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

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有三项： 一，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 二，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 三，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 我们的理念和主张就是一句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   ( 博讯北京时间 2012 年 2 月 29 日 转载 ) 来源：参与作者：天安门母亲 （参与 2012 年 2 月 29 日讯） 各位人大代表、各位政协委员： 此次大会将是本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五年任期的最后一次。 我们不希望把重新评价“六四”、公正解决“六四”问题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我们始终认为，二十二年前的那场“六四”大屠杀，给国家、民族造成了严重的伤害，致使数以千计的家庭失去了亲人，数以万计的民众致伤、致残。这是中国百年来和平时期发生的最残忍的暴行。这决不是当年流血惨案的制造者邓小平、李鹏等人罔顾事实、违背民意所作出的“结论”能够一笔抹掉的。 在以往二十二年岁月里，国内外各界民众，包括我们死难者亲属——天安门母亲在内，一再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推翻强加于 89 天安门运动的一切不实之辞，还这场伟大民主运动以本来面目。这是国人不可移易的责任，也是今天的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要向国人偿还的一笔血债。 最近几年里，中国的当政者大肆宣扬“大国崛起”、“经济腾飞”、“ GDP 世界第二”。难道他们真的以为“六四”惨案的血迹已被谎言和欺骗抹掉了？现在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世界上扮演“大国主权立场”的主角了？中国有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这一切都不过是极端缺乏自信的色厉内荏而已。在当今世界上，国际社会的文明力量不能容忍一个镇压、虐待甚至屠杀本国民众的强权者逍遥法外。国家已经被广泛地理解为服务于人民的工具，而决不是相反。任何人都不能躲在国家主权后面肆意侵犯人权。当年利比亚的卡扎菲飞扬跋扈，不可一世，但这位独裁者转眼间灰飞烟灭。什么道理？很简单：卡扎菲没有人性、不讲人权；他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现在叙利亚的阿萨德同样不把人当人，随便杀戮不眨眼！他的下场也不会好。这些眼前发生的事实难道还不足以使中国的当政者以及参加此次会议的代表、委员们警醒和深思吗？任何一个国家，都在这股全球化多元化浪潮中席卷向前，毫无退路。现代科学、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世界缩小了，民族之间的距离拉近了，无论你是否心甘情愿，都不得不受到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今天，像中国、古巴、伊朗、朝鲜这样的国家为数不多了。近期，连中国南边的“胞波”缅甸也在变。缅甸的昂山素季也要参加今年四月的国会补选。这就是世界潮流，大势所趋。 我们在此重提公开、公正地解决“六四”问题，离不开当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 我们的诉求概括起来有三项：一，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六四”真相；二，依法作出个案交待，给予合理赔偿；三，追究“六四”事件责任者的司法责任。我们的理念和主张就是一句话：“政治问题法律解决”。这是公正解决“六四”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 谋求“六四”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朝野双方的协商对话。这种协商对话应该是对等的、公开的、无先决条件的。我们不主张违背法治原则的所谓“私下了结”。作为二十二年前那场大屠杀的无辜受害者，我们始终怀有诚信和诚意，以光明磊落的心胸，把一切都摊到桌面上。我们希望政府方面也能光明正大，同样把一切摊到桌面上，不搞“暗箱操作”，不搞过去所惯用的那套区别对待、分化瓦解。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即使只剩下十个八个，也不会听凭事情的单方面了结。 如果各位代表、委员有诚心在最后一年任期内为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做一些事情的话，那么我们热诚地期盼诸位能运用你们手中的权力，敦促中国政府与我们天安门母亲开始面对面对话，以求妥善解决“六四”问题。 签名者： 丁子霖 张先玲 周淑庄 李雪文 徐 珏 尹 敏 杜东旭 宋秀玲 于 清 郭丽英 蒋培坤 王范地 赵廷杰 吴定富 钱普泰 孙承康 尤维洁 黄金平 贺田凤 孟淑英 袁淑敏 刘梅花 谢京花 马雪琴 邝瑞荣 张艳秋 张树森 杨大榕 刘秀臣 沈桂芳 谢京荣 孙 宁 王文华 金贞玉 要福荣 孟淑珍 田淑玲 邵秋风 王桂荣 谭汉凤 孙恒尧 陈 梅 周 燕 李桂英 徐宝艳 狄孟奇 管卫东 高 婕 索秀女 刘淑琴 王双兰 张振霞 祝枝弟 刘天媛 黄定英 何瑞田 程淑珍 轧伟林 郝义传 任金宝 田维炎 杨志玉 齐国香 李显远 张彩凤 王玉芹 韩淑香 曹长先 方 政 齐志勇 冯友祥 何兴才 刘仁安 熊 辉 韩国刚 石 峰 庞梅清 黄 宁 王伯冬 张志强 赵金锁 孔维真 刘保东 陆玉宝 陆马生 齐志英 方桂珍 肖书兰 葛桂荣 郑秀村 王惠蓉 邢承礼 桂德兰 王运启 黄雪芬 王 琳 刘 乾 朱镜蓉 金亚喜 周国林 杨子明 王争强 吴立虹 宁书平 郭达显 曹云兰 隋立松 王广明 冯淑兰 穆怀兰 付媛媛 孙淑芳 刘建兰 王 连 李春山 蒋艳琴 何凤亭 谭淑琴 肖宗友 乔秀兰 张桂荣 雷 勇（共 122 人）     根据难友们的提议，决定把历年来签名者中已故难友的名单附录如下，以尊重死者遗愿： 吴学汉 苏冰娴 姚瑞生 杨世鈺 袁长录 周淑珍 王国先 包玉田 林景培 寇玉生 孟金秀 张俊生 吴守琴 周治刚 孙秀芝 罗 让 严光汉 李贞英 邝涤清 段宏炳 刘春林 张耀祖 李淑娟 杨银山 王培靖 袁可志 潘木治 萧昌宜（共 28 人） 2012 ． 2 ． 29 ．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2012年“两会”召开在即。作为中国最高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开会，又将有一些法律草案得到审议。2011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但在现实生活中，公众似乎并未感觉到法律完备带来更多的自由，反倒是对权利的缺乏保障、财产的不安全、各种制约的增多，有了更多的不满。例如，被称为“新拆迁条例”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通过后，强拆与强行侵占土地仍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引爆点；近年来密集出台的“限购”、“限行”等举措，被批评为限制公民交易自由与生活空间；石油、铁道等部门的内部规定，则被认为代表了社会不公，突显出垄断的危害。 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些问题与中国目前的“部门立法”习惯大有关系。2月1日，在中国天则经济研究所于北京举办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些学者探讨了此类做法的危害及可能的解决出路。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将“部门立法”界定为由行政部门主导甚至操控的立法。他认为，从一般原理上看，要确保作为公共物品的法律的公正性，正当的立法程序有两种：一是法官立法，即法官的裁判先例最终形成法律原则，因法官为超越政治与商业的群体，故能保证公正性；二是“公共选择”，其现实选择是，只要立法程序符合多数原则，由此产生的法律便是好的。但当前中国的现实是，许多法律由部门主导产生，行政部门的官员没有超然性和中立性，其意愿不一定符合公众意愿，由此产生的法律难以保证公平。 盛洪表示，部门立法的形式之一是，如果人大通过的法律不完全符合行政部门的意愿，便出台“实施细则”，扩张行政部门权力。例如，在《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的最后，加上一条“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交出土地；拒不交出土地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盛洪认为，这构成了今天强拆的一个重要依据。 也有与会学者认为，当前的问题还不止是部门立法，因为许多部门的利益可以通过比法律更低层级的“规范”、“文件”等来实现。这就产生了一个看似荒诞的结果，像宪法这样的“根本大法”中规定的很多权利，经常得不到落实，而很多可能根本连法律都算不上的文件，由于行政部门拥有直接的执行力，在现实中就直接被“落实”了。例如，盛洪讽刺地说，北京市的汽车尾号限行规定并未经过北京市人大批准，但由于北京市交通管理局有直接罚款手段，它在实际上就被执行了。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宋华琳认为，中国目前形成的“部门立法”情况有客观必然性，但弊害非常突出，尤其是很多部门立法的实质都是“管理法”，体现了行政权对市场的控制，“政府之手”越来越强。有的立法是对政府管理体制的确认，只规定管理权力而不规定义务，有的立法，如教育、医疗等领域的部门立法，则有偏袒公立医院、学校的倾向，造成不公平竞争。部门立法还造成许多该立的法不能立，该废的不能废。 针对部门立法的危害，不少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找到“强化人大立法职能”这条出路，强调人大作为专职立法机关的作用，并主张让更多法律专家参与立法。但学者秋风也则认为，目前立法机构也是封闭运作，与行政部门没有大的区别，人大中的立法官员也是以行政官僚的身份自居，人大中的一些委员会，则没有负起提出法案等立法职责，故也不能过多指望人大立法就能好多少。他建议对于重要的法律，成立专门的法律起草或修改委员会，人大常委会可以选择委员会的组成成员，其来源可以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