复了，租地自由是恢复成了大包干；借贷自由目前还是个半开放的市场，金融市场半开放，主要还是国家垄断，但是，民间可以部分介入；雇工自由基本放开了；贸易自由，现在处在半开放的领域，比如电信市场不能完全开放，有些资源还是国进民退，但是，绝大部分开放了。 凭着市场自由度的增加，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自由度增加多少？按照2008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评比，世界平均自由度62分，排名最高的香港92分，最低的朝鲜3分，倒数第二是古巴27分，中国大陆是52分。 我们从得3分的朝鲜那个状态增加到52分，自由度增加了，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资源配置水平提高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这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原因：市场自由度提高，财富自然就增加。 展江 ：前几年，领导人提出建设学习型社会，要善于发现和发掘各国的资源、模式、体制和机制。同时我们也看到，当今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西方福利模式也好，自由主义模式也好，也都面临着一些危机，同时“中国模式”目前留下的后遗症也越来越多。 未来怎么做，我觉得秦晖的观点非常对：我们应该在两个维度上去努力，一是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营造更多的公平，另外一个是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提高市场经济下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度。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发言嘉宾审阅 （来源: 《中国改革》 ） 查看评论(1)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AV，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AV，请移步原文页面享受 更好的阅读效果 FROM 瘦米中文网：做一个有态度的青年！ | BY 瘦米网摘 | 查看评论(1) | 投稿 | 官方 新浪 / 腾讯 微博 | CC. 阅读完本文的她/他还阅读了… 秋风：中国自由主义二十年的颓势 (3) 《朱镕基讲话实录》到底在骂谁 (6) 刘瑜：不知道与宁可不知道 (4) 廖亦武：走出中国 (4) 杨恒均：911是美国政府干的 (4) 林达：9·11事件十周年回顾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