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在多民族联邦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上，有两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对象印度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国家民族、宗教、语言、文化构成都极为复杂，而且都有个特点，就是没有具有明显优势的“主体民族”，中国的汉族占90%以上，但是它们都没有这样的主体民族，而且历史上一直缺乏对于统一国家的认同。近代受外部世界，尤其是外部列强的影响很大，印度原来是英属的殖民地，南斯拉夫这一块地方原来是奥斯曼帝国和奥匈帝国的领地。这两个国家建国之后实行的都是联邦制，尤其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国家在国际上走得也很近，都标榜既不依附于美国、也不依附于苏联，都是不结盟运动的创始国，尼赫鲁和铁托被认为是不结盟的两大代表人物。 　　虽然两个国家都是联邦制，但南斯拉夫实行的是列宁式的联邦，印度是宪政民主制的联邦。几十年发展下来，两国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印度当然问题很多，但国家认同一直都在不断加强，现在已经成为新兴的金砖国家。而南斯拉夫虽然在铁托时代曾经有过一度的辉煌，但铁托以后就越来越混乱，上世纪90年代就走向解体了。 　　对这两个国家，许多人有不少误解。对印度最大的误解是由于它是宪政民主制度，所以搞得国内乱糟糟的，尤其是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解决不好。可是不看别的，就看现在的印度和民主化之前的印度，乃至现在的印度和周边不那么民主的其他邻国，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等，这些国家的民族、文化构成比印度简单，但国家认同与政治稳定问题却比印度要严重。现在人们说印度的什么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那是很复杂，但印度不同于中国，中国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统一的，而印度从笈多王朝解体后就没有由本土居民建立的统一国家，而民主制度下这样的国家已经存在了70年，这在印度1000多年的历史上已经是空前伟大的奇迹了。 　　对于南斯拉夫也有两大误解，一个是我们通常都认为铁托搞的那一套社会主义模式，要比苏联更开明、更宽松，因此往往认为它在民族问题上应该也是一个异端，但我认为虽然铁托在很多问题上有独创，在民族问题上他却是非常列宁主义的。 　　南斯拉夫的列宁主义联邦 　　南斯拉夫根据的是列宁的民族理论，这个理论的要点在于它强调各民族是一律平等的，大民族和小民族都必须有同等的发言权，但是请注意，这个同等的发言权都必须由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来表达，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共产党人有发言权，但是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非共产党人都没有发言权。他承认民族平等，但是绝不承认左右平等，或者说绝不承认阶级的平等。在每一个民族内他都是要搞专政的，要搞无产阶级专政，在每一个民族内都镇压一部分人、扶植一部分人，而且这个手段都是非民主的。 　　每一个民族内出现分野，这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能够存在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多民族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各自一元化，这不是好事。每一个民族中出现分野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比如说美国，白人、黑人中都分成共和党、民主党，这可以说是黑白矛盾被淡化非常重要的前提，但是列宁式民族理论却用一些人镇压另一些人的手段取消这种分野。 　　和斯大林闹翻之后，由于要争取西方支援，也由于要在国内赢得支持，铁托有很大的独创，搞了自治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要比苏联自由、宽松，但有一点他仍然坚持，那就是坚持不准比他右的人存在，也不准有比他更左的人存在。 　　但是这样一个绝不讲左右多元的国家，却很乐于强调民族多元。铁托容不得比他左的，也容不得比他右的，但是他却对族群的多元化极度宽松，甚至可以说是鼓励。他不仅允许非塞尔维亚各族保持自己的认同，甚至将塞尔维亚也分成了几个部分，成立了一堆共和国，但前提是这些共和国都是南斯拉夫共盟的专政，所有这些共和国都不准有左右的分野，但同时铁托又非常强调民族平等，强调各共和国的共盟都应该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他不允许各共和国的共盟有政治的个性，你如果要比他左或者是右都不允许，但是他允许你有民族的个性。比如他提倡的波黑穆斯林不认同塞尔维亚，这个是很奇怪的，共盟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政党，但是共盟建立了一个民族叫做穆斯林族，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结果有人就说，整个南斯拉夫联邦其实像一个多党制的国家，共和国自治省的共盟各有特点，加起来有8个党，不过这8个党和西方的多党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这8个党并不是左右之分，而是族群之分。有人说这个多党制就造成了南斯拉夫的分裂，可大家要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左右的多党制国家都可以维持统一，但是正是因为这种“族群多党制”，恰恰就要了南斯拉夫联邦的命。 　　铁托本人是终身总统，从1945年一直到他死，一直都是他掌权，但是铁托生前就说，他死之后南斯拉夫要实行各民族平等的集体领导，南斯拉夫联邦主席团主席，南斯拉夫的党就是南共联盟的主席，都必须由8个共盟轮流坐庄，但是每一个坐庄都不是民主选举的，而是由党组织安排了一个民族平等的格局，我们每一个民族都是平等的。老实说左右派的政党轮替通常不会影响国家的凝聚力，而南斯拉夫的这种各族轮流坐庄的制度，最后不仅是联邦凝聚不了，连一个松散的邦联都维持不下去，最终大家反目成仇。 　　印度的宪政民主联邦 　　印度也是联邦，但印度这个联邦的建构原则和南斯拉夫相反，应该说印度的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南斯拉夫，国家认同的基础比南斯拉夫还要薄弱。而且就它的优势民族、主体民族缺位这一点而言，它也要比南斯拉夫更明显。南斯拉夫不管怎么样还有一个塞尔维亚族，而印度、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印地族、乌尔都族这是没有的，只不过有一些讲这种话的人而已，讲这种话的人本来也是来自各族的。 　　我们现在觉得印度有种族矛盾、种族冲突，其实印度在建国之初才真是非常恐怖。印巴分治造成了100多万人的死亡，印度的历届领导人几乎都是因为这个原因非正常死亡的，除了尼赫鲁和夏斯特里是病死的，三个甘地都是被民族/宗教极端分子暗杀的，但70年过去，印度的国家认同可以说是越来越稳固，民族冲突是有，但是应该说是越来越淡化了，而不是越来越激化了。 　　印度和南斯拉夫相反的是，印度从一开始就建立了宪政民主基础上的左右分野的多党制，所有的各主要政党都是超越民族的。这些党都不是按照民族分的，而是按照政见来分的，有左派也有右派，尽管实际上这些党往往有固定的族群基础，也就是说实际上某一个党还是更多地得到某些族群的支持。 　　我这里分析一个党，印共（马）。印共（马）的选民主要集中在两个族群，孟加拉人和马拉亚拉姆人，它在西孟加拉邦和喀拉拉邦（马拉亚拉姆人为主）已分别执政32年与25年，在孟加拉人居多的特里普拉邦也执政很久，但除了这三个“红邦”，它在其他各邦几乎毫无影响。仅以2009年选举为例，在这年印度国会人民院该党获得的16席除1席外全部来自这三邦，在全印各邦议会中的印共（马）总共拥有293个席位，但三个红邦就集中了275席，其余32个邦（区）总共只有18席。 　　与此相仿，马哈拉施特拉、哈里亚纳等邦几乎从来都是国大党的天下，而古吉拉特邦则是人民党长期占有优势。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党都是以族群认同为依归，他们长期控制的邦与其他邦可能早就分道扬镳了。然而印度这些党都是以制度理念而不是以族群特性作为依归的，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印共（马）尽管在“红色三邦”之外影响其实很小，但是它的党中央一直设在德里，它的理想是取得全国多数的支持，以便将它在红邦的实践推向全国，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而不会想去搞什么西孟加拉的独立或者是喀拉拉的独立。 　　印巴分治之后，东西两个孟加拉都曾有独立的情绪，东边的孟加拉最后真的独立成为了孟加拉国。而西部的孟加拉，其实也不是没有独立的思潮，但是长期执政的印共（马）偏偏是一个非常反对民族主义的政党，它在宪政民主体制下是全印左翼反对派的代表，而不是孟加拉人的代表，它并不想代表孟加拉人说话，它要代表全印度的穷人说话，它将自己定义为印度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代表。印共（马）大部分的党员、选民、国会议员和各邦议员都是孟加拉人，但印共（马）自从成立以后到现在，历任的总书记没有一个是孟加拉人。 　　今天的印度的国家凝聚靠什么呢？不是靠印度教，历史上向有“只有印度教没有印度国”之说，印度教可以建立文化认同，但很难建立国家认同。今天印度各民族在什么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呢？他们哪怕在所有的问题上都不能达成一致，但至少一个问题上可以达成一致，那就是印度应该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无论哪一个民族，也无论你是左派还是右派，只要你想在全印度执政，你就要坚持这一条。 　　印度这个国家矛盾很大，印共（马）掌权的西孟加拉邦与中央政府也有很严重的矛盾，曾经几次发生过暴力事件，出现过紧急状态。但是这些矛盾都是印度公民中的左右冲突，哪怕你是打起内战来，那也相当于中国的国共内战，双方都还是承认一个中国的。他们也是一样，这并不是孟加拉人与其他民族的民族冲突，今天德里的统治者也将印共（马）看做是他们的竞争对手，整天盘算着怎么遏制印共（马）的势力，但是他们从来就不担心西孟加拉邦有什么独立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在印共（马）执政的30多年里，西孟加拉邦的民族融合与孟加拉人的印度意识或者说国家认同，其实是明显加强了。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走民主的道路 　　真正的民族平等必须是在民主条件下体现出来的，大家知道美国很早就有了黑人官员，甚至是高官。前国务卿赖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都是黑人，但研究种族关系的人并不认为这是种族平等的一大突破。道理很简单，不管是国务卿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那都是任命的，总统任命了一个黑人最多只代表了总统的开明，不能反映白人的开明，其实这就相当于在南斯拉夫，铁托规定各民族要轮流坐庄，但是你只能说这是铁托的开明，这并不是塞尔维亚人的开明，当然铁托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但这也不是克罗地亚人的开明，其他民族也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感谢塞尔维亚人或者克罗地亚人。 　　像美国、印度这样的国家，每几年一次的竞选就是一次民族大融合的洗礼，每一次的竞选就使得每一个党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的成员要搞一次大团结，你不搞大团结你就赢不了。 　　我觉得承认阶级分野是可以的，阶级可以有矛盾，可以有斗争，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存在左派、右派，但是你左派、右派无需互相消灭。南斯拉夫按照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理论来建构国家，本来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比如说我认为用阶级矛盾“替代”民族矛盾就很高明，而且老实说西方、印度也是这样，用阶级矛盾来淡化民族矛盾，用左右分野来化解民族分野，这应该是很高明的。但本来这个高明就高明在阶级矛盾比较容易妥协、合作，事实上也比较容易实现。相对而言，劳资合作总比“阿以合作”容易得多、工会与商会达成协议总比犹太教徒与穆斯林达成协议容易得多吧？可是列宁体制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它将本来是容易妥协和合作的一种矛盾人为地激化为你死我活、谁战胜谁。这种理论在利益关系上把劳资对立刻意激化成“阿以对立”，在观念问题上像旧时宗教战争中“基督徒战胜穆斯林”那样去镇压“资产阶级思想”。结果搞得任何一个民族中都有人被伤害，任何一个民族都积累了不满的情绪。但是在存在着民族矛盾的情况下，这种不满又容易被转嫁到两个民族之间。于是就导致了越这样搞这个国家就越是离心倾向严重。 　　其实阶级的分野或者说左右的分野，一般来说是不会分裂国家的，为什么呢？ 　　左右的分野和阶级的分野都是可变的，一个左派选民下一次大选可能就改变主意，成为右派的选民。但是一个民族的人怎么也不可能变成一个民族，这个认同是固定的，所以一个少数党如果对他的政治理念有信心，比如说我信社会主义，哪怕我现在是少数派，但是我相信将来有可能成为多数派，但如果是一个少数民族，你相信将来会成为多数民族吗？不可能，除非你独立。所以如果这个国家的政治一旦变成是以民族来分野，问题就很大了。 　　第二，左中右的分野是理性的，有理可讲的，可以和大家的实际利益挂钩。比如说我是左派，我主张福利国家，我可以讲福利国家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我是右派，我主张自由竞争，我也可以讲福利国家不好，自由竞争可以提高经济活力等等。这些话都可以进行理性的分析，左派、右派各有利弊，利弊也容易讲得清楚。但是不同的民族认同你怎么解释呢？民族认同说透了，就是一种感情，这就像我爱我的母亲，那是因为我母亲比别的母亲更漂亮、更有钱、更聪明、更能干吗？当然不是，而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能够向别人介绍说我的母亲多么伟大，所以你们也来认她为母吧，这是做不到的。 　　天底下不存在着一元化的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要讲多元化，在一个多民族国家“左右多元化”是最能够淡化民族认同的多元化的，因此也有利于促进民族和睦与国家统一。承认左右多元化的印度国家认同越来越巩固，而不允许左右多元化却突出民族认同多元化的南斯拉夫却解体了，这不令人深思吗？

　　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1950年2月26日，毛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与中长铁路。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我们的政府可以任意花钱，但不想给老百姓花钱就不给老百姓花钱的状态如果不改变，就永远不会有真正财政透明的动力；真的要透明需要政府有动力不是我们有动力。政府怎么才能有动力呢？他每挣一分钱我们都要问责。 　　中国的改革进程，如果按通常的说法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已有30多年。而邓小平曾经有个说法：其实，“改革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从个人角度讲，邓小平这样说有其道理。因为1975、1978这两个年份都是他复出掌舵之年。邓小平南巡后经济改革又兴，而“不争论姓社姓资”已成主流声音，于是认为中国、东欧改革不是方向之别而是速度和顺序之别的观点盛行。流行的说法是：中国改革是渐进的，摸着石头就过了河，而东欧改革是激进的，一步没迈过壕沟就摔惨了。而现在谈论改革，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预计的，但我觉得现在中国这条路的确是快走到了尽头。而且很多问题还没有暴露出来，今后的两三年内包括所谓的拐点造成的问题，包括投资后遗症的问题，都会逐步出现。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和世界其实都处在一个关键点，就是所谓的“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中国的出路依然在于渐进式的和平转型，其中的要义不外乎两点：一是限制政府的权力；其次老百姓要大力向政府要福利。做到这两点，理想中的宪政与民主也就会到来。这两个方面，我觉得都可以不断施加压力。在一件事情一件事情上逐渐地改进。最终让现行体制所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权力太大责任太小的问题，不断地受到压缩。当压缩到权力和责任对应的时候，中国的政治体制变化就到来了。 　　我是一直主张中国要加快民主进程的，当然我讲的加快民主进程倒并不见得说一开始就要搞什么竞选之类的，加快民主进程是非常广义的判断。比如说放松言论管制、放松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让工会和商会自己谈判等。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增长的确相当惊人，有人说这个数字是假的，有很多水分。我要讲一个统计学常识，一个经济体假如以这么高的增长率增长了几十年之后，你可以怀疑它的绝对值，但是，它的增长率你就很难怀疑了。讲得简单点，改革之前不浮夸吗？一个浮夸的基数不断往上翻，假定说原来浮夸了一倍，第二年增长率翻了一番。你第二年的基数仍然是浮夸，你浮夸的量又翻一倍，第二年的基数等于是浮夸了两倍。如果我们30多年中国的浮夸是以几何级数往上翻，我们就会又看到“亩产13万斤了”。大家知道，几何级数的浮夸是不能持续太长时间的，“大跃进”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高增长率持续这么多年，到现在没有明显的“烂包”，所以，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确是事实，这个事实在历史上确实相当惊人。 　　左右争论：福利与自由 　　这些年来改革方向经历了或左或右、一放一收的几度调整，然而在某些特权利益集团影响下无论向左向右都会发生扭曲：向左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向右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政府变“大”时扩权却难以问责，政府变“小”时卸责却不愿限权。政策一收就容易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政策一放则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向左增加福利、向右增加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的平衡。 　　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太左还是太右，也不在于是左派还是右派得势，而在于中国的左右和西方的不一样。西方的左右都要讨好老百姓；中国是左右都要讨好‘皇上’。”所谓左右派都要讨好“皇上”，是指左右派的理论，同时都被利用来为政权服务。如果学者与官员想得势，左你也可能得势，右你也可能得势。你左，你为他扩大权力，你右，你为他推卸责任。左派说，建立大国家体制，政府可以横征暴敛；右派说，应该当小政府，老百姓的死活可以不管，让他们自生自灭去。 　　相比之下，西方由于左右派都要讨好老百姓，造成左派上台了，增加福利很容易，增税很困难；右派上台了，减税很容易，减福利很困难。一左一右轮流坐庄，最后国家债务越来越多，走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中西方左右派的鲜明对比，造成了国际政坛上的独特现象：欧洲政府纷纷破产，中国政府钱多得不知道该怎么花。很多人说，高层说不准讲多党制，不准讲议会民主，不准讲这个那个。但是从来有一个人出来说，不准讲搞福利。这方面完全可以回避言论禁忌。在理论或者意识形态上，福利是任何一方都没有理由反对的。 　　左、右派都处在一个民主的平台，都要为老百姓说话。左派说高福利理直气壮，说高税收就吞吞吐吐的。右派说低税收理直气壮，说降福利他们就吞吞吐吐的。如果是高福利、高税收，或者低福利、低税收都不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搞成低税收、高福利，当然就成了财政大窟窿了。左派一上台就说国家要为老百姓花更多的钱，右派一上台就说国家不能向老百姓收那么多钱。这么折腾几次，国家财政不破产才怪。 　 　改革阻力：权力无穷大 　　通常来说，政府的权力大，责任也很大，这就是所谓福利国家。政府也可能权力小，责任也很小，这就是自由放任。因为老百姓有不同的诉求，有的老百姓对自己的权利看得很重，害怕政府过多地侵犯他，就不同意给政府太多授权；有的老百姓更多地需要政府提供的服务，他就更强调问责政府，因为要问责政府，所以要更多地授权于政府，但是，权力授得再多，也是可以随时收回来的。 　　在中国，权力不受制约，责任不可追问，这种权力无穷大，责任无限小的特点，和它的高速增长有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今天，中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手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权力全世界最大。现在最怕是两拨人说相反的话，一部分人说政府就应该多收点钱，扩大国家的汲取能力，另一派人说政府就不管公共服务，老百姓就应该自生自灭。如果是这样的话，一方面政府收了大量的钱，一方面又不承担任何责任，所谓的预算公开有什么动机呢？ 　　中国经济发展20年，中国经济的钱我归纳到了两个人手上，一个是极少数人，另一个是国家手上。我们的政府可以任意花钱，但不想给老百姓花钱就不给老百姓花钱的状态如果不改变，就永远不会有真正财政透明的动力。现在搞一些财政透明，我觉得那都是假的，因为我们所谓的财政外的收入很大。真的要透明得政府有动力不是民众有动力。政府怎么才能有动力呢？他每挣一分钱我们都要问责。只要压力不断的提高，财政公开、预算透明就不是我们要求政府，而是政府主动恳求社会，因为他的责任负不起了。我觉得无痛的转型就以这个时候为起点。 　　80年代初秦晖主要研究农民史。自80年代后期他转向研究经济史。90年代他致力于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在结合社会调查与历史文献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学，包括狭义农民学与广义农民学。秦晖区分了“民主私有化”与“权贵私有化”，他主张民主私有化，私有化的价值取向自始至终。 　　 来源：搜狐

　　有权者违法行为的时代，不管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都会被人为的践踏，我觉得无论是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要落实都得制约权力。法律本身就包括道德判断。 　 　12月19日，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在“经济观察报·2012年度观察家年会”上表示，有权者违法行为的时代，不管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都会被人为的践踏，他觉得无论是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要落实都得制约权力。即无论是法治，德治都要从限制权力入手，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 　　秦晖发现这些年的一些管制措施已经完全成为某些很具体的既得利益者的捍卫者，他甚至也不想捍卫什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就是赤裸裸的捍卫某些个人，某些部门，某些很具体的群体。秦晖认为，这种管制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以下为秦晖演讲全文： 　　秦晖：我说一下，刚才你（孟雷）提到我们古代有所谓的靠严刑峻法来治国，这个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的法家。可是，我觉得靠严峻治国肯定有，是不是曾经有靠刑和法治国，即使法家可能也没有做过。关于这个，90年代有一些史学家曾经指出过这个问题，比如以往的史书中，司马迁讲隶有两种，一种是刑隶，一种是酷隶。而且那个时候的酷隶的确很多就是当时法律的制定者，他们对法律是非常之熟悉，也可以说，他们就是法律专家。但是，90年代的史学家指出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恰恰是这些制定法律的人，本身是非常不遵守法律的。这些人中，很多人都是这样，他们其实治理国家的标准，并不是法律，包括他们制定的法律，就是皇帝的眼色。所谓的皇帝和我要整这个人，这个人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没有罪，也要把他弄死。如果皇上认为这个人是没罪的，即使按照他们制定的法律是有罪的，他也会被判没有罪，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些人是最没有法律的。 　　这些史学家反而觉得如果相对而言，当然那个时候是不能讲，我们现在讲法治。但是，如果就遵守法律而言，刑隶做的远远比酷隶做的好，他们经常讲以德服人，但是真正用到法律的时候，反而是他们严格地遵守当时的法律规定。这里面有一个代表，这个人就任的时候皇帝跟他讲过一句话，就是你要跟上级搞好关系，不能太天真了，他就有一个回答，他说律法奉公。因此，他们是遵守法律的。当然，在这个道德能起作用的范围内，他们也很遵从道德。 　　所以，这一段历史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中国历史上真的存在所谓德治和法治的矛盾，无论是危害道德的，还是危害法律的，到底是谁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不仅是那个时代存在，现在其实也是同样存在的，因为我们现在仍然有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所以这个法治好象就不必太强调。就是所谓西方的法制在中国是不适用的，因为中国有道德。 　　有权者违法行为的时代，不管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都会被人为的践踏，我觉得无论是道德原则还是法律原则要落实都得制约权力。 　　我觉得法律本身就包括道德判断。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是这两者之间，如果用西方的法律语言讲，它也是强调成文法服从自然法，所谓自然法就是限定的，就是高于成文法律的那种人类的基本正义，我的理解大概就是这样。 　　刚才贺卫方提到所谓的清官问题，这个清官在我们国家有两种非常不同的类型，一种就是以道德判断为准，一个典型就是海瑞，把皇帝骂的非常厉害，但是海瑞虽然受到表彰，但是这样的清官在历史上不可能存在，海瑞原来是巡府，权力很大，后来被提拔成南京吏部尚书，权力看似很大，其实不过是一个干休所所长而已。我们现在也表彰清官，所谓的清官清就体现在他自己不怎么贪，而全心全意的满足皇帝的意志，在满足皇帝的意志方面他是绝不手软，敢于得罪地头蛇，可以说为所欲为。像这样的清官，我觉得是我们这个体制下真正提倡的一种清官。当然，如果贪官与这种清官相比他不喜欢，但是即使是贪官，也比海瑞那样的清官好，雍正自己讲说，最可恶的比贪官污吏还要坏的就是所谓从道不从军。这样的清官做得最可怕的一件事儿就是田文进，他个人的确不是一个道德上贪婪的人，但是他为了满足皇帝的意志可以做任何事儿。雍正很喜欢他。其实我们看到大量的都是这样的人受到表彰，海瑞那样的人，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几乎不存在，他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儿。但是，像田文进这样的清官就很多，我们且不说它是不是真正的清官，但是就算这个人是清官，到底遵从的是法治还是德治？我觉得像田文进那种做法，就是其实和张堂一样都是所谓的上意所指为谕。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后来大家知道《雍正王朝》之所以热播，是因为雍正是清朝的第三代领袖，到换代的时候，央视的黄金频道又开始播了一部反映第四代领袖的戏，叫做《天下粮仓》，那是讲乾隆的。这个《天下粮仓》非常有意思，第一号反面教材就是强烈谴责田文进草菅人命的大跃进式的做法。实际上这种做法虽然一直受表彰，田文进直到现在还是我们历史学家非常歌颂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不要说法治，就是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新一代的君主为了收揽民心，他都要进行一些谴责的。 　　其实正义是善的基础，所以，我觉得在今天不受制约的权力，它既颠覆很多基本的道德原则，也完全不受法律制约的情况下，我觉得凸显这两者的差异可以跟贺卫方讨教一下。比如前几年，你跟何平教授在经观上有一场争论，你们都是主张法治，但是主张法治的侧重点好象有一点不同。那么，这个事情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有一种感觉，我说不管你们两个人争的很热闹，但是我想在我们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既不可能有你所主张的那个法官制度，也不可能有他所主张的陪审团的制度。如果不把这个障碍打掉，说实在的，我觉得专业法官更重要，还是陪审团的作用更重要？我觉得这就成了一个比较悬空的问题。实际上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两者无论哪一个能出现，对中国现在的法治状态，甚至包括对道德状态都是非常大的突破。我相信，如果我们这个体制不改革，也不可能真正按照西方的原则。 　　群众专政和所谓的陪审团和民主也没有关系。如果真要讲法治、德治，我觉得其实在你（贺卫方）和何平的争论中，近似于陪审团就是一种德治的设计，或者偏向德治的设计，专业法官当然就是更偏向法治的设计。但是，现在的体系中已经有把这两种都处理的不错的制度基础，而且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两者都站不住脚，我们很可能既没有德治，也没有法治，只剩下一些不受制约的掌权者的为所欲为。 　　其实最明显的就是，现在我们舆论管制很厉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我发现这些年的舆论控制和以前已经发生了变化，以前的控制说，它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现在的控制其实控制的最严的是新闻这一块。所以，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一些管制措施已经完全成为某些很具体的既得利益者的捍卫者，他甚至也不想捍卫什么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就是赤裸裸的捍卫某些个人，某些部门，某些很具体的群体。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管制，无论从什么理由讲都是不能再持续下去了。 　　无论是法治，德治都要从限制权力入手，否则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原则和法律原则。 　　来源：财经网

　　波兰圆桌会议协议工会限权问责不当政 　　1988年，梅斯内尔的继任者拉科夫斯基又提出“国有企业商业”，其实就是经理私有化和扩大私营经济的方案，并要关闭亏损的格但斯克造船厂。格但斯克造船厂是当时整个东欧最大的 造船厂，在当时也是最大的之一，这个造船厂当然是国营的，这个国营的造船厂恰恰是团结工会的摇篮。这样的做法更是激怒了工人，引起了更大的风潮。当局没有办法，到了1989年初，就 只好同意与团结工会谈判，召开圆桌会议。其实这种谈判就是在政府不能任意使用权力，但是又推不到掉责任的情况下不得不跟老百姓就他的权力和责任问题进行协商。在圆桌会议召开的时 候，当时团结工会根本就没有打算去执政，他们只想通过圆桌会议成为一个合法的压力集团，更有效地对政府进行限权问责。于是，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是以确保团结工会合法在野，执政党 继续执政为原则的。当时他们搞了很有趣的方案设计，他们说现在要搞一些民主，竞选是不能搞的。怎么搞？现在把国会拿出35%的议席用来竞选，就是各方面都可以有候选人，65%的议席是 保留给执政党的，这一部分议席是不竞选的，这样的话，执政党是完全可以控制执政的。即使这35%的议席他一票不得，他还是有65%，如果他的竞选表现得不是太差，竞选又得了一部分，那 当然就达到百分之七八十。在这样的情况下，执政党是笃定能够实现它的继续执政的。 　　 东欧巨变提前发生因统治者放弃执政 　　团结工会当时也说，我们其实根本不可能通过这样的一种规则实现政治上的巨变。我们当然有这个诉求，这个诉求只能在第二次、第三次上，现在只能是刚刚开始。但是后来发生的情况 很戏剧性，首先35%的自由竞选议席执政党一票都没有得，全都给反对派囊括而去。在自由竞选的议席中，出现执政党席位零的纪录在世界的选举中是很少见的。65%的议席是指定分配给他们 的，但是当时有一个规定，虽然这些议席不竞选，但是还要老百姓得投一次票。你是候选人，还是要经过老百姓认可的。结果一投票，这65%的执政党候选人大概有4/5都没有过关。没有过关 怎么办？团结工会站出来说，大家还是投他们的票吧，如果不投他们的票，这个圆桌会议协议就没有办法落实，我们还是要落实这个协议的。于是大家响应团结工会的号召，投了共产党的票 。但是这种投票方式使得很多当选的议员感到自尊心受到很大的伤害。于是他们当选以后，在短短几个月中，大概有一半的议员宣布退党，离开了执政党。一离开执政党就导致65%有点儿悬空 ，如果有一半走了，就只剩下百分之三十几。 　　在这个时候，波兰最后的一任执政党总理基什查克说，我干脆放弃组阁，你去组阁吧，并不是圆桌会议决定的，圆桌会议并没有要求团结工会组阁。这些人退出执政党，并没有加入团结 工会，团结工会也不是多数。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僵局。圆桌会议是没有考虑这种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局面就会造成政治僵局，可是波兰的执政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大度，他 说既然这样，那就干脆你来吧。如果仅仅说他们开明，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我前面说过早在十年前他们就不想执政，老百姓对他们的要求是非常严厉的。在基什查克前已经有7位总理辞 职，他再辞职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巨变就提前发生了，这是谁都没有想到的情况。 　　靠票箱掌权要比靠坦克掌权来得更踏实 　　我再讲一个波兰戏剧性的情况，在这样并不是自由竞选的选举中，团结工会谁也没有想到上台，按照圆桌会议的决定是完全西方式的自由竞选，也就是100%的议席都是自由选举的。当时 的团结工会认为，在这一种选举中我们可能会赢。可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团结工会执政四年后，又发生第二次选举，是完全自由西方式的选举，这次选举大败溃输，前共产党人卷土重来 ，使波兰成了巨变以后整个东欧第一个左派政府。就是原来的执政党在刚才我讲的那样一种情况下居然败选了，但是在纯粹的自由竞选条件下，它反而赢了。为什么？这就是老百姓的选择。 　　1993年的选举，左派能够成功地胜选，就是原来的共产党改组成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能够重新取得政权，这对于左派的思想解放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一次选举使得波兰的左派知道 ，靠票箱掌权要比靠坦克掌权更来得踏实。他其实完全可以通过票箱来掌权的，只要他做得好，只要他努力。当然这个事情是后来的事了。 　　东欧的经济转型并不是西方设计的 　　我只是说，由于我刚才讲的机制，统治者早就已经不想干了，它和现在的中国有非常鲜明的对比。大家知道，我们中国全社会都想当官，公务员考试之火爆是大家都知道的事，一个公务 员岗位有1000个人去竞争。这种现象在波兰当时是肯定没有的，当时的这些人连总理都不想当。所以，我觉得过去的一种流行说法是完全不对的。这些说法说，后来波兰出现经济转型、出现 私有化、出现市场经济化，这些都是西方人给他们设计的。为什么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要防止共产党卷土重来，据说国有企业是共产党的基础。如果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共产党就不可能回 来。很多宣传都是这么说的。大家觉得这种宣传有一丝一毫的道理吗？世界上哪个共产党掌权是他掌权以前有很多国有企业？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的吗？苏联共产党是这样的吗？共产党掌权以 后办了很多国有企业，这是常见的现象。但是共产党没有掌权的时候，它就在国有企业中崛起，我在全世界是闻所未闻的。俄国共产党有工人党员，这个工人党员都在私人企业中工作，中国 共产党大部分党员都是农民党员，我这里指的是掌权以前。有哪个共产党是在国有企业中崛起的？ 　　1988年波兰政府企图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 　　恰恰相反，像波兰这样的反对派运动容易在国有企业中崛起，为什么？理论上讲国有企业应该有工会，国有企业的工会按照当时的体制是官办工会，官办工会一般是不会唱反调的。但是 随着老百姓公民意识的觉醒，在适当的气候下，这些工会也会提出他的诉求。而一旦提出这种诉求，这种诉求马上就会政治化。大家知道，工会本来并不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团体。如果是私 营经济的工会，他反对的对象只是企业本身，只是老板。可是国有企业的工会，老板是谁？老板就是政府。工会跟企业对着干，在国有企业中就是跟政府对着干。因此，国有企业中的工会一 旦有自主权，就会成为政治反对派。私营企业倒不见得。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巨变前的几年波兰的统治者那么热衷于、那么急切地希望波兰经济应该私有化，最好是把波兰的国有企业都 变成资本家的，而且资本家又是他们的人，就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都是由各级原来的厂长和经理变成的。他们和工人的对立就会变成民间企业中劳资双方的对立，而政府就可以超然于劳 资双方之上，成为双方的仲裁者，他们是很希望这样干的。但是谁不让他们这么做呢？就是波兰的工人。波兰的工人坚决抵制了这种做法。1988年波兰的拉科夫斯基政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企图以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这个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 　　波兰经济的私有化使得团结工会在非政治化 　　我们国家的国企改革进行的非常之快，但是并没有出现政权的危机。其实他们也是想走我们的这条路，但是他们没有走得通，团结工会抵制了这种官方私有化，政府才没有得逞。但是巨 变以后，波兰的确在民主条件下搞了私有化。果然不出所料，波兰经济的私有化使得团结工会最终在政治舞台上边缘化。因为我刚才讲到，一旦经济变成私营经济，这个工会就非政治化。因 为工会谈判的对手理论上讲应该是企业，而私营经济中企业和政府不是一回事。真正的工会跟企业发生博弈，不会跟政府发生博弈的。因此到了巨变以后的民主私有化以后，团结工会的影响 每况愈下，到了1998年，它基本上就被边缘化。当时团结工会解散团结工会选举运动，团结工会说现在就回到企业做工会应该做的事。 　　我们以前说东欧是休克疗法，他们是一步到位地搞，我们是比较渐进的。其实，这个一步到位对他们来讲基本上只是一个法律游戏，也就是说在巨变以后那种气氛下，通过私有化是很容 易的，在议会中很快可以取得多数的决定。但是，这个私有化究竟怎么化法？在民主条件下是非常难的，因为要使各方充分博弈，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因素。波兰的很多大中型国企一直到现在 都还是国营的，有一些国企像格但斯克造船厂先后5个私有化方案都被工会否决掉了。波兰的科拉克夫钢铁联合企业（原来叫列宁联合企业）从1990年开始提出第一个私有化方案，最终方案得 到落实已经到了2007年，也就是说经过了17年的谈判。这里头就提到我讲的一个问题，这些国家的民主或者说这些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和责任怎么由契约变成不是契约的？其实就是通过我刚才 讲的，一方面对他们的权力进行约束，另一方面对他们的责任进行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