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长城月报总编辑朱顺忠正面回应“停刊“传言）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 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首先，我要感谢两年来坚定不移支持我工作的《长城月报》社的主管、主办单位 中国长城协会（香港），长城月报社社长、中央文史馆馆员赵德润先生，长城月报社执行社长杨尉先生。正是他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两年来我方有了追求新闻职业理想的机会。 同时我还要感谢以下和我曾经携手迎风雨的同事： 范友峰、孔令军、兰燕飞、吴相军、杨文琴、陶勇、徐秋颖、张蕾、王博、王瑞峰、刘岩、詹敏、蒲文盺、齐林、张薇、王亚花、李蓓、郭振卫、李庭煊、 種靜華 、王红彦、于燕、张玉、刘婷、武灵敏、张腾江、马婧、宋雯、梁韦韦； 尤其要感谢跟随我战斗到最后、和我一起出走的长城月报团队成员：鲁晟、陈威、彭毅飞、许夏颖、汪峥、齐庆涛、张杰、李彦、卢丹江、李志伟等。 还有其他曾经为长城月报做出过贡献、直到现在还牵挂着长城月报发展的新朋故友们。 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关心长城月报发展的 杜导正、江平、郭道晖、茅于轼、张思之、戴煌、贺卫方、于建嵘、蔡定剑（已故）、展江、张鸣、焦国标、胡星斗、马云龙、周道鸾、吴思、杨继绳、张千帆、胡星斗、曹思源   、蔡霞、陈思进、邓文初   、嘉琛   、萧瀚、丁冬、李剑芒、沈敏特   、宋忠平、   任孟山   、滕彪   、王建勋、信力建、   肖雪慧   、徐友渔   、许志永、于德清、林峰等师长们！ 此外，还要感谢各位新闻界的同仁：程益中、王克勤、笑蜀、长平、洪振快、喻尘、杨恒均、梁文道、曹景行、盛大林、陈锦麟、廖保平、王光泽、郎遥远、吴祚来、智效民、李小鸣、唐毅、杨桐、陈凤山、陈永苗等，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很多关心长城月报和我本人近况的朋友们！ 两年来，我把一句话当成长城月报的理念，并且用这句话号召和锻炼了一个经得住风霜雪雨的年轻团队 ——“ 用民主法治规则表述中国行进阶梯 ” 。这个理念之下，我和每位同事坚决奉行新闻专业主义和专业新闻主义，携手迎风雨、同道对惊雷，并且走过了一条荆棘满布的坎坷路、留下了一串无愧新闻职业道德的脚印，洒下了满怀新闻理想的激情。 然而，我和我的团队都没有想到， 2011 年的 10 月，一切都成为绝唱。 随后各种传言疯长，各种指责和无妄谣言也向洪水般疯狂向我和我们这个年轻团队的每一位员工扑来。更让我心寒的是，这些谣言的制造者有时就在我身边，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和说谎言时眼睛的虚妄。然而，谎言终究是谎言，当你说第一个谎言时，你就必须说十个谎言来弥补，当你制造 10 个谎言时，你必须说 100 个谎言去圆谎 . 而当你说 100 个谎言的时候，怎么办？挚友范友峰昨天告诉我：一个人，一个男人，应该做男人应该做的事，即便你是女人。 躲在背后放冷箭的人，只能活在寒冷的黑夜里，因为那里没有阳光，也不需要阳光。我相信，当拿惯了冷箭的手再去拿起笔时，文字和键盘也能成为冷箭。不过，幸好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不喜欢冷箭，所以放冷箭的人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有的只是利益之下的苟合。时间消逝后，他们诞下的只有令人鄙视的龌龊、贻笑大方的卑鄙。 不过，是时，我多次心痛至伤，无数次眼泪沿着脸庞滴落在键盘上、办公桌上、方向盘上，甚至饭碗和三岁儿子的小脸蛋上。 然而，更多的同仁给了我们理解、支持和鼓励。我记得吴思先生当晚给我打了 25 次电话，急切询问我的心情和近况，次日又转告了杜导正老先生对我和团队的问候与安慰。杨恒均从澳大利亚打来国际长途，远在香港的几位前辈也专程或者安排身边工作人员给我打来电话。就连腾讯微博管理人员也在获悉相关情况后，深夜给我打来电话说： “ 朱老师，相信你，你能成功运营长城月报，也能在其他平台搭乘新闻理想 ……” 几个小时后，诸多国外媒体率先报道了我和团队的遭遇。应该说，这些报道很多都是善意的猜测，或者是根据业内人士传言而整理的消息。除了个别媒体外，大多同行没有询问我和我们团队成员。彼时，我和我们年轻的团队在西直门办公室召开了会议，会上我希望所有编辑记者不允许对涉及长城月报与我个人的微博言论发言，也不得接受外媒对此事的采访 …… 一言以蔽之，我希望自己和所有年轻的编辑记者在此时保持最大的克制和冷静，因为我知道，此时，惟有沉默。 即便如此，相关方面依然认为国外的报道是我的炒作，长城月报走到今天是 “ 朱顺忠个人的原因，与长城月报的诸多报道无关 ” 。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曾经登门要求处罚并且想 “ 约我谈谈 ” 的某敏感执部门人员也意外的给我电话说： “ 您是一个应该尊敬的新闻记者，走到今天原因很多，但是您和您的报道确实大大惹怒了好多人、好多领导 …… 请您好自为之吧 ……” 。 第二天开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 有一种力量叫疯狂，有一种力量叫坚韧。 谁疯狂？公权力滋生的利益相关者和想当然认为自己是传媒领导的那些人、那些真正不为党前途着想、妄图掩盖真相的人，想把党的前途和执政地位陷入不义、不理、不法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作家曹天竞选郑州市市长的事件。我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之一，也是曹天值得信任的记者之一，同时我还是这个事件的见证者和事件发展的亲历者。 2011 年 6 月 4 日中午，来京的曹天约我到著名学者焦国标老师家里吃饭。焦国标的夫人端出了自酿的葡萄酒，并且下厨做了 6 道非常 “ 河南 ” 的菜。饭后，曹天和焦国标老师谈论起了当时正引起媒体关注的 “ 独立候选人事件 ” 。谈论中，曹天突然告诉我说，目前郑州市市长吴某是代市长、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市长，曾经做过律师的曹天认为，根据目前中国的法律，自己完全可以、并且有能力争取 20 个人大代表签名，并且设想在郑州两会期间作为候选人出现，进入正式的郑州市市长选举的法定环节，从而彻底打破政府候选人等额选举的 “ 花瓶选举 ” 现状。焦国标老师和我都感觉这个想法很好，并且认为 “ 虽然败局已定，但谁说法律就不能真正拿起来用一次？ ” 随后，我发了曹天出资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参选郑州市市长的微博消息。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多说了，曹天很快成为 2011 年的一个标志性人物，他做的事情被南方系做了完整的报道。国外媒体的报道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河南当地的行动非常快，后来曹天的一句话可以反证，他说： “ 都说秋后算账，其实他妈的他们哪里还需要等到秋后？夏天未到，账就开始找我算了！！ ” 最让我感到寒心的是，我曾经供职的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某重要领导就此事召开的紧急会议上公然说：曹天一事，涉嫌国外反华势力参与 …… 集团所属媒体一律不得报道 …… 转发新京报报道的河南手机报当事编辑做出严肃处理 …… ；后来，另一名领导也小范围通知单位中层领导：马云龙和朱顺忠都曾是我们单位的人，而且是现在也是全国的 “ 名人 ” ，但也都是 “ 麻烦制造者 ” ，不要和他们接触，否则后果自负 …… 国庆节回家，以上的消息均被一一证实。开车路过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时，看着宏伟的集团大楼，我再没有留恋、回忆、甚至感到心寒似冰。眼泪不争气的在我路过这个建筑物时，缓缓滑落。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这就是动辄宣称要 “ 讲政治 ” 的、生我养我的祖国？在我们这个最不讲政治的国度，有些官员居然恬不知耻的大谈 “ 讲政治 ” ，而自己却是一肚子为官私利的卑鄙和龌龊。 什么是政治？民主和法治是政治的核心构成，那么请问某些官员，你们的 “ 讲政治 ” 讲的是民主、还是法治？或者在你们的词典里， “ 讲政治 ” 就是听上级的话、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面子、保住自己头上那顶血红的乌纱？ 忽然想起了程益中说过的一句话：坚持真理就是坚持常识。原来，我们的诸多官员根本不懂得常识。 斯为，疯狂。 自 2009 年我从中国周刊辞职接手并且负责改版长城月报至今，整整两年时间。这 700 多个日日夜夜，我和我的团队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艰难和痛苦 —— 资金紧张，我五次从家里把给孩子准备的看病钱拿来给员工们发工资，为了让大家有团队荣誉感，我多次在经济极端拮据时组织大家游玩，为了省一张门票，我们单位的几名副总甚至主动放弃随行，只让我这个总编的带领大家出去；为了省办公耗材，我到隔壁办公室蹭法律顾问的打印机和扫描仪，后来甚至专门鼓励大家在纸的背面继续编校稿子；我深深的记得，数不尽个夜班，美编和编辑们趴在桌子上沉沉睡到天亮：数不尽个深夜，连印刷厂的业务员也不得不陪着我们一起趴在办公桌上睡个通宵。很多同事们为了省房租，把房子租住到很远的郊区，比如通州的六环外，昌平的六环边，为了第二天早上 9 点的选题会，他们不得不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挤公交，拼地铁 …… 一年后，长城月报终于赢得了业内的尊重，知名度节节攀升。多篇报道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言论和国是栏目更是成为读者翘首以待的 “ 名牌栏目 ” 。我们的特约作者里，知名的学术大家逐渐多了起来，并且越来越多。到了最后，连我们的一个编辑也感叹，我们的专家团队真的是太强大了！与此同时，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国新办甚至中纪委的读者也都通过不同形式表达了对长城月报的肯定。 2010 年初秋，定居南京的著名军史专家王辅一将军，出差到北京，专程 “ 偷偷 ” 给我打来电话，教我如何绕过警卫，坚持要接他到长城月报社看一看，坐一坐。由于没有电梯，我多次劝将军是不是可以让小伙子们搀扶他到四楼，而年逾耄耋之年的老将军却执意自己步行上楼。那天晚宴时，老将军用钢笔写下几个字：一定要讲真话，长城月报一直在努力讲着真话，值得尊敬 …… 刊物办到第二年时，长城月报已经毫不夸张的踏入知名刊物的行列。来自龙源期刊网、读览天下、汉王科技、 iphone 客户端等等网络阅读运营商的合作，也逐渐走向深入。长城月报和我本人的微博也成为有一定号召力的微博 “ 名人 ” 。在我们的努力下，河北聂树彬、内蒙呼格吉勒图两个似乎被人遗忘的案子，被重新拉回到读者眼前。我们拿出 10 个版深度策划了两个案子的前世今生，并且将杂志送进了两会会场 …… 此后，我们对计划生育国策、罕见的国内移民潮、全国的大规模拆迁行动、鲁迅被删去教科书事件、国民党将领抗日的寸血寸山河、钓鱼岛的历史由来、我国边疆烽烟等等都做了入木三分的深度采访和报道。我们的报道，赢得读者的同时，也逐步影响着市场。 可就在此时，我们折翼，摔下云端。 但是，我们对蓝天的渴望没有停止，我们对真理的伟望和仰慕没有折翼。我们依旧渴望正义的蓝天、真理的浩瀚，我们相信：声音不能被垄断，真相不会被抹杀。 我们用文字表达的政治诉求并不隐晦：将公权力赶进用民主（选票）编织的铁笼里，让暴力不要成为独 ’ 裁的怪兽，而成为我中华 13 万万同胞的保姆、保安和服务员。然而要想驯服公权这头世界上最凶猛的怪兽，谈何容易？！不仅仅当下之中国，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和靠革命推翻王朝的孙文先生，都耗尽毕生心血，然，民主法治之光至今没有光耀我 960 万平方之华夏。 我们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 90 年前立党之初的革命夙愿， 80 年前的伟大民主诉求， 70 年前对独 ’ 裁和专 ’ 权的愤恨， 60 年前对亿万同胞的民主政体承诺是真实的、有效的，并且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 “ 孙文先生政治理想之继承者 ” ，时时刻刻 “ 为人民服务 ” 的先进政党。 如何保证以上的承诺能够兑现？惟有依靠民主和法治。也许现有的社会条件下，实行宪政制度，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渠道，建议我们的执政党能够相信并且自觉维护宪法之尊严、法治之神圣。 斯为，坚韧。 我主政之下的长城月报团队，由于 “ 和上级单位合作、管理和其他诸多问题无法解决，选择了离去。 ” 但扪心自问，我们无愧于新闻职业理想，无愧于市场，无愧于读者，无愧于给我们投入广告的每一个良善的商家，也无愧于那些说谎言和制造谣言的朋友！ 但我对不起三岁的孩子，对不起日夜为我操心的父母。 我尤其对不起跟随我的员工。由于我们的清贫，大家的待遇都很低，你们的腰包没有鼓起来；创业之初，清贫之下，我甚至没有能力给各位买上各种保险，配上各种福利，也没有能力给每一位员工配上必要的采访设备。可我们是一名记者，我们注定是风里来雨里去的行者，我们注定清淡一生，戎马今世。我们选择了新闻，就注定有风霜雪雨。如果有选择，我希望大家下辈子择业时不要考虑做新闻，当然我也坚决反对大家投生于飘着国旗的办公大院里，拿着纳税人的俸禄，俯视着门口聚集的 shang 访百姓，然后拉上办公室的窗帘，用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要分手了，我送给大家的怕只能是一句话了：以后无论在哪里择业，先要做一个在阳光下生活的人，做一个内心良善的好人，然后再去做一个干干净净的新闻人；面对不干净的、可能玷污新闻职业的钱时，一定要记住，它可能会让你一辈子洗不掉痕迹。再说句粗话，请大家见谅 —— 新闻就像一个清澈如水的处女，不干净的钱就是嫖客，如果你和他上床一次，你今生就永远不会再是处女。 我希望我们团队留下的长城月报理念不倒，希望接下来的团队能够一如既往的高举 “ 民主法治 ” 之大旗，推崇宪政之政体，惟新闻自由和敢言为职业理想追求，让长城月报这块牌子继续在新闻业界闪烁。我当然知道，敢言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长城月报哪天因讲真话而遭整肃，那我们会化作新闻理想的雕像存入历史的档案馆。 我相信：长城月报的昨天，会被后人写进中国的新闻史。而这将是我们安慰内心痛苦的、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尽管依依不舍，但是别无选择；我和我的团队走了，告别风霜雪雨，也远离了似锦繁华；我和我的团队走了，渐渐看不见了长城月报的背影，也 —— 渐渐听不见她的依依呀呀；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您记住 700 多个日夜的奋斗拼搏，也请您忘记一个又一个的执法审查；我和我的团队走了，请曾经上门讲情的商贾、官员和执意上门调查的警察，放下内心不安的挣扎，因为 —— 我们并不可怕；如果你们不让我们讲真话，也请你们回去告诉自己的主子：这个国家总要有一批仁人志士，心怀天下。 再见，长城月报！ 祝好，长城月报！ 朱顺忠即笔于北京东郊   2011 年 10 月

程益中 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谈录 人物周刊 ：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 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 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 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   ※ 来源： http://www.JiaoYou8.com ※

控方指出，葛宏从1997年至2010年间担任报社一把手，收受南阳市绝大部分县区行贿，购买党报头条，并将258万元人民币的广告管理奖金中的大部分分予自己和报社其他成员，六年来，葛宏累计分得现金47.8万元。 不过，葛宏否认有收取宣传口负责人送的钱，其辩护人也指称，没有物证证明葛宏有收钱，有些负责人对送钱数额亦有矛盾，而广告部把奖金发给领导，属葛宏合法所得，不属贪污。 法院23日一审判决时，完全接纳控方的证据，判葛宏入狱16年。 报章把部分广告收入作为奖金发给报社员工在中国甚为普遍，但当局有时会以私留款项控告「不听话」的传媒，《南方都市报》前总编辑程益中当年便因此被控，扣押一年多后因证据不足箪放，记者喻华峰减刑至8年，刑期仍远低于葛宏。 葛宏案件披露后，引起媒体和法律界关注。《南方都市报》报道，在25日的研讨会上，与会的多位刑事辩护律师及法学学者认为，镇平县法院的判决是错判。朱明勇指出，报社作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绩效分配是正常收入，即使有问题顶多属于违反财经纪律的集体行为，即使涉罪，也只能是私分国有资产，裁定葛宏贪污，明显定性不准，而只将葛宏治罪，其他同样分钱的报社高层未受追究，选择性执法也有选择性打击的嫌疑。而贪污亦缺乏证据。 另外，《第一财经日报》亦指出，案件折射出时下地级党报的经营困局：《南阳日报》既为事业单位，又不得不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尴尬双重身分。 《财经》引述葛宏的辩护律师李肖霖指出，《南阳日报》每年仅从南阳市财政获得20万元的拨款度日，连发工资给编辑记者都不够，只好每个月向一些区县借钱。而在合并小区报纸作为财源之一的事件上，又受到《南阳晚报》阻挠，并因此负上高价印刷合同。更有人指，葛宏这次被告，可能与《南阳晚报》被并入《南阳日报》有关。 《财经》指，在对外无常规的广告可供赢利，内无子报可以输血的局面下，葛宏惟有为政府部门做宣传，吸纳广告费。事实上，河南省有报纸头条的公价在万元左右。而《南阳日报》的广告收入，亦甲此由1996年底的不足800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4300万元，还上交税金2000余万元。期间，市政府基本没有给该报拨过款。 据李肖霖提供的书面材料，目前全国500多家地市级党报中，有300多家有生存困难，有的报社不得已又回到政府供给的老路。若新闻出版总署如期在2012年底展开党报党刊改革，地级党报的生存空间将更窄，只能进行变革、创新和转型，才有望赢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