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诒和

近日，网络热议一位知名大学教授的学术研究，批评者说，这位教授热衷于公共发言，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贡献甚少，支持者却认为，大学教授不是公共关怀多了，而是有公共关怀的人，太少了，纯粹的书斋研究是有意义的，但不少教授一心想通过书斋研究，来获得学术身份与地位。 　　现在的博客与微博里，更多的是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与思考文化历史类的帖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有大量的成人特别是文化人、媒体人、法律人、大学教授、学者的话语主导了网络话语权，他们一方面提供了海量资讯，另一方面参与讨论与对热点问题的解读，三是将自己学科的知识，通俗化地搬运到网络上，使网络获得了严肃的知识含量。更有意义的是，大学教授或专业社会学者对社会问题的干预，使一些社会问题获得媒体与有关方面重视，促成事情的解决，从而推动了社会进步。譬如社会科学院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教授发起的“随手拍被乞讨儿童”活动，一些专家教授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动改革和法治进程，均引起网络热议并得到高层重视，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社会急剧转型，难免有“酱油瓶子”不时倒下，需要有公共情怀的专家学者去扶起这些“瓶子”，否则仅仅只靠非学界的社会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显然难以获得足够的智力资源。 　　当专家学者更多的通过博客与微博介入社会现实之时，既需要勇气与胆识，也需要专业知识以及时间精力与影响力。我本人曾经尝试着，改变社区饭店停车占人行道这样的小问题，写文章、发电邮、打电话给有关部门，与交管部门直接交涉，甚至向市政府投诉，所花的时间精力，不亚于写一篇五六千字的论文。而这种交涉还不需要多少专业知识，只是让有关部门行使他们的职责，都如此之难。而更多的专业学者介入社会调研与干预，则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甚至会遭到利益当事方的打击报复。 　　专家教授为什么要写论文，就是使自己有理论高度，通过研究前人成果，发现新问题，提供新思路，提出新观点，以服务于公共社会。其实当你介入社会现实问题追踪研究甚至干预之时，你会发现，这与写论文一样地需要搜集资料，寻找线索，提出问题，甚至要解决现实问题。而且能直接影响现实生活，使社会获得改良与进步。干预社会与有价值的书斋学术一样，都是追求价值，只是一个在小书斋，从书房到图书馆就可以完成，而另一个则在大社会，要走出书斋，要自带干粮，去一个未知的地方，不仅要考察研究，还要有所担当，使调研与介入出现积极的结果。 　　研究机构与大学教授要不要学术研究，当然需要，但不能像农民交粮、工人生产产品数量一样，写出量化的论文成果。现在的学术生态并不很健康，一些学术论文并不是在追求质量，而是追求发表的刊物是否核心期刊，论文是不是可以带来职称与增加单位的学术数量，功利性极为明显。如果专业机构与高校不追求论文数量，而提倡论文代表作制度，通过少量的论文，要看到研究者的理论水平，又可减少学术腐败与泡沫化的追求，而这需要研究机构与高校的学术委员会去行政化，要让真正懂学术又有学术品德的人，来决定论文评价。所以，与其批评个别教授学术论文数量少，不如关注一下现在的学术研究机制与体制之弊，提出建设性改善之策。              附 　　1990-2010年间发表论文与评论目录 　　贺卫方 　　一直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勤于写作的学者。最近的事情正好让我回溯和整理一下过去发表在学术刊物和一些文集上的篇什。二十年间，只有下面这些。依据最近看到的上海交通大学两位学者何渊、徐剑的研究，其中有三篇论文列为中国法理学界最具影响力论文五十篇内（http：//heyuan1979.fyfz.cn/art/722296.htm）。记得“司法与传媒三题”一文还是新闻传媒学界引用最多的前三篇论文之一。另外，自己两篇最重要的论文–编号5和23，字数均在四万以上–并没有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而无法从一些期刊网上检索。这里也把著作和译作列举一下，虽然迹近无聊，姑且作为自己还算不上尸位素餐者的证据而已。 　　另外，一个教授的重要使命是教学。在1995年调入北大之前，我个人在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工作，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的编辑，没有多少教学历练。在北大讲课第一学年后即获得法律学系惟一的一个教学一等奖。后来北大法学院设立了由学生投票产生的十佳教师奖，共评了四年，我四年蝉联此奖。2000年还获得全校学生代表评选的北京大学十佳教师奖并排名文科第一。从1996年起带硕士生（2005年停招，2011年因考试模式恢复如旧，我也重新开始招生），2000年起带博士生至今。扪心自问，我无愧于这个教授的称号。 　　说起来，所谓学术也没有多神秘，只不过是针对真实的问题，运用人类已经积累的资源，结合自家独到的观察和体悟，提出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论证和解决而已。就此而言，那种把形式要件看得很神圣，把学术成果等同于卖白菜要论斤称两，无疑是很荒唐的。柏拉图的成果都是对话体；加缪的一篇随笔（“关于断头台的思考”）成为刑罚思想史上的经典；胡适的演讲和日记本身就具有相当的学术贡献；论“学术论文”的数量，钱锺书先生一辈子不过七篇（其中的一篇还是文学教授恳谈会上的讲稿，七篇文章都经过修订再发表，总字数不过十三万言）。这些却是真正的学术巨制。相形之下，篇幅云乎哉，文体云乎哉，核心期刊非核心期刊云云乎哉！ 　　我跟富于盛名的万圣书园是近邻，登门浏览那里的书是我平常的一大乐趣。但是，望着架子上卷帙浩繁，满眼缤纷，有时竟不免悲从心来。想起了那个好像古代波斯君主薛西斯的故事。看着那些获胜归来、生龙活虎的年轻士兵，薛西斯忽然泪流满面：百年之后他们都将化为枯骨！是啊，这些书里，有多少可以依旧站立在百年之后的书架上？想到这些，不免感到学界中的某些明争暗斗真是无趣的很。 　　———————— 　　1.“中国古代司法判决的风格与精神以宋代为基本依据兼与英国比较”，《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第203－219页。 　　本文英文全译载SocialSciencesinChina，No.3，1991，pp.74-95。获第一届全国青年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优秀论文奖，司法部直属院校七五期间优秀论文奖。 　　2.“契约与合同的辨析”，《法学研究》，1992年第2期。 　　3.“比较法律文化的方法论问题”，《中外法学》，1992年第1期。收入沈宗灵、王晨光编《比较法学的新动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TheMethodologyofComparativeStudyofLegalCultures，”AsiaPacificLawReview，SpecialIssue，No.1(1994)，pp.37-44.（本文系前揭论文之英译） 　　本文获“《中外法学》创刊十周年优秀论文奖（1998年）。 　　4.”《牛津法律大辞典》误译举例“，《比较法研究》1993年第3期，105－109。 　　5.”通过司法实现社会正义：对中国法官现状的一个透视“，载《走向权利的时代》第209-284页。 　　6.”对抗制与中国法官“，《法学研究》，1995年第4期，第85－92页。 　　7.”培养高素质的法律家：日本司法研修所访问记“，《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5年冬季号，第155－162页。 　　8.”法律教育散论“，《湘江法律评论》创刊号（1996年11月），第5－20页。 　　9.”关于司法改革的对话“（与朱苏力、张志铭），载刘军宁、王焱、贺卫方编《公共论丛》，三联书店1996年，第149-182页。 　　10.”异哉所谓检察官起立问题者“，《法学》1997年第5期，第58-60页。 　　11.”中国司法管理制度的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第117-130页。 　　《新华文摘》1998年第3期转载；《读书》1998年2月号”文事近录“栏收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1998年第1期转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98年第1期”高校学者论坛“栏目收入。 　　12.”新闻自由、名人隐私权及其他“，《天涯》1997年第6期第45-47页。 　　13.”二十年法制建设的美与不足“，《中外法学》1998年第5期，页8－11。 　　14.”司法改革中的上下级法院关系“，《法学》1998年第9期，页42-44（41）。 　　15.”关于司法实践中的执行难问题“，《淮海学刊》1998年第3期，页4-6。 　　16.”司法与传媒三题“，《法学研究》1998年第6期，页21-26。 　　17.”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北大法律评论》卷一辑二（1999.5.），页365-374。 　　18.”评王利明《司法改革研究》“，《中外法学》2000年第2期。 　　19.”法治与法律家之治“，《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0年第2期，页12－17。 　　20.”从程序的角度看：评‘长江读书奖’事件“，《学术界》2000年第6期，并收入《学术权力与民主》一书，鹭江出版社00年9月版。 　　21.”司改：四组矛盾，八项课题“，《中外法学》00年第6期。 　　22.”中国司法传统的再解释“，《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页199－205。 　　23.”中国司法传统及其近代化“，载苏力、贺卫方（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法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页172－213。 　　24.”统一司法考试二题“，《法律科学》2001年第5期。 　　25.”ThreeKeyIssuesintheReformoftheJudicialSysteminChina，“SocialSciencesinChina，Vol.XXIII，No.2，Summer2002，pp116-122. 　　26.”改造权力：法律职业阶层在中国的兴起“（与魏甫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6期，pp.24-32。 　　27.”统一之道“，《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页21－24。 　　28.”宪政三章“，《法学论坛》，2003年第2期。 　　29.”中国的法院改革与司法独立：一个参与者的观察与反思“，《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30.”司法考试、司法研修及法律职业化“，《月旦法学》2003年4月号（总95号），219－225。 　　31.”中国的法律职业化“（阿部昌树日译），载阿部昌树等编：《全球化时代的法与法律家》，日本评论社2004年版，pp.291-309. 　　32.”中国律师制度存在和发展中的几个问题“，《律师与法制》2004年第8期，pp.14-18。 　　33.”宪政的趋势“，《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 　　34.”中国古代司法的三大传统及其对当代的影响“，《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35.”中国法律职业：迟到的兴起和早来的危急“，《社会科学》（沪）2005年第9期，页83-90。 　　36.”China‘sLegalProfession：theNascenceandGrowingPainsofaProfessionalizedLegalClass，“19ColumbiaJournalofAsianLaw1，pp.138-151.（此文为上文扩展修订后之英文本） 　　37.”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2期，页46-55。 　　38.”1949年以来中国的法律翻译“，《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创刊号，9月出版），页119-122。 　　39.ThePoliceandtheRuleofLaw：Commentaryon”PrincipalsandSecretAgents，“TheChinaQuarterly(2007)，191：671-674 　　40.”关于法律教育改革的对话“（与吕亚萍），《求索》（贵州大学法学院编，贵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8年春季号，页57-90. 　　41.”中国司法改革的困境与出路“（吉川刚、西田真之译），《中国21》（爱知大学现代中国学会编），Vol.30，2009年第1期，pp.77-92。 　　42.”司法如何获得国民的信赖：评孙伟铭案“，《西部法学评论》2010年第3期，pp.1-4。 　　附：主要著作（含文集、教科书、杂文随笔集、主编）和译作 　　1.《外国法制史》（与由嵘、张学仁、高鸿钧、杨联华合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台湾版由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于1993年印行。 　　2.《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与美国汉学家KarenTurner和高鸿钧合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 　　3.《走向权利的时代》（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1999年修订版。 　　4.《法边馀墨》，法律出版社1998年；2003年第2版。 　　5.《中国法律教育之路》（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 　　6.《司法的理念与制度》（司法文丛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302pp. 　　7.《美国法律辞典》，美国PeterG.Renstrom编，主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pp.380

        章立凡：互联网将会改变中国                             （章立凡的谈话内容，已由本人根据凤凰网发表的内容整理订正）   读者：您好，我想请问一下，整个中国的历史基本上是在一个国家的状态，但是在分裂或者比较混乱的时候，相对来讲天才或者名人出的更加多，我们未来是不是必须这样才能人才辈出，有没有新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章立凡：我们回顾一下，联邦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已经出现地方自治的形式，比如着名的东南互保，实际上就是在中央政权发生问题的时候，地方的大员和绅士们就开始搞地方自治来保境安民。还有一个例子，日俄战争其实是在中国境内打，但是中国又表示中立，意思是你们两家在这儿打，我也没办法，别往其它地方扩展就行，这是一种思路。   我一直认为我们在民国失去了一个机会，就是联省自治的机会，实际上民国宪法克隆了美国的联邦宪法，民国历次宪法的文本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且清政府在灭亡前也做了一件好事，就是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这套章程在北洋时期的战乱中起了很大作用，到 孙中山 和陈炯明发生争执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之争，后来孙中山放弃了联邦主义理念，转而追求武力统一了。   中国在其后无非经历了两次重新的大一统，第一次是北伐胜利以后的大一统，一次就是国共内战以后1949年的大一统。对思想界来说，第一次没有达到那么严重的后果，因为它的党化细胞在县城就差不多了，它没有向农村、乡镇去深入，国民党后来被共产党打败也有这个原因，它的基层政权不行。1949年以后就非常厉害了，它把整个社会细胞全部置换为党化细胞，原来是皇权不下县，一般是地方自治。   1949年以后，一个是把乡绅消灭了，再一个就是社会基层全部置换为党组织的细胞。   1969年大饥荒的时候，这些饥民为什么老老实实在家里饿死出不来，你不能不说，这个政权既有高度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又有强大的社会控制能力，确实能控制到基层细胞，但强控制也会走向反面，所以到文革就变成一个全面的失控状态，后来的改革开放已经恢复不到原来那种程度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没有思想自由？我们还是有的，起码在网络上、在博客和微博上发一些言论，只要不是公开煽动、颠覆之类的，发表一些个人意见的空间还是有的，不得不说由于有了互联网，我们的社会也在进步，我们应该客观的予以承认。   从思想控制来讲，现在比30多年前已经是大大的减弱了，这种情况并不是由于别的，我觉得是由于资讯迅速扩张造成的，因为过去在没有互联网之前，资讯传播管道是非常单一的，最高端的、最绝密的东西一定是最高层先知道，然后圈阅，再到部级、司局级，最后再到小科员、居委会，它是这么一个传播。现在互联网出现，传播的走向已经变了，一个小白领可能从互联网、从微博上最先得到最重要的资讯，而你的领导还不知道，甚至最高领导也未必知道，而且可能你在微博上随手一转发，它就以几何级数的速度进行传播了。我一直有这个观点，说了大概10年，我说两个东西会改变中国，其中一个是经济全球化，另一个就是互联网，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这个变化。         陈远：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   读者：我想问个关于文化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历史和文化靠的特别近。民国时候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一些理论，拿到今天依然还是很有意义的，甚至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来说是耳目一新的东西。不禁会想为什么呢？现在很多书，包括陈丹青等很多人在讲，民国时代的一批知识分子灿烂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我们有过那么多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最近的100年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发展呢？他们当时活着，也在起作用，但是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够阻挡这个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呢？我想听听你们两位的意见。   我提这个问题是想探讨一下，是不是有一些东西使中华民族的文化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这种轮回？我看一些描写民国的回忆录，我觉得特别可怕，平时看上去挺正常的一个人，居然被煽动以后就敢站起来杀人，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文革开始之前都是马路上的普通人，见到叔叔阿姨也都挺礼貌的，别人跟他说几句话，煽动他一下，他就真的敢去杀老师，这些人到底怎么回事？这不是一种特别正常的现象，而且文革时候那么多正常生活着的公民真的变成这么可怕、完全失去理智的人，我想听听几位的意见，谢谢。   陈远：这个问题很深刻，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历史。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思考，却没有阻挡历史发生改变，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研究历史会注意到一个情况，理是一个方面，势是一个方面，现实政治往往不是按照正确的理念去选择的，因为在主导者做决策的时候，他们考虑的因素不单单是理念。我的评价是，中国100年来的历史是一个倒着走的历史。如果晚清立宪成功，它是一个君主立宪的体制，现在我们的情况有可能像英国，或者日本，这一步错过了，其实当时 梁启超 是鼓吹君主立宪的，这一步没有走下去，为什么？梁启超是理想家，他不是实行家，他在操作层面跟当时的政治强人没有博弈的力量。   从这一步走到下一步，走向北洋时期的共和体制，共和体制也很好，是中国向现代政治制度蹒跚起步的起点。其实我们对北洋也有很多误解，书上说北洋的四个执政要人都是骄横的人，其实不是，我个人对北洋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也看了一些材料，几乎各个都是文武全才。 袁世凯 的对联写的很有文气，其实袁世凯在当年很一般，但是拿到现在就是小说家。如果沿着共和体制走下来，那可能就是跟现在的美国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历史又没有选择这个制度，到了1927年，这一年非常关键，国民党南北统一，开创了一党专制，如果沿着这个走下来也未必会坏到哪里去，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比较好的空间，而且有历史打下来的一个底子，造就了历史上的黄金十年。   我也想知道历史何以至此？历史走势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相互之间的博弈的结果，在博弈过程中，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在哪里？知识分子的影响是久远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同这个理念，这些理念基本上是一种常识，它在将来会成为人们自动遵守的一种规则，当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把它当作社会行为准则的时候，那就是这个社会发生变化的时候，这个事情不能急。   您说的第二个问题，我也一直在跟朋友探讨，我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多么坏的东西，我注意到五四那一代的老辈学者，到晚年都回归到文化领域，像汤用彤、 胡适 ，为什么？这可能不是一个偶然，在五四时期中西文化交汇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但是到了晚年，他们觉得西方的东西也不见得是救命稻草。再一个我注意到现在研究文化，大多数人注意的是中西文化的异处，没有注意文化的相通之处，其实东西文化并不像有些学者想的是对立的，它里面相通的东西非常多，我们想了解传统问题，需要去看原点，因为传统文化被修改的非常多，经过历代改造，它有一些坏的基因，但是真正看先秦诸子的东西，我觉得里面没有那么多坏东西。   文革中之所以出现您说的那种情况，个人心理和群体心理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独处跟很多人在同一个情景里的心理变化是不一样的，当这个社会是疯狂的社会、变态的社会，儿子打老子、学生打老师，你在现场也有可能上去踹几脚，我在现场也可能去打两拳，有个西方的社会学家专门写过个人心理和群众心理，在不同形势下不同的心理反应。失控的局面一旦出现，就很难关住，人本性是有恶的东西在的，这个恶的东西一旦被激发出来以后就很难控制，我觉得不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里有多少糟的东西在。         章立凡：中国文化对外的张力不够   章立凡：我记得有人说 毛泽东 大气若虹，他让所有人催眠了，发生那种集体疯狂。刚才陈远觉得不好说了，我来说说。我记得钱穆先生分析，元代和清代这两个外族入主中原的政权，是一种部族政权，它们那套决策机制跟一家一姓的政权不太一样。比如清代是八王议政，它有一个集体决策的框架，因为他们是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的时候必须是集团统治，它的力量才足够大、才能够有效的行使统治权，当然它也有很自私的一面，比如满汉之分，在政治权利的分享上总是偏向本族，不信任汉人但又不得不用，到同治中兴剿灭太平天国，它是用汉人的，但是又不真正信任汉族，这种情况到清末的时候越来越明显，你会观察到部族政权的集团政治特点。   后来有一个说法叫“族天下”，是余英时先生提出来的，罗隆基先生曾经拿类似的说法批评过国民党，它揭示了一家一姓的单一君主和集体君主是有区别的，当然又有共同点，单一君主，老百姓只需要养一家人就行了，但是集团君主的成本就比较大了，要养着它相关的七姑八姨，它的所有衍生物都得养活，这是从社会负担加重这一点来讲。 你刚才说大清灭亡前出现一个皇族内阁，到了最后时刻，外族的人不能信任，只有自己的子弟最可靠。日本在二战战败后的内阁也是皇族内阁，它只相信以血亲关系形成的、以血缘纽带形成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是最亲的。观察皇族内阁就会发现，这些人也是出洋考察过的，他们不是不懂西学，而且他也想救这个政权的命，对父辈打下的江山有天然的血缘上的感情，但是他们救不了，他们自身的应变能力和思维方式救不了这个政权。   我常讲改良与革命的关系，改良与革命赛跑就看改良是否够快，改良的快，政权还有可持续性，改良得太慢，清末就是这个情况，戊戌变法那次机会被他们自己丢掉了，国事变成家务事之后就变成老娘跟儿子的矛盾，这个国事就不可为了，八国联军来了以后，觉得不改不行了，也预备立宪了，但总是不肯放弃既得利益，最后导致全盘皆输，革命者到了以后，以往所做的一切改良努力全都白费了。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我觉得大清灭亡这段历史是一个非常好的镜子，这是我的一点感想，从族天下和部族政权说起。 刚刚你谈的还有国民性的问题，中国人的国民性是有问题的，中国人的文化也是有问题的，大体上中国人是走极端的，从历史上看，要么做奴才，要么做暴民，走两个极端，所以历史上的政权更迭都是从均贫富开始，你比我富，我就仇富，拿你没办法，我就忍着，忍到有一天我实在活不下去了，大家把桌子一翻就不再忍了，推翻你取而代之，无非就是这么一种循环，始终没有找到一种妥协的方式。西方文化里面有很多妥协的模式，有很多通过谈判实现的模式，通过社会契约实现的模式，中国的文化缺乏这种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农业民族，从来不是一个商业民族，我们没有这种谈判和遵守契约的传统。当然不是说不定契约，也是有的，但历来是不尊重的，所以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区别，商业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区别，农业民族要算计自己的土地，算计周围邻居那点地方，中国人过去发家都是这种思路。不像西方民族，老大继承家业，老二、老三、老四去航海、去殖民、去当骑士、去当商人等等，从文化上，中国人缺少扩张性，喜欢内斗，这个也是地理环境决定的，我们西面是高山，交通很不方便，东面是大海，没有什么可去的地方，有点华侨去南洋、东洋，也就这样，没有大块的陆地可以去发展，这个可能跟地缘政治有关。   我个人感觉中国文化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对外的文化张力不够，内斗形成了一种传统，总是想着均贫富，总是想把别人已经得到的财富给分掉，以这个为动力来改朝换代，它不是通过正当的商业竞争来谋取利益、谋取发展，而是把别人的算计成自己的，我个人感觉文化上有缺陷，我说的不全面，这是我的一些观点。   你说的不独立思考，这是我们教育模式决定的，我们的教育就是一条生产线，只许生产标准件，如果你稍微有其它的思想，考试不合格就淘汰掉，永远都预先设定好答案，不会让你有独立的思考，从小就不培养独立思考的人，这是我们教育体制最大的特点，绝不要任何有个性的东西，个性的理念和独立能力实际上是从娃娃抓起的。       陈远：思想多元化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读者：两位老师下午好。我个人理解这本书的标题，“不美”到了现在可能就是价值观的多元化，如果价值观多元化以后会产生一些糟粕的东西，在这个比较困惑、比较迷茫的时代，我们应该怎样去坚持主流价值观。第二个问题，关于统一思想，百家争鸣时的风气，民国时代的整个社会环境内忧外患，加上当时比较包容、比较自由的一些人，可能会产生一些思想，但是建国以后，对人的思想有一种束缚，我看过一些书上写，传承民国思想最好的是台湾，请两位老师给我做一下解答，谢谢。   陈远：首先说这个书名，我书里写的这些人都经历过1949年以后的一段坎坷的时期，大家也都知道是哪个时期，反右、文革，当时很多人问我，书起名叫《在不美的时代里》，不美是什么意思，我说没有什么意思，它就是不美，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它美。具体到价值观，如果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它可能存在主流和支流之分，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我觉得不存在，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思想的主体，你的价值观就是主流的，不应该因为你的价值观跟这个社会有区别、有差异，就觉得自己非主流，人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坚持自己独立的思考，可以有独立的判断。他天天唱红歌，我们也唱红歌，这就不是自己的独立判断，当然如果你心里真正喜欢，你觉得红歌就是美，那没有问题。对于个人来讲，思想多元总体来说是社会进步的体现，哪怕思想是比较偏执的，个人的思想偏执不成为问题，当社会主流的思想出现了偏执，这才是比较可怕的。   第二个问题让我回答的话，我肯定认同百家争鸣，但是历来的执政者都希望统一思想，统一思想才好管理，百家争鸣不好管理，如果大家的想法都是一致的，都穿着绿衣服，迈着正步向前走是很好，但是对于思想的发展来说是一件坏事，我是这样看的。   确实台湾的文化传承比我们好，因为传统文化在我们这边经历了一个彻底的断裂，甚至是破坏，但是这种文化在台湾一直得到了延续。有一个现象，我在微博上也说过，看似是一个小问题，其实是个大问题，就是简繁之争，现在恢复繁体字很困难，因为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这个小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选择的问题。历史学对传统文化有一些看法，这一点我可能跟章老师的观点有出入，首先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不知道大家情况怎么样，我自己读古书会感觉吃力，基本的阅读能力，这是传统文化断裂非常厉害的部分，我们读的能力都没有，何谈理解、何谈传承？台湾这方面就比较好，在小学有国语课，对传统文化有比较系统的教育。   章立凡：这个繁简之争，前几天好像还有一个台湾网友在微博上做调查，有几个选项，一种是恢复繁体字，一种是识繁写简，还有一种是用简体字。我估计废繁体这件事在多少年以后也是要上书的，“书同文，车同轨”，不管怎么说，从文化史上来讲，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里程碑。但现在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中国字，现在到谷歌设定文字的时候会发现，别的国家英文就是英文、日文就是日文，只有我们是简体中文、繁体中文，这造成了全世界华人在使用中文时候的不便。实际是从50年代文字改革开始，因为执政团体本身不太有文化，对繁体字读起来很困难，写起来也很困难，所以才有这么一个决定，可是现在13亿中国人用简体字已经那么多年了，再改回去确实有困难，毕竟文字作为一种传播工具，不是想改就能改的。   我在投票里选的是识繁写简，虽然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只好承认这个既成事实，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这次文字改革将来历史上一定有记载的，我们也承认文字的书写都是由繁琐变简单的，从大篆、小篆到隶属、正体字，确实是这么一个过程发展下来的，但是如此大幅度的把文字从一种变成两种，两种同时使用，这个是5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种现象，是一种无奈。       章立凡：卖国贼和汉奸是有区别的   读者：我想问章立凡老师一个问题，您说从清末民国初年那段时间是地方自治的，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这段时间有没有引进其他国家的方式，比如希腊的城邦制。   章立凡：从传统上讲，所谓国就是一个城，有城墙，这么一个圈，古代的城邦不同于其他地区，就是因为有个城墙，当然这是古代史的一种解读。从社会自治来讲，西方人用的所谓市民社会这个概念，其实和公民社会是一样的，只不过我们往往在讲古代西方史的时候都要用市民社会这个词，用在政治上的时候往往用公民社会这个词，其实这两个东西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市民社会应该建立在一种社会契约的基础上，就是全社会有一个共识，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大家共同遵守，它可能是由某个地方、某个城邦先实行起来，逐渐的这片疆域都实行的话，可能就是国家的起源，但是我们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地方自治往往是以家族主义的方式出现，在古代中国来讲就是乡绅，有一定身份、地位和文化，或者有一点经济实力、有声望的人，他们组成一个自治的管理团体。 在上海开埠以后，李平书就搞了很多这样的东西，比如地方的救火会、商团等等，这些东西在清末的时候都有先例，包括近代史上很有名的商团事变，就是广州的商团和国民党在广州发生冲突，这个商团实际上是一个社会自治团体，包括街坊邻居之间的自治，就是社区的管理、治安、救火组织，包括居民之间的互助，还包括一些慈善，商团事变的特点就是它还有武装，它有枪，必要的时候它要自卫，它还行使警察的功能。我认为商团本身可能是一个怪胎，但它是一个雏形，地方的实力由地方绅士建立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不是以政权的方式出现，但是它确实行使着社会管理的职能，而且它是社会多数人公推产生的，它还有一定民意上的基础，我所观察的是这些。   读者：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 汪精卫 在清末的时候表现的比较血性，后来投降日本，不管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对他都是负面评价，两位采访这些后人对他投降日本有没有另一种角度的解读，两位老师怎么看他投降这个事。   章立凡：汪先生的争论一直比较多，最多的是前一段章诒和一篇文章中对汪精卫的评价。我也注意到， 袁世凯 的后人也希望为袁世凯争取新的评价，我个人的观点是，卖国贼和汉奸是有区别的，卖国贼得有可卖的东西，汉奸是卖自己，卖国贼是有本钱的，有本生意和无本生意还是有区别的。至于袁世凯和汪精卫这样的人物，我过去一直这么看，按当时中国的国情来讲，君主立宪制可能比共和制更适合中国，但是君主立宪不能由袁世凯来做，袁世凯从政治伦理上是站不住的，他从孤儿寡母手里夺天下，做了民国的首任大总统，又反过来废弃共和制，再行帝制，从政治伦理上和道德逻辑上都走不通，这是袁世凯失败的原因，当然袁世凯一直说他有苦衷，他也是为了要救中国，所以他牺牲自己来做皇帝，我也承认君主立宪当时是一个选项，但是袁某人这么做不行。   汪精卫这个问题我也有设身处地想过，我们刚才讲到地方自治的问题，民国在军阀混战时期出现很多保境安民、宣布这个地区是非交战区，为了避免战乱所以宣布中立，尤其是江浙一带富庶的省份，特别爱搞这个。汪精卫这个 南京 临时政府，是避免战乱的一种选择，江浙这些有钱人，除了跑到大后方的，还有大批走不掉的，他们不希望这片富庶地区变成战区，所以他们希望有一个政权出来维持局面，这可能是汪伪政权出现的一些客观原因。   国共内战期间，江浙地区，甚至上海地区也在搞和平运动，也是想避免国共内战打到上海、江苏这样的富庶地区，富人特别怕打仗，这个东西可以是一种选项，但是对于汪精卫这样的人来说，这种选项是不可以的，毕竟还有春秋大义，从大历史角度上，一个人在某一个历史时刻做出的选择正义与否，我想汪精卫是选错了，到目前为止我没法接受对袁世凯大总统和对汪精卫的重新评价，我还是遵循这么多年来对这两个人的基本评价。   陈远：章老师的观点我大体认同，有一点小出入，我觉得历史非常复杂，我们在评价它的时候需要非常谨慎。我在访问过程中没有涉及到这些前辈对汪精卫的评价，我对这段历史倒是很关注，汪精卫的话，个人做这个选择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领袖不可以，这是大义，他可能确实会有他自己的一个考虑，这几年关于这个领域的书也出了一些，我建议你不妨看一看《曹汝霖的回忆录》，但是重新评价确实有待新材料的发现。   对于袁世凯我有一点补充，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参加了几个关于袁世凯的言论会，也有发言。刚才我讲到，中国100年的历史是一个倒着走的历史，君主立宪应该是最好的一个开端，但是它退到共和这一步，我为什么看中袁世凯这一步呢，因为中国几千年来的王朝更迭在袁世凯手上实现了第一次不流血的革命。清廷的诏书使袁世凯政权的取得有其合法性，后来对袁世凯的评价大多数是革命党这一派，我觉得对袁世凯重新评价的时机可以开始，而且可以陆续展开一些讨论，我是这样一个看法。   凤凰网读书：今天读书会差不多到尾声了，今天我们谈论历史，也是在谈活生生的人，不论是历史，还是我们现在的社会或国家，都是由这些具体的人构成的，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多阅读，更多的去了解这段历史。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读书会现场，希望大家今后继续关注凤凰网读书会的活动。谢谢。    

《新苏黎世报》（7月29日）认为，浙江的列车事故”已经在中国成为一级政治事件”，”对于不断制造丑闻、被老百姓称作’铁老大’的铁道部的傲慢，死难者家属、互联网用户、甚至官方媒体都公开地表示愤怒。” 报道说，尽管铁道部3名高级官员被撤，”公众的压力可能会持续下去。近日来，多家媒体对中宣部要求报道严格遵守官方路线的指示不予理会。……” “中国官员骄傲自大的写照” 《日报》（7月28日）评论说，铁道部发言人”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的回答，”精辟地反映了这些日子的政治情绪，没有任何话的作用如此具有破坏性。” “……这句话通过推特和短信息、在中国的博客和互联网流传，成为中国官员骄傲自大的写照：毫不关心人民疾苦，掩盖自己的错误，不惜散布谎言。” 该报写道，”列车事故以及当局在很大程度上令人感到冷冰冰的反应，已经引起关于中国的快速发展模式及其人与环境成本的讨论。深受欢迎的博客和赛车手韩寒以《脱节的国度》为题描绘中国政府和民众之间的鸿沟。女作家章诒和在博客中写道：’我们要真相，我们不再相信眼泪！’她指的是总理温家宝，他在任何灾难地点都是老泪纵横。” 温总理被新闻审查 《世界报》（7月29日）题为”北京领导人向人民的愤怒鞠躬”一文注意到，温家宝前往事故地点”尝试缓解激怒的情绪，现场记者会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然而只有香港凤凰卫视允许现场直播。” 该报写道，”中国的电视台没有获得宣传部门的许可，这就给想在温州政治刹车的总理之出场投下值得注意的光束。似乎在北京的核心领导层，并非所有人都认为他的做法是好主意。这位总理以往在外国提到政治改革的必要性时，总是在国内受到政治局的顽固派紧急掣肘。 “这一次的效果同样如此，中央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将他视察现场的报道放在第二位，排在一个内容空洞的收获水稻的新闻之后，对温家宝的道歉也没有报道。这就再明确不过地表明，北京的领导人不需要面对人民为自己辩解。” 报道认为，温家宝在温州强调”安全第一”，并且许诺”快速、公开、透明地调查”、对腐败问题”豪不手软”，”可以缓和愤怒的互联网用户群体，至少暂时缓和。” “新生的网络权力” 该报指出：”今天在中国将近5亿人可以上网交流，1.95亿人有自己的微博帐号，他们是新生的网络权力，并且让北京感觉得到。互联网成为对立的公众。博友们报道120个死者家属的游行，他们谴责铁路当局的失败和掩饰。 数百万人愤怒地发表评论……，由于互联网的压力，铁道部门不得不将掩埋的车厢挖出来以供调查。” 编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自或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睡美人条款”及其他 （微言集之八。7.26.-8.1.） 贺卫方 【呼吁启动人大特别委员会】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我与学界四友曾呼吁启动宪法71条特别委员会，但泥牛入海。温州特大事故震撼人心，铁道部自家调查难以服众，动车与高铁之发展速度及技术可靠程度令人忧虑。再次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事故本身及上述事项进行调查听证，以答国人。   【全国人大岂能不作为】宪法规定特别调查委员会制度已历30年，全国人大居然从未启动过一次此程序，宪法71条遂成“睡美人条款”。特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常规形式，是其责无旁贷的义务。去年2月，美国国会对丰田汽车召回进行听证，我官媒称“美国国会拷问丰田安全”，谁来拷问自家高铁安全？   按全国人大议事规则，启动条件严苛，须由主席团、三个代表团或全体代表之十分之一才可提议。// @章诒和 ：这事必须直接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所有副委员长和秘书长。要求按宪法７１条，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如果全国人大从来没这样做过，就逼它做！我们已无退路，“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另一通道】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会议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常务委员会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且根据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作出相应的决议。”这意味着人大全体会议闭会期间仍可以组织调查委员会。议案提出者可以是国务院等机构，也可以是常委会十名以上委员。   【发现十名法律出身的常委会委员】石泰峰法学教授，乔晓阳立法专家，李连宁法学专家，陈斯喜立法专家，范徐丽泰立法专家，郎胜立法专家，胡康生立法专家，信春鹰法学教授，姜兴长前大法官，徐显明法学教授，十位。// @贺卫方 ：回复 @光哲 :我看到好几位委员是法律出身。 // @光哲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161名委员： http://t.cn/htTfqU   【不为别的】只是希望这些卓越的法律家有所作为。不过我也理解他们不容易。原谅我把各位大名点出，不是逼宫，只是无奈耳。   【雷颐先生提出问题】 @雷颐 ：分析事故原因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但有一个问题可立即回答：拆毁、掩埋机车车头、挪开车身的决定是谁做出的？从此刻起，我们首先要求有关方面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告诉我们，是谁做出这个决定的？！同意者请转、顶此贴。   【转发雷颐】非常赞成雷颐先生的这个呼吁。看了温总理记者会，很遗憾没有记者在现场向温和铁道部部长追问这个问题，尽管国内记者这一次的表现已经小有改善。另，温总理患病住院十一天，记者也应追问他得了什么病，何以此前不公布？还有其他常委为什么也都没有到现场，却让大病初愈的温总一个人忙活。   【搜狐调查】截止28日夜23时，参与1580人？你注意到贺卫方关于特别调查委员会的呼吁么？回答是者占93.8%；不相信铁道部结论者占96%；认为人大有必要启动特委会调查此事故者近95%；人大不予回应的原因，答有其他苦衷近57%，答贺卫方不值一顾者近35%，选不值得动用人大7%。   @逸君V ：【赵普曝央视记者欲调查温州动车事故受阻】事发后，央视派出几路记者数人直播，当进一步调查真相给大家释疑的时候，却有想不到的困难！下面是当时记者发我的话。 ﹣对不起，我也好内疚，这次的采访我心力交瘁。我和现场进在咫尺却不能近身一步，和警察几乎肢体冲突。好多说不出的恶心，失望。   【间接证据】阻止记者调查，甚至动用警力，难免人们猜想：如果官方说的就是真相，何必对记者——并且还是最便于控制的央视记者——如此防范？坦率地说，铁道部在这次重大事故发生后所作所为，如掩埋车头、拆解车体等，都令人想到某种人做事后的惯常行为：破坏现场、毁尸灭迹、增加破案难度。   【仅公布名单还不够】昨天国务院调查组总算公布了成员名单。其中铁道部官员赫然在列，他们本应回避，任何人都不得做跟自己利益相关事项的裁判者，此乃程序正义的第一要求。此外，调查组要受监督，须程序公开。建议关键听证过程电视直播，将各种证据和专家不同意见展现在公众面前，也减轻决策者压力。   【不成啊，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陈世美调查秦香莲案件】秦香莲控告，包拯在状子上大笔一挥：请陈世美同志查处。这种做法居然在21世纪大行其道，没有任何程序正义的概念，可胜浩叹。铁道部必须回避，所有委员都须保持高度中立和独立（若国内专家不足，也可请海外专家），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决策必须严谨论证，还死者以正义！   【王梦恕不宜担任调查组成员】法官自己首先要清白！// @张宏杰 ：王梦恕成了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我记得关于他的新闻有三条:一是他怒斥那个宣称不敢坐高铁的工程师，说他是伪专家。二是他说中国高铁绝对安全，能保证“后面不追尾，前面不撞车”。三是动车出轨后，他马上说可能是司机疲劳驾驶。现在应调查他，怎么由他来调查这个事故？   【孙乐呼吁启动特委会】动车事故已发生近一周，对事故的原因调查、救援、赔偿等工作虽在开展，但却受到人们方方面面的质疑。对此，贺卫方教授接连呼吁全国人大紧急设立特别委员会，对温州动车追尾事故本身及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听证。我们附议，呼吁由全国人大启动特别调查程序。（全文发表于《经济观察报》）   【门槛比墙高】《新京报》28日发表采访宪法学老教授许崇德文章，许称特委会“不能轻易启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给启动特定问题调查设置一定门槛是必要的。”我的天，从1954到1975年，从1982到2011年，前后52年从不启动，这门槛也高得太邪门了吧？要发生怎样的事才启动？！   【中国日报：Professor calls for independent probe】He Weifang, a law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called o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the country’s top legislature, to rise to the occasion and establish a special committee for the investigation.   【请王梦恕院士退出调查组】查网络信息，国务院调查组专家组副组长王梦恕院士本是隧道及地下工程专家，自专业角度而言，与本次交通重大事故无任何关联，不知何故能够担任专家组副组长。况且此前王院士为高铁颇多鼓噪，令人怀疑是否有利益关联。为洁身自好计，请王院士退出本次事故调查组。   【马勇先生认为王梦恕只是退出还不够】 @旁观者马勇 ：贺卫方教授呼吁王梦恕院士主动退出调查组，我在支持的同时表示还应该追究这位王院士之前的言责。我是希望通过这种追究建立一个良性的体制，读书人要有起码的良心再发言。政治史上有句名言是“总统是靠不住的”，意思就是一般百姓无法辨别真伪是非曲直，读书人要发言就应该引导民众抱有一种必要的怀疑。   【赞成马勇先生主张】马勇先生说得好！王梦恕院士所研究领域不能让他有确保动车安全的话语资格，但他却信誓旦旦地打包票，说中国高铁和动车在控制系统、信号系统很成功，前不可撞车，后绝不追尾。这明显是利用其院士光环越界发言，蒙蔽公众。事故后，未见其表达最起码歉意，却摇身一变，成了调查组成员。岂非咄咄怪事！   【凤凰卫视报道范徐丽泰动态】 @凤凰卫视雷宇 ：人大常委范徐麗泰表示反映香港人意見，已經於上星期六去信人大副委員長李建國，要求人大常委會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范徐麗泰表示，人大常委會非常關心溫州動車事故，希望國務院能公開有關調查報告，並提交常委會審議，常委會在審議後再決定如何跟進   【继续关注】是啊，总该有点反响。范徐丽泰称人大常委会非常关注云云，是否属于人大常委会官方表态尚不得而知，人大常委会审议结果如不满意，会启动特别调查委员会么？无论如何，大陆这边的委员们一声不吭实在令人失望。