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金雁:写出一个真实的东欧

而东欧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责任,表现了他们的道德勇气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促进东欧国家变革相对顺利的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政治的转型,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而且要看一些社会知识精英怎么推进整个社会的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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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是《南方人物周刊》第七期特别策划“影响中国 公共知识分子50人”首先推出的一个概念,此后自2005年起“政右经左工作室”每年推举当年度富有影响的“‘政右经左’版公共知识分子 ”。 其共同标准为: 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南方人物周刊50人名单 经济学家:茅于轼、吴敬琏、温铁军、张五常、郎咸平、汪丁丁 法学家、律师:张思之、江平、贺卫方 历史学家:袁伟时、朱学勤、秦晖、吴思、许纪霖、丁东、谢泳 哲学史家:杜维明、徐友渔 政治学家:刘军宁 社会学家:李银河、郑也夫、杨东平 作家、艺术家: 邵燕祥、北岛、李敖、龙应台、王朔、林达夫妇、廖冰兄、陈丹青、崔健、罗大佑、侯孝贤 科学家:邹承鲁 公众人物:华新民、王选、高耀洁、阮仪三、梁从诫、方舟子、袁岳 传媒人:金庸、戴煌、卢跃刚、胡舒立 专栏作家、时评家:林行止、杨锦麟、鄢烈山、薛涌、王怡 另有向六位已故的公共知识分子致敬:殷海光、顾准、王若水、王小波、杨小凯、黄万里 年度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政右经左版 2005年 艾晓明 北岛 陈丹青 陈永苗 崔健 崔卫平 崔之元 杜维明 范亚峰 甘阳 高行健 贺卫方 胡舒立 季卫东 蒋庆 康晓光 郎咸平 李敖 李昌平 李银河 梁从诫 林毓生 刘军宁 刘小枫 茅于轼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石勇 孙立平 汪晖 汪丁丁 王怡 王力雄 王思睿 王小东 温铁军 吴敬琏 吴思 谢泳 徐贲 徐友渔 许纪霖 许志永 鄢烈山 余英时 张卫星 张祖桦 朱学勤 毕淑敏 陈璧生 陈奎德 陈明 陈映真 程晓农 程映虹 戴晴 杜光 樊百华 樊纲 冯崇义 傅国涌 高全喜 汉心 何怀宏 何清涟 胡平 江平 金观涛 旷新年 李志宁 林行止 刘自立 龙应台 卢跃刚 摩罗 秋风 任剑涛 史铁生 滕彪 王开岭 王朔 吴国光 吴稼祥 萧功秦 萧瀚 笑蜀 熊培云 杨帆 于建嵘 于仲达 余杰 余华 余世存 袁伟时 张五常 赵启强 郑也夫 仲维光 周国平 2006年 柏扬 曹思源 陈鼓应 陈平原 陈彦 陈志武 丛日云 党治国 邓晓芒 邓正来 丁东 丁学良 董桥 范曾 冯骥才 傅正明 高尔泰 高一飞 葛红兵 巩胜利 顾肃 韩德强 何光沪 何家栋 何清涟 贺卫方 胡鞍钢 胡星斗 黄翔 黄钟 江宜桦 康正果 郎咸平 雷颐 黎鸣 李大同 李欧梵 李远哲 廖晓义 林达 林牧 林贤治 刘洪波 刘擎 刘小枫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彭志恒 浦志强 綦彦臣 钱乘旦 钱颖一 秦耕 秦晖 邱立本 任不寐 任东来 沙叶新 沈志华 盛洪 孙立平 唐德刚 陶东风 田奇庄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克勤 王蒙 王绍光 王晓华 王焱 王友琴 王元化 吴冠军 肖雪慧 谢选骏 徐友渔 阎连科 杨东平 杨炼 杨玉圣 杨支柱 姚国华 易大旗 俞可平 俞梅荪 余英时 袁伟时 昝爱宗 章立凡 张千帆 张思之 张星水 章诒和 郑义 郑永年 朱大可 资中筠 左大培 2007年 艾晓明 安希孟 包遵信 残雪 曹长青 查建英 陈晓律 崔卫平 戴煌 单少杰 单世联 党国英 狄马 丁抒 丁一一 多多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华 高耀洁 国亚 哈金 洪朝辉 胡发云 周瑞金 季卫东 姜戎 金恒炜 金耀基 李柏光 李凡 李劼 李零 李泽厚 李志宁 梁燕城 梁治平 林毓生 刘军宁 刘松萝 刘苏里 刘自立 卢雪松 卢周来 罗中立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摩罗 莫少平 牟传珩 潘知常 丘成桐 秋风 邵建 邵燕祥 石元康 宋永毅 孙隆基 王康 王思睿 王学泰 王怡 韦政通 吴稼祥 吴敏 吴思 晓剑 谢韬 谢有顺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许纪霖 许倬云 薛涌 杨继绳 杨奎松 杨显惠 杨锦麟 姚洋 余世存 余习广 袁剑 袁鹰 张博树 张灏 张鸣 张耀杰 章诒和 赵鼎新 仲大军 周冰心 周策纵 周瑞金 朱华祥 朱凌 朱维铮 朱学勤 朱正 2008年 艾未未 柏杨 北岛 曹思源 长平 陈丹青 陈奉孝 陈桂棣 陈家琪 陈奎德 陈小雅 陈彦 陈志武 程益中 程映虹 戴晴 丁学良 杜导正 杜光 冯崇义 甘阳 郭国汀 韩寒 汉心 郝劲松 何清涟 贺卫方 胡杰 胡舒立 胡星斗 贾樟柯 简光洲 郎咸平 李大同 李和平 李欧梵 李炜光 李银河 连岳 廖亦武 林达 林贤治 凌沧洲 刘再复 龙应台 毛寿龙 莫之许 南方朔 彭志恒 浦志强 钱理群 钱永祥 秦晖 丘岳首 邱立本 冉云飞 沙叶新 沈志华 孙立平 唐德刚 滕彪 童大焕 王从圣 王建勋 王力雄 王元化 巫宁坤 吴冠中 吴国光 吴敬琏 吴祚来 夏志清 萧雪慧 笑蜀 谢泳 徐友渔 许志永 杨国枢 杨恒均 姚监复 易富贤 于浩成 于建嵘 余杰 余光中 余英时 袁伟时 远志明 张博树 张成觉 张思之 张祖桦 章立凡 郑也夫 郑永年 周其仁 朱大可 资中筠 邹恒甫 2009年 艾未未 艾晓明 北村 北明 贝岭 卜大中 柴静 陈子明 程晓农 崔卫平 丁抒 杜维明 范亚峰 傅国涌 高名潞 高希均 高瑜 顾肃 郭罗基 哈金 胡平 季卫东 江平 江艺平 蒋彦永 雷颐 李昌平 李凡 李方平 李劼 李劲松 李筱峰 梁文道 林希翎 林毓生 刘道玉 刘军宁 流沙河 刘晓原 龙应台 卢跃刚 马建 马立诚 茅于轼 孟浪 茉莉 莫少平 裴敏欣 丘成桐 秋风 任剑涛 邵建 孙文广 唐德刚 万延海 汪丁丁 王光泽 王俊秀 王人博 王绍光 王天成 王焱 王怡 吴稼祥 吴青 吴思 夏业良 萧功秦 萧瀚 谢国忠 谢韬 谢选骏 信力建 熊培云 徐贲 徐唯辛 徐晓 徐友渔 许纪霖 许良英 许小年 许知远 许倬云 杨东平 杨继绳 杨炼 杨鹏 杨支柱 俞可平 余世存 展江 张大军 张鸣 张千帆 周舵 周勍 周瑞金 周泽 朱立熙 朱学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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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秦老爹的书事

开会回来,一向不修边幅的秦老爹西装革履,在“四壁皆书”的客厅里拍下这张自认潇洒的照片。 经济观察报 书评增刊 小土粒儿/文 “秦老爹”——秦晖,秦教授是也。我小时有一个动画片叫《蓝精灵》,那里面有一个智慧型的人物叫“蓝爸爸”,我就把秦晖叫“秦爸爸、秦爹爹、秦老爹”。关于“秦老爹”——秦晖与书的故事可以讲很多。 坐拥书城 父母曾说过,他们成家时唯一的“资产”是两人合在一起的14大纸箱的书。1982年他们回广西结婚,沿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去古旧书店搜罗买书。从现在他们保留下来的黑白照片中还可以看到,几乎所到之处留影旁边都有一捆书。妈妈说,他们在上海约好了去照一张当时流行的上色的婚纱彩照,因为秦老爹在上海图书馆看书太投入,忘了这茬子事,害得妈妈做好了头、化了装,孤坐在照相馆里一直等到下班都不见秦老爹的身影,当时心想连结婚这样的事秦晖都能忘了,以后他还有什么不会忘,这婚不结也罢,让他和书结婚吧。 到了陕西师范大学,学校分给他们一间宿舍,书除了堆在地上、放在桌上、就是码放在床上,所以他们的第一件家具是花33元买了一个书架。但这仍然解决不了放书的问题,我姥姥就用两张单人床板给他们做了两个2米高的书架,算是给我妈的嫁妆。因为书增加的速度太快,很快家中就四壁皆书。我出生以后因为半边床上堆放着书,秦老爹无处住,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了。 因为秦老爹翻看的书常常不放回原位,家里的地方又小,一摞摞的书只好摆在地下,经常半夜就会听到哗啦一声地震般的声音,我们都习以为常地说,“雷峰塔倒了!”秦老爹有随手记卡片的习惯,经常是随便抓住什么纸头就写下一些想法,家里的一些废纸烂屑上可能都留有他的“灵感”,于是他有个规定:片纸不丢!不能打扫他的桌子,谁若胆敢清理他桌上的东西,势必迎来一顿咆哮。 这样的结果是家里很快就成了废品收购站,不但一捆捆、一袋袋、一摞摞的书籍胡乱摆放,一片片、一张张的烂纸头随处灰扑扑地散落着。很多在我看来毫无收藏价值的应景杂志和书籍完全可以淘汰掉,但秦老爹的座右铭是:“书到用处方恨少”,你怎么知道以后会用到什么书。 因为只进不出的结果,以及他们又从上一代人那里继承了一批书籍,有限的空间很快就只能向上发展,房间里已经看到不到一寸白墙,阳台上、厕所里、厨房里的顶柜每一个边边角角都利用起来。结果是,家里的书越多越找不着,他们常说人生1/2的时间都用来找书了,有时候写文章写到一半,要查找什么资料,在家里大索貌阅上上下下翻了个掉底儿,两手灰灰愣是找不着,于是大发牢骚说以后一定要像组织部进人一样严格把关限制买书,家里有书找不着还不如去图书馆借书来得方便。 话是这样说,可是遇到自己心仪的书,一定又会急逅逅地赶快收入囊中。现在家中到底有几万册书,谁也没有统计过,只是知道1998年我们搬家,搬家公司光书就拉了几趟,每次把载重汽车的底盘都压得超过了底线。2000年搬家,300个纸箱子来回使用了四趟还不够用。后来有记者来过我们家,以《秦晖坐拥书城》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电脑时代他们的购书速度有所减缓,但是别人赠书的数目仍不在少数。家中的地砖因为受重不均匀,已经左一块右一块的松动起翘了,我们在家中走动就像踩石头过河,既要绕着书堆又要避开坏地砖,颇需要点技巧才行。 买书如痴 在他们的工资都不高的时候,买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 秦老爹至今念念不忘的是,1979年他在杭州清泰街的古旧书店,看到一本日文的仁井田陞著的《支那身份法史》爱不释手。但是7元的标价超出了心中预算,他在书店里看了很久,犹豫再三最后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地放下了那本书,现在一想起来就后悔得要命。1980年我妈妈做毕业论文搜集资料时,在天津劝业场的一家古旧书店里结识了一位专门经营外文书的老店员。老人曾向她推荐了大量文革中抄家没收的外文书,也是因为囊中羞涩,与很多心仪的书籍失之交臂,现在每每想起还大呼可惜。在西安时,骑自行车去西安南院门的古旧书店是秦老爹的“经常节目”。有一次他碰到一本到处寻找的书,但偏偏所带的钱又不够,又怕第二天来已被别人挑走,只好把工作证抵押在书店带着书回来,第二天再去送钱,回来的时候又不忘再稍上几本书。 他们买的旧书中,有不少是流落在外的名人藏书,有他们的题记、眉批、签名,比如吴晗、陈翰笙、钱俊瑞等。以博学著称的史学家马雍去世后,秦老爹在旧书店买到了他的一些藏书,其中包括苏联出的两巨册《古希腊语俄语大辞典》,上面有马先生做的许多注记。马先生是搞中国史的,却对古希腊语如此有兴趣,这成了秦老爹教我要博览群书的一个例证。马先生的儿子也是学历史的,跟秦老爹还认识,有次见面秦老爹提到令尊的某某书如今在我这里,这位子承父业却把父亲藏书卖了的儿子“好像有点尴尬”。 1994年以前我们家住西安时,学校经常调整住房,我父母所任课的84、85、88级的学生都为他们搬过书,以至于现在这些已经成为博导、硕导的学生聚在一起时还说,当时他们一个班的男生浩浩荡荡的拉车扛书为老师搬家,很多人还以为给图书馆或系资料室搬家呢。   我是“看书科”生物 秦老爹眼睛不好,从小练就两个本领,一是站着看书。他小时候在南宁新华书店看书,一站就是一天,因为经常去,书店里的人都认识他,所以经常可以先把书拿回家,下次去再付钱。第二个本领就是看书时高度集中,可以屏蔽掉一切无用的信号和活动。这个习惯保持至今,比如说他看书时一般不喝水不上厕所,捧着本城砖般厚的百科全书杵在那里,一站就是个把钟头,除了接电话,当面询问只会得到没有有效反应的“唔、唔”之类的敷衍之声,反应极其迟钝。我和妈妈说他,他反而理直气壮地说“我是‘看书科’生物!” 他在图书馆看书更是注意力集中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当年陕西师大的人都知道秦晖被锁到图书馆、资料室的事情。听妈妈说他在校图书馆书库的某个角落里看书,闭馆的铃声响了,大家都离开了,灯都熄灭了,他毫无察觉,等到光线无法再看书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已被反锁在书库了,于是大喊大叫,被图书馆的人批评教育一顿后才被放出来。在历史系资料室也是,管资料的老师说:“下班了、下班了”,清场以后锁门下班回家。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等到他知晓被锁在里面敲门高呼时,被其他老师发现,只好央求人家先去回家找金雁,然后再让我妈去找资料室的老师来开门。等到满校园里找人把他“解救”出来时,大家都调侃他说,索性你就在资料室里住一个晚上看个够,省得这么兴师动众麻烦诸多人。他信以为真地说,我倒真有此想法,主要是怕一夜未归家里人着急。 到北京以后,夏天他经常到北图去看书,一待就是一整天,往往到下班的时候,他会茫然地说,我记得刚进去一会儿,连中午饭都没吃,怎么就下班了呢?时隔多年,父母当年的同事到家里来做客,谈及秦老爹的这些往事,哈哈大笑之后总不免感慨,现在再无这样看书成痴的人了。 1978年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人数不多,当时算是天之骄子,作毕业论文时可以在全国到处查资料,所以“泡”各地的图书馆是秦老爹的一大强项。他的导师赵俪生先生资历老学问又好,在学界到处都是熟人,而当时看书的人又少,秦老爹就凭着导师的一纸推荐信,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的图书馆里享受到“本馆工作人员”的待遇。当时上海图书馆的馆长顾廷龙老先生跟行政方面打了个招呼,秦晖便住在图书馆的招待所,在图书馆食堂吃饭,可以入善本库看书。在杭州也是由于善本部主任张良诚先生的关照,秦老爹在孤山上的浙江省图书馆善本部(当时设在西湖中的孤山文澜阁)一待就是两个月。那年杭州的冬天奇冷,南方又没有暖气,他每天从杭大招待所穿过白堤上孤山,西湖上刺骨的寒风宛如刀割,孤山上室内也冻得捏不住笔。离开杭州时,他带走的除了抄录的上千张卡片,还有满手满脸的冻疮。三十年后,当我们一家在艳阳高照的夏日泛舟西湖时,秦老爹在波光潋滟的水面上仍感喟道:“杭州的冬天可真是冷啊”。 1979年在北图善本室里查阅资料,因为线装书纸张都很脆弱又吸水,容易玷污书籍,故而善本室里素有不能用钢笔的规定。当时善本室的一位老馆员,据说是“京师图书馆”时就入馆的,赵万里都很尊重他,此人惜书如命。秦老爹有一次不小心把一小滴墨水落在书边,使得负责任的老馆员大为光火,当即把他赶出善本室,后来写了检讨诚恳道歉赔了罚款才算了事。 曾有记者问过秦晖,有什么业余爱好,他回答“看书”。记者以为他没听明白又一次强调:“我说的是‘业余’爱好。”秦老爹说,我说的就是“业余爱好”。因为在他看来,其实文字工作没有专业与业余之分,他的工作就是兴趣所致。我上学期间总是为没完没了的升学考试所迫,书山所苦,免不了点灯熬油,通宵奋战,而他从来就对我那种苦行僧般的努力不以为然。他经常说,“我从来不相信头悬梁、锥刺股能够有什么出息,看书看到昏昏欲睡要拿锥子扎,能看进去什么?兴趣才是最大的动力”。当然,对于埋首厚厚的作业堆中分身乏术,困倦已极还要应付考试的我来说,说这些话的人完全是“白天不懂夜的黑,站着说话不腰疼”。 知识达人 当然,必须承认秦老爹看书的范围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和知识沾边的他都有兴趣。历史门类里中国史、世界史不算,与此沾边的考古、古文字、古生物、宗教、地理、自然、水利、兵器……他无一不感兴趣,范围之广恐怕许多以博学著称的专家都难与之匹敌。 他还尤其喜欢看地图,他自称小时3、4岁还不太认字的时候就迷上了看地图。那本旧地图汉字是从右排的,于是他把“黎巴嫩”读作“嫩巴黎”,很奇怪巴黎还有老嫩之分;竖排的“立陶宛”,他还认不准“陶”字,但是知道是“陶瓷”中的一个字,就叫“立瓷碗”。 文革大武斗的时候,他在宁波外婆家避难。那时中国什么都保密,沿海城市大都没有公开发行地图,他就自己跑遍了宁波的每条街巷,自己手绘了一张宁波地图,上面标注了他沿街看到的许多机关工厂。结果我爷爷见了大惊:在那个“敌情观念”浓厚的年月,他害怕会被人指为特务,把这张珍贵的手绘版地图付之一炬。还是个孩子的秦爹爹手捧地图碎片嚎啕大哭。这件事显然对他打击极大,以至于多年后说起都耿耿于怀。 这个童子功的练就还是非常了得,每每说起某个地方,他脑子里都会呈现出一幅“活地图”。当年在兰州大学和气象专业的研究生住在一起,他比那些当了多年气象填图员的人更加熟知中国的两千个县市,因此震倒了一票人。至于河流的流经区域、山脉的走向就更不在话下。往往别人一说起是哪里人,他就会如数家珍一般告诉人家,你们家旁边有什么河、有什么山。甚至在巴黎,他与法国朋友走在某条街上就会告诉人家这条街大革命前叫什么名字,1871年叫什么名字。因为他在当知青下乡时,就把《1871年公社史》所附的“巴黎街垒战”地图看熟了。 他搜集地图达到痴迷的地步,每个国家、城市、地区的地图,甭管是新的旧的他都一样喜欢。他认为,新的有新的用处,旧的有旧的用处,如果能配套逐年搜集全了就更有价值。在美国的每个城市以及汽车club里可以提供免费地图,他从美国回来如获至宝地运回来整整一箱子地图。我们在国外旅游每次他都比导游更了解当地的天文地理,还时常纠正人家的错误,搞得导游好没面子。很多与他一同出行过的人都说,秦晖是中国Number One的导游,不但可以讲解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天文地理,而且是集全陪与地陪为一体的、可以穿越时空相互比较的知识性导游。 秦老爹还有一个习惯,喜欢用地名和人名的谐音作为日常词汇。比如热极了他就说“蒙哥大汗”;吃饱了他说“塞鼓肚儿”(塞古杜尔,几内亚的开国总统);晚上困了,就说要去“躺铺儿”(坦普尔,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去厕所小便叫“慢撒尿”(曼萨尼奥,墨西哥的海港);蹲厕所叫“拉各斯”(尼日利亚前首都);如果两个人正好“都拉斯”(阿尔巴尼亚的海港城市)呢?那只好“轮蹲”(伦敦)了;在里边看书不出来,等着“轮蹲”的人抱怨了,他就说“拉斯帕尔马斯(怕尔骂死,加那利群岛城市)”;平时说哪个人没出息,就说是“瓜拉丁家奴”(马来西亚一省会);裤子松了,说“涅菲尔提提”(古埃及的王后)等等,不一而足。 与现在年轻人喜欢K歌一样,秦老爹也很喜欢哼歌。但他会唱的歌卡拉OK上一首也没有,因为他经常哼哼的三类歌曲都不是流行歌曲。他第一喜欢唱国歌,粗粗统计他大概能唱出50~60个国家的国歌;第二喜欢宗教歌曲,如《圣母颂》、《大开城门》等;第三喜欢特定历史事件中的歌曲,比如《一块牛排出卖巴黎》、《觉醒吧罗马尼亚》、《团结工会之歌》,甚至还有《党卫军之歌》,以及文革中的歌曲,像什么《知青之歌》和武斗中的《完蛋就完蛋》、《四二二战歌》之类,现在几乎无人知晓的带有时代烙印的歌曲。 与对知识的痴迷相反,热播的情感剧、青春偶像剧、反特剧,他从来不屑一顾,并感到大惑不解:现实中的人们总是忙忙碌碌,而电视中人物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默默唧唧,无病呻吟呢?他的解决之道倒也简单:让那些痴男怨女们都去写论文,就会天下无事。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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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秦晖:晚清儒者引西救儒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晚清的儒者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船坚炮利”的强者,所谓的“西洋国政民风之美”才是学习的主要动力,富国强兵的功利主义反而只是次要的或者是顺带的动机,所谓“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并不是因为三千年来没有打过败仗或败得这么惨,而是因为那时的儒者以为西方实现了“三代”的理想,导致几千年来第一次对自己的道统产生了怀疑 从“差异原则”理解儒家 最近,儒学、国学的传统话题很热闹,但是,我们在用语言来表述某种意思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符号和我们要表达的意思之间的关系问题。当代语义分析的研究表明,语言解释的空间是无限的,同样的话语可以表达很多不一样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意思。比如同样是谈儒学的人,这之间的差别可能非常之大,这就是索绪尔讲的“任意原则”。如果是这样,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 但索绪尔提出语言的表达还有另外一个规定,就是“差异原则”,通俗地讲,就是指一句话要表达什么意思,往往是要通过我们借助这句话去针对什么来体现的。用我的语言来讲,就是说我们讲某一套话语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假想敌,我们这个话语真正的意思是通过我们要排斥的东西来体现的。比如大家都讲儒家,都讲仁义道德,这个仁义道德到底什么意思呢?其实就取决于你用这个仁义道德来针对谁,如果离开了那个所谓不仁不义、不道不德的东西,你讲的仁义道德就没有什么确定的含义。 我们现在讲儒学,讲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一种学问,都是这样:要理解你讲什么,首先要明白你讲这套话到底是针对什么的。老实说我们国家,从董仲舒以来两千多年,几乎人人都讲儒家,没有什么人说他是反儒的,但是讲儒的人中区别非常大。就像有学者讲的,西方基督徒中的区别往往比基督徒与非基督徒的区别还大。都是讲儒的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主要就在于“差异原则”,他们针对的假想敌是不一样的。 就今天而言,我觉得我们谈儒学的时候,最重要的两种谈法,一种就是自从董仲舒以来一直到晚清,不少儒者(我指的是那些继承了先秦以来,或者董仲舒以前的原始儒家信念的那些人,不是仅仅为了“读书做官”把儒书作为“敲门砖”的人)他们谈儒往往是很愤世嫉俗的。他们所愤、所嫉何来?当然不是来自“西化”,主要就是来自孔孟时代的“周秦之变”,孔孟为当时的“礼坏乐崩”痛心疾首。而从“礼坏乐崩”中建立了一个秦制,很多早期儒家都认为这套制度很糟糕。大家都知道原始儒家有两个概念,叫做“王道”和“霸道”,很多人认为法家就是主张霸道的。他们对此强烈不满。董仲舒以后很多人就驯服了,接受了“儒表法里”,但“表里”之间还是有矛盾的,到某些关节点上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知道“难得糊涂”的儒者出来指责秦制,所以毛泽东会有所谓“儒法斗争持续两千年”的说法。 而到了五四以后,“西学”影响大了,很多儒家或者声称自己是儒家的人,就不是对法家和秦制表示不满,而是对以“西化”为表现形式的现代进程表示不满了。从洋务、维新时期的守旧派,到新文化运动中很多对新文化表示不满的所谓保守派儒学人士就是这样,他们讲的儒学当然又是表达另外一种意思了。 但有趣的是,当初学习西方的潮流,恰恰就是由前面说的那种“反法之儒”发动的。所以在表达儒学里面的“差异原则”中,“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可以说是近代最基本的一种区别。 中国古代的儒家历来有反对法家,尤其是反对所谓“法道互补”的传统。“文革”时期毛泽东曾经说,中国思想史的主线就是所谓的“儒法斗争”,这个斗争延续了两千多年,他为此发动了一场大家都知道的“批儒弘法”、“批林批孔”。“儒法斗争”是不是可以概括为中国思想史的主线?这当然争议很大。但毛泽东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显然是有感而发。 为什么要学习西方?是崇拜“强者”吗? 回顾一下晚清以来的中国思想界,我们就会发现,以往尤其是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都强调西儒的对立,这就遮蔽掉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晚清以来的很长一个时期,最急于引进西学的人就是这种所谓的“反法之儒”。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国人在晚清为什么忽然间想到要学习西方,而且出现了那么强大的一个潮流,以至于到了世纪之交,好像你不谈西学就不是学问。到了民国初年,甚至发展到当时能够为中国传统进行辩护的人,往往也必须要像辜鸿铭那样本来就是一个洋人,英文比中文讲得好,他才有资格扮演这样的角色。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局面呢?为什么会导致相当一个时期国人都争前恐后地要学习西方呢?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我们知道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法西斯主义对中国也有很大影响,这些东西都是打着西化的旗号。为什么晚清以来中国会出现那么强大的学习西方的潮流呢? 过去我们对此有一套“三段论”的解释:鸦片战争我们打输了,发现人家船坚炮利、经济富裕,于是向西方学习“器物”,遂有洋务运动。马江、甲午之役我们有了现代海军却仍然输了,发现是专制之弊,于是向西方学习“制度”,遂有维新、革命。但帝制变共和之后国运仍不济,发现是“国民性”不行,于是向西方学习“文化”,遂有五四运动。但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后我国国力增强,国外汉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之风东渐,这套解释似乎越来越失灵了。 有人考证说,中国经济并不落后,鸦片战争前夕还是世界第一,甚至算出占全球GDP的36%,比今天的美国还牛。又说明清我国贸易大量顺差,西方工业品竞争不过,只好用白银买我们的产品,证明我们那时已经是“世界工厂”。只是鸦片阴谋才改变了这一点。但究其实,西方用鸦片替代白银支付逆差当然对中国危害很大,然而用鸦片替代白银来付账就能使其工业品变得“有竞争力”吗?而且鸦片代替白银也不会减少我们的GDP嘛(至于这个GDP对我们究竟有无好处,就像今天的GDP高速增长之利弊一样,是另一个问题)。所以如果仅仅讲GDP,假如鸦片战争前我们真的是世界第一,那么鸦片战争后怎么就不是了?实际上直到甲午之时,除鸦片外的一般贸易中国仍然大量顺差,甚至因鸦片贸易产生的逆差也在明显减少,因为中国禁烟失败后却成功地以自产鸦片实现了“进口替代”,以至于包括鸦片在内的总贸易额也出现了恢复顺差的趋势。如果按“顺差就是优势”的逻辑,岂不是直到甲午时中国经济仍然世界第一,而西方工业品仍然“竞争不过我们”?甲午以后,随着中国门户开放,工业起步,投资品输入,外贸才在不靠鸦片进口的情况下变成大量逆差,西方工业品表现出“竞争力”了。然而,恰恰从这时起中国出现的近代统计数据使人有可能计算出近代口径下的经济增长率,而从甲午到抗战前这一增长率还比西方列强为高———如果按过去的看法这不难理解:中国本来落后得几乎一穷二白,这样的增长率在极低的基数下并不足奇。但是按照上述的“重新认识”,中国经济本来就世界第一,这样的增长率能使她变落后吗?如果真是如此,那么中国经济到底什么时候落后过呢?难道只是在抗战以后? 在政治方面,现在的“重新认识”倾向于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有人说这是一种父爱式的管理,有的说科举制是现代文官制度,有人说你看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多么“自由放任”,和英国女王不理事不是差不多?更多的说法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出乡绅”,从基层到国家整个就是父慈子孝、温情脉脉的大家庭。 经济如此先进,政治又不专制,伦理道德那更是我们的专长,远非人欲横流的西方可比。这样看来,晚清国人何以要学西方就成了难以理解的事。于是近年来有些人说,中国人学西方根本就是一个错误,西方惟一比中国强的就是他们武力了得。中国被打败后便“短视”起来,接受了“社会达尔文主义逻辑”,之所以要学习西方,就是因为西方打败了中国人,谁的拳头硬就学谁,落后就要挨打,挨打就是落后,打人的就是先进,所以我们就学习打我们的人。 可是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五四时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因为“先生老是欺负学生”。这个说法显然与上面那种说法矛盾:如果按上面的说法,我们原来不就是因为挨打才学习打我们(就是欺负我们)的人吗?如果不打我们,我们还不学了呢。怎么还会有失望一说? 显然,五四时期部分中国人由学习西方转向学习俄国,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欺负我们(俄国就难道没有欺负我们?)。不过毛泽东的这个说法至少表明,当时人们学习西方与西方在国人心目中的道德形象有关,这个形象决不仅仅是个“强者”。 但是这个特征在我看来,最典型的还不是五四以前,而是戊戌以前,那时的“反法之儒”对西方的道德描述,可以说比戊戌以后、五四以前还要浪漫得多! 为什么清以前的国人不崇拜“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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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 秦晖:穷人富人都应享受正当权利

新浪财经讯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度观察家年会”于2011年1月15日北京举行。上图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 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然  1月15日,在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10年观察家年会上,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秦晖表示,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但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 秦晖表示,贫富问题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他说,“最近有一位前辈有过一个引起争议的名言叫做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这句话当然引起很多讨论,我理解前辈这句话,其实意思是说现在的富人面临的是他可能很多权利受到侵害,而穷人主要面临是社会保障的问题,因此需要别人为他们多办一点事。”但秦晖认为,实际上无论穷人富人都有一个正当权利的问题。 他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一方面我们不能允许红顶商人骄横跋扈不可一世;另外一方面不能允许无权无势富人成为刀俎的与鱼肉,权利和金钱树立一个屏障,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群己权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分开,公共领域讲民主原则。如果群己权界得到遵守,民主和自由各得其所,就不会产生冲突。 秦晖表示,当国家的财富真正被国民所有,不是为政府所有。权利就既不能带来财富,也不能剥夺财富,那么到时候公平致富的人们就可以在依法履行对社会义务的条件下享有充分的财产保障和经营自由,但是他们不可能有任何政治法律特权。他们的进取精神得到社会尊重,他们超义务的奉献,得到社会赞赏。 秦晖认为,“所谓超义务奉献就是慈善,这是不能要求的。能够要求的是税收,那么纳税以后他们还可以搞慈善,这个慈善不是他们的义务,但是他们做了,这个社会就要感谢他们。国家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的,因为国家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一个机构,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这是国家吗?如果你为自己办事,老实说这就是强盗。用强制权利来为自己办事,这是强盗,不是政府,政府就是为老百姓办事。”他说,“政府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不需要感谢。如果是富有的平民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应该感谢。这些人如果超义务奉献社会应当赞赏。” 秦晖指出,“义务的轻重实际上也就是税收高度,这体现着群己权界的弹性区间,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这是可以讨论,也是持续争议的公共话题。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无论群己权界怎么划,无论群大一点还是己大一点,都比较遵守群域要民主的规则。”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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