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5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东欧问题专家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研讨会在北京万圣书园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孔田平《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嘎、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等人就书中提及的东欧问题展开讨论。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金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48.00元。

金雁

1954年生于陕西西安，1981年于兰州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苏联史），1982年任教于陕西师大，1991年至1992年在波兰华沙大学进行学术访问，现为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主要著作有：《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道路》（1996年），《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再认识》（与秦晖合著，1996年），《新饿乡纪程》（1998年），《火凤凰与猫头鹰》（1999年）等。

5月12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东欧问题专家金雁的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研讨会在北京万圣书园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任剑涛、清华大学教授秦晖、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孔田平《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卢跃刚、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王嘎、万圣书园总经理刘苏里等人就书中提及的东欧问题展开讨论。

《从“东欧”到“新欧洲”》一书来自金雁在《经济观察报》2009年开始的专栏文章结集。金雁多年研究东欧问题，并从1990年代开始，数次前往原来的“东欧”、现在所谓的“新欧洲”学习、生活和考察。她对苏联解体后的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历史及其政治思想诸多问题有深入研究。2004年曾与秦晖合著解析东欧问题的《十年沧桑》一书。

新书《从“东欧”到“新欧洲”》分为三个部分：上篇是2009年金雁“新欧洲之旅”考察后的感想；中篇包括波兰历史的回顾、对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及乌克兰问题的思考等；下篇则专门研究东欧知识分子在转轨前后的思想探索和精神追求。金雁表示，写这些文章缘起是国内许多关于东欧转轨国家的报道有误导之嫌，忍不住要写文反驳。

世界越来越清晰时，东欧越来越模糊

刘苏里：这本书中有几篇非常关键的文章。原来叫“东欧”现在叫“新欧洲”的一批国家转型以后，它们现在的处境，对于我们来说是渐行渐远了。转型之后我们能够见到的关于“新欧洲”的报告基本是负面的：转型当中谁又复辟了，经济怎么动荡，社会怎么凋敝，缺少全面的报道。到了现在就基本不怎么提东欧的事情了。因此我把金雁老师的这本书看作正本清源的著作，或者说给我们普及关于新欧洲转型之后常识的著作。

金雁：我想讲一下我怎么想做“新欧洲”，或者说原来叫“东欧”这一块（的研究）。我是1978年学的东欧、俄罗斯的历史。1984年的时候参加了一个俄语水平考试，准备1985年去苏联列宁格勒大学。什么都定好了，我们学校突然临时换人，说你还年轻，应该让年龄大的人去。

1990年我想再去苏联，政审折腾了几次，总算可以走了，突然又把我派到波兰去了。我那时候真是纠结了。纠结什么呢？第一个，秦晖（注：金雁的先生）还在政审，而且我们家一大一小都得了肺结核，秦晖得肺结核，我女儿得肺结核。我这个时候走的话不合适。第二个呢，把我重新弄到波兰去的话，还要重新学一门语言。我的所有熟人、老师、同学都在苏联，突然要换到波兰去，我这心里不是滋味。第三个呢，还有一个形而下的考虑，那个时候出国等于发一笔小财，在苏联还没有剧变的时候，还能够带回一点儿钢琴、大衣之类的东西来。但波兰已经在剧变过程当中了，货币也在贬值。面临着这些问题，我心里就郁闷了。

坐火车到莫斯科的时候，我真的不想走了。当时要八天的时间才到华沙，到了以后还得先学十个月的波兰语。到那儿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到底是去读书还是读社会？———我的这些郁闷，很快就搁在一边了。为什么呢？1989年之后，整个（中国）是非常渴望了解东欧情况的。那个时候天天政治学习，秦晖就成为“波通社分社”。我的信只要到了秦晖手里，渴望了解真实东欧的人，都在秦晖那儿打听。两年以后我从波兰回来，很多人跟我说，你知道我们那一段时间为什么对政治学习那么积极，就是因为从秦晖那里能够听到一个真实东欧的状况。

在这种状况下，我就放下心来去读社会。因为秦晖的每一封信都是提一大堆的问题，我真的很短时间内回答不了，我得满世界跑。连我的老师们都知道了，看到我坐到教室的时候，他们说，你肯定是跑累了。我在乌克兰时借住在公安部一个人那里，他说，你是学历史的？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学新闻的呢。那会儿我去了六趟苏联，东欧的国家也基本都跑过来了，包括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奥（地利）这些国家都去了。整个波兰我也跑，它的整个转轨进程我都全部经历了。

当时我必须要有一个切入点，以什么样的方式了解波兰社会？想了半天，我就现学太极。找了一个会打太极拳的中国老师，现学了36式；又跟新华社的孩子们学做中国菜。然后我到一家文化馆里头以教太极和普及中国文化的方式开始和波兰社会接触。我记得曾经花一点工夫做了一餐菜，他们的人夸我说，200年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饭菜。我这个口碑传出去以后呢，他们还让我去看了万人大食堂，说你来承包我们的大食堂得了。

对于我来说这只是一个进入点，慢慢对整个东欧社会的了解就多起来。我记得大概给秦晖写了300多封信，当时是航空邮件，所以有的时候信件一下子到好几封，有的时候好几天没有信。秦晖给我写信的时候说，好几天没有摸到信了，我去摸那个信箱连手都磨破了。当然他不是对我的渴望，他是对波兰信息的渴望（哄堂大笑）。这对我是很大的一个鼓舞，对我了解波兰社会的一个鼓舞。

我回来后把这些信整理出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饿乡纪程》，跟雷颐他们一块出的，就是把我的信整理了一下。但后来我觉得仅仅那本书不够了，像刘苏里讲的，世界越来越清晰的时候，东欧越来越模糊了。我们整个外交方面对东欧是定一个盘子，东欧是看西欧的脸色，那么我们把西欧搞定了，东欧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我们在外交上对东欧的关系是淡到一定程度了。这种状况下我觉得要进一步做，仅仅浮光掠影式地看看是不够的。做的过程，我发现困难很大，远远超过原来我给秦晖写信的那种感性的东西，因为牵涉的语言之多，资料之多，很难把它驾驭住。但是总算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一个《十年沧桑》。

做完以后到2004年，这么多年我基本上对东欧的关注减少了，但是我看到很多写东欧的文章，真的有点忍不住。应该来说，我学问做得吊儿郎当，文章写得旁门左道，很难入学院派的法眼。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多问题是在误导民众，所以写了这些文章。

俄罗斯和东欧精神史的启发

卢跃刚：国内研究苏联和东欧的，有一些学人是必须要重视的。一个是金雁和秦晖的合作，还有清华的蓝英年，还有曾彦修先生，他前不久写了《天堂的神话是怎样破灭的》，是内部印的，这个书很值得重视。

我们读苏联人的思想史会发现一个事实，就是苏联和东欧跟我们的政治结构是同构的，政治文化上很大程度是相似的。为什么苏联、东欧的知识分子有那么出色的表现？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就提出在讲中国知识分子的时候，苏联知识分子是一面镜子。东欧知识分子事实上是中国人的另外一面镜子。当我们把这两面镜子树起来，关照中国知识分子某些心理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巨大的差异。金雁在这本书里写到面包时代，在面包时代苏联和东欧知识分子的压力比我们来讲不差。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压力更大甚至是更残酷的。但他们仍然有到今天来看都有一流的、上乘的、原创的表现，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

东欧知识分子有两个特征：第一个在血脉上表达了他们与历史一种决绝的关系：第二个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把祖国的归属感作为他们学术的动力。这些东西我们在读起来的时候，感觉有一种精神结构的差异。金雁的书我特别注意到，到了下篇，讲到面包时代的情景，中国现在也是面包时代。我认为他们有对应关系，都很难回避面包和自由的关系问题，如果不回答这个问题，永远是面包的话，那我们永远是爬着走的动物。这也是金雁的书梳理了俄罗斯和东欧精神史给我们的一个启发。

金雁：波兰华沙起义前跟苏联方面有过接触，但苏联军队已经到了河边，眼看着这种屠杀不过河，80万波兰人有20万死亡。所以我第一个震撼就是波兰过亡灵节时全城一片悲哀、一片蜡烛。我给秦晖的信里说，在这里战争是昨天才结束，可是在我们那里抗日战争完全已经戏剧化了。在波兰亡灵节是全城出动，从80岁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孩子，都在公墓面前给他们守灵。我就觉得波兰人这个民族实在有精神。你说我们出了多少伪军，可是波兰人呢。而且他们死亡的知识分子有三分之一，是死亡人数最高的，整个雅盖隆大学全体教师被屠杀，在所有二战历史中唯独波兰一家，这些事实的确给我带来很大震撼。

知识精英怎么推进社会转型

任剑涛：我觉得金雁的书，有几个重要的地方。第一个关于东欧，人们对它意识形态上的迷茫。这本书是一个打迷茫的重要成果。中国改革开放后，对我们原有政党意识形态和国家意识形态来自于列宁、斯大林主义那一套东西没有能够认真去清理，而在之后的事实上，也没有认真去描述，缺乏严肃的研究者。我觉得清理工作非常重要。

第二个，对于苏东变局本身转型政治过程的一个描述，尤其是一些重要人物的清理，有利于我们了解东欧和苏联转轨政治的一些真相。没有看这个书之前，我对米罗舍维奇的认识还有一点儿佩服，因为我觉得他能够坚持自己的立场。一看金雁描写的特别有摧毁力度，米罗舍维奇的光辉、正确的形象一下子坍塌了。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去看苏东转轨时期的重要历程、重要人物的作为。

金雁和秦晖写《十年沧桑》和《从“东欧”到“新欧洲”》，我觉得两个清理对我们非常重要。第一个是在转轨时期，左右立场跟我们今天中国左右立场刚好相反。对社会改革方案的左右选择的复杂性，这个书里有非常精彩的陈述，使我们对今天中国遭到同样的左右选择问题，提供一个不同的参照系。

其实在我看来，苏（联）东（欧）整个原生结构跟中国是两个结构，我跟卢跃刚的看法略有一点区别。为什么这么说呢？苏东从来没有真正把列宁主义落实到底。他们的知识分子不仅有批判力，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对国家发展状态、对西方世界说明的能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远远赶不上的。赶不上的原因是什么？真正兑现列宁主义全盘的国家建构是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都非常矮化。我特别同意，像金雁描述一样，我们现在是一个典型的面包时代，不是面包与自由的问题，而是面包与面包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精神根本没有这种自控能力，是国内极左派和极右派，合谋对现实做一个增大化和合理化。

那么推导出来第二个结论，也许我们对开明领袖家简单的寄托和政治幻想，看了苏东转轨，我觉得这个是太简单化、草率化，这是推导出来的结论。

孔田平：过去的20多年间，不仅是中国的媒体，就是西方的媒体实际上对东欧地区兴趣也是大幅度下降。但在社会主义时期这里还是很有吸引力的。七七宪章运动，波兰团结工会，这些历史事件成为全球新闻媒体关注的问题。从1989年东欧剧变以后，媒体关注的往往是坏消息，比如去年斯莫棱斯克的悲剧，还有金融危机之后，匈牙利面临国家财政破产。媒体有时有一种非常奇怪的心态，人家越糟，就越安慰。事实上，我们仔细观察这个地区20年的变化，用波兰一位日报主编的讲话说，这是我们波兰历史上300多年最好的时期———政治自由，经济发展，还成为欧盟成员。

金雁老师的书涉及的面是比较广的，不仅包括了俄罗斯，也包括乌克兰，东欧国家，实际上差异特别大的，我们很难对这个地区做一个一般化的描述。比如说已经加入欧洲经济体的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应当说从整体的政治、经济转型来讲是非常成功的，全球的制造企业基本上都转移到东欧这些国家了。

再看一下独联体地区，乌克兰、白俄罗斯在政治和经济转型来说和东欧差距越来越大了。为什么实行同样的、类似的转型，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表现？非常有趣的是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波兰的“休克疗法”是一个典型。它在经济上非常成功，2009年在全球经济一片萧条情况下，波兰是一枝独秀。匈牙利在转轨之初，被认为它渐进主义的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它恰恰遇到了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冲击，国家财政面临破产的边缘。这些问题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

另外，金雁这个书，对我们以前很少关注的“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潜力”有一个深入的挖掘，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贡献。我们看到在冷战时期，中东欧国家受到苏联的压制，而东欧国家一些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责任，表现了他们的道德勇气和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这是促进东欧国家变革相对顺利的比较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能仅仅关注政治的转型，经济的转型和社会的转型，而且要看一些社会知识精英怎么推进整个社会的转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整理：南都记者田志凌

延伸阅读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金雁著，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8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