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

誰是下一個倒台的獨裁者

誰是下一個倒台的獨裁者 美國要維繫埃及的舊體制,所以必須徹底放棄穆巴拉克。革命從來不等於烏托邦到來,國際強權的運作、既有權力的結構,都左右革命後秩序的型態,埃及要走自主的道路,恐怕不會太平坦。 埃及人民十八天的大規模示威,終於趕走了在位三十年的專制腐化總統穆巴拉克。這是阿拉伯人民力量革命的再一次勝利。一月十四日,突尼斯人民趕走了獨裁者本.阿里,二月十一日則是穆巴拉克被趕下台,誰是下一個? 由於阿拉伯世界人民力量革命已經兩獲勝利,這一波動盪遂繼續蔓延。在阿爾及利亞、伊朗、也門、巴林等國群眾都繼續走上街頭;我們不能排除它甚至可能會延燒到阿富汗及科威特。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人民在這波人民力量革命中被喚醒後,他們何去何從,的確成了世人嚴肅關注的課題。 人們都知道,近代伊斯蘭世界由於受制於全球地緣政治,它的區域發展始終他主的力量大過自主的意願。這種自主的意願分別顯露在以泛伊斯蘭為外形的民族主義、阿拉伯式的社會主義,以及近年來的激進宗教基本教義等方面。而所有的這些自主意願,終究都擋不住以美國為主宰的阿拉伯世俗主義思想。思想的世俗化、現實的妥協化,這種思想路線也成了伊斯蘭世界親美政權的特性,這些美國的代理政權也都長期專制的留存了下來。突尼斯的本.阿里一執政就是二十三年,埃及的穆巴拉克一執政就是三十年,也門的薩利赫一執政就是三十二年。它們由於都是代理政權,當然對自己人民的福祉與自由根本不予理會,它所累積的不滿到了此刻遂大舉宣洩而出,成了這波人民力量革命的動能。 因此,這波動盪毫無疑問是一次社會民主革命,它都以民不聊生為其開場。以埃及為例,在貧窮線徘徊的人口高達四成,更慘的則是也門,它的人民有四成過著每天不到二美元的日子,在這個美元貶值、糧食價格高漲的時刻,人民可謂已到了饑餓邊緣,難怪一有平民因民生問題而自焚,人民的憤怒立刻被喚起。 從這次埃及動盪十八天的發展,可見無論穆巴拉克本人甚或美國,原本的態度都還是以拖待變,以敷衍的方式,用蘇萊曼當副總統,用陸軍元帥坦塔維為軍事執政委員會主席,讓穆巴拉克體制繼續維繫。正因舊體制的維繫已作了部署,當到了最後關頭人民還是要他走,美國的態度才告改變,反正沒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體制已被確定了下來。 埃及今後何去何從值得關注,穆斯林兄弟會乃是美國必須阻擋其壯大的反對政黨,因為一旦穆斯林兄弟會壯大,它與各國穆斯林組織必將相互串聯,美國在中亞的支配性必將瓦解。也正因舊體制必須維繫,徹底放棄穆巴拉克乃是必然途徑,而且也不能否認穆巴拉克在位三十年,暴斂無數,估計其家族財富高達四百至七百億美元左右,與世界第一第二富豪比爾.蓋茨及巴菲特已在伯仲之間,將穆巴拉克的財產清算,即可將整個舊體制的責任稀釋掉。在埃及動盪期間,美、英、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及約旦等國頻頻協商,可見維持中東的美國秩序仍是最重要目標。因此,如果認為穆巴拉克下台,埃及一切問題即可改善,這想法無疑是一廂情願。在國際各種勢力的角逐下,埃及的軍人勢力必將維繫,它的自由開放也會有其限度。革命從來就不等於烏托邦的到來,國際強權的運作、革命後既有權力的結構,都左右著革命後秩序的型態,這些才是在可見的最近,觀察埃及變化的關鍵點。無論如何,埃及要走自主化道路,並不可能太過平坦。 突尼斯獨裁者倒了,埃及的穆巴拉克也倒了,而今人民力量革命的怒火還在各國延燒。由於這把野火到了後來有的是人民自主的選擇,有的毫無疑問是有大國在操作,因此越到後來已越難將這些動盪做出概括定性和預測。最近阿爾及利亞、伊朗、也門、巴林、阿曼等國的群眾示威,各國當權者也就顯得不再那麼軟弱,有可能會以較為強勢的態度驅散甚或鎮壓。區域性的動盪,開始時統治者容易手腳慌亂,到了後來則有所準備,這也顯示出後來的壓制極有可能。繼埃及後,阿爾及利亞、伊朗、也門、巴林、阿曼等國已明顯有了驅散及壓制行動,意味這一波革命,越到後來已挑戰越多,難度增大。 伊斯蘭世界在近代受制於世界環境,獨裁、無能、貪腐的獨裁者特多,這些人由於合法性不在自己人民手中,而是替強權服務,他們對人民的生活都未盡責任。突尼斯總統本.阿里在位二十三年、也門總統薩利赫在位三十二年、埃及穆巴拉克在位三十年、阿曼國王卡布斯在位四十一年、利比亞的卡扎菲在位四十二年。一堆老朽政權,難怪整個伊斯蘭世界國事如麻,民不聊生。雖然伊斯蘭世界的人民汲汲於追尋自主發展之路,但列強干預下,自主之路極為艱難,這也是伊斯蘭世界激進組織特別發達的原因。經過這波人民力量革命,伊斯蘭世界的人民自主性增加了嗎?我們只能祝福他們!■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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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被西方誤讀的埃及 .咼中校

發現被西方誤讀的埃及 .咼中校 定居巴黎的中國學運領袖、NGO工作者蔡崇國認為,埃及經濟融入全球化、民間組織有活動空間,很難出現極端勢力掌權的局面。 埃及革命浪潮澎湃,中東形勢面臨重大變局。穆巴拉克下台後的埃及是走向全面民主,還是給極端勢力上台的機會?埃及革命對中國有什麼啟示?在輿論普遍擔心伊斯蘭極端勢力會席捲中東時,熟悉北非和中東形勢、定居法國的前中國學運領袖蔡崇國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現在埃及的社會形勢與當年伊朗白色革命時大不一樣,世俗化的社會組織已在埃及扎根,埃及經濟也已融入全球化中,因此出現極端勢力掌權的危險目前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嚴重。今後,民主化過程的政治是否公正、廉潔、有效等是決定性的。在外部,以色列、美國的立場是關鍵。如果以色列極右派蔑視巴勒斯坦的權利,執意在佔領地擴大居民點,前景就難說了。 蔡崇國認為,國際社會對阿拉伯世界普遍存在誤讀和蔑視,特別是「九一一」之後。實際上伊斯蘭社會過去非常寬容,除十字軍遠征期間外,沒有像現在這樣和西方社會對立。「歷史上猶太人在歐洲受迫害時逃到北非避難,與穆斯林和平相處。耶路撒冷成各宗教的聖地就是證據。阿以衝突在五十年代後演變為大規模地區衝突,西方排猶是根源和責任者之一。」 由於西方政府害怕阿以衝突擴大、伊斯蘭極端勢力擴張的威脅,為此西方政府、政客等長期支持阿拉伯國家的專制半專制政府。不過,西方民間社會不是這樣,長期從事NGO的蔡崇國說,西方民間社會的NGO一直大力支持阿拉伯的民主運動。因此,突尼斯、埃及發生的事情也正在加速改變我們對西方的思維、言說方式:沒有一個統一的西方國家或西方世界。 為此蔡崇國認為:「斷不能僅以經濟民生問題解釋突尼斯、埃及的革命;經濟問題是導火索,但背後是長期被排斥在公共生活之外、被本國政府蔑視、被部分西方人視為極端分子所形成的集體壓抑。」 由於長期從事NGO,蔡崇國與北非的非政府組織也有聯繫。與中國不一樣,埃及雖處於穆巴拉克專制中,但民間組織一直有活動空間,如穆斯林兄弟會在埃及影響就很大。同時很多阿拉伯人在西方世界融入得很成功,反過來對本國也有影響。蔡崇國說,阿拉伯伊斯蘭文明豐富多樣,源遠流長,其實是西方、歐洲文明的源頭、構成要素之一。北非國家居民在二戰期間幫助盟國抗擊法西斯,貢獻巨大。戰後重建爭獨立,更是全民參入。 巴黎市長是突尼斯人 這些傳統和歷史記憶,使他們自尊自豪。旅居西方,和中國人比較,他們人多且融入更容易。「在歐洲,你可以看到長期存在的荒唐:這些阿拉伯國家居民居然只有在其前殖民地宗主國才可以參政並自由結社自由辦報辦網站。巴黎市長就是突尼斯人。一回到自己的祖國,就得小心翼翼,充滿恐懼。中國人感受不到這種荒唐的反差,因為在國外他們也不會自由參政。」 在民間社會發育的同時,阿拉伯世界也已經融入全球經濟,面臨現代與傳統之間的衝突,與中國類似。他們在保持傳統文化的過程中,也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參與世界經濟的一體化,私人生活也開始商業化。因此,他們很多人也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也積極融入到現代化的世界潮流。伊斯蘭世界的這個世俗化過程源遠流長,從一戰後的土耳其一直到現在,其中土耳其是最典型。 「當然,極端勢力也一直有,但是少數,不過他們最吸引眼球。」蔡崇國說:「總體上,伊朗白色革命後,歐美政客一直誇大伊斯蘭激進分子的威脅。埃及等阿拉伯國家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如西方激烈的對立至少會使石油、旅遊業蕭條導致失業增加;長期專制、腐敗使多數受壓迫的穆斯林更認同民主自由的價值。」 蔡崇國也認為,北非及阿拉伯國家的民主化亦大不易,革命勝利後仍面臨挑戰。「第一個大挑戰是普遍意義的:民主化後,能否在不長的時間內建立一個相對廉潔公正、有行政效率又真正民主的國家制度和政府。否則,混亂持久、選舉不公且政府每月倒台,專制可能捲土重來。」 一九五五年生於湖北武漢的蔡崇國在一九八九年時是武漢大學哲學系博士生,作為湖北學運領袖參加過天安門廣場的學運,「六四」後流亡法國,定居巴黎,從事中國勞工工作。他不願意把現在埃及開羅解放廣場與二十多年前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運動特意做比較,認為中國太大太複雜,意識形態、民間社會等相差甚遠。不過他強調,無論突尼斯、埃及還是中國,不管是什麼黨執政,經濟發展都不是執政合法性的唯一來源,而應包括實現公平正義、保障公民權利及環境保護。■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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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革命的弔詭 .劉雲龍

伊朗革命的弔詭 .劉雲龍 埃及革命蔓延到伊朗,數以萬計民眾聚集德黑蘭自由廣場,高喊「獨裁者去死吧」。二月十四日,反對者與警方衝突造成多人傷亡,兩天後反對者與政府支持者再起衝突,混亂情景有如三十二年前伊朗革命再版。 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價格上升,讓巴列維王朝統治下的伊朗成為了世上最富裕國家之一,但也加劇了伊朗貧富懸殊和通貨膨脹,大量赤貧農民從農村流向城市。巴列維王朝則被視為油價上升的最大得益者,政府的貪污腐化、王族成員的揮金如土,加上當局利用秘密警察實行獨裁統治,令社會不滿情緒瞬間累積。 巴列維王朝的親西方、親美傾向,以及對伊斯蘭文化的輕視,也觸怒了民族主義者和伊朗穆斯林。一九七八年伊朗爆發一連串反對巴列維王朝的大規模反獨裁示威抗議和罷工活動,示威者來自各階層和不同意識形態,包括中產階級團體、共產主義組織,及不同主張的伊斯蘭教派。一九七九年一月巴列維被國內暴烈的抗爭迫使流亡海外,而在國外流亡十五年的伊斯蘭精神領袖霍梅尼則回到伊朗,受到數以百萬計民眾夾道歡迎。 霍梅尼返回伊朗後,立即展開原教旨主義奪權行動,並在同年底成為了新成立的伊斯蘭共和國的最高領袖。諷刺的是,當初很多反獨裁者的美麗憧憬,在霍梅尼掌權後並未實現。霍梅尼建立的神權政體,一度將伊朗帶到更貧窮境地,其專制獨裁以及對異端和異見者的迫害,被認為更甚於巴列維,而對女性權益的剝削,更是巴列維王朝所未見。■ 回頁頂 網站導航 | 私隱政策 | 下載中文字庫 | 聯絡我們 亞洲週刊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Copyright (C) Yazhou Zhoukan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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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简报 北京担心“颜色革命”会影响中国

核心提示 : 尽管近期,埃及式的“颜色革命”在中国爆发的可能性较小,但是中国共产党还是缺乏信心,因而官方媒体上都是力图减少突尼斯、埃及、约旦和也门的戏剧化事件对中国影响的文章。 原文: Beijing Wary of “Color Revolutions” Sweeping Middle East/North Africa 来源:The Jamestown Foundation 中国简报 作者:林和立(Willy Lam) 发表时间:2011年2月10日 译者:@delaydy 一场埃及式的“颜色革命”在中国很快爆发的可能性较小,然而,中国共产党似乎对其执政又开始缺乏信心,它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使发生在突尼斯、埃及、约旦、也门的戏剧性事件可能对中国产生的影响降到最低。除了控制关于埃及“莲花革命”的新闻报道,当局也在试图把争论引向“西方民主模式”不适合发展中国家这个议题。包括温家宝总理在内的高层官员正在使出浑身解数使下层阶级相信,中央将会在社会福利方面投入更多的钱,在某种程度上是在表面上阻止民众骚乱。如果中共领导人无法解决长期困扰的如贫富差距、公民缺乏言论自由等问题,那么不能排除这个国家的贫困人口模仿易怒的突尼斯和埃及示威者的可能性。 北京,上周刚过了一个为期七天的农历新年假期,对于外国记者提出的像埃及那样的暴动是否将会在中国发生此类评论还没有做出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的所有回答,就是“我们希望埃及能尽快恢复社会的稳定和正常秩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1月30日;法新社,2月2日)。然而,当局在上月末采取果断措施来限制媒体关于北非和中东颜色革命的新闻报道,并且禁止网民在社交和微博网站上讨论这些东西,中国的编辑们则被中宣部告知他们只能使用官方媒体新华社发出的新闻通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月1日)。而且,网民和博主被禁止在仿 Facebook 或 Twitter的网站上讨论埃及;在新浪、网易等不同的微博网站上搜索和埃及有关的内容的话,不是没有结果就是错误信息,然而有了越来越多的“翻墙”软件这一事实,在中国4亿5000万网民中,有相当多的人可以获得外国媒体关于颜色革命的报道。(路透社,1月30日;经济学人,2月3日;法国国际新闻频道,2月3日)。 中国政府试图把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北京派出包机的速度和效率上来,滞留在埃及各个城市的一千多名中国人(包括香港的旅游者)被接回了家。更重要的是,官方评论聚焦在所谓的西式民主的缺陷上,《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指出,美国和欧洲的制度和规范不适合非洲和中东的人民。“颜色革命不能带来真正的民主”,这家《人民日报》旗下的报纸评论,“民主因为西方的成功模式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环球时报》补充道,“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不成功例子的出现,这个体系是否适用于其他国家还是个问题”(环球时报,1月30日;路透社,1月31日)。 考虑到美国和埃及的准联盟关系,埃及的动乱只会给华盛顿在中东的利益带来麻烦,其他的专家和学者则在这个问题上打转。比如,上海国际关系专家李世默指出,如果在埃及及其邻国举行真正的选举,那么选举产生的穆斯林领袖不仅会摒弃美国式的民主,而且还将威胁到美国的石油供应。“从伊朗革命开始,几乎所有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民主选举,都已产生反对西方和以色列的伊斯兰政府告终,”他写道。(环球网,2月1日;新浪网,2月1日)。有趣的是,在2009年对于华盛顿所谓的支持伊朗亲民主示威的举动,北京同样提出异议。官方媒体《中国日报》( China Daily )在当时的一篇社论中指出“试图把在伊朗发生的所谓“颜色革命”推向混乱将会被证明是非常危险的。”“我们想保持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一个不稳定的伊朗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它补充道。(China Daily,2009年6月18日;亚洲时报,2009年6月20日)。 然而,一大批受尊敬的中国知识分子呼吁不要考虑“外国颠覆势力”的影响,而是关注埃及事件本身。在对待下层阶级的众多不满的方式上,中国和埃及有相似之处。热门评论员和博主司马南指出“中国的社会问题丝毫不少于埃及。”司马南表示,在生活成本、房价、高昂的医疗和教育费用以及腐败这些方面,中国民众离模仿埃及示威者的“引爆点”并不遥远。广州中山大学的一位受到广泛关注的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如果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那么这个国家将会“非常有可能因对政府的广泛不满而产生新的动乱,”“中国公众现在具有强烈的维权意识,并且再也不可能回到受操控以及没有权利表达自己意见的旧时代了。”他补充道。(乌有之乡[北京],1月30日;南华早报,2月1日)。 在前几个星期,在中共领导人显然是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所做的措施中,“贴近群众”的高层官员备受瞩目。温家宝上个月视察了国家信访局,同有不满意见的访民交谈,这些民众试图提出针对各级政府的投诉。“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温告诉这些访民,“我们应该用我们的权力为人民谋利益,并且应该负责任地解决人民面临的困难。”这是高级别官员第一次和访民谈话,而他们经常被警察和国保骚扰甚至被监禁。在农历新年期间,温家宝和胡锦涛在分别对河北和山东的考察中,都深入到了群众中间,两位领导人都承诺政府将更加关注民生,尤其在这个通货膨胀的时期。(中国新闻社,1月25日;新华社,2月4日)。 官方报纸大肆渲染在国家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2011-2015)中社会保障支出的大幅提升,比如,每年增加的失业保险金支出、养老补贴以及其他社会福利在这个十年中都将和通胀率挂钩。在回答有关房地产泡沫的普遍不满时,中央政府承诺将建造更多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2011年的目标是建造1000万套经适房,与去年同期数字相比上升70%。(中国新闻社,1月6日;人民日报,1月7日)。在中国去年最低工资上涨22.8%的基础之上,各个城市都已经宣布将工资上涨15%左右以帮助工人应对快速上涨的生活成本。虽然12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4.6%,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估计去年仅食品价格一项就上涨了10%,部分要归因于全国范围恶劣的天气条件,而政府将很难解决大米、小麦、蔬菜和肉类价格的飙升。(法新社,1月21日;人民日报,1月26日)。 但是,更重要的是,在努力防止社会动荡方面,中共领导人似乎不愿做出超越公共关系的姿态。以上月温家宝和8位访民的短暂会面为例,访民向总理抱怨了诸如地方当局非法没收财产之类的问题。即使官方媒体报道了有关的政府干部已经和访民做了接触,但是他们的大多数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官方还声称这些访民没有说实话。正如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胡星斗指出的,上访现象本身就说明了严重的体制问题,例如无效的法律和司法制度。“解决上访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司法独立,只有这样才能对各级政府进行充分审议”,这位著名的社会评论家说。(南方都市报[广州],2月1日;文汇报[香港],2月2日;明报[香港],1月27日)。 根据政治学家刘军宁的观点,中东人民力量的崛起突出了中国的“专制主义危机”,“当局必须在政治领域开始深层次、系统性的改革”他说,“诸如增加社会福利支出之类的措施,只是表面上的,属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是,刘没有看到中共领导人考虑政治改革的任何征兆( 见2011年2月5日作者与刘的访谈。 ),他和其他观察家认为胡锦涛政府只是一心想增强业已强大的公安机构,以便能严厉打击破坏稳定的行为以及社会上的“不和谐”分子。 2005年,和新疆自治区接壤的邻国吉尔吉斯斯坦经历了一场颜色革命,之后,胡锦涛主席发出指示,要加强国家对持不同政见者和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尤其是那些与西方组织保持联系的。(参见“胡最近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中国简报,2005年6月7日)从那时起,有数千名持不同政见者、人权律师和非政府组织活动者被拘留或骚扰。而且,在全国各地安装了高科技间谍设备,比如,广东省安装了100万个监控摄像头,在新疆省会乌鲁木齐,则安装了5万个。(卫报,1月25日;纽约时报,2010年8月2日)。 在劝说民众不要屈服于众所周知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这一意图明显的举措中,“爱国学者”针对所谓的“西方阴谋”,即通过军事手段遏制破坏中国的崛起以致民主理想的传播,发出了新警告。比如,北京大学国际事务学者余万里上周在一篇题为《炮制关于中国的恐惧是美国的战略杠杆》的文章中声称,华盛顿正在使用包括“它的价值体系和优越的软实力”在内的武器来抹黑和遏制中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研究员周寂沫指出,“西方国家将拿出浑身解数来抑制中国经济”(环球网,2月4日;新浪网,1月30日)。但是,在变革之风甚至席卷至非洲和中东的情势下,中共的宣传攻势以及其过去灵验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即用混合经济利诱其公民同时伴以镇压措施——是否能保持有效还有待观察。 点击 这里 订阅及墙内看译者; 看不到相关阅读?点击 这里 获取翻墙梯子 相关阅读 中国简报:鹰派vs.鸽派:北京辩论“核心利益”和中美关系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社论 埃及革命的真相 由普世价值推动的一场没有领袖的革命 德国商报 全球主义者说:中国无法免疫民主的尼罗河病毒 时代 在中国,埃及革命的报道受限 纽约时报 为开罗的希望而振奋 赫芬顿邮报 匿名网民组队为埃及人民提供通信工具 外交政策 埃及:为了自由而斗争 外交政策图集 埃及 怒火燃烧的日子 [视频] 纪录片中国三部曲 一个世纪的革命 外交政策 胡锦涛想知道什么? RSS订阅 GFW博客 ,获得翻墙梯子大全 翻墙看《译者》 https://yyii.org 发送邮件到yyyyiiii+subscribe@googlegroups.com订阅《译者》 使用Google Reader猛击 这里 订阅《译者》; 译者精华杂志版下载大全 参与《译者》的多种方式。 版权声明: 本文版权属于原出版公司及作者所有。?译者遵守 CC协议2.5 您可以自由复制、发行、展览、表演、放映、广播或通过信息网络传播,创作演绎本作品。惟须遵守下列条件: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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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卿克林顿就国际互联网自由问题发表讲话(全文)

我们认为,为互联网自由设置了障碍的政府——不管是技术过滤、审查制度、或是对那些在网上行使言论和集会自由权利的人进行攻击——最终会发现自己是作茧自缚。他们将面临一个独裁者的两难境地,要么让墙壁坍塌,要么为继续维持而付出代价,后者意味着更多地使用镇压手段,这犹如在失利的一手牌上加倍下注,另一方面,思想封锁和人才损失也导致日益失去更多机会。

我呼吁世界各国和我们一道接受一个信念,即一个开放的互联网会促使国家更强大、更繁荣。从根本上说,它源于美国200多年来一直抱有的另一个信念,即开放社会能带来最持久的进步,法治是公正与和平最坚定的基础,蓬勃的创新来自对各种不同思想的表达和探索。这并不是寄希望于电脑或手机,而是寄希望于人民。我们相信,与世界各地有同样的寄托,即希望遵循开放社会赖以生存的普世权利的政府和人民结成合作伙伴,我们就能保持互联网作为人人共享的开放空间。这将长期惠及我们共同的进步和繁荣。美国将继续倡导发展这样一个互联网,使人民的权利得到保护,对创新打开大门,在全世界各地共同操作,获得足以获得人民信任的安全保障,达到能支持他们工作的可靠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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